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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爷-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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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话说得许立宇魂飞魄散。其实事情也没那么严重，纯属那交通警虚声恫吓。他足足训了许立宇两小时，耍足了威风，最后罚了款，才还了本让许立宇走人。
许立宇从警察那儿回来，一脸丧气，坐进车里问我：“你说我要是一外国人他敢对我这样么”？
我说：“那也得看你是一个外国什么人。”
“不用是什么，就是随便一外国人，他起码对我客气点吧？”许立宇最爱讲的一个小故事，就是一个从北京跑到香港开公司混的人回来后，一天夜里乘车被巡逻的警察截住。警察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做生意的。警察说那就是体户了？那人掏头香港“派司”一亮，从容道：“不！资本家。”
每当讲这个故事，许立宇便两眼发亮，闪出异彩，说资本家那句话时掷地有声，明显带有某种快感。看得出来，他是多么希望这句话是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呵。
近年来，出国的人更多了，是个人就有不少朋友出国在外边混。其中不少换了身份回来，俨然外商，举手投足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邢肃宁一见许立宇便说：“不许结婚，尤其不要和中国人结婚。像你这么年轻，就应该出国闯一闯，老在国内呆着有什么出息？一定要出国！必须出国——包在我身上！”
许立宇就笑，当时不说什么。但时间长了，也不禁认真地盘算：“您说我去哪国合适啊？”
“哪儿都行。”邢肃宁道：“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哪国都比国内强。邢肃宁侃是侃，但也真是有些办事能力。后来，她真把许立宇办到了日本。拿到日本使馆签证后，许立宇专门来找过我告别。他显得有些心神不定，他问我：“你觉得我出国好么？”
我问他：“你干嘛非得出国？你开一出租车在国内混不是挺好？”他连连摇手：“不行，我还开一辈子车呵？”
“那怎么啦？”他冷笑：“那我最后不就又变成我爸爸了？”
我说：“你以为你出国就一定能发财？”
他说：“那不管，我管不了那么许多，走一步看一步。”
许立宇出国前，大请了一次他的所有哥们儿，那天我也去了。他剪了个日本“板寸”头，穿了身笔挺的西服，还戴了副墨镜。他的哥们儿一见他就起哄：“行呵，许爷，这就装裹上了。”许立宇笑嘻嘻地说：“叫先生，以后再见我你们都要叫先生了。”他问我：“你觉得我这样儿像日本人么？到日本大行上他们认不出我是中国人吧？”
我笑说：“跟电影里的日本人倒是一模一样。”
他十分高兴，站起来抹抹头发，抻直衣摆，两手交叉握在腹前，挺直腰板在餐桌走来走去，模伙着日本人的派头严肃地鞠躬、致礼，嘴里还大声咕哝着所谓的“日语”。他“哈依”“哈依”地低沉咕着，向在场的每个人或点头或鞠躬，抓住某人的手用假想的日语大声谈笑，想像着以日本街头与人交谈的情景。他又走到窗前，两手按着窗台贫着腿凝视窗外街道，皱着眉头大声感叹：“炼拢”他像一个思索中的公司老板背着手在室内踱步，不时抬头挥手大声和假想中的日本人争论，肯定或断然否认着什么。他嘴里叶哝的日语愈来愈激烈，愈来愈混乱，而表情却愈来愈激动，愈来愈绝望。他如同一个已进入角色的演员狂热痴迷重表演着，对观众念着大段内心独白。那些没有含义的句子滔滔不绝地从他口中冒出，他激昂，他声嘶力竭，暗哑的噪音变成阵阵嘶吼，犹如一个落入陷阱的野兽的嗥叫。他猛地扑过来，抓住我的双肩用力摇晃，泪流满面地吼着：“八格！八格牙路！”在场的人都呆了，我也惊呆了，只是喃喃地说：“像，像，你就是了。”他一把搡开我，掉脸向壁两把擦开了脸上的泪，仰面看着天花板粗声喘息，接着掏出精心插在上衣口袋中的白手帕用手擤鼻涕。他擤着鼻涕微笑地转过身，对大家说：“你们都把我当日本人了吧？”
十三
我怎么也记不起立宇的长相了。那张唯一的照片上他那张半隐半露的脸也不能帮助我的回忆，成年后的许立宇相貌有不很大变化。我在一天夜里梦见了许立宇，虽然在梦中我知道他是许立宇，但那张脸决不是他的脸。在梦里他是一棵树，容颜藏于摇曳不定的茂密枝叶中，树冠在路灯下投出斜长、形状模糊的阴影。我去邢肃宁的餐馆找她，问她知不知道许立宇在日本是确切消息，那个凶信是否可靠。
她愣了一下：“许立宇？谁呀？”
“就是给你开过车的司机。”
“哪个司机？怎么，他去日本了？”接着，邢肃宁一脸义愤：“我们有些中国人是不争十，在外国什么丑都出了，也不怪人家瞧不起咱们。”
说完她去忙她的事了。她最近正在多方联络搞一个台湾邀请，准备以大陆“杰出人士”的身份访台。
几个月后，我遇到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见面便觉他举止有异，再一聊，人知他去日本混了几年。当时我就觉得有件事和他有关，但又怎么也想不起来，思路受拘于我们之间一些悬而未决的往事。直到临走，才想起来是许立宇。我问他不认识一个叫许立宇的人，他们在日本逗留的时间差不多是同期。这个朋友当即表示知道，许立宇在日本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都上了当时的《朝日新市》社会版，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都曾耳闻。他说他并不直接认识许立宇，只是在他出事后听别人传过他。但他认识一个和许立宇很熟的人，如果我想了解详情，他可以介绍我去找那人，那人现也在国内，为一家日本制药公司开拓中国市场效力。我说不必，也没有特别重大的理由要打听这个人的下落，仅仅因为从前认识。也听到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传说，聊表关心，他只要把他所知道的概一遍即可，权当饭后茶余的闲谈。
于是我们一起去吃饭，那个朋友尽其所知对我讲了一些许立宇的情况。许立宇像多数中国人一样，到日本是打着留学的旗号，其实只不过是花了钱到日本的野鸡私塾去读日语。他去的那个学校甚至不是日本人办的，是几个台湾人绑着一个日本粗人开的，其用意也只在赚大陆留学生的钱。
许立宇去日本前大概搜罗了一些正在日本混的直接或间接的朋友的住址电话。一到日本便去找了他们，据说其中有个人对他很不错，帮他安排了住宿和打工的地方。这个人大概属于在日本混得比较好的，住了一套公寓，开了一辆挺新的二手车，也能请得起朋友吃几餐饭。
许立宇先是在一间中国人开的饭馆里打工，至于是洗碗还是卸货就不知其详，反正活儿极累，待遇极菲薄。干了些日子便顶不住了。在他心也有些愤愤不平平，既是为中国人卖命，何必千里迢迢跑到日本？在国内还算个名正言顺。
我不知道许立宇出国是去找什么感觉，但他一下飞机就该明白，这个国家的吞都与他无关。如果他在国内还能发发小脾气，但在这里容不得他搭半点架子。如同监狱能使任何高傲的头颅低下，异国的环境也能使最愤世嫉俗的中国人变得驯从。很多在家里暴君似的人在单位不都在俯首贴耳老实得如同绵羊？我们没听说过许立宇对比他在国内更坏的日本境遇抱怨、失望。如果有，他也未公开、持久地流露。人一旦落到最卑微的境地要求便简单了。也许他有远大的志向，有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作为实施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对钱的贪婪和攫取成了他现时的唯一、具有支配性的动机。
好在日本是个明码实价的国家，只要你肯卖，任何东西都可以标出一个价格，一律用日元付酬，不至于最后给你奖状或荣誉称号了事。我常常想，为什么很多衣食忧的又无强烈的生理要求的清白女人会堕入风尘？大概起因皆为无法拒绝那唾手可得的第一笔巨款，难受片刻便归我有。待第一笔钱到手不禁又想，再难受一下岂不翻番？如此类推，欲罢不能，直到丧尽廉耻，身败名裂。据一些未经过科学验证的研究报导，金钱像麻醉品一样可以使人成瘾，并伴有强烈的欣快感。赚钱运动一旦开始便会出现钟摆效应，无穷往复。如同奥林匹克的宗克：重要的是参与。运动本身即是目的。无数阿巴公式的百万富翁都可以告诉你，为什么他们对花钱毫无兴趣。
由此可见，许立宇为什么彻底放弃了在学校的应景式学习，又不满足于在中国人或韩国人的餐馆里打工糊口。
他找到他那个混得不错的朋友，说他急需一笔钱，希望他能帮他找个能挣大钱的工作。可以想像，他会为此编为令人信服的借口，譬如他为出国负债累累，或者装出一副重病缠身的苦相。也许干脆就没什么借口。凡倾家荡产到了日本的人都无需解释他们为什么对挣钱有那股狠劲。
他的朋友也没多问，表现出了一个北方汉子特有的侠义和豪爽。他甚至都没考验、试探一下许立宇的决心，便把自己那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分了一半给许立宇。
尽管日本是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日本民族同样又是个所禁忌很多的东方民族。发达使他们的城市遍布高楼，自然规律又使他们终有一死，而禁忌则使他们不允许搬运死人时使用电梯。所以，所有死在高楼的逝者都要雇人从楼梯上背下来。与死人打交道的工作在我国也是人我心目中最低贱的工作。据我所知，西藏的天葬师尽管颇受礼遇其实也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发达了的日本人自然是不会也无须去干这背死人的工作。如同北京的小保姆大都来自安徽、四川，在日本背死人的工作也都由外国人包了。那些来自宗教盛行的东南亚和南洋国家人都不肯干这种工作，肯干而且敢干的都是不畏鬼的中国人。许立宇第一次去背死尸，他的手哆嗦了么？他默诵什么语录支撑着自己走完那百级楼阶还是灌了几口酒借着酒劲一鼓作气爬上楼背起死尸就走？日本的长寿是世界著名的，社会治安良好也是有目共睹的，当然自杀率也是高水平的。许立宇的顾客中容貌姣好的少男少女到底能占几成呢？而他们死后这种姣好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在他们生前的水平上？恐怕他每天接触的更多的那些腐朽的老年尸首。多数人生前即已令人不忍卒睹，死后又多日不被发现，难道不是因为有了浓郁的气臭，日本那么一个极重法制极重他人隐私权的家的公务员才会被门而入？想来没人会觉得和这么一具腐败的尸首呆在一起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大楼管理员或死者家属将许立宇领到公寓门口，指明停尸的房间一定捂着鼻子乘坐电梯高速返回。
这时，大楼的顶屋就只有许立宇和那具烂得汤汽四溢的腐尸单独相处。日本人会给他添置一身消队队队员式的行头，使他从头到脚都裹藏得很严实，手套、口罩，我拿不准的是他在那幽暗的房间会不会戴上他那副使人感到威严的黑镜。即便是纹丝不露，装扮威武，他会产生一种近乎医生和刽子手般的崇高职业感么？他会跟那个死去的日本人来上几句幽默、调侃么？这可是他到日本后唯一的单独面对一个日本人的机会，那个日本人又是那么依赖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托咐给了他。他把尸件装进尸袋的动作必须加倍小心，否则一块肌肉或一条胳膊，一只手、一把指甲会突然剥落。他需要先用一条被单把死都像包糯米粽子一样裹起来，然后像托一块豆腐，像抱一个婴儿一样轻轻托起。他一定要先抱头，否则重心在下，那颗头会像断了枝的果实晃荡不休，会亲吻到他身体的某一部位。死者像一条鱼一样滑溜溜地钻入尸袋，立刻使干瘪平坦的尸袋呈现出奇形怪补的凸凹。他拉上拉练，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可以抽一支日本的柔和“七星”了。那支“七星”烟在这间气体混浊的房内除了第一口味道清醇，随后便含入了一股甜丝丝的沉腻，仿佛他把死者的气息也吸入了肺部，这联想使他恶心。他抱起死尸，他不能像背一袋面似地把死尸背在背上。死者和死者的家属有权要求他用一种保持死者尊严的姿态使死者出现在大家面前。他抱着死者双膝，把死者的头搭在自己肩上，一手按着死者的背。如果他有孩子，当他抱着孩子出门上公园而孩子又因为困顿睡着了的话，就应该是这个姿式。
死者的屁股沉甸甸地压地他的臂肘上，他看着陡峭的楼梯一步步从楼上走下来。他的脸隐藏在口罩后面，生者死者都不见面目，这一景象本身就令人肃穆，令人庄严，令每一个目睹者望之悲恸。在每一层住户门前，都站前方干净、典雅、表情娴静的日本妇女。当他经过她们身旁时，这些妇女都急匆匆往他兜里塞入一迭数额不等的礼钱或曰小费。希望他在经过这些人家的门口时，脚步加快一些，把晦气带得更远一些。
日本的楼太高了，背着一个死人下楼，逐级而下，实在并不轻松。虽然从每一个窗口看出去，日本风景都是那么秀丽，天空都是那么清澈，他看到白雪皑皑的富士山了么？日本的天空会像中国的天空那样时有一群群白鸽哨飞掠而过么？他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胳膊酸得几乎失去知觉。但他不能停步，不能歇息，每一层都有人用钱催促他加快脚步，他是嫌楼高还是嫌楼层太少了呢？
当他终于抱着死者出现在楼底门口时，灵车旁聚集的素服死者家属便一齐向他大放悲声。日本人的哭泣是很认真的，个个哭得锥心泣血，悲哀的气氛很容易就造了出来。在这咱气氛下一个人要漠然置之是很困难的。我愿意相信许立宇，起码在头几回是会大受感染的，也情不自禁地感到难过，口罩下的脸万分沉痛。集体的哇哇大哭常会使一个不相干者也觉得有义务哭丧着脸。只有当他接过死者家属的钱，被打发开，摘下口罩后，他才会蓦然发现这悲哀与他无关。死者家属并不打算和他分享这份悲哀，日本人的傲慢莫此为甚。
当他沿着那精致、一丝不苟，宛如儿童积木般美丽有序的日本街道往前走时，他会不会感到某种失落呢？还是因为兜里塞满了钱洋洋得意？
十四
许立宇因了这份工作腰包日渐膨胀。他学会了用职业的态度来对待帜业。当楼层过高或死者家属加钱，有时什么也不为，就为死者家属看上去阔绰或干脆是因为那天没有竟争者，他便一再坦然伸手。他背着死者经过每一层住户门前，都要放慢脚步或索性停下来，直到该层的妇女给够了钱才走。他才不在乎那些日本娘们几背后是不是说他借死人来敲竹杠，反正他也听不懂日本的刻薄话。在背尸的这个行当，他重又体会了八十年代初他在中国当出租车司机的优越。谁都要对他倍加客气。不管他服务多石简慢，也没人敢对他说：“不愿意干你可以走！”他真敢撂下就走，决不像他那些在日本工头手下干活的同胞那么没骨气，逆来顺受。他认真对几个待他不使用敬语说话、颐指气使的家伙拿过堂，充分享受了一群日本人对点头哈腰陪笑脸求情的快感。
他对他那些奴颜卑膝又很有牢骚的中国朋友们说过：“只有你不尊重自己，别人才会不尊重你！”
“你们觉得日本人傲慢么？我没有这种感觉，他们对我都很客气。我倒觉得他们很有点低三下四呢。”
十五
如果许立宇一直干到今天，那他早就是个人民币百万富翁了。用这笔钱他可以在国内投资，搞一个很像样餐馆或歌厅，进入令人羡慕“款爷”阶层。哪怕什么都不干，把钱买了债券，也可以当一辈子舒舒服服的寄生虫。
实际上，他干了背死人这个行当不久，就像他那个朋友一样买了一辆二手车，从鸽子笼搬出来租了一套公寓，虽然那公寓是半永久性的用纸板组装的，但毕竟是厨卫设施齐全有客厅有卧房的私己之地。当他工作之余，换上一尘不染的西服，开着他那辆“古桑”轿车去看他那些当苦力朋友，请他们去“中华料理”吃上一盘鱼盘肉丝，的确给人一种“混得不错”的印象。他就是那时染上往头发、身上香水的嗜好，满身香喷喷的味道使他显得有些像花花公子呢。
也正是在那年秋初，他遭遇了那场事变。在东京一条繁华的街道上，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用菜刀劈了一个日本黑社会的头子。据报纸引述目击者的报道，事发突然，过程也很简单。那个黑社会的头子带着两个保镖在街上走，正逢许立宇也在同一条街上闲逛。当时与他们同在这条街让走的人有成千上万。人们各有各目的，那个黑社会头目大概正在巡视自己的地盘，而许立宇也许是去买什么东西。他们完全可能擦肩而过，此世不再相逢，就像当时他们周围摩肩接踵的其他人。也许许立宇正在为眼前的异国风情所陶醉，也许他另有心事，茫然若失，他根本没注意到那个大摇大摆的日本流氓正向他走来。那个家伙估计是看到许立宇可能会与他相撞，他可能觉得好笑，想看看这个不长眼的人笑话，另外他也压根没有人让路的习惯。直到这个东张西望、眼神惆怅的男人撞到他怀里，他才冷丁抬手扇了这个人两记重重的耳光。大概还骂了句：“混蛋！没长眼睛么？”这在中国，也不过是司空见惯的街头小纠纷，互骂几句或互相厮打几下也就完了。可许立宇的反应大出路人的意料，连那个惯于斗殴的日本流氓也没想到，所以他后来毫无防备，几乎是眼睁睁地挨了许立宇一刀。那两个保镖也未及动作。就在他们数米远的地方还站着一对日本巡警。许立宇挨了耳光后一声未响，表情也没有丝毫变化，似乎对这记耳光早有准备。他转身进了路边的一家店，那是家日用品杂货店，他买或直接从货架上抄了把菜刀出来，揪住那个正神气活现准备往前走的家伙，当颅一刀。
事后，据警方调查，许立宇与那个臭名昭著的日本流氓确实不认识。从他果敢地劈了人家一刀也可知他是不晓得这个家伙的厉害的。凡听说这个家信大名的人，尤其是日本人无不对其噤者寒蝉。但了解此事的中国留学生却不这么看，他们普遍认为这里另有瓜葛。也不能说他们完全捕风捉影，或简单地按中国式恩怨观论及此事。许立宇的表现似乎也不令仅是把这事当作一个人人皆可遭遇的小侮辱看，从他迅速、连贯、一气呵成的反应动作和反应之强烈之凶猛之过当也给人以借题发挥、蓄谋报复的印象。
既然对方是个横行街头的黑社会恶棍，不难想见他会和许立宇在他所从事的职业上发生纠葛。黑社会主要工作便是控制行头的活动，他们把持赌博、卖淫，连垃圾婆都要收税，怎么能看着许立宇大发横财而不从中勒索派捐？在中国对黑社会市所未闻的许立宇又怎么能对这种敲诈不感到窝囊？开始他大概是忍了，但这种敲诈是无止境的，逐步升级的，有可能会变得忍无可忍。事情发展的具体过程我无从想象，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其中合理的成份相当多，遗憾的是终究无法得到证实。再有一种猜测，是因为女人。从朋友闪烁其乱的讲述中，许立宇似乎有一个妓女朋友。一个妓女和黑祖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朋友也不能提供任何这个妓女与此事有关的证据。
十六
那是个中秋之夜。考虑到刀劈事件是发生在秋初，这个中秋节应该是上一年。我不知道当代的日本人还过不过中秋节，但老派的日本人一定知道中秋也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
那天许立宇邀了一些男女留学生到他家一起过节，可以想象，他们竭尽所能想把这个聚会搞得热闹一点。炒几十个菜那是毫无问题的，酒的种类也很多，供应也充足。可尽管大家竭力凑趣，聚会仍没能热闹起来。边喧嚣，边高歌，边纵饮，笑声不绝，谑语不断，可这聚会总笼罩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凄凉。经常在一个笑话刚讲完，沉默便如不速之客突然而至，使场上的欢乐气氛像断了电一样嘎然而止，挂在每个人脸上笑容便显得残破、可怜。直到另一个人强撑着再次开口，才得以使笑声生硬地续接下去。大家都搜肠刮肚地想些有趣的话，但愈来愈多的人陷入沉默，不少平时有些酒量的人也都很快醉了。大量的酒非但没有活跃气盼的倒窒息了人们想乐一下的心情。不到半夜，这聚会已变成各怀鬼胎、冷漠想视的枯坐。没人再动一下那些已经变得冰凉油腻的菜肴。
有些孤处异国的男女留学生多数都已互相结成了一种暂时情人的关系，彼此寻求温暖。这时他到陆续一对对告别了，因到各自的住处用肉体的刺激来慰藉精神的苦涩。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公寓里只剩下许立宇一个人和一大桌怀盘狼藉的残羹剩饭。
浑圆无缺的月亮使许立宇益发感到无地自容，皎洁的月光更使他周身清冷，月光温柔的笼罩令他希冀告慰的愿望格外强烈。他出了门，驾驶着他那辆旧民政部街头游荡。我们都知道新宿和银座是民政部的繁华中心，那儿既便是平日也是一派节日气氛，高校大厦光芒万丈，各种娱乐场所光怪陆离。这一切耀眼的光投射到许立宇昏暗寂寞的心中，会使他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呢？他带了足够的钱，足以买到一次销魂。
实际上这不需要下多大决心，鼓起什么勇气，只要他单身往那条街里走上几步，就会受到无热情、甚至是半拉半拽的邀请。
他注定要和这些门后隐藏的一个姑娘相遇。
他进了一家妓院，那家妓院的姑娘像一座大金鱼缸里游弋的各色金鱼，穿着极透明地在一扇大玻璃幕墙后任人观赏。
他用日语对老鸨说他要一个日本姑娘。
老鸨告诉他这都是地道的日本闺秀，有大学生，有名门小姐。他指中了一根文静极清秀的姑娘，那姑娘便温驯地迈着碎步低头跟着他进了里面的一个房间。
那是个什么样式，服务中多少花招的妓院我清楚，究竟是日本浴还是泰国后才真正感到畏怯。他严肃地用日语和那个姑娘聊了几句，那姑娘简单地告诉了他一些自己的身世，她是个正在读室内装潢设计的学生，为了买一套高级美术用具出来挣钱。他拒绝了那姑娘为他殷勤地宽衣解带，拒绝了那姑娘和他同浴。自己进了浴室泡在热水中仍无法说服自己像个花了大价钱的主顾无耻起来，思前虑后，又兴奋又焦虑，拿不准自己会给这个漂亮的日本姑娘最终留下什么印象。他很想给她留个好印象，又怕被她看出是个雏儿遭到轻视。这时，他听到几个熟悉的字眼儿从虚掩着的浴室门飘进来，他浑身一震，血都涌到头上。在哗哗流淌的水声中他清晰地听到外间有人在说中国话。那个姑娘正在悄悄打电话，似乎是打给远方亲方的越洋电话，接电话的也许是她妈妈，她正向家人问候节日。她的语调欢快、亲热，还带有几分撒娇。她抱怨没收到家里奇来的月饼，嗔怪家里人不关心她。她叫爸爸接电话，问爸爸为什么不给她写信，每回都是妈妈来信。她关心爸爸的身体，说自己在日本一切都好，日本的同学老师都对她很好，知道今天是中秋节专门为她做了点心，老师还请她去了吃了晚饭。打工一点都不累，挣的钱也不少。老板娘对她很关照，不让她接三不四的客人。来店里的日本人也都很规矩，对她很客气……她突然住口不说了，她看到许立宇裹着浴巾站在浴室门口呆愣愣地望着她。她立刻恢复了职业性的微笑，用日本对电话里说了句：“多保重。”放下电话迎了上来。
许立宇用中国话问她：“你家住在北京什么地方？”
淫荡的、寻欢作乐的气氛荡然无存。此时此刻，在这间日本妓院花哨、俗气、四壁镶满亮晶晶镜子的房间内只是一个中国人遇到了另一个中国人人一份他乡遇故知的惊喜和感动。中秋之夜的特殊气氛在这两个中国人的心里加深了感触，仗他们不由对对方另眼相看，使习已为常的相遇具有了一种格外动人，格外意味深长的韵味。他们不感到羞愧，只感到难得、幸运，似乎是一种苍天有意的照示和安姚。对方的不期而至在这时成了一种颇为神秘颇含寓意的象征。
他们之间契约关系顷刻间便为一种更牢靠更真诚的义务纽带所替代。可以想像他们之间随之而后的交谈，无论在旁人听来多么辛酸，多么饱蘸血泪，而在他们心中则只会激起阵阵暖流和温馨，令他们为之动容，为之欣悦。
据朋友讲，国内的人听到同胞在异国治落如此，无不表情惨淡，心中酸痛，为之感叹，为之惋惜，甚至怒发冲冠，大骂资本主义，大骂不肖子孙。而身在异帮的留学生便不会如此激动不安。此类境遇实为司空见惯，并非受逼不过，只为人所不同的手段之一。在日本的中国女性大都要靠男人，区别仅在于是卖给一个人还是卖给所有人。
做妓女并不特别下贱，只是运气不好，更谈不上道德败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他们在北京住得不近，但在日本想来，住得也不远。许立宇对姑娘家那条街很阔悉，经常在那条街开车载客。他对那条街马路宽窄、楼群朝向以及有些著名去处，路边种的是什么种类的树木都能一一道来。
也许他们在那条街就曾见过面，但来去匆匆，或淡然一瞥或偶一回眸。他们的回忆充满了童趣与天真，如同两个青梅竹马的伙伴在津津有味地回忆儿时时光。他们甚至搜灵出了共同认识的某个人，虽然这个人也许是路口卖冰棍的老太太，也许是一个常年在街头嬉闹游荡的女疯子。
他们已不再是妓女和嫖客的关系。我有理由相信，他们之间萌发了温存的念头和的情感。他们在分手时会感到依依不舍和彼此留恋。这可能使他们在中秋之意义以后的日子继续保持来往，而进一步的接触无法不使他们的感情进一步加深。他们都不是盲目脱离现实的幻想型的人，他们都将每日面对既定的现实生活。这个现实是会使他们保持冷静还是重重刺激了他们原已麻木安然的心灵？更超然了还是尤其敏感了？到底许立宇和那个卖春的中国姑娘之间的感情属于什么性质无从知悉。他们要仅仅是互相慰藉那是很容易的，也是不会有人妨碍他们的。但他们要是想改变现状，起意于他，那一切都不可逆料。人在两可之间是最受折磨的，而这种两可局面持续时间愈长，平衡愈难维系，以也就愈会作出极端选择。一旦压倒性的决断出现，人便可能铤而走险。
朋友驳斥了许立宇被处极刑的消息。实际上那个挨了许立宇一刀的黑社会头子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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