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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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共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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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冲樽俎（11）
在共同的基础上，会议的目的是什么呢？周恩来以他独特的视角提出：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
　　根据这些原则，周恩来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解决一些有分歧的问题的观点：
　　我首先谈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
　　周恩来接下来一一解决了人们对中国的误解：
　　——有无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国家所共同承认的原则。我们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
　　——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蒋介石至今还在利用极少数的华侨进行对所在国的破坏活动。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如何认识新中国：“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在周恩来的书面报告和补充发言中，会场上的人们多次听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在保证实施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国际间的争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商解决。
　　——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
　　——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
　　无论与会的国家是主动接受还是被动接受，或是不愿意接受，但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深地印在了所有人的脑海中，正如周恩来在4月23日的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再次强调的：
　　现在，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一天天多起来。
　　为使会议不至于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破坏，从而最终达成协议，周恩来以更为求同存异的精神说：
　　在座的有些代表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名词，那么我们可以换一个名词，而不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
　　在联合国宪章的前言中有“和平相处”的名词，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同意的。
　　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
　　周恩来的这种精神，消除了会议的重要障碍，为会议达成一致通过的最终协议扫清了道路。各国代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制定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的关于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
　　4月24日晚，亚非会议胜利闭幕，在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写入了十项原则。
　　对万隆会议上的周恩来，有人这样评价：
　　周恩来那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会议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结识了包括柬埔寨代表团团长西哈努克亲王、日本代表团团长高崎达之助、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会上，周恩来还与印尼总统苏加诺、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埃及总统纳赛尔等人成为关系密切的合作者。
　　　。。

折冲樽俎（12）
一些原先与周恩来并不相识的人，尽管遵从着不同的社会制度，但却从此与周恩来成为朋友。
　　在万隆会议上第一次品尝周恩来带去的茅台酒的西哈努克亲王，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感叹万隆之行：
　　作为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团长，我在那里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他那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了。他向我介绍他的助手陈毅元帅，陈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日本代表团团长高崎达之助的随员冈田晃也对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作为高崎达之助的翻译，在万隆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最初的印象是：“皮肤白皙、头脑清楚的美男子”。这就是为全世界知名的周总理吗？他那温文儒雅的风度令人惊诧……
　　后来，在万隆会议过去十周年、二十周年、三十周年时，人们仍念念不忘周恩来。
　　当年明确反对共产主义的菲律宾代表团团长罗慕洛，后来这样回忆说：
　　亚非会议上，我发表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长篇演说，可是周恩来不但没有和我争论，而且还主动和我在会外进行深入的讨论，使我深深地感动。虽然当时菲律宾同中国还没有建交，而我和周恩来从那时起就建立了友谊，成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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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冒进（1）
　　反对冒进，曲折探索，促“退”的做法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新中国成立后，全中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祖国建设中来，在这种空前高涨的热情下，自195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显著的建设成就面前，人们急于求成的心情也逐渐膨胀。到1955年，人们在本来还健康地发展着的国民经济形势面前，开始产生对社会发展的过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由人民群众中延伸到中共领导层。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会议根据毛泽东7月31日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会议讨论的主题虽然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但它所折射的矛盾，却不仅仅是农业问题。
　　这份《决议》的一些提法，让人闻到了一点火药味：
　　“面临着农村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事实已经表明：如果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跟不上去，粮食和工业原料作物的增长跟不上去，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会遭到极大的困难。
　　“情况根本变化了，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却还停留在老阶段上，看不见现在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看不见大多数农民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决议》严厉地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问题上“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的做法，批判了以“坚决收缩”观点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在对待群众积极性方面的悲观主义。
　　这种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做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的做法，无疑将助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
　　对《决议》中提到的问题，周恩来在闭幕会上的发言中，作了这样的回应：
　　对资本主义，他的看法是——在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将在过渡时期被消灭；不过，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有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的一面。
　　对农业合作化，他提出在反右的同时必须防“左”——这次全会，我们充分地批评了党内有些同志不敢去领导农村合作化的右倾思想。但是，当着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在农业合作社有了更大的发展形势下，我们又必须预防那种盲目乐观的“左”倾情绪和那种可能发生的违反自愿互利政策的“左”倾错误。
　　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他同样反对两种倾向——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也同样会发生或右或“左”的两种倾向，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
　　在周恩来眼中，反对两种倾向是确定无疑的。然而，对那种盲目乐观、急躁冒进倾向的逐渐滋长，周恩来表示了更多的担忧。
　　11月31日，周恩来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进一步讨论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在大好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和党的某些领导人头脑开始热了起来。就在这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表示：我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毛泽东想通过批判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主张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意见，来达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目的。他设想，到1956年，既可“达到80％到90％的农户入社”；农业合作化后，又“可以迅速发展农业”，“在其初建的一二年内，一般可以增产20％至30％，往后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增产比例，比互助组高，比小农经济的增产率更高出很多”。农业生产“估计七八年后可以增产l倍”。
　　从农业合作化入手促使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这是当时毛泽东搞建设的主要战略意图。
　　

反对冒进（2）
在他的讲话中，表露了对建设速度的一种急躁，他说：
　　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这种落后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这在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制定全面规划，接近人民群众，可以使我们打破这个思想落后于实际的状况。
　　1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作序时，也充分表达了这种想法。
　　毛泽东认定：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泽东的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与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展起来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联系的，也是与国际形势的发展相关联的。当然，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并不是他个人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党中央的共同认识。最初，周恩来也是同意这种认识的。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继续在各项工作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他还提出，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这一内容为中心。
　　毛泽东的提法，周恩来最初也没有不同意见，他表示：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17条》是“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受到推动后“变化很大”，促使其他部门也开始改变远景设想中的一些指标，如钢由1800万吨修改为2400万吨，我们原来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中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现在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确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
　　人们是在一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声浪中进入1956年的，从这年1月开始，中国人民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1956年1月1日，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指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在1953年所规定的过渡时期总任务都将被提早完成。社论预言：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只要到1956年秋天，我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并且在那时以后的不多几年，基本上实现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
　　社论用“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类豪迈的语言，来赞扬全国人民急于想建成社会主义的心情。
　　当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40条》）。《农业40条》要求，到1967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要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0000亿斤、10000万担。这就是说，每年要分别以％、％的速度递增。
　　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12年内是无法实现这些高指标的。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迅速波及到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催逼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
　　这股风一吹，1955年9月22日中央各部委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一下子被突破了，正在编制的各项指标被不断加码。
　　到这个时候，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为慎重起见，他们进一步冷静思考、周密计算，结果却是严重的不尽人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指标都过高，这将给经济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
　　周恩来和陈云是党内较早地察觉到急躁冒进倾向的领导人，他们预感到，一个盲目冒进的局面正在形成。
　　作为亲密的战友，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有着最大的尊敬；作为党的领导集体的成员，对党中央的决议，周恩来历来是坚决执行的。但是，在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面前，一种本能的危机感和高度的责任心，促使周恩来等人站出来，提醒党内尤其是领导层保持清醒的头脑，力图避免犯急躁冒进的错误。
　　

反对冒进（3）
在这种情形下，防止冒进，成为周恩来工作的当务之急！
　　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尽管周恩来在14日开幕式上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强调了国家“突飞猛进”的发展形势和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取得的“巨大的动人的成就”，但是，在20日进行会议总结时，对即将实施的计划，周恩来还是诚恳地提醒全党：
　　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右倾保守，固然是周恩来所反对的；但盲目冒进，却是这一时期周恩来着重担心的问题。
　　1月30日，借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周恩来表示了这样的担心：
　　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周恩来的风格，是既反右倾保守，又反盲目冒进。这种风格在国务院工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2月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他给与会者一个强烈的感觉——经济工作必须实事求是。
　　会上，周恩来以稳妥的想法给国务院组成人员解释了毛泽东的提法：
　　“毛主席说：‘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这只是讲大体上完成，如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都可能拖长一些。”
　　他进一步告诫大家：
　　“不要有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他接着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条件”的重要性：
　　“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
　　苦口婆心地劝说之后，他针对领导者的头脑发热，狠狠地说了几句话：
　　“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周恩来这种用冷水给头脑发热的领导人洗头的做法，毛泽东未必能够接受。
　　从2月份起，周恩来开始动手压缩一些经济指标。
　　2月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李富春提出的对在工业高潮中产生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意见，会议决定对1956年度计划指标进行压缩，其中：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额削减6％，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削减到147亿元；双轮双铧犁产量由500万部削减到350万部。
　　会后，国家计委根据会议的决定开始修订《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把高指标压下来是艰难的事情，但周恩来对于压缩指标态度是坚决的。他后来称这次会议为“2月促‘退’会议”。
　　另一边，毛泽东仍在促“进”。
　　3月5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的情况，并作了一系列指示，第一条便说：
　　“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1955年底以前只组织了200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似乎低了一点。第一个五年计划定低了，吃了点亏，现在可以不更改，你们要在工作中掌握。”
　　

反对冒进（4）
毛泽东的心气很高，以致对％的发展速度，他仍嫌“慢了一点”。虽然他只是要国务院的人“在工作中掌握”，没有要求马上就往高处更改，但毛泽东的求快心理，立即造成了实际工作中急、冒的惯性。
　　由于急于求成思想的惯性作用，国家计委当时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稿中的各项指标仍居高不下。其中规定，到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粮食产量每年递增％（由于1953年到1955年粮食产量每年只增长了％，因此，在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中每年必须递增％）。
　　3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积极领导先进生产者运动的通知》，对工人们高定额的生产运动大加赞赏：
　　“大批工人打破了陈旧的定额，创造了新的更高的定额。中共中央认为我国工人阶级这种以革命精神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表现是十分宝贵的。”
　　在这种形势下，国务院3月25日下达了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尽管压缩了，但仍未能真正把一些主要指标压下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盾。
　　到4月上旬，经济建设上严重的紧张局面开始显现出来：财政紧张，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因过多地动用国家物资储备，造成国民经济紧张……
　　鉴于4月上旬以来国民经济紧张的局面，周恩来明显地感觉到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据此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是冒进的。周恩来为此忧心忡忡。
　　周恩来忧虑的，还不仅在于计划本身，他更担心的是党内某些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的求快思想，以及所带来的全党的急躁冒进情绪。
　　4月份，周恩来多次召开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他认为，盲目追加建设投资，必然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为了掌握生产第一线的实情，他还亲自到鞍山、抚顺、天津等地视察钢铁工业的情况。
　　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听取李富春汇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5年远景计划的设想时，多次就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沿海与内地、国防建设和行政开支与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等问题讲话。
　　周恩来预感，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它将有利于对下一步的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4月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借机阐释了毛泽东所说的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他解释说：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忽视了农业就会犯大错误。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对农业的忽视不能不影响到工业。”“重工业搞多了，轻工业就要少搞。”不要怕搞轻工业，搞轻工业，国家、人民有利可图，又积累了资金。“为了国防，防止战争，重点建设在内地是可以的”。“国防工业应搞在内地，不要搞在沿海，但沿海原有工业，有利可图，也可以扩建，使技术设备充分发挥。”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注意了个人利益，也就照顾了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虽然“存在着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集权还是分权的问题”。“注意分权也就是为了集权”。二者“也是辩证的，不是绝对的，否则就犯错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就“过分集中了”。“我们是在集权之下的分权，不是只有分权。发挥地方上的积极性，就有利于集权。”
　　4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问题讲了话，进一步阐述了十种关系（即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的讲话，引起周恩来极大的重视，他迅速在国务院系统作了传达，并深有体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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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冒进（5）
这十种关系也就是十种矛盾。关系到政府工作的地方很多。因此，政府部门要结合实际工作，准备用两个月的时间进行讨论。我们要认识客观存在着的这些关系和矛盾，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克服这些矛盾而前进。
　　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在精辟地阐述十大关系的同时，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这一点再次引起周恩来的不安。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
　　周恩来站出来直言相劝。他说：
　　我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过，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将会继续加重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困难。
　　毛泽东有他自己的想法，仍坚持意见。
　　会后，周恩来继续利用机会向毛泽东耐心说明不能再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理由。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怎么听进去。
　　当时列席会议的胡乔木是这样回忆的：
　　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20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在建设速度和思路上出现这样大的分歧，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是没有过的。对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感到思想上跟不上，似乎也产生了一点陌生感；对周恩来，毛泽东也很难理解：人民群众已经产生了热火朝天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恩来同志何以不去促使这种热情进一步高涨，反而给予降温？
　　还没等周恩来说服毛泽东，毛泽东便离京到外地去了。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从实际出发反冒进。
　　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主持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在会上，他提醒大家要注意反冒进的策略：“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并表明了自己对反右倾一事的态度：
　　“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为真正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他召开国务院体制会议做出安排：会议从本日开始，每周开三至四次。成立财政、计划、工业、事业、基本建设、政法、综合七个研究体制问题的小组。以上七个研究小组在日常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可分别请示李先念、李富春、贾拓夫、王首道、薄一波、罗瑞卿、习仲勋解决；重大问题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解决。
　　周恩来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再次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就解决订高了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意见。在他的指导下，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这份报告指出，经济建设中“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它认为：
　　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
　　生产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虽然报告也表示“1956年的预算，就是按照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5年计划的要求编制的”，但是报告所表明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反对急躁冒进的态度，是再明朗和坚决不过了。
　　国务院的意见，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上述报告稿。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出现的不平衡问题。他再次明确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经费。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