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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娃母亲走过的历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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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背着它的日子痛苦难熬，但那些钉在板上的大钉子却有效地防止了孩子懒散的毛病。有一位叫做凯瑟琳·卡罗林·凯文迪斯的小姑娘，也就是后来的维斯敏斯特女公爵。她曾被迫背着一块背板，一根小提琴弦紧紧地缠住她的双肩。如果她有一点懒散，琴弦就会陷进她的皮肤。有些时候，人们为了规范孩子的体态，会在没有使用任何麻醉剂的情况下将脆弱的骨骼折断和错位。
小孩子与生俱来的不道德品质以及邪恶的品行成为教育力图纠正的目标。与此相反，天主教教义中认为他们天性纯真的思想难道不是根本性的错误吗？
——哈纳·莫尔，《责难》，公元1808年第5期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们不仅利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孩子的体态，而且还控制他们的性格。很多羞辱性的手段，譬如罚戴纸帽、张贴布告、使用手枷（将孩子们的手固定背在后面），在维多利亚女子学校里是十分常见的。这种用来固定手的手枷也通常被母亲们用来防止和惩罚孩子手淫。人们对手淫这一恶习极为担心，阿达巴林在她公元1902年所写的《从摇篮到学校——致母亲》一书中建议：“这种习惯在孩子幼年时期就应对其严加看管，特别是小女孩。”幼儿的手、膝盖和脚经常被牢牢地捆绑着以防暴露在外，并以此来维护孩子灵魂的纯洁。
孩子被简单地当做小大人对待。贫苦家庭的孩子如果想要吃饭的话，就得干活。事实上，儿童是被社会所轻视的群体，以至于在公元1814年，从父母那里偷走一个婴儿只是一种冒犯，而偷走他们的衣服却构成了犯罪。
新生命（2）
人们不可能对一块肉表示喜爱，对待小孩也是一样。
——罗德·拜伦，公元1788～1824年
然而，随着世纪的变更，儿童的生活变得好了起来。社会逐渐意识到孩子们有自己的方式去思考、感受和做事，父母也试着为他们构建一个拥有私人空间的童年。像罗德·施福特波利和托马斯·伯纳多博士这样的改革者们在孩子能够得到更多关爱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趣的是，正是那些儿童书籍的大量出现才最终影响了公众对于儿童幸福的意识。针对儿童所写的书非常稀少，公元18世纪后《小木屋里的男孩鲍勃》等儿童书籍才少量出版。唯一一本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带有故事情节的书就是《圣经》。如果想看一些简单易读的读物就得看看他们父母的小故事书了，也就是和我们现在的连环漫画或杂志差不多的小册子。
直到公元18世纪后半期，一种新颖的儿童文学作品出现了，而后又在公元19世纪兴盛发展。查尔斯·金士利的《水孩子》、托马斯·休斯的《汤姆·布朗的学校生涯》以及格林兄弟、汉斯·克里斯第安·安德森、刘易斯·卡罗等人的作品都有力地引起人们对儿童所遭受的痛苦及其内心世界的注意。
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说明了人类是由动物逐渐演变而来的，并不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也为此提供了帮助。由于人们对进化论的广泛认可，早先认为孩子们被原罪玷污的观点已不再流行。父母们曾经按照圣经的教条来抚养孩子，就如（旧约）箴言篇中说的：“棍棒与责备能够带来智慧，但孩子迷失自我则给母亲带来羞愧。”随着达尔文的观点被广泛接受，以严厉惩罚作为拯救孩子的心灵的手段已不再被看做是公正和必要的了。
社会观念的松动在各类出版物中得到了反映。比如公元1833年6月的《妇女杂志》在描绘童年时这样说：“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了天堂，也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有一群围绕在上帝宝座周围的天使。它们未曾被罪恶之手碰触，也绝没有被污浊之气沾染。”
随着儿童福利渐受关注，人们颁布了很多相应的措施来制止对孩子的虐待和辱骂。公元1864年烟囱清洁工条令得以通过，最终结束了非法雇佣男童清洁烟囱的历史。同时防止残害儿童组织也于公元1884年成立。
我不知道司科洛普·戴维斯告诉你我喜欢小孩子是什么意思。我对他们的样子感到厌恶，以至于长久以来我一直很敬重希律王（注）的人品。
——罗德·拜伦的一封信，公元1811年8月30日
注：希律王，犹太王（公元前40～公元4年），据《新约》记载，他命令杀死伯利恒所有两岁以下的儿童，想借以杀死尚处于襁褓中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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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英国的儿童得到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并能够有机会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尽情玩耍。自公元19世纪以来，玩具的产量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只是在世界大战期间有过一次大的衰退。从古埃及时期到现在，玩偶已经成为所有玩具中最流行的样式。事实上，玩偶是最初期的玩具之一。希腊和罗马的玩偶的身体是由木头或黏土制成的，经常也会有连在一起的肢体。玩具制造者们从公元18世纪就开始大量生产玩偶。时代在进步，闭着眼的玩偶，抱着瓶子喝水的洋娃娃，还有会说话的洋娃娃也都出现在市场上。
在公元18世纪和19世纪，纸张被广泛应用于玩具制造。最普通的纸玩具是已切割好的印刷纸张。孩子们可以把这些印好的纸粘到硬卡片上，然后剪下来，再组合在一起，一个小玩具就做好了。一个完整的玩具小剧院包括场景、演员、船只还有可更换纸衣服的玩偶，这在当时非常风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自己动手做成的玩具可能比现如今这些价格昂贵、铺天盖地的玩具更能让孩子们沉迷其中，另外还可提高孩子的想象力，并提高他们讲故事的能力。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家长认为玩具应该寓教于乐，很多后期的玩具都很具有教育性。例如用字母来装饰盖起的玩具小楼房，用《圣经》中的内容来做拼图游戏。玩偶的小房子被认为是对小女孩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她们从中可以有效地学习怎样持家。木板游戏可以培养孩子们良好的行为。有一种游戏就叫做“胜者受奖，败者受罚”。
新生命（3）
在公元19世纪，很多人意识到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教育孩子是至关重要的，这决定了他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教育受到了重视，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幼儿的教育方式产生兴趣。童年已经被誉为人一生中最美好的阶段，是天真无邪、充满快乐的时光。孩子们终于可以有时间玩耍了，这使他们的幼年通往成人之路变得更加平坦。
节育逐渐被接受（1）
有关避孕的思想仍然相当缓慢地传播着。英国国教仍坚持反对节育并宣称功利主义是节育的核心动机。作为一名节育运动的领导者及提倡者，安妮·拜森特是一个著名的无神论者，她也因此遭到了牧师们的强烈反对。
然而，事情却逐渐有所变化。节育使得出生率大大降低。尽管教会人士反对节育，但公元1905年费边社关于出生率的调查报告显示，出生率降低幅度最大的群体居然是中上层阶级，尤其是医生和教士。经过两年的争议，可以得出结论“出生率的下降主要是（不完全是）婚姻状况变化中节育思想的结果”。换句话说，已婚夫妇一定在施行某种节育措施——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尽管医学专家们很久以后才将节育视为一种正常措施，但很明显他们并不反对控制自己家庭规模的大小；只有那些没有享受到节育好处的人才会忽视小型家庭带来的好处。
公众也开始慢慢倾向于认为：少生会使孩子享受更好的生活，而多育意味着更大规模的家庭，注定出现贫穷和拥挤的状况。一些医生也支持说，如果能够节育，孩子的健康状况将有所改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说法就是指适者生存，并极其憎恶整个节育思想。
“除了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我们还需要了解到：①年年生育的现象仍然存在，而这几乎占据了母亲的全部生命，不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实质上。②这同样有害于新生儿的健康。③因此隔两年（一些妇科专家坚持三年）生育对大人和孩子都有好处。”
——辛迪·卫伯，《出生率的降低》，公元1907年
历史表明，性行为只是传宗接代的一种方法。节育，对某些人来说是有违上帝“发展和繁殖后代”的旨意，而且人们认为只为了享乐而进行的性交更是不道德的。公元20世纪初，大多数医学思想（至少在公开场合）是反对节育的。一位妇产科女医生给《英国医药杂志》写的一封信最为典型，下面就是这封信的节选：
为了满足性需要而想方设法避孕的人因放纵自己的激情很可能变得越来越女性化，而且那些婚姻法的变动和随之而来的性放纵会严重影响到人的自控力、自尊以及骑士风度……
尽管社会在某些方面仍有限制，但妇女们越来越被鼓励限制家庭规模，因为随着医疗和生活条件的不断提高，她们通过节育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更重要的是改善后的卫生医疗条件使新生儿的存活率大大提高，这样家长就不必通过多生来保证孩子的存活了。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女性的端庄仍很受重视。公开谈论性爱是件令人害怕的事。玛丽的书被宗教领导阶层、医学家及报社评论为不道德的、猥亵的。但是大众却喜欢她的书。她认为女性应和男性一样享受性爱。
玛丽决定帮助妇女们明白节育的好处，包括那些贫穷的、没文化的妇女。因为她知道妇女们会因此受益很多。公元1921年，玛丽和她的第二任丈夫在伦敦开了家诊所，为每个人提供避孕建议及避孕用具，包括杀精避孕套、子宫托以及栓剂。
因为（避孕）需要的日益增长，更多的类似诊所在全国范围内开张。玛丽建立了英国节育组织，并和一些节育组织共同合作，控制人口出生率……
一个国立的节育组织——国家节育委员会，现在是英国家喻户晓的计划生育协会。
现在玛丽·斯托普斯国际组织在世界上的28个国家设有服务站，他们的使命是保护全人类有选择地孕育下一代而不是偶然地行使这一基本权利。除了考虑避孕药和堕胎的建议以外，英国专家主要提供输精管切除术和女性节育服务、不育问题研究、孕前排查以及性心理和人工流产后的咨询服务。公元1999年，玛丽·斯托普斯被《卫报》的读者选为“千禧年之女性”。
当有关避孕的相关措施在英国得到发展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改革者们正进行着不懈的奋斗，他们竭力把知识和生育的选择权带给世界各地的女人们。尽管在法国运动有所成效，但英国政府在公元1920年将避孕归类于流产，而且规定有关节育的所有事项均为非法。在美国，玛格丽特·桑格顶着巨大的反对压力而为节育运动不知疲倦地工作。她与漠视、偏见、宗教信条和法律作斗争。她奋斗的部分动力来自她的母亲，一位49岁就去世了的女性。桑格认为她的母亲过早离开人世完全是因为她怀了18次孕并抚养了11个孩子。她在纽约从事助产士工作的经历也使她坚信避孕是挽救那些极度贫穷的年轻母亲的唯一办法，否则“她们那疲倦而畸形的身体注定要在35岁之前就被扔进废物堆了”。玛格丽特·桑格建立了美国节育联盟，在全美各地建立了数百所计划生育诊所。桑格曾于公元1916年建立第一家私人诊所，但被警察阻止了。
节育逐渐被接受（2）
像玛丽·斯托普斯和玛格丽特·桑格这样的先驱者帮助世人改变了对使用避孕措施的态度。避孕的发展带来的另一个巨大成功是出现了给广大女性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避孕药物。她们意识到她们再也不用挣扎于那频繁的生育的痛苦中了。在公元20世纪60年代早期，新型避孕药的使用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女性们充分利用这一可行的新方法消除了对意外怀孕的恐惧。女性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而不需征求丈夫的意见。这也掀起了更大的性自由和女权主义的波澜。不仅西方女性受益于这种药的使用，几百万不发达国家的女性也第一次能控制她们的生育，从而改变了她们的命运。虽然像避孕环和避孕帽这样的避孕方法在避孕药问世前也很可行，但是它们大多数都不适用于那些贫穷国家的女性。因为在贫穷的国家很多人组成一个大的家庭。此外，她们缺少像自来水这样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且触摸生殖器也有很多忌讳，缺少个人隐私处和清洗装置以保持体内的避孕帽的洁净阻碍了这种阻隔避孕法的使用。而且许多男性医生拒绝给他们社区的女性安放避孕环。
避孕药的另一个明显的益处是它的可靠性。避孕药能提供99％的避孕率，避孕失败一般是忘记服用所致。在中国有一个富于创新的点子能确保女性们不会忘记吃药，即把一种可食用的纸注入避孕药然后把它打印成日历的形状，每天撕掉穿孔的部分并吃掉。
最近另外一项在避孕领域的发明是男性避孕药，它主要是通过阻止精子的产生来实现避孕的目的。这种药在临床试验中已达到了90％的可靠性；但专家们还未找到最有效的配方，而且目前这种药必须一天服用三次。男性避孕的另一个更吸引人的选择是血管注射剂。据澳大利亚专家最近宣称，这种血管注射剂每三至四个月注射一次，无副作用而且100％有效，专家们希望能在两三年内生产出药片的形式。
避孕新领域里的研究飞速发展着。输精管闭塞法就是一种例子。它通过往输精管内注射一种复杂物质而阻止大量精子外流。或者把一个由橡胶或聚氨酯制成的堵塞物嵌入输精管内。这些方法都可达到98％的有效性，安全而且丝毫不会影响性欲。
尽管在避孕领域科学技术有了长足进步，但男人和女人们还是细心地察觉到激素添加剂对身体的影响。随着新的避孕措施的出现，关注参与避孕的男性的数目将成为一件有趣的事。在受孕、怀孕观念等这些生命的原始领域里，传统的观念和行为仍占据着主要地位，态度的转变非常缓慢，或许要花费几代人的时间。
男人在考虑避孕的问题上可能会行动得更慢，因为他们不用考虑意外怀孕对身体造成的影响。正如女权积极分子福罗伦斯·肯尼迪所说：“如果男人可以怀孕的话，那么流产将成为一件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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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
社会经过时间的发展，在努力促进分娩、克服不育的问题上形成了它们自己的习俗和仪式，同时世界上许多人仍然相信封建迷信。
在西方，虽然人工授精已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医疗技术始终对那些仍向传统习俗和仪式求助的人们无计可施。
坐落于多塞特郡的阿巴斯巨神是用山腰的白垩基岩雕刻的，它被认为是生育之神。那些渴望拥有孩子的夫妇有时会来参拜它。夫妇们躺在他巨大的###上，如果他们胆子足够大的话，就会在那里做爱。他们寄望于这样可以从他那巨大的东西里获取一些力量。直到最近，一个五月柱还曾被建在这个巨神附近。
五朔节舞源于春季时赞美###的宗教仪式，而且直至今日仍广为流传。一些圣诞节时的习俗也是基于那些古代的生育仪式。例如在檞寄生树下亲吻的传统。
不育的痛苦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许多实际的解决生育问题的方法得到了不断的发展。有一种方法——体外受精——即卵子被取出体外，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解决不育的办法。帕特里克·斯特普托、罗伯特·爱德华以及后来的罗德·罗伯特·温斯顿的成就是非凡的。
斯特普托和爱德华这些先驱者很早就意识到靠他们这项研究获得的基金而进行长期的研究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面对着来自其他医疗机构的成员和一些社会公众的强烈反对。尽管如此，他们和其他一些科学家还是迎来了公元1978年7月25日第一例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的成功降生。
他们的成就引发了严重的道德问题，许多人焦虑、恐惧他们的成功仅仅是对自然控制的开始，由他们所奠基的研究打开了对遗传工程和克隆的进一步研究的大门。由于不是所有的胚胎都可以移入母亲的子宫内，又出现了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许多人反对在这些胚胎上做试验，源于胚胎的整个道德地位问题也随之产生。
同样地，有时当采用这种受孕方法的女性发现她们怀上了不止一个孩子时，她们就不得不面对是否同意“选择性流产”的痛苦抉择。有些人尤其是那些反对流产的人发现他们很难决定应该选择哪一个，然而他们又觉得有义务保护至少一个生命，即便这会牺牲掉另一个孩子的生命。
目前人们热烈争论的是有关“代孕妈妈”的实行，即一个女人自愿为一个不能自己生育的女人生育。英国第一个代孕妈妈金·科顿花费了很多年的时间努力劝说政府，代孕妈妈应该因她们的付出而有所收获，但是都以失败告终。法律认为代孕妈妈决定替别人生孩子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尤其当她们###时，这样很难决定谁是亲生母亲，谁应该有监护权。
最终的合法化（1）
根据玛丽·斯托普斯国际组织的统计，大部分意外怀孕是计划生育方法失败的结果，或者是因为意外事件以及错误地使用了避孕用具。现在，如果一位妇女意识到可能有意外发生，或者如果她忘了吃避孕药，她可以在房事后72小时内吃一些荷尔蒙片或五天内安一个避孕环，两者都可以阻止怀孕，但不是完全有效。
假使怀孕了，许多女性可以咨询一些相关机构以求找出对她们可行的选择。尽管有许多不尽相同的避孕方法，堕胎仍然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方法。公元2002年英国就有超过万人做流产。从公元1973年到现在，美国就有四亿婴儿死于堕胎。英国国会为努力减少这一数据于最近批准避孕药可以在柜台上销售。
在柜台销售能诱导流产的药物并非新鲜想法，英国药剂师从公元20世纪初起就销售这种药物。这其中有一种由两个法国医生发明的药物，它含有从荷兰芹中提炼出来的叫做洋芹醚的有效堕胎成分。有趣的是早在古希腊时期荷兰芹就被看做一种有效的避孕药物。在公元20世纪初的几年里，药厂就大力生产含有洋芹醚的药品来治疗月经不调，而且这些药广泛应用于终止意外妊娠，像薄荷油、泻盐和蓖麻油这些柜台上卖的药对流产是无效的，妇女们有时能从药剂师那里得到一些引起流产的药物，而它们并不是以终止妊娠的药物来出售的。例如含铅的药物是由研碎的铅膏制成的，用于把绷带粘在一起，这些药物和其他含有砒霜和亚磷的药物都能引起婴儿及母亲的严重中毒甚至丧命。这些药物直到公元20世纪50年代才禁止销售。
妇女们经常采用外科手术的方式来终止意外妊娠，她们甚至宁愿自己来施行手术。金属导管继续得到使用并且其范围逐渐扩大，尤其在法国。在公元1904年《医疗记录》上，弗雷德里克·格里菲思描述了一个孕妇如何插入导管，扩大子宫颈，“通过导管一点点旋转向前……直到产生破裂的感觉并伴随着血（从导管）流出来，这证明了手术的成功”。女性们情愿承受实施流产手术所带来的肉体及精神上的痛苦证明了那些妇女们的绝望，她们肯定在此之前经历过怀孕的痛苦历程。
公元20世纪早期被女性们使用的另一种器具是注水器，它与一个大橡胶管口连接在一起，会冲洗子宫壁并冲掉胎儿。这种方法虽然很有效，但也是很危险的，它可能把传染病带进子宫或者水中的气泡有时可能流到心脏及肺中。
从公元19世纪末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性向医生寻求帮助并劝说他们帮助自己终止妊娠。妇女们不愿意自己施行这一危险的手术，同时又对药剂师手中的流产药物心存疑虑，她们希望专业的医师能解决这一问题。在医生们广泛使用真空抽取法（使用抽气机来吸出胎儿）后流产手术才得以在对人体伤害达到最低的情况下安全施行。公元20世纪20年代这种方法就流行于俄国，但是直到公元20世纪60年代末期才传入英国。
虽然到公元20世纪30年代，一些医生可以决定是否在医院施行流产手术，但是仍然有很多女性求助于助产士或非法替人打胎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元20世纪60年代，尽管许多人都承认，由于坚持隐私，妇女们承受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压力。公元1965年《泰晤士时报》报道了一个少女吃金鸡纳霜以求堕胎的新闻，药剂的强烈药性导致了女孩的双目失明，但是流产却没有成功。许多类似的悲剧不断发生，直到公元1967年堕胎法案颁布，法案允许怀孕女性寻求医疗专家的帮助。
从那以后，有关流产的争论不断，人们不仅争论流产合法化在道德上是否正确，而且争论允许实施流产的最晚孕期应到何时为止。公元1988年下院议员没能将堕胎的时间期限由28周减少至18周，这是第十五次修改公元1967年堕胎法案的不成功的尝试。精确定义何时一个胎儿具有生命（即可以独立存活）变得更加艰难，尤其是新技术的发展使医生们有能力保证早产婴儿的存活。随着医疗技术日益提高，医生们可以挽救非常小的早产儿的生命，其中一些仅经过22周的妊娠期。因此胎儿开始具有生命的时间被不断缩短。法律规定，堕胎至多只允许在妊娠期24周内进行，如果对母亲生命有危险可以延迟。
最终的合法化（2）
根据玛丽·斯托普斯国际组织的资料，大多数堕胎都在怀孕12周以前进行，仅需一个很简单的抽吸手术。如果一个妇女的妊娠期少于九周，则可以服用流产药物。当时堕胎药受到严格管制，只限于医院和私人诊所。但医生们及计划生育诊所计划扩大流产药物的使用范围，以便提供此类医疗服务。妇女们在进行堕胎前须获取两名医生的证明，然后在两日内服用两种不同的药物。英国孕期咨询服务处已授权超过1000名妇女在家服用流产药物，且已证明这是安全和有效的，尽管有时也会给妇女带来很大的痛苦。妊娠期较长的流产手术则要借助医学器械的帮助。
今天，尽管已拥有高新的医疗技术，但对堕胎妇女而言仍有一些麻烦情况。尽管堕胎后妇女不再为怀孕的压力而烦恼，但在随后一段时期内，她们经常会为失去未出世的孩子而悲伤。生理上的问题包括子宫穿孔、子宫感染及对将来怀孕的影响。
把堕胎作为一种生育控制方式引起了诸多争议，许多组织引用圣经十诫中的第六诫“戒杀”争辩说妇女没有终结生命的权利。另一些人认为生命在真正孕期前并未开始，他们支持妇女对其身体的权利。在人们不停争辩的背后，根本的问题是人的生命究竟开始于何时。一些人，诸如持罗马天主教信仰者，相信这一问题的确切定义应当是受精那一刻，且认为法律太过偏袒妇女而忽视了胎儿的权利。
事实证明，在维护妇女对其身体的权利和不忽视胎儿的权利间获得平衡是极其艰难的。那些支持堕胎的人常常将胚胎和婴儿视为一堆细胞，且仅此而已。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妇女有掌握她们身体及未来的权利。
一些人认为，流产仅在有特别原因时才是合理的。比如说，一旦妇女的生命或健康因怀孕或生产而陷入危险时，或新生儿极有可能患有精神病或身体残疾时。一些人认为由于强奸或乱伦而造成的怀孕同样有极其充分的理由堕胎。同时法律规定胎儿没有地位，也因而没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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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的准妈妈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尽管面临着炸弹的威胁和战争的压力，随着母婴死亡率的下降，在英国生育孩子却变得更加安全。成为一个准妈妈拥有大多数人们无法获得的少量奢侈享受。比如橘子、洋葱和鸡蛋。当准妈妈从福利所满载着数瓶浓缩橘汁（由美国提供）回家时，眼尖的邻居们往往能在官方宣布前就发现这一点。
战争期间的出生率剧增，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给予孕妇的额外补贴，但主要是因为战争带来的不安全感引发人们渴望通过生育来巩固婚姻。很多妇女心里都有这种想法：万一丈夫在战争中死去，她至少还能有他的孩子。妇女也开始应征入伍，这更增加了想有一个孩子的愿望。怀孕因太过于普遍而被戏称为“流行病”。
公元1941年的布料配给限额意味着妇女不得不依赖于现有的衣物或唯一一套孕妇装度过整个孕期。一旦孩子生下来，大多数母亲再看一眼那身衣服就会大倒胃口，因此仪式性地烧掉孕期用品成了流行的传统。在公元20世纪以前，孕妇服装甚至被认为是不必要的，正如此前通常认为妇女一旦怀孕就应当被隔离开来。
尽管战争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父母们依然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足够的建议，以给予孩子一个尽可能最佳的开始。政府提倡富有营养的混合餐，包括足够的绿色蔬菜、橘汁、维生素A、维生素D、牛奶和鸡蛋再加上每周一半限额的肉。通过一项特别计划，母亲和婴儿将得到政府所提供的黑醋栗和鱼肝油。在当时，产妇和婴儿享受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的饮食。政府于公元1941年首次推行福利食品，食品部打出了如下广告，标题是“欢迎小新面孔”“你所能给予孩子的最好的欢迎是一个漂亮的身体、一个满意的性格和一个健康快乐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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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测性别
怀孕最令人愉快的一方面是使人沉浸在渴望知道孩子是男是女的神秘和激动中，大多数父母在临近孩子出生时都充满了迫切的期待。
直到最近，父母才得以借助超声波检查确定婴儿的性别。在先前的世纪里，胎儿的性别是按照老妇人的迷信说法来预测的。比如说，孕妇胃灼热和恶心代表是一个女孩，而没有多少动静代表是一个男孩。用一根棉线把结婚戒指吊在孕妇的腹部上方，如果它转圈就是一个女孩，但如果前后摆动，则意味着是个男孩。人们相信吃某种食物可以保证想要的性别，比如吃小苏打和酸味食品可以得到一个男孩，而甜食将会保证是个女孩。
“我们站在一个时代的门槛上，这个时代将宣布对母亲和孩子的重视，将给予公众至今缺少的医疗保健，将缓和社会生活中明显的不平等现象，而这些现象对婴儿和基督徒都曾造成伤害。”
——摘自布拉德福健康委员会主席在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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