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吾国与吾民-第2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炎约褐糜谟肴毡就鹊牡匚弧�
人们很可能会相信蒋介石是故意向日本屈服长达五六年，以便让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愤懑情绪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种看法也许有其合理之处，因为那些年月里的忍耐和屈服确实增强了中国人的反抗精神。是蒋介石想等待，直到他不能控制民族的情绪，然后才起来抵抗吗？我个人以之为否。事实上，等待对中国有利。蒋介石确实等待了，他一直等到自己确信有各派领袖的广泛支持，知道在与日本作战的同时背后不会遭到暗算。这后一点，即内部分裂，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日本人从发动对华战争的那天起就对此寄予希望。这一点已经被蒋像变戏法一样地变掉了。
我以为蒋介石利用汪精卫以及察哈尔－河北临时议会与日本周旋的真正动机，是要在与日本开战之前建立起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且一心要消灭掉共产党。现在得承认蒋介石有反共的情结，这是从与鲍罗廷共事以来就开始的。他认为自己能够剿清共产党。但他不能。于是，他剿共的决心就越大，直到这成为他的顽固成见。贿赂共产党的官员已经证明是无效的。他花费了长达7年之久的大好时光，枉费了相当一部分的国民收入，与共产党打仗，进行了5次围剿，投入了越来越多的人力与物力，直到1933年末的第五次围剿，他纠集了近100万军队，设立了封锁线切断了他们的盐、食物和医药用品的来源。他“修建了数百英里的军事公路，成千上万的防御工事，并用机枪和大炮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缓慢地进逼，缩小包围圈。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些是埃德加·斯诺在他引人入胜的长征故事（《红星照耀中国》）中所描述的情况。他说，蒋介石“在苏区周围修建了一道‘长城’，组成了一个逐渐缩小的坚固的包围圈。”然而，他还是未能成功。共产党仍然在和他捉迷藏；他们被迫退出了江西根据地，却集合了他们的全部人马，男女老幼，党员及非党员，拆除了工厂的装备，携带着他们的工业设备和军事装备，于1934年10月16日向西北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征。他们突破了国民党在西部的封锁线，走出了几乎是无法通过的贵州、云南以及四川和西藏交界处的山区，历时368天，行程6千英里（18088里），于1935年10月20日到达陕北。他们平均每天都要有一次遭遇战，跨越了12个省，翻过了18座山脉（其中4座是终年积雪的），强渡了24条河流，打垮了10个省的军阀的围歼部队，然后在陕西安营扎寨，并且日趋强大起来，以至于在次年威胁到了山四的太原，再次年，迫使蒋介石本人在西安接受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是一个超人之举，全靠精神和士气取胜。埃德加·斯诺说，此举使得“汉尼拔①的翻越阿尔卑斯山看起来就像一次休假的远足”。
『①汉尼拔（Hannibal，前247～前183或182），迦太基统帅。曾于公元前218年春率约6万军队远征意大利。』
这就意味着，如果蒋介石打日本像打共产党那样倔强，如果中国的抗日游击队伍保持像红军那样良好的士气，这两点似乎都没有疑问，如果现在国共两党已经能把民族利益置于首位，这一点也无疑问，那么日本将不是花费5年或者7年，而是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征服中国，与此同时，它的金融体制却至多堪以承受三四年的紧张局势。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和组织起来的抗日游击队在过去10年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的顽固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南京沦陷后，在汉口的中央政府议会中软弱、“动摇”的领导已经准备去讲和，只有当蒋介石抵达汉口，士气才高涨起来，抗战到底的决心重又坚定起来。但是我已经讲过蒋介石“反共情结”的故事，这也是因为他在这些年月里犯了一个政策上的错误，丢掉了在1935年与俄国结成稳定同盟的机会，这个同盟也许早就制止了这场战争。
这场解放战争依赖蒋介石的领导素质和策略的地方太多了。故而考察一下他作出杭战决心是基于怎样的一种个人见解，以及决定作出以后他的计划和态度，就是十分重要的了。我认为他每一步都算计对了，他对即将到来的抗战的性质，能够作出正确的、有远见的理解，这使我感到佩服。他不似是民族危亡时期的一位民族领袖。他内心的睿智和道德品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能够适应当时形势的。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以后，蒋介石仍然犹豫彷徨，企图避免一场大战，这并不是因为他懦弱，而是因为他比任何别的中国人都清楚地知道这场争斗将意味着什么。日本希望把这场战争看成是“局部战争”，这样就可以很轻松地吞掉一个小军阀，而不是同整个国民军交战，这样，他们就可以声明，派遣中央军是对付日本的“敌对行动”。蒋介石派去保定府的部队，只不过是为了骗骗中国人民，虚张声势，他命令他们绝对不抵抗，与此同时，日本却在之后的三个星期内在平津铁路沿线，自由自在地调动军队、坦克和弹药给养，而不受任何干扰，在所谓的“大战”爆发之前，就已经在北平周围三面挖了壕沟，修筑了工事。蒋介石或许已经感到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仍然竭力阻止中央军卷入冲突。他在牯岭召集了一个全体军官的会议，但只是在广西将军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强烈要求，并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之后，才作出了最后的决定。也就是那时蒋介石在牯岭才发表了1937年7月16日历史性的宣言，他在总体上肯定了抗战的决心，要求日本军队撤至芦沟桥事变以前的地方。然后他告诫国人这场战争的含义，需要作出的可怕的牺牲，并且战争一旦爆发，就没有退缩或中途讲和的可能性，否则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独立就将化为乌有。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体会到他这些话的要义所在。他选择了战争，因为他现在对内部的团结处之泰然，因为日本把他逼到墙角无法动弹，但绝对不是因为他有军事上已经可以与日本相匹敌的错觉。像西南方向的撤退、焦上政策、田园残遭劫掠、多少年漫长的抵抗，这些，他心中都有数。
蒋介石在两点上失算了。第一，支持了协约国。时至今日，蒋夫人凭着她的美国和基督教的教育对以下问题所感迷惑：西方列强对太平洋上发生的灾难性的变化以及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上为什么采取一种冷漠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对日本军队的恐惧为什么如此之大，似乎日军马上就准备与所有的国家交战？第二，他错误地估计了日本军队的纪律。这两个错误的估计，使得在中国的战争变成一件空前恐怖的事情。但是这两个错误在效果上却又相互大体抵销，因为日本军队的野蛮——偷窃、抢劫、掠夺、强奸——实际上促成了中国抗战的巨大财富之一。如果蒋介石只失算一次，仅仅失去外援，那末纪律严明的日本占领军将是中国的抵抗精神最可怕的灾难。日本兵士攻占城市的能力，与他们统治一个被征服民族的基本常识的缺乏形成鲜明对照。
1937年8月13日发生的上海抗战，把这种冲突转变成全民族的战争，这也许应该归功于蒋，但他需要日本的合作，而日本海军则立即给予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侵略中国的时候，没有一个日本士兵被杀死，为他们入侵华北提供口实。日本人最好的理由是一个日本兵士“失踪”了。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的7月，在上海也有一个类似的日本水手失踪事件，结果使全国上下惊恐万状。如果不是勤奋的中国警察全力搜寻，并找到了这个水手，发现他是因为患了梅毒而羞于返回战舰的话，这个事件也许就会促使一场突然爆发的战争。日本人大失所望，那个患有梅毒的水手被找了回来，不再“失踪”了。但是不久一个日本海军军官带着左轮手枪乘车去打高尔夫球，经过中国的虹桥机场被中国守军开枪打死了，两天之后，39艘日本军舰驶入上海的黄浦江，要和平解决这一事件。8月13日，中国空军袭击了日本军舰。其余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与蒋介石1937年7月16日的宣言同等重要的是，他在1938年11月1日，汉口和广州沦陷后所发表的宣言。在这个宣言里，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中国最终会获胜的因素，不是因为其中包含着一大堆动听的言辞，而是因为这是一位将指挥这场战争到最后胜利的人所做的分析，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这项政策如果执行成功，日本就注定要失败。
这个民众领袖在汉口沦陷后，在他的告同胞书中是这样描绘他的长期抗战策略的：
〖第一，吾同胞须认识当前战局之变化，与武汉得失之关系。我国抗战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部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此为长期抗战根本之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
武汉地位，风在掩护我西部建设之准备与承接南北交通之运输，故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盖唯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亦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线开辟完竣，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要之物质，始得充实，而供给不虞其缺乏。
今者我中部及东南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攘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
今我在武汉外围鄂豫皖赣主要之地区，远及敌人后方之冀鲁辽热蔡绥苏浙各干线，均已就持久作战之计划，配置适宜之根据与兵力，一切部署悉已完成。
如此在抗战之战略上言，亦不能斤斤于核心据点之保守，而反不注意发展全面之实力……
今后武汉虽已被敌人占领，而其所得者若非焦土即为空城。
继今以往，全面抗战到处发展，真正战争从新开始，往昔敌军本已深陷泥淖，无以自拔。今后又复步步荆棘，其必葬身无地矣。
吾同胞须知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决不可误为战争之失利与退却。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
第二，吾同胞应深切记取我抗战开始时早已决定之一贯的方针，从而益坚其自信。
所谓一贯的方针者，一日持久抗战，二日全面战争，三日争取主动，以上三义，实为我克敌制胜之必要因素。
抗战发动之初，我中枢为保卫回家，已察知最后牺牲关头已无可避免。故早已于西部奠立今日对敌持久抗战之基础。
在战事初发之时，中正在庐山讲演即谓“战事既起，唯有拼全民族之生命，牺牲到底，再无中途停顿妥协之理”；以我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丰，战区面积愈大，我主动之地位愈坚，必使敌人进退动止，依于我之战略，而陷于被动地位，而我之攻守取舍，则决不受制于敌。今后之军事行动，已不复如在上海南京作战时，因于地形与其他关系，而不得不受若干被动之牵制。敌人无论如何进攻与封锁，皆不能动摇吾人主动之方略与战术，最后更为操胜。
霸气书库（Www。87book。Com）好看的txt电子书
我国抗战，绝非如普通历史上两国交绥争雄图霸之战争，故我之抗战，实为民族战争，亦即为革命战争。革命战争者，非时间与空间所能限制，非财政经济与交通上外来之阻难所得而限制，更非毒气与炸药等一切武器之悬殊与伤亡牺牲之严重，更不因物质供给之缺乏而影响于作战。即令武器经济全无供给，海上交通全被封锁，盖民族革命之长期战争，未有不得到最后之胜利，而且于此次战争之过程中，益可证明敌寇侵略之暴力愈肆，吾人之抵抗力亦必愈强，战争中伤亡消耗愈大，而我新生力之发展，以及我创造力与建设力之恢复，亦必愈速。〗
这可真像个领袖应该说的话！事情的发展将会证明这些话的全部含义。
下面这一点很有趣，通过上述声明，我们看到在汉口撤退中，蒋介石命令中国军队全部撤离以执行他上述声明中的政策并以辞职相威胁，这又一次证明他的冷酷无情和他的决心。一个月之前，八路军还在反对这项政策，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汉口，否则他们将脱离统一战线，结果迫使蒋同意了这个要求。这种政策上的分歧比起日本内阁中的纷坛见解。可谓小巫见大巫。汉口的保卫，战略上可以遏制日本人进一步推进，并给日寇尽可能的重创，这是不无道理的。但是，蒋介石在此事中所采取的立场，表明了他在考虑有关抗战的更重要一些的问题，表明了他固执的现实主义，既要避免日本人一直在寻求的一场决战，又要保持主动，迫使日本在有利于中国的地区作战。
如果有人拿出中国的地形图来研究，他就会发现日本侵占中国的地方恰巧都在海拔100米以下。只有山西的山区例外，日本军队在过去的一年半以来一直在经历着最艰难困苦的日子。被日本侵占的地区有长江两岸及其三角洲这样一片狭长的地带。安徽的淮河流域，苏北以及河北和山东的黄河流域。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仍然有两个海拔低于100米的地区未被日本占领，九江南部的鄱阳湖流域和湖北中北部的汉水流域，再往南到洞庭湖地区，接近湖南的长沙。在这些地区日本的侵略自然不会受到坚决的抵抗，这个地区甚至可能向西延伸150英里到宜昌。并顺着广汉铁路南延300英里到衡阳，日本军队将可能占领这些地区。其余全是山区，蒋介石愿意在那儿同日本作战。从扬子江畔的宜昌，北至襄阳，地形突然升高，这就是鄂西山区和洞庭湖以南的湖南，以及广汉铁路的西面。换句话说，如果你拿支铅笔把日本到1938年底为止所占领的中国领土画成一张地图，就会发现这些地区恰好都处在海拔100米以下，例外的情况下已提及。其余的便类似山西的情况了。在那里，日本2万人的整个师在4个月内被中国游击队不知不觉地消耗殆尽，而没有爽快地打过一仗。
从1939年初开始，战争的基本特性将会改变，日本将要在占领区打一场消耗性的防御战，并要极端艰难而又小心翼翼地向中国其他地区推进，中国要在各条战线上，或者没有战线的战线上，进行一场拉锯性的攻防战。中国四分之三的兵力都出现在某一点上。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出现。因为自然地形并不要求把兵力集中，大兵团的作战力量将要分遣到全国各地，去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地形，牵制敌人，使他们到处应接不暇。然而在战争的头一年半里，中国的疆域是如此之大，日本人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最佳的时间和地点发动进攻；与此同时，那些扩大了的被占领区也为中国人提供了同样众多的可供选择的进攻机会。总的来说，中国将保持进攻的主动性。这将成为中国抵抗战争的特性。
为什么日本必败
今天我们看到的武力较量，是两个民族愿望之间的冲突。日本的愿望是征服，中国的愿望是抵抗。由于这两个愿望都同样强烈，由于日本人意志坚决，组织有素，而中国则要为自己民族的生存和自由而战，所以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有退缩和让步。这样一点是肯定的：中国的领导不会犹豫，中国的士气也不会低落。因此，结果就成了日本的财政金融和中国的士气之间的忍耐性的较量。不论哪一方，只要具备较为持久的力量，它就会胜利。日本表面上占领的地方越多，它付出的代价，它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损失也就越大。假设中国碰到了最糟糕的局面，即日本占领了整个中国，仅仅是维持这种占领，日本也会把自己置于死地。因为日本要设法补充并保持全部占领区的100多万军队，在一个敌对的大陆上面对四万万敌视他们的人民。进行它只能进行的防御战。这个观点当然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的——中国的继续抵抗、团结和高涨的士气；日本无力巩固其胜利，无力继续搜刮中国的资源，以及财政的枯竭——但这些假设都是建立在铁的客观事实之上的。这就是日本为什么必败的原因。
日本将重蹈它在1905年日俄战争那场损失惨重的胜利之覆辙，最后不折不扣地崩溃，它比俄国还要渴望和平。最后被迫接受子虚乌有的胜利。在1905年那场战争结束之时，日本就像一只好斗的公鸡，在胜利的刹那间高声啼叫一番，而后就倒地而毙。日本梢疲力竭，甚至无力在和谈中向俄国要求战争赔款。因为不然的话，俄国就会威胁说要再打下去。日本的时事评论员们对罗斯福总统说，让日本从嘴里吐出它的“胜利”果实满洲，是“无法忘记的不公平”，这就是这种“不公平”背后的故事。另一个美国总统也许会强迫日本放弃中国，但他不会这么做，也不能这么做，除非日本处于日俄战争结束时那样的经济困境，现在需要中国人来创造这种困境，那时，美国和英国的干涉才会成为可能。
著者无意再深入探讨日本的财政、中国士气的高涨、中国游击队的抵抗，以及日本“占领区”实况等问题，这些都是中国始终胜利的基本条件。日本财政的衰微和羞于见人的黄金储备，是聪明的西方人士众所周知的事。集权主义的措施只是对国内的财政有利，并不能改变日本需要继续用黄金和萎缩了的出口贸易来支付必须从国外进口的军用和商用原材料这样一个事实，集权主义也无法把一个国家的外贸从战争所造成的灾难之中拯救出来。
另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日本对铁路沿线地区控制无力，在所谓“占领省份”铁路沿线的军队不敢再越雷池一步。在整个山东和河北的农村，还看不到日本军队的影子，那儿是由中国的国民政府加以统治和管辖的。其县吏和省官是由国民政府委派的，他们在山东和河北的权威，实际上比战争爆发之前还要稳固。中国人还是继续收税，开办邮局和银行，由乡村合作社统营各种农产品；北平傀儡政府派来的人一到乡村就被暗杀；八路军在农民中组织的完整的侦察系统，使汉奸们不可能渗透到农村中来；游击活动频仍于北平、济南、天津和上海的市郊乃至城下；中国的游击队在日本守护的铁路上跨来跨去；一批批的“满洲国”军队以及驻扎在不同城市、由日本人武装起来的中国和平保卫团开了小差。铁道时常被扒掉，日本军人彼截，日本人的前卫部队被一批批地消灭掉。中国的游击队穿上了被俘日军的服装，他们三分之一的军火要从日本人手上夺得。在这种情形下，河北、山东、山西的日本人从来不敢冒险出城，除非是在大白天，二三百人一起出动。在石家庄这个京汉线和石太线的重要枢纽，日本占领已这一年半之久，现在他们不得不在夜间退到只占三分之一的城市地盘固守，而云集在郊区的游击队则夜袭进城，获得他们的粮食供应，与被占领区三分之二的老百姓亲热一晚，然后在黎明时分悄然而逝。
最终结果是，除北平之外，日本人只占领了一些荒城，常常是由碉堡里的日军提心吊胆地守卫着。城里大部分是非老即穷，无力逃跑的人。这样的城市毫无贸易或商业开发的可能。事实上，每多占领一个城市，就意味着日军要增加一份守卫的负担，要进一步扩展其单薄而危险的交通线，并在其不断增加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消耗和浪费上再加一个项目。
现在日本人必须承认对他们的仇视和恐惧是非常普遍的。他们的野蛮、傲慢和不道德，使单纯无辜的人民蒙受灾难，使得中国所有的城市和乡村的人们在日军到来之前就远走他乡，就像逃避最使人害怕的瘟疫一样，就是给他们奖赏也没人肯回去。在这一群群现代化的野蛮人到来之前，有5000万中国城乡居民大规模地离乡背井，抛弃了房屋和财产去逃难，这是日军所作所为的最好注解，日军官兵的洗动、掠夺和强奸所获得的个人利益，使得日本作为国家不可能从占领区获利。在战争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剥削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被动的抵制，有被占领区人民的极端贫穷，还有不安全的形势。
日本人强奸中国妇女，枪杀市民，把战俘关在封闭的草棚里或者干脆在他们的头上泼洒汽油烧死，挑杀婴儿，围捕年轻人，溺杀难民，沉没渔船，大规模轰炸城市，这些令人难以想象，令人发指的暴行，已由中立国的观察家们作了一致的、多方面的报道。对这些事实①，我们如果能变得麻木无情一点，就可以从长远一些的观点来看问题，把它们看作唯一的、最了不起的幸事，因为只有这样，中国各阶层的人民才能团结起来，增强抵抗的决心。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曾经像日本对中国那样以如此之大的规模，将一个邻国的人民无例外地置于一个更凶残、更傲慢、更冷酷、更下流、道德更败坏的统治之下。历史上没有一个征服者能比日本人更证明自己不适合统治别人，如果最起码的常识可以告诉人们：统治意味着要给予被征服人民以最低程度的安全感和基本生活条件，那末，日本人连这点常识都没有。用爱国主义来呼吁各阶层的人们抵抗日本侵略的做法并不成功，日军把爱国主义的呼吁换成了保证最起码的生命安全，保护自己的妇女这样一个呼吁，于是便奏效了。一个小纸烟店的老板，他生活中的唯一兴趣是做点买卖维持生活，可能并不在乎外族的统治，但即使这样一个店主也不愿意亲眼看到自己的妻子、姐妹、母亲或女儿遭受强奸，远东的“德国兵”已经使西方的德国兵相形之下成为更为进步的人类，而日本的“武士道”在历史上只会留下“黄色德国兵道”的恶名（“道”是日本的术语，相当于“主义”，是由中国道教中的“道”转变而来的）。有意思的是，“武士道”作为武士阶层诚实的代号已经暴露无疑。在上海以及其他被日本占领地区的臭名昭著的事实是，那儿到处都是腐败现象，不仅日本士兵是这样，军官也是如此。他们不仅施用暴行抢劫钱财，而且设立烟馆、赌局、妓院，以及其他非法行业，借发放通行证之机敲诈勒索等等——这些事实都被一次次地当场记录下来并做了报道，比如可见于在上海出版的美国杂志《中国每周评论》。
『①原注：参见丁伯雷（H。 J。 Timperley）的历史性著作《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在中国的恐怖》。』
我意识到，东京当局并不同意这些暴行，并且认为这是对日本在中国的统治的真正威胁。我也同样意识到日本后方有许多具备高尚情操的男子和富有献身精神的妇女丝毫不怀疑他们的儿子或丈夫正在中国干些什么。事实是，你不可能靠一道军事命令就改变一个民族的性格，一个自命不凡的民族，系统地培养了一种排外情绪，认为所有其他种族都是低下的，特别认为中华民族尤其罪恶深重，不思悔改——这样一种民族心理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日本这种对欧洲和中国的傲慢和骄傲是这一代人所接受的排外教育和宣传的结果。日本正自食其反欧反华信条之果，这种信条有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日本的高做和残酷是不会也不可能罢休的。对我这样一个生长在厦门的人来说，童年时代就目睹了日本人的劣行和日本领事馆对由日本臣民在那个港口过去30年间所开设的鸦片烟馆、赌场和妓院的庇护。无论是日本在北方的走私，日本士兵普遍的道德败坏，还是他们堕落到低于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的道德水准，我都丝毫不会惊奇。当一个民族利用治外法权这个特权，有组织、有计划地鼓励大批的兵痞用一队队的大汽艇、登陆坦克、卡车，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走私，并给予直接而明确的领事保护时，这种走私就再也不能说成是个别人的行为，这个民族已经堕落到了干一些真正的一流强国所不耻于干的事情。日本今天的这些暴行和卑劣行径是与他们战前的暴行和卑劣行径相辅相成的，并且都源于同一个种族性格。在承认日本人民的一些令人羡慕的性格特征的同时，我也得不无遗憾地承认他们某些令人厌恶的“卑劣”的品质，这是我综合多年来各种印象之后所下的结论；这一点，一个诚实的、有思想的日本人也一定会认可的。
我并不想在这儿奢谈日本人的种族特性，我仅仅是指出日本在技术和军事上已经达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水平，但在道德上它却仍然是完全不合格的。日本人的水平，比方说，就远比英国人低。我想要说的是，日本对待中国大众的行为特点是不会改变的。东京的日本当局于是就被迫陷入了另一个窘境：知道这种野蛮行为会继续下去而无可奈何，却又希望这种野蛮行径所产生的压力会迫使中国人变得道德败坏，以至放弃抵抗。当然，结果是恰恰相反。
日本人拒绝承认日本是中国反日运动的教父，拒绝承认中国人都有权力憎恨所有那些日本对华政策所主张的东西，我不接受的排外教育和宣传的结果。日本正自食其反欧反华信条之果，这种信条有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日本的高傲和残酷是不会也不可能罢休的。对我这样一个生长在厦门的人来说，童年时代就目睹了日本人的劣行和日本领事馆对由日本臣民在那个港口过去30年间所开设的鸦片烟馆、赌场和妓院的庇护。无论是日本在北方的走私，日本士兵普遍的道德败坏，还是他们堕落到低于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的道德水准，我都丝毫不会惊奇。当一个民族利用治外法权这个特权，有组织、有计划地鼓励大批的兵痞用一队队的大汽艇、登陆坦克、卡车，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走私，并给予直接而明确的领事保护时，这种走私就再也不能说成是个别人的行为，这个民族已经堕落到了干一些真正的一流强国所不耻于干的事情。日本今天的这些暴行和卑劣行径是与他们战前的暴行和卑劣行径相辅相成的，并且都源于同一个种族性格。在承认日本人民的一些令人羡慕的性格特征的同时，我也得不无遗憾地承认他们某些令人厌恶的“卑劣”的品质，这是我综合多年来各种印象之后所下的结论；这一点，一个诚实的、有思想的日本人也一定会认可的。
我并不想在这儿奢谈日本人的种族特性，我仅仅是指出日本在技术和军事上已经达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水平，但在道德上它却仍然是完全不合格的。日本人的水平，比方说，就远比英国人低。我想要说的是，日本对待�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