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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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广缙派到长沙的官员有两名，一位是广西提督福兴，另一位是广东高廉道沈棣辉。
　　福兴从衡州走到湘潭，走了七天，从湘潭走到坪塘，又走了五天，速度比乌龟快不了多少。
　　张亮基听说他们要来，连忙派人给他们送信，强调西路的龙回潭最为险要，请他们火速率所部驻扎。他又考虑到新部队刚到，不熟悉地势，命令知府朱启仁率领潮勇，先行筑营等待。
　　福兴收到巡抚的信函，既不回信，也不照办。向荣在西岸驻军稍久，也发现龙回潭对于阻遏太平军，是首当其冲，不由后悔自己先前不该与张巡抚闹意见，误了军机大事。
　　恰在这时，徐广缙命令和春将指挥权移交向荣，向荣身负重责，也强调必须进军黄泥冈的游鱼觜扎营，才能堵住太平军。这里所说的黄泥冈游鱼觜，就是龙回潭的别名。但是，向荣悔悟太迟，这时已无兵可分了。
　　太平军在清军调防部署之前，已经动用民船，架起两座浮桥，跨越湘江两岸，往来渡兵。
　　11月29日，太平军再次在魁星楼引爆地雷，炸塌八丈长的一段城墙。善化人瞿腾龙率领一批死士挡住缺口，太平军又撤了回去。
　　瞿腾龙原是清军的一名千总，1851年奉调奔赴广西，在永安和桂林等地与太平军作战，升为副将。然后尾随太平军来到家乡，与邓绍良一同统领巡城的清军。
　　同一天，洪秀全为了鼓舞士气，在长沙造出天王玉玺，假称是上天赐予，借以巩固自己的神权。
　　这时候，徐广缙刚到湘潭，幕僚们建议他带兵北进，与长沙的守军前后夹攻，消灭太平军。另一些幕僚则为总督寻找不出兵的借口，说什么赛尚阿在长沙城，总督不宜逼他出战。于是，徐广缙只是派遣前军将领福兴领兵驻扎在蕲家河，不再前进。
　　江忠源对清军的现状十分恼火，为了说服上峰采纳他的军事部署，亲自赶赴湘潭，力请徐广缙下令对太平军合围，却没能说服这位胆小的总督。
　　太平军攻打长沙时，距长沙约一百里的浏阳和湖北东南角上的通城，都有会党趁机起事。这两个县都与湖南的平江接壤。平江知县林源恩把他的辖地管理得如死水一潭。他下令盘查行人，防守关隘，会党无法活动。
　　江忠源认为这位四川达州人是个军事人才，便向清廷保奏，赐给他知州官衔。江忠源还写信告知他的书生朋友，说林源恩可以带兵打仗。
　　太平军对长沙的攻击，是这支军队举义以来历时最久的一次攻坚战，前后进行了两个多月。而江忠源的楚军，则是第二次参与省会城市的防守。太平军如此下大力攻打长沙，显然是为了复仇，而江家军不遗余力地保卫长沙，则是为了守住家乡的省会，双方各有一种拼死的动力。
　　但是，就太平军要实现的大目标而言，占领长沙，毕竟并不具有战略的意义。他们在半年前放弃了对广西省城的围攻，就是为了挥师北上。现在放弃湖南的省城，绕道继续北上，应该是较为明智的选择。事实上，他们已经在长沙城下浪费了宝贵的两个多月时间，使清廷得以从各地调集兵力防堵他们北上的道路。
　　洪秀全为了实现太平军推翻清廷的战略目标，决定结束对长沙长达八十一天的围攻。他的起义军经不起旷日持久攻城的消耗。
　　在此之前，巴陵人晏仲武来到长沙，请求太平军进军岳州。晏仲武曾到广西参加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回湖南之后，组织亲族和附近农民，手执黄旗，头系红巾，自称东王，活动在长沙以北的新墙河一带。他告诉洪秀全，他的部队可以在岳州接应太平军。
　　11月30日，有一名自称姓刘的太平军，投到江忠源的营中，说太平军正在对准天心阁挖掘地道。向荣连忙写信给张巡抚，叮嘱城内守军严加戒备。接着发现那名姓刘的太平军不见了，四处搜索不得，才知道他是太平军的谍报人员，故意来谎报军情的。
　　当夜二更，长沙城南起火，空中刮起一股旋风，挟带几点急雨而过。洪秀全一声令下，太平军从长沙撤围，从浮桥渡过湘江，向西推进。他们取道龙回潭，奔赴宁乡。为了迷惑清军，又派出小股部队向南行进。　。　想看书来

1852年（咸丰二年）（17）
向荣果然中计，以为太平军向湘潭挺进，连夜传令，命令东岸清军全部开往湘潭。和春接到军令，与江忠源的楚军一起向南追赶，不知太平军大部队已经开往宁乡。
　　21
　　太平军从长沙城下撤退，组织得井井有条，悄无声息，长沙城的守军毫无察觉。
　　12月1日清晨，长沙城上的军士了望太平军军营，觉察不到任何动静，怀疑其中已经没人了。有人大叫：“贼军撤走了！”将帅闻报，个个惊愕，狐疑而又惧怕，还不敢相互道贺。下级官吏和士民则互相庆贺，评功摆劳，并不关心太平军往哪里去了。
　　总督和巡抚都在揣摩太平军的去向。徐广缙得到情报，说太平军去了宁乡，于是派兵防守湘乡。这样一折腾，太平军得以集合队伍，一队接着一队，从容不迫地行军，途中没有遇到任何阻拦。
　　这时候，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和春的部队被买通了，放走了太平军。”又有人说：“不对呀。如果太平军不怕官军，怎么会向官军行贿呢？”
　　长沙解围后，清廷将左宗棠委任为知县，并给了他五品同知的官衔。邓绍良由都司升为总兵。
　　黄冕由于守城助饷有功，清廷恢复了他原来的七品官职。此后，他主持长沙火药局，在城隍庙内铸造火炮，制造火药。他设计制造了一种“劈山炮”，经试射，射程和杀伤力都超过了以往的各种火炮。这是后话。
　　12月2日，太平军攻占益阳，夺得几千艘民船，驶出临资口。他们没想到这地方已有防备，水道里刚刚扎下了木栅，并有石块填塞，舟船无法通过。
　　杨秀清分派兵力从陆路奔赴湘阴，三十岁的乾州人杨载福率领绿营兵在这里防守。他从小练习骑射，精于技击，三年前参与镇压李沅发起义，得以戴上蓝翎。现在，他又打算与太平军恶战一场。
　　但是，太平军又被水道挡住了去路，无法攻打湘阴。于是，洪秀全下了决心，命令全军拔除临资河上的木栅，乘船进入洞庭湖，渡湖攻打岳州。杨秀清命令林凤翔、李开芳率部打先锋，攻击岳州，进军湖北汉阳。
　　湖北巡抚常大淳已派湖北提督博勒恭武领兵在岳州驻守，并令四十一岁的巴陵绅士吴士迈招募一千多名渔勇，分别防守进入洞庭湖的各个港口。吴士迈从此进入湘军将领的行列。
　　吴士迈没有想到，他在防守岳州的这次作战部署中，为太平军创立水师提供了大量船只。
　　吴士迈招募水军，遭到晏仲武起义军的阻挠，但仍然有人应募。他让渔勇驾着五百只渔船，驶到土星港，把渔船首尾连接，拦在水面阻截太平军的船队。这样一来，五千艘商船和民船无法通过，羁留在这里。
　　向荣在太平军抵达宁乡后，才命令西岸各路清军追赶，他自己于12月5日拔营起行，尾随太平军到达益阳。前队参将纪冠军是一员勇将，被太平军斩杀。
　　12月13日，太平军前锋攻占岳州。带领八百名军士驻守岳州的博勒恭武和道员王东槐，在三天前就撤走了，府县官员也全部逃走。吴士迈所募的渔勇遭到晏仲武的瓦解，也未战而溃败。
　　晏仲武的部队却扩充到了两千多人，不断袭击驻防清军。
　　太平军一到，清军征用的五百只渔船就散走了，太平军把两岸的人和船全部羁押，补充到部队里，军势骤然雄壮。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清军不仅不战而逃，而且先前在岳州所设的防御，不但没给自身的防御带来任何好处，反而给太平军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太平军的声势大增。
　　早在洪秀全到达全州时，这位太平军统帅就想到了部队乘船进军更为省力，更为快捷，更为安全。可是，他们的船队在蓑衣渡遭到江家军阻截，部队不得不弃船登岸。直到这次在益阳登船来到岳州，捡了一个现成的便宜，洪秀全从水路北上的意图才得以实现。
　　太平军的水师从岳州开始形成。洪秀全下令另立水营，任命三十六岁的湖南祁阳人唐正财为典水匠，统领水营。这个典水匠，就是水师将军的意思。
　　唐正财自幼练习撑篙划桨，成年后擅长驾船，以贩卖木材为生，兼带贩卖米谷。他正在湘江下游贩运米谷，到岳州便遇到了太平军，被杨秀清的演讲打动，献出他打算贩卖的米谷，协助军饷，还联合其他船户一起加入太平军。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852年（咸丰二年）（18）
水营的建立，对于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太平军有了水师，今后便能在长江上往来自如了。而清廷的官员们，到这时为止，还没有意识到水上作战的重要性。
　　以此看来，太平军与湖南的关系，似乎在冥冥中有一种宿命的安排。太平军真正的兴盛始于湖南，而后面发生的事情表明，太平天国军事行动最终的失败，也是由于太平军在湖南和其他战场上与湘军作战失利造成的。
　　22
　　太平军向岳州进军时，清军在湖南集结的大部队，除了向荣所部以外，或者是找不到敌踪，或者是装聋作哑，都没有及时追赶。
　　江忠源根据错误的情报，向南追击太平军。路过湘潭时，徐广缙令他暂留，把太平军的确实去向探查明白。当太平军挺进益阳的军报传来后，徐广缙命令楚军从湘潭追击。
　　江忠源率部抵达益阳时，太平军已去了临资口，然后乘南风攻占了岳州。
　　徐广缙知道长沙已经脱险，便从湘潭进入省城。文宗马上就后悔不该起用这个书呆子，下诏严厉谴责。徐广缙现在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对战争的前途感到悲观。他也知道文宗不会饶过他，索性窝在长沙不动，在给别人写信时，很形象地描述了自己紧张的心情：他屏住了呼吸，等待雷霆降临。
　　太平军在岳州组建水师以后，战斗力大为增强，万艘舟船，旗帜飞舞，帆篷蔽江。他们在岳州停留四天，火速进军武昌与汉阳。
　　驻守湖北的清军哪里见过这种阵势，不由胆寒。太平军所过的城镇，清军望风披靡。常大淳非常惊慌，索性把所有的部队撤到武昌城里。太平军一路没有遇到抵抗，从水陆两路长驱而入湖北。
　　湖北的百姓欢迎太平军的到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清军纪律松散，欺负百姓。这年入冬以后，清军湖北大营见潮州团勇横行霸道，便将他们遣散回家。团勇们变本加厉，不但在路上行劫，还公然在街市上强奸良家女子，所到之处，杀人放火。百姓认为官兵不如太平军，便有人出面倡议与太平军联络，结盟拜会，络绎不绝。
　　太平军于12月17日放弃岳州，于12月19日开到汉阳城下。汉阳与武昌只有一江之隔，常大淳连忙上奏清廷，请求江南提督双福率兵进入武昌协助防守。他听说太平军的船队已经浩浩荡荡顺流而下，便命令军士们放火焚烧城外的房舍，登上城墙防御。这一把火，烧得武汉的居民胆颤心惊。
　　武汉的官民过惯了太平的日子，一见战火燃起，个个惊慌失措。汉口又是各地商贾聚集的地方，市井繁华，富甲天下，那些有钱的商人，更是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12月22日，林凤翔和李开芳的太平军攻进汉阳，知府董振铎在巷战中拼死。太平军放火焚烧汉口镇，大火绵延十五里，火声隆隆，五昼夜不绝，湖北的财富，都化成了灰烬。
　　武汉江面宽阔，正值北风刮起，渡江的船只停开了。冬季江水干涸，江中浮出一片河床。唐正财率领水营从汉阳晴川阁用铁链把船只连接起来，作为浮桥，一直通向武昌汉阳门，往来渡兵。江水不起波涛，浮桥十分平稳。太平军士气更加高涨，认为是得到了上帝的保佑。他们在武昌城四周修筑壁垒，日夜围攻。
　　常大淳这时有所领悟，连忙给皇帝上了个折子。他说，太平军分水陆两路攻打武昌，水上的来势更加凶猛，船上摆满了大炮。他告诉皇帝，听说朝廷在湖南的大军拥有广西炮船，江南水师有广艇炮船及中小号炮船，请求皇上将这些水战部队调集到长江上下游，遏制太军的势头，切断他们的粮食运输。于是文宗下诏，命令徐广缙等人监督办理。
　　其实，常大淳的这些消息来源并不可靠，他对清军的水师寄予了过高的期望。当时清廷军备松弛，水师徒有虚名，哪里有什么战船！更要命的是，清廷的文臣武将们，对于水战的知识，贫乏到了可笑的程度。常大淳在实战中懂得了水师的重要性，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徐广缙也注意到了水师的作用。他上奏说，有个叫卢应翔的人用炮船在长沙作战。长沙的官员却没有听说过，等到皇帝下诏询问，才得知有这么一个人。
　　两江总督陆建瀛防守长江沿岸，只有大小舢板八桨船。向荣上奏，请求派遣张国樑率领湖南的炮船。其实湖南哪里有什么炮船？不过是用民船装载大炮而已。文宗下诏，征集登州水师战船，同时招募商船。其实太平军也没有战船，他们后来攻占武昌，挥师东进，将几千艘舟船连接起来，使用的也都是商船。祥厚上奏说，只要金陵留下十艘战船，分别防守芜湖和梁山，就足够了。由这样的官员来指挥对太平军的作战，清廷怎能指望他们打胜仗？　。　想看书来

1852年（咸丰二年）（19）
清廷官员如此糊涂，其结果自然是听任太平军取得了在内河江湖上的优势。直到1853年下半年南昌战役以后，由于郭嵩焘、江忠源和曾国藩这一批湘军人物看到了争取水上优势的必要性，促成曾国藩在衡州大力创办湘军水师，又经过多次反复的水上博弈，清廷才掌握了水上的制胜权。这又是后话。
　　23
　　太平军离开岳州以后，晏仲武起义军没有跟随洪秀全北上，他与张幺、黄陈之和杨见之等人再度起兵，联合临湘李君瑞和李清安等人的义勇军，与追赶太平军的清军作战。
　　晏仲武所部于12月中旬在新墙截获了清军副将巴图押解的三万两饷银，然后以梁夫岘、隆奉庵和黄福滩等处为根据地，一时声威大振。
　　徐广缙命令总兵阿勒经阿和提督衔副将邓绍良率领兵勇前往镇压。江忠源的楚军也没有尾追太平军北上。因为江忠源怨恨向荣过去压制乌兰泰，又知道向荣不会采用自己的谋略，不打算与他共事。
　　张亮基体谅江忠源的心情，命令他率部留在湖南，与邓绍良部一起攻击晏仲武的起义军。
　　邓绍良和江忠源的部队先后抵达新墙，与晏仲武的起义军接战，双方各有伤亡，但晏仲武的部将赵捷权等四人被俘。
　　江忠源率领两千多名楚军围攻黄福滩、梁夫岘和隆奉庵等起义军根据地，重创晏仲武的部队。
　　12月27日，清廷追究岳州失守的责任，将徐广缙革职留用，将湖南巡抚张亮基和提督鲍起豹降四级留用。
　　1852年的局势，对于清廷而言，比前一年更加危急。不仅南方的起义军在年底打到了武汉三镇，北方的起义军，也在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
　　起源于山东的捻军起义，是朝廷的心腹之患。从康熙朝开始，就有游民聚集在一起，有的结拜为幅，有的结拜为捻。后来，捻日益增多，淮北和徐州之间，一伙人聚集在一起便为一捻。有人说，他们用纸做成捻子，浸在油脂里，可以点燃，所以叫做捻。
　　清廷从上一年起，就在北方加强了对捻军动态的监视。河南夏邑有人告状，说捻军抢劫了御史张沣翰，而南阳也发生了盗劫案。文宗下诏，斥责河南巡抚，并且命令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和巡抚严加搜捕。接着，清廷接到报告：安徽的寿州也出现了强盗。
　　这一年，陕西人李僡出任山东巡抚。山东兰山的幅军抵抗清军，杀死把总，他们的首领活动在江苏西北部的徐州、邳州和山东南部的峄州、费州之间。这时，山东捻军袭扰江苏东北部的海州，安徽捻军攻打河南东部的鹿邑和宁陵，而江苏西北角上的丰州和沛州，以及山东西南角上的曹州和单州，也发生了骚动。
　　不过，清廷的注意力，还是集中于太平军的进攻，因为湖北的省城，眼看就要落到洪秀全的手中。
　　

1853年，咸丰三年（1）
24
　　太平军与清军争夺湖北省会，拉开了1853年战事的序幕。
　　太平军从年初就继续攻城。向荣率领一万人的援军驻扎在洪山，虽然号称劲旅，却被太平军的壁垒所阻隔，无法靠近城墙。他秘密派人进城，邀约常大淳出兵夹击太平军。常大淳认为城内人心不稳，如果打开城门，会动摇军民的意志，于是回绝了向荣的提议。
　　1月10日，向荣从洪山进攻，击破太平军的几十座营垒，致使太平军乱了阵营。向荣率部将太平军逼到沙河，太平军伤亡惨重，尸体枕藉，堵塞了河水。
　　向荣见部队距武昌只有三里路，便派人呼唤城内的守军，再次邀他们夹击太平军。无奈城内兵力单薄，缺乏战斗力，而常大淳为人过于谨慎，还是不敢出兵。恰值天气寒冷，又下大雨，淋湿了火药，向荣便收兵回营。常大淳失去了最后一次为武昌解围的机会。
　　太平军在长沙攻坚时积累了经验，决定在武昌城下如法炮制，挖地道轰炸城墙。这一次，他们看准了江边的文昌门。1月12日，林凤翔在李开芳的配合下，带领先遣队挖掘一丈多长的地道，在城根埋下地雷。
　　守城的清军把管子埋在地下，把耳朵凑到管口谛听，隐隐约约听到挖掘的声响，请求从城内挖地道灌水，淹没城外的地道，常大淳没有批准。
　　当天，地雷爆发，城墙坍塌，太平军攻上城墙。太平军的旗帜还没飘上城头，城内守军和城外的援军就望风而逃，都躲进了武昌附近的城镇。太平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进占了湖北省城。
　　清军防守武昌，大不同于防守长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武昌城内没有聚集懂得军事的人才，也没有一支骁勇善战的楚军。六十岁的常大淳也是湖南人，但他年事已高，遇事犹疑不决，以致丢失城池，自己投井自尽，家人十几口也跟着丧命。清廷官员都把武昌的失守归咎于他，后来的人谈起这件事，都摇头叹息，为他感到遗憾。
　　太平军进入武昌，杀死了布政使梁星垣和按察使瑞元以下的高层官员。江夏县的知县绣麟持矛巷战，奋力搏斗而死。王定安的《湘军记》记载，武昌的绅民妇女，几十万人悬梁投水，死人之多，为两百年所未闻。
　　太平军攻占武昌，湖南大为震动。自从太平军离开湖南进入湖北之后，各路增援湖南的清军，都跟随太平军北上。长沙的守军只剩下四千名，其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就是江忠源的楚军。巡抚张亮基听说湘乡人罗泽南和王錱两位书生，把团练办得有声有色，便命令他们各自招募一营湘勇，准备作战。
　　25
　　二十九岁的王錱是个很有主意的人，他为湘乡团勇制定的营制，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在后来通过实战的检验，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编练制度。这种营制，后来基本上为曾国藩的湘军所沿用。
　　湘勇以队为基本单位。一般十二人为一队，有抬枪的队人数多两名，十四人为一队。每队设什长一名，伍长一名，副伍长一名，另设炊事员一名，散勇和抬枪队员十名。八十五人为一哨，设正哨长一名，副哨长一名。哨长管旗，有四名勇丁保护。副哨长持令旗，执斩首刀一把。护勇二名，兼击鼓吹喇叭。五百人为一个营。每营设四个哨，另外有中军侍勇壮勇游勇各二队。都是十二人为一个队，由营官管辖。一营设三十名长夫。
　　湘勇的武器，主要以冷兵器和热兵器交替使用。这些兵器包括：普通刀矛，耙叉，长刀，七尺矛，腰刀，火罐，火箭喷筒，神鞭，抬枪，鸟枪，劈山炮，藤牌，短枪，弓箭，三眼号炮。
　　打仗肯定有伤亡，所以每哨配备了一名整容师和一名缝衣师，年龄在二十岁以上。治伤治病的医生，发药卖药的药师，炊事员及铜工木工诸色人等，由营官统一配置管辖。每队配备两袈帐篷，供宿营使用。
　　湘乡团勇的号衣都是蓝色镶边，按旗人镶边的式样。衣服有四粒扣子，号铺用白布印字，中书“湘勇”二字，上注营号，左旁注哨号，右旁注队号，下注姓名。每个勇丁都有一副腰牌，上书姓名、年龄、籍贯和住址，还有担保人姓名和入营时间。
　　每营都有名册。名册上注明本营所有勇丁的基本资料，及担保人姓名。每逢新勇入营都要有人担保。

1853年，咸丰三年（2）
营官以下，所有官佐和勇丁，以及其他随营人员，都各自规定了相关的职责。营官是一营的核心，他的作用是挑选并管好哨长和什长。从营官到勇丁，形成一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
　　湘勇组建，遵循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兵归将选，并为将有。兵归将选，就是由营官组阁，如同一朝天子一朝臣。给你五百人的编制，你愿意要谁就要谁。营官自己选择的哨长和什长，自然都会绝对服从他的命令，把他当成自己的父兄，这就是兵归将有。王錱提出了一个用人的原则：什长和伍长，以沉默寡言的人为上选。
　　营官管理部属，有一定的民主程序。每逢初三和初八，营官设茶，召集各级军官饮茶，商议军务，了解什长是否称职，散勇是否勤操听令。每逢十四和二十九日，营官召集部队公开赏罚升降。每定一桩赏罚，必邀集哨长和什长共同参加，说明赏罚的原因。
　　营官还要做思想工作。在作战时间以外，要经常召集大家训话，激发听者的天良，鼓舞他们的斗志。营官要常检阅操练，教习阵法，同时要关心兵勇疾苦。
　　在部队里做思想工作，是罗泽南一个重要的发明。他提出的口号是：白天打仗，夜里讲学；上马杀敌，下马读书。他认为，军人从事着风险极大的职业，很容易陷入拿性命去博取利益的强盗逻辑。这样的军队，最终会败在一个“利”字上。对于军士，必须把思想工作做深做透，部队才可能不畏艰苦，百折不挠。
　　罗泽南用宋儒理学武装湘勇指战员的头脑，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管理军队的方法。
　　由此可见，湘军从一开始就是一支注重文化教育和思想建设的部队，并且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军队文化。
　　湘勇是分了兵种的。不同名称的湘勇，发挥不同的职能。
　　帮办，是营官的副手，协助营官训练和督查部队，负责侦探、粮饷、文书、军器、武器和名册功单。侍勇，负责传达鞭笞和斩首的命令。壮勇，负责差遣勇丁、递送公文及探信，临阵则跟随营官。游勇，临阵随营，由营官指挥，策应各哨，战斗部队中有缺员时便选补上去。护勇，负责掩护正哨长冲锋，每营设四名。散勇，听从什长和伍长的指挥。探勇，负责探路和探查敌情。伙勇就是炊事员。长夫就是挑夫。
　　湘勇的号令，以能够发声的器械来传达。王鑫采用的响器五花八门，简直可以拼凑一个戏班。
　　炮，是最威风的发声器械。号炮是大家都能听到的，湘勇用炮声向全营官兵传达命令。天黑睡觉前放一炮，称为“定更”。天亮起床前放一炮，称为“醒炮”。吹唢呐时又放号炮两声，表示要互相传递消息：开始行军，或开始操练。连放三声号炮，表示必须肃静，上级有命令要下达。晚上突然响炮三声，是通知大家：敌人来偷袭了，准备操家伙战斗。
　　除了炮以外，王鑫用来给湘勇传达号令的发声器械，都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乐器。他采用了人们常见的吹奏乐器唢呐和喇叭，还有打击乐器鼓和锣。
　　唢呐是哨长之间传递信息的工具，吹一声是召集哨长开会。吹两声是命令哨长带什长一起来开会。
　　喇叭传达的命令，关系到生活、行军和作战。吹一声，埋锅造饭。吹两声，准备吃饭。吹三声，准备收营行军。连吹数声，是下令急行军。如在与敌人酣战时，喇叭吹作天鹅声响，便是命令埋伏的部队出击，或是命令众人一齐呐喊。
　　鼓是用来指挥火力和战法的。敲三通鼓，表示威严。敲鼓边，是命令枪炮手放炮。在平和的鼓声中突然重击一下，是命令大炮开火。鼓声急促，是命令部队开始肉搏。鼓声忽缓忽急，则是下令改变打法了。
　　锣是用来退兵的。战斗中鸣锣三声，是命令部队拼命顶住敌人的进攻。连鸣不止，表示放弃战斗，全线总撤退。
　　宿营时则有暗号，每夜由统帅发布两个字作为口令。
　　湘勇在初期就形成了一些纪律和规定。首领们鼓励勇丁献计献策，勤于探索学习，积极侦探敌情，重视军器的使用。提倡勇丁之间培养友情，规定对伤亡者厚加恤养。各级官佐必须明辨功过，赏罚分明。禁止部队骚扰百姓，传播谣言，杜绝各种漏洞。军营出入要严密把关，夜晚禁止勇丁私自外出。作战要慎重，不许勇丁在战争中劫掠财物，打了胜仗不能骄傲。　txt小说上传分享

1853年，咸丰三年（3）
以上各项要求，都有具体的命令。仅以禁止骚扰百姓一条为例，命令中说：湘勇所过之处，务须秋毫无犯，不得求买求卖，强赊强借。擅自挪动民间一草一木者，处以斩首。强奸妇女的勇丁，已成奸者，凌迟处死；强奸未遂者斩首。调戏妇女者要从严治罪。
　　王錱对于湘勇的训练，有一套独特的心得。他把训练的要求，总结为十一个方面：练目，练耳，练口，练手，练足，练心，练胆，练谋，练识，练气，练精神。
　　由上可见，湘乡团勇的组建和训练，已经为湘军在制度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26
　　在罗泽南和王錱创建的湘勇开到长沙之前，湖南巡抚所依赖的军力，仍然是江忠源的楚军。
　　太平军攻占武昌以后不久，张亮基的幕僚左宗棠，就给江忠源派了一项作战任务，要他率领楚军进驻浏阳。
　　巡抚把左宗棠叫去，给他看了清廷批转下来的一份奏折。这是一名御史在年初呈交文宗的，上面记载了湖南的一桩杀人案。言官把这件事看得非常严重，认为应该立即查处。
　　作为一名刚刚经历过战火的清廷大员，区区杀人案，在张亮基的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他更看重的是全省的防务。因此，他接到这份公文时，沉吟半晌，不知该不该发下去办理。
　　他早就知道，毗邻长沙的浏阳，有个名叫征义堂的会党。这个贫民组织从1834年就已存在，首领叫做周国虞，还有曾世珍和邓万发两名副首领，都是浏阳东乡人。
　　征义堂的创立，是因为道光年间有个名叫钟人杰的人在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