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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码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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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郝智讲话的时候，他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一开腔，满场立刻鸦雀无声，只有沙沙做笔记的声音。不长的报告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全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回顾，第二部分是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第三是解决问题的措施办法。回顾肯定了全区干部群众的成绩，问题讲得触目惊心，几条措施办法很硬。但郝智拿着报告念了大标题，就说这份文件很重要，大家下去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讲第一部分时，他说关于路山的情况你们比我这个新来的清楚，叫我回顾那是不准确的，于是就讲起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对比，新品种，新技术，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节水农业问题。有水一片绿，无水一片黄，这也就是毛主席说过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讲到问题时，他说前不久我到这些地方去过，有过亲身感受，也发现了这些问题。照本宣科讲完问题后，郝智就说我们是个资源富集地区，但同时又是个传统的农业地区，目前“三农”问题很突出，形势很严重。面对穷山恶水，面对建国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征山治水的努力，我们大家看着山河还是依旧，是不是有畏难情绪呢？同志们，我们国家目前农村出现的种种问题，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出路在于创新。这也是我们在深化农村改革里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内容，所以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很有必要。
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郝智清了清嗓子后又开始看着稿子念道，一是加强领导。他停顿下来环顾会场一周说，大家都是当领导的，具体是怎么个加强法就不用教了吧？二是部门密切协作，三是落实责任到户，四是多方筹集资金，打好救灾攻坚战等。还有，这个以工补农，为困难群众到煤矿打工创造条件，使他们渡过难关的办法好，应该在有条件的县里推广。总之，就像人们常说的，办法总比问题多。只要我们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把他们的困难当成我们亲戚、朋友甚至是自己的困难，我看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在这里，我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哪里出了问题，甚至饿死了人，那就请那里的县长把你的乌纱帽自觉摘下，到地委来领取处分。
郝智的报告做完，赢得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坐在台上同样热烈鼓掌的姚凯歌却很失望，平时他很喜欢自己亲自写的东西被领导一字不漏地念出来，那就像自己可爱的孩子们被领导牵着手蹦蹦跳跳跑到舞台上接受大家的注目，或者是跑到大家跟前接受爱抚。可是，多少人殚精竭虑弄出来的报告，在新书记嘴里被搞得七零八落。当然，就是在失望中，他心里也不得不佩服郝书记讲话观点新颖独到。
晚上，是会议主办地——永川县委、县政府的宴请。宴会大厅里张灯结彩、其乐融融。姚凯歌满面春风，首先代表地委、行署和全体与会人员对有关县的精心准备表示感谢，并对会议取得的圆满成功表示祝贺。掌声过后，他又特意邀请今天晚宴的主人祝词。县委书记马俑迈着轻松的步子走到前面，祝词里先是谦虚，再是客气，最后就请全体举杯，祝愿领导和与会代表们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全家幸福。觥筹交错中，十几人的轻音乐乐队奏响了《好日子》，一对男女主持人好像是脱口秀，你一言我一语的，先说党的好政策，地区的好领导，后说兄弟县的好经验，再说永川是个好地方，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全县人民正迈开大步奔小康，反正都是好听的话。他们说一会，就有歌手上来唱歌，再说一会，又上来人跳段舞蹈。这些专业演员差不多都闪亮登场过后，就邀请嘉宾点歌。要放在平时，许多县长、书记们早就跃跃欲试了，有的还活泼地打情骂俏，但今天可能是许多人畏惧郝智在场，不了解他究竟是个什么类型的人，他们都安分起来。倒是有几个工作人员和司机们轮番上阵，唱得还有鼻子有眼的，听得旁边有人议论说，现在这些司机跟着领导钻歌厅也练得有一套套的。
郝智上次到河湾参加“五个五”工程启动活动时，就领教过这样的宴会。一顿饭吃下来两三个小时，那些地方领导们一个个能歌善舞的，有人说领导的才艺都是在包厢里练出来的，而老师就是那些小姐。记得上次有个县委书记邀请女县长上台唱了一首“拉手手，亲口口，咱们两个圪崂崂里走”，引得那些来宾们都开怀大笑。郝智对这类事情还谈不上什么看法，刚才，当《好日子》音乐响起时，他就开始思忖一个问题，当那些困难群众知道这里的歌舞升平后，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他感到很不舒服。
想是这样想的，他还是和吴帆、魏有亮一起共同挨桌给大家敬酒。书记、县长们基本上都已经认识了，但那些常委和副职们连个照面都没有打过，吴帆跟随他左右，一一做了介绍。
二十一
新年刚过，省委召开经济工作会议，郝智和魏有亮前去参加。会前宣布，肖琦正式出任省委书记，这也印证了人们对他的猜测。所以这次会议是肖琦正式担任省委书记后的第一次会议。虽然他还是他，但会议有了大的变化，开得很务实。会上，率先在北方地区出台了《关于加快私营经济发展的三个决定》，里面的具体条款很大胆，具有前瞻性，特别是一些公共设施建设管理，比如城市供水也给私营经济放开，这样的政策如果对“左”派而言，应该说完全是一个“姓资”的决定。
会议期间，郝智觉得应该和省委谈谈路山班子的事情，目前由于行署没有专员，而主持工作的魏有亮同志又比较软弱，所以地委就把行署的好多事都代管起来，这不符合组织原则。选派专员当然是省委的事情，但如果省里叫他推荐的话，该用谁呢？从路山当地产生的话，无疑吴帆和魏有亮都属于首选人物，一个是常务副书记，一个是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专员，依照正常的干部提拔渠道，在当地只能是他们了。吴帆太精明和深邃了，资历也老，郝智说不上什么原因，就是不喜欢这样的人。魏有亮是个为人老实、作风正派的好同志，他这样的同志如果是做儿女亲家的话，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可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则不太妥当，说不定还会贻误工作。而且重要的担子叫他挑起来，对他个人而言也不一定是件好事，能挑八百斤却挑一千斤，分明就是整人呢。于是，他利用在一起开会的机会，和魏有亮认真进行了一次交谈，也算是征询他的意见，说如果他还有其它的想法，比如想离开地区到省里的话，我会帮这个忙向省里领导提出来的。对这样的老实人还是开门见山的好，郝智就说我们俩在一起工作也有几个月了，总的说你是个好同志，不知道对自己以后的工作或者说关于职务的安排有何打算？魏有亮先是诚恳地表示了谢意。为何谢呢？他说这么多年了，虽然自己一步步走上了领导岗位，但从来没人征求过自己的意见。然后说，都说人进了官场就成了攀岩运动员，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往上攀登的，但实际上往上攀的好多人都已是身不由己了，即使真的累得不想爬了，但看看和自己一起上来的都继续往上爬，自己停滞不前了，会被别人笑话啊。可这样精疲力竭地爬啊爬，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所以，自己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儿子，做到副专员这个位置也该到头了，知足了，也不害怕别人笑话了。说句实话，在官场里这么多年了，尔虞我诈的，自己真的精疲力竭了，已经很累了。听了魏有亮平静道出的肺腑之言，郝智颇感意外，在当今的官场里，像他说的这种想法可能都没有，但仔细想了觉得他的话应该是真诚的，而且也符合他的性格。这时突然想到了钱老先生的《围城》，在官本位为主流的路山，人们都想到官场上走一遭，但官场有好多的苦衷和无奈，却是准备进入官场的人没有体验到的。想到这里，郝智什么也不说了，只是很感激地紧握住魏有亮的手。为什么感激呢？他觉得自己淡化官本位的意识，在魏有亮这里倒是得到了体现。
会议结束后，肖琦和地市委书记、市长专员们分别进行了谈话。由于路山没有行署专员，郝智一个人接受了谈话。肖书记肯定了他到路山几个月的工作，特别是对救灾和“三农”工作给予了表扬，同时希望他们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把路山的能源经济尽快搞起来，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他带着深不可测的表情透露，鉴于梁怀念同志的调查结果已经出来，突击提拔干部违反了党内任用干部的有关条例和规定，问题是比较严重的，但由于没有落实到经济上，所以省纪委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至于他的工作，还是要给新的安排，因为像他这样的年龄和情况，各地也都有安排的先例。这话说的态度有点暧昧，很难叫人琢磨透。郝智想问梁怀念将安排在哪里，又觉不妥，听口气说不定还在路山，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不再往下想了，只是吸口冷气。既然说到了人事，郝智就顺便提出了路山地区的人事安排。他说目前行署那边的领导力量还比较薄弱，希望省里尽快考虑配备行署专员和班子其他成员。肖琦说，的确应该考虑你们的班子了，这样便于全面工作，你看谁担任这个职务比较合适？他说常务副专员魏有亮同志人倒是很不错的，但工作魄力显得不够，况且本人也对自己信心不足。肖琦说，也真是，有亮同志人不错，就是工作软弱点。郝智听到肖书记的看法和自己比较一致，就受到了鼓舞，大胆继续说下去。鉴于路山的人事情况比较复杂，他建议尽量选配外来的干部，比如从省里选派年富力强、为人正派、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同志下来搭班子，这样就再好不过了。肖书记笑眯眯地问有没有人选？他犹豫了，看到肖书记鼓励的目光，就想领导既然都这样问了，不说也不好的，就随口建议说，如果是办公厅姜和平副秘书长这类办事稳健、工作能力强的同志，那就是求之不得的了。肖琦听了，面色平平的不置可否。
后来，当郝智向姜和平说了自己向肖书记推荐他担任路山行署专员的事时，姜和平说：“你搞错没有，我早被列入了提拔对象，现在还有几个好一点的厅局供我选择，我可不想去那么远的地方陪你受罪。”
郝智说：“你别吹了，好的厅局能给你留位置？做梦吧你！还是乘着你的年龄优势，到下面磨练磨练。你不是喜欢仕途吗？和我到路山是你惟一的选择和出路。”
姜和平确实喜欢仕途，不是郝智空穴来风。那年，姜和平大学毕业时，拿到的报到单是分配到省师范大学当老师，他满脸怨气地找到学校的老师说，我填写的三个志愿都是到党政机关，可怎么把我分到学校了？老师说进机关的名额有限，而要进这些机关的人员比较多。其实，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二批大学毕业生，很紧俏，省委机关也供不应求。多年后有同学说，他和老师的关系一贯不怎么融洽，在毕业分配的时候，老师认为他的政治野心太大了，做官会害人害己的，所以有意把他弄到师范大学。对此他到现在还耿耿于怀。当时他年轻气盛根本就不信这个邪，一个人跑到省政府要找领导，警卫看了他的学生证就不让进去，他一连三天蹲在大门口软磨硬泡，最后终于感化了警卫。到了办公厅，人家要看他的档案，他拿不出来，又回到师大讨要，却被老师拒绝了。无奈，他打问好了办公厅主任家的住址，晚上拿着自己的毕业论文找上门磨。主任看了他的论文真写得不错，问他为什么要到政府机关，他实话实说，自己是个农民的后代，打小就看上当官的威风。生产队长想给谁记多少工分就给多少工分，而公社书记那可真叫个牛，想和哪家的女人睡觉就和哪家的女人睡觉。本来女人嫁汉是不光彩的，但如果嫁上个队长和公社书记的话，就成了她们的资本，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下夸耀说，毕竟是当干部的，人家弄那事情也磨蹭得人很舒服。所以当官就是好。主任说，小伙子你的思想不对，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怎么能成老爷呢？！他说我是想当公仆的，但当老师就不是公仆。看主任更不答应了，他就哭着讲述了自己的故事。经不住他的磨蹭，或许是故事太感人了，本来也是农村出身的主任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他动了恻隐之心，松口说你是学历史的，我可以介绍你到档案管理局去，到那里也能方便地把你的档案转过来。他想档案局就档案局吧，先进去再说，反正是省政府大院里的单位。就这样，姜和平终于进了在省政府大院的档案局。上班还没几天，省委组织部开始对老干部平反，要从各单位抽人，人家都不愿意去干那苦差事，姜和平却主动请求到组织部帮忙，这一帮就是两年，期间他处处显示出自己的政治热情，工作积极肯干，后来就留在那里，真正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作为农民的儿子，他的仕途挺顺利的，从一个干事到组织部的副处长，再到办公厅的处长，三四年一个台阶，官到副秘书长后由于“站错了队”，在仕途上大踏步前进的势头方才止住。
“你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呀！”姜和平嗔怪他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现在是平步青云，而我是强弩之末，形势不可同日而语。看来呀，我也天生就是伺候人的命啰！”郝智说：“你别演戏了，你心里那点小九九，难道我还不知道？不过，路山的庙是真的小了，如果你还没有好的去处的话，路山不妨也可以作为你的选择。当然，也不是我说叫你到路山你就能来的，还要继续努力呀，你也要好好跑跑。怎么样，咱弟兄俩携手一把，说大了是为党为人民，说小了就是为了我们的理想和抱负。”姜和平没再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两个人下意识地把手握在了一起。
郝智不会想到，当梁怀念一被立案开始调查时，姜和平已经开始对路山动起心思。他感到自己这十几年过得真不容易呀，现在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在政坛里再努力一把。
如果说当初上大学就对政治抱有远大志向的话，那还是受生产队长、公社书记们高高在上的地位所影响。姜和平的母亲自幼聪慧，是方圆百里的俊女子，苦于家庭生活困难，她没上过一天学。每次赶羊上山路过村里学校的时候，她总要驻足几分钟，慢慢形成了习惯，竟然也和学生们一样背会了许多课文。到了媒婆上门的时候，面对多少好家景、好劳力、好人样的后生，她一个也看不上。家里人把她逼急后，她才红了脸说，她什么都不图，就图找个文化人。可山大沟深的，全村里也没有一个能把高小念完的后生。她的婚事就这样撂着。也许苍天真的有眼，一场反右斗争把省城里的右派送到了村里改造。一个崇尚文化的山村女子和一个真正的大文化人，就在黄土高坡上演绎了风花雪月的浪漫故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寓言恰当地注解了他们俩人的故事。姜和平出生几个月时，右派父亲在劈山造田的工地上被炸死了。他死得非常惨烈，血肉横飞的尸体是他那崇尚文化的婆姨一块块拼合入殓的。从此，她的心随着文化人走了，而身体还在，儿子更要生存。幼小的姜和平懵懵懂懂地看着母亲身上变换着队长、主任和公社书记，从而过着今天吃块豆腐、明天吃只鸡的令同龄人羡慕的生活。母亲期盼他成为文化人，而逐渐懂事的他更想离开这个令自己耻辱的地方，因此他拼命地学习，从农村到县城，再从县里越走越远上了省城的大学。他是带着仇恨和艳羡的矛盾心理走进机关的，在组织部工作的几年里，他明白了官场是最讲游戏规则的地方，尽管说大家都互相称呼同志，其实这里面等级是最为森严的，要比封建社会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任何文件规定，但干事对副处长、副处长对处长必须毕恭毕敬，资历浅的必须对资格老的俯首听命，这里像一座金字塔一样，上面的少数永远压迫下面的多数，新来的，你就是孙子！
夹着尾巴做了几年人，和她妈一样聪颖的姜和平开始深谙官场，又发现这里其实是最不讲规则的，可以指鹿为马，把白的说黑；也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这里文化其实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她只是华丽的包装和虚伪的外壳。于是，他按照规则又不讲规则，开始走进了官场。讲规则时，他从小事做起，上班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为副处长添茶倒水，为处长打扫办公室，即使就是对办公室里的其他同志也有求必应，人家家里有什么事情，他就跑前涉后的比自己的事情还要当紧，赢得领导和同志们的口碑。不讲规则的事情，他也已经轻车熟路地运作起来。组织部虽然不大，但部长可算是大官，一般的处长轻易和部长都说不上几句话，姜和平绞尽脑汁寻找突破口，部里发东西，他主动帮办公室里的同志送到部长家里，发现部长夫人属于很随和的那种类型，还经常在省委家属院门口买红薯，他就在街上买了一袋红薯，扛着进了部长家里，对阿姨说红薯是家里自产的。部长的儿女都在北京，他就包了部长家里所有的活计，但他从来不在部长在家的时候去帮忙。结果，一个迂回战下来就打了个大胜仗，部里新成立宣教处，他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副处长。
部长升任省委副书记，主管办公厅工作，他跟随调到办公厅，顺便上了一个台阶，因为组织部的副处长到办公厅当处长是很顺溜的事情。官至副秘书长的时候，副书记调到北京，靠单线求官的路算是结束了，重新构筑新的关系，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省委正副秘书长有八个，副书记走后不久，秘书长之间重新进行了分工，原来主管农业的姜和平分管了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主管吃喝拉撒睡和省委机关家属院那些琐碎的事情，离官场越来越疏远。要在仕途有什么进步的话，姜和平知道必须抓住年龄优势，尽快下到地市里，然而在这种尴尬的位置上，怎能找到这样的机会？
当年姜和平的领导，省委那位副书记最近刚任中央一个实力部的部长，这个部可以说是地方的财神爷，下面准备上的大项目基本上都到了这个部里。就在梁怀念接受纪委审查可能卸任的消息传出来时，部长到省里来参加一个会议，然后看几个大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部长的时间很紧张，上午在会议上做了讲话，下午就乘飞机下到地市。为了显示隆重，省里早在三天前就派两个豪华车队到了地方上等待着部长，于是出现了地上接力和飞机赛跑的情况：一个车队在这个地区的机场等着时，另一个车队早到下一个地区的宾馆候着了。作为接待负责人，姜和平在地面上指挥了“接力赛”，和部长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打个照面，部长热情地叫他一块吃，大家都知道这是套话。部长的房间是他亲自安排的，但他一直没有机会接近，因为每天去的时间早了，房间里总有书记、省长坐在那里说话，他们离开之时也到了部长休息之时，这个时候去找领导是最讨人嫌的，会起反作用。几天一眨眼就过去了，但他却没有找到单独会面的机会，眼看部长次日就要启程回京，他终于想到一个别出心裁的办法。那天晚上，当着省里那么多领导的面，他拎一袋在市场上买的红薯送进了房间。部长看见红薯颇为感动，留许多人在会客室里，而把他单独叫进卧室，简单叙旧后问他现在的工作情况，有什么想法，还说他是个好同志，到北京国家机关去了也是有水平有素质的好干部。话说到这个份上，他也就不客气地提出能下基层锻炼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部长说，到基层是好事啊，年轻人就应该有这样的魄力和不怕困难的精神嘛！答应上飞机前就给省里的领导说说看。果然，肖琦第二天给部长送行时，部长就意味深长地提起这事，说姜和平这小伙子不错，跟我多年了，还真的想把他带走，但想到地方上人才缺乏，只好忍痛割爱留给你了，但你们也要给他压担子呀。听说路山地区的班子严重缺员，就叫小姜去锻炼吧，何况那个地区也是我们部里开始高度关注的地区。部长感叹地说，岁月如梭呀，再好的人才也经不起时间的折磨啊，一晃又像我这样老态龙钟了。肖琦也附和道，你这个老组织部长的眼光是错不了的，是人才我们当然会重用的。姜和平得到这样的信息，十分自信，都考虑起到了路山该怎么开展工作的事情了。谁知道，过了仅几天时间，郝智却成了横空里杀出的一匹黑马，肖琦主动和他谈了话。
二十二
郝智在地委大院同纺织厂上访工人对话后还不到一个月，厂里的三千多职工就拿到了一个月的下岗补贴。这是他指示魏有亮和财政局想方设法挤出来的资金，还动用了１０万专员基金。当然，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后来又由行署出面，财政局做了担保，给工商银行说了好多好话，一次性贷出半年的最低保障款。尽管说大家都知道政府给企业担保贷款现在的政策根本就不允许，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渡过眼前难关，稳定全区第一大国有企业，应该比什么政策都重要。
工人领到生活费后，在一个休息日里，郝智亲自到厂里和工人们进行了座谈，掌握到厂里出现的困难既有大气候的原因，更有人为的原因，是厂长王大佑的问题。之后，他马上指示由地区纪检委牵头，立即组成工作组进驻纺织厂。几天后，纪检委罗天文副书记带领纪检、监察、经贸委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驻纺织厂，就群众反映的问题，特别是厂长王大佑的经济问题，展开了调查。
调查组进了厂里，却找不到厂长本人了。询问厂办公室，他们说厂长打来电话说他在外地要账。其实，当那天上访工人见到了新书记郝智后，王大佑就预感到情况不妙了，说是给厂里要款，实际是悄悄远走天津，后又到深圳去了。
王大佑走出去是为了销毁罪证的。作为路山纺织厂的厂长，他已把工人上访当作家常便饭了。他多次给工人师傅们讲，厂子垮了，不是我王大佑无能，大家睁大眼睛看看，全国轻工纺织系统有几个工厂没有倒闭？换句话说，市场环境的变化和萎缩的结果就是让厂子倒闭，不垮的纺织厂就不符合市场规律，就是不正常的。当然在心里他也知道厂子落到今天这个局面，和自己有直接的关系。自从报纸上报道了沈阳防爆厂第一个在全国破产的办法后，他就打起了这个主意，先死后生，破产了就会有新的政策，包袱先甩给国家，然后轻装上阵，自己再搞起来。根据路山的具体情况，适合的项目还是有的，比如搞羊毛防寒服或者说引进羊毛绒呢生产线等等。他的这些想法也得到梁怀念书记的大力支持。到前年厂子陷入巨大的困境后，梁书记给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变化的、发展的和联系的，你们厂在计划经济时代为路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市场经济情况下，现在仍然需要你们做出牺牲。王大佑听出了弦外之音，那就是现在厂里最大的政治是，尽快把厂子搞破产。
但他还是辜负了梁书记的期望，想尽千方百计还是没把厂子搞破产，主要原因在省里，报告打上去后就是得不到批准。破产不了，厂里的形势却是一天比一天糟糕，先是发不出工资，到后来工人开始轮岗，再后来下岗，到了现在已经无法保证４０元的生活费了。公安局长曾经给他说，目前，路山每发生三起刑事案件中，就有一起是纺织厂工人干的，而每四个坐台小姐里就有一个是纺织厂女工。但由于那些不可告人的原因，不管形势严重到何种程度，有梁怀念站在后面，王大佑还是神情稳定的。这次可不同了，梁怀念已是自身难保，他看到工人们得到新书记的承诺，还领到低保时，他的心开始虚了起来，他想去找新书记汇报厂里的情况，但走到地委门口却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胆怯。按照常理来说，不管新书记是个啥样的人，对工人围着地委大门告状的厂长，肯定不会有什么好感的。临时抱佛脚，不如乘早堵塞漏洞。他静下了心把这些年的事情前思后想地回忆了一遍，几次国外考察，购买奔驰小轿车，这些应该无所谓，地区不是号召走出去、开眼界、换脑筋吗？至于多占公房、公款豪华装修等系列问题，纯粹属于生活里的枝节问题，地区的头头们不也是一边拖欠工资，一边给他们自己修建高档住宅楼吗？最令他感到后怕的还是在天津和深圳的那两件事情。
于是，在混乱之中，他和厂办打了个招呼，带着小舅子到了天津。事情竟然很令他放心，因为当年处理毛毯的外贸公司早已倒闭，连个人影也找不到了，而海关的那位副关长也已退休，远走澳洲定居，还说不定早已死了，真是那样就更好了。他马上赶到深圳，只要能把这边的事摆平了，那就什么都不害怕了。他找到那位路山籍的动物检疫局的科长，此人连忙说那事自己已经不记得了。不记得就是最好的结果，他放下心后又和佳华商贸有限公司联系，得知总经理到东欧谈生意了，就只得耐心等待。可谁知就在这等待期间，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丑闻，成为新闻人物的他马上成了惊弓之鸟，不得不抱头鼠窜了。
这天下午，王大佑同销售公司经理——他的小舅子杨卫喝了两瓶白酒后醉倒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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