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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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憋出一句话：“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
罗复仁赔笑着说：“臣家穷，只能将就了。”
朱元璋过意不去的说：“你这么有学问的人怎能住这样的房子。”便赐给他一所大宅院。
罗复仁算是清贫了，但毕竟他的官位不高，还有比他厉害的。
在六部中，以吏部（人事部）的地位最为重要，吏部尚书（部长）吴琳为官清廉，后退休回家，朱元璋派使者去打探他的近况，使者到吴琳家乡，考虑到他当过大官，应该有很大的房子，便去寻找。但转了一圈，没有见到什么大房子，他便在路边找到一个正在插秧的老农，问道：“请问吴尚书住在哪里啊？”
谁知那老农抬头对他说：“我就是吴琳，有啥事儿？”
使者十分感动，便将此事回报朱元璋，朱元璋听后也十分感慨。
这些人无疑都是优秀典型，但有他们这样高的道德修养的人实在不多。
除去工资制度外，明朝时候的休假制度也有必要介绍一下，让我们看看古人的假期都是怎么休的。
先说老祖宗汉朝吧，他们实行的是五天一休制，也就是干五天休息一天，可不是休息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而是轮到哪天休哪天，这一天还有个名字叫“休沐”，在这一天，官员们可以回家，这样看来汉朝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隋唐时期，改成了十天休息一次，称成“旬休”，好像待遇比汉朝差了不少，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在隋唐时期，已经有了今天黄金周的概念，他们每逢新年、冬至会休息七天。这七天时间是带薪假期。除此之外，能想得出来的理由也可以休假，除了我们日常的端午、中秋、重阳外，还有皇帝的生日（由于皇帝经常变，所以这一个假期也经常变），让人吃惊的是连如来佛祖的生日、老子的生日，孔子的生日也都放假，估计当年要是基督教传播广泛，上帝的生日也要算在里面。
宋朝待遇稍微差点，但是一年假期还是有个几十天的。
到了元朝，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元朝统治者看来，生命在于运动，工作就是休息，什么旬休，大休都没有了，大家以工作为重，一年只有十几天休息。
终于位置传到了朱元璋的手里，这位仁兄的工作精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他认为，给你们发工资，让你们管事已经很优待了，当年老子连饭都吃不饱，还休息？
有的官员提出要恢复前朝的休假制度，被朱元璋驳了回去，然后朱元璋规定了休假的制度，倒还真是简单易行，一年休息三天！分别是过年、冬至、本人朱元璋的生日。
还想休几十天，小子们还没睡醒吧！
但实际实施后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两地分居问题，子女教育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都无法解决，于是后来规定从12月起放寒假，为期一个月，才算解决了部分问题。
如前所述，由于这些制度的规定，朱元璋和官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违反朱元璋的这些法典，而朱元璋也不会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这些矛盾累积到一定时候，就会爆发。
一幕历史剧就此开演。
第十八章 扫除一切腐败者
【朱元璋肃贪】
在所有的恶行中，朱元璋最憎恶贪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每当他想起那本该发给自己父母的赈灾粮食被官吏贪污，导致父母饿死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咬牙切齿，这些人个个该杀！
他要创造一个真正纯净的王朝，一个官员们人人清廉、百姓安居乐业的王朝。所以他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
可是梦想不一定会成为现实。
洪武二年，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感情的话：“从前我当老百姓时，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恨透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朱元璋是说到做到的，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
即使在开国之初，60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数目，这个命令显示了朱元璋肃贪的决心。
为了增加震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
自唐宋以来，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多有不同，但县衙的布局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门、戒石、鼓楼、二门这些结构，但在明朝却在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此土地祠切不可晚上去看，着实吓人。
这个土地祠是干什么用的呢，不要吃惊，这个地方是剥皮用的，剥的就是人皮。
原来朱元璋命令官员贪污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公座之旁，供众人参观。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威慑贪官的。
较早享受到这一高级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立有大功，被封为永嘉候（侯爵），镇守广州，可谓位高权重。但此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骄狂。
当时的番禺县（今广州番禺区）县令叫道同，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由于执法严厉，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发生了矛盾。这些土豪吃了亏又拿道同没办法，便拉拢朱亮祖，希望他为自己出头。头脑简单的朱亮祖收了好处，居然就答应了。
此后，朱亮祖多次与道同发生矛盾，干涉道同的正常执法，还派黑社会暗中设伏，打了道同一顿。但道同并未屈服，与朱亮祖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双方矛盾一步步升级，终于达到顶点。道同抓住了恶霸罗氏兄弟，朱亮祖竟敢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给抢了出来。并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同一大堆罪状。
道同终于忍无可忍，也随后向皇帝递送奏章说明情况，但他忘记了朱亮祖有他不具备的优势——快马。
道同派人送奏章的马是驿站的马，而朱亮祖使用的是军马，朱亮祖也料到道同会告状，于是他派人挑最好的马，飞快的赶到京城，狠狠地告了道同一状。朱元璋是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一看了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同。
就在朱元璋发出命令后不久，道同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连忙派人去追，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朱亮祖就这样杀掉了道同。
道同为官清廉，家里没有钱，他死前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母亲无人供养，便委托好友赡养他的母亲，然后从容就死。
他被杀时，无数百姓前来送行。
公道自在人心。
朱亮祖得意洋洋，自己终于斗倒了道同，他和那些土豪恶霸可以高枕无忧了。
话虽如此，但朱亮祖仍然有些不安，他跟随朱元璋打过仗，深知此人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性格。不过道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知县，而自己却是开国大将，御封侯爵，想来朱元璋不会为了一个芝麻官对自己下手的。
朱亮祖的估计似乎是对的，过了一段时间，始终未见朱元璋有何反应，他终于安心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大理寺的官员手持朱元璋的手谕来抓他时，朱亮祖才会那样的吃惊。他虽然手下有兵，却还没有神经错乱到敢于朱元璋对抗。他十分老实的把自己的兵权交出，和大理寺的官员一起前往京城请罪。
然而大理寺的官员并不急于上路，却询问他：“你的儿子朱暹呢？”
这下朱亮祖惊呆了，他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因为朱元璋的人生哲学正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一路上，朱亮祖还存有幻想，他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只不过杀了一个知县，朱元璋最多是责罚一下他而已，并不会杀他。
但现实和想象总是有差距的。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了朱亮祖。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暹就这样被活活鞭死。
“鞭死”二字，细细品位，实在让人胆寒。
杀掉朱亮祖和朱暹后，朱元璋下令将参与此事的恶霸全部杀死。他念及朱亮祖有功，给他留了全尸，但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朱暹等人的皮都被剥了下来，悬挂在闹市，供众人参观，以为后世警戒。
朱元璋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让很多官员胆战心惊。而朱亮祖也在无意中创造了一个记录：他是第一个被当廷打死的大臣。
不过他并不是最后一个。此后，当廷打死大臣这一明朝独特的现象就此延续了下去。终明一朝，很多直言大臣都被这种极端的刑罚打掉了性命。
此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但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强，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
与这种群众检举揭发相比，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是他的耳目，也就是我们上面介绍过的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而朱元璋也拿出了玩命的精神，即使情报送到京城已经是半夜，他也会立刻起床接见。
甚至有的贪官今天刚收红包，第二天就会有纪检官员来找他，并将他抓回论罪。其效率不可谓不高。
朱元璋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也全力配合，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然而情况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朱元璋制定了法律，规定当时的刑罚限于笞、杖、徒、流、死五种，从字面上也很容易理解这五种刑罚，客观来说，在封建社会这些刑罚并不算重。这也是朱元璋考虑到前朝的刑罚过重而做出的一种改进。
但朱元璋并不是个按规矩出牌的人，在对付贪官污吏和反对他的大臣上，他用的绝不是这几招。
在他实施的刑罚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如果行刑的人技术好，那受刑者就要受苦了，据说最高纪录是割三千多刀，把肉都割完了人还没死。
除此外，还有所谓抽肠（顾名思义）、刷洗（用开水浇人，然后用铁刷子刷）、秤杆（用铁钩把人吊起风干）、阉割、挖膝盖等等。
然而在这些令人生畏的死亡艺术前，官员们仍然前腐后继，活像一群敢死队，成群结队地走到朱元璋的刑具下。
自明朝开国以来，贪污不断，朱元璋杀不尽杀，据统计，因贪污受贿被杀死的官员有几万人，到洪武十九年（1386），全国十三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在当时当官未必是件好事，能平平安安的活到退休就已经很不错了，完全可以自豪的说一声阿弥陀佛。
朱元璋十分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人饱读诗书，以所谓“朝闻道，夕可死”为人生信条，却在当官之后成了“朝获派，夕腐败”。
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但怎么对付这些人他是清楚的，杀！
可是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眼了，于是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有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六十两为限，全部杀掉！”
可就是这样也没能止住，官员反倒是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该年同批发榜派官三百六十四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六人。
似乎这个数字并不多，别急，后面还有：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三百五十八人。
大家明白了吧，这三百多人一个没漏，再说说这个戴死罪、徒流罪。
什么叫戴死罪、徒流罪办事呢，这可是明朝的一个奇特景观。很多犯罪的人过堂，上到衙门才发现当官的也戴着镣铐，和自己一模一样，后面还有人监视。除了衣服是官服，活脱脱就是个犯人。
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戴死罪、徒流罪办事的制度，具体操作方法是，官员犯法，判了死罪，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的把受罚官员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到各个衙门去处理公务。
想死？便宜了你，活还没干完呢！
结果是被判了死罪的官员给下面跪着的犯人判死罪，然后自己再到朱元璋那里去领死。
活干完了，要杀要剐您看着办吧。
该杀的杀掉，该徒刑、流放的也执行吧，别再折腾了。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但效果并不是太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大凡在封建朝代开国时期，官吏是比较廉洁的，而洪武年间出现如此大范围的官员因贪污被杀，是很不正常的。
应该说，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官员贪污的主因固然是他们自己不法行为，但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十九章 冤案
我们下面要讲述的两个案件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这就是被称为洪武四大案中的空印案和郭桓案。
【空印案】
应该说这确实是一个冤案，然而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实在罕见。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根据《刑法志》记载，此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1382），但根据此案当事人的记载，真实发案时间是在洪武九年（1376），目前这一问题尚未得到确认，本文采用洪武九年的说法。
案件的缘由是这样的，明朝规定，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能完成。如果对不上，即使只是一个数字，账目就必须重新填造，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重修账册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
这个规定在现在看来似乎不难执行，但在当时可就难了。
要知道，当时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各府各县必须派使者带着账册去京城。这些使者的首要条件是身体好，因为这一路上是很辛苦的，没有汽车火车让你坐，你得骑马、坐船、再骑马，某些时候你可能还要搞些登山运动。
比如你是广西某地的官员，要想到京城，最快也得一两个月。就算你年初一就出发，到京城起码也是早春三月了。满头大汗跑去户部，一核对，错了一个数字。
行了，啥也别说了，兄弟你打马回去吧，我等你。
于是又是一路狂奔，先骑马，再坐船，回去改了账册，盖了公章。我去也！
这就是四个月过去了，转眼已是夏天，赶到京城，又见面了。
兄弟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好久了，接着来吧。
这位运气不好，核对后发现还是有地方错了，啥也别说了，还是回去吧，下次过来记得穿多点衣服啊，这边冬天冷！
于是又赶回去，赶回来，这回核对上了，可差不多快到第二年了，你也别回去了，在这过年吧，计划又该重新做了。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总怎么折腾，谁也受不了。经过分析，官员们发现，关键问题在于盖印这个环节，因为纸笔都是现成的，账册错了改就是了，但印是不能让你带的，你把印拿走了，官老爷总不能拿萝卜刻印盖公文吧。当时在街头私刻公章的生意还是没几个人敢做的，于是他们灵机一动，带上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印信的空白文册不就行了吗？
就这样，带空印文册成了当时一条不成为的规定，朝廷上下都知道，除了一个人例外。
很不幸的是，这个人正是朱元璋。
洪武九年，朱元璋突然发现了这个所谓的秘密，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官员们竟然敢搞这些名堂！
他震怒了，他认为自己做了一回冤大头，于是他派遣官员对此事进行了详尽的调查。
按说只要一调查，这个问题是不难解释的，其实即使是他派去调查的官员也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事情的缘由大家都知道，可就是没有人说。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滑稽场景，问话的官员也知道，回答的官员也知道，只有朱元璋不知道。
这个现象不难解释——官员们害怕。
如果上书辩解，很有可能被认为是同党或者包庇，这个黑锅谁背得起。
就在此时，一个勇敢的人站了出来，值得敬佩的是，他并不是在职官员，而只是一个平凡的生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只是一个老百姓。
【郑士利的直言】
这个人叫郑士利，他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靠山，只是凭借自己的勇气，只是为了说出真相。
他利用当时平民可以直接上书的渠道给朱元璋写了一封很长的书信，这封书信在历史上也很有名，在书信中郑士利明确指出：空印文册所用的是骑缝印，并不是一纸一印，而钱粮数字不同，必须一一核对，所以很难确定。说明了空印出现的原因。
其实郑士利不但敢于直言，也是个聪明人，他估计到朱元璋可能羞于认错，便在文章的最后，为朱元璋开脱，写道：其实您也是为了老百姓好，您是怕贪官污吏借机挪用这些空印纸，用来危害老百姓（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您也是为了百姓好啊。
照郑士利的意思那就是：皇帝大人您也没错，大臣们也没错，当然小人我也没错，大家都没错，误会，误会啊！
朱元璋给他的赏赐是送去劳改。
因为郑士利把朱元璋看得过于简单了，朱元璋并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他也不是不肯认错的人。其实从他的无数耳目那里，他是很容易得知事实真相的。如果他连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的话，明朝的天下就不会姓朱了。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处罚这些官员呢？
真正的原因在他的心里。
朱元璋从来就不信任那些官员们，这与他从小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深刻了解这些官员们营私舞弊的本事，在他看来，这些人是靠不住的，即使现在这些官员们为他干活。
综合各方面分析，空印案之所以给朱元璋如此大的触动，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官员们轻视他的权力，居然敢于不向他请示就私下擅自盖印。这是藐视他的权威。
真是好大的狗胆！居然为了偷懒就私用权力，今天你们不经过我的允许，把印盖在文书上，要是容了你们，明天就会把印盖到我的头上！不整治你们一下是不行了。
郑士利被罚作苦工了，作为一个平凡的人，他没有机会见识皇家的威严，没有福气享受当官的荣耀，他一无所有，却凭借自己的勇气完成了他个人的壮举。由于他的英勇行为，这位即非皇亲国戚也非名臣将相的普通人被记入了明史。
在属于他的《明史·郑士利传》上，我们看到的是勇气。
这样的人是不会被我们遗忘的。
相对于那些空印案中获罪的官员们，郑士利还是幸运的。
既然案件已经定性，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处罚了，问题在于几乎全国所有的府县都存在空印现象，总不能把所有的府县官员都杀掉吧。
这又是一个难题，但在朱元璋那里，似乎没有他解不开的题目。
他总能做出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旁人认为他绝不可能把涉案的所有官员都杀掉，但他真的就这样做了。
官员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天涯还是海角，山地还是平原，所处的环境繁华或是荒芜，你们的待遇都是一样一样的。
在我们宣布处罚结果之前，先说一下当时全国的行政结构，全国共有十三个省，一百四十多个府，一千多个县，这些省府县的官员很多都与空印案有关。
处罚如下：主印官员全部杀掉，副手打一百杖充军。除此之外，连各省按察使司的言官也多有获罪者，理由是监管不力。
这是名副其实的一扫光，平时都争谁官大，这下倒好，干个副职还能去当兵，正职就得掉脑袋了，真是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在这次空印案中很多素有清廉之名的好官也被杀掉了，最有名的就是千古忠臣方孝孺他爹方克勤，这位仁兄在山东济宁干知府，为政清廉，平时肉都舍不得多吃，衣服上满是补丁，就因为他是主印官，糊里糊涂的没了脑袋。
但要说明的是，空印案中所杀官员的数目是有争议的，有些史料记载死者上万人，这应该是不准确的，因为朱元璋处理的只是掌印的官员，对副职他并未杀掉，朱元璋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杀人狂，他是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的。杀光官员这种蠢事，他不会干的。
综合分析空印案，可以看出，此案和肃贪其实并无太大关系。官员们由于工作上的便利采取的一种变通手法，演变成了一件大案。而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且有人上书说明真相的情况下，朱元璋还接着处理此案，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朱元璋的行为大概可以用《说唐》里秦叔宝进牢房时，衙役喊的一句话来解释：“进得牢来，先打你一百杀威棍，看你老不老实！”
这杀威棍真是狠啊。
空印案的规模和排场在洪武四大案中只能算是小弟弟，下面这个案件才算是大哥级别的，那才是真正的所到之处，一扫而空。
【郭桓案】
此案与上一案件不同，其中确实存在着贪污问题，但牵涉之广，影响之大在贪污案件中确属罕见，而此案中也确实存在着某些很多疑点。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吏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合谋贪污，在朱元璋的编的《大浩》中，详细列举了郭桓贪污的方式和数量，看了实在让人触目惊心。我们有必要列举一下（请仔细看，疑点就在其中），其贪污行为包括：
1、郭桓私分了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钱粮朱元璋没有收到，全被郭桓私自吞掉了。
2、郭桓私分了浙西的秋粮，具体数字是这样的，当年浙西的钱粮是450万石，郭桓只交给了朱元璋200多万担，其余的他自己私分了。
3、郭桓等人在征收赋税的时候，巧立名目，创造性的征收多种赋税：包括水脚钱、车脚钱、口食钱、库子钱、蒲篓钱、竹篓钱、神佛钱等。
最后算出总账，他和同党一共贪污了2400多万石粮食。
这么看来，郭桓确实是胆大妄为，他勾结其他官吏贪污腐败，朱元璋也并没有放过他的同党。那么郭桓的同党是谁呢，经过朱元璋的追查，六部的大多数官员都成为了郭桓的同党！
他们包括礼部（礼法）尚书赵瑁、刑部（司法部）尚书王惠迪、兵部（国防部）侍郎王志、工部（建设部）侍郎麦至德等。请注意，这个名单很长，据《刑法志》记载，当时六部除上面所列高级官员外，所有侍郎（副部长）以下官员都被干掉了。
这也就是说当时的六部，每个部除了尚书（部长）一人，侍郎（副部长）两人（上文已列出者除外），所有的办事官员都被杀掉了。当时的部长真的成了光杆司令，官员们陷入了恐惧之中，见面的第一句话应该就是“你们今天死了几个？”其实到后来这个问题也不用回答，因为一个部里最多只剩下三个人。
这是中央官员，还有地方的经办官员，粮食是由省里送来的，往下查，就是各个府县，府县再往下，就是那些所谓的富户、粮长。这些人也大多被杀掉。
此案一共杀掉了三万余人，结果是“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算得上是把朝廷上下一扫而空了。
这样看来，我们不得不佩服在郭桓案件中幸存下来的官员，真不容易啊，怎么把你们给漏了呢？
【案发现场的疑点】
在讲述历史事件的同时，我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历史学的分析方法，当然，还是用我的方式。
对郭桓案件的分析，我们会采用一种类似于破案的方法，相信大家会感兴趣的。
下面就请大家拿起自己的烟斗，开始对案发现场的勘查吧。
以上所列就是史料的记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案发现场，请大家注意，并非所有史料都是可信的，在这些资料中，互相矛盾的并不少，就如同凶案现场会出现很多将你引入歧途的线索一样。
但只要你认真分析，是可以找出真相的。
其实历史学家们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从这些互相矛盾的资料中找到真相。这里再提供一件重要的破案工具，也是历史学上很重要的原理之一，那就是大家看史料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写书人的背景，因为这也或多或少决定了该书的倾向。相信如果不是自虐，写书骂自己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吧。
我们就把这个案件的史料让大家来分析，这里就是案发现场，你能从中看出有哪些疑点吗？
如果你还在思考，那就先不要看我的结论。
下面是我自己的分析，只供大家参考。
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疑点：
1、贪污的数目应该有一定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要知道当时明朝一年的收入也只有2400多万石粮食，在朱元璋刚刚处理完胡惟庸，且已经设立了锦衣卫的情况下，郭桓不过一个侍郎，何来包天大胆敢如此妄为，贪污的数量居然赶得上明朝一年的收入？
而且我们先前已经介绍过，当时肃贪力度之大，贪官闻风而逃，即使身在穷乡僻壤，白天贪污，晚上就被告发，郭桓等人就在朱元璋眼皮底下，每天无数的密探来来往往，他老兄居然还敢私吞几个省的公粮！朱元璋自废除丞相之后，很多小事他也会亲自处理，如果有几百万石粮食不入库，朱元璋早就跳起来骂人了，何必等到御史告发？
2、我们看看历史上著名的贪污案，就会发现其实贪污这种事情，一般都是人越少越好，既安全，分的钱也多。郭桓不过是个户部侍郎，要贪污粮食怎么会和礼部、刑部、兵部、工部、吏部的人一起合作，莫非他是觉得知道他贪污的人太少，想给自己打个广告？不管怎样，郭桓也算是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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