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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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吓人的。主席有更大的战略想法：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试验的前夜，周恩来拿起了直通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的保密电话……
　　刘杰比周恩来更紧张。他后来回忆：
　　在15号的晚上，总理给我打电话，说究竟你现在考虑我们这次实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当时我也是很紧张的了，我说：总理呀，目前根据我的认识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落，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我说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
　　听到这一回答，周恩来放心了。
　　1964年10月16日，周恩来、贺龙、聂荣臻等人坐镇北京，亲自守候在直接连接试验现场的电话机旁。下午3点以前，周恩来接通了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的电话，从电话中，他可以听着现场的指挥口令和倒计时的声音：9、8、7、6……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也各自在办公室密切关注着这次试验。
　　15时，中国西部一声巨响，火球光芒四射，随即向空中升腾翻滚，变成一片巨大的蘑菇云。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响声一过，张爱萍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总理，爆炸成功了……
　　为慎重起见，周恩来在电话中进一步向张爱萍核实：“是不是真的原子弹爆炸？”
　　身经百战的老将军这时也愣了一下。他后来回忆：
　　是不是真的原子弹，我也不懂啊，但我马上往旁边一看，旁边有一个科学家叫王淦昌，我说：总理问是不是原子弹爆炸。他一看前面，正好这个时候黑烟柱起来了，火焰也起来，接着蘑菇云开始了。王淦昌说：现在蘑菇云开始形成，是原子弹爆炸。总理听说后，很高兴。他在电话中说：我向你们所有的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表示祝贺，同时我也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向你们表示祝贺。
　　

破核威慑（8）
当时在周恩来身边的军事秘书周家鼎也说：
　　张爱萍根据当地的情况，说现在蘑菇状烟云已经升空了，而且还把好多现象也很详细地报告给总理。总理这时如释重负，就马上拿起电话向毛泽东报告：第一颗原子弹实验成功了！
　　爆炸成功后，国外的反映接踵而至。
　　——最早得到中国原子弹爆炸消息的是美国，在16日当天，他们再次派出U…2飞机到中国上空搜集核尘样本。美国方面开始假装若无其事，约翰逊总统说：中国爆炸的是一个“小东西”，不超过万吨。很快，他们根据侦察得到的情报，改称：中国这颗原子弹的当量比他们当年投向广岛的那颗还要大。
　　——日本东京方面则广播，中国可能在它的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法国总统蓬皮杜则表示：顷刻之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天也为期不远了。
　　——海峡那边的蒋介石也是较早得到中国大陆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人，他当天声称：事先已从美国方面获此情报，并未感到震惊，但亦未忽视此事对亚洲政治及心理上的影响。
　　……
　　恰在10月16日这天，苏联宣布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于15日辞去职务。当周恩来把这一消息通过电话告诉基地的张爱萍等人时，张爱萍等人开了个玩笑：“我们这个原子弹一下子把赫鲁晓夫砸下台了。”张爱萍说的是玩笑话，但没想到国际上还真有人这么认为。
　　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两大焦点。国际舆论认为，中国是有意把原子弹的爆炸安排在赫鲁晓夫下台的时候，后来有人问起时，周恩来是这样回答的：
　　这完全是巧合。我们怎么能够那样准确地知道他要下台呢？即使知道他要下台，马上爆炸，除非我们手里掌握了大量的原子弹，像放焰火一样随便放。
　　当晚，周恩来随毛泽东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的3000名演职人员，毛泽东让周恩来当场宣布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和苏联赫鲁晓夫下台的两大喜讯，随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向国内外播出了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和中国政府对于核武器问题的立场。
　　中国政府的立场，在当天发表的经周恩来审定的政府声明中，表述得非常清楚：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的核威胁。
　　几天以后，周恩来陆续收到了各国政府的回音。许多国家表示祝贺中国核试验成功，支持中国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主张和召开首脑会议的建议；只有少数国家表示“遗憾”或对中国进行攻击。
　　这一回音，周恩来在10月19日向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人们作了公布：
　　我收到的抗议书只有10份，贺电上百份，表示高兴的就更多。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怎么办？
　　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说过：
　　我们要特别谨慎，宁可让敌人估计得低一些，我们藏一手。不要让敌人过于重视，这反而会增加困难。人家瞧不起我们，我们会埋头工作。
　　后来，他在接见法国外交部长代表时，还坦率地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的原子弹现在还处于试验阶段，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我们还不能反击，要付出相当代价，这些我们都是有准备的。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国便进入了周恩来所说的“准备”状态。为进一步打破核大国的核控制，中共中央决定，要加速研制氢弹。
　　为此，周恩来找来二机部部长刘杰，研究对研制氢弹工作的安排。
　　刘杰认为：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
　　

破核威慑（9）
周恩来果断提出：不行，五年太慢了，要加快发展；下一步的重点是“两弹结合试验”，立即着手抓加强型原子弹和氢弹、导弹。
　　根据中央的要求和周恩来的指示，1965年初，二机部向中央专委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
　　2月3日、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这个报告。会议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
　　从尖端科技的发展来看，由原子弹到氢弹又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美国花了7年零4个月，苏联花了4年，英国花了4年零7个月。而当时法国已用了4年多时间研制，仍未成功。
　　中国对这件事的组织领导工作，则令世界震惊。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
　　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其技术水平也超出了美、苏的首次氢弹试验，提前实现了原来的预想。
　　然而，试验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出现过许多险情甚至事故。
　　1971年12月30日，在我国西北某地进行第一颗实战氢弹的投掷试验，就没有成功。
　　当时，由飞行员杨国祥驾驶的飞机进入预定地点，机上载有一枚数万吨当量的实战用氢弹。塔台发出投掷命令后，杨国祥用力伸向推脱装置机关，投掷装置却无动作。他又采取应急措施，仍没有成功。
　　随着气候、温度、气流、速度的变化，可能使氢弹在空中突然爆炸，不仅会机毁人亡，基地也会成为一片废墟。
　　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虽然极为担心，但他镇定下令：除塔台指挥外，所有人员，无一例外，全部撤出。
　　杨国祥却另有考虑，他坚定地请示说：“我要带弹返航。”
　　接到基地报告的周恩来，捏着话筒，沉吟半晌，终于沉重地说：“要相信我们的飞行员。”
　　在惊人的寂静中，杨国祥终于稳稳地驾驶着飞机，在某机场降落了。
　　周恩来这才松了口气，说：“带氢弹着陆成功，是一大奇迹，要好好总结经验。”后来查明，事故原因是推脱装置变形造成的。
　　在取得国防方面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原子能工业一直注意将原子能用于和平建设上。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波影响了原子能工业的发展，其干扰破坏是显而易见的。
　　在“文革”之初的1966年9月25日第十六次专委会上，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上次专委会后，就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了，5、6、7、8月想开专委会均没有开成。”
　　他对专委们说：你们要说服二机部等科研、生产机关取消红卫兵，取消派别，使这些部门正常工作。
　　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对尖端科技战线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一次，周恩来正在举行欢迎外宾的酒会，突然，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某导弹研究院一位和钱学森一起在周恩来关怀下从海外归来的著名火箭材料科学家姚桐斌被“造反派”整死了。
　　闻讯的周恩来震惊了，手中的酒杯掉落在地上，摔得粉碎。他坚决地说：对国防科技战线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要实行武力保护！
　　1969年8月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关国防尖端科研的会议。针对七机部一些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能放手工作、无法全力突破工程技术难关的情况，他郑重地对分别负责技术和科研生产的钱学森、杨国宇说：
　　由钱学森挂帅，杨国宇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批准同意了一份需重点保护的几百工程技术人员名单，他郑重地指出：
　　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主要是从政治上保护他们，不许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
　　

破核威慑（10）
在周恩来和中央专门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下，对原子能工业和其他国防尖端领域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保护措施，使得这些领域在“文革”的###中仍能继续有所发展。无论是原子弹、氢弹、导弹，还是两弹（导弹、原子弹）结合试验，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与此同时，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问题也提到了决策的日程上。
　　1966年1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十七次中央专委会会议，他除了向尖端科技界提出了“1968年把东风三号搞出来，东风四号可以试，洲际导弹也可能搞出来，全部在这四年内解决”的四年目标外，还专门研究了人造卫星问题。
　　就在周恩来提出要搞核电站的1970年，中华民族实现了自古以来的“上天”的梦想。
　　这年3月底，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进入发射前的准备阶段。
　　4月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发射准备工作的汇报。
　　4月14日晚，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从发射场回京的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戚发韧等人的汇报。
　　参加会议的人都很惊讶，周恩来总理问的几乎都是一些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轨道参数、卫星重量、测量哪些空间物理参数、卫星能不能准确入轨、入轨后能不能播放《东方红》乐曲等等。
　　他对首次发射卫星，也表露了自己的担忧：“卫星可不可靠啊？”
　　专家们肯定地回答：“可靠！”
　　周恩来说：“听了你们的汇报，看来运载火箭、卫星及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得比较好。我得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才能决定发射。”
　　随后，周恩来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进入发射工作位置。
　　4月20日，他又通过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罗舜初发出指示：第一颗卫星的发射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
　　在卫星准备发射期间，周恩来还要求参加此项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要认真地、仔细地、一丝不苟、一个螺丝钉都不放过地进行发射前的准备工作。
　　……
　　1970年4月24日晚，中国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
　　进入晚年的周恩来，是以惊人的毅力忍着癌症的病痛领导中国的尖端科技事业的。
　　1974年3月31日和4月12日。周恩来再次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主要讨论的，是有关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核电站工程问题。这时，他即将进入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在3月31日的中央专委会会议上，听取了“728”秦山核电站工程技术情况的汇报。周恩来最为担心的，是核电站的安全问题。他提出：
　　必须注意核电站的安全问题。
　　核电站的设计建设，必须绝对安全可靠，特别对放射性废水、废气、废物的处理，必须从长远考虑。一定要以不污染国土、不危害人民为原则。对这项工程来说，掌握核电技术的目的大于发电。
　　他深思了一会儿，叮嘱与会的人：
　　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要想到2l、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他还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选派优秀设计人员支援该项工程建设，以此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
　　在4月12日的中央专委会会议上，周恩来留下了这样的愿望：
　　一定要牢记我国的尖端事业现还处在初级阶段，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
　　这是自1962年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以来，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会议。不久，他住进医院，再也没能回到中央专门委员会的会议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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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团结（1）
　　寻求团结，再访苏联，对苏联新领导失望后永别莫斯科
　　1964年10月，曾经不可一世、刚刚过完70寿辰不久的苏联党政第一号领导人赫鲁晓夫，突然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10月16日，苏联塔斯社发表苏共中央全体委员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公报：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
　　这天正好是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日子。
　　一个“上天”（原子弹），一个“下台”（赫鲁晓夫），同一天公诸于众，它们成为震撼世界的两大爆炸性新闻。当时就有国际上的左派人士说：“两个令人欢迎的消息，在彼此相隔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在全世界传开了……”
　　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中共中央是在10月15日深夜（即16日凌晨）得知的。
　　这天夜里，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忙得不亦乐乎。为赶在塔斯社公布这项消息之前通知中共中央，他深夜紧急约见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
　　伍修权是这样回忆的：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突然打电话到我党中央办公厅，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我党中央通报。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是怎么回事，中办主任###同志就交代中联部与他接谈，部里就由我出面会见了他。由于机关早已下了班，我就在家里的会客室接待了他。他当即向我告知了苏共中央在今天的最新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柯西金接任其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留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在此之前，我们同这位大使打交道，总免不了发生争执以至争吵，这次却因为他带来了这个意外的消息，受到了我的格外欢迎。他走后，我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报告###同志，再由他转报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第二天一早，我又向部里的同志们宣布了，大家也都感到意外和十分高兴。同时，这条消息也迅速在全世界传播开了。
　　赫鲁晓夫突然下台，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紧急而重大的难题：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如何处理中苏关系？
　　四个月前，在赫鲁晓夫70寿辰的时候，中国党政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曾联合致电祝贺。贺电说：
　　尽管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态，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而这下，真的发生重大事变了，奇特的是，这事变的主角恰恰是赫鲁晓夫。
　　国际社会和国内人民，此时聚焦中共中央领导层。周恩来以他那资深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敏感对此迅速做出了反应：
　　我们的态度，第一，欢迎，拍贺电支持。第二，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
　　周恩来所说的这两种态度，决定了中共中央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对苏关系上的两大工作。
　　10月16日，就在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这天，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给苏联新领导发贺电。毛泽东还交代外交部，贺电要发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三个人，表示对他们寄予希望。随后，这份有中共中央四位主要领导人署名的贺电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徐明交给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并于当天夜里广播，次日见报。贺电表示：我们衷心希望兄弟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今后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中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贺电发出去后，中共中央进一步讨论下一步的行动。经反复考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对这种考虑，周恩来向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透了底：今年不是十月革命的大庆日，苏联也没有邀请，我们本可不派代表团去。但为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寻求团结对敌的新途径，我们还是决定主动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并倡议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派党政代表团去祝贺，借此机会同苏联新领导直接接触，交换意见。
　　

寻求团结（2）
决定做出以后，10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先试探苏联方面的态度。会后，立即由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一见面，周恩来主动而又感慨地说：“今天是10月28日，两个礼拜来的变化很多，……我们对变化不甚了了，所以想在两党两国之间进行一些接触。”
　　契尔沃年科急切地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接触”。作为驻华大使，他对接触一事求之不得，接触总比对抗好。
　　周恩来诚恳地说：“现在我们有这样一种提议。第一个提议：十月革命节快到了，我们有意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到你们那里去祝贺，顺便同你们的党政负责同志进行接触。”就在契尔沃年科惊喜之时，周恩来的话题更进一步：“如果这样对你们有困难的话，那么我们的第二个提议是：我们欢迎苏联的负责同志到中国来，进行接触，不论是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我们都欢迎。”
　　在这样的时期，中共中央如此重视并非整日子的十月革命节，做出如此重大的提议，并为苏联领导人作了如此周密的考虑，契尔沃年科原先并没有预料到。这位驻华大使甚为感谢，并说将立即把周恩来的重要想法转告莫斯科。他顺便问了一句：中国将派谁去，是一个什么级别的代表团？因为他知道，这个代表团的级别将决定：苏联方面的重视程度和接待规模。周恩来对此留有余地，只告诉他：现在还未最后确定。
　　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契尔沃年科以最快的速度把中共中央的提议传回苏联。
　　在中共中央方面，派谁去最合适呢？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周恩来是最佳人选。
　　10月29日，周恩来再次约见契尔沃年科，告知：“中共中央决定派以我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也就是说，是党中央副主席、政府总理一级的。”同时提出建议：苏方能否利用十月革命节，邀请除苏联外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派代表去，以便进行接触。他坦率地告知：我们要把这个建议告诉兄弟国家，希望他们同意我们这样做。
　　最后，周恩来又一次风趣地试探说：“你们欢迎，我就去。”
　　为“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见朝鲜、越南、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古巴五国驻华大使或代办，请他们向其党中央和政府转达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关于12个社会主义国家派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庆贺十月革命47周年并进行接触的建议。他对这五国的外交官说：“苏联的情况是起了变化，这个变化不仅限于苏联，而且影响到兄弟国家、兄弟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影响到我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
　　周恩来对五国外交官表明了中国的态度：“我们应该做些推动工作。这就是我们说的：它做的积极的事，我们应该支持。第二，我们推动他们向好的方向变化。第三，有些事情，需要等待看一看。”
　　他进一步建议：最好是派总理级的人率团前往。
　　30日，周恩来又接见了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六国驻华大使，请他们转达同样的建议。并说明：“这次苏联十月革命纪念，虽然不是逢五逢十，但它是一个重要时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前去庆贺，也可以彼此接触，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中共中央的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上述国家的响应。中共中央的建议，也迅速传到了莫斯科。
　　10月的最后一天，苏共中央有了回音。10月31日，契尔沃年科紧急求见周恩来，转告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意见，并把苏联方面的庆祝安排告诉了周恩来。在谈话中，契尔沃年科代表苏共中央也代表他自己说：“感谢中国这样重视十月革命节”。周恩来表示：“这是个国际节日。这首先是你们的节日，但不仅仅是你们的节日。十月革命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毛泽东同志早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的文章中谈到十月革命时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周恩来的这席话，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谦逊无私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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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团结（3）
行程定下来后，周恩来便着手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他需要做的事太多了。除了国内的正常工作外，围绕着“上天”和“下台”两个焦点事件所要做的事情，周恩来不知疲倦地日夜操劳。
　　10月31日与契尔沃年科谈过话后，当晚，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家中接见并宴请前来采访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听斯诺谈完他这次来中国的采访计划后，周恩来坦诚地对这位老朋友说：你的要求太广泛了，你要求见那么多人！但是谈问题还是找那些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去谈好。
　　周恩来提醒斯诺：现在世界上有两件大事：赫鲁晓夫下去了，我们的原子弹上去了。在原子弹这个问题上，我是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我可以对你讲我能讲的，把那些我认为应当对你讲的告诉你。周恩来曾多次说过，对朋友他是不会吝惜时间的。所以他与斯诺约定：“三两天内再找个机会和你谈，可是我得声明，是要在夜间12点以后。”
　　斯诺此次来华，原拟写一部有关长征的历史著作。他的这一打算已经有30多年了，但一直未能实现。赶巧的是，他到中国来时，又碰上了震惊世界的两件大事，作为一个资深记者和作家，斯诺决定：再次推迟写长征，首先报道这两件大事。
　　周恩来为斯诺的采访作了周到的安排：“你要是想了解国际活动方面的情况，可以找唐明照，经济问题找勇龙桂，外交和新闻方面的问题找龚澎，文化方面的问题找陈忠经。剩下的问题我来谈，一个是谈政治问题，一个是谈技术问题，原子弹也可以说是个技术问题。”对此安排，斯诺非常感激，在中国，他就像回到家似的。当夜，周恩来把12幅中国原子弹爆炸的第一手照片交给斯诺，告诉斯诺可以立即回瑞士去发表。
　　斯诺回到住处后仍欣喜若狂，他对陪同的人表示：“我真做梦也没想到周恩来总理答应把特号消息告诉我，还有照片，这照片恐怕会惊动世界。我真想不通他怎么有时间看我的计划，我真有些难为情，真没想到周总理能在这么忙的时候挤出时间来见我。看来，这件事唯独对我一个人说了，这样也好，我的思想事先也有个准备。”在回忆一些几十年前的往事时，斯诺还说：“像周总理这样的人真了不起，有用不尽的精力，有刚强的意志。”
　　11月1日上午，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49次全体会议，作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他在讲到对赫鲁晓夫下台的态度时说：我们的态度，第一，欢迎，拍贺电支持。第二，做工作，推动苏联的变化。第三，要观察一个时期。第四，在一些国际会议上，必要时还要同苏联争一争，该反对、该弃权的我们还要反对、弃权。他还说：目前国际形势大好，我们国内的工作更要做好。下去工作的人要蹲好点，总结好经验；留在家里的人一定要抓好生产、分配、收购、救灾等工作。
　　1日中午，周恩来到机场迎接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及其夫人。在机场休息室，周恩来又一次见到也来参加欢迎仪式的契尔沃年科。契尔沃年科传递了苏方安排方面的一个变化了的信息：在11月6日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上，苏方经过重新考虑，改为不安排外宾在庆祝大会上讲话。尽管周恩来对此安排有些遗憾之意，但他还是从良好的愿望出发说：“事情的变化已有了一个开端，总应该希望会一步一步地好起来。”契尔沃年科也诚恳地说：“祝周恩来同志莫斯科之行顺利成功。我们真诚地希望，您的访问将成为中苏关系中的转折阶段。”
　　的确，中共中央和中国党政代表团是抱着“希望会一步一步地好起来”的良好愿望来对待这次重大行动的。当天，周恩来还仔细地审阅修改了《中国党政代表团同苏共接触时的一些方针政策问题》等有关文件。
　　从11月1日至4日，在出发前的这段紧张而短暂的日子里，周恩来接见或陪同外宾的活动就达18次之多。
　　11月3日，周恩来在接见英国贸易大臣道格拉斯·贾埃时，以一种良好的愿望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