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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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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南宁会议开始的时候,周恩来仍在北京,可谓日理万机:1月11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等问题的几个暂行规定(草案)》;1月12日,他接见了三批外宾:与印度驻华大使谈中英关系和尼赫鲁总理访华,与罗马尼亚驻华大使谈罗政府代表团访华,与柬埔寨经济代表团谈援柬项目……
  正忙碌着的周恩来,开始并没有估计到南宁会议在批判反冒进方面火药味那么浓。
  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
  南宁会议一开始,与会者就更为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
  会议第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单刀直入地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
  毛泽东做事,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在他看来,反冒进的思路必须打掉,“反冒进”这个词都是极不入耳的。12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来清算反冒进问题:
  

“跃进”年代(3)
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
  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
  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周恩来不在场。周是13日飞抵南宁出席会议的,但毛泽东的话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中。本已万事缠身神经高度紧张的周恩来,一到南宁,精神顿时更为紧张起来。
  毛泽东没有因周恩来的到来而对他有所客气,毛并不想降低批评反冒进的调子。
  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
  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写的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严肃地对周恩来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迫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继续往下说:“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
  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
  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会上,康生是得彩的,柯庆施、李井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很是使人难堪的。
  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
  薄一波看出来,周恩来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转过弯来,但组织原则驱使他不得不作检讨。薄一波后来回忆:
  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括号。
  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
  在他的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
  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周恩来的许多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周恩来说:
  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
  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
  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他们理解,在会议的紧张气氛下,周恩来除了这样做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主动承担责任,是他的一贯作风。
  在南宁会议上,周恩来能不能进一步抗争呢?应该说,抗争是有可能的,但却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在方针性的问题上,公开暴露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甚至在毛泽东思路明朗化的情况下,与毛泽东顶着干,效果肯定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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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年代(4)
周恩来也不是不清楚,如果迁就毛泽东的思路,必然会助长南宁会议的反“反冒进”之风,以至促进党内急躁冒进思想的进一步膨胀。但是,由于党处在特殊的环境中,组织生活又不健全,他只能如此。
  1月23日,周恩来返回北京。但换了个环境却并没有减少他心中的郁闷。
  南宁会议以后,党内反冒进的呼声被压了下去,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地搞建设的思路被搁置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全局性的“左”倾思路,是“大跃进”的建设方针。
  当然,在艰难的处境中,周恩来也不是任凭事态的发展而无事可做。
  在审改李先念将于2月初向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的《关于1957年国家决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草稿)》时,周恩来在原稿“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句中的“15年”之后,增写了“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9个字;还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8个字。一增一删,表明了周恩来建设思路中固有的实事求是精神。
  南宁会议后,为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1958年3月,刚刚60岁的周恩来在考察完长江三峡后,来到成都出席3月8日至26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当着与会的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的面,毛泽东再一次直截了当地批评周恩来。
  毛泽东把周恩来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基本观点概括成两句话:“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
  由此毛泽东给冒进和反冒进问题定了性: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究竟采取哪种?我看应该是“冒进”。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
  在成都会议上,周恩来有三次大会发言的机会,一是19日作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二是23日作关于三峡枢纽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三是25日谈反冒进的经验教训。
  25日的讲话,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
  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1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周恩来把反冒进的错误归为认识问题。但毛泽东所指,并不是周恩来的认识论,他不愿意听周恩来谈认识问题,也不愿意听周恩来讲责任。因为论责任,毛泽东对任何建设上的失误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随后提醒周恩来:
  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如果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那是可以的。
  毛泽东之所以引导周恩来从方法问题上去讲,是因为毛把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2月份刚印发党内讨论。草案中至少有两条直接针对反冒进,其中说到:
  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
  

“跃进”年代(5)
“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至此,周恩来更加意识到,无论在建设思路还是在思想方法上,他都很难跟上毛泽东。这一感觉,不仅周恩来有,刘少奇也有。在成都会议上,刘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思想上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刘少奇还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急性病。”
  经过一番反“反冒进”,达到预期的效果后,毛泽东认为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
  3月底,周恩来等人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经常去周恩来那里的人们发现,一向最为忙碌的周总理和总理办公室,开始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见我去了以后叫我等等,一会儿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谈工作,十几分钟就完了。谈完以后我就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置被免了。总理因为做惯了工作了,没有工作他会很难受。
  他们好几位秘书同志见到总理坐在那儿发呆,觉得很难受。后来他们自己攒钱买了一张很破旧的乒乓球桌,还买了乒乓球拍子和球,说是在总理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把总理带到那去打乒乓球。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
  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周恩来不用秘书起草发言稿,除了考虑到这次检讨的重要性以外,恐怕还有一层因素——毛泽东刚刚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列了这样一条:“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
  这份报告,是按毛泽东的思路作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人深思:
  ——报告从“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出发,断言“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
  ——报告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报告以毛泽东的语言再次号召,“全党同志在建设事业中要做‘促进派’,而不要做‘促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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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年代(6)
——报告以党内正式文件的形式确认,1956年跃进中只是个别缺点,反冒进是错误的,“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
  ——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
  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
  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
  报告以不容置疑的语言指出:
  “那些反对提高建设速度、反对多快好省这个方针的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反冒进定论,这在无形中就把反冒进的主帅周恩来、陈云等人推到了被告席上,他们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度作检讨。
  5月17日,在陈云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由周恩来作检讨。这就是那篇在内心异常苦闷和彷徨中花10多天时间并数易其稿起草出来的发言稿。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能摘取周恩来发言的核心部分: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
  经过这次大会,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彻底地达到了目的,所以他在会上宣布:
  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
  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更是被“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压得内心异常的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彻底认错,但从唯物主义原则上他又必须实事求是,矛盾的心态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项痛苦的抉择——辞职。
  到目前为此,我们尚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人直接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
  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记录。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记录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的确,无论在建设思路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有多大的分歧,终究他们在半个多世纪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合作关系,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论才华、能力、威望等等综合性的素质,还没有人能取代周恩来的职位。
   。。

“跃进”年代(7)
我们也可以推论——以周恩来对党、国家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在后来“文革”那样混乱的局面下,他也未提出过辞职问题,而坚持“不倒,不走,不死”;在反冒进受挫后提出辞职,应该是周恩来以退为进的策略。
  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的岗位上前后26个年头,即便有他这次提出辞职和后来林彪、“四人帮”的阴谋篡位,但直到周恩来去世,他的地位从未动摇过。
  尽管岗位没有变,但八大二次会议后,面对中国大跃进的风潮,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却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走向失去了主要的发言权。
  1958年夏天,随着毛泽东的头脑发热,全党全国的大跃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各地迅速滋长起来了。周恩来等人已经无法再明确表示反对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搞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中国进入了一个不顾客观经济规律,?##鞴垡芏希踔痢凹佟⒋蟆⒖铡甭旆傻哪甏?/p》当时的报道中,各地争先恐后放生产卫星。有记者甚至拍摄了一张照片——一颗比成人还大的玉米像火箭一样飞驰在天空。《人民日报》也曾发表一张照片,一个小孩能坐在“卫星田”的稻穗上而不掉下来。尽管有人不相信这样的夸大宣传,但是因为怕戴“右倾保守”的帽子而不敢公开讲话。
  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弄虚作假风不断增长,达到惊人的地步。到处充斥着脱离实际的唯意志论。到处飘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等等口号。
  随着大放生产卫星的形势,8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确定了根本达不到的生产指标,掀起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苦闷中的周恩来,对用土法炼钢铁一事深表怀疑,他曾让秘书去基层调查。秘书回来告诉他,炼出来的铁大部分是废品。大炼钢铁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周恩来十分痛心。1958年底,当他听说四川省有几百万人还在山上大炼钢铁,并且没有冬衣御寒时,他再也沉不住气了,果断地下令:马上下山。
  也曾有一些不愿放生产卫星的地方迫于形势的压力,请求周恩来让他们也放点生产卫星,周恩来当即阻止他们放。但是,形势的迅猛发展,最终仍拦不住“上天”的“卫星”……
  周恩来深知,在现有的领导体制下,只有等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本人觉悟过来,“大跃进”中的问题才能够纠正。
  毛泽东真正发觉并开始纠正“大跃进”的“左”倾错误,是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以后。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开会,开始冷静地思考建设问题。他在党内发出了认真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书的建议。
  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在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走上了一条艰难的纠“左”路。尽管毛泽东这一时期头脑发热,但他仍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在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说起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他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同时他再三提议由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周恩来这才重新获得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风卷残云的“大跃进”时期过后,毛泽东于1960年6月18日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个名为《十年总结》的讲话。在讲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中出现的“乱子”时,毛泽东讲了这样几句话: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跃进”年代(8)
这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的承认错误的方式。
  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还婉转地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受到的严厉批评平了反:
  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3年余地,多么好啊!
  既讲调整,又讲斗争,在困苦中走进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1962年,由周恩来主持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进入关键的年份,这个时候,搞调整的人们基本已经能够做到“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了。
  然而,从这年的秋天开始,调整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下面,却被人为埋下了一条“斗争”的附线。一个后来为中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口号,逐渐充斥人们的耳膜和脑海。发展到极点时,它成为中国领导人治国的总纲领: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这一口号,源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一句名言:“阶级斗争问题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
  毛泽东的这句名言,后来被人演化成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八届十中全会,是继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方针以来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预定的会议。九中全会以后,全党按照八字方针的思路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了调整国民经济上面。从九中全会到十中全会,仅仅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形势又有了不同寻常的变化。党内尤其是处在经济工作第一线的周恩来等人没有预料到的是,正当以调整国民经济、度过严重困难为主线的经济工作全面开展的时候,毛泽东却为党的工作铺设了一条“阶级斗争”的附线。
  重提阶级斗争问题的想法,毛泽东由来已久……
  往远了讲,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时候,对其中阶级斗争的学说印象极深。阶级斗争的观点,在战争年代,对毛泽东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种客观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虽然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改变,但是在大规模地开展建设的过程中,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复杂矛盾及其对抗因素并不令人乐观。
  往近了说,自“大跃进”以来,经过天灾和人祸的冲击,许多人把对现实的不满和怨气发泄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上。在这同时,也有一些国内国际的阶级敌人亡我之心不死,随时都在伺机向人民政权进攻。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正视阶级斗争问题,这一现实随时都在提醒党的领导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正当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时候,我国面临的是一个很不平静的国际国内形势……
  1962年前后,台湾海峡的局势动荡不安。一些西方大国染指台湾之心不死,在国际上不断地宣扬“###”、“一个半中国”、“###”和“国际托管”等论调。引起中共领导层的高度警觉。
  美国等超级大国的势力所到之处更不安静。美国继续在南越进行战争冒险的计划;而日本恢复军国主义的苗头也不容忽视……
  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益严重的国际局势,是不会漠不关心的。
  1962年,我国的一些边界地区局势很不平静。
  中苏边境。4月中旬,在苏联通过其领事馆的长期策动、诱骗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裕民、霍城三县居民6万余人逃往苏联。为加强新疆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派赛福鼎回新疆。4月30日,就新疆边民外逃一事,周恩来还约赛福鼎谈话,他说:新疆当前是“多事之秋”,事情既然发生了,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在边民外逃问题上,有外因,也有内因,在内因方面,几年来我们工作中没有照顾好民族特点、宗教特点和当地的经济特点;外逃问题给我们敲起了警钟,内部问题和各方面工作一定要搞好。
  不久,广东群众偷渡出境的情况也十分严重,不仅引起港英当局的注意,而且美蒋方面也利用此事大肆造谣污蔑,扬言要联合国出面处理所谓“中国难民问题”。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以后,立即电令广东省委追查此事,并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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