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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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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军管，必须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中午，周恩来赶到毛泽东处。他在向毛泽东讲述军管的必要性时，语言极其凝重：主席，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的交通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问题不可再拖。
毛泽东思索片刻，痛下决心：同意。
告别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谷牧、余秋里等人于当天下午到国务院开紧急会议。
对中央文革，周恩来采取了先斩后报的办法。
会后，他将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和会议商定的措施，连同铁路中断情况的电讯，一并送陈伯达、康生、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并告：“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定稿后再送阅。”
还没有等中央文革的人醒悟过来，第二天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便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署名的形式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
命令下达，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立即实施了军事管制。
周恩来在国家经济命脉上紧挂着的心，总算轻松了一点。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总算有了一些好的结果。
江青一伙对周恩来拿毛泽东来压他们并先斩后报的做法，怀恨在心，他们也在寻找机会，伺机报复。
铁路，仍将是斗争和争夺的焦点之一。
到1967年7、8、9月间，在“全面内战”中，铁路交通中断事故仍频频发生。
为控制局势，周恩来尽管处境艰难，但他果断决策：要维护军管的威信，派野战军到铁路两边护路；京广、陇海、津浦、京沪、沪宁、沪杭、浙赣等主要铁路干线要分别指定具体部队包下来。
为此，他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详细的部队护路部署。得到毛泽东同意后，中共中央于8月10日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作为深谋远虑的战略家，周恩来深知自己发挥作用所处的特殊环境和特殊群体。他的力量，不仅来源于广大有良知的群众，而且来源于对党和国家有着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广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主流与逆流的抗争中，1967年的“二月抗争”，在共和国历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1967上海“一月革命”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的混乱阶段。在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的情况下，叶剑英、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奋不顾身，挺身而出。他们大义凛然，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对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乱党乱军的行径给予愤怒的斥责。
1967年2月中旬，大较量、大搏斗的第一个回合，达到了高潮。
2月11日下午3时，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人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
像往日一样，周恩来坐中间，一边坐着4位军委副主席、3位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另一边坐着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一伙。很显然，已经形成两军对阵的形势。
会议刚刚开始，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愤怒中，他们甚至拍案而起。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首先站起来，以他特有的广东普通话，气愤地对坐在对面的陈伯达等人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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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中求治（6）
此言一出，“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面部表情很不自然，他们开始唧唧喳喳。
坐在中间的周恩来对叶帅非常了解，从大革命时期他们就开始并肩战斗，叶帅总是在关键时刻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紧随叶剑英之后，新任军委“文革”组长的徐向前也坐不住了，他一想起类似于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那样的人心中就有一股怒火。徐帅边拍桌子边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接过话去又质问道：“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面对红极一时但在毛泽东主席身边不干好事的陈伯达，叶帅幽默地嘲弄他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在中南海怀仁堂拉开了序幕。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篡党乱军的阴谋，已经被老帅们直言戳穿。
然而，激烈的斗争才是刚刚开始。
几天以后的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再次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这次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夺权”黑风的张春桥。谭震林心中早就有气。因为在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周恩来总理早就下令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然而上海的陈丕显却迟迟来不了。
谭震林质问张春桥：“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张春桥铁青着脸，打着官腔应付说：“群众不答应呵！”
一听张春桥打着群众的旗号敷衍，谭震林气更是不打一处来。他严肃地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春桥的眼镜后面藏着阴险：“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一股怒火在谭震林胸中燃烧着，他愤怒地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呵！？”
进入会议室入座以后，谭震林话仍未尽，继续就陈丕显等人来京的问题质问张春桥等人：“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还是打着“群众”的招牌故意推脱。谭震林心里非常清楚，张春桥等人是在群众运动中玩“运动”群众的把戏，目的是假借“群众”之手，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
谭震林不客气地马上打断他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越说越愤怒：“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40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坐在座位上，有意保持沉默。他知道，老干部们心中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让他们发出来，压一压中央文革一个时期以来的嚣张气焰。
谭震林继续把心中的怒火往外倒：
——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捕鱼问题（注：指1966年12月初，国务院农口决定一部分渔轮轮流回港学习一事），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有一点反对毛主席！
乱中求治（7）
……
说到这，负责公检法的副总理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保谭震林同志的。”
听了这话，谭震林更生气：“我就是不让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说完，谭震林站起身来，拿上衣服就往外走，边走边说：
“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一直没有说话的周恩来这时大声叫住谭震林：“震林同志，回来，不要走！”
周恩来清楚，像谭震林这样直言顶撞江青一伙，这还是第一次。谭震林在气头上所说的话，会招来麻烦。
这时陈毅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
谭震林听从了周恩来和陈毅的劝告，他走了几步又转回身子，面向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
谭震林回到座位坐下后，陈毅接着从历史上党内的整人运动开始讲起：“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
陈毅非常清楚林彪、江青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毛主席的两面派阴谋，他有所指地说：“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把班交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是搞修正主义吗？”
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人都发了言，他们针锋相对，有拍桌子的，有大声怒斥林彪、江青一伙的……
当李先念说到“从《红旗》第13期社论开始（注：该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并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全国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时，周恩来当即质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社论就是康生和陈伯达授意写的，但惯于耍阴谋的康生当面撒谎说：“我没有看！”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针对许多老干部被林彪一伙整残整死一事，言犹未尽的谭震林还说：
“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里流眼泪！”
站在林彪、江青一伙立场上的谢富治会上曾插话辩解，被李先念痛斥为：“你不要和稀泥！”这时谢富治又插话对谭震林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驳斥他：“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谭震林的话，道出了许多老干部的心声。
……
这就是“大闹怀仁堂”事件。它反映了一大批无私无畏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同以林彪、江青为首的阴谋家、野心家所进行的英勇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除了在关键时刻站在老一辈革命家一边说了几句话以外，几乎保持沉默。究其原因，是由他在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江青和“中央文革”的一伙人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在全党、全国都有一定的欺骗性，他们所干的坏事，许多是背着毛泽东的，但有些却是得到毛泽东的许可的；再加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决定了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在这场斗争中，既要有勇气，又要有智谋。
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恩来采取了巧妙的斗争策略。会上，他站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边，对他们奋起抗争的做法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他虽然没有直接去批评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却表露了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的不满。同时，他适时地提醒那些火气旺盛但容易“过火”的老帅们要注意斗争艺术。会上周恩来说的一句话，对参加会议的谷牧来说记忆深刻，几十年后他还回忆：“总理反复地讲一句话，说你们有意见可以提呀，但是不要发牢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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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中求治（8）
“大闹怀仁堂”之后，周恩来进入极其艰难且十分痛苦的“角色”中。
以往中央碰头会开完后，周恩来都要到毛泽东那里去汇报会议的情况，而这次则不同，周恩来很难向毛泽东反映会议的内容，他采取了避而不去的办法。对此事，谷牧曾经这样回忆：
我们那个碰头会，每次开完会，总理都必须到毛主席那儿去汇报，当天晚上就去，这一次周总理没去，三天没去。当时“四人帮”他们一伙儿，江青、张春桥，他们就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状。毛主席不高兴了，说你们过去每次开会，你周恩来都来讲一讲，怎么这次不来了？因为总理去不好讲，他实际上是支持我们的。
见周恩来不去讲，江青、康生等人便“恶人先告状”。“大闹怀仁堂”的当天夜里，他们策划由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在人民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以“集体”的方式对怀仁堂的讲话进行了许多歪曲、篡改和断章取义。然后，他们带着这份《记录》来到中南海，又以欺骗、夸大的手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张春桥在汇报时就肆意歪曲陈毅的讲话：“陈毅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毛泽东听说有人反对延安整风运动，顿时就恼怒起来：“怎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其实谁都清楚，陈毅要反对的，只是延安整风期间康生大搞“逼、供、信”，把革命同志当做“特务”批斗的做法。因陈毅在中央碰头会上戳到了康生的痛处，所以他要报复，挑起毛泽东的愤怒。
张春桥在汇报时还告了周恩来一状：“总理对《红旗》第13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
毛泽东不屑一顾地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
毛泽东听了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的诬告以后，真的动了肝火。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16日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等人。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自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人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进行围攻、批斗，迫使他们作了检讨。周恩来也不得不作自我批评。
此后，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都要先提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停止了活动，基本上由“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
“大闹怀仁堂”后，周恩来的处境更加艰难。他的心态，“大闹怀仁堂”的主角之一谭震林看出来了。事后，“忍无可忍”的谭震林在继续抨击江青的一封信中说：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
此后，江青等人放出话去：“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总根子”；“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周恩来是‘老保’，他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
在这种情况下，为策略起见，周恩来一方面在中央作检讨，一方面说服陈毅、谭震林等老同志：先作检讨，接受批评；要顾全大局。
周恩来之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人还在，就能与他们作斗争，就会找到发挥作用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行使党政军大权的中央文革小组，更是不可一世，阴风煽得更大，鬼火点得更旺。
在江青、陈伯达、康生手下，有三员“干将”闹腾得最凶，他们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这三个人仗着有中央文革成员的特殊地位和江青等人的撑腰，呼风唤雨，不可一世。他们代替江青等人做了不少坏事。
乱中求治（9）
让我们来看看武汉的“七二○事件”。
1967年7月，毛泽东来到武汉，一是看看武汉的情况，一是想在长江游泳。可这时的武汉，局势极为混乱。群众组织主要有“百万雄师”和“三钢”、“三新”两大派别，武汉的局面被他们所主宰，当地的驻军也卷入其中。毛泽东在武汉的安全，显然成了问题。为此周恩来亲自前往武汉进行安排。
谢富治、王力等人也以中央文革成员的身份从重庆来到了武汉。他俩一到武汉，便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上，采取支持一派压另一派的做法，表态支持“三钢”、“三新”派，压制“百万雄师”派，把“百万雄师”派定为“保守组织”，引起了该组织的强烈不满。
7月20日，“百万雄师”红卫兵坐着十几辆卡车，冲进谢富治、王力住的东湖宾馆大院，要找谢富治、王力辩论。他们对王力在讲话中明显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做法极为不满，要他们重新表态。群众冲进楼房后，拥挤着把谢富治与王力分开，谢富治被挤到一个房间，混乱之中，他们抓走了王力。
王力被抓，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在北京紧急开会，研究武汉发生的事情，并把围攻谢富治、抓走王力视为对中央文革的攻击，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百万雄师”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被当做黑后台。中央文革把矛头指向武汉军区。
武汉的局势由此更加混乱，两派斗争更加尖锐。武汉三镇的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解放军官兵，分乘数百辆卡车，涌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局势已经失控。
毛泽东在武汉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游泳计划也被迫取消。为此，中央决定已经回京的周恩来再次赶到武汉，把毛泽东接出来。
7月20日下午，周恩来飞抵武汉。他一方面迅速安排毛泽东离开武汉，另一方面找武汉军区做工作，苦心说服“百万雄师”把王力放出来，不要把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这两项工作圆满完成后，周恩来于7月22日带着谢富治和王力回到了北京。
没有想到，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王力回京后便成了所谓的“英雄”。“七二○”事件被林彪和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陈再道、钟汉华被认定为“主谋”。林彪和中央文革趁机进行阴谋诬陷，打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旗号，鼓动红卫兵和“造反派”到处“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并把矛头对准老帅们及军队的高层领导，企图搞乱军队。
而王力、关锋、戚本禹则成了他们“揪军内一小撮”活动的“急先锋”。在他们的煽动下，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件。
8月7日，就在外交部造反派批斗陈毅的当天，王力跑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发表臭名昭著的“八七讲话”，煽动夺权。
在王力“八七讲话”的煽动下，8月16日，外国语学院和外交部的造反派“理直气壮”地夺了外交部党委的大权，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
随后，这帮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又制造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一系列严重的涉外事件。国家的形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家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玩火者必自焚！周恩来坚信这一点。在对极端无政府主义行径极为愤恨的同时，周恩来感觉到，挫一挫中央文革锐气的时机已经成熟。
8月23日凌晨，在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大火被扑灭以后，周恩来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火烧外国驻华机构和夺外交部大权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周恩来当场掷地有声地表示了几条意见：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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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中求治（10）
三、封副部长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在已不能控制局势，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
周恩来还强调：
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我在你们心里没有威信。中央文革与我之间，你们没有任何空子可钻。
“七二○”以后这个浪潮不正常，对形势的根本估计都不对。什么“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武装夺取政权”，完全不对……
周恩来心中十分清楚，造反派有恃无恐，根子还在中央文革，导火线还在王力的“八七讲话”。必须打掉王力等人。
周恩来让身边工作人员把王力的“八七讲话”的记录稿和关锋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等材料收集起来。
8月25日凌晨一点，周恩来在办公室单独召见了陪同毛泽东南巡刚由上海回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他讲了王力“八七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大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等情况和各省情况。
周恩来向杨成武讲明了问题的严重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他当场嘱咐杨成武：立即回上海去，向毛泽东汇报；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带给毛泽东看。当天，杨成武飞抵上海见毛泽东。
看了周恩来让杨成武带来的材料并听了汇报后，在对待“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上谨慎的毛泽东，整整考虑了两天，然后在王力的“八七讲话”记录稿上愤然批示：“大、大、大毒草。”
毛泽东叫来还在等回信的杨成武说：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力、关锋、戚本禹破坏“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你单独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得到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兴冲冲的杨成武当即回到北京向周恩来复命。他告诉正在焦急等待中的周恩来说：毛泽东指示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周恩来此时非常冷静，他早已考虑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果断地说：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先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不久，又逮捕了戚本禹。
尽管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人在王、关、戚被抓后矛头一转，谎称王、关、戚是“刘少奇、邓小平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钉子”，但他们心里清楚，在这场较量中，周恩来等人取得了一次重要的胜利。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较量，并没有完结，而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激烈。周恩来的处境更加艰难……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1）
“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因人而异地保护民主人士
看惯了中国政坛风云的人们都知道，对中国政治而言，影响力最大的舆论工具，是那张名为《人民日报》的报纸。这张报纸的“社论”，往往是代表中央的。
1966年6月1日，正当家长们陪着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一起，迎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个“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耀眼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善良的人们并不知道这篇火药味如此之浓的社论所指的“牛鬼蛇神”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一切”包括些什么人。
但中央文革的人知道。这篇社论，是由刚刚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安排起草并经他修改和审定的。
陈伯达、江青等人在号召人们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的目的很明确——要扫除的，不仅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还有那些与资产阶级有关的或非无产阶级的“旧世界”及其代表人物。
这一点，“文革”刚开始时周恩来并没有意识到。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天，周恩来的注意力还在黄河的防汛问题上。他出席由谭震林召集的黄河防汛会议，研究黄河下游防汛期间如何保护石油基地等问题。
还是6月1日这天，晚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将广播新闻之前，周恩来突然接到康生的电话，说毛泽东批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马上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惊愕的周恩来措手不及。第二天，《人民日报》为这张大字报配发的评论员文章中，人们又看到了一些可怕的名词：“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黑帮”、“黑组织”……
在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煽动下，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斗黑帮”、“破四旧”的风浪，迅速席卷全国。冲在风浪前端替阴谋家们打前站的，是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派和年轻、幼稚的红卫兵，他们的野性一旦被人撩拨起来，便难以收住，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被他们置于脑后。
在他们横行无忌的乱揪、乱斗、乱抄、乱抓中，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难以幸免地被卷入灾难里。
8月，自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代表中共中央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央统战部，被中央文革诬为“资产阶级司令部”，中央统战部长徐冰也由此受到批斗，党在一个时期以来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统战工作全部被否定。
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统一战线内部的朋友们——那些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难逃厄运。
在迅猛发展起来的红卫兵运动中，受林彪、江青等人的唆使，红卫兵对各民主党派机关发出了“最后通牒”，“勒令”其自行解散。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者上层代表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的头面人物、非党高级知识分子陆续被抄家、被揪斗。
当一些幼稚、无知的红卫兵踏进当时还算“富有”的被抄对象家中时，出现了一些趁机打家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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