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第2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即就在当天夜里艾登召募了莫洛托夫，使后者成为英国军情局最有价值的谍报员。正是当夜在夜行快车里进行的那场谈话的“机密性质”，可以解释为何莫洛托夫严重违反了斯大林有关不得与外国人单独相处的严格规定。　　多年来，莫洛托夫一直是国家的第二号人物，在政府内部享有很高的威望。虽然斯大林早已经不再拿自己周围人的意见当回事，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依然必须要考虑社会舆论。逮捕莫洛托夫的妻子虽然有某种意义，但仍然不具备完全的说服力，因为其他人的妻子也都在监狱里。所以，在最后几年，斯大林在一步步地破坏莫洛托夫的威信。在中央全会上，以及在其他更小范围内，他谈到了莫洛托夫的“错误”，谈他没有顶住帝国主义势力的压力，向西方“投降”等等。与此同时，他逐步将莫洛托夫往后推，把他排斥出政治局。为了最后的打击，逮捕和宣布此前的亲密战友是特务和人民公敌，一切都似乎准备好了。然而斯大林之死，止住了这次打击。　　在最后的几年，鳏居的莫洛托夫一直住在莫斯科郊外朱可夫卡的别墅里，在自己人的圈子里他一如既往地敬三杯酒：“为斯大林同志干杯！为波莉娜干杯！为共产主义干杯！”当有人问道：“怎么可以这样？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难道不是斯大林逮捕了波莉娜，并且差点害了您本人吗？”他的回答总是一如既往：“斯大林是个伟人……”  

《新时代》杂志（1）
一个普通刊物改名，也要斯大林亲自批准。　　“十二月党人幽灵”使斯大林恐惧，他担心上百万到过西欧的苏军官兵们会像十二月党人一样发动起义。　　斯大林再次开始逮捕、迫害，将国家再次置于残酷恐怖与极端排外的窒息氛围之中。　　截至到1945年3月份，翻译和编辑的挑选已经完成，我们开始准备出版《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的英文和德文版。不久又决定出版法文版。我是英文版和德文版的编辑，但我的法文知识不足以保证翻译的质量和正确性。我不得不另外寻找合适的人选。外交部推荐了切格达耶夫，他在战前曾在苏联驻法国使馆工作过，法语流利。　　在打败德国以及战争在欧洲结束之后，我们杂志的名称过时了。写着《战争与工人阶级》的封面无论如何不适应已经开始的和平时期。列昂捷夫要我们大家都想一个新的名字。　　很快，我们拟出的各种各样的名称形成了一个清单。讨论的结果，其中的一些被淘汰了，最后再次形成了一个清单，列昂捷夫转给了莫洛托夫，后者则转给斯大林定夺。　　应该说，我们的思路集中在仅仅几个非常表面化的名称上。其中包括这样一些方案：《和平与工人阶级》、《国际生活》、《国际综述》、《国际事件潜望镜》、《世界轨道》、《政治与生活》等等。我们等待答复的时间大约有两周多。新一期的出版日期一天天接近，编辑部里大家都十分着急，因为都看到了战后保持旧名称的不妥。　　终于，信使出现在我们位于卡拉什街的编辑部（后来，这栋别墅成了日本大使馆）。他带来了有五个火漆封印的大型红色信封。我们都知道，这来自斯大林的秘书处。签收之后，列昂捷夫剪开信封，取出了写着我们建议的那张纸。在右下角有“新时代”几个大字，和斯大林签名的缩写。我们的方案，没有一个让“领袖”满意，所以他自己给杂志起了名。　　问题解决了。但是，“主人”的选择却使列昂捷夫左右为难。当时，许多人对革命之前极端反动的、由黑帮分子苏沃林出版的报纸《新时代》记忆犹新。列宁曾经用各种骂名与其进行过激烈辩论。大家都知道，列宁与自己的对立面辩论时善于使用各种激烈的修饰词和标签。当时，美国《时代》周刊驻莫斯科记者是美籍俄裔阿姆菲加特洛夫。记得有一次，他找到我，骄傲地对我说，他祖父的名字在列宁的著作中经常被提到。出于好奇，我查阅了《列宁全集》中提到美国记者祖先的那一页。原来，列宁称呼的方式不是别的，而是“娼妓阿姆菲加特洛夫”。这位引起了列宁辩论怒火的作者，大部分文章就发表在《新时代》上。同时，让我们总编特别恼火的是，这个苏沃林报纸的编辑和他是同姓，也姓列昂捷夫。　　我们已经订制了俄文、英文和德文版的封面，而列昂捷夫的疑虑更重了。他不能违抗斯大林，同时对这个不合时宜的类似不能释怀。将来，当杂志出版之后，一旦有人向“主人”提醒到这个不巧之处，斯大林的怒火一定会降到编辑部头上，他会问：为什么没有预先提醒。　　经过反复思量之后，列昂捷夫最终还是下决心向斯大林报告。这在技术上非常简单，因为编辑部里就有连接克里姆林宫的直拨电话。这个电话响起来时，一般斯大林本人接听。但是，惊动领袖，并且怀疑他的决定这可非同小可！　　斯大林听完了列昂捷夫的想法，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这样的，当时是一个新时代，现在是另一个。战争以我们的胜利告终了。敌人被打败了。我们的周围都是朋友。新的时代到来了……”　　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列昂捷夫的疑虑烟消云散。　　在那一刻，斯大林是否真的相信，新时代已经到来，与西方列强的合作关系可以保持下去，在国内也将不再追寻“敌人”，苏联和全世界的好时光已经来临？国家辽阔的土地上一片废墟。千百万人蜗居在土屋里，物资匮乏。并且还要完成加入对日作战的承诺。但这被看作一场短暂的战役。最主要的，是尽快为居民创造基本生活条件，重建遭到破坏的一切。也可能，当时斯大林相信，美国人将会帮助我们。也可能，他已经打算节制自己的胃口，进行妥协？因为，刚刚入主白宫的杜鲁门使人相信，在国际事务方面他打算继续罗斯福的方针。　　前不久的盟友间关系紧张，这是谁的责任？西方的某些研究者认为，反希特勒三大国联盟的所有领导人在同等程度上都已经对继续这种盟友关系不感兴趣了。在我看来，战争刚结束时，苏联领导人极力在保持信任气氛，然而在一系列情况下却又用自己的行动破坏了这种气氛。这里的原因是，斯大林的疑心太重，他倾向于用“上一场战争”的概念进行思考。他有这样一个固执的想法，即在苏联周围有几个国家建立一个地带，而这些国家的体制是他可以完全放心的。　　当然，所有这些都引起了英美相应的反应。但是，那里也并不大关心保持良好的气候。杜鲁门对前来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的莫洛托夫进行粗鲁攻击，使斯大林有理由认为，美国新政府正在放弃罗斯福的政策。此后在波茨坦，杜鲁门企图用原子弹讹诈苏联，在莫斯科制造出了一种受到严重威胁的气氛。由此，斯大林的行动在西方被解释为苏联威胁。对抗开始加剧，“冷战”展开，并有演变为“热战”的危险。　　美国掀起了一股###浪潮。作为回应，苏联也展开了更残酷的反帝斗争。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合作斗争中形成的相互好感依然存在，而双方却都在让各自的人民准备对抗。正是在四十年代下半叶，我国发起了与“世界主义”和“崇拜外国”作斗争的宣传运动。我觉得，这里企图达到两个目标：驱使人民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新侵略者”，在国内重新制造恐怖气氛。　　我想，是“十二月党人幽灵”使斯大林不得安宁。在1812年的卫国战争期间，数十万俄军官兵到了巴黎。沿途他们了解到了西欧各国民众的生活及其条件，与实行农奴制的俄国有天壤之别。他们感受到了甚至在拿破仑之后的法国，依然处处散发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俄国人如饥似渴地吸收了这些，并带回了彼得堡。几年之后，参议院广场上发生了十二月党人起义。　　现在，成百万的苏军官兵到了柏林、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走过了许多西欧国家的土地。他们看到，甚至在五年战争的破坏和希特勒的占领之后，那里的生活也并不像我们宣传的那样暗淡无光，那里的大多数人都比苏联人活得好。不仅仅在东普鲁士，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农家的地窖里挂着整块火腿，还有香肠和奶酪。身处斯大林国家农奴制下的集体农庄庄员们早就不记得这些东西了。所以，令“各族人民领袖”非常不安的是，当他禁锢在隔绝和无知中的这一大批人回到家里，并开始比较时，会发生什么？　　另一个情况也使他不安。战争期间，许多人克服了自卑综合症，和党组织灌输的等待上级指示的无条件反射。甚至普通士兵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也往往必须自行决定作什么和怎么作，根据情况采取行动。这等同于斯大林一直企图在自己的臣民心中打消的自由感。这也促使人们克服了恐惧感。可是，斯大林所建立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恐惧感之上。如此一来，出现了对体制的威胁。必须拯救这个体制。　　于是，官方的新闻宣传开始诋毁所有“外国”的东西，甚至旧俄时期人们所熟悉的“法式面包”被改名，成了“城市面包”，列宁格勒十分著名的咖啡馆“诺德”被改为“北方”。在所有地方都要有“本国优先”。任何没能体现本国优先的东西，就应该受到排斥。遗传学和控制论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任何人，只要他胆敢正面评价西方的某个发现，会立即被贴上“世界主义的丧家之犬”，以及在“外国事物”面前奴颜婢膝的标签。那些曾经在希特勒军队占领区生活过的人，遭到了怀疑。在各种表格上专门加入了这一栏。似乎当时人们是自愿呆在德国人那儿似的，因而是他们自己的错，而许诺在敌人的领土上消灭侵略者，而后造成红军撤退到伏尔加和高加索的苏联领袖们，则与此无关。数十万人被捕，由于“领袖”的意志在战争最初几天未能撤退，陷入大包围的军人，被送进了集中营。又开始了随便抓人，许多无辜的人被立案调查，先是“列宁格勒案”，此后则有“医生投毒案”。  　。。

《新时代》杂志（2）
斯大林可以满意了。他又一次将国家置于恐怖之中。但是，这个成就最终反过来对付他自己。当他临死时，居然无人可以帮他。因为他所有的主治医生早都被投入监狱。  　txt小说上传分享

斯大林之死
斯大林竟意外地死于自己又一次创造的全国恐怖之中。　　据我观察，远非贝利亚一人对女性有着病态的胃口……　　苏共中央的秘密文件中指出，贝利亚曾经打算苏联建立合资公司，市场经济，并企图从奥地利撤出苏军，与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　　似乎我们在40年前曾错过了实行市场经济的机会。　　我们，我这一代的年轻人，当时谁也不知道斯大林的暴行。相反，我们认为他是我国人民严厉，然而智慧、公正、善于关心人的父辈。可是为什么我们要怕他呢？我们将他崇拜如神，敬仰他。我们把能够在他身边工作，都看作是巨大的幸福，看作一种荣誉，得到它之后任何人都会觉得自己无法报答。对我来说，能够翻译他的每个词，这体现了最高的信任，使我充满了自豪感和巨大的责任感。我努力工作的惟一目的，就是想让他满意。他赞许的微笑对我们意义非凡。所以，我父亲的事，我没有把它归到斯大林身上，而是归结到混进他身边的坏人。因为正是斯大林自己的那篇《胜利冲昏头脑》企图制止强制集体化期间的无法无天。他毫不犹豫地清除并处死了那些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人。亚戈达，贝利亚和其他的刽子手最终为自己的龌龊事情而脑袋搬家。他也毫不留情地惩罚了那些脱离列宁预先做出的决定或者对之进行歪曲的人。　　千百万的苏联人当时也是这样想的。而我则可以说是偶然有幸，千里挑一，被挑选出来在“领袖”的身边工作。　　战争年代里，当时我经常被召到斯大林那儿，镇压的数量大大减少了。我认识的人之中，很少有人消失。可怕年代的那些艰难困苦团结了人们，强化了对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人们都以为，那个周围都是敌人和破坏分子的年代不再会回来了。40年代末新一轮逮捕和审判令人觉得没有理由，令人难以理解。谁也不愿相信会出现新的敌人。因为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苏联挺住了。希特勒庞大的战争机器都不能够毁灭它。那么现在谁还敢进行破坏活动？这些破坏活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当时的许多人，其中也包括我，慢慢地产生了怀疑。似乎什么事情不对头，似乎又要教我们自相残杀。有人，但当然不会是斯大林——他是大元帅，总司令，“各族人民领袖”，正处在成就和荣誉的顶峰。　　斯大林之死，我感受到十分难过。因为，对我而言，他不仅是国家领导人，列宁的忠实学生，创造了我们在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生活中所有的一切。我属于直接接触他的少数人之一，曾经坐在他身边，认真倾听他说出来的每个词，努力将他的意思连同全部的语气和音调传达给他的谈话对手。被他排斥之后，我甚至没有感到难过。与我国人民，全人类所承受的无可弥补的损失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我自己没有能够赢得他的留恋？我也没有伤心，虽然我知道，这个孤独、病态般疑心重重的人，连对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儿子根本都从不曾有过留恋之情。我们大家都把自己当作他收留的孤儿。我曾经相信，那个半人半神的形象，就像宝贵的遗物一样，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中。他曾经给了我莫大的荣誉，使我能够在他的身边工作。那四年时间恰似一个瞬间。　　苏共二十大沉重地打击了这些观念。当我最早听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我不愿相信那里面所讲的一切。但是，一旦深入细节，在脑子里检视斯大林镇压的受害者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见证，我觉得自己被那个已经推倒的偶像严重欺骗了。　　党的二十二大我已经能够比较平静和清醒地接受：我们所有人，包括全党，全体苏联人民成了一场大骗局和大蛊惑的受害者。幼稚的大众相信了那个无法实现的幻想，但神化的对象辜负了他们的信任。后来，当我开始回忆战时见证过的人和事时，我对自己所听到、所看到的尽量保持客观：避免多余的感性，严格尊重自己所理解的事实。　　现在，当我们面临着新的一波揭露斯大林暴行的风潮时，当他建立的体制不仅对我国、而且对其他国家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不断被揭露出来时，我认为，在谴责和痛斥斯大林时代的血腥事件时，客观地讲述所经所见的人事也同等重要。　　根据我的观察，远非贝利亚一人对女性有着病态的胃口。杰卡诺佐夫的第一次降职也是这个原因。而战争结束之后，他引诱了与莫洛托夫常来常往的一个高级官员的女儿。这次，斯大林没有保护自己的亲信。杰卡诺佐夫受到了党内的处分，并且被从人民外交委员部解职。　　但是，正像我们这里“任命制官员”一般情形一样，没有让他落得太低：他得到了无线电委副主席的位置。不久，他又开始新的升迁。他的一个朋友——梅尔库洛夫，苏联境外资产总局的局长，将杰卡诺佐夫任命为自己的第一副手。外资局不仅仅管理着战后我国得到的庞大的战利物资，并且事实上鼓励了在东欧国家进行的有组织抢劫。从那儿，整栋的别墅和宫殿为高官和高级军事将领们运了回来——先分解成块，而后在莫斯科郊外装配起来。置于汽车、雕塑、名画那更是不在话下，一般这些东西都是用整列的火车装运回来的。战后某些无产阶级官员之间出现的所谓“个人收藏品”的源头正在这儿。资产局的行动为战后东欧国家的后续发生的灾变播下了种子。　　但是，资产局并不是杰卡诺佐夫仕途上的最后一个阶梯。　　斯大林死后不久，贝利亚任命他为格鲁吉亚克格勃的主席。1953年夏，他和贝利亚集团的其他成员一起被捕，其中也有提拔过杰卡诺佐夫的梅尔库洛夫。一个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了他们，并且判处死刑。同年12月，判决被执行。　　这个案件的审理是秘密进行的，所以，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不知道向被告所提出指控的细节和实质内容。据说，杰卡诺佐夫似乎按照贝利亚的命令组建了“枪手”小组，并将其秘密派遣到莫斯科来参加贝利亚准备的政变。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五十年代之前，我已经形成了一个印象，即一旦斯大林去世，必须尽最大力量不使贝利亚在党内占据主要位置，否则党会完蛋。我甚至认为，这可能会导致革命成果的丧失，他会将国家的发展转到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贝利亚被捕之后，传说他打算解散集体农庄，建立个体农场。阴谋分子们似乎被指控赞成在苏联建立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公司合作建立合资公司。出生在离苏呼米不远梅西午里小村的贝利亚，特别关照过这个城市，当时开始建造一条新的华丽的沿岸街，在“斯大林山”上修建娱乐设施。所有这些，如人们所说，为了使苏呼米湾变成“阿布哈兹的尼斯”，“高加索的里维拉”，将其“预售”给外国资本用于建造国际饭店和赌场。在党员秘密会议上宣读的中央委员会有关“贝利亚案件”的秘密信件中说，贝利亚企图将苏军撤出奥地利，与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向铁托派去了密使。当时，在1953年，这一切被描绘成可怕的谋反，其谋反小集团的成员被枪毙是罪有应得。　　然而，1955年就已经与奥地利签署了国家协定，外军，其中包括苏军全部撤出。同一年，赫鲁晓夫亲自去见铁托，并对他声明说，因斯大林挑起的与南斯拉夫中断关系的做法是错误的。　　总而言之，传说中对阴谋分子指控中的许多问题，现在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结果似乎是，我们在四十年之前曾经有机会重建农场经济！也许，这完全有可能解决至少一个问题——粮食问题。那个领导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并许诺超过美国的赫鲁晓夫，不仅仅剥夺了农民甚至在斯大林时期都保留着的微不足道的家产。　　当然，贝利亚是个嗜血的刽子手。令人恶心的暴虐之徒，强奸犯，淫棍。但是，正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其他苏联领导人的手同样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在贝利亚之前，有亚戈达、叶若夫，以及成千上万无名的刽子手。他们毫不犹豫地枪决无辜群众，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带着虐待狂般的快意折磨斯大林镇压期间上百万的受害者。所以，应该将贝利亚案件的材料彻底公开，让世人了解，是否有过争夺权力的上层斗争，或者其中夹杂着有关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的原则性分歧。  

维也纳之行（1）
《新时代》杂志社的福利远比莫洛托夫秘书处好得多，但被逐出“领袖”身边的事实却噩梦一般纠缠着我，我的婚姻亮起了红灯。　　莫洛托夫亲自指示我，以记者的身份去维也纳面见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前德国总理约瑟夫·维特，这个活的历史向我透露了苏联与西方和解的秘诀，以及列宁当年与德国签署合约的秘闻……　　回顾我在《新时代》编辑部的最初一段时间，必须承认，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很快，我被列入编委会，并被任命为编辑部的责任秘书。各个外语版本都有了编辑，我的任务只是对他们进行一般的监督。责任秘书的职能范围很广——从纯粹属于记者的事情、编务一直到人事、财务等等。在经济方面我没有理由抱怨。因为以作者身份发表文章，还有稿酬。　　“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47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被欺骗的一代》——内容是英国青年的现状。我们当时非常同情英国男女青年的困难，但是却没有想到，事实上我们的几代人同样也被欺骗了，终生都在被灌输什么再过三两个五年计划，全体人民的幸福生活就会到来，资本主义国家将被远远地抛在后面等等鬼话。　　现在，我们才发现这一切不过是黄粱一梦。可当时我对自己的第一部，并且被译成英文的大作非常自豪。　　编辑部指定由某个特别食品基地保障食品供给，给编委会的每个成员规定的份额花样多，质量好。在这个意义上，在杂志社远比在莫洛托夫的秘书处好得多。但我并没有满足感。心里对过去的回忆，对于国家大事虽然是间接的参与，以及，我毫不隐瞒，接近“领袖人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等的特别感受依然鲜活。每天夜里，这些感受在诱惑我，但大部分时间噩梦在纠缠着我，在梦里，光明与跌落到无底深渊交织在一起。在多少个不眠之夜，脑海里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被“领袖”召见之前脑力勃发的那一个个无可比拟的瞬间。似乎就在我眼前，那个密藏心头、通往他办公室的走廊消失在迷雾之中。这不是吗，我走过哨兵，他向我行礼。这不是吗，这就是那扇门，像往常一样，伏拉西科将军在打盹。我开门，但是，门不听话。伏拉西科长身而起，用一只手拨开我。从深处传来的声音说：“您绝对不能进去！”地板在我脚下裂开，我飞速跌入深渊……每天夜里，“被逐出天堂”的场景以各种变化重复出现。　　多年以来整夜工作到早晨的习惯，使我不能按时回家。当大家都离开之后，我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阅读编辑部收到的塔斯社新闻简报，英美国家的报纸。那上面时不时会出现我十分熟悉的美英政治家的名字，他们似乎立即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而这一切在不断地在提醒着，我已经被淘汰出局了。我似乎应该扔开这些报纸，不要看见它们，但手就像伸向发痒的伤口般伸过去。前不久外交部的同僚们，当年是我接受了他们，当时他们是些小心翼翼的新手，在自己的外交生涯里迈出最初的几步，可现在都成了总领事、公使、大使等等，可对我而言这条路却永远关闭了。他们毫无例外地不再理睬我。在快乐的胜利日没有一个人来看望过我，没有一个人打过电话。而前不久，所有人争先恐后地请我的客……1945年5月9日，只有两个海军的战友带着香槟酒来编辑部看我，后来我们一起去了红场，那里到处是狂欢的人们。　　特别难受的，是读到从雅尔塔会议发来的报道。似乎就在昨天，会议的参加者就在我的身旁。我本来应该跟他们一起去克里木，进入拉瓦地宫，翻译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谈话。四年来，我已习惯于一个念头，即在这些场合我自己一直是有用的。我万分委屈，甚至感受到屈辱。什么是翻译？没有他，谈判的参加者就像聋子哑巴。翻译是有用的、必需的、不可替代的。但我发现，需要他仅仅作为一个专业人员，而根本不是作为一个个人。人消失了，但专业人员还在，但已经是另一个的躯壳。从前的那个从未有过，并且无关紧要。　　理智上我能理解，但无论如何不能释怀。触及伤口，我作了如下的判断：我根本不仅仅是翻译，并且还是外交部长助理。不过，我虽然勤勤恳恳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在这个职位上作用有限。我当时过高估了自己，以为自己有某些特殊才能，因此他们不能就这样简单地抛开我。我记得“领袖”的话，“干部决定一切”，但是他也有另外一句箴言：“没有不可替代的人”。许多比我更有才华、国家更需要的人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并且遭到肉体上的消灭。我还活着，并且得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我应该感激才是！但是，内心骄傲的小虫子在继续吞噬。我觉得自己这一生已经完了。我感觉到浑身酸痛，冷漠的粘雾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三十岁的我觉得自己衰老、无助。　　我夜间的不眠使家庭生活变得复杂。1947年第二个儿子的出生未能拯救我的婚姻，无可挽回地走向离婚。此后，有近乎于疯狂的迷恋，有不断的吃醋，和解和爆发。不过这些心灵上的创痛治好了病症，并压制了对“失乐园”的思念。　　1953年3月，当斯大林死后，我像千百万苏联人一样，哀悼了他，但已经没有了被无辜开除的情绪。　　在贝利亚被枪毙之后不久，1954年4月初，在我的单身汉房间里响起了电话铃声。科西列夫，他的声音我已经十年没有听到了，若无其事地说：“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请您马上来一趟……”　　“领袖”死后，不久前还命悬一丝的莫洛托夫再次成为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外交部长。部长会议主席由马林科夫担任，他的第二副手是贝利亚，同时担任内务部长，赫鲁晓夫被委以党中央书记的职责——这在当时被认为并不重要。　　最近几年，在莫斯科修建了几座类似克里姆林宫塔楼那样的高层建筑，斯大林非常喜欢。在位于斯摩棱斯克广场的其中的一栋里，搬进了外交部。为我准备的出入证放在大门口值班员处。我一方面激动，另一方面却不理解部长突然约见的原因。我来到七楼，这里是他的秘书处。我想，外交部从铁匠桥搬过来很好，并且莫洛托夫不是在克里姆林宫我所熟悉的办公室接见我。否则的话，我的心里又会酸痛。在这里，在斯摩棱斯克广场一切都不一样。　　当进到秘书处时，科西列夫要我直接进到办公室，部长正在那里等着我。　　莫洛托夫还是那样坐在桌子后面，向我点头问好，并请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里。一切跟我工作的那四年里毫无二致。几乎这期间并未相隔十年。而似乎我就在昨天和今天早晨还见过他。他既没有问我的身体情况，也没有问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直截了当地说：“明天，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将在维也纳开幕。我们想派您去执行一项任务。据信，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前总理约瑟夫·维特将出席会议。您必须结识他。最好作为报道会议情况的《新时代》记者前去。您将以这个身份向维特作自我介绍，请他就保卫和平运动为题接受采访。但我们对另外一件事感兴趣。我们正在重新评估国际局势。我们有被隔绝的感觉。所以应当采取措施，打破这种局面。制订新的欧洲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维特在1922年的拉巴罗时期，积极看待与苏俄的合作。有关我们如何解决欧洲问题，其中也包括制定对西德的新政策，他可能谈一些重要的见解。我希望您理解了我的意思。”　　“是的。我会尽力完成您交给的任务……”　　听着莫洛托夫说话，我一边在想：我的命运中又一次出现了某种转折。他当然可以把这个任务交给外交部的任何一个人，但不知为什么仍然决定了叫我来。也许是因为我还有战前与德国人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