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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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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被捕（3）
妈妈没有钱，所以不得不出租一个房间。这个决定对妈妈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但没有其他的办法。幸好，碰上的房客不错。他大约四十五岁左右，消瘦，大个子，非常和气，尽量不麻烦我们。不仅如此，还给我们一些吃的东西：罐装红烧牛肉，我觉得那就是难得的美味。他经常外出，回来的时候总带一些吃的东西：蔬菜，土豆，白菜，有时还有鱼和向日葵油。我们跟他慢慢处得很好。原来他是工人出身，是个职业革命家，参加过内战，在当时乌克兰首府哈里科夫的某个中央机关工作过，而现在被派到基辅郊区建立集体农场。他经常外出就跟这有关。他天生是个善良的人，所以交给他的事情让他苦恼。夜里醒来之后，我有时会听见他在叹气，有时还有可怕的呻吟。 有一次妈妈问过他。他犹豫了一会，没有做声，但最终回答说： “我的工作非常艰难。组建集体农场并不那么简单。但是，我是有纪律的共产党员，我必须完成交给我的任务。你们很难想象，什么叫没收富农财产，把人们从老家迁出去。这是巨大的人性惨剧。因为不仅仅有男人富农，另外还有妻子，老人，孩子——所有人都必须遣送走。你们要是看见，他们是如何跟自己的房子，自己的牲畜，自己的土地诀别，为了保卫这土地，内战期间他们站在我们一边的！看过这种场面，不光晚上会喊出来，——我愿意逃得远远的……” 但他继续作这件枯燥乏味的工作，虽然自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不停地抽着烟，嘶哑地咳嗽着。直到首都迁到基辅之后，我们还一直跟他保持着这种友谊。他在我们区新建的大楼里分到了一套好房子。但他的身体垮了，眼看着一天天消瘦下去。临死前不久他对我说： “你还小，所以你将来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生活。但是不论你到哪里，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曾经，并且还在承受着空前的苦难，但应该有更好的生活……” 我觉得，在这些话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惨痛的意识，即在执行上面交给的任务时，他用自己的行动加重了人民的苦难，所以现在，临死之前，无法原谅自己。是啊，作这样的总结实在太可怕了……
海关检查（1）
苏联海关认真检查旅客携带的每一个纸片，我给母亲和女友的小礼物被当作走私物品没收了。 就这样，在国外半年之后，现在我要从柏林回到莫斯科。突然召回祖国一般会在苏联人的心中引起警觉：是否有人汇报了你，家里会不会有什么麻烦。虽然发到商务处的电报中，要求我到外贸人民委员秘书处报到——那也不能排除某种诡计——免得吓跑“犯了错误的人”，免得导致他采取某种当局不愿见到的出轨行为。我们那些管理出国干部的人练出了不少这样的诡计。不过，我自己在工作方面没有重大的失误，但是，也有越轨的时候，因为我太过自由，认识了太多的人，所以在内心深处感到一些不安。 在德国工作的几个月里，我也购置了一些东西。出国之后，每个苏联人一定会买一些任何正常国家的人想不到的东西。因为大件物品他可以在国内买。但我们这里却不是这样的。那时，就像半个世纪之后一样，从西方带回来的是家电——电冰箱，电唱收音两用机，收音机，照相机，丝袜，时髦的衣服等等。肥皂，牙膏，剃须的须沫和剃须刀不用带回国。这些东西家里很多。我当然买了些好衣服，买了一台电唱收音两用机，以及当时最好的照相机“康塔克斯”，手表，还有一些小东西。 在弗里德里赫大道火车站上，瓦列金·彼特洛维奇·赛列茨基为我送行。他帮我在包厢里安顿好，一直等到开车。 “真羡慕，你要回苏联了，”他说，“可是我们还得在这儿呆多久！希望你在那儿一切都好。如果有事，请告诉我……” 他还是在替我担心，别碰上某个不能预见到的意外情况了。与外国人太密切的接触都可能变成麻烦。这点我们已经十分清楚了。但我毕竟想回家，急不可耐地等待着重新踏上故土的那一刻。这次的路程穿过波兰境内。在奥得河的法兰克福，大桥还没有完全修复。德军工兵正在桥上干活。接下来，农村地区看起来是安宁的，但城市里可以看到战争毁坏的房屋。波兹南火车站是一片废墟，而华沙则是绕道而行的，只是在远处看见了城市的轮廓。 终于到达了苏德分界线。火车没有开到桥边便停下了。一名党卫军军官以及两名戴淡绿色钢盔的士兵上了车。他们检查证件，相当仔细。但却没有检查行李。一声哨响，于是我们继续上路了。在桥上咯吱咯吱走了一阵，列车慢慢地走到了布加河的东岸。这不就是带条纹的界桩，小牌子上写着“苏联”。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小兵，穿着退了色的军服，船形帽上带着一个红星。当我看见他时，一团热气冲上嗓子眼。心里一阵快乐的痛楚，于是，不管我如何忍着，眼泪还是流了下来，但心里非常愉快。 但这种心情并未保持多久。火车停在了边界车站的月台旁，这里我们应该等两个小时，等着把车轮换成宽轨。 广播里嘶哑地喊着： “乘客们，请大家都带着行李下车接受海关检查……” 人们带着箱子，盒子，手提箱等等，在灰色大楼前排起了长队。从行李车里卸下来一大堆东西。所有这些都堆放在一排长长的，铁条包着的矮桌上。海关人员一个个忘我地在内衣里翻来翻去，把西服上衣和裤子的口袋翻转出来。检查像是搜查。书，报纸，杂志，信件，纸张，如果上面写得有东西，都交给一个边防军，后者将这些东西叠成一堆，然后不知拿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这样，在实际上兑现“边境上锁”的口号。 终于轮到我了。在箱子里翻了一遍，却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之后，海关关员对我说：“打开盒子。”“那里边是个收音机……”“请你打开盒子，”他严厉地重复了一遍。“这可是原厂包装。”我解释说。我实在不想剪开细绳子，撕开胶带。但是，我当时还不知道，跟海关官员顶嘴有多么危险。那人严厉，怒气冲冲地说：“给您说了打开箱子，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听？” 本想给他提醒应该相互尊重，但我决定，最好不要理他，于是动手打开盒子。他看了看收音机抛光的上盖： “卸下来！” 我这才明白了自己的错误。现在他就要折腾我了。必须忍着。他命令卸下电唱收音机两用机的后盖，手指在线圈、灯管、电容器之间搜寻了很长一段时间，时不时抬头看看我，似乎在玩一个儿童游戏：冷，暖，热…摸到一个藏东西的地方，会在我的眼里看到“热”。但他什么也没有找到。他挺直身子，满脸厌恶。“带了几块表？”他皱起眉头，突然问道。“这不！”我挽起西服袖子，把表露出来。“口袋里还有几块？”他从哪儿知道的，难道是千里眼？要不就是柏林有人打了小报告？但我并不害怕。两块女坤表，不过是小玩艺而已。“给母亲买了一块小表……”“还有吗？”“还有一块给女友的……”“拿出来！” 我将两个小盒子放在了桌上。 海关关员打开了一个盒子，然后又打开了另一个。“这不好……您怎么着，想偷偷把这些走私物品带进来？”我的折磨者脸上带着幸灾乐祸的微笑，拖长了声音，一个字一个顿地说道。“这不是走私。我都拿出来了……”“是我要求的。并且不允许带一块以上的手表。看来要做笔录了。”现在我明白了，争辩没有用处。从自己手上摘下手表，跟一个盒子一起放在桌子上，第二个盒子盖上盖子，推到一边上——这个带给母亲。“应该通知您的工作单位。不过，算啦。我只开一张罚没收据。”这还得谢谢他，我心里骂了一句，动手包收音机。兴奋的心情一点儿也没有了。莫斯科白俄罗斯车站还是那样拥挤。出租车站上毫无希望排着大队。我说通了“吉斯”车的司机——官方的豪华轿车，相当于现在的“海鸥”。这种车是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生产的，所以叫“吉斯”。坐车走并不远，只要到斯摩棱斯基广场就行了。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自作主张先在阿尔巴特街角的军官宿舍里住下来。 txt小说上传分享
海关检查（2）
纽霞大婶高兴地接着了我。在我原来住的房间里，有一个空床位。我占了这张床，答应随后去海军总部补办住宿手续。我用冷水擦过身子，从箱子里拿出一件新衬衣和一双袜子，拿着跑到纽霞大婶那儿，——她高高兴兴地接下了。然后我出发去人民委员会去报到。
给外贸部长作助手（1）
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直接结果，便是人才凋零。 这样，年仅24岁的我成了苏联外贸部长的苏德经济关系问题助手。 苏联外贸人民委员会当时位于古比雪夫大街，综合技术博物馆的对面。我在门卫室给秘书处打了个电话。电话里对我说，过几分钟有人下来接我上去。也就是说，真的是人民委员召见。可是，法力无边的政治局委员、斯大林的战友、苏联核心领导之一的阿纳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是如何知道我的呢？只能是特沃祥对我的翻译水平有好评。现在，我的命运将会有什么转折？ “瓦列金·米哈伊洛维奇？”一个略有嘶哑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我面前站着一个中等个子，身穿无可挑剔的灰色细条纹三件套西装，深蓝色衬衣，打着蝴蝶结。能感觉到，这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请来吧，人民委员在等着您……” 我们乘电梯上到四楼，走进秘书处，他将我介绍给一个中年，但衣着非常雅致的女士——人民委员的私人秘书。 “请坐吧，阿纳塔斯·伊万诺维奇马上就好。”她对我说，一边指了指靠窗户的椅子。 天已经快要黑了，广场被灯光照得通明，综合技术博物馆楼顶上花花绿绿的广告点亮了：“大家都来尝一尝，螃蟹是如何美味细嫩”，“我只吃甜果泥和果子酱”，“您需要给家里买些小礼品？买顿河鲱鱼吧”。这是当时主管内贸的米高扬主意。他邀请了许多著名诗人，每人拟一句醒目的广告词，类似马雅可夫斯基的那句“除了莫斯科农工，别无分店”。您可别以为那是装样子的。不光在莫斯科，其他大城市的橱窗里螃蟹罐头堆得像小山，柜台后面是装红鱼子酱和黑鱼子酱的大木桶，大厚木板上，是鲱鱼，鲑鱼等大块的鱼肉。各种各样的奶酪，火腿，香肠。葡萄酒更是品种繁多。除了普通的品种之外，还有新酿的酒——标签上一个荷兰海员在微笑的杜松子酒，苏联威士忌。并且根本不排队！在苏芬战争几个月期间略差一点之外，国内的供应明显改善了。 从办公室出来了三个人，秘书身后的铃声立即响了一下。她消失在门后，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皮质文件夹，对我说：“请进去吧。” 第一道门之后还有第二道。打开门之后，我走进一间不大的，用深褐色木板装饰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面积之小令我吃惊。后来我才知道，人民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和人数较多的会议一般在五楼的圆形大厅里举行。 米高扬坐在高窗户旁边的桌后。青铜文具上是一只张开翅膀的鹰，绿色灯罩的台灯和一堆文件几乎遮住了他小小的身材。他仔细地看着我，表情严肃，甚至有些敌意。我觉得，他似乎有点不满意。他是否要开始训斥我？ “人民委员同志，根据您的命令我前来报到。”我赶紧报告说。 米高扬微微一笑，精心保养的小胡子下露出了一排多年吸烟发黄而不整齐的牙齿，于是，严肃的表情马上消失了。他这个迷人的微笑，往往还是与外国人艰苦谈判时独特的避难所。而弯鼻子和嘴巴周围深深的皱纹给了他脸上生气的表情。 “请坐。”传来了闷闷的一声。 我坐在了桌旁一张皮椅子上。 “什么时候从德国回来的？您有地方住吗？” 我解释说，住在了出差去德国之前住过的宿舍。米高扬按了铃。女秘书进来了。“请告诉费奥多，让他给别列什科夫同志准备好住处。”然后，转向我，接着说，“我负责后勤的助理今天就安排您住好。” 我谢过他，嘴里嘟噜着说，住在宿舍也可以的。 “简朴能给布尔什维克增光。”他一本正经地说，“但在这方面过分热心也没什么意思。现在请谈一谈德国那边的情况。战胜法国之后是不是彻底骄傲自大起来了？” 我讲述了柏林阅兵时看到的情况，以及在帝国议会会议上希特勒的讲话。我尽量把德国大规模狂热和过渡兴奋的气氛转达出来，通报了我们小组在克虏伯工厂验收设备的工作情况。“特沃祥说，您跟他一起去过荷兰，后来再次去了鹿特丹，似乎还有布鲁塞尔。那边的情形如何？” 米高扬认真地听完了我简短的汇报之后说，那艘保存下来的冷藏船将从鹿特丹开回列宁格勒港。 “特沃祥对您很满意。”人民委员补充了一句。 这时出现了一段沉默。米高扬从桌上拿起了一包刚刚开始发售就马上变得十分流行的“三套车”牌香烟，打开盒子递给我。 银色箔片下面，是一排没有动过的金色过滤嘴。我拿定主意，对自己说，在人民委员的办公室吸烟太放肆了。也可能，他在故意考验我。 “谢谢，刚戒了。”我说了一句假话。 “非常明智。”米高扬赞了一句，然后从盒子里拿出一支烟，点上了。空气中散发出一种蜜的芬芳。 在米高扬探究的目光下，我觉得不太自在。这段沉默要持续多久？但他把没有吸完的香烟在沉重暗色的烟灰缸了熄灭了。显然，他拿定了主意。 “您对于调到外贸人民委员会来工作这件事怎么看？”米高扬问道，“跟德国人马上有重要谈判，所以我需要个有德国工作经验的好翻译。特沃祥认为您能够胜任。” “对我来说，这是巨大的荣誉，我将努力不辜负您的信任。”我回答说，“但是，跟我的上司怎么办？因为我现在还在海军服兵役。”
给外贸部长作助手（2）
“这个我知道。我们回头跟库兹聂佐夫海军上将达成协议，临时调您到外贸人民委员会来。顺便说一句，您还不是党员。建议您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如果您向所在的部队递交申请，您将会被接受为预备党员。考虑考虑吧。明天早晨到我的秘书处报到，去德国组。那里托齐林和奇斯托夫会把所有情况介绍给您。再见……” 接待室里，那个衣着得体的男子，负责后勤的人民委员助理正在等我。 “我们走吧。我给您准备好了住处。”他请我一起走。 大门口等着的一辆黑色“别克”将我们沿着古比雪夫街拉到红场方向。当时，这条街上还是双行道。汽车在列宁博物馆旁边向右拐，然后停在了“大都会”饭店门口。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会住到如此奢华的饭店里来。在二楼，给了我两间套的客房，带电话，有浴室和宽大的玻璃阳台。后来我才知道，布哈林曾经在这个房间住过，当时他把鸟的标本和猎物放满了整个阳台。“我不合适占用这么大的地方，有没有小一点的房间？”我问道。“没什么不合适的。”陪同我来的人反驳道，“我们在这里有几个房间。人民委员会出钱。在没有分到房子之前，就好好住这儿吧。”“我能不能把自己的东西拿来，东西在阿尔巴特街，斯莫棱斯基广场附近？”“当然啦。我步行回去，车子归您使用。这是人民委员秘书处的值班汽车。您有事可以调用……” 一切就像在梦中一般：跟人民委员的谈话，他关于递交入党申请的建议，这间豪华客房，以及我可以随时调用的汽车。当然，米高扬已经跟有关方面商量好了我的预备党员一事。显然，海军政治部也知道这件事。我是否愿意入党？我能够胜任在米高扬这样一个要求严格的老人身边的工作？很显然，入党是调入人民委员会的条件之一。但是，我自己如何下定决心走这关键的一步？不能仅仅为了进入人民委员秘书处而这样做吧？不过，我明白，我已经得到了任命。同样清楚的是，米高扬毫不怀疑，我将递交入党申请并被接纳。可是，人是应该有原则的。以前我没有想过这些。1934年，在乌克兰纪念列宁逝世十周年的一次活动中，在没人征求意见的情况下，我被列入“列宁共青团”的名单，后来又忘记了给我们办理有关手续，所以我仍然不是党员。另一个方面看，我总是认认真真地做好自己的工作，相信党引导国家走上正确道路，从未怀疑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和合法的接班人。那么，我作一名列宁党员，并在给我安排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又有什么不好呢？当时我哪里能想到，五十年过后，在1991年元月份维里纽斯流血事件之后，我却要退党了！…… 我这样思量着，坐在“大都会”房间的阳台上，被夜间莫斯科的声音包围着。底下可以听见从小剧院出来的观众压低声音在说话，有轨电车的铃声。左边，不断有汽车驶入“大饭店”。那里的几个餐厅开到凌晨四点。“大饭店”里的菜声名远扬，服务极其出色：老式的服务生还没有绝迹——这些人一方面十分自重，同时也非常认真仔细。 第二天早晨，我来到人民委员会。向托齐林作了自我介绍，他是个非常温和而有礼貌的好人，领导着人民委员的助理们。托齐林给我看了米高扬签署的命令副本：从现在起我是外贸人民委员的苏德经济关系秘书助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父亲获释（1）
1928－1929年冬天，我父亲被关在监狱里。 母亲没有工作，只能靠作家教补贴家用。 父亲被捕以及后来被释放，使我相信，无辜的人终究不会有事。 我怀着这种信念，坐在斯大林身旁，丝毫没有感觉到危险…… 1928－1929年的冬天对我们一家来说特别难熬。天不亮乘坐冰冷、叮叮作响的有轨电车赶往卢基扬诺夫监狱，为父亲的事情担忧，我们家周围形成的几乎是完全隔离状态，学校里的戒备态度使人心寒，压抑。更何况市里面一切照旧，似乎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话说回来，为何应该是另外一种样子？只有我们遭了难。 与此同时，新经济政策还在继续，基辅的生活条件表面上没有变化。克列夏基克大街已经改名为沃洛夫斯基——这是个外交官，1923年被白匪移民在瑞士杀害——这里咖啡馆里坐着衣着讲究的人们，电影院里挤满了好莱坞影片的影迷，马戏团里的演出节目欢快逗人。这一切都与我们无关。当时我们实在穷得叮当响。父亲被捕之后家里没有一分钱。没有存款，也没有人想要帮助我们。妈妈靠教授英语德语才能挣些钱。 过了不久，基辅山洞修道院事件震撼了基辅人平静的生活。报纸和广播报道说，修道院的某个修士将一个姑娘骗进山洞，强奸了她，然后用斧子肢解了尸体。报纸上登出了被肢解女体的恐怖照片，罪犯的斧子和修士本人的照片。修士蓄长发，消瘦，眼睛像疯子。开始准备进行公开的法庭审理，有一大批证人，以及“淫荡”僧人们的受害者。当局制造出了一种假象，似乎在修道院内的金顶之下发生骇人听闻的恶行。 也许，在目前公开性条件下可以弄清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真的在寺院之内有许多的龌龊勾当，或者是一起个别事件被利用来进行公开审理，以便此后对教会发起新的攻击。很久以来，基辅山洞修道院不仅在乌克兰，而且在俄罗斯帝国全国都被看作圣地。尽管有强大的反宗教宣传，对教士们多年的迫害，毁坏教堂和大量取消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却保全了下来，并继续在居民之中享有威望。所以，在当局看来，需要使它威信扫地。修士犯罪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它成了发动针对修道院猛烈斗争的最佳理由。对恶徒的审理是公开进行的。就像观看演出一样，当局组织工人，学生以及附近农村的农民前来参观。组织了“劳动人民的要求”：立即关闭“淫乱与血腥犯罪的巢穴”，将僧人发配到劳改营进行改造等等。至少，挑动了部分居民反对修道院，结果，修道院被改成了民俗学博物馆。 我们急不可耐地等着父亲偶尔写来的每封信。当然，从这些信中无法了解他的情况。但是，从卢基扬诺夫监狱能够不断地收信，我们起码能够猜想到，他因之被抓起来的那个“案件”的审理，还没有结束。至于其他的，他在信中鼓励我们，让我们相信，很快就可以见面，叫我们不要气馁，叫我在学校好好学习。 三月初他来了一封信，叫我们非常激动。父亲说，调查马上就要结束了，因此答应他可以跟家人见面。我的心里真是悲喜交加。 “我们什么时候，在哪儿见父亲？”我问妈妈，“如果见了一面之后，我们永远失去他，我会受不了的。” 我知道自己对内心的情感无能为力，忍不住会掉眼泪，甚至有点害怕这次相见。我能否勇敢地坚持下来，不会当着父亲的面大哭一场？他已经非常艰难了。 见面之前，母亲给我吃了许多镇静剂，她指望我在药物的作用下会变得不那么敏感。 见面被指定在跟我们所住的卡尔·李伯内赫特街平行的罗莎·卢森堡大街上政治总局大楼里。这里，两个受苦受难的德国革命家就像1919年在柏林的兰德维尔坎那遇难时一样，并肩在一起。在罗莎·卢森堡大街那幢楼的地下室里，俄国革命者以及移民到苏联的德国共产党人譬如我们学校的拉德什多克等人，成了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这真是命运的嘲弄。走向这幢不祥的大楼时，我在想，父亲是否也会遭到如此的命运，在这座大楼的山墙上可以刻上这样的字句：“放弃希望吧，每个进来的人……” 哨兵在桌上的名单中找到了我们的名字，叫我们等一等，然后用电话向里边报告。过了几分钟，出来了一个穿便服的人。 “请跟我来。”他干巴巴地说完，便开始上楼。 走过有许多门的长长的楼道，拐过了一道弯。陪同者将我们引入一个小房间，窗户上挂着可以透光的薄布。我想说什么，但妈妈把手指压着嘴唇警告了我。我明白了，那里到处都是耳朵。 我们等了很长时间，强压住激动的心情。门终于开了，父亲走了进来。我拼命用牙齿咬着嘴唇，右手指甲抠着手掌，把自己弄痛，以免暴露心迹。 父亲瘦得很厉害，脸上尤其消瘦。他生出了更多的白头发，只有胡须还是黑的。眼泡明显地下垂着。由于在牢房里呆得太久，他看上去脸色灰暗。但他依然努力做出精神饱满的样子。在危急关头，他总是努力给我们勇气。但我看到他之后，更难控制自己了。 带父亲来的，是个小个子，肩章上两道杠，显然是个大官。他长着淡黄色卷曲的头发，似乎很久没有梳理了。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父亲获释（2）
“侦查员福克斯，阿布拉木·约西佛维奇。”他作了自我介绍。 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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