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内幕-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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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只要涉及到可能的“操纵”，不仅仅是比赛可以调查。2006年，老雷德克纳普执教南安普顿时，博彩公司就为他即将跳槽朴茨茅斯开出了赔率，结果他真的转投朴茨茅斯。为了调查他是否在其中涉嫌“作弊”，足总和有关方面进行了调查。雷氏接受了询问后，此事不了了之。

欧洲足坛的行动还未结束，这跟中国足球在进程上是一样的，但并不意味着路线图一致，假赌黑是足球的毒瘤，但有区别，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欧洲足坛是一个正常的人长了一个肿瘤，而中国足坛是一个肿瘤上长着一个人。欧洲足坛要在已形成的法律基础上打假扫黑，而中国足球则要从根本上解决假赌黑，这，任重而道远。

但是，它不是不可完成的，相反，在权力相当集中的中国，它反而有非常大的优势，如果我们不仅仅从道德层面，而从经济和人性角度切入，会发现它的路线图似乎非常清晰。因为，足球博彩本身并无过错，在赌博几乎作为人类最原始的欲望之一的前提下，我们怎样去疏导和利用，成为当下一个有趣的话题。

》》》道德，是最后的煎熬

事实上，从荀贵忠在石家庄市工人文化宫门前，举起第一张“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那天起，在西方社会眼里，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绝不沾“赌”的国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开放和进步的体现，与道德无关。

2009年7月，48岁的曹淑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终于看到了一点点希望。刚刚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对这个湖南湘潭一个普通家庭的女主人来说，是一段梦魇一般的生活。丈夫和女儿卧病在床，家门口和楼道里贴满了追债的恐吓信，儿子一直沉溺于网络赌球，欠下了200万巨款，早已流亡在外。她刚刚从电视里看到了湖南最大的网络赌球案告破的新闻，她很想知道，那些事情会不会结束？她的儿子会不会回来？

现在，随便上网站查一查，你会发现，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着这样的事情。当然，中国同样也在每天发生着别的故事，比如说，有人在股市里赔掉了全部的家产和积蓄。但是，我们得注意到，前面一个故事里充满着一种对罪恶的控诉，对道德的谴责，而在后一个故事里，人们更愿意发出感慨，那是运气在作祟。但是，其实真的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你把全部的钱投在一支股票的涨跌上，和把这些钱投在一场足球比赛的胜负上，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所谓道德，往往就是传统意识和社会认同在左右着心理转换的方向。1987年6月，民政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成立大会，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世界。“中国要发行彩票了？”世界舆论充满着好奇和期待。在时任石家庄市民政局局长的荀贵忠的回忆中，为了缓和影响，中央把第一个搞试点的任务交给了河北省。但轩然大波仍然不可避免，有人认为彩票是封建腐朽的东西，会助长人们的懒惰功利之风，有人认为这纯粹就是赌博，为了保险起见，荀贵忠他们甚至没敢叫彩票，最后决定叫“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事情进展神速，半个月后，7月27日10时30分，在石家庄市工人文化宫门前，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首发式举行。如果不算两千多年前，汉代张良为筹募军粮和修筑长城首创的“白鸽票”，这肯定是中国发行的第一张彩票。

通常情况下，人们并不容易弄清楚彩票、博彩和赌博之间的关系。通俗点说，彩票统一由国家机构或委托机构发行，除了彩民的返奖部分，比如中国体育彩票的返奖率为65％，其他大部分将用于社会福利、公共场馆设施建设等公益事业。博彩可以说是赌博的书面用语，虽然国外博彩集团也经常赞助公益、慈善事业，但一方面属于非国家机构，另一方面除了税收，也没有相关法律限制其收益用途。至于赌博，习惯上人们一定会浮现出某种景象，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屋子里，一群人眼睛里闪烁着贪婪的光芒，忘乎所以地摇着骰子，声嘶力竭地喊着“大”“小”。但是，理论上说，这三者其实都是在“赌”，只不过，彩票是国家在“坐庄”的赌局，65％的返奖率，意味着有35％的彩金是用于财政和公益事业，如果这部分小到只有10％，甚至1％，那是不是就算是博彩或者赌博了？

道德的底线到底是百分之几？有时候，道德就像一件外衣，热了可以脱，冷了可以加。比如说，在上世纪80年代，“投机倒把”曾经是一个罪该万死的词汇。1982年的某个深夜，温州柳市镇上8个做线圈、做电机的小生意人，突然奔走相告逃往他乡，可就是这个当时闻名全国的“温州八大王”；20年后，却成了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英雄人物。历史，总是让人难以捉摸。事实上，从苟贵忠在石家庄市工人文化宫门前，举起第一张“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那天起，在西方社会眼里，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绝不沾“赌”的国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开放和进步的体现，与道德无关。湖南湘潭那个出事前还在打听中国能否开放博彩的地下赌博集团老板，算得上是一个有理想的人物，中国最大的赌博网站“新宝”和“新宝盈”，换了在英国，也相当于威廉·希尔或易胜博，他们的老板，没事也能上什么财富榜上坐坐。

》》》中国，大中华文化圈包围的“博彩孤岛”

在教育官员廉洁与禁止官员出境以防止腐败之间，似乎后者才是一种形而上的牵强逻辑。再比如说，男人好色，是不是应该减少女人，或者不允许女人出门上街呢？

禁赌是中国文明数千年来的基础伦常，但在如今的大中华文化圈，博彩己是公认的无烟产业，甚至被认为是扭转当地产业低迷，提升民众福祉的关键。可是从“禁赌”到“开赌”的挣扎，甚至比当年开埠还要艰难。大陆的经济发展逼迫着周边的大中华文化圈国家争相开赌，试图吸引更多来自大陆的豪赌客，刺激当地的经济。

明年初，南至新加坡的圣淘沙，北抵韩国的华克山庄，西到马来西亚的云顶高原，东邻琉球群岛的冲绳，再加上台湾的澎湖金马，仿佛一夜间，中国大陆将被一条博彩的链条封锁。

海峡对岸的台湾，是否开赌已争论10年之久。10年前台湾立法院整整争闹了一个通宵，凌晨时分三读通过所谓“公益彩券发行条例修正案”，夹带过关“博弈条款”，结果引发国民党立委严重内讧，很多立委扬言退党，差点让当年国民党在台湾立法院的席次优势瞬间不再。闹剧争议良久，最终还是当时的行政院长萧万长害怕舆论与上峰压力，一意将“博弈条款”删除，台湾的“赌博合法化”胎死腹中。当年民进党立委沈富雄倡议废黜“博弈条款”，还博得了不少民众支持率。

台湾当局“禁赌”，下辖地方政府可不管这些。离岛的澎湖和金马竞相投资大型度假村，私设博彩公司和赌场，逼得台湾当局不得不重审“博弈条款”。很多离岛度假村故意在设计阶段就预留了专设博彩公司的空间，为未来的“开赌”做足准备。台湾当地媒体认定，随着直航和台湾对大陆游客的开放，目前至少有30家观光旅馆随时准备接入博彩业。台湾民众赌足球、篮球、棒球和赛马、赛犬，都不必远赴澳门或者通过网络，这无异于为台湾产业开辟了新路。

台湾通过“博弈条款”前，就已有好事者连夜抢注多个谐音“一路发”的“XXXe68。”网站，欲抢攻博弈市场，将网址和站点卖给博彩公司获利。

台湾民众认同“开赌”将与“三通”一道，成为马英九政绩考量的重要标尺。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博彩业，像新加坡这样谨小慎微，这个国家争论“开赌”花了40年，一面广募博彩财源，一面高筑道德牌坊。

体制上而言，新加坡是最接近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为了开赌，李显龙政府甚至放弃了已沿革17年的“科技岛”战略，转而全面转型向消费型和旅游型经济航向前进。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后，新加坡曾一度转为主攻生物科技工业，但投资甚巨又收效甚微。于是，2005年李显龙政府正式决定全面开放博彩业。如今，新加坡每年从博彩业中获取税款超过9亿美元，但还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新加坡人每年在马来西亚的云顶、柔佛海峡的赌船和印尼的巴淡岛上至少赌掉7亿美元，这对于新加坡而言是致命的外汇流失。

尽管知道人们前往海外赌博，但新加坡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向来拒绝跟随其他亚洲国家的步伐，涉足高利润的赌场。甚至在2003年11月，时任副总理的李显龙仍然拒绝接受开设赌场的建议，被外界视为行事保守的新加坡领导人。但其思维近年出现非常大的转变，他认识到，若新加坡对一些课题的看法仍然一成不变，它在区域内的经济领先地位将被其他国家取代。新加坡打破禁忌开设赌场，除了印证“形势比人强”外，也显示了“实用主义至上”的治国理念。

日本人在“赌博”方面的保守，几乎是完全继承大中华文化传统理念的最后一条道德底线。但是现在，自民党博彩业研究小组顾问三原亨透露，几乎有一半的日本众议院议员（包括一些反对党议员）支持赌场合法化的总体概念。

目前在日本，仅有赛马、赛车、赛艇和体育彩票是被允许的赌博方式，还有就是披着游戏外衣的“弹珠机”。体育赛事的赌博仍旧被严格局限在彩票方式上，一旦“禁赌”法例如期被废黜，赌球等原本处于地下的博彩都将全面浮上水面。日本已初拟在琉球群岛的冲绳和东京设立专门的赌场，并开启博彩公司。

这是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全新挑战，但同样也可能让他们放下最后的顾虑。除了道德底线，中国的国体，包括我们的宪法，一直都在对开放博彩形成更大的障碍。北大公益彩票事务研究所，近年来一直以彩票高峰论坛的形式，广泛征集各界意见。在这些意见中，很多有见地者都认为，赌和色是人类的两大根本欲望，而新中国几乎是从建国开始，就以宪法的形式坚决地表明了禁止赌博业和色情业的态度。但道德首先是每个人对自身行为规范的约束，而不应该将某些特殊的行业插上道德的标笔。比如说，在教育官员廉洁与禁止官员出境以防止腐败之间，似乎后者才是一种形而上的牵强逻辑。再比如说，男人好色，是不是应该减少女人，或者不允许女人出门上街呢？

》》》4万亿的后面是什么？

用国库券来刺激流通的时代早已过去，这个国家，需要找到新的办法，让老百性把地窖里的银子挖出来。

当然，绝对不要怀疑中国人的聪明。在中国30年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邓小平，早就向世界展示过他绝不墨守成规的灵活一面。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高歌猛进，GDP高速上扬，甚至都没有时间来考虑其他问题，但是，在这神奇的30年之后，聪明的中国人，会静下心来思考自己的下一步。

《2012世界末日》中，一向自以为是的美国人，为什么会把诺亚方舟交给中国人来制造？现在，这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全世界的共识。在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中国政府显示了无比强大的力量，中央集权制的金融制度，以及在西方社会眼中谜一般的“左右手经济”，决定了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当中的崭新地位，如果金融风暴真有可能把这个世界带向末日，至少在目前的中国，一定可以找得到救世的方舟。

金融风暴对于庞大的中国，真的就像是无关痛痒的一阵轻风？不是。整个2008年，亚洲最大经济体日本，出口同比下降35％，而韩国，随着出口下降，其经济缩减3。4％，这些数据突出表明，亚洲出口依赖型经济其实很容易受到危机的冲击。中国无法幸免，去年第四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下降到6。8％，致使全年增长率降至9％，是7年来的最低点。2008年的减速中止了连续5年的两位数增长率，不过，即使这样，许多经济学家还在对中国统计数字的质量持怀疑态度，认为它们容易受到政治操纵。国家统计局在公布经济增长数字的同时发表声明称：“国际金融危机仍在加深和蔓延，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仍在继续。”

在全球经济都在下降，甚至许多国家陷入崩溃的时期，中国对自己的增速产生担忧，似乎更像是一种幸福的烦恼。但是，这种烦恼绝不矫情，建立在出口依赖型模式上的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30年稳定而神奇的增长，下一个阶段将面临着又一次结构转型。数字仅仅作为一个参照而存在，转型期往往预示着无穷的可能性，任何幸福的数字，都有可能在剧烈的转型中化为乌有。

正是这种担忧，迫使中国政府强手频发。2008年11月9日，中国政府宣布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由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落实这些措施的投资额到2010年底约需4万亿元人民币。

“4万亿”计划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大工程，其中不但包含着“保八”增长的近期任务，更重要的是也承担了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型的历史使命。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言“4万亿投资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增量，它对宏观经济刺激作用的信号意义远大于其实际投资拉动作用”。事实上，从2008年11月开始，我国股市就领先全世界4个月之久“回暖”；楼市方面，到2009年底，我们已经回暖将近八九个月了，全世界楼市还没看到回暖的迹象；中国汽车市场，在欧美、日本销售量下跌30％左右的情况下，我们逆市上涨15％……

但是，与其说这是强势反弹，不如说是一阵虚火。两年4万亿托市，首先得益于中国的体制，4万亿背后，隐藏的是中国的决策者希望把经济增长从贸易拉动转向消费拉动的决心，但消费支出的模式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涨幅也在持续下滑，进一步释放出经济活动骤然减少的信号，“2009年是经济最困难的一年，2010年将是最复杂的一年。”

为什么复杂？复杂在哪儿？比如房地产，在国家经济指标中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房价高居不下，一方面是在托住GDP，另一方面，则是在保持消费与流通。被4万亿托住的中国经济，正在变成一场博弈，国家跟市场的博弈，政府跟老百姓的博弈。政府不断地告诉人们，必须花钱，抓紧花钱，但人民币就是人民手里的币，救市不是救灾，很难把花每一分钱当做挽救国家的体现。政府工作报告用了“极为不易”4个字来概括2009年的中国经济，但是，“不排除出现新的危机的可能性”。如果消费始终不活跃，流通始终不畅快，4万亿，将会变成点燃了引线，却仍然托在手里的炸药包。

有时候，当你干什么都挣钱的时候，的确会认为有些钱可挣可不挣，甚至不想花太大麻烦去挣。但是，当你特别想挣钱的时候，的确会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寻找任何挣钱的机会。中国正在一步步地向自己的大国梦想挺进，但绝没有自信到认为自己可以睥睨世界、金身不破的地步。“他们首先要做的是，以一种隐忍而低调的姿态，举全国之力，保住自己在经济发展中辛苦积累的胜利果实。”

处于大中华文化圈的亚洲邻国，纷纷以突破道德底线的勇气，完成在博彩行业的观念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危机的现状，推动了历史的进程。财富如水，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来钱最快的博彩，最容易使财富像全身的气血一样流通起来。与那些金融崩溃的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区别在于，政府手里有钱，老百姓手里也有钱。政府的4万亿砸出去，已经完成了一次流动，这些钱砸在股市上，砸在楼市上，就是为了促成老百姓手里的钱也开始流动。流通，就是有了流动才会通畅。用国库券来刺激流通的时代早已过去，这个国家，需要找到新的办法，让老百姓把地窖里的银子挖出来。

在刚刚过去的财富暴增的30年里，中国政府所依靠的，绝不仅仅是对社会主义的坚守，对道德底线的维护，更重要的是，把握中国的现实特点，针对市场进行灵活变通。了解内情的人知道，进人2009年的国家体彩中心空前忙碌，空前地感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这一年连续上马的新玩法的“足彩”“篮彩”；完全可以看做是一个变通的信号，我们更愿意认为，这是一种从容的节奏。

不要再谈主义，赶快来想办法。

》》》最后一层窗户纸

所有因道德约束而心怀犹豫的国家，其实内心真正恐惧的，是那些大门上写着“CASINO”的赌场。

一份未经公开的材料中显示，某些负有特殊使命的机构，的确已经向政府明确提出可行性建议。据透露，澳门政府曾经向中央政府提议，把横琴岛的经营权划归澳门特别行政区。这个提议看起来过于大胆，迄今也只被允许在横琴岛上开办一些教育设施。

问题仍然在于观念能否得到最终的突破。其实在我们面前只剩下最后一层窗户纸，但这层窗户纸薄如蝉翼却韧性十足，在1993年到1999年的6年间，广州赛马会作为第一个开奖性质的赛马场所，曾经无限风光。但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始终左右摇摆，阴晴不定，以至于好不容易己经走出去的一步，仍然硬生生地被收回来。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马术比赛设在从化马场，这块马场由当地一家地产集团与香港马会共建，作为《合同备忘录》的约定，之后的改造工程将由马会承担，这会不会让广州赛马“咸鱼翻身”？

11月30日，第六届武汉赛马节在东方马城开幕，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和国家体彩管理中心副主任悉数到场，引起许多人的遐想。更让人关注的是，这届赛马节的开幕式上首次设置了观众竞猜的环节。观众可以竞猜第一名胜出的马匹，猜中者通过获得体彩刮刮乐彩票抽奖，单张彩票最高可中3万元。比赛规则上则全面复制了香港马赛。只不过，赛事组办方捏着手中的“马号券”，一再强调“是趣味性竞猜，不是马彩”。比赛当日，国内首家研究赛马彩票的专业科研机构——“赛马彩票研究中心”在湖北省社科院挂牌。

2001年，北京通顺马场被批准注册成立，但运营几个月后被叫停，原因与当初的广州一样，仍然是“违规”。成都周边的温江、郫县和双流，曾先后建有三个含马场在内的综合性娱乐城，如今娱乐城都已倒闭，唯有马场仍在给富豪们喂养着名贵的马匹。但现在成都又在筹备开工两个马场，其中一家预计投资甚至超过20亿。十年来，所有仍在坚持的和正待兴建的马场，都在等待着“开禁”。马场不是羽毛球场，仅仅作为一个纯粹的体育运动场所，其成本实在是太过昂贵。

这是一场反复而执著的斗争。他们无数次努力地撕扯着那层窗户纸，很多时候，他们以为看到了窗户外面的世界，却很快发现眼前仍然是迷雾重重。事实证明，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走一条像朝鲜那样与这个世界隔绝的道路，那么，我们究竟在等待什么？

2009年12月的一天，萨克拉门托国王队的老板马兽夫兄弟变得兴奋异常，因为他们终于听到大卫·斯特恩先生开口表示，NBA赌球有可能合法化，如果这样，他们在拉斯维加斯的产业便可能有更多的收入。10年前，马鲁夫家族买下这支球队时，他们同意不在自己的拉斯维加斯棕榈娱乐赌城，就NBA比赛设置赔率。但到了2007年，总裁先生允许两兄弟在棕榈娱乐城对除了国王以外的任何一支球队的比赛进行下注。现在，联盟正在准备进行一次关于赌球合法化问题的讨论会，而乔·马鲁夫以及加文·马鲁夫无疑会积极配合这样的举措，他们甚至想，花钱雇一大群人，举着各式支持赌球合法化的牌子，在讨论会上来回穿梭。

“这会给你的产业带来惊人的刺激，那些在一场比赛当中下注的人和没有下往的人反应完全不同，这将带来极大的利好，如果再加上合理的管制，赌球同样可以为联盟带来惊人的税收。”乔·马鲁夫准备在自己的演讲稿中这样开头。而大卫·斯特恩似乎并不避讳在讨论之前表明自己的态度：“NBA赌球合法化是可能的，那也意味着大量的机会。毫无疑问，巨大的财政刺激会让NBA联盟去考虑这样的可能性。根据美国联邦法律，体育赌博在内华达州是合法的，但是NBA进行这样的讨论，很可能会在有朝一日将体育赌博从被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和那些职业赌徒控制的产业变为一项主流的、可以带来巨大税收的产业。”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其实一直表现得相当保守，但大卫·斯特恩是美国各大体育联盟老总中思想比较开明、步伐也比较激进的一位，他完全相信，如果不出意外的话，NBA的赌球合法化将很快提上议事日程，并且成为现实。政府和国家都不想放过这样一个增加财政税收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赌球合法与否，和所谓的罪责道德没有关系，全国大多数的州政府并不会因此觉得道义上有亏欠，而NBA同样也不会。”

这位许多中国人都不陌生的总裁先生，的确戳中了中国人脆弱的心理防线。10年间不断调整联盟相关政策，使NBA一步步接近赌球合法化的过程，无疑提供了另一个清楚的思路，以体育彩票，以及体育博彩合法化的途径去打开禁赌之门，是一个被广泛采用的软着陆方式。所有因道德约束而心怀犹豫的国家，其实内心真正恐惧的，是那些大门上写着“CASINO”的赌场。

10年来，中国也在同样的方向上，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步伐，但却显得亦步亦趋，左顾右盼。从1987年石家庄的“募捐奖券”开始，中国逐渐揭开彩票的面纱，但始终不敢染指具有完整内涵的竞猜型彩票，突破，恰恰就是从足球开始。1999年，国家体育总局就发行足球彩票正式提交报告。由于那几年中国彩市异常火爆，诸多部委都要求发行各自部门的彩票。激烈的竞争中，足球彩票以足球在国内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幸运入选。

根据新的规定，足球彩票和其他所有彩票一样，由财政部统一负责管理和发展。足球彩票竞猜赛事，确定由国外足球与国内足球两部分组成。

国外足球部分最初的两种选择是英超和意甲。从电视直播的历史和覆盖面权衡，意甲由中央电视台直播多年，而英超只是近年由部分地方电视台转播。所以，意甲压倒英超成为中国足球彩票的一部分。意甲每轮中的9场比赛的胜负关系，将成为中国足球彩票的竞猜标的。世界杯、欧洲杯等国际重大赛事，也将适时成为中国足球彩票的竞猜标的。国内足球部分则借鉴意大利足球彩票将甲、乙、丙三级联赛捆绑的模式，对甲A和甲B进行捆绑。足球彩票将选择每轮7场甲A联赛、6场甲B联赛中的8场比赛进行竞猜，其中甲A为5场、甲B为3场。竞猜标的除了胜负关系外，还将加上进球数。

方案已经完整地拿出来，足球彩票却整整两年，千呼万唤不出来。2001年2月20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迎来了一位新掌门人，她就是大家熟悉的前任中国女排队长孙晋芳。就职以前，孙晋芳已经先行赴欧洲对意大利等国足球彩票的发行状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在国内进行了大量相关调研。故舆论普遍认为，孙晋芳的入主，将会加快足球彩票的上市步伐。事实上，势在必行的动作仍然拖延到当年10月22日才正式落地，在这8个月时间里，孙晋芳几乎求证了所有的问题，返奖率、玩法、与地下赌球的关系，以及如何保证公信力的问题，最后上马前，国内足球仍然被放弃，最初的“9＋8”变成了实操时的“9＋4”，只不过那4场，换成了英超赛事。这一搁置就是遥遥无期，2009年，因中超而造成的大量赌资外流达到1500亿之巨，可较之当时，中超假赌盛行，公信力已经更加无从谈起。

2010年，国家体彩中心又有大动作。以公司化运营新玩法的篮彩和足彩，其中足彩更是首次采用让球制，已经无限接近欧洲赔率。按照运营公司的设想，其销售网点将突破1万个，“这将是中国任何一个连锁集团都不具备的规模和数量。”

广大的彩民，究竟会对此重新调动起高涨的热情，还是会在短暂的新鲜感之后，再次把目光投向玩法更加刺激的地下博彩？

》》》中国足球的未来

搞好中国足球如此简单，市场　＋　法制　＋　人心　=　足球腾飞，这样一个看似主观而天真的三段论，其实是所有足球强国必经之路，只不过因为特殊的时代，中国曾错过这条路，而我们相信，它正在尝试走上这条路。

力推竞猜，应该被看做是体彩中心努力挽回颓势的举措。搞个简单的抽样调查，据山东体彩中心估算，青岛市仅2009年一年流出去的地下赌资就高达200亿，这个数字相当于山东省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两年的销售额。前几年，足球彩票刚刚发行的时候，山东省每期的销售额最多能达到1000多万，少的时候也有600万左右，而现在每期的销售额只有100多万。

体彩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认为，与地下赌球相比，足球彩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返奖率不高，“地下赌球成本非常低，而国家发行的足球彩票虽然把返奖率提高到了65％，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发行的足彩不如地下赌球玩法灵活、刺激，地下赌球不仅可以竞猜单场比赛，而巨一场比赛就有多种玩法。可国家发行的彩票还不能搞得太灵活、太刺激，主要是为了避免部分彩民沉溺其中。”

站在体彩中心的立场上，这似乎早已成为普遍的共识。但是，这样的认识有问题，太有问题。首先，公彩与私彩在返奖率上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公彩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我们能不能为了缩小与私彩的差跟，而一味提高返奖率，再加5个点，是不是情况会好一些？加到90％，那还是不是公彩？其次，国家发行彩票，因为必须平衡各方面因素，走的就是粗线条，英国彩票可以赌撒切尔夫人何时卸任，中国行不行？当然，公彩不能太灵活的理由也反映出认识上的短板，难道竞猜方法笨点，就不会有人沉溺其中？足彩一注2块，我买100万注，算不算沉溺其中？哪怕是简单到石头剪子布的游戏，一拳下去，输赢100万，又算不算沉溺其中？本质上，也许这样的比较就有问题，反映出希望在技术上击倒私彩，从而杜绝私彩的解决思路。

世界上最先进的英国博彩，从一开始就是“公私兼营”。英国是竞猜型体育彩票发源地。1921年，英国成立了首家博彩公司，主要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