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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改变世界的日子-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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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这样一位姐姐
1979年，我结束在上海陪伴外婆贺子珍的日子，来到北京父母家，开始上小学二年级。那时，我的外公毛泽东已去世三年。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妈妈李敏仍是在哀伤和忧郁中度过的。妈妈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来看望她的人也为数不多。
有这样一位客人——大概是冬天吧，她那一身半旧的绿色军大衣，至今我都记得很清楚。妈妈说话柔声细气、慢条斯理，而这位客人嗓门高、语速快。她的年纪、个头都与妈妈相仿。这位阿姨是……且慢！妈妈解释说：不是阿姨，你——和她——同辈。我愕然。
哈哈，小东梅！叫我海容姐姐——客人的笑那么响亮，震得我耳朵直响。这就是王海容。
海容的祖父是我外公的姨表兄王季范先生。她是外公的表侄孙女，和我这个外孙女同辈，没错。原来，我有这样一位姐姐。这个“便宜”占的，让人有点不好意思。
海容不谈自己的过去。有人发现我对海容的经历竟一无所知时，惊讶地说：没看过你外公接见外宾的纪录片吗？里面十次有九次都有王海容！ 20世纪70年代，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前都要播放一段新闻加片。那个年代的电影翻来覆去就是那几部，倒是外公接见外宾的纪录片一年四季常换常新。两位女青年——负责礼宾及记录的王海容和负责翻译的唐闻生几乎每次都出现在外公身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海容成了政坛和影坛的双料明星，在中国和国际的知名度可想而知。
然而，出于保护外婆贺子珍身体和情绪的原因，在她身边，我是很难看到外公接见外宾的纪录片的。我没能把眼前的海容和那位世界闻名的女外交官联系起来。
世纪之交，在美国读书期间，我对打开中美关系那段历史逐渐产生兴趣。由此发现：从外公与斯诺谈话，秘迎基辛格，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到接待尼克松，签署《上海公报》，这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大外交活动，海容都参与其中。
但是，在回忆录、传记和纪实作品中，在电视、报纸和广播采访中，在2001年纪念“乒乓外交”30周年和2002年纪念“破冰之旅”30周年的活动中，为什么都没有海容的声音呢？
2004年，海容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她又一次来我家做客。还是那身蓝色便服，白衬衫领口的扣子总是系着；一副白边眼镜，梳三七分短发，一双布鞋，一切都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唯一的变化，就是头上的短发全部花白了。海容老了。
“说说您的故事吧，海容姐姐，我想写写您的故事”——我恳求道。 “我有什么好写的？”——海容淡淡地答。 我劝海容姐姐该给后世留下自己所知的真相，海容若有所思。最终，她说：你写你的。我不写。但我可以提供一些背景材料。于是，才有了您面前这本书。它还远不能写出海容经历过的极其丰富的外交活动，只是对一些她参与的重大事件做了粗线条的勾勒，以展示那段改变世界，也改变中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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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的九哥
有谁会忘记自己的童年呢？是的，童年非但一直不曾远离我们的记忆，而且还随着岁月的流逝越发真切起来。童年的玩伴，童年的欢乐，童年的梦想，是每个人终生的宝藏。
外公毛泽东的童年和我一样，最初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不过，他比孤身在外婆身边的我幸运得多——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有众多的表哥、表姐和他一起嬉戏、玩耍，其中一位就是海容的祖父。我相信，那段日子是外公一生中不可多得的快乐而充满温情的快乐时光。
从外公故乡湖南湘潭韶山冲向西走20里，到了湘乡地界，有一个小村落名叫唐家坨，村里有一大户人家姓文。文家的男主人去世早，家务由女主人贺氏操持。一家人辛辛苦苦务农，逐渐富足起来。贺氏就是我外公毛泽东的外婆。
贺氏外婆有3个女儿。二女文六妹嫁到本县王家，所生第二个儿子名季范，也就是海容的祖父。季范在诸兄弟中排行第九，人称王九哥；小女文七妹嫁到邻县毛家，所生第一个儿子名泽东，也就是我的外公。其实，泽东前面还有两个哥哥，均不幸夭折，所以人们称他毛三哥。外公自幼按当地习惯拜石头作干娘，以求保佑平安，小名叫作石三伢子。王九哥比自己的表弟毛三哥大9岁，我外公一直尊称王季范先生为九哥。
说起九哥对我外公的帮助，在我第一部作品《翻开我家老影集》一书中提到过一件事：外公之所以能够第一次走出韶山冲去湘乡读书，由此大大开阔了眼界，他的九哥王季范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当时，外公的父亲反对此事，外公央求九哥：“我要读书！”。最终，九哥的一句“不读书就没有用！”说服了老人。
然而，与海容接触后，我开始进一步思考外公离乡求学背后，是否还有不为人知的故事？外公17岁那年发生的事情，也许并不像我们所知的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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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的初恋
1910年大年初二，外公第一位妻子罗氏因病去世，卒年21岁。外公那年17岁。关于罗氏，1936年外公曾经对美国记者斯诺做过介绍。“我的父母在我十六岁时就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人，不过我并没有和她一起住过——此后也未有过。我不以她为我的妻子，那时根本也不去想她。”
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研究者坚称：外公与发妻罗氏的感情是很好的，并举他在罗氏去世后仍与罗家保持联系为例。据说，当地还有这样的俚语：“没媳妇留崽不住。”因此，有人认为如果罗氏没有早逝，也许外公就不会走出韶山冲……
以上观点是否有道理，已不属于本书要讨论的范围。但是，这倒给我探寻外公为何决意去外地读书以启示。这，还要从与海容的一次谈话说起。 原来，20世纪50年代，外公在海容去看他的时候问过一句话：“那个王十姑——怎么样了？”
王十姑是谁？海容不知道，自然无言以对。回家后，便去问自己的奶奶——王季范先生的夫人肖老太太，外公称她九嫂。奶奶告诉海容：王十姑是她爷爷王季范的妹妹。和外公的母亲文七妹一样，她没有名字，大家只叫她王十姑。王十姑和我外公是两姨表亲，从小就是在外婆家一起玩，一起长，青梅竹马，情投意合，直至谈婚论嫁。 无疑，这就是外公的初恋。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这位王十姑呢？
一百年前的中国，很多事情与今天不同：表亲能结婚，八字不合不能结婚。就在外公和十姑翘首以待好事成双的时候，算命先生得出结论：二人八字不合。亲事不成了。怎么办？！外公当时只是一个少年，用海容的话说——“还没掌握什么马克思主义”。造化弄人，对于约定俗成的迷信习俗，谁又有回天之力呢？这种悲剧当时是经常发生的。
王家给十姑订亲了，丈夫是本县的，姓赵。到王十姑出嫁的那天，外公也来了，他来抬春箱——就是娘家送女儿出嫁准备的箱子，里面都是被子，衣服。春箱是要娘家人抬的，外公挤进来当了一回娘家人。我想，这是为了最后看一眼十姑吧？
很快，大概是1907年的样子，毛家也给我外公订亲了。妻子是本县的，姓罗，而且是毛家的远房亲戚。罗氏也没有名字，人们叫她“罗一姑”。王十姑同罗一姑一样，都是婚后不久去世，都没有后人，只有墓上的衰草陪伴着她们。
十姑嫁人了，一姑去世了，外公再也不想在家里呆下去了。他向往一个新的别样的世界。
然而，外公是永远忘记不了十姑的。王家兄妹三人，除了王季范和王十姑外，还有一位是他们的哥哥王星臣。王星臣的女儿王曼恬曾告诉过海容，自己抗战时期去延安后，外公见面第一句话把她问得摸不到头脑：“那个王十姑——怎么样了？”
原来，王曼恬也对此事一无所知。得知十姑早已去世后，海容告诉了外公。外公叹了口气，说了一句：“哦……因为心情不好。”
在海容面前，外公不止一次提到王十姑。老人家动情地回忆道：她是个好人。人很白，性格很好，手很细——我们还拉过手哩！这时，外公似乎又回到了少年的幸福时光。在海容得知王十姑一事的来龙去脉后，王季范先生告诫她：“不要乱说！”王毛两家的这段故事已深藏百年。如果不是海容讲出来，又有谁知道呢？
到长沙找九哥去
外公离家来到湘乡读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进而，他向往湖南省会长沙，希望到那样一个大地方去。重要的是，他的兄长——九哥王季范已在那里当上了老师。对，到长沙，找九哥去！1911年，18岁的毛泽东——我的外公终于如愿以偿，满怀兴奋地来到了这座省城。
长沙确实是个大地方。在这里，外公平生第一次见到“新的”报纸。
之所以要加上“新的”这个限制词，是因为此前外公从他的表哥文运昌那里借来并熟读的《新民丛报》，已是该报几年前的合订本。毕竟是20世纪初，在湘潭韶山冲和湘乡唐家坨那样中国内陆的偏僻山村，能找到“旧的”报纸就算很不容易了。
报纸——外公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这个神奇的东西！清朝终结，民国初建，中国报业呈现大繁荣，万花筒般纷繁多元的思想潮流每天涌现在报端。外公由此养成读报的习惯并保持终生。一直到临终前几个小时，他还在看汇集外电的《参考资料》。
也是在长沙，外公平生第一次见到了世界地图。那是外公19岁到20岁之间发生的事情。近40年后，外公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家中向周世钊等同学好友说道：“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了，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之大，确实不是为逃避严父责罚在韶山冲绕圈、为投奔外婆怀抱在唐家坨流连的石三伢子能够想象的。
说外公的世界观念从此形成，也许为时尚早。但从此外公对世界地理开始格外留心。1913年到1918年，20岁的外公由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的九哥王季范介绍，考入这所师范学校，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长的一段校园生涯。他对报纸和地图的兴趣在此充分表现出来。
外公的同学周世钊回忆说：“他常用饭后、课余和空堂时间去看报。看的特别认真、仔细；有时一张报纸可以看上一个多钟头；有时把地图带到阅报室，看看报纸，又看看地图；有时把报纸上面所载各国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的中文名称，译成英文。他对同学说，这是一举三得的事，就是明了时事、熟悉地理、学习英文。第一师范的同学称他是‘时事通’。”
在政治方面，外公也崭露头角。一次，外公为抗议第一师范校长张干提高学费发起“驱张”运动。教育当局追查下来，提出开除毛泽东等“肇事者”。此时，王季范先生又一次向外公伸出援助之手。他联合其他教师力保外公，外公才得以化险为夷。这也是为人所熟知的事情了。 然而，海容提供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由于校方态度强硬，为保我外公无事，王季范先生忍痛劝一位也参加过“驱张”但情节较轻的王姓学生退学，这个学生是自己的本家亲戚。此人退学后，由于心理郁闷，后来竟精神失常。王老从此默默负担起他一家老小的赡养，却从未向别人提及此事。海容童年由母亲带着去王家祖屋湘乡杉木塘玩要的时候，还见过此人。
第一师范的学习，成为外公腾飞的台阶。此后，外公踌躇满志地去了北京，去了上海……他开始忙于政治活动，在此基础上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就这样，外公与他的九哥王季范先生见面越来越少，这对感情深厚的表兄弟不得不分别一段时间，然而这一分就是二十多年。不论对外人还是对家人，王老先生对这层关系讳莫如深，所以，海容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自己有这样一位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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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伢子的童年
1938年，海容出生在湖南长沙湘雅医院。当时，王季范先生是长沙名校长郡中学的校长。不久，日军轰炸长沙，海容被妈妈带着到湘乡外公家避难。那里名叫新屋嘴湾，离海容祖父家的王家老屋也不远，翻过山就是我外公的故乡韶山。
海容的父亲是王季范先生的独子王德恒烈士。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直支持石三伢子的九哥得知表弟已成为中共领袖毛泽东，于是派儿子前往延安，希望他能为国家、为抗日尽一份力量。王德恒由外公的弟弟毛泽民介绍入党，在抗大完成学业后，被派回老家湖南，准备做地下工作。1941年，他在湖南桃江县桃花江坐渡船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并追捕。王德恒水性很好，本想跳船逃生，不幸被子弹击中牺牲，时年30岁。当年海容3岁，弟弟王起华1岁，这对姐弟对自己的父亲没有任何记忆。
父亲牺牲后，母亲独力支撑起这个家。海容的外公原为湘军程潜部下，官至旅长。他也是个读书人，因为看多了官场变换和沙场征伐，很早就解甲归田。海容的童年就是在自己外公的小庄园里度过的。
海容的名字是她祖父王季范起的——有道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林则徐的两句名言。祖父希望她做个有大气量的人。不过经常有人将其写成“海蓉”，不知这是不是出于把“中南海”与湖南古称“芙蓉国”放在一起的联想？只是这与本义相去甚远。海容对此实在有些无可奈何。
童年的海容被人们称为海伢子。她在外公家一直住到抗战胜利，才回长沙上小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外公的唐家坨诸兄弟想去北京看望他。文家公公对海容说：“海伢子，我们去北京，你要么子东西啊？”海容答：我要大苹果——她听说北京的苹果又大又红，好吃。
文家公公又说：你怎么不写封信给毛主席啊？“毛主席”？这在那时的海容听来，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称呼。于是，她给这位没见面的长辈写了一封信，一是问候，二是想要一个篮球——那时她是校篮球队员。等到文家公公从北京回来，只带回苹果，没带回篮球，海容挺失望的。这就是她和我外公的第一次交往。
建国初期，王季范先生到北京开会时被我外公挽留住下，后来，海容来到北京，和祖父住在一起。有一次，她和几位文家亲戚一起，由王老带着进了中南海，第一次见到我的外公毛泽东。海容曾问祖父，该怎么称呼这位亲戚？祖父说，应该称呼“主席公公”（湖南话称祖父为公公）。第一次见面，海容一点也不紧张。大人们在丰泽园颐年堂聊天，她就吃着玩着，东瞅瞅，西看看，很是自在。
临走的时候，海伢子与主席公公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主席：你这个人挺怪的，第一次见我也不害怕？ 海容：我干嘛怕你啊？也不会吃了我！
主席：你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忙，没有给你回信。 海容：我还向你要了个篮球，你也没有给我！
已走到门口的文家亲戚听到这番对话，都回过头来，哈哈大笑。
那次，年轻漂亮的江青也带着李敏和李讷出来见过客人。海伢子叫了江青一声“三奶奶”。不过后来海容听说，江青不喜欢这个称呼，就不好再叫了。想来也是，当年江青不到40岁，叫“奶奶”着实显得老气了些；更何况还是排行第三呐……于是，如何称呼江青，对于海伢子来说成了一个难题，大多数情况是含糊过去算了。好在那时江青经常外出养病，不怎么在家。后来，海容工作了。见到江青的时候，就和大家一样，称她江青同志。 此后，每每想起这次见面，海容都会觉得当年的海伢子是那么的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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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波”的徒工生涯
1958年海容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的她走上了从学校到工厂，再从工厂到学校的人生之路，指路人就是我的外公毛泽东。
海容在北京化工厂当了3年学徒。当时每月工资18元，中午饭和晚饭发饭票，每天一杯牛奶。化工厂的工作对人体会产生毒副作用，所以发了口罩、帽子、工作服，还有一双胶鞋。中午饭是鱼、鸭、鸡、肉，晚饭也还是鱼、鸭、鸡、肉。别看吃的不错，工作着实累人。晚上经常加班，支援别的车间。几十斤重的蒸馏水瓶，海容一个人在半夜里搬上搬下。
厂子是边建边生产，工人们三九寒冬也住在未完工的车间里，夜里刺骨寒冷。不过，海容至今觉得这对自己是个极大的锻炼，工厂生活让她学会了独立应对许多事情。
3年徒工生活，让海容写出了一篇文章，那就是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1960年第23期上的《我的经验》。
通过辗转寻找，我拿到了那期杂志。在首页目录中，海容的文章标题用黑体标出，登在第28页。翻开文章，标题不是印刷体，而是手写体。首先是4个大字——“我的经验”；旁边是4个小字——“徒工王波”。
那么，海容为什么还有“王波”这样一个名字？“我的经验”和“徒工王波”的笔体又为什么与外公的“毛体”如此相似呢？
原来，团中央的刊物《中国青年》杂志经常接到一些工厂徒工的来信，他们大多不安心当徒工。其中许多人认为：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去当徒工是“大材小用”，是“屈才”。
为了给广大徒工和学生释疑解惑，《中国青年》准备刊登有关稿件。这份当时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青年刊物曾请海容当通讯员，不过她没答应。海容喜欢自由，通讯员则需要定期交稿。当过徒工的海容，对徒工生活有一些体会和感受，此事很对她的心思。于是她写出了《我的经验》初稿；并给时任外公秘书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叶子龙写了一封信，托叶子龙转交外公修改。
两个半月后的10月17日，外公在来信上批示：“找王海容今天下午3时15分来这里一谈。”那天，海容骑车来到中南海，与外公谈了几乎一个下午。外公对海容在工厂的表现是满意的，他高兴地看到：当年天真地向自己要苹果和篮球的海伢子，已成长为光荣的劳动者。因此，外公仔细修改了稿子，还加入了不少自己的观点，并且专门写了编者按。
为什么不署海容的本名呢？原来，外公对海容说：“要是别人知道是我给你写的编者按，别人找你怎么办啊？”海容从没考虑过这些问题，她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外公想了想，说：“那你就写徒工王波吧，波浪的波。”
又过了一个半月，1960年12月1日《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经外公修改过的这篇文章。
“我的经验”和“徒工王波”8个字都是外公亲笔写的。因为文章的读者是青年，所以写的是比较工整的行书，而非龙飞凤舞的“毛体”草书。
与外公的谈话
《我的经验》发表不久，在外公的建议下，海容重新选择了上学。她在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和外语系学习期间，与外公就教育问题做过几次长谈。
海容记得，其中有一次她向外公反映过：我们班上有个同学爱看古典作品，大家忙着练习英语，他却看《红楼梦》。
外公问：你读过《红楼梦》没有？海容说：读过。外公又问她喜欢《红楼梦》中哪一个人物？得到的回答是——“我哪一个也不喜欢”。
外公是喜欢看《红楼梦》的。他开导海容说：《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本历史小说。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那个凤姐写活了。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要是你就写不出来。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 外公还问海容：你们学校要不要你们读“圣经”、“佛经”？海容不解地说：不读，要读这些东西干什么？ 外公不以为然地说：要做翻译，搞外文，又不读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 他又问海容：你读过《聊斋》没有？得知她没有读过，外公介绍说：《聊斋》可以读，写得好。《聊斋》里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 在风趣渊博的谈吐背后，是外公对教育、对读书的独到见解以及对下一代的深切期望。后来我得知，外公与海容的这些谈话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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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的变迁
大约在1999年前后，也就是我去美国留学的那一年，中国人耳边开始响起这样一个新名词：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美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俄罗斯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欧洲联盟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许多国家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当然，上述“战略伙伴关系”各自含义不尽相同。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较之海容30年前在外交部工作的年代，中国的外交格局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一切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带着这些问题，我向海容请教。在把她提供的一个个历史事件片段加以拼接组合后，我对外公晚年宏大的外交实践有了新的认识。
初到外交部
1965年，海容结束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进修，去外交部报到。她被分配在部办公厅综合组，人们称这位27岁的年轻人为“小王”。
外交部第一任部长由周恩来总理兼任。建国近三十年间，由国务院总理兼任部长的仅此一例。海容入部时，部长系由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兼任。
部领导还有：常务副部长章汉夫、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曾涌泉、罗贵波、耿飚、刘晓、韩念龙、刘新权、王炳南以及徐以新、陈家康……
东交民巷印象
海容报到时，外交部办公地点还是建国之初的旧址，即北洋政府外务部原址。1966年春天，一场建国以来对北京影响最大的地震——邢台地震发生了。外交部原办公处所均为百年以上的老旧房屋，为了防震，一部分部领导搬到东交民巷办公楼。在这里，初到部里的海容认识了许多人。在海容楼上办公的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年五十多岁的她风度翩翩，精明强干，而且和蔼可亲。
海容在外交部还结识了一位同事，并成为自己终生的好友，她就是唐闻生。唐闻生比王海容小5岁，父亲是中共中央联络部副秘书长、曾任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的唐明照，母亲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张希先。1943年，唐闻生出生在纽约，她的中国名字“闻生”取义“闻父归而生”，美国名字是Nancy Tang。1952年，唐闻生随父母回国。1962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用3年时间学完规定的5年课程。她比海容早半年进入外交部，分配到翻译室任英文翻译，大家叫她“小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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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英国代办处
1966年的春天和夏天过得格外不寻常，“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外交部机关工作人员纷纷成立群众组织，分为“造反”和“保皇”两派。不过，不少人还是和海容一样，属于“逍遥派”。
与国家部委不同，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随时都会引发国际事件。最为著名的事件是1967年8月的“火烧英国代办处”。
1949年新中国成立，英国是最早与中国洽谈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但是，中英虽在香港问题上取得暂不改变现状的共识，但在台湾问题上却难以达成一致。因此，两国只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处于半建交状态。英国在北京所设代办处简称英国代办处。由于外交系统造反派中极左分子受到中央文革成员王力8月7日讲话的蛊惑，一度夺取了外交大权。在外交事务中违背党的政策，导致了严重的外交事件。
8月22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十几个单位的红卫兵齐聚英国代办处门前示威，随后冲入英国代办处放火并实施“打砸抢”，这就是“火烧英代办处”事件。得到汇报的总理当即下达指示，通过高音喇叭呼吁在场群众散开，但无济于事。局势混乱至此，总理不得不向外公汇报。海容记得自己也给外公写过一封信反映情况。
外公当时在上海，接到总理的报告和各方面的信息后，果断解决了中央文革的极左分子王力、关锋（后来还有戚本禹），打击了极左的势头。
这年9月份，外公由上海返回北京。王海容、唐闻生两人去看望他，当面反映了外交部的事态。在谈到王力8月7日讲话时，外公评论道：“王力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外公还向海容他们讲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同心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海容当时不知道出处，回家请教祖父后，得知这是唐人罗隐的作品。
那次外公向王海容、唐闻生明确表示：外交部要反对极左。海容回去后，尽可能地向外交部同事做了传达。外交部“批极左，抓坏人”的斗争，是在外公和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展开的。这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文革”以来极左派的势力，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外交系统部分机构的领导班子，许多有经验的老外交家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由此，奠定了此后开展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的组织基础。
“火烧英国代办处”发生后，海容向外公反映说：那样做法实在不好。外公肯定了她的想法，表示应向英国方面道歉。海容随即向外交部领导汇报。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此事的进展并不顺利。最终，还是由周总理亲自出面处理。1971年3月2日晚上，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公开表示了中方的歉意。
“文革”初期的外交困境
“文革”初期，特别是1967年5月至8月的3个月，是中国外交经受巨大波折的时期。受极左思潮影响，中国先后与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缅甸、肯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英国以及民主德国和苏联等10个国家发生严重外交冲突，与30多个建交国发生外交纠纷，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上述困境必然直接影响中国外交关系的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1965…1970）记载，在“文革”的前4个年头（1966、1967、1968、1969），中国只是分别于1968年和1969年与也门（南）和越南南方建立外交关系。在此情况下，调整外交政策，批判极左思潮，势在必行。
外公和总理审时度势，扭转了在外交方面“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混乱局势。他们多次亲自向来访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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