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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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身边工作（1）
1941年9月底。我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　　当时，苏联的局面非常危急，纳粹军队已经兵临列宁格勒城下，正在逼近莫斯科。而苏军被迫节节撤退。　　斯大林错误判断了局势，这严重打击了他的自尊心。　　在希特勒入侵前不久，斯大林兼任了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莫洛托夫则是副主席并保留了外交人民委员的职位。但莫洛托夫的办公室依然在克里姆林宫人民委员苏维埃大楼的二楼。紧挨着，在楼道的拐角处，就是我跟巴甫洛夫的办公室，当时他还兼任人民委员苏英关系助理。当1941年7月底，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哈里·霍普金斯飞来莫斯科时，我也在列宁格勒大街中央机场迎接了他。不过，他跟斯大林的谈话是李维诺夫翻译的。两个月之后，由比维布鲁克爵士和阿维列·哈里曼率领的英美代表团到访时，这项工作才交给了我。　　后来，哈里曼杜撰出来了关于我出现在斯大林办公室的一则笑话：一开始，苏方翻译是巴甫洛夫，美方翻译是查尔斯·波莱恩，美国驻苏使馆的三秘。由于他名字的谐音（俄语中的“生病”一词），哈里曼每次带其他翻译来时，喜欢用俄语重复说，“波莱恩病了”。这总是会把斯大林逗笑。　　巴甫洛夫在翻译时出现了一些困难，于是波莱恩便开始帮他。斯大林不喜欢这个。他对莫洛托夫说：　　“为什么美国人纠正我的翻译？这样不行。维亚切斯拉夫，那个翻译跟希特勒谈判的年轻人在哪里？叫他来帮帮我们。”　　“可他是德语翻译……”　　“没关系，我告诉他，他将翻译英语……”　　就这样，我出现在“主人”的英明目光之前，并成为他的私人翻译。　　据说，英国议会无所不能，惟一不能的是把男人变成女人。哈里曼的故事尖刻地讽刺了“伟大领袖”的威严。　　实际上，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是在1941年9月末为欢迎比维布鲁克——哈里曼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晚宴上。快到晚上八点的时候，客人们集中在与叶卡捷琳娜大厅相连的一个房间里。大家都在等着斯大林。终于，一扇高高的门打开了，但这并不是他，而是两个警卫军官。其中一人停在门口，另外一个则站在对面角上。又过了大约十分钟。大概这里有特定的意义：“主人”故意拖延自己出现的时刻，以便使人们更加迫切。　　丘吉尔回忆道：“斯大林一直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当他进入雅尔塔的会议厅时，所有的人，似乎是一声令下，都站起来了，双手贴着裤缝线。”有一次，英国首相打定主意不站起来。可是，当斯大林进来时，“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将他从椅子上提了起来。　　甚至在1959年，当全世界都知道了斯大林的罪行之后，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就斯大林诞辰八十周年发表讲话说：“对俄国而言，在面临巨大考验的年代有斯大林这样一个英明和坚定的领袖领导国家，实在是个大幸。”　　门再次打开，斯大林进来了。看了他一眼之后，我感觉到似乎受到了电击。他完全不像我的意识之中早已形成那个斯大林的形象。他个子中等偏低，十分消瘦，长着土色而疲倦的一张麻脸。军服吊在他消瘦的身子上。一条胳膊长，另一条胳膊短——手几乎整个藏在袖子里。难道这就是他？似乎他被偷换了！　　从童年时代起，教育我们认识他是一个伟大而智慧，预见万事，无所不知的领袖。画像、青铜塑像、花岗岩石像以及节日游行中的巨幅画像里，我们习惯于看见他君临万众。于是，少年人的想象中描绘出了一个高大挺拔，几乎是神话般的人。原来，他是这个样子，不好看，甚至不显眼。但与此同时，他出现之后所有人都不做声了。高加索皮靴慢慢地走在地毯上，他跟所有人都打过招呼。他的手很小很小，握手有气无力。　　当时，是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希特勒军队已经深入苏联腹地，打到了列宁格勒，基辅，正在向莫斯科快速推进。被迫不断后撤的苏军部队往往连沙皇时期的火枪都没有。我曾经亲身参加过莫洛托夫与守卫莫斯科的一支部队指挥员的谈话。后者抱怨说，他手下五个民兵才有一枝步枪，所以请求援助。但是，莫洛托夫熟悉情况，他斩钉截铁地说：　　“步枪没有，叫他们用瓶子打仗吧……”　　就在当时，产生了声名远扬的“莫洛托夫鸡尾酒”——装满混合燃液的瓶子。民兵战士藏在堑壕里等着坦克，然后，当坦克走到他头部位置时，跳起来将瓶子投进排气管。如果投进去的话，坦克马上就会起火，但紧接着第二辆坦克的枪口顶着打死这个大胆的人。就这样，数万民兵牺牲在莫斯科附近。其中就有我许多的朋友。　　惨败，大片领土失守，数百万人被俘及牺牲，尽管斯大林对人的生命十分鄙视，但这些不能不给他的面貌打下印记。但是，尤其使他苦恼的是另外一样东西：自己对临战局势估计的失误。他对所有的预警都没有理睬，因为相信希特勒在夏季中不会开战。前不久他还赞赏希特勒，而现在，则不能原谅希特勒使“各族人民领袖”在全世界面前颜面尽失。这个奥地利上等兵把“绝对正确的斯大林同志”像个小孩子一般，玩弄于股掌之间！斯大林无法忘记这种屈辱和经受过的恐惧，现在比从前变得更加多疑了。甚至在人民委员苏维埃的大楼里，两名警卫与他形影不离。连他到莫洛托夫那儿每次也都带着这支护送队伍。　　有时候，从人民委员的秘书处，拐过弯要走到自己的房间时，看见从相反方向的那个角里，出现熟悉的警卫。每次这都使我感到慌张。不，那不是恐惧。我知道，这样的相遇对于我个人不会有什么。但是，总是出现难以抑制的下意识要躲藏起来。几秒钟之后，斯大林应该出现。思想在激烈地活动，怎么办？返回秘书处或者快快跑到自己的房间里藏在门后？也许，藏在遮住朝内院的大窗户的窗帘之后？可是，如果斯大林发现，有人躲在这里，会把我当作罪犯，他会想着，我这是做贼心虚。因为，甚至当谈话的对方没有看着他的眼睛，他都可以把这个当作是谋反：“为什么您的眼睛东张西望？”这样一问之下往往可以决定对方的命运。　　在心里掂量过各种办法，并且当我明白时间不再有时，我一般背靠墙等着。一行人缓缓走过。我精神饱满地说：“您好，斯大林同志！”　　他不做声，用手臂一个的细微动作回答我的问候，然后转弯过去。现在我可以松一口气了。不过什么也没有呀。可为何每次遇到这种情形都会如此紧张呢？　　此外，每次，当领袖的助理波斯克列贝舍夫或者他的某个副手预先告诉我，说马上要跟美国人谈，而且要我作翻译时，也会出现神经紧张。但这里我有解释——马上要进入神殿了。于是神经高度紧张，想要把任务完成得更好，以便使他满意。　　不久，我又回到了莫洛托夫身边——作了外交人民委员苏美关系助理。那时的克里姆林宫对公众是关闭的。但我有一张通行证，“到处”可去，除了大楼上斯大林的那一翼。去那里每次都要办理通行证。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总是一种干练、安静的气氛。秘书处旁边有一个小房间，我一般在那里等待客人已经通过斯帕斯大门的信号，描着鲜艳花朵的黑色托盘上放着杯子和矿泉水，挨着墙是一排简单的椅子。有些书作者现在断言，在领袖办公室门口，所有的人，甚至包括莫洛托夫都要被搜身检查，说什么椅子底下安装了电子仪器，检查是否有人藏了武器。根本没有这回事。首先，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电子系统，其次，我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几乎四年时间里，从来没有被搜身，甚至根本就没有经过任何特别的检查。不过，在1941年底特别紧张的几个月里，由于担心城里有空降的德国特务，给我们每个人都配发了手枪。譬如，我有一把小型的“瓦尔特”，很容易藏进口袋里。每天早晨六点左右下班的时候，我从保险柜里把枪拿出来，然后去铁匠桥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大楼，在那儿的地下室里可以稍事休息，对时时响起的空袭警报不加理睬。秋冬季天亮得晚，街道还是一片漆黑。不过，常常会碰见卫戍司令部的巡逻队检查证件。可是当时也完全有可能遇见德国武装突袭队员。到克里姆林宫上班之后，应该将武器放进保险柜。但是，去见斯大林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检查过，我是否这样作了或者有没有带武器。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在斯大林身边工作（2）
我观察斯大林，完全局限于译员这一特殊的工作性质。我见过他跟外国人客在一起，扮演着殷勤好客主人的角色。当值班军官通知说，外国客人已经通过了斯帕斯大门，数分钟之内他们就会到达，这时，我穿过秘书处，那里一般坐着波斯克列贝舍夫，以及警卫的房间到斯大林的办公室。那里经常有几个人穿军装或者便服的人，办公室门口的椅子上一般是领袖的主要警卫员伏拉西克将军在打盹。他利用每分钟来打盹，因为昼夜都在“领袖”的身边。我不经通报进入办公室，一般都会碰见有人：政治局委员，高级将领或者部长们。他们坐在长桌旁，手里拿着笔记本，而斯大林则在地毯上走来走去。其时，他要么听人汇报，要么在谈自己的看法。我的出现是一个特别的信号：该结束会议了。斯大林看我一眼，一般会说：　　“美国人马上就到。我们告一段落吧……”　　大家迅速收拾自己的纸笔，站起来，然后离开办公室。只有莫洛托夫留下来。斯大林与外宾谈话时他都在场，只是几乎不参与谈话，基本上不说话。有时，斯大林就某个具体问题会问道他，叫着他的名字“维亚切斯拉夫”。而莫洛托夫有人在场时严格使用正式的“斯大林同志”……　　应该承认，虽然有许多令人厌恶的地方，但斯大林还是善于迷住谈话的对方。毫无疑问，他是个出色的演员，善于制造出富于魅力、平易近人、甚至憨厚这么一种形象。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周，当时觉得苏联马上就要垮掉了。包括哈里·霍普金斯在内的所有的外国高级访客，都非常悲观。可是，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们却充满信心，认为苏联人民将继续战斗并最终取得胜利。但实际上我们的境况非常危险。敌人不可阻挡地向东部推进。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躲在防空洞里。那么，是什么事情促使霍普金斯，哈里曼，比维布鲁克以及其他有经验的、抱着怀疑态度的政治家们改变了各自的观点？只有跟斯大林的谈话。尽管局势看起来不可救药，但他善于营造一种随意、安祥的气氛……　　在永远都很安静的办公室里，隐约传来克里姆林宫钟楼上自鸣钟的声音。“主人”本人则表现出善意待人，稳稳当当。使人觉得，这间屋子之外什么戏剧性的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什么事情惊扰他。他有许多时间，他甚至愿意谈一个通宵。他的谈话对方根本都不曾想到，已经采取措施疏散莫斯科，桥梁和政府大楼下正在布雷，已经建立了首都地下党委，给其未来的工作人员已经发放了使用假名的身份证件，而让他们觉得无忧无虑的克宫“主人”心里正在盘算着政府紧急撤离到安全地带的各种安排方案等等。战后有一次坦白心迹，他承认说，当时是绝境。可现在，他牢牢地将这些藏在亲切的微笑和给外人看的镇静后面。谈到红军和工业的需要时，斯大林说出的不仅仅有防空和反坦克火炮以及制造飞机的金属铝，还有各种企业的设备，整座整座的工厂。起先客人们感到困惑不解：设备的运输和安装，组织生产需要数月，如果不是数年的话。　　因为西方的军事专家们断言，苏联的抵抗在最近四五个星期之内就要崩溃。怎么可能谈得上建设新工厂？甚至给俄国人武器都太冒险——因为有可能会落到德国人手里。但是，如果斯大林要工厂，也就是说，他掌握着西方民主国家里的专家和政治家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再者，如何理解斯大林庄严宁静的态度，以及他向霍普金斯的声明，即如果美国人运送金属铝过来的话，苏联即便打四年仗也要打下去。毫无疑问，斯大林更清楚真实情况！于是，霍普金斯，比维布鲁克，哈里曼向丘吉尔和罗斯福保证说，苏联会坚持下来，所以有必要给坚强的苏联提供军事物资。斯大林假装有把握，但幸运的是，他是对的。同样的，当1941年12月下旬英国外相安东尼·伊登参观完毕莫斯科近郊战线之后，他声明说：　　“俄国人已经两次到过柏林，还会有第三次……”　　死不悔改的斯大林分子们可能将这个预言看作是领袖高瞻远瞩的见证。但是，我认为，他不过扮演了一个乐观者的角色。在小圈子里，那时候他不止一次地承认说，“列宁的成果已经损失殆尽了”，灾难无法避免。他用假装出来的精神饱满掩盖着对人民的不信任，鄙视地将向他鼓掌的人群称作“傻瓜”，“蠢物”。但正是他不喜欢、让他害怕的人民付出了千百万儿女的生命，使他的预言成为事实。　　斯大林对我的态度平和而冷淡。有时我会觉得，他透过我看东西，对我视而不见。我们很快就明白了，每次都是他亲自从两个译员中选一个。有时要跟美国人谈判，叫的是巴甫洛夫，而跟英国人谈时，则要我去——虽然美国属于我的职责范围，而英国由巴甫洛夫负责。也有过这种情况，即一连数周，不论是跟什么人会谈只叫我们两人其中的一个。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俩都很不自在，每个人都神经紧张，猜不透：什么地方使“主人”不喜欢了，什么使他不满意了。但过后一切恢复正常，对我们没有做任何批评，而我们也没敢问清楚。也可能，这是一个小小的游戏，使我们始终紧张，保持在“健康竞争”的状态下。　　他的幽默十分特别。曾经有人讲过这样一件事：又一次，红军政治部主任梅赫里斯向总司令抱怨说，某个元帅几乎每周换一个前线妻子。梅赫里斯问该怎么办。斯大林表情严肃但没有回答。梅赫里斯以为斯大林正在考虑严惩的措施，开始为自己打小报告而后悔了。但是，总司令却带着狡黠的嘲笑打破了沉默：　　“我们应该羡慕才是……”　　还有，战争期间，斯大林时不时会用一个问题烦扰另外一个元帅：为什么1937年他没有被逮捕？元帅还没来得及开口，斯大林严厉地命令说：“可以走了！”这样直到战争结束之前重复了好几次。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元帅的妻子都为丈夫准备一包棉衣和面包干，以为丈夫这就要被送到西伯利亚去。终于到了胜利日。斯大林在将领们的围绕下发表讲话：　　“我们曾经有过艰难岁月，也有过胜利的欢乐，但我们始终会开玩笑。是不是，元帅……”——然后他说出那个不走运的“玩笑”对象的名字。　　在给驻伦敦和华盛顿大使起草电报时，我往往会出现困难。电报草稿一般在会谈结束之后，斯大林还在场时，马上要准备好。　　按照自己地下工作的老习惯，斯大林通宵工作，所以接见外交官的时间一般都很晚，有时甚至在黎明时分。会谈一般进行两三个小时，但电文却不能超过两页。口述完毕，我再次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他看一遍文稿，做一些修改，然后便签发了。但也有的时候，他对我的草稿不满意。这使他生气。当然，他并不粗鲁，只不过责备说：　　“您在这坐着，翻译着，都听见了，可什么也没明白。难道您写的这些是重要的吗？最重要的在于……”　　不过他知道，我已经尽力了，但没做好。所以，用简单的一句话“再来一遍”打发我没有意义。他会说：　　“拿笔记本，作记录吧……”然后逐条口述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　　此后，起草新电文便十分容易了。不过，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时，心中的不快之感久久挥之不去。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与莫洛托夫共事（1）
我从翻译的特殊角度亲眼观察到莫洛托夫与斯大林的关系。　　莫洛托夫对自己的下属十分平和，这在当时“领袖”身边是很少见的。　　我多次观察到，每当自己的提议未获得斯大林的赞同时，莫洛托夫都神经紧张。他会接连几天阴沉着脸，十分易怒，所以这时候最好别碰到他手上。　　西方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即莫洛托夫从未表现出任何主动性，完全按照斯大林的提示做事，以及李维诺夫推行了自己“独立”的政策，他被解职之后这个政策便立即消失。当然，曾经有过许多细微差别，特色。但是，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秘书处，我研究了过去多年期间的案卷，最后确信，李维诺夫每件小事都要征得党中央委员会，也就是主管外交的莫洛托夫批准。作为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享有极大的行动自由，也许，正因为如此才常常去找斯大林，这样，有机会顺便与斯大林协商这个或者那个问题。　　一般来说，重要的文件是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办公室准备。相应的文件由具体负责某个问题或者国家的副委员签署，然后报告给人民委员。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莫洛托夫最后拍板。当然，这里不排除他预先或者打电话，或者在别墅得到了“主人”的同意。但是，根据我的观察，在大多数情况下，莫洛托夫都是独立承担责任。　　就特别重要的问题准备好的文件当然要传送给斯大林。一般很短时间之后，文件会被返回到人民委员的秘书处，蓝色粗铅笔大大地写着斯大林姓名的两个字母。在斯大林的桌上，跟粗大的文具并排放着一个青铜笔筒，里面总是有一把红蓝双色八棱大铅笔。他把几枝铅笔拿在手里把玩，似乎在练习半麻痹的那只手。整个行政机构将毫无间断地将他的批示付诸实施。　　最近几年里，官僚行政机构公然不执行政府的许多决定和总统令，这种情形每每令人惊异。在斯大林时期，这种情形绝对是不可思议的。斯大林建立的行政体系，除了信仰和一定的热情之外，基于三样东西：纪律，恐惧和奖励。不过，到四十年代之前，热情略有减退。但恐惧被强化了，铁的纪律得到了加强。同时，奖励体系更为健全——就在当地形成了上层的特权。失去“甜蜜生活”的前景，是完成领袖指示的相当重要刺激手段。但更起作用的是一种意识——从做出了次品的工人，在集体的田地里拾麦穗的农民，到部长甚至政治局委员，不执行“主人”的意志可能会赔上脑袋。所以，这个机制才运转正常。　　过了半个世纪，改革的思想才冲破藩篱。而当时，五十年以前，领袖名字的缩写令所有的人战栗并顺从。有时候，文件未加批示被退了回来，不是蓝铅笔，而是用红铅笔划上十字：斯大林没有批准上报给他的文件。这样的严重事件使莫洛托夫感到震动。他非常艰难地承受了许多“失误”。我认为，那不是害怕可能的后果。因为当时莫洛托夫也许是“主人”身边最亲近的人了。　　无论如何，他显然明白，如果类似的情形重复太多，会引起愤怒甚至怀疑：本来应该跟他有同样思维的人民委员几乎在斯大林的脚下暗中破坏。我想，莫洛托夫大概因此而难过：他掌握着同样的情况与情报，却得出了与“主人”意见不一致的结论。他当然想也不敢想，自己是对的，而斯大林错了。当时，领袖周围的所有人都愿意无条件地承认其正确，有时甚至都不了解问题的根本所在。可能是，他们真的相信斯大林。也可能是还记得，那些胆敢发表意见人最终的下场。　　莫洛托夫对待自己的直接下属平和，冷淡而礼貌，几乎从未提高声音说话，并且从未用过粗话，而这一点当时在“领袖们”的圈子里司空见惯。但有时，如果某个年轻的外交官不能有条理地汇报驻在国的情况，他也能狠狠地申斥一顿，前者会吓昏过去。那时，莫洛托夫用冷水喷这个可怜人，叫来警卫，把他抬出去到秘书处的办公室，然后我们大家七手八脚在把他弄醒。不过，一般也就到此为止。闯祸的人惴惴不安地在莫斯科呆几天，然后返回自己的岗位，此后也往往会得到职务上的提拔。我想，莫洛托夫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某种宽容，因为这毕竟是缺乏经验的人，他自己亲自参与了挑选的过程，于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对这些人承担责任。任命不久之后再撤职，这样会被“主人”理解为外交人民委员会人事工作中的严重不足。　　不过，也有的时候，莫洛托夫认为有必要采取激烈而强硬的措施。就这样，1939年8月与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新任驻德国大使成了什克瓦尔措夫，此君以前是一家纺织研究所的所长，被区党委派遣到外交人民委工作。1940年11月，当莫洛托夫到柏林与希特勒谈判时，他首先召见了什克瓦尔措夫了解政治局势。可是后者的报告是那样的平庸，经过十分钟谈话之后，人民委员便叫他收拾东西回家。过后不久，苏联驻德国大使被任命为杰卡诺佐夫，并保留了他外交人民副委员一职。而尝到了国外生活甜头、苦于纺织行业平淡无味的什克瓦尔措夫，战争期间再三写信给莫洛托夫，要求在“祖国的危难时刻”利用他的“外交工作经验”。这些便函当然直接进了垃圾箱。　　如果由于行政系统造成的疏忽或者缺点，斯大林发出指示要求“惩办责任人”，那么就应该立即找到牺牲对象，甚至无须进行长时间调查。而那些引起领袖哪怕小小不满的人，则被无情地处置。　　我回想起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斯大林给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需要立即答复。但是，过了一天，两天，三天，美国方面什么也没有。莫洛托夫派我进行检查，看看电报是否在途中耽搁了。负责传递政府文件的，是外交人民委员会密电司司长，所以我找到了他。他做了查询，然后通报说，电报顺利到达了我方责任区的终点。接下来是美国人看管线路，由于从他们哪儿没有收到任何信号，所以应该认为，一切正常。不过我还是要求向美方问询。原来，在他们一方发生了故障，因此电报迟了两天才到华盛顿。考虑到战争时期，可能出现任何问题，于是我得出结论，没有发生事故。我这样向莫洛托夫作了汇报。“这是谁的错？”他严厉地问道。“显然，没有人出错，至少我方没有人出错……”“怎么是没有出错？那我给斯大林同志说什么？他非常不满意，下令调查并惩办责任人。可您却在跟我说，没有人出错。您这个臭知识分子！”我低头站着，无言以对。　　“您干吗跟个木偶似的站着！”莫洛托夫怒气冲冲地喊道，“叫维辛斯基过来！”　　我飞也似地逃出了办公室。　　当时，维辛斯基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一副委员，但我们记得他是三十年代政治案件时期恶名远扬的总检察长。他可是能够找到责任人，我一边想，一边拨着克里姆林宫内线电话。　　维辛斯基很快就到了：二十分钟之后他已经来到了我们秘书处。大家都知道，维辛斯基对下属十分粗鲁，让周围的人感到恐惧。但是，在上级领导面前却是极尽奴颜婢膝，巴结奉承之能事。甚至到人民委员的接待室他进来时像是谦虚的化身。显然，由于自己的孟什维克历史，维辛斯基特别害怕贝利亚和杰卡诺佐夫，后者甚至在众人面前骂他为“这个孟什维克分子”。虽然杰卡诺佐夫是第二副人民委员，而维辛斯基是第一副手，并且具体负责处理与英美的关系，可是经常可以看到，对我国驻伦敦和华盛顿大使的问询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杰卡诺佐夫：交待任务写回电草稿，亲自签署批示电报，而给维辛斯基给一个副本，然后电报就发出去了。并且维辛斯基从来没有勇气提出抗议。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场时，维辛斯基更是异常恐惧。当这两个叫他去时，他进门时弯着身子，侧着身子，扎起淡黄色小胡子巴结地一笑。　　这一次也是这样。我跟着他进去。莫洛托夫要我把自己，就像他所说的，“毫无价值的调查”结果进行报告。这对维辛斯基是一个特别的信号，即他应该拿出什么样的结果。当我再次说明，没有找出责任人之后，结束了汇报，莫洛托夫对维辛斯基说：  

与莫洛托夫共事（2）
“斯大林同志要求进行调查并严惩责任人。这个任务交给您……”　　“明白了，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可以走了吗？”　　莫洛托夫点了点头。我把自己的报告交给维辛斯基，他便无声地从办公室溜了出去。　　莫洛托夫这时平静地解释说：　　“每次失误，一定有责任人。电报传送只检查我们一方，那又怎么样！是谁立的这个规矩？应该检查线路全程。是谁制定了这个不完善的规程？可是您却说——没有责任人……”　　过了不久，我们都知道了，密电司的司长被开除出党，丢了工作。他从我们的视野中永远消失了。斯大林同志的交给的任务——找出并严惩责任人——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　　莫洛托夫牢牢记住了这件事。他经常有事到我跟巴甫洛夫的房间来，他看见我半开的保险箱之后，总是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看看吧，这个臭知识分子心底外露，保险箱不上锁，桌子上乱七八糟，进来看看吧。哎呀，这些俄国知识分子啊！……”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苏波边境小站的故事
1934年，我继续在“国旅”作导游。这年秋天，我被任命为苏联波兰边界一个小火车站“国旅”办事处的主任，为过往的外国旅客提供外币兑换，办理车票等服务。　　到1934年秋天，外国游客明显减少了。来出差的外国人，也是由“国旅”提供服务，基本上都是苏联政府邀请来参加五年计划建设的实业界人士。其中有不少是帮助修建第聂伯水电站的美国人，这是第聂伯河上的第一个大坝，大型的水力发电站。我被指派陪同这样的一个团组。　　我们下午乘火车出发，第二天早晨到达了扎波罗热。由于无法指望路上的正常饮食——餐车里仅仅供应淡茶加一块糖和大麦仁粥，国旅的餐厅准备了相当丰盛的“干粮”。一般里边有鱼子酱，螃蟹，火腿，奶酪，黄油，面包，煮鸡蛋，装潢十分漂亮的罐装果酱，袋装茶叶和砂糖——商店里这些东西早就见不到了，可是，食品工业仍然在生产这些东西。我想，不可能说这些东西刚够给外国人享用。当然，国家高级领导人也享用这些食品。所以，生产出来的食品肯定要多得多。那么都到哪儿去了？当时，对我来说这些事情实在是个谜。　　由于在秋冬季有许多空闲时间，基辅“国旅”的导游们各有各的办法。一些人去上进修班，另外一些人学习其他外语。也有人请假作笔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