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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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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多少年后，上姚一苇老师的课，他讲到戏剧原理中命运问题的时候，说到人被命运控制，就像是吊在钩子上的虫一样，我就马上想起从前的这一幕。人在面对命运的时候，一点劲都使不上。
就这样，连哭都来不及，我们母子又重聚了。我的小和尚生涯，也就从此告终。依身份证所记的年龄推测，我当时刚满五岁，时值民国三十六年。依那个时候的气温衣着的记忆，应该正当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之后的冬季，而父亲正在台湾。
中国人
在大陆，跟姐姐相处的时间非常短，也不记得母亲把我们究竟放在何方？姐姐也许大部分时间就在育幼院里，后来又到了托儿所里，她还在上海读过小学一年级，读完了没有不晓得，但是她在来台湾之前，会背英文的二十六个字母，证实至少她有一阵子是在母亲身边的。我与姐姐会合，已经是很快就要到台湾来的时候了，对于姐姐的确实记忆，应当从此时开始。
自从母亲从李本明姐姐手中抢夺了我，他们全家不知如何向我父亲交代，而父亲也回到了南京中央大学。我幼年的印象里，有妈妈爸爸一起在南京中山陵牵手上台阶的画面，也许就是妈妈找到了父亲，讨论着他们跟我们的未来吧？不过当时应该已经处于离婚状态了，这是事后的推断。
那个时候，母亲应该是已经把我跟姐姐从不同的地方接了出来，准备去台湾了。但是我没有父亲与母亲同居的记忆。他们在那个时候是否法律上已经完成离婚手续，也无从知晓。但据齐邦媛姐姐跟我说，母亲曾经在台湾登报公开指责父亲，内容跟文辞很是激烈，目前还没有去查民国三十六年的中央日报，实在提不起那样的精神，姑且在此记上一笔。但齐教授不会是个打妄语的人。
下关惊心动魄的经历之后，心急如焚的李伯母只得把我被亲生母亲抢走的消息，一五一十地跟父亲说了，父亲的回答却也沉着得很，他说，不用操心，到时候她一定会出现的。
其他的，他一个字也没有。
应该就是在民国三十六年，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二人到了台湾，这差不多是认识姐姐的开始。她是一个很会生气、常常鼓着小嘴、皮肤白白的小女生。我们要去台湾了，妈妈跟我们讲，然而台湾是什么样的地方，我们也不关心，妈妈问起来，我只担心台湾有没有核桃吃？台湾有没有图画书可读？姐姐却怕飞机掉下来，坚持如果飞机上有降落伞她就不登机，她的逻辑是，既然有降落伞，就是属于会掉下来的飞机，那个小女孩儿有很奇怪的逻辑。
那是架很简单的货机，一般所谓的“老母鸡”，人坐在两边，行李放在中间地板上，一面大网子网着。应该是在冬天，因为我们下飞机的时候穿的都是一袭棉袍，我的是深蓝底的面上有许多米粒般各色的小碎花，姐姐的是粉红的花色，我在头上顶了个有绒球的紫红毛线瓜皮帽子，姐姐的帽子是什么样的我就不记得了。我两边的胳肢窝各夹了一件东西，一边是一只金鸡饼干方盒子，里面装的全是核桃；另一边是一叠绑得十分严实的杂志《儿童知识》，上海什么出版社出版，里面的插图是彩色的。这一摞杂志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那是后话。那年我刚满五岁，要是珍珠港事变的那一年出生的话，则应为六岁。
我们在松山机场落地，虽然是冬天，却把我们闷得一身汗。记忆中是一到了台湾就住在青田街，但是后来姐姐跟我说，我们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住在新北投的一栋日式的小院子里，天天可以洗温泉。的确，我最早见到没有穿衣服的女性是妈妈，我们一起洗温泉，她抱着我进浴池，一再地哄我说不烫不烫。除了那一次绑架的时候她紧紧地抱住我，另一次的记忆就是在温泉的黑石头浴池里了。乳白色的温泉冒着热气，用小木桶先洗清了再进浴池，我一下下就闹着要出来，实在太烫。我们住的地方是个小小的斜坡，下面就是新北投公园，园里有喷泉，圆圆的池子，里面养了睡莲，贴水绽放，水里面还有鱼。那个喷泉，至今依然保留着，是难得的日本时代遗下来没有拆除的景致。几米有名的绘本《向左走向右走》里，男女主角初会与重逢的地方，也就是这里。我们有的时候就在这喷泉的边上玩，那个时候母亲也许正烦恼着想要怎么样地破镜重圆。
后来想到的是，父亲不肯在青田街接待妈妈，就这一点而论，他们应当已经不是夫妻了，否则不会那么在意男女之大防，而父亲肯定是早已决心不再破镜重圆了。齐姐姐曾经非常努力地要促成他们重聚，苦苦哀求，也是劳而无功。父亲也许想，你这个女孩儿家，懂什么？
母亲对于我们有什么打算？也许曾经很想跟这一对儿女长长久久。至少，她曾为我们取了个以她的姓为姓的名字，姐姐唤作孙心洋，我则是孙心南。一个向往国外，一个向往南方，母亲对于两个孩子的未来，至少有过想法。她也为我们姐弟各做了一件绒布睡衣，在扣眼的边缘里面，分别以毛笔写上“妹妹”、“弟弟”。我八八年去北京与母亲相会，听她叫唤我同母异父的弟弟章立凡，也是上海口音的“底滴”，又见到了挂在墙上、她亲自临写的兰亭集序，刹那间，仿佛回到了前世。
下飞机的小棉袍跟我们的睡衣，后来都成了姑妈用的抹布，我私下觉得妈妈留下来的仅有的痕迹都消失了，很可惜，但毕竟没说出口来，大概也不知如何表达吧？想来小的时候，就已经很多情。对姑妈的做法心里是有意见，然而七八岁的小孩儿是不会开口说出来的。大人在乱世之中，想不到这些，长大之后我也能体会。
母亲在身边的最后几天，常常把我和姐姐叫到跟前，好像至少那几天是住在青田街的。她只要开头说一句：“妈妈快要离开你们了！”接着泪如雨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只有跟着哭。母亲有的时候也会说：“以后你们就是马渝光、马国光，不是孙心洋、孙心南了！”我就哭着说我不要做马国光，我要做孙心南我要做孙心南！
青田街房子的右边有两间榻榻米厢房，中间只隔着纸门，晚上睡觉之前，女仆锦娘先为我们铺好棉被。褥子很厚，姐姐有一条日本织锦金光闪闪的被子，先做好了送到家，她就先有了一床好漂亮的棉被，我急得大喊大叫，妈妈赶紧安慰我说我的更好看，是有很多小人的被面，我这才勉强安顿下来。一两天之后，我的棉被也来了，是天蓝细绸底子上面有许多小兵，各个都戴着一顶鸭舌帽，各自都有不同的武器，有的是一把长刀，有的是一枝长枪，或立或跪，都是作战的姿势，个个不同，全都是小男孩。后来回想方知，我的被面上的都是小日本兵，还挥舞着中间有个大红饼的日本旗呢！但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民族意识，看到被面上许多小兵，好高兴，觉得姐姐的那床被实在差远了。其实姐姐的被面有可能就是现在精致昂贵的艺术品“西阵织”，比我的蓝绸子上几个小日本兵怎么说都要贵重。
母亲哭得越来越伤心，后来知道了她想要与父亲再度和好，依当时的情况，当然是父亲并没有回心转意。父亲一生一世再也没有提到母亲的名字，没有提到我们为何成为单亲子女。人世的苦，若是真苦，大多是说不出更是不想说的苦，我了解。童年中当然不会这么想，只希望妈妈不要走，其他的都不清楚。
杨家骆教授曾经跟我说了若干关于我父母的故事，无非是一些片段而已。他是史学家，而且，至少可以说跟父亲的交情很不一样，有的典故他是愿意告诉我的。
这是其中的一则：
重庆有许多的山洞，有的是天然的，有的是人工的，其中有一处很深的钟乳岩石窟，应当是个可以游玩的名胜，由市政府管理，定期的要打扫打扫。那个年代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在洞中装上各色各样、大小高低不同的彩色灯组，还配合上专业的音响工程，再铺上平坦的步道，天天游人不绝。那个时代那样的钟乳岩石窟，只有自己用手电筒或是火把照明而已，而且不会有什么人进去，大家还在抗战哪。
有一天，正在里面打扫的工人，隐隐约约听到有哭声从黑漆漆的洞里传来，似有若无，时断时续，刚刚听到想要听得更清楚却又没有了，以为是幻听却马上又出现了，两三个人彼此互问，确定里面有哭声，一时吓出一身冷汗。
他们决定朝里面再探探虚实，打着火把，战战兢兢的，一脚高一脚低，一直往里走，在最深深到无路可走的尽头，发现了一个泪流满面的大男人，那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是个东北大汉，亲朋好友对他的印象都是豪迈过人，笑口常开，声震屋瓦。那一次，应该正是与母亲闹得不可开交之际。父亲一生哭得最惨的一次，应该就是在这个深深的钟乳岩洞的尽头吧？他与母亲之间痛苦的感受，是否在三十年前，已经随着火化而去的轻烟，了无痕迹了呢？
仅有一次，记不得当时什么话题引出来的，父亲依稀提到，一个有了孩子的女人只要还能尽母职，其他的都不要紧。父亲也许想要告诉我什么吧？然而对话也在这里中断，像掉落在深不可测的黑洞里。
民国三十六年的某一天，是我一生中重要的一日，虽然记不清日期，却一定忘不了。
早晨一睁眼，就跟所有有妈妈的孩子一样，我跟姐姐从榻榻米上铺的日式温暖的被窝里醒来，几乎是发自本能的，叫一声妈妈，我们说的是上海话的“姆妈”，读如“乌马”。但是，我们得到的回应，却是低沉的一声：“嗯！”
一时姐姐与我天崩地裂也似地号啕大哭。再也明白不过，从此再也不会见到我们的妈妈了。
父亲只是放任我们哭个够，不理不睬，他又能怎样？马上变出个妈妈来吗？
过了一两个小时，在锦娘为我们把衣服鞋袜穿好之后，父亲亲自带着我们去一个小学校，在植物园对面。如果不是在最初上了这一所小学，我至今一口至少外地人不太分得出的北京口音，大概就没有了。而这一口京腔，也影响了我的一生。这所小学就是国语实小。
父亲先把姐姐送到了三年级她的教室去，我看着姐姐进了教室，她似乎熟门儿熟路，到底是上过学、见过世面的人。我只有在南汇清凉寺当小和尚的时候上过几天乡下的小小学校，还是只有凳子没有桌子的教室。姐姐都会英文字母了哩，她没有适应的问题。
然后，父亲就带着我去找老师。
我们没有直奔教室，先去老师的大办公室找老师，应该是班导。
一位女老师出现在面前，慈眉善目的，父亲简单跟她说了几句话，老师摸摸我的头，弯下身来，笑眯眯地问我说：
“好乖，好可爱，你叫什么名字？”
一时我心神大乱，妈妈说我是孙心南，我不愿意妈妈离开我们，最近妈妈动不动就说我们再也不会是孙心洋、孙心南了，我却真的不愿意当马国光。
身旁站着我父亲，穿着长袍，如山如岳，我抬头望望他，他就像清凉寺大雄宝殿上的菩萨一般雄伟镇定，快要碰到走廊的屋顶也似。
父亲的大手依然牵着我的小手，一时非常为难，我是谁呢？我是妈妈的孩子还是爸爸的孩子？这个时候这个问题该问谁呢？妈妈如果在就好了，什么都可以问她。要上学，老师会问到名字，这都是我料想不到的情节。
心中转呀转的，我怯怯地小声回应：
“马国光。”
以后我就一直当马国光到如今，然而，假如当时回应我是孙心南呢？好险！好险！
国语实小只读了一年，却影响了我的一生。
说得一口上海话的我，依小时曾经住在对门、又是同班同学的戈定瑜，她在电子信中所表，她初见我跟姐姐，一起看一只盆里的小乌龟，我们两人讲的话她一句都听不懂，那就是上海话了。但是我们听别人说的南腔北调倒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是家里来往的客人东南西北都有之故，自然也听得懂老师说的是什么，只是自己的口音格外的不同，依然浓浓的上海腔。那个时候习惯管老师叫先生，这两个字的上海话发的都是尖团音，尖尖细细，我的问题多，动不动就“先生先生”地叫，很招笑，但我也无所谓。
上课不能讲话，小朋友都安安静静听老师的。学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父亲家里有位车夫，名唤秀桑，早上便拉着一部黄包车，带着我跟姐姐，文人小说下载一路青田街慢跑到国语实小。秀桑很爱逗我们，常常把整个黄包车放倒，我们便随着车身平躺在地面上，对着青天，哈哈大笑，非常刺激。秀桑是台大的员工，父亲是当初来接收台大的，就可以用一位黄包车夫。后来才知道，父亲要是不用他，他就会失业。
在南海路跟重庆南路交叉口，就是现在邮政博物馆的所在，有一家秀桑的朋友开的小店，卖些水果杂货等等，秀桑也常常在他家店面前停下来说说话，我们一句都听不懂，但是常常有得吃。有一次小店店主请我们吃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阳桃，一口下去，我的一颗牙居然嵌在阳桃里，不肯再回到牙床上，那是我掉的第一颗乳牙。
国语实小在植物园对面，中午休息时间比较长，小孩子都到植物园里玩，无数的小朋友围着荷花池，个个都趴在池边，用一根线拴着一个大头针弯成的钩子钓虾，好小的虾仔，不到一截小指头那么长，比筷头还要细，钓起来了就放在随身带着的小瓶子里，还配上一两根水草。我是不会钓的，但是也跟着凑趣趴在池边。可不知为什么，围在池边像是无数的蚂蚁围着饼干一样的小朋友，一阵轰乱，已经钓到的鱼虾也不要了，大家四散而逃，个个拚命地往学校里狂奔。原来有人说警察来抓小朋友了，大家就吓得慌忙夺路，但是谁真见到了警察吗？从来就没法证实。以后读到谢安派朱序潜伏在苻坚的八十万大军中，放出谣言说敌军来了，马上阵脚大乱自相践踏，终致大败。那一段历史，我信。
我们的老师她姓甚名谁，当时年纪实在小，根本就没有记过。然而印象深刻。
中午吃饭，小朋友吃便当，老师总是把她的便当带到教室讲台上，跟我们一起吃，大家好开心。有一天，我带了馒头，刚好上课上到一首对话体的儿歌，唱的是从竹子到变成蒸笼，最后几句是：
“做蒸笼做什么？”
“做蒸笼，蒸馒头！”
“蒸馒头做什么？”
“蒸馒头，送给老师吃！”
同学看到了我有馒头，都说要送给老师吃，我当然也义不容辞地把便当拿到讲台前，请老师吃。老师好高兴，但是一口也没有吃，一再谢谢我，弄得我都很不好意思。
还有一事，就是有一天老师发现有一位小朋友好几天没有来上学了，问了问有谁知道他为什么没来？当时就有一位同学回答说他死了。老师当场合上了便当，掉下眼泪。
第二天，老师上课的时候跟大家说，某某小朋友没有死，生病了，很快就会回来上课的。老师只是轻轻地跟我们说，小朋友不要随便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那位同学没有死，就别说他死了，要记得哟。
老师一点都没有责备那位胡说的同学。
我不知该怎么感谢这位老师，我连她的大名都不记得。因为她推荐了我参加演说比赛。老师，你不晓得，那一次的推荐，决定了我的一生，谢谢你老师，不论你在哪儿，祝福你子子孙孙都福寿康宁啊！
我的上海口音依然很重，我们读的是国语实验小学，口音自然是要纠正的。我要讲的是“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老师替我把讲稿都写好了，我只是负责背下来，也没什么困难。又有许多的动作手势，一个个学好了，记住了。断句、语气、音量、表情，老师无不细细指点。
到了比赛台上，我照老师的吩咐演说了一番，得了第几名，也不记得，总之得了奖。从此每回演说都参赛，都得奖，直到大学。进入社会之后，有好一阵子，演说是我重要的收入。
由于每次上台演说都需要一口标准国语，我的国语便突飞猛进。但到真正合标准，已经是在初中的阶段了。从最早在合川的一口京腔到忘掉京腔说得一口上海话，再从上海话回到了标准的国语，又把上海话给忘得精光，波涛起伏，变幻莫测。要不是那位老师，我以后也不会吃了好一阵子的广播饭，再由广播而进入学校的教职，从而半生在校园中度过，这也是“蝴蝶效应”吧？
我无数次地回想，要是在那门课上，没有那位老师问道“哪位小朋友要上台来说故事？”我又会有什么样的一生？
这门课的名称是“说话”。
上课不许说话，但让我不明白的是，却有一门课，叫做“说话”。
“说话”课，也不许说话，要说，要由老师指定。老师在这一堂课里，好像也不怎么想说，就会问有谁要上来说故事？我就马上举手。记得早在还没来台之前，就读过《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也看过书上的丰子恺的漫画书，读得特别熟的是一些《儿童知识》杂志，最爱里面每期都有的连环图，四格的，大多是成语或是历史典故，也有一些是著名文学作品改编的，也都只有四格。我就依照自己的记忆，把这四格漫画说成故事，同学们也都听得入神。习惯成自然，以后上说话课，不用老师问，同学就鼓噪着要马国光讲故事，那我就当仁不让了，总是从众之命。
可惜故事终究有讲完的一天，老师再问谁要上来讲故事，我就不敢举手了，岂知同学还是要我上台，我说没有故事了，就有人回答那就把那个什么什么再讲一次好了。于是我上台把说过的故事再说一次，大家依然听得入神。因为，虽然同出于一个四格漫画，我总是会添油加酱，颠颠倒倒，说出跟上次不太一样的故事，并非真有所好，实乃不得已也。至今讲同一门功课，也自然而然地会说出不同的内容感想，其来有自。
后来写作成为我的重要生涯，教书成为我的职业，也跟小时这一段讲故事的经历息息相关。
当时台湾光复未久，台湾有许多人不清楚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老师常常以我作例子问大家：
“马国光是哪国人？”
“中国人！”同学齐声回答。
“我们大家都是哪国人？”
“中国人！”大家的声音更大了。
老师听了很高兴，要大家一起说：
“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
现在已经事隔六十多年，我却再也无法当做“中国人”的样板了，要是问我是哪国人，就会一时千头万绪，欲语还休。
第五章 失落的童年
引子
在台北青田街七巷六号度过了童年、少年与青年
那个时代
时值民国三十八年（1949），这一年的四月二十一日，长江江阴炮台撤守，共军大举过江。五月，“老总统”来台，用了一个当时便记住了，自此一辈子没有忘记，也没见到谁在别处用到的动词，唤作“复行视事”，搞不太懂，后来知道，就是重掌权力之意。后来又发现另一词，好像也是只有对于“老总统”才有作用的，唤作“几秩晋几华诞”，讲的是年龄，如八十二岁，偏不说八十二岁生日，要说：“八秩晋二华诞”。
日子像清风翻书，一页页飞过，这几年间，记得听到街上有人放鞭炮，却又不是过年，然后长辈们互相开心地道贺，方知因为韩战开打，美国的第七舰队来防守台湾海峡了。反共教育排山倒海的，充塞在所有人的心臆里，读的是反共书、唱的是反共歌、画的是反共画、演的是反共戏，演讲作文，总是要找机会反共，结论不是明年回南京过年，就是回家乡团圆。至少有许多人，吃的也是反共饭，他们是以反共为业的，当然是行动少口头多，“共匪”太遥远，我们真没机会见到“共匪”。是不是政府要把反共搞得更充实，就一天到晚地强调“匪谍就在你身边”，要大家好好地抓匪谍？宣传海报把匪谍画成戴了墨镜躲在阴影里的恶人相，都那么样倒也很好辨识。在街头巷尾、车站、闹区、风景区，只要有人的地方，都贴上抓匪谍的赏额，那个时候大家都穷，那么多钱，谁不想要？但谈何容易？眼前真有的话，五年抓一个，都可以吃饱饱。也可以成立抓匪谍公司，分门别类各司其责的抓，按制度分红，稳赚不赔。问题是监狱里虽然有许多的匪谍，却都是特定机构的人才抓得到，平常百姓，能不致无端地变成匪谍被他们抓去就好。几十年之后，才知道真有告密的人，他们几年告一个呢？
头一次见到真正的“活共匪”，已经是在几十年后、去大陆看母亲的时候了。他们也是人，也讲礼义廉耻，也会作诗作词，也有情有义，但他们就是相信共产主义。但我们在过去居然深信，这个世界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等几个人之外，绝对无人不反共，他们统治的人民，无一不是受到了迫害，否则便是受到了欺瞒，没有例外。他们天天都在等着我们去拯救，早就等不及了。
钞票从原先一日数跌的老台币，换成新台币，四万老台币才能换一元新台币，钞票面额最大的新钞是十元，绿色直刊的图案，上面一个“国父”头像。而记忆中最早的枝仔冰是旧台币十元一根，一元新台币可以买到一辈子都吃不完的冰棒。西门町博爱路各个转角都有人“叮叮叮”地敲着上面有袁世凯头像、大家唤作“袁大头”的银元，公开的价格是四元换一个。政府实行配给制，军公教的重要收入不是钱钞，而是米、油、盐、煤之类生活中不可少的民生用品，分作大口、中口、小口，严格地制量。每月到时候就有人骑着三轮板车，上面载着这些民生必需品，挨家挨户地运送，斤斤两两地称。整个台湾都穷，有客来访，玄关地上脱下来的鞋，常常被小偷偷去，只得让客人穿着拖鞋回家。有的人不怕偷，因为一年到头只穿木屐的大有人在。
我在这样的时代中不知不觉地成长。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暴力世界
写这部分文字的时候，新闻报道中说，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娃娃，疑遭亲生母亲跟表阿姨凌虐致死，并且，杀人凶嫌涉嫌堙灭尸体。这一则新闻令人发指，尤其受害人是小孩子，他们没有抵抗力，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发言权，所谓民主，所谓人权，政客也不会关心，因为他们反正也没有投票权，小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是弱势中的弱势，要是父母、家人、老师不去好好地保护他们，他们的命运就可能会非常悲惨。
一个家庭到一个社会，到一个国家，能否充分地保护小孩子，是这个家庭、社会、国家文明进步的指标。否则其他的再怎么好，也不够文明，不管你有多少国民所得还是书香世家，我就是这么认为。
我就是在如此不文明的环境中成长的一代，也许不是人人都遭逢暴力相加，然而我曾经面对的世界，却真的充满暴力。
一开始就没有人会否定体罚。父母亲如果有机会见到老师，一定会说，老师请您好好地打，用力地打！不听话，尽管给我打！拜托老师！谢谢老师！
直到上中学的时候，我读师大附中初中一年级，这一所学校当时都是男生，个个都非常顽皮，把我们的班导郝春萍老师气得哭出来，并且说，怎么办？我又不会打你们。下面很多的同学高叫老师你打嘛！你打嘛！老师尽管打嘛！
大家这么叫喊着，我却暗暗吃惊不已，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好好的人干嘛要讨打？人会说出这种话来，我当时无法形容心里的感受，现在我可以说，也是一种未能充分自觉的无耻。
这个问题渊源很深，小学开始，经验的就是打骂教育。小孩子视挨打为平常，为理所当然。小孩子会不会挨老师打，很多是凭运气的。的确有的老师不打小孩，如我姐姐的班导，记得他姓陈。但也只是极少数，差别只在有的打得凶，有的打得不凶。
在国语实小的阶段，我没有见到小朋友挨打的记忆。后来读了北师附小，我固然不是常常挨打的对象，但是看到同学挨打，触目惊心，老师想要杀鸡儆猴的话，目的一定达到了。
记得当时北师附小的大办公室里，墙上高高的有一副对联，写的是“铁肩担教育 笑眼看儿童”，有无铁肩，我不得而知，笑眼却不怎么多，多的是体罚。
体罚的花样很多，打，只是其中之一。
最平常的就是罚站，上课说话，罚站！打瞌睡，罚站！偷偷吃便当，罚站！迟到，罚站！没有向老师行礼，罚站！上课看小说，罚站！走路吃东西，罚站！……一站一堂课两堂课，十分平常。
罚站又可以细分为在教室站，在大太阳下的操场站，课后大家都回家了，去办公室向老师报到，在大办公室里站。全校列队升降旗的时候，罚到边上去站！有的小朋友被老师罚在操场角落边站，后来连罚他的老师都忘了，小孩子却一直站到天黑也不敢离开，甚至于尿了一裤子。
罚站的时候，有的只是单纯地站一站，有的还要附带羞辱。花样不少，比如上课讲话，老师就用红笔在小朋友的嘴巴画上一圈，站在那里示众。有的老师制作了一顶厚纸板的高帽子，上面写着我爱讲话我很多嘴之类的言词，强迫小朋友戴上示众。有的老师觉得这样还不够，要小朋友坐在排球场中线高高的裁判椅上，远远的就看得到这是小犯人。作家三毛上中学时也曾经受此羞辱，以致有一阵患了失语症，无法上学。
罚站也可以延伸出许多其他的附带惩罚。比如两腿半蹲式的站，几分钟《'文'》就吃《'人'》不消。高举《'书'》双手《'屋'》的站，没有多久，手臂由酸到麻，两臂在空中弯成菱形。也可能叫小孩子跪着，却举着双手。有的老师会要小朋友头上顶着一本书，要是书掉下来，加倍地打。
还有罚跑步，常常是全班一起挨罚。要是大家太吵，老师便把全班带到操场上，不管你个人有没有吵闹。绕着操场一圈圈地跑，不到叫停就不许停。老师搞的是古代的连坐法，这一点也不稀奇，孙立人、雷震，也是被连坐法罗织成刑的。长大之后方才知道，这是离间人与人的关系最深最狠最毒的方法。
还有威吓式的惩罚。比如考试没有达到老师的要求，差几分打几下。大多数人一生视读书为畏途，就是读书总伴随着痛苦难堪的记忆。打的时候，小朋友排队靠墙站好，老师亲自拿着藤鞭子，看看试卷，差几分便狠狠地打几下，小朋友伸出双手，紧闭着双眼，就要打了，小朋友会本能地缩一下，然而又不得不把手再伸出来，让老师打足该打之数。手心打得红通通的，高高肿起，个个回到座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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