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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史论事品人李国文说唐-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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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要变的，作家也是要变的。不变的文学，必死无疑，同样，不变的作家，总有一天，老调子已经唱完，就该找根绳子把自己勒死了。古今中外，很多真正的作家，最后采取自杀的手段结束生命，就因为这种没有出路的彷徨所致。在我们这里，却是相反，那些大作家、老作家，根本已经写不出东西，还要硬写，还要一本书一本书地推到我们眼前，好像发誓，不逼得中国读者在阅读他们的作品时，于愤怒与痛苦中自杀，决不罢休似的，也真是中国式的今古奇观了。
再没有比迁延中唐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朋党之争，更能暴露中国知识分子那最污浊，最阴暗，最寡廉鲜耻，最见不得阳光的丑恶灵魂了。钱易在《南部新书》里，讲了一则小故事：“白傅与赞皇不协，白每有所寄文章，李缄之一筐，未尝开。刘三复或请之，曰：‘见词翰，则回吾心矣。’”看看这个李德裕，是个什么东西，也就无须废话了。
因此，白居易在开辟新的精神空间的同时，也在另谋新的生存环境。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说：“居易初对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达顾遇，颇欲奋厉效报，苟致身于谟之地，则兼济生灵。蓄意未果，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大和已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
也许，任何一个信口雌黄的人，任何一个站着说话不嫌腰痛的人，任何一个习惯于高调指责一切的人，任何一个其实很王八蛋却总将别人看作王八蛋的人，大可以痛斥白居易的软弱、转向、后退、认输。可是，善良的人们，怎么不能替这位诗人想一想，他为什么要冲锋陷阵，为什么要慷慨就义，为什么要奋不顾身，为什么要一往直前呢？
居大不易白乐天（5）
文学在变，生活更在变。
公元835年（大和九年）“甘露事变”发生，白居易写过“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作鸾皇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咏史》）。“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从这些诗句里，我们看到在那场血腥的政治屠杀中，他对于能够侥幸逃脱，未遭杀身之灾，是心有余悸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他是在肯定自己这些年来为改变生存环境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的。
因为，大约从公元824年（长庆四年），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便基本上离开“居大不易”的长安。而从公元829年（大和三年）起，一直到公元846年（会昌六年）去世，就一直居住在洛阳外郭城东南端的履道里。得以存在下来，得以进行创作，得以享受生活，得以安度晚年，成为快乐神仙。
他写过一篇文章，题曰《池上篇》，讲述他在洛阳履道里那个精神家园里的幸福时光。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居坎坎，不知海宽。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吾前。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乎其间。
这篇得其所哉的短文，至少可以说明一点，在长安“居大不易”的白乐天，终于在洛阳静静的伊水边，实现了当年顾况对他“居天下有何难”的期许。
世事短暂，文学长久，聪明如斯人者，才真是值得我们钦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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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瑟无端五十弦（1）
锦瑟无端五十弦按西方传说，天鹅在生命终结的时刻，总是要发出动听的哀鸣，人们遂将文人的最后作品，喻之为“天鹅之歌”。
公元858年（宣宗大中十二年），晚唐诗人李商隐，被罢盐铁推官，回到河南荥阳后不久，忧郁而卒。诗人在临终前的这段时间里，曾经写了一首七律《锦瑟》。清代编《全唐诗》，将此诗列于“李商隐卷”的卷首。看来这首天鹅之歌，显然是公认的诗人代表作。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人的绝唱，写得美妙绝伦，意境无穷，堪称为中国诗歌的天籁。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之动情，为之倾倒。然而，迄今为止，没有谁能完全读懂它，弄通它。可它的艺术魅力，在心灵上造成的震撼，却是每个读者绝对真实具体的感受，不能不认为是一种奇迹。
在那影影绰绰、朦朦胧胧、依稀仿佛、似有似无的诗境里，人们所读出来的：那浪漫神秘的恋情，那温馨甜蜜的思念，那绮丽美艳的伊人，那音韵犹存的锦瑟，那讳莫如深的往事，那难能自拔的伤感，那既嗟且怨的命运，那惘然若失的梦幻……所有的这一切，读者忍不住要问，诗人到底想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于是，宋以后，至明，至清，至民国，至当代，一千多年间，中国文人中间好玉谿生者，无一不在费尽心思，破解这诗一样的谜，谜一样的诗。
谜，要是一猜即破，也就没有什么意味了；要是总猜不开，也就没有什么兴味了。他让你猜，又不让你猜透，这就是李商隐《锦瑟》的妙处所在。中国有很多探求这首诗究竟的人，一上手，都认为这是不难剖析的谜，但深入堂奥，如坠五里雾中，其歧义性、多解性、隔膜处、存疑处，纷至沓来。愈解愈迷惑，愈破愈茫然，终于不得门径，无功而返。结果，就成现在这种样子，瞎子摸象，各执一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很难形成一致公论。
你不能不赞叹，不佩服，一首五十六个字的七律，历经千年春秋，不但有人拜读，有人赞赏，还有人研究，有人写文章，企图破解李商隐的这首《锦瑟》，企图揭开中国诗歌史上最美丽，最引人入胜的谜，这大概便是真正的不朽了。
实际上，这首约作于公元858年的绝唱，虽只八句，恰是诗人“坎壈终身” （《旧唐书》本传）的命运写照。
他没有料到，在写作这首诗的时候，死神已经在门外恭候着了。
那年，他四十七岁，被罢盐铁推官。其实丢掉的这芝麻绿豆大的官，约相当于如今县政府里轻工业局的局长一职，应该不至于当一回事的。可他，曾经做过侍御史，至少是局级干部，曾经补过太常博士，说不定享受过副部级待遇。最后，职位剥夺，俸禄取消，成了无所傍倚的平头百姓，对诗人来说，实在够郁闷的。回到荥阳老家不久，心劳成疾，凄苦辞世，中国文人的命，也真是脆弱啊！
四十七岁身亡，死得也太早了些，《全唐诗》中，我们还能看到崔珏的《哭李商隐》：“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为他抱屈。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按照托尔斯泰“情场得意，赌场失意；赌场得意，情场失意”的事无双赢定律，文人太得意了，通常就写不出什么好东西了。相反，所谓“穷而后工”，所谓“文章憎命达”，对诗人作家而言，倒是想写出好东西的一条绝对真理。古人且不去说他了，就我认识的、知道的、听说的那些同行，一旦屁股冒烟，有了座驾，文思也就跟着肠梗阻，连想放个响屁，也是难上加难的。
因此，休看李商隐活得痛苦，死得惨怛，但是，文学史记住了他，读者记住了他。那些当时将他踩在脚下的衮衮诸公，神气活现过的，不可一世过的，侯门深似海，把我们这位诗人晾在大门外干着过的，如今再也无人提起，可李商隐和他的诗，却永远鲜活地存在着，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公平。
说起来很失敬，我对这位大诗人，是在我成为人所共辱的贱民以后，才熟悉起来的。以前读玉谿生的诗，觉得离我很远。直到1958年的春天，戴上右派帽子，手里捏着户口粮食关系，逐出北京，发配到新线铁路工地，才有可能重读大师。
锦瑟无端五十弦（2）
怎么也想不到，第一个落脚的地点，适在河南省的博爱县。而据当地文史资料，这里正是诗人的原籍故里。
这种鬼使神差的安排，一下子拉近了我与大师的距离，想不出究竟是偶然呢，还是必然？也许古往今来，为文人者，倒霉的多，不倒霉的少，“同是天涯沦落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总有机会碰上了。尽管那时，对其知之甚少，统共也背不出他的十首诗。但我却知道他是个“坎壈终身”的人，因此，落魄的我，能有幸视他为同类，不禁感到鼓舞。尤其，一想到巨人尚且被侏儒踩在脚下，右派的我被人蹂躏，也就差可自安了。
博爱原属沁阳，从这个县名，大致可知民国年间，才设县另治的。《旧唐书》和《新唐书》均称：“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怀，即怀庆府，现为新乡市。那年春天，我从北京坐火车到新乡，再转车焦作，然后又到博爱县的九府坟，编入刚召募来的当地民工队伍，沿着丹河，步步攀高，翻山越岭，往太行山深处的新线工地走去。
丹河逶迤出山处的平川地带，人烟稠密，物产富饶，自流灌溉，水美地肥，是著名的怀山药、怀生地的中药产地。而顺着河谷，蜿蜒而进，到达只有大白天里公然出没的狼，只有夜里令人心悸的寒号鸟，只有一出门就撞鼻子的大山，只有超负荷的强体力劳动的新线工地，唯见山高坡陡，地寡人稀，荒芜贫瘠，一片凄凉，真是心寒透顶。也许春风得意的人，不大能读进去李商隐。那几年里，随身携带的清人沈德潜的《唐诗别裁》，其中选他的40首诗，曾是我得以寄托的精神绿洲。
山里的春天来得晚，山里的太阳也得十点钟以后才露面。在这深山老林里，那些一无去处，二无消遣的民工们，劳动之馀，也只有抽旱烟，喝闷酒，兴致上来，扯开嗓子，吼几句梆子腔消磨时间。久而久之，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我也渐渐地听惯了乡民们所唱的，略异于正宗豫剧的“怀梆”。
那时没有样板戏，因而唱过野台班的老于此道的李商隐乡党，工馀之暇，断不了串上几出，作为消遣。若不去考究说雅不雅、说俗不俗的半吊子唱词，只是倾听、欣赏、品味其声调，这些业馀演员，唱到投入时，也是蛮能煽情的。怀梆苦戏较多，如泣如诉的悲哀，呜咽缠绵的伤心，一唱三叠的感叹，愁肠百结的情思，那苍凉、委婉、幽怨、深沉的唱腔，着实令我为之回肠荡气，胸臆共鸣。而且，最奇怪的，总能使我想起李商隐，想起他那首谜一般的《锦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不也同样如此吗？那种失去了全部的追悔，那种流金岁月一去不复的怀念，那种像蹀躞而行的负重牲口，不知道前途，不知道目的地的命运……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对着昏灯，守着寂寥，在古老的怀梆旋律里，真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戴上右派帽子的我，不是罪人，胜似罪人，这等无刑之刑的日子，相当难熬。但比起公元9世纪的唐朝晚期，被卷进朝廷党争漩涡之中的李商隐，我觉得他的际遇，可能要更糟糕些。因为，我是碧落黄泉，彻底完蛋，也就破罐破摔，听天由命了。而他，至少保持着罐子的表面完整，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做人。可是，在中国，在文人的群体中，谁块头最大，谁分量最重，绝对是那些妒火中烧的文人们集中攻击的目标，李商隐为晚唐的首席诗人，岂能轻饶了他？殷鉴不远，记忆犹新，我们都曾亲眼目睹“文革”期间，那些文学大师们怎么被文学小人团团围住，咬得遍体鳞伤的。
然而，李商隐的痛苦，在于他在当时的朋党之争中，始终扮演着一个两面不讨好的，被唾弃，被鄙视，被排斥，被打击的可怜角色，而不能自拔。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中，对李商隐的尴尬处境，有着切中肯綮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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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为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尤为可畏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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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瑟无端五十弦（3）
牛，即牛僧孺，主角其实为李宗闵，史称牛党。李，即李德裕，史称李党。前者代表新贵阶层，属于浮薄潮流一派，后者门阀色彩较浓，维护旧族利益，很看不起暴发户。两派交锋的实质，说起来振振有辞，似乎是思想意识形态之争。其实，归根结底，仍是官大官小，权力分配之争，吃肉喝汤，获益多寡之争。
这几位狗咬狗一嘴毛的晚唐朋党主角，都曾是不大不小的文人，都曾是不香不臭的诗人。在《全唐诗》中，至今保存着他们在朝时酬应唱和，在野时失意牢骚的诗篇。
文坛文坛，其实没有这个坛，只有大大小小的文学圈子。这种或暂时的，或长远的，或松散的，或紧密的文人集群，与黑社会的拜把兄弟，与青红帮的契结金兰，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不过没有杀公鸡歃血为盟，没有摆香案磕头发誓，稍微斯文一点罢了。
但只要形成圈子，第一抱团，第二护短，第三排外，第四利益共沾，这四大纲领，便是铁的纪律。因此，当李德裕、李宗闵、牛僧孺这班小人式的文人，文人式的小人，官做到节度使、兵部尚书、翰林学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高位，进入政坛，握有权柄，吆五喝六。原来的圈子，就会发展成为同进同退，同枯同荣，同声共气，一致对外的宗派主义政治集团，也就是朋党。
文人不能弄权。凡弄权的文人，不是制造别人的悲剧，就是制造自己的悲剧，自古以来，莫不如此。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互相倾轧，垂四十年。”我们看到，知识分子要是恶斗起来，那也是相当下作，无所不用其极的。后来，弄得皇帝也受不了，叫苦连天，“上（唐文宗李昂）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于是，本是天平节度使令狐楚门生的李商隐，忽然跑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那里，成为上门女婿。而令狐为牛党，王为李党，党同伐异，是人性恶本质的必然，皇帝都摆不平这帮打红了眼的朋党斗士，像他这样虽然声名藉甚，但仍须仰求乞食的诗人，为自己走错的这一步，当然，也未必就是完全错的这一步，不付出代价，行吗？
陈寅恪出于对诗人的同情，说出“此五十载词人之凄凉身世固极可哀伤，而数百年社会之压迫气流尤为可畏者也”的话来，为其诿过于当时之社会风气。其实，我觉得很正常，诗人也是人，也是饮食男女，也是性情中人，也是人间烟火之一员，也是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供求者。何况，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他能免了没起子的时候，能免了做没起子的事情吗？我是怀疑的。
因此，如果他有些卑鄙龌龊，有些投机取巧，有些急功近利，有些小人心肠，也是大可不必求全责备的。所以，诗人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所选择的这门错误婚姻，以及随后所付出的一生，我同情，也能原谅，但也无需乎为贤者讳。
顶多，为其惋惜：大师啊大师，前辈啊前辈，您的诗写得美妙绝伦，你的人却怎么做得如此一塌糊涂呢！
也许，大师未必时时刻刻都大师，未必没有不地道的时候，未必不做不地道的事情。因此，李商隐的苦果，很大程度上是他自找。俗话说得好，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也是不必为之回避的。
现在弄不清楚李商隐为何要离开令狐楚家，投奔王茂元。
也许，历史只是让人看到一半，那是字面上的东西，另一半，隐藏在字面背后，是谁都看不到的。因此，前人所言“史无信史”，“尽信书不如无书”， 绝对为腐儒所深恶痛绝的看法，是有其道理的。而且，即使字面上的那一半，还有很大的存疑成分，更何况未知的，允许后人猜测、推断、想象的那一半自由空间呢？所以，新旧《唐书》里的《李商隐传》，不过是诗人表面现象的描写。那首《锦瑟》，其中的暧昧情节，才是几百年来的文人学者搜索枯肠、费尽思量的所在。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生于公元812年，死于公元858年，是个很不顺的晚唐诗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顺者少，不顺者多，也是无争的事实。但如李商隐这样“坎壈终身” 的不顺者，而且不顺到只在世上活了四十七年就一命呜呼，还是不太多的。
锦瑟无端五十弦（4）
“坎壈”，从字义来解，当有老百姓口头上常说的，沟沟坎坎，坑坑洼洼，不很平坦的意思。李商隐的一生，十岁丧父，三十岁丧母，四十岁丧妻，三次考场败北，五次幕府下岗，七次转业另就，这条实在太艰难的人生道路，真够难为我们这位诗人在其短促一生中，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地熬过来。
因此，这首在最后岁月里写成的《锦瑟》，凝聚着他的全部人生历程，浓缩着他的全部感情体验。如同贝多芬那支《命运交响乐》，每读每新，总能敲动着人们的心扉，与之共鸣。
这种以千年为单位衡量出来的不朽，才是货真价实的不朽。
惟其不朽，一千多年来，李商隐成为关注之焦点，研究之重点，大有成为一门显学之势。谈唐诗，首推三李，他是压轴的一位。虽然，他的作品，其费解、深奥、晦涩、隐喻之处，往往人言人殊，不得要领。但美不可言之处，对整个唐诗而言，可谓枇杷晚翠，异峰突起，形成闭幕前的高潮，结束一代盛事。尤其他的这首天鹅之歌，从宋之苏东坡起，一直到今人钱钟书，或注或释，或议或评，无不竞为时尚，显出高见卓识。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学者，把功夫用在《锦瑟》上，这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是颇为罕见的现象。
所有琳琅满目的名人解读，概括起来，无非两类，一类认为诗中有人，一类认为诗中有物。认为有人者，又各有所指，或情人，或恋人，或爱人，或亡人，或诗人本人。于是，关于这首诗的热烈精彩，就都从这方面着力，也都从这方面出戏。
诗中有人，一个极曼妙的女子，为最早出现的说法，也是最有影响的说法。
李商隐有《锦瑟》诗，人莫晓其意，或谓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刘攽《中山诗话》）
刘贡父云：“锦瑟，令狐绹家青衣。”亦莫能考。（张邦基《墨庄漫录》）
或云，锦瑟，令狐楚之妾。（计有功《唐诗纪事》）
适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弹此四曲，诗中四句，状此四曲也。（许《彦周诗话》）
当然，最早的说法，不一定是最具权威的说法。但刘贡父，即刘攽（1023～1089），北宋史学家，是最接近李商隐《锦瑟》写作年代的北宋文人。姑且说他的传闻很大程度是道听途说，但应该比他年代稍后的那些所浮想附会的说法，可信性要高。其次，刘攽参与过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应该有着历史学家治学的严谨。所以他在行文口气中，加了“或谓”两字，以示存疑。然而，他的“青衣说”，对这首诗，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锦瑟是青衣名，见唐人小说……宋人认作咏物，以适怨清和字面附会穿凿，遂令本意懵然。且至“此情可待成追忆”处，更说不通。学者试尽屏此等议论，只将题面作青衣，诗意作追忆，读之当自踊跃。（胡应麟《诗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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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自是闺情，不泥于锦瑟耳。屠长卿注云：义山尝通令狐楚之妾，名锦而善弹，故作以寄思。（周珽《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
再以李商隐为令狐楚的得意门生、亲信下属的双重身份而言，也为“青衣说”提供了重要佐证。据《旧唐书》本传：
商隐幼能为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多次科举失败后）开成二年，（经令狐楚力荐）方登进士第。
算起来，他从十八岁，大和三年（829）起，投靠、追随、信奉这位恩师，直到二十六岁，开成二年（837），令狐楚病故，另谋高就止，近十年功夫，他是以首长秘书的身份生活在令狐楚的节度使府，备受呵护，几乎成为其家庭一员，这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风流蕴藉、满腹才情的诗人，与一个名叫锦瑟的漂亮侍女，耳鬓厮磨；或者，与一个善弹锦瑟的美丽乐伎，过从亲密；或者，与一位身份为令狐楚之妾，另有一说为令狐楚之子令狐绹之妾的女子，有过不伦之恋的私昵，这些足够编成电视连续剧的爱情故事，曾经在令狐老爷或少爷府里发生过，是很容易推想而及的。
当然，这些很世俗也很庸俗的推想，会令正经人摇头不迭。但要求一个十八岁至二十六岁，时值青春期的李商隐，成为循规蹈矩的正人君子，也太道学先生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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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瑟无端五十弦（5）
何况在唐代，整个社会风气趋向浪漫，对男女情爱持开放态度，因此，文人风流，视作雅事，即或逾矩，也不至于出现《锦瑟》诗中那样严重的后果。所以，稍晚于刘攽的苏东坡（1036～1101），对《锦瑟》持相反看法：
山谷道人读《锦瑟》，殊不晓其意，后以问东坡，东坡云：“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案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尽其意，史称其瑰迈奇古，信然。《刘贡父诗话》以为锦瑟乃当时贵人爱姬之名，义山因以寓意，非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黄朝英《缃素杂记》）
然而，也有人提出质疑，不以为然：
此诗说者纷纷，谓锦瑟为贵人爱姬者，刘贡父也；谓为令狐楚之妾者，计敏夫也。自东坡谓咏锦瑟之声，则有“适怨清和”之解，说诗家多奉为指南。然以分配中两联，固自相合，如“无端五十弦柱”、“思华年”则又何解以处此？详玩“无端”二字，“锦瑟弦柱”当属借语，其大旨则取五十之义，“无端”者，犹言岁月忽已晚也，观下句自见。顾其意言所指，或忆少年之艳冶，而伤美人之迟暮；或感身世之阅历，而悼壮夫之腕晚，则未可以一辞定也。（王清臣、陆贻典《唐诗鼓吹笺注》）
一首绝妙好诗，是阅读不尽，也品味不完的，这就是文学的不朽。
每个读者所读出来的《锦瑟》，其实都是加上了自己感受的镜中之像，搀进了自己体味的水中之影，不但不会同于别人，甚至也不会同于上一次阅读时的自己。因为这首诗中，那缠绵悱恻的思绪，伤感怅惘的情调，典故隐喻的深奥，诗人生平的附会，为读者阅读时的二度创作，提供了太多的想象空间。
于是，许多不一定站得住脚，但未必不无道理的推论一一出现：或曰追思他的艳遇，或曰悼念他的亡妻，或曰他的人生总结，或曰他的创作回顾，或曰顾念唐室故国凋零、伤时感世，或曰羁旅他乡、久客思归、不胜懊悔等等。
我不禁想起法国作家福楼拜，他的名作《包法利夫人》出版后，获得很大轰动和赞誉，从此享誉法国文坛。有一次，他在与朋友的交谈中，曾经语出惊人的宣告，“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我就是包法利夫人！”曾令人目瞪口呆。因为，那个肉欲的荡妇包法利与多病的老单身汉福楼拜，风马牛不相及，毫无共同之处。
但是，这位文学大师却道破了一个极其深刻的道理，不管作家笔下的描写对象，为天为地，为山为水，为人为物，为虚无缥缈的空，为柴米油盐的实，其实都是在写作家自己。因此，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作家寄托其心灵的所在。不是文如其人，而是文中有其人。法国另一作家布封说，“风格即人”，是至理明言。
作品的不朽，也是作家心灵的不朽。
因此，清人王清臣、陆贻典所说的：“或忆少年之艳冶，而伤美人之迟暮；或感身世之阅历，而悼壮夫之腕晚，则未可以一辞定也。”倒有可能是理解这首天鹅之歌的一把钥匙。
也有论者引用李商隐一篇《上河东公启》的骈丽短文，用诗人的自白，为其艳情作品并无所指辩解。虽然，在他的诗中，欲言又止的浪漫之思，吞吞吐吐的情爱之怀，钗头粉钿的香脂之气，衣衫窸窣的肌肤之亲，使人忍不住浮想联翩。但是，李商隐向这位显然太正经的老爷子申诉：“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兼之早岁，志在玄门，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这段话的要点是什么呢？柳大人，我尽管写了一些芳菲悱恻的浮艳篇章，但诗只是诗，并无实指对象。
我是守身如玉的，他想让他的领导相信。
河东公，即柳仲郢，是他最后的顶头上司，当然也不是白痴。此时诗人四十岁，丧妻不久。这位上级特地物色了一位乐籍女子，为其续弦，显然考虑到他应该更能接受这类风尘中人。不知李商隐为什么要婉拒，遂有这封表态的信，谁都看得出来，不过是此地无银的信口关白罢了。
锦瑟无端五十弦（6）
我才不信，一个不善浪漫，不擅情爱的文人，会写好浪漫和情爱？一个从无大爱，更无大恨的文人，会写出震撼人心的爱恨情仇？惟其如此，把爱写得那么奇丽，把情写得那么神秘，把性写得那么美妙，把女人写得那么灵动精致、呼之欲出的李商隐，才在这首回眸一生的《锦瑟》中，写出千古传唱的深情来。
显然，那是一个令他魂牵梦萦的女性，或许正因为她，一个名叫锦瑟，或者弹奏锦瑟的女子，而不得不与从他十八岁（公元829年，文宗大和三年）起到二十七岁（公元838年，文宗开成三年），追随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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