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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爱大米-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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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美法系的国家里，警察在社会生活中呈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种面貌。一位曾经访问英国的学者告诉我，他刚刚安顿下来，他的英国房东老太太就对他说：“有困难，找警察。”如果你不知道时间，不认路，甚至牙疼，都可以向警察求助。英国人把警察看作他们的朋友的帮助者，警察承担的是雷锋在我们国家所承担的使命。英国警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一般不携带武器。普通的民众不会害怕警察，相反，他们对警察有着强烈的亲和力。即使在警察受到攻击的时候，绝大多数公民也都会站在警察一边；在警察本人和他们的家人遇到麻烦时，人们也都不会袖手旁观。
在权力机构中，警察独立于政府，而受法院的约束。因为作为多数党的政府只代表略多于百分之五十的人口，而警察必须保护所有的人，当然包括那些在投票时不投执政党票的公民。按照瑞士法学家托马斯？弗莱纳的论述，在以英美为代表的现代民主国家里，警察的权力是相当有限的，“警察并没有什么特别绝对的权力在执行其任务。他们只能把拘留作为一项最后的措施，以此来保护其他人或他们自己免遭侵犯。这是对法律的一种不同的理解，它不把公共机构看成是强加和实现各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和利益的权威。按照这种理解，国家是相互冲突的社会力量和利益的调停者。它必须防止暴力并作为各方的调停者而确保通过民主对话且不使用暴力来解决冲突。”用一句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警察不是万能的，警察只是国家公务员中的一类。他们的存在不是增加暴力，而是减少暴力；他们的存在不是让民众感到恐惧，而是让民众感到安全。
我们的民主与法治建设，自然会触动包括警察在内的某些特权阶层的利益，因而阻力重重。但是，如果延缓了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步伐，受伤害的将是更多的公民。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警察理所当然地是普通公民的一部分，与普通公民一样履行义务并享有权利。所以，我们应当牢牢记住弗莱纳的忠告：“让警察对所有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而不探究真正的原因，这是一个人经常容易犯的毛病。人权也适用于警察！”
最后的腐败
2000年5月被执行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生前除了显赫的官位以外，还冠有许许多多让人肃然起敬的称号和身份，如书法家、教授等等。然而，纵观其履历，人们不禁感到纳闷：一个军队出身、连高等教育也没有接受过的官员，是如何取得“教授”职称的？
据新华社报道，胡长清“通过自己在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院的关系，办了一套函授本科学历和法学学士证书，把这些假材料装入档案，籍此，胡被几所大学聘为教授，满足了要‘名’的欲望。”这则报道道出了天机，却有一个小小的错误：胡长清的材料并不是“假材料”，而是货真价实的“真材料”。在北京大学门口，常常聚集着一群贩卖真正的“假材料”的小贩，每当行人走过，他们便会像苍蝇一样围过来询问：“要毕业证、学位证吗？北京大学的和其他所有大学的，我们都能够提供。”跟这些低层次的造假者比起来，胡长清的材料是正儿八经通过北京大学有关部门颁发的，从封套到印章，都来自于正规部门，堪称“若假包换”。
胡长清已经走上了黄泉不归路，但是却没有人去刨根问底：他在北京大学的“关系”究竟是谁？行政管理学院的哪些领导干部、专家教授或者经办人员为他获得学位出了力气、得了好处？他们应当受到怎样的处罚？冰山露出了一个尖角：北京大学并非某些人形容的那样“出淤泥而不染”，相反，北京大学存在的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北大历来具有象征意义，它的腐败也一样，正象征着当下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腐败。北大人应该为之而感到惯有的骄傲呢，还是应该为之而感到深刻的耻辱？
一个社会的腐败，到了最后的关头将向两个部门渗透：一是医疗，二是教育。一旦这两个领域也烂掉了，那么这个社会真的就是“病入膏肓”，即使是华陀再世，也回天乏术。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腐败，逐渐由潜流变成滔滔洪水。权力换取学位、金钱换取学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为职称勾心斗角、弄虚作假，教授们的道貌岸然早被学子们看得一清二楚。詹小洪在《权力、金钱与校园》一文中揭露说：“1998年，笔者曾看到北京某大学研究生院报名册，当年该院共招收博士生100多名，几乎不是某某司长、处长，就是某某公司董事长、总裁。研究生院招生创收的另一妙招就是办研究生课程班。招生单位可以派老师深入到各省、地、市甚至村镇去办研究生速成班。难怪，北京不少大学、科研院所的研究生院被人们指责为‘文凭加工厂’、‘学历批发站’、‘职称生产机’。”对此，学者袁济喜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目前的道德文化在许多领域被金钱与权力冲击得本已衰弱不堪，学术文化可以说是最后一道可以抵御金钱与权力的防线。如果连这道防线都荡然无存，则社会心理与道德良知受到的伤害将令人不敢想象。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曾论及社会腐败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土崩’，另一种是内在的‘鱼烂’，这种从内脏烂起的‘鱼烂’较之‘土崩’是一种更可怕的腐烂，它使人们内心道德天平彻底失衡。”如果说医疗的腐败会带来病人生命的危险，那么教育和学术的腐败将带来整个社会成员心灵的恶化。古人讲究学术“为天地立心”，但在今天学术却沦落为敲门砖、沦落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柑橘。就道德底线而论，某些大名鼎鼎的教授、博导，并不比契诃夫笔下的市侩和小公务员高。知识和学问并不足以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耍起腐败的花招来，他们比官员们毫不逊色。
学界的丧钟一旦响起，疗救的整个社会肌体的时机就已经丧失了。
未还的孽债
这是一笔未还的孽债。
1940年至1943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曾经2000多次使用化学武器杀害中国平民。据1992年公布的数据表明，被日本军队用化学武器杀害的中国人有八万多人。
死者已矣。但是，迄今为止，日本官方依然百般抵赖，不承认当年滔天的罪行，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不承认曾经在中国使用生化武器、不承认有过随军慰安妇。他们恬不知耻地说，他们是“进入”而不是侵略。然而，铁的事实摆在他们面前：抗日战争胜利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东北陆续发现大批昔日遗留的化学武器。在抚顺，建筑工人在修路的时候挖出118枚化学炮弹；在牡丹江市，213枚化学炮弹却是从钢铁厂买来的废铁中发现的。中国居民被泄漏的化学武器伤害的事件层出不穷，许多村子里的百姓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在耕地犁田、修建房屋的时候会触发当年日军埋下的弹头。半个世纪前留下的化学武器至今依然后患无穷。据初步估计，日本军队在中国大陆遗留下来的化学武器有70万发，种类包括白榴石、芥子气等，仅仅档案上有的记载就达3000吨。
这是一笔未还的孽债，这是一笔日本政府至今没有任何诚意弥补的孽债。在日本国内，只有很少的民众对此有正确的判断。神奈川大学的石敬一教授指出，弹药中含有不可能消除的剧毒元素——钠铁，即使经过处理，也会留下剧毒元素的固体。这必须运回日本收藏。“日军毒瓦斯展览会”负责人三岛静夫说：“有的日本人对日军战时的罪行认识不足，我们经常在日本各地进行图片展览，普及历史知识，要求把日军罪行列入教科书。”他认为政府应当尽早处理侵华日军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支持战争受害中国人索赔会”的负责人森正考则表示：“日本政府必须承认战争中对中国使用生化武器，并向受害者作出赔偿。”
然而，日本外务省的发言人却搪塞说，日中两国政府对此事尚无具体的协议。国际化学武器组织要求日本政府用五年的时间完成处理，而日本政府却表示需要十年，而且涉及的财政预算十分庞大。这名发言人的说法有些像是慈善组织，好像是在向中国人施舍。究竟是谁制造的生化武器？对自己当年的罪孽不仅没有任何忏悔，而且他们还摆出一副洋洋自得的模样：处不处理，全看我们高不高兴！日本政府面对的，好像是他人制造的罪孽，他们心安理得地置身事外。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样厚颜无耻的政府了。
1999年4月11日，日本极右翼人物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观察家指出，石原的当选，等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并标志着日本人步向了极右民族主义。石原以一本《日本可以说不》轰动国际政界。在书中，他坚持用侮辱性的“支那”称呼中国，他公开宣称南京大屠杀是夸大和捏造。石原还“壮怀激烈”地登上钓鱼岛，声称钓鱼岛是日本的国土，必须捍卫钓鱼岛的“主权”。他把中国看作最大的敌人，宣称日本的政策是遏制中国。而这样一个狂妄的好战分子，居然以很大的优势当选日本首都的市长。有什么样的政客，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人们投票选石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强烈的反华情绪。只要反华就能得到选票、得到支持，日本国民的心态可见一斑。善良的、不计前嫌的中国人民不得不思考：日本国民都是友好的吗？当年战争，仅仅是一小撮战犯挑逗起来的吗？我在历史资料中看到过太多的当年日本的妇孺积极支持皇军的照片，甚至包括东京大学的大学生们。一场全面的战争，不是天皇和东条英机几个人就能够煽动起来的。它的背后有着极其深厚的民众基础。和平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和平不是可以通过绥靖来获得的。对日本过去的罪孽和目前的动向，我们应当保持相当的警惕。
对一个不知悔改的民族，我们仅仅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我们自己口口声声说什么“一衣带水”，人家可不那样认为。以太大的善意来度量他人，最后倒霉的只有自己。
被遗忘的角落
2000年3月29日凌晨，河南焦作市“天堂”俱乐部发生火灾。老板为躲避警察的搜查，平时都将大门反锁。火灾发生之后，里面观看淫秽录像的近百人无法逃生，最后74人被活活烧死。
遇难者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从农村来的民工。这些民工一般从事建筑行业，干沉重的体力活。他们的生活条件极度恶劣，据《南方周末》的记者报道说，附近工地上的民工们，许多甚至没有床，就在刚刚搭起骨架的毛坯房里打地铺。对于来自贫困地区农村的青年来说，物质上的困乏是可以忍耐的，因为打工挣的钱远远多于在家乡从事农业的收入，他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攒钱回家娶媳妇；然而，精神上的困乏却更让他们痛苦，没有书、没有电视，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方式。“天一黑就要停工，一点都不想往这地上躺，躺下了也睡不着，闷啊。”一个叫宋明华的小伙子说。于是，他们只好逛街、看录像。
这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这种角落遍布中国每一个城市。城市居民对民工基本抱着厌恶的态度，他们认为民工的涌入使得城市变肮脏了、变危险了。在北京有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甚至义愤填膺地说：“让他们滚回农村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城市和农村的分割，已经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殊不知，这恰恰与现代人权观念背道而驰：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他有权利选择生活在自己国度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世界人权宣言》的第十三条庄严宣布：“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到城市来寻找更好的生活机会，这是民工的基本权利。更何况他们从事的大都是最低贱、最肮脏、也是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每年春节当民工们返回家乡的时候，许多大城市里垃圾遍地、下水道堵塞而无人清理，就连街头擦皮鞋的摊子也没有了。这时，城里人才开始感觉到生活的不舒适，才感到自己的生活与那些穿着破烂的民工之间有着某种割不断的联系。
1949年以来，对农民经济上的残酷剥削、政治上的极端歧视、文化上的全面排斥，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不发生焦作的这次恶性火灾事故，又有谁会去关注民工的生活呢？正如记者的追问：“他们业余时间都干什么？他们有没有电视？能不能看上电影？他们有没有可读的书报杂志？有没有哪个部门或者组织去关心过问这些问题？”在这些被遗忘的角落里，生活着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也要求幸福、自由和尊严，他们是我们的同胞。官员们忘记了他们，这是当然的；知识分子们也忘记了他们，却不能原谅——这种遗忘也就意味着对良知的背叛。
2000年5月，北京大学一名一年级的女生被歹徒杀害。此事激起了北大学子的公愤，数千人聚集起来，要求校方允许在校园内举行悼念活动。刚开始，校方害怕因此导发新的学生运动，坚持低调处理，但在学生的压力下，最后被迫同意了举办追悼会等要求。学生们的要求当然是正当的，但是在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学生所表现出来的“正义凛然”的姿态，却让我觉得十分虚伪——在这片苦难深重的大地上，每天都有无数最底层的农民被折磨、被迫害、被监禁、被掠夺乃至死亡，就像焦作事件一样的事件层出不穷地发生着。然而，我们伟大的北大学子们，有几个人会去关注他们的命运呢？难道只有天之骄子的北大学生才算是人，才值得去纪念，而那些无名的底层民众就应当被遗忘？我厌恶这一自命不凡的混蛋逻辑，我厌恶这一根深蒂固的等级秩序。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息息相关，无论是天之骄子还是与他们同龄的在城里打工的民工和依然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地球”的农民。遗忘他们的命运，也就是遗忘我们自己的命运；只关心我们自己的命运，最后我们会发现自己获得的是一个空壳。只有少数人享有尊严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让我们把目光对准那些曾经被遗忘的角落，也对准我们自己的心灵深处。
独裁者的末日
日前，印度尼西亚前独裁者苏哈托被宣布软禁在家中，等候最后的审判。据《雅加达邮报》报道，印尼总检察长马祖基、负责特别犯罪案调查的副总检察长拉姆兰，已经正式下令严密监控苏哈托的日常生活。而关于苏哈托当权期间所犯下的罪行的证据，目前已堆积如山，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愿意出庭作证，很快这名前独裁者将遭到人民和历史的双重审判。
曾几何时，苏哈托还被歌颂为“印尼之父”，他以铁腕牢牢地控制了印尼政权达数十年之久。苏哈托与韩国的全斗奂、卢泰愚以及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新加坡的李光耀等领导人一起，曾经被看作是“亚洲价值观”的代表。也就是说，他们领导自己的国家走出了一条超越于西方道路的现代化之路。这条所谓的“亚洲之路”，就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和经济上的自由化。在80年代，人们惊呼“亚洲奇迹”的时候，独裁者们以为自己坐稳了“千年王国”。而中国某些领导人和学者，也十分看好这种发展模式：既能够保障特权和专制，又能够发展经济、提高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正如人走路需要两条腿协力一样，假如一条腿向前，一条腿向后，永远不可能达到目的地；政治制度上的极权主义与经济的繁荣，从根本上来说是水火不容的。短暂的经济奇迹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进入90年代以后，这些亚洲畸形发展的国家，大部分都陷入了极度的困窘之中。在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化潮流面前，在经济的滑坡和崩溃面前，独裁者们一般都无能为力。韩国耀武扬威的两名前总统全斗奂和卢泰愚，被国民送上了审判台；马来西亚的铁腕人物马哈蒂尔在与副手安瓦尔的争斗中，正逐步失去民心；新加坡的李光耀向来以慈父的面貌出现在国民面前，也开始遭到各方面越来越多的批评。而变化最大的是印尼。苏哈托当初上台时，依靠的是军事政变。上台伊始，伏尸百万，血流成河，何其酷也！下台之时，则是人人痛恨，千夫所指，神色黯然，立即中风。报应之来，又何其速也！苏哈托纵横政坛大半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鲸吞数百亿国家财产，戕害数百万国民生命，以军队为支柱，以警察为爪牙，致使举国上下，亿口齐喑。唯有其一家老小、亲信奴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气焰嚣张，不可一世。那时，人人皆以为苏哈托政权来自枪杆子、来自鲜血，当然是固若金汤。谁知不过是纸老虎，一戳就破。在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面前，苏哈托苦心经营一辈子的专制大厦立刻就崩塌了。
印尼民选总统瓦希德向公众透露，苏哈托当政期间，贪污国家财产多达450亿美元。政府将设法取回其财产的百分之九十五，虽然苏哈托家族负隅顽抗、一毛不拔，但瓦希德不惜通过一切手段向其施加压力，包括动员学生举行示威活动。这笔巨款足以偿还印尼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债款。据悉，瓦希德已经委托矿务与能源部长尤多约诺与苏哈托家族进行有关归还国家财产的谈判，并表示将“网开一面”允许其保留25亿美元的财富。而近期又爆出重大新闻：苏哈托的长孙媳妇在酒店中使用假币、吸食冰毒而被警方逮捕。这个风光一时的独裁者之家再次蒙上了一层阴影。苏哈托的私人秘书在接受《爪哇邮报》采访时，无可奈何地说：“可能是不正确的传闻，这已经很平常了。也难怪，苏哈托家族现在好像成了丑闻垃圾桶了。”
过去的独裁者潇潇洒洒过一生，只能由历史来审判他们。他们在生前为所欲为，生后如何，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如同混世魔王毛泽东所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今，随着人类民主化的浪潮一波又一波地推进，许多独裁者不必等到生后，还在他们的生前，严厉的也是公正的惩罚就降临了。电视上出现的苏哈托，已经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了，双眼浑浊，气息奄奄。然而，人们不用同情他。如果把他杀死的民众的鲜血汇集起来，足已把他淹死；如果把他贪污的金钱追缴回来，足已让数以万计的穷人脱贫。正因为他罄竹难书的罪行，他再也无法像一个普通的老头一样，过上详和安乐的、有尊严的晚年生活了。他将像笼子里的动物似的被搬运着移动于法庭和监牢之间，这对那些在他当政期间遭到残酷迫害的人和失去了亲人的人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迟到的安慰。
一个独裁者的末日，对于其他大大小小的独裁者来说，应当是一种严峻的警示。他们可以对这一警示视而不见，然后重复苏哈托的悲惨的也是应得的命运；他们也可以明智地在民意、在正义、在良知的面前低下他们狂妄的头颅，为民主和法治让出一条道路来，同时也保全了自己的晚年。何去何从，选择不应该是艰难的。
对自由的恐惧
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了一则关于电冰箱的广告。画面是一个温馨的现代小家庭，男主人高声喊：“我要自由！”于是，一台电冰箱凌空飞来，一家人从里面取出五花八门的食品和饮料，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这本来是一则创意和画面都十分平庸的产品广告，没有想到却引起了“权威人士”的注意。他们“尖锐”地指出：“怎么能够公开喊要自由呢？你们宣传的是什么样的思想？我们宁可少收入几百万，也不能够播放这样的广告！”于是，中央电视台受到了严厉的指责，立刻将次广告停播了。一位消息灵通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这件天方夜谭般的趣事。我打开电视看了大半个晚上，果然在原来那个时间段里，那则广告不翼而飞了。
某些人为什么如此惧怕“自由”这个词呢？在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批判者创造出“自由化”这个奇怪的词语，并在它的前面加上了“资产阶级”的定语。而这种严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居然在一个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国度里流行起来，并进而成为杀人不见血的“血滴子”。谁一旦被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谁就立刻变成没有人敢接近的“另类”（绝不是今天人人都在标榜的“另类”），几乎就像艾滋病人一样处处受到歧视。实际上，在马克思伟大著作里，谈及“自由”的地方比比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打破身上的锁链，目的不就是为了获得自由吗？如果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语作语义分析，首先，“化”表示一种趋向、趋势，也就是说正在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变化，这难道不正是马克思所希望发生的情况吗？马克思一生参与社会实践、著书立说，不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吗？“自由”不仅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也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为什么要把这样美好的词汇拱手奉献给资产阶级呢？我认为，“自由”是所有国度、所有种族的人都热爱的一种生命的“基本元素”。“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喊响彻每一寸有生命呼吸的土地。从更加广义的角度来看，不仅是人类，就是一些低等动物，它们也有着对自由最本能的渴望。没有不热爱天空的老鹰，没有不热爱海洋的鲸鱼，也没有不热爱平原的猎豹。要飞翔，要游泳，要奔跑，这都是它们的天性使然。作为人类，当然还要求更高级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新闻出版的自由以及其他很多的自由。这是天经地义的，不容质疑也不容剥夺的。
那些人恐惧自由，闻自由而色变，根本的原因是对自己手中掌握的所谓“真理”感到心虚。因为一旦人民有了自由，能够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言说、自由地写作，他们所宣扬的“真理”立刻就会蜕去糖衣，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对于自由的本质，罗莎？卢森堡在《俄国革命》一书中早就深刻地指出：“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从中央电视台“无心插柳”的遭遇和某些“思想病夫”病态的敏感中，我们可以今日中国进步势力的越来越强大和保守势力的越来越衰弱。80年代以前，通过大规模政治运动来洗脑的老方式；在90年代，已经让位于利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来渗透一元化思维的新方式。正如查尔斯？瑞奇在《反对体制》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通过控制通向媒介的通道，像电视这类大众媒介大大降低了民众思想交流的自由。”处于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一个对自由有着强烈的热爱、并愿意将拥有自由的快乐与所有同胞分享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回到俄罗斯大文豪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所面对的问题那里——“怎么办？”
恢复体育的真谛
2000年6月，在新一轮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中，华裔的美国选手张德培悲壮地失败了。作为法网男单赛场最后一位孤军奋战的美国队员，张德培经过四轮的鏖战，以1比3输给了正在风头的巴西名将库尔滕。
不过，这位法国网球公开赛历史上最年轻的男单冠军向自己的亚洲球迷表示，失败对自己来说，并不是可耻的，而依然是光荣的，因为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这样说：“今天虽然输了，但是输得并不难看，应该说是以一种让我心里高兴的方式输的。走下赛场时，我知道自己的赢面其实很大，这让我感觉不差。”张德培的最高世界排名曾经达到第二位，不过最近两年，这位以顽强斗志著称的、28岁的老将，名次跌落得很快，去年已经跌出了前50名。对此，张德培表示，不会放弃自己赖以生存的战斗精神，并相信自己可以重新展示当年之勇。“我依旧喜欢在比赛中拼杀，在训练时流汗的感觉。而且，我真的感到自己在进步。”
从张德培的身上，我看到了在中国几乎不存在的体育的真谛。在世界范围内，体育运动已经日益被政府和财团所控制，变成他们获取利益的工具。所以，我对大型的体育赛事一直抱着怀疑的态度：这不过是现代泡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体育既是一项利润极大的商业，又是意识形态的象征之一。专制的权力导致对体育运动的垄断性经营，例如拥有无尚权力的中国足球协会，在中国腐败得让人无法想象的各个政府机构中，堪称“最中之最”。他们将不受挑战的权力直接转化成天文数字般的金钱。同时，官方把体育比赛当作弘扬民族主义，号召国民“爱国”（当然，实际上是爱他们自己）的工具。每一次体育大赛都是官方转移民众视线、动员并鼓吹狭隘民族主义的大好时机。于是，在金钱和权力、商业和政治的双重挤压之中，体育离真正的“体育”已经越来越远了。
中国人对足球、对奥运会奖牌倾注了太多的心血。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在与西方的应对中屡战屡败，已经形成了一种极度自卑又极度自傲的心态。反映在体育赛场上，就是“赢得起输不起”的心理。一场比赛的输赢，一枚金牌的得失，在中国民众心目中，几乎就意味着国家的强大和软弱。对于运动员而言，赢了立刻就被奉为民族英雄，输了马上被骂成不争气的败家子。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传统的“现代转化”。正常的竞技和游戏消失了，只剩下一颗颗扭曲的心灵和血红的眼睛。另一方面，政府不惜在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耗费巨额资金培养夺取金牌的种子选手，而丝毫不去关心普通民众的健康状况和基础体育设施的建设。结果，一个运动员的胜利与全民身体的孱弱形成瀑布般的反差。
此时此刻，听到张德培在失败之后所说的话，不亚于“空谷回音”。这才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更高、更远、更快”的体育精神的真谛。张德培的洒脱、张德培的顽强，体现出一名真正的体育运动员健全而博大的心胸，用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的话来说，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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