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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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悬在了空中。我们默默地坐在起居室里，不知在等待着什么……　　大约夜里两点，电话铃响了。　　“我在这儿，在大堂里。你们下来吧，”我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这是安德列，”我急忙告诉列拉。“教训他一顿……”　　安德列站在大堂里，有些失神，并且我觉得眼睛有些浮肿。　　“汽车在门口……我开不进车库来。”　　我们出来走到“奥尔斯摩比”跟前。似乎一切正常，只是速度表上显示，在最近12个小时里，汽车跑了几百英里。看见他可怜的样子，我什么也没有问安德列，泊好汽车，上楼回到家里。列拉，她忘记了要“教训”，扑上去亲吻拥抱儿子。可他站着，不做声，无动于衷。我最后问他：　　“是不是说说，你到底怎么啦？”　　“最好明天再说。给我水。”　　他一口气喝了两大杯水，用手背擦干了嘴唇，很勉强地说出来一句话：　　“我困死了。”　　他摇摇晃晃地走向自己的房间，倒在床上，衣服都没有脱，一下子就睡着了。　　那一夜，我们当然是一眼未合。我给领事打了电话。他也没有睡。他的一句话使我感到刺痛：“我们希望，这事就这样结束……”　　早晨，无论我如何查问，他都干了些什么，他要么故意不回答，要么坚持说，什么也不记得了。列拉和我本来应该去上班了，可是能不能把安德列一个人留在家里？不得不带上他。将儿子送到使馆的小餐厅后，我上到二楼，向奥列格·索科洛夫通报情况，大使多布雷宁在莫斯科期间，他是临时代办。　　奥列格也对于此事是否会这样过去，表示了疑虑。实在是太怪了。既有跟那个失踪的苏汉的结识，也有警察找不到我的汽车，还有安德列怪异的举止……　　我们决定，为以防万一，加快他和列拉的行期。恰好，第二天，苏航有班机飞往莫斯科。我们跟奥列格关系相当好，我觉得，他在诚心诚意地要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帮助我们。　　电话响了，奥列格拿起了听筒，但是我发现他脸上的表情在变。他用感叹词作答，挂上电话之后，默默地看了看我，同情地说：“这是我们共同的朋友，《纽约时报》华盛顿记者站的莱斯里·盖博。他刚刚拿到了安德列写给里根总统一封信的副本。安德列请求在美国避难。这封信将在报纸的晚间版上刊登出来……”　　我预感到了某种不祥，但这种打击实在是出乎预料。那时，正是“冷战”最激烈的时期，里根把我国斥为“罪恶帝国”。并且苏联外交官的儿子，即便他还是个孩子，向美国总统请求政治避难！这对于那些“冷战”斗士来说岂不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吗！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可是，为什么安德列跟我什么都没有说？　　也可能，这只不过是挑拨离间？不过，骚扰将会是难以忍受的。突然之间，我的儿子成了一桩丑闻的对象，况且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大众传媒的歇斯底里将是毫无限度的……　　奥列格打断了我苦痛的思绪：　　“我想，最好你们全家马上搬到大使馆生活区来。记者和穿便服的家伙们很快会到你在切维－切斯的家里去的……”　　我的脑子一下子还不能消化我们所发生事件的全部后果。就向在云雾中一样，我下到小餐厅，安德列正在那里安静地喝着可口可乐。很难不跟他急，可我还是忍住了。我必须平静，这样才能弄清所有情况。首先得去新闻社去接列拉，她在那儿的《苏联生活》杂志社工作。然后赶回家，收拾必需的用品，再赶到使馆去。　　我和安德列走到车旁。我尽量平静地问道：　　“你真的给里根写信啦？说实话。”　　“我记不得了。可是我真的想留在美国。我不喜欢在莫斯科的生活。这里好玩多了。”　　“昨天夜里你去哪儿啦？”　　“开车去纽约，想去找美国驻联合国使团。拿了妈妈放在床垫底下的钱缴路桥费。实际上，全程都有巡逻车跟着我。警察冲着我微笑，招手，但一次也没有栏我。”　　“你看他们是否知道你的打算？”　　“也许。但是，在纽约他们不见了，而我迷了路，吓坏了，后来决定回家。”　　“你要这些干什么？你可以在家里中学毕业，上大学，受教育。然后再来这里工作的。”　　“可是谁会放我来这儿？这会是惟一的机会。”　　“你在这儿没有专业，没有受过教育，谁会用得着你？他们自己的失业者也够多的了！”　　“我想试一试。要么成功，要么死了。这比在家里混日子强多了。你运气好，你可以到这儿来。我不会有这样的运气的。”　　“可是你想没有想过妈妈和我？”　　“想过，所以才回来了……”　　我还能说什么？我们的家庭悲剧，事实上也是这个被打破的世界的悲剧，“冷战”冲突的产物。由于跟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美国进行竞争，我们国内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我们老一代的人，经受过艰难的岁月，可以继续忍受，坚持英国人的说法：“不管对与错，这是我自己的国家”。但是，甚至我们这些人，也喜欢在野外，在密友的圈子里，伤心于我们的领导人不关心自己的人民，而只是关心自己的幸福，安排自己的子女，甚至孙子辈。我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人员组成，就是个显著的例子。当时，条件还不允许我们公开地谈论这一切，所以我们只能容忍这些颠倒黑白的事，尤其是身处国外时。　　对年轻人而言，这些却难得多。从学校给他们灌输的，是应该讲真话。可是，他们听到的是一套，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套。　　安德列对于假话和虚伪那一套的反感特别强烈。　　有一次，大使馆中学的八年级学生要画一幅画，反映苏联维护和平的斗争，安德列画了苏联的坦克在阿富汗，而反映祖国生活的作业，则用了这样一幅画：饭桌上是一张《真理报》，报上是一瓶伏特加。　　学校的校长，此人每逢革命节日都要写诗颂扬祖国，顺便也颂扬一番多布雷宁大使，对安德列的画大为火光，每次都叫我去解释。我试图让孩子明白事理，可劳而无功。　　“爸爸，”儿子回答说，“可这是真的呀。在学校教我们要做诚实的人……”　　接上列拉之后，我们迅速收拾了必须的物品便很快来到使馆区，这里临时给了我们一套房子。正如莱斯里·盖博所警示的，安德列亲笔写的信件当晚便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出来了，第二条早晨则上了《华盛顿邮报》以及美国的其他报纸。不知为什么，签名不是“别列什科夫”，而是“别尔什科夫”。我拿报纸给安德列：“仔细看，这是你写的吗？”　　这次他没有抵赖。　　“那为什么姓氏写错了？”　　“我发慌了，弄错了……”　　“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吧，”我对他说，我明白，一旦对他动粗，他就不再会开口。　　我们必须做出某种决定。但是，事先我必须说服安德列放弃留在美国的企图，并且要他坚决答应跟我们一起回到莫斯科。只有在这之后，我才能向使馆领导提出行动计划。我提出了各种方案，安德列不说话，只是仔细听着。　　“记着，”我警告说，“我们可以体面地解决这事，只有跟你谈妥所有的细节，并且只有你信守诺言，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同意。”　　“太好了！好好想一想，明天我们再谈。那现在去睡觉吧。”　　我们及时离开了位于切维·切斯的房子。我们的邻居，“新闻”社的代表告诉我，在底层的大堂里和走廊里挤满了报纸和电视台的记着，等着我们出来。如果我们在那儿的话，我不得不回答他们的问题，甚至不知道如何从这种局面下脱身。如果美国政府拒绝安德列出境，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想清楚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什么？我们自己走，留下没有生活来源、没有社会经验的孩子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或者跟他一起留下来，自己也成为“出国不归者”？这可是1983年，早在“改革”开始之前。的确，勃烈日涅夫死后，安德罗波夫上台，国内开始发生某些变化。但旧的教条基本上仍然有效。何况在当时，无论我，还是列拉从心理上没有做好准备走这一步。此外，我与第一个妻子生的两个孩子还在莫斯科。我的大儿子谢尔盖在外交部工作。他会出什么事？我们在莫斯科有许多朋友。我的书用苏联各族的语言，并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出版，我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读者。不，我们当时不能留在美国。如果安德列在美国被扣留，我和列拉，最可能会两个人回到莫斯科。现在，许多人会认为这种做法太没有人性，可当时，向许多苏联人一样，我们曾是理论的囚徒。  

永不愈合的伤口（3）
整个晚上，电视新闻节目里，有关“苏联外交官的儿子”写信给里根总统请求在美国政治避难，以及政府打算满足申请的新闻作为主要事件不停播出。安德列的照片和信播出时，加上一段背景画，上面是镰刀和锤子在追逐一个跑着的男孩。　　这起事件中的许多环节显然十分古怪。信是在他失踪前一天发出的。白宫和《纽约时报》每天都要收到大量邮件。安德列的两封信如何能够在不到一昼夜的时间里分别到达收信人，被人拆阅，报告给里根总统，并准备好在报纸上刊登出来？是什么人专门将这两封信送给收信人的？什么人和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丑化安德列的父亲？可是，我在苏联大使馆里的位置并不高。不过，正如前文所述，我曾经在美国走过许多地方，在各个大学和研究所讲课，阐述苏联就这些或者那些国际问题的立场。从我的书里许多人了解到，四十年代我曾经作过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助理，斯大林的私人翻译。而这个苏联外交官的儿子爱上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不愿回家。如何可以相信苏联的宣传家，如果他们自己的孩子都不相信？第二天早晨，我跟安德列进行认真的谈话。使馆的领导，特别是克格勃的驻馆负责人坚持认为，安德列要否认信的真实性。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了儿子，必须这样作。他同意跟我们回到莫斯科。出发到使馆之前，我问他：　　“我能不能确信，你不会糊弄我？”　　“是的，爸爸，我答应了，会守信的。”　　这里，我认为，比较恰当的是援引安德列八年之后写给《华盛顿邮报杂志》（1991年10月27日）的关于1983年8月时间的片断。夜里开车到达纽约之后，他迷了路，非常害怕，并决定回家。　　“我的脑子里乱成一团。我在干什么？在这个国家我不认识一个人。我会发生什么事？我会在这儿找到工作吗？我住在哪儿？我一直都是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我自己从未一个人呆过。我的父母——我如此爱他们！我们的争吵是那么傻。在我的心里，我最爱我的父母。只是现在，当我一个人呆着时，我才清楚地理解这一切。没有他们我不能生活。为什么我没有先考虑他们？他们会出什么事？他们会在蒙羞之后回到俄国？大家都会斥责他们。并且没有我他们会怎么生活？他们也爱我。我的父亲工作太多。他在努力使我的生活容易些。他在尽力帮助自己的国家。他的讲座在美国——是苏联宣传的黑暗中一束亮光。他喜欢自己的工作。这是他的生命。可是我会毁坏他的一切。我的妈妈——不管她说了些什么，不管她怎样骂我，不管我跟他怎样争吵——她是我的妈妈……为什么我事先没有想到这些……我必须回去。”　　这个片断我作为一项证据来列举，即在我的说服之前安德列在内心深处后悔自己的轻率行为，他自己已经决定了要跟我们一起回到莫斯科。　　在使馆高级领导会议上，我们详细地研究了应该采取的步骤。我建议立即在使馆生活区举行有安德列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声明，打算跟父母一起回家。这会立即缓和气氛。此后，安德列和列拉飞往莫斯科，我留下来等待替代者。最主要的——是在媒体上的宣传活动开始之前尽快解决此事。　　但我的同事没有支持我。可是如果安德列改变了主意，说自己想留在美国，那该怎么办？我徒劳地试图说服他们，不必担心这一点。他们决定为自己留后手，向莫斯科请示。　　不巧的是，多布雷宁大使刚好不在。我想，他会当场决定此事的。而向莫斯科请示，等于把我们家的问题转移到了两个超级大国、当时被吸进“冷战”漩涡的国家关系领域。　　结果，安德列立即离境可以结束这起事件的时机被错过。莫斯科的答复拖延了几天，其时，针对安德烈的宣传活动却已经全面展开。　　在使馆生活区上头昼夜有一架直升机在盘旋，用探照灯将整个地方照亮。大门口挤着记者和大批的群众。正对这大门展开了一幅巨大的横幅“给安德列自由”。通过扩音器喊的也是这个要求。“安德列事件”成了每日电视新闻的头条。美国总统助理埃德文·米斯宣布，根据里根总统的命令关闭美国的边境——这是美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措施。每天晚上，所有的电视频道播放着八面威风的律师们的辩论——如果美国允许将安德列带回苏联，等着他的会是什么样的惩罚。刚刚从莫斯科移民到华盛顿的苏联问题专家德米特里·萨摩斯，手持苏联刑法典，言之凿凿地说，不光是安德列，而是别列什科夫一家都会被发配到西伯利亚。　　所有这些，安德列每天都看见听见。我不得不一次有一次地问他，在回家的决定上有没有动摇。但是他表现很坚强，说：“不管怎么样，我会信守诺言。”　　我安慰他，让他相信，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虽然我自己明白，各种麻烦没有完全排除。应该说，美国的恐吓宣传活动对使馆的一些员工见了效。有人建议我们，回到莫斯科之后，改名换姓，搬到外地的小城，尽量不要抛头露面……　　过了几天，国务院“受总统委托”正式通知大使馆，称美国移民当局坚持要求将安德列移交给他们以便核实他的意愿。大使馆代表关于安德列想跟父母回家的声明，没有起作用。当局坚决要求交出他来。　　最终，莫斯科同意了举行记者招待会。此后，与国务院达成协议，一旦安德列确认自己回到祖国的意愿，我们一家可以立即离开美国。　　就这样，在使馆的俱乐部里挤满了记者。其中有我的朋友莱斯里·盖博。也有苏联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使馆参赞维克多·伊萨科夫主持记者招待会。安德列表现很好，回答问题十分简洁，重复了好几次要跟父母一起会莫斯科。　　记者招待会之后，由奥列格·索科罗夫和克格勃驻馆负责人、以及美国国务卿的两名助理陪同、在警察摩托车队护送下，我们前往达拉斯国际机场。全程都为我们开了绿灯。刺耳的警笛声时不时响起来。　　机场大楼的所有阳台上，挤满了文字、摄影、摄像记者。他们显然在期待着某种轰动性的东西。海湾航空公司一架飞往巴黎的“波音－747”班机在跑道上已经等了我们一个半小时。但是，我们未能马上登机。　　大使馆的同事们跟我们告别之后，国务卿助理理查德·贝特将我们跟安德列带入一间装饰非常漂亮的房间，那里已经有三个阴沉的陌生人坐在那里。我们被邀请坐在桌子前，他们的对面。其中一个人提问。另外两个人在作记录。可能他们是心理专家？显然，委派他们来，是要检查一下，安德列是否处于某些药物的作用之下，是否他自觉决定离开美国。可能，当局以为，如此隆重的、几乎是“总统式”的送行会冲昏安德列的头脑，他会在最后一刻又想留在美国。但是，这里安德列表现得十分坚定，很快我们被送上了飞机。　　我们和陪同到莫斯科的副领事的机票被登记在头等舱。我担心，其他的旅客会因为航班耽误时间太久而对我们持敌意态度。可是当我们一干人进入机舱时，却响起了友好的掌声。乘客当中也有不少外国人，他们，当然还有大多数美国人向我们表示了同情和好感：毕竟我们是胜利者，争取到回到家庭的怀抱。“波音”机长表示的好感也是令人愉快和非常实质的：一瓶香槟酒和一罐黑鱼子酱。　　飞机刚刚升空，我们跟安德列又陷入了记者的包围圈。原来，飞机上的记者多过一打。对于我们免打扰的请求根本无人理睬。他们用各种问题来烦安德列，照相机的闪光灯使人目眩。最后，可怜我们的机长要空姐用毛毯像屏风一样把我们隔起来。　　在巴黎，我们立即转乘苏航直飞莫斯科的班机。但是，在布尔热国际机场上，上这架飞机并非易事。那里也有一大批记者在等着我们。他们试图把我跟安德列分开，所以我们一下子远离列拉，她被推倒在地，她倒在地上，甚至没有人扶她站起来。所有人都在追逐安德列，企图在最后一刻把他跟家人分开。四面八方都是标语：“安德列，你还在自由世界。请选择吧：自由或者是西伯利亚。”没有人为父母考虑。  　。。

永不愈合的伤口（4）
终于到达半空的飞机上，安德列躺在三个座位上，一直睡到了莫斯科。　　在舍列梅杰沃，这里同样也有外国记者，我的儿子谢尔盖和我的朋友们来接机。他们顺利地把我们送到了位于伏龙芝沿岸街的家里。在西方，围绕着我们一家又热了一阵，后来媒体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失事的南韩航空公司007航班上去了。　　虽然当时苏联的局势在逐步改善，我还是发现，“以防万一”，我的书从图书馆和书店的架子上被撤了下来。我书稿被出版社退了回来。在一部有关战争年代外交的新的电视纪录片中，那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对我的采访，有字幕上我名字被紧急剪掉了。小心的人们在等待，不知道我们会出什么事。　　但是，真正的朋友却是忠实的。特别是阿尔巴托夫帮了大忙，他跟我国当时的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关系非常好。　　很快，我被任命为《美国：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杂志的主编。我的书稿被出版社要了回去，并且书也出版了。1985年春天，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向人民说明，我们国内的情况一团糟。“改革”开始了。　　1986年初，我被派往美国短期出差。这是彻底的平反。　　安德列很快中学毕了业，上了航空工业学院。毕业之后，在航天研究所做了一年的试验员。但是，生意吸引着他，因此他开了自己的公司。很快，安德列结了婚，1990年春天，他的儿子丹尼尔出生了。有一段时间，安德列与总部设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合作，他到那儿出差去过几次。　　1993年初，安德列做了俄美合资公司的副总裁，销售钻井设备。他幻想着能够有大的成就，他曾经跟我说过，现在，当他自立之后，我就可以不必工作了：安静地住在达恰，读历史小说，随意写点东西：他会照顾我跟列拉的。　　但是，命运却做了另外的安排。安德列不幸被害。这发生在对于我们来说是不祥的月份1993年的8月。8月17日，在莫斯科的办公室，冒充是朋友、憎恨安德列、妒忌他成功的狂徒射出的子弹撕裂了我们儿子的生命。当时他年仅26岁。安慰我们的，是他的儿子，我们的孙子小丹尼尔，那年他才三岁半。　　感谢命运，我的第一次婚姻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阿列克赛。　　谢尔盖使我高兴的是，他沿着我的足迹走：我曾经给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担任翻译，谢尔盖则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的翻译。并且谢尔盖的女儿，我的孙女阿纳斯塔西娅，像他的父亲一样，是个出色的同声翻译。　　阿列克赛更喜欢我的第一个专业——工程师。他有一双巧手。他可以做出来任何的东西。他有一个女儿卡嘉和儿子别佳。  

父母的墓地（1）
“斯大林专职翻译的父母生活在美国”，这就等于宣判了我的死刑；　　而在当时的美国，有亲戚在苏联也断送了许多美国人的前程。　　有多少亲情被意识形态的巨磨碾碎？　　53年过去了，一束白菊和一束红玫瑰让我找到失散了半个世纪的妹妹。难道这是父母在天之灵的庇佑？　　我一直想找到父亲和母亲的下落。但是，我搜寻的全部努力都是白费功夫。别列什科夫一家人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我却一直觉得他们还活着。我设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应该从我在西方报刊发表的许多文章以及在西方出版并在报刊中得到评论的书认出我来。此外，他们可能在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电视节目中看见我。为什么他们找不到我呢？显然，他们认为，在“冷战”和激烈对抗时期相互之间最好不来往，尤其是我在斯大林身边工作。我的父母可能还活着，这一点不仅从贝利亚调查我的企图中得到证实，此外，在1945－1954年间不放我出国，只是根据莫洛托夫的亲自推荐我曾经到维也纳、日内瓦和美国出差，但此后的1954至1955年间苏共中央境外干部处再次关上了我前往西方的路，仅仅偶尔在米高扬的坚持下“铁幕”为我略微开启。　　与此同时，时不时有一些微弱的信号传给过来，我将其看作是来自父母的消息。1955年，我本人10年来首次参加鲍利斯·波列沃伊率领的记者作家七人代表团出访美国，他们每个人都获赠许多纪念品：各种书、小册子、明信片、旅行指南等等。我最初没有注意到，在送到我下榻的洛杉矶“大使”饭店房间有关加利福尼亚的画册中，有一小本书是我儿时最喜爱——德国作家卡尔·曼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的《维耐通》。只是在事后我自问，如果不是亲人，会是什么人寄来这本书呢？而最近我才打听到，我的父母当时每天都到“大使”饭店附近来，混在围着“红色记者”的人群中，并且戴着墨镜，否则我会认出他们来，为的是看一眼他们的儿子与同事一起坐进大型房车。看见我就在身旁却害怕显身，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几年过去后，在《新时代》杂志众多的外国读者来信中，有一封信来自瑞士的诺尔女士。她请我们给她寄一本卡明斯基医生有关理疗方法的书。我立即回想起，20年代卡明斯基曾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正是他采用水疗法为儿时的我治过病。为什么这个瑞士女士会向我提出这样的请求？信封上的地址写着：露伊莎·别列斯，日内瓦疗养院。通过这位女士我应该转交卡明斯基的书。我完成了这个使我万分好奇的请求。　　几年之后，又一封来自日内瓦的信，还是同样的回信地址。这一次，这位诺尔女士未提到我的名字，却在信中罗列了我童年的时代的许多事情。这些情况只有我的母亲才知道。1966年在德国出差时，我第一次写信给日内瓦，询问诺尔女士何以得知这些细节。我也请她告诉我，是否知道我父母亲的情况。　　两年之后的又一封来信更加详细地写了过去岁月的细节，但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不经意地提到，诺尔女士打算1969年夏天呆在瑞士，并且可以按照原先的地址给她回信。　　1970年列宁诞辰100周年之际，苏联记协组织了数个赴瑞士参观团，寻访1917年革命之前列宁流亡的地方。我和妻子也参加了其中一个参观团。　　1969年初夏抵达瑞士之后，我们马上前往疗养院造访露伊莎·别列斯，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士，我可以跟她用德语交谈。她说，诺尔女士经常过来拿信件。我们将自己饭店的地址留下，并请求转告诺尔女士我们已经到访，然后便加入参观团去寻访“列宁的足迹”。　　第二天早餐之后出得饭店，我们在门口遇见了一位穿着优雅，满头银丝的女士，我当时一下子未能认出自己的母亲：离别的三十年完全改变了她的外貌。见面使人非常激动，我们一时都说不出话来。我们三人找了间咖啡馆坐定之后，才终于能够开口说话。妈妈告诉我，父亲五十年代末去世了，我妹妹在占领期间失踪。妈妈曾经上专门的训练班，所以作过美容师。现在已经退休，虽然不算富裕，但有钱可以到处旅行，这已经成为她的爱好。　　当时，我问不出口，为什么她姓诺尔，我想着可能父亲去世之后她改嫁了。我妹妹失踪的情形她也没有细说。当时，我对于她的各种说辞有所怀疑，但感觉到她认为有必要隐瞒什么，因此也没有加以深究。开始写这本书时，决定不提到妹妹，只是认为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免得使她难堪。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迫使人小心翼翼，避免为自己的亲人招祸。对我们而言，海外关系，正如对西方的许多人有亲属在苏联一样，都会带来麻烦。　　看见母亲的拘谨之后，我也不再询问，她用哪国护照周游世界。当时觉得，她可能有某种发给迁徙人士的证件。　　也许，知道我的工作地点，为了保护我，父母亲改换了姓名。正因为如此，我通过红十字组织的寻找他们的努力始终没有任何结果。但是，他们周围有许多人，同样流落到西方，认识我父亲，并且会向贝利亚的谍报人员揭发他们的“小计谋”，并且显然是这样的。我想，克格勃早就掌握了我所不知道的一切。　　在我此后几次出国期间，我与母亲数次会面。后来，直到八十年代初又没有她的任何音讯。　　有一天早晨，来到编辑部之后，我在自己办公室的桌上发现了一封写给我的信。女秘书告诉我，信是在我到之前一位先生送来的，但没有说自己的名字。打开信封，我掏出了母亲工整的笔迹写满的几张纸。心中充满了激动和不祥的预感，我请秘书不要打扰我，关起门来开始读信：　　“……当这封信到达你那里时，我将已经不在人世。因此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此前不敢说的情况。是你中学时代的好朋友米海里帮助我们到西方的。他当时是德国海军军官。他在短期休假期间前来找你。我们告诉他你失踪了。父亲病得很厉害，走路十分困难。我们面临饥荒。米海里看见你父亲的情形——他被经常发作的心脏病和恶劣的生活条件折磨得不成样子——便自告奋勇帮我们搬到巴伐利亚佐霍夫市他母亲家去住。过后不久，战列舰‘第尔彼茨’号被英国空军击沉，他也牺牲了。后来不久，我们顺利地来到了美国。刚开始我们的日子很苦，但慢慢便安顿下来了，取得了美国国籍，在加利福尼亚买了一栋小房子，并一直住在那里……”　　原来，这就是我母亲精心掩饰的事情。即他们成了美国人。现在的人也许会问，这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斯大林前任翻译的父母生活在美国，那又如何？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本人宣称，她是如何高兴和骄傲她获得了美国国籍，而她的女儿，斯大林的孙女，生下就是美国人。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拿到了美国的绿卡，柳芭·勃烈日涅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