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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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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跆鲆坏愣四撸阄事杪枘阒懒俗约旱挠啄曷穑拷憬阌糜⑽幕卮鹚担骸癐 still don’t know。”
长辈依然不舍几十年前的情义，也要看看老友之子女境况如何。这样的人情，就是我们这一代也不多见了。
另外也有一个短暂而奇特的遭遇，应该说，只是对话。
那次我承蒙中山文艺基金会之邀，担任散文奖的评审，因为是复审，并没有开会，审稿都以通讯来往。基金会的董事长是刘真先生，谁都知道他是台湾师范教育之父，也担任过师大校长跟教育厅长等职。大概是从复审委员名单中看到了我的名字，老人家居然主动打电话来，说是认得我母亲。我们在电话中谈了一会儿，听到他对母亲的才情与容貌的赞美。老先生是我从小便知道的人物，他要我随时去他的办公室谈谈。但是有一回想起来应该去拜访他老人家时，他病得不轻，便没有去打扰。
另外还有一次，当时我还在中广当播音员，有一天新闻局副局长甘毓龙先生打电话来，邀我去他的办公室见个面。到了后，方知我们是亲戚。他的夫人家与我母亲家是亲上加亲的亲人，我只会这么说。相信很多从大陆来台的第二代，都不容易弄清楚亲族关系，实在由于家里的人口太少。
他们都是我接触的人物中难得属于母亲那边的亲友。四十多年之后与母亲初会，她已经是快要八十岁的老太太，一个恨不得守住我关爱我至死的老太太，别人口中的才情与容貌，我一点儿都没见识过。
一九七五年年底，忽然间收到一封信，从信封上辨认，是美国李本明姐姐的来信，跟她已经多年都没有通音问了，怎么会来信？一边上楼一边拆一边读。
当时两岸还没有开放，有信的话，多半还是要由国外的亲友代转，大陆的来信都得夹带在信封里，对于某些人，可能还冒着前程的风险。本明姐自己写的信不长，只说在北京遇到了“娘娘”，是北京人称呼伯母的意思。信中又附带一信，原来是我的身生母亲写的，她请本明姐帮她打听一下三十年前离开，再也没有见到的两个儿女的下落。我根本来不及细读，立刻冲上楼，见到了太太便抱住她大哭。
我也有妈妈了啊！
然而激情很快就过去，开始想到了许多本来跟自己看来没有什么相干的事，比如反右、“文革”、“四人帮”，等等。
我回了一封长信，寄到母亲手上那天，好像快过年了，当时“文革”余波荡漾，母亲与同母异父的弟弟依然没有得到完全的平反，他们住在北京劲松的一处大院子里，这就是说，那是许多人合住的一所房屋。
母亲是在晚饭之前收到了我的信，当然迫不及待地打开来读。那是一九八○年代前的事，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尚未出现，大陆依旧贫困落后，几家人家共用厨房跟起居室，母亲就凑着共用的起居室仅有的一盏微弱的电灯，站在那儿，把我的信从头到尾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读到夜阑人静，读到四下无声，再抬头，已时近午夜。这才发现，她已经在那个灯下站立了好几个小时，怀疑此刻是不是梦？
后来母亲又托人寄给我一盒古墨，我把这几块墨做了拓片，写了一篇散文，标题就是“拓片”，描述母子重新发现对方的感受。这篇作品并没有给母亲先读过，没想到却让大陆的报纸转载刊出，母亲读后，很是激动。从此母子之间便时有鱼雁往返。只是激情已过，当时两岸禁止相通，到大陆去是违法的，也不知何日得以相会，而且我也没有太高的意愿，毕竟分离得太久，记忆太模糊，也没有共同生活的经验。觉得能找到对方已经很不容易，就一直通信好了，两岸政治问题带来的阻隔，我们无法突破。
直到有一天母亲在信中说，她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很怕另外一只眼睛有一天也会看不到，希望可以早日相逢，以免抱憾无穷。
进大陆之前，也有几位朋友提醒了若干注意事项，比如大陆亲友的贪婪、薄情、翻脸不认账，等等。他们有的更以亲身经验相告，听来惨败收场者也不为少，然而我却是个根本就没什么可输的人，这些言语参考参考就是了，我还是决定让母亲在一只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好好地看看她的儿子我。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是我的孝顺，只是义理之常而已。
那是在一九八八年，距离跟母亲联络上的许多年之后。好几位长辈跟朋友都比我更早见到我母亲，我总是想法子拜托人家帮我带一点什么去，其中也有外国人。那是父亲在世的最后两三年，我一点也没有向他透露跟母亲有信件来往的消息，他既然对母亲只字不提，我就同样一句也不说。
我把与杨家骆先生夫妻合照的照片寄给母亲看，她的回信里对于杨教授很不以为然，我听了也一字都不讲，上一代的恩怨，用不着让下一代知道，即便是牵连到婚姻问题。我认为，再也用不着解释说不清的感情问题，我了解母亲总想表白一下她当年为何把我们留给了父亲，又想说清楚为何她会跟父亲离婚。说得清楚吗？我该知道吗？我一定要下判断吗？我不想听，不想知道。男女之情要是说得清楚，人生还有什么意思？以通行常理论断爱情，本非我之所愿，我总在逃避母亲的解释，因为既不想虚应故事，也恐怕真相大白。我肯面对的只有一个简单的事实：她是我亲生的母亲，她无底地爱着我，必要的话，她会毫不迟疑地为我牺牲，包括她的生命，就这样，还不够吗？
母亲一生都没有过到什么好日子，她爱有才气的饱学之士，先后嫁给了父亲与章乃器先生，他们二位都很符合这样的条件，可是母亲也都没有从他们那儿得到幸福文人小说下载。她生了三个孩子，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最后这一个与章先生所生的章立凡，却因为我至今也不了解的、当时所谓的“反革命”问题，从十九岁到二十八岁，人生最美最精华的岁月中，成为一位年轻的政治犯，那个十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母亲自己也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落得一无所有，六七十岁了还要当扫街工。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她唯一记挂的事便是一个月一次，清早天还没有亮就起来，到离北京城很远又极冷的延庆去探监。到有一天平反了，章乃器先生却也过世许久了，我还记得，在台湾的报刊上，也报道了章先生过世的新闻，姓名上冠了一个“逆”字，唤作“章逆乃器”，那时我怎么会晓得他就是我母亲后来的夫婿？差一点被蒋介石枪毙的七君子之一？章先生在国共两边都不受欢迎，都差点断送了性命；身后只留下风骨与名声，跟母亲嫁的头一个丈夫我父亲一样，也是个非常不识时务又爱国的书呆子。他原本在香港从事于金融事业，毛泽东请他回去共同建国，他就扔下一切回去了，结果在反右运动中几乎送命，历经牢狱之灾，仅以身免，生前未及得到平反。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在当时，虽然经国先生刚刚去世未久，他生前就说是开放了赴大陆探亲，但是先得申请才行，没有观光这一项，申请了准不准很难讲。我的母亲在身份证上是“殁”了的，要确定她没有过世，得怎么做才能让相关单位相信？我没有把握，我怕申请不成，于是顾不得法律，打算从香港进入大陆，先在画家刘国松家住了两三天，听他说了许多亲人相会的故事，负面的为多。但是，听起来，我似乎不会遇到这些情况。
大陆就是我心目中的祖国，不像现在，谁要是公然地说大陆就是他的祖国，就是统派，统派就是亡国奴，亡国奴又等于卖国贼，到了变成卖国贼，自然人人得而诛之。那个时候海峡两边的敌意还是很浓，祖国与敌人是同义字，很荒谬，但这样的思想在台湾已经有许多年了，我应当就是那种国家民族观念教育下的一代，没想到有一天能够安全地来去，从飞机往下看，脚下是一片从书本上早已熟悉、又在考卷上回答了无数次的祖国，但也一直仅仅是属于书本上存在的土地，成为事实，反而有点不适应。
公审“四人帮”时，从电视上的转播听到了他们跟我们说一模一样的语言，都觉得怪怪的，他们是“共匪”呢！怎么也说国语？虽然知道他们不说这个也没别的语言可说。中国民航也太不一样了些，都起飞了，还有行李从上面的行李箱往下掉，小厨房里的一个柜子，整个地甩了出来，好可怕。空中小姐爱理不理的，一个比一个神气，发给我的餐点里有一只冰冻的鸡腿，上面结的霜都还未解。但这也是我的祖国啊。
飞机终于在一个破旧的机场落地，就是今天美轮美奂的首都机场同一个地方。小得可怜，只有一个行李轮转台，用推车还要付租金。我戴着一顶宽边草帽，后来母亲说，她一看到戴帽子的，就知道一定是我。大概这也是母子连心。
母亲早在三个多小时之前就到了机场，早早地在门边占了个好位子，依现在的说法，她要在“第一时间”看到我。她立定在门边的位置，三个小时，一动未动，用她仅有的一只眼睛紧紧地盯着，这只有母亲才做得到，恋人也无法相比。
我有点手足无措，在跟着母亲、弟弟出机场之际。计程车好小，很勉强挤进了三个人跟行李。那一阵，新闻媒体上常有一些报道，就是两岸亲人一见面，马上抱头痛哭之种种，我很怕，怕我哭不出来，又怕真哭出来，只好先在电话中说清楚，彼此一定要好好地控制情绪，别哭。
从香港转来的飞机，落地的时间在下午，我没有去牵妈妈的手，她是个陌生人，一位老太太，穿着很朴素，我不太好意思细看她。弟弟也是，没想到个子比我还要高，斯斯文文的，没有一点红卫兵的气味，也没有蹲过十年苦牢的风霜，反倒像个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说话慢慢吞吞，动作沉沉稳稳，细皮白肉，那么，我们都得自母系遗传了。
在信里，用文字表达，我很习惯，面对面竟然找不到什么话说，只觉得，那个遥远的、记忆里穿着有垫肩的西式大衣的时髦女子不见了，跟眼前的这位老太太全不相干。
母亲只在上计程车之前，拉住我的胳膊说了一句话，上海口音，轻声轻气的：
“等一下子，在车上的时候，你什么话都不要讲。”
吓得我真的一路无话。直到崇文门那栋十几层的家门口，刚下车，母亲又说了一句话：
“等一下子，进门之前，什么话都不要讲啊。”
母子重逢，比我们更安静的，大概再也找不到了。我们也没有什么“旧”好“话”，倒是弟弟肚里有许多掌故，国民政府时代的种种，他十分了解，后来方知，他是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方面的专家。他的最高学历是清华附中，身陷“文革”大难，也没有读完，却能博学多闻，供职社科院研究，在那样的环境中，十分罕见。后来见到更多的大陆远近朋友，我不禁怀疑，他会不会是全大陆最斯文的男子？
计程车司机帮我们把行李搬上楼，才刚探头，说了一句话：
“好宽敞啊！”
我跟着四面看，心里的一句话是：
“好狭小啊！”
原来不到二十坪的屋子，在北京，已经算是大的了。
在北京，可以读到许多台北读不到的书，弟弟有不少藏书，门类广泛，古今俱全，非常合于我的胃口，边读边谈，每至深夜，不亦乐乎。现在他已经是一位政论家，四处稿约演说不断，我至今却依然怀念当时灯下抵掌、纵论古今的快意。
母亲住在十楼，我看到楼梯口有许多已经干枯的花圈，方知原先住在六楼的沈从文先生刚刚过世。进一步又知道，这一栋楼的住户许多都是名人的遗族。徐悲鸿的未亡人廖静文女士，郭沫若的公子、物理学家郭汉英先生，另外李鹏的亲家也住在十楼的另一家。然而除了电梯有人照应之外，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待遇。在我的心目中，沈从文是何等了得的人物，但是包括母亲在内，看来也就是个邻居而已。曾经遇到张兆和女士上楼来看母亲，张兆和跟母亲曾经是同学，一口徽音，十分温柔，我送了一把从台湾带去的兰花给她，她看了又看，说是干了还可以做成干花。另外听弟弟说，沈从文是在家里过世的，要抬出去的时候，电梯太窄，所以，死后的沈从文，是坐着离开他生前最后住所的。
那个时候台湾来的出门还要用外汇券，所有的东西，都要以外汇券付款，正好是一般人使用人民币的两倍。对此我心理非常不平衡，觉得非常荒唐。除此之外，花钱还要附带许多的配给票，名目繁多。有米票、面粉票、豆票，要是在馆子里点了一味豆腐，就用得着。还有肉票、蛋票、油票，等等。假如要买衣服，不管是内衣还是衬衫，得有布票。票儿小若指甲盖，颜色各异，薄如蝉翅，无论买什么，光有钱不行，还得搭上票才行。而且，在北京的票不能在南京用，各处有各处的票，人民因此很难自己到远处去，应该也达到控制人口流动的效果。另外让我吃惊的是，到了饭馆，点的菜很少都能照我的意思，三样菜总是有一样不是我点的，要是提出异议，跑堂的只一句：
“不是一样吃呗！”
与母亲重逢之后（摄于北京植物园）
邀约八十七岁的母亲南游，在杭州西湖柳浪闻莺处，桃花盛开，碧柳如烟，母亲与妻子晓清同摄。
这就能堵住我的嘴，十分有效。有的饭馆要客人自己去端菜，手脚也要快，慢了就让别人端了去。碗筷油腻腻的，先要自己去拿，然后自己去洗。菜一上桌，蚂蚁就得到了消息跟着上来，这是在东来顺的见识。买食物都不准挑，由售货员拿给你。他们说你挑完了剩下的给谁啊？根本就没有货物分级的观念。国营市场常常连包装都没有，买了个大大的猪头肉，只得顶在自己的脑袋上，一路吆喝着：“让啊！让啊！”好让他挤出去。计程车明明没人，没有一部愿意停下来载客，因为每部车都是国家的，每个司机都拿一样的薪资，谁也不愿载客。这比《镜花缘》、《格列佛游记》跟辛巴达七航妖岛所见都不遑多让，非常古怪。我们天天讲“反共抗俄”，总是说人家怎么水深火热，怎么吃草根树皮，却未曾一见，只是，这些古怪，大概蒋经国也没有想到吧？政治制度好还是不好，要从生活来看，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都不该是重点。
但是更有意思的是，二十年不到，这里却能脱胎换骨，许多原来他们拚了性命，流了无数鲜血去维护的价值观念，顾盼之间，弃之若敝履，发展得金碧辉煌，连台湾都要期待他们的眷顾，等着大陆同胞拯救的大有人在。这也真是天大的意外。与其说是政权多么能干，不如说汉族那变幻莫测的身段，真乃世间之仅有。
到北京才三天，听说母亲很久都没有出门了，就决定一伙儿去承德走走。我问承德远吗？弟弟说不远，那么有多近？他说火车八个小时就到了。八个小时！我们都到了吕宋岛了。我知道，现在可是在一个大国了。
我们住在承德的一处公家招待所里，停留在承德的那几天，每天，不论什么时候，母亲会随时地忍不住痛哭，特别是回到居停的招待所之后。我这才明白，原来该哭就一定得哭出来，昨天没有哭出来，今天也要哭出来，今天不哭，那么就明天哭。四五十年前没哭出来，四五十年后，只要尚在人间，还是要哭出来，连本带利地哭。八十岁的母亲哭得好惨，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年纪的老太太哭得那么凄惨。她的哭并没有让我太伤心，反而觉得害怕。虽然说是重逢，其实与初会没有什么两样，因为我们母子分手的时候，我才五六岁，并且在那几年里，有记忆的时间跟她在一起的极少，当然没什么特别印象。可以讲我一见到的母亲就是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一下子越过了母亲的青年、中年与盛年，我们没有共同的记忆，所以初见面也是客客气气的，实在无从抱头痛哭，陌生感一直到回北京三五次之后，才渐次消除。现在见了她就自自然然地会搂着她说话，那是费了许多光阴慢慢暖化了的状态，我原本就没有跟亲人亲昵的习惯。她太老了，日子当然有限，我哄哄她让她高兴一点儿，也是理所当然。
她有许多种的哭，有的时候她躺在床上，手背捂着眼睛，只管流泪。有时饮泣继而痛哭，也会躲到洗手间里吞声而泣。那几天她看起来没有多么高兴，但是情绪发泄一番是必要的。几十年了，不可能只为了母子相逢而哭，她经历反右的冲击，是很老资格的“反革命分子”了，到了“文革”，那样的知识分子不受罪是不可能的。她之再婚依然不幸，因为章乃器先生在与她相识之前，是曾经有一个已离婚的家室。她与章先生婚后得一子，也可以稍慰于心了吧？没料到这个身边唯一的儿子，却因为出身不好，又有了十年之久的牢狱之灾。在此同时，她被政治迫害逼出门墙，打成扫街妇，以极为微薄的工资，不但要应付自己的生活，还要节省下来作为探监的车钱，还有给弟弟在里面的开销。还有更多我不知道的痛苦，她忍了好多年，在见到了暌隔四五十年的亲生儿子之后，便一发地倾泻而出，哭到欲罢不能。
弟弟跟我讲过一段母亲与他的故事。
从北京到延庆，现在很方便，车子也很好坐，但是三四十年前可不一样，要好几个钟头。特别是在秋冬之季。延庆是北京最北面的县份，秋冬之季格外寒冷，后来每年的冰雕展就在延庆的龙庆峡举办。母亲为了要老远地去探监，清晨四点不到就起床准备，把各项杂事处理好之后，赶紧烧一锅热水，用来泡脚。天寒地冻，一会儿水就凉了，继而烧上第二锅第三锅，把双脚双腿都浸得暖暖的，这才上路去赶头班汽车。腿脚因为浸泡过热水，就不至于还没有到达便已冻成一对冰棒。想象得出这一路来回有多么辛苦。
有一次，又到了可以开放探监的日子，在里面的弟弟却得了重病，母亲一点都不知道，还是照样地老远来看儿子。监狱里的医疗已经无法处理弟弟的病，而我弟弟病得气如游丝，无法行走，只是维持了一点意识而已。弟弟让人用担架抬着，到了监狱大门口，却看到母亲远远走过来，他一时十分踌躇，要打个招呼呢还是不打招呼？打招呼的话，让母亲触景生情，不免伤心。不打招呼呢？又可能此去再不回头，母子相见最后一面的机会也就没有了。正这么想着，他已经给人抬上车开走了。
幸好那一次没有病死。
中学时代的弟弟章立凡与母亲合影
在承德，有一处名胜名曰棒槌山，其中一段路缆车可通，当时的票价是一人人民币五元，新台币兑人民币最多三块，十分便宜。但是母亲不肯搭缆车，我以为她怕高，弟弟说，她怕的是票钱，因为在最艰困的时期，他们二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只有三十元人民币，我们三人搭缆车的票钱相当于一个月生活费的一半。
我曾经问母亲，“文革”的时候死了多少人？她说没有见到统计数字，但是，她看到的是“每一条街都有人死”。可见森森然的肃杀之气，渗透在他们每一刻的生活里。台湾曾经经验过所谓白色恐怖时代，同样地殃及许多无辜，当然可恶，但其实大部分的人小心一点儿，还是可以正常地生活，并没什么感觉，这与“文革”不可同日而语。
在母子相别数十年后重逢，千丝万葛纠缠不已的心事，刹那间涌上心头，堵在喉头，只得化为泪水，哭嚎流泻。母亲哭了整整三日，也到了我们该回北京的时候了。
想来母亲应该有许多故事可说，是故意不说，还是来不及说，还是忘了没得说，或是欲说却难说，我都不得而知。
此后二十年，我从未主动探问往事，以免触动她的痛苦。就身世而言，似乎不太完全，就母爱而言，丝毫无损。我是我妈八十岁生出来一下地就四十多岁的孩子。
二十年过去了，北京探母自不下二十回，从母亲的八十岁到如今之百龄高寿。每一次分别都有心理的压力，来时高兴去时伤感，母亲想什么，在那一刻，我知道，只是谁也没有说出口来。从母亲送我到机场，到送我到楼下，再到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十楼的公寓门口道别。今年夏天去探母归来之际，母亲连从轮椅上站起都十分吃力了，我们拥别之后，母亲一定也要跟到门口，正要拐弯到电梯那边的时候，我回头望了一眼母亲，她挣扎着抓住门边，也只能弯着身子勉强站立，危危颤颤地也望着我。那一刻，我知道，她只是不肯说，又是不肯说，其实，她已接近全盲了。
人海奇缘
答案，有那么重要吗？
我问母亲，你是怎么跟李本明联络上的？她说是马路遇到的。马路怎么遇到了呢？她说她认出了李本明。本明姐少年在南京下关码头上，跟她为了一个小男孩拉扯而痛哭时，是一九四六年，她只是一个还没上大学的女孩，两人见了那一面，从此远隔天涯，也没有人想要并且相信会有再见的一天。然而在一九七五年，三十年之后，她们又在北京相遇，有这么神奇吗？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去了中国大陆，一九七五年，本明姐与姐夫闵锡钧先生，申请赴中国大陆，当时连美国人要到中国大陆也很不容易，申请之后有一段很长的审查时间，并且也没有直航，要从加拿大、法国等等绕很大的圈子才行。她离开大陆已经三十年了，久无音讯，尤其记挂着已经七十多岁、在宁夏银川的父亲。本明姐也快五十了，他们夫妻身体还十分健朗，自然是归心似箭，他们在银川见到了父亲之后，又回到了北京。
她从来也没有想要见一见我母亲的念头，更不知道“娘娘”也在北京。李捷先生是在她去过宁夏的两年之后过世的，父女总算见到了最后一面。但是在北京还是有许多的亲人，李家的，闵家的。那天他们计划要去拜访一位闵家的亲戚。
话分两头，同一天，母亲从她住的汪芝麻胡同，去找一位远亲，走走就到了，那一处在智德北巷。在那儿，院子里住着好几户人家，也像她自己住的汪芝麻胡同一样。母亲拜访完了亲戚正要回家，听到有人说，有美国来的客人，她也跟着去看看。
母亲在几个人的后面，看到了那一对美国来的夫妻，她越看越是眼熟，忽然间想起来，她难道就是当年下关江面上见到的女学生吗？她从她的手里抢走了儿子，然而终究还是失去了那个儿子。算一算已经是三十年前了。彼此都在时代的浪潮中受到许多冲激，有的沉入水底，有的随波逐流，少数的人乘风破浪惊涛裂岸，那可真是一言难尽的了。母亲在那么短暂的时刻，千头万绪，急风急火地轮转着数十年来的记忆与经历，就在他们大家寒暄交谈之际。但是上一次是那么样子的遭遇，她不知该说什么好。然而她有两个孩子也是几十年无音无讯，她真的想知道，知道就好，知道就好，她想。
她想要走上前去，直接请问这位女士是否姓李？但是迟疑之间，人家已经进到屋子里了。李本明没有见到她，就是见到她，也不一定会跟她说话，这是多年之后本明姐的言语，六十多年之后，她依然余怒未息。
我母亲回到了自己家里，想来想去，确定这个女人就是李本明应该没有错，然而让她更惊讶的是，她去拜访的亲戚，同时也是李本明的亲戚。母亲的嫂嫂闵怀冰，就是闵锡钧父亲的姊妹。她们是一前一后，我母亲先告辞，本明姐跟闵先生就到了。母亲的孙府跟闵府是亲上加亲，在家乡只是隔邻而居，来往密切。
母亲的姐夫闵楚怡，就是闵锡钧父亲的兄弟。而姐姐幼年有时托付在闵家照管，总跟他们家另一位小女孩儿闵锡庆一起玩，后来她们也是北师附小同班同学，但是她们彼此都不知道有此渊源。排起辈分，李本明成了母亲的外甥媳妇。闵锡庆后来成了在美国的名律师，然而闵先生与本明相识进而结为连理，却非有意攀亲带故，他们是在波士顿读医学院时相识，由恋爱而结合。
闵家还有位在台湾十分有名的亲戚闵湘帆先生，就是闵锡庆的父亲，我们小时候跟着闵锡庆到他家里玩过，但是闵伯伯只字未提跟我们的关系，也许真的是我们太小，提了也说不清楚。
母亲回到家，想了又想，要是不把握这一次的机会，跟失散的一对儿女，恐怕真的就永远无缘相见。也许写封信比较好，不会有许多不方便，有没有回应，就看对方好了。一切委诸命运。
母亲写了一封信，请智德北巷的亲戚帮她转交。这就是后来我收到的李本明从美国转来的信。母亲跟李本明不该是马路上相遇的，她没说真话，真话不好说。
地球那么大，时代的变动那么诡谲，又有十好几亿的中国人，我们在人海中星流云散，大家都无依无靠无头无绪，却让母亲两度从李本明姐姐手中重逢自己失散了的儿子。不仅这个重逢充满了戏剧性，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成了亲人。
后来从上海到南汇，在县府所在地的惠南镇，又遇到了好多姓闵的亲人。原来母亲的姐姐在哥哥娶了闵家女儿之后，又嫁给了闵家另一位兄弟闵楚怡，亲上加亲，闵氏亲人当然也就特别的多了。李本明变成了闵太太，应该可以说是亲上加亲又加亲。但这最后一亲，把昔日抵死也不肯把小男孩儿交给母亲的少女，变成母亲的外甥媳妇，居然是十几亿分之一几率的巧合。
命运啊命运，我无言以对。母子重逢，莫非是必然中的偶然？
第三章 重庆 北碚 合川
北碚
李捷先生是周口店北京猿人发掘工作的主持人。我从半岁起在合川李府成长，到五岁。
在台湾报户口的时候，我的生日不详，而母亲已经离开了，也无从问起。一九八八年我回到大陆与母亲见面，连她也想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生的。还写信到重庆去查问，可惜连当年接生我的医院都无踪无影。二○○七年跟大陆的中国工程院李泽椿院士在一起待了好几天，也有一些奇遇。
李院士有位姐姐住在成都，名字是李泽渝，我们到成都的时候，他们夫妇也来与我们相会。在成都就听说有我这么一位客人，她便十分兴奋。在电话中就告诉我们，她曾经参加了我父亲与母亲的婚礼。
李大姐年近八十，依然细细白白，连老人斑都没有一点，在当年必然是个美人，她的先生年纪比她还小一两岁。
我的父亲与母亲结婚典礼十分简单，就在北碚兼善中学的大礼堂，校长是当时企业家卢作孚先生。
“招待我们的点心我都记得。”她说。
原来父母亲很穷，那个时候大家都穷。他们就以茶会作为结婚典礼，证婚人是谁？李泽渝当时只有十二岁，不会知道，而父亲辞世已经三十年了，母亲已经百岁，问的话也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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