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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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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试试。我说给你讲个故事吧，条件是讲一句，喝一口粥。她一听就笑着张大了嘴。这次我讲的还是小时候的事，有一次我感冒了，半夜里吐在了床边的地上。我摇醒了父亲，说我吐了。父亲说，你去拿扫把来扫掉。那一年我七岁，按照父母的离婚协议，刚从母亲那边来到父亲这边。扫掉后，我爬到床的另一头，离父亲远远的躺着。
讲完后，我才发现这个故事是多么不合时宜。但玲姐还是很守信，听一句，喝一口，最后眼眶里涌出了眼泪。我不再逼她喝粥了。从这以后，我开始研究各种故事，希望自己能讲得好一些。
给玲姐喂过小米粥，我走到客厅那边的阳台上给经理打电话。
我不知道经理袁大头肯不肯让我休假，按照劳动法和公司规定，我攒了十来天假。但袁大头跟我合不来，我刚进公司那会儿，袁大头曾很阴险很坦率地对我说，如果我把大伙儿在背后怎么议论他的都告诉他，我每个月可以多报销２００元交通费，我不置可否地笑着。他也笑，笑过了他才说刚才是在开玩笑。这以后，他就板着脸跟我说话。我呢，除了业务关系，也不怎么爱搭理他。我也是真的看不上他那副做派。有时候他一走到我身边，我就觉得像有人吐过来一口痰。再后来，天知道这老兄是哪只眼睛出了毛病，居然从我身上看出了我自己都没发现的野心，老觉得我要夺他的权，有一次还在部门会上说一些转弯抹角的话，指责我越过他直接找老总汇报。他也不用他的大头想一想，他用业务经费天天吃馆子，夜夜泡酒吧，这样的事国营企业有时候都要敲打一下，我们这种公司里又怎能盖得住？想私下里奏他一本的人当然少不了，我只不过不想卷进跟袁大头对着干的另一帮而已，那一帮，也不是什么好货色，我要搞他袁大头会当面搞。
电话接通后，我对袁大头说我要休假。
袁大头只说了一个字：“好。”
我有点意外，没想到他没问我为什么要现在休假。如果他打官腔问我，我很可能会跟他蛮横一下，反问他：“你应该知道吧？”他这么爽快地答应了，我反倒楞了楞。我说了一声谢谢，正想挂电话，袁大头又说开了。他暗示我销售员的事跟他没什么关系。我没接他的话。
我一直怀疑让我去做销售员的人中，可能有袁大头，但他不是重点怀疑对象。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格登响了一下。我笑了笑，说做销售员也没什么不好吧。他又嗯嗯啊啊了一阵，才挂上了电话。
我转过身，发现玲姐站在客厅里看着我。我有点不安，不知道玲姐是不是听到了我要去做销售员的事。玲姐走过来，眼睛潮红，望了望晾到阳台上的那些衣服，又望了望我。
她问：“你要休假？”
我嗯了一声。
她笑了笑，说：“我不是故意要听的，就是听到了。”
我又嗯了一声。
我扶着她离开阳台，不想让风吹着她。见她没提别的，心里轻松多了。我把向阿伍的弟弟借房子的事告诉了她。我说等她好起来了，很想跟她一起去住几天。我们有好久没一起出过城了。
玲姐一听就笑了，立刻给单位一个什么领导打电话，说她要休假。打完电话，就动手收拾东西。
我有点吃惊地望着她。她穿着睡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拖着旅行箱，哗哗啦啦的越走越精神，好像力气一下子回到了她身上。刚才，我给她喂小米粥的时候，她软得扶都扶不起来，哄了那么久，才算是喝下去小半碗。我把她从阳台上扶进来的时候，还觉得她的身子有点沉。这会儿，竟有点神采奕奕的意思了。
我跟着她走了一阵，问：“这就走啊？”
“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阿伍那边还没回话哪。”
“先出城再说。能去的地方多得很。再呆下去说不定哪儿都去不了。”
想想也是，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她的身体。可我也不想扫她的兴，还是由着她吧。我也收拾了一下，出门叫了一辆出租车，停在楼下。然后上楼接她下来。
我们先往怀柔的方向走，打算路上再跟阿伍联系。
快出城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绿灯，忽然看见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从车前走过。那个女人脸色祥和，整齐干净，步态优雅从容。我心头怦地一震，赶紧指给玲姐看。玲姐也看出了神，车子开动了，她还趴到车窗边看了看。
每次碰到这样的老美人，我都会奇怪地受到感动。头晕目眩后，甚至有点感激她们，她们很容易让人对生命的黄昏充满乐观的心气。一个女人在青春华年漂亮动人，理所当然。到了这把年纪，还能把人生的美体现出来，才叫珍稀罕见。
不用说，我远远看见了身旁这个女人的晚年，在道路前方闪烁变幻。
出租车跑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城东北深山的一座小村里。再往山上去，路窄得有时候只能过一只轮子，哑巴农妇和我一个推，一个拉，才算是把一辆满载着食物和行李的独轮车弄上了山。多数时候，我搀着玲姐跟在后面。
翻过一座短松岗，就能看见那座小院子。从外表看，那座小院子跟山里其它小院子几乎一模一样，青瓦土墙木篱笆。但里面已经被阿伍的弟弟大大改造了一番：打蜡地板、贴墙木板、吊顶天花板、席梦思、壁炉、简单却精致的仿明家俱。
几个月没人住，屋子里的空气似乎从未跟外面的空气交流过，得在门口站一站，才能走进去。我和哑巴农妇开始打扫，让玲姐坐在院子里的核桃树下休息。玲姐稍稍喘口气，就从包里往外拿东西，那真是一只魔术女郎的皮包，看着不大，却塞满了毛巾衣架卫生纸帽子化妆品等等，好像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儿摆摆，那儿挂挂，只一会儿，一间死气沉沉的屋子就给她弄活了，仿佛我们一直住在这里。
我们小住的地方，１９６４年以前还没有湖和单独的名字，人们说起它的时候不得不用手指指戳戳。１９６４年，在山谷里筑了一道大坝，那一带才被称为“红旗水库”。我和玲姐到来之前，已有几个画家买地造屋，他们给水库另外起了个名字，叫天鹅湖。今年元旦刚过，我打算呆在湖边写这篇故事，旧地重游，被机器的轰鸣闹得心烦意乱，才知道金鑫发展有限公司正在建度假村，该公司已拿下了水库的冠名权，改名为金鑫湖。
名字也许将来还会变，但在我心中，这个地方永远是天一湖。天一湖，玲姐取的名字，她从我们俩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天一湖：树顶鸟儿的歌，林中小溪的歌，我和玲姐的歌。湖边一星期，是我这么多年来离幸福最近的日子。这么多年来，我东奔西走，南下北上，心中一直装着天一湖，才没有把自己的生活变成沙漠。
在我的记忆里，天一湖永远是我和玲姐一起看见时的样子。它没有后来的亭榭楼阁，索道游艇。它安静得像一个隐秘的念头，干净得像一场真正的爱情……湖水，因为比天空更加透明而难以比喻；森林的倒影，因为不是森林本身而颤抖……偶尔有鱼跃起，有鸟像一支燃烧的火把投进湖中……有一次我和玲姐正在浓荫里下棋，一只野鸭子从水里爬上来，摇摇晃晃走进草丛中，一趴就睡着了。
曾经有很多次从梦中醒来，脑子里还留着梦的片断，以为我躺在天一湖边的小屋里，身边睡着玲姐，伸过手臂去搂一搂，懵懵懂懂叫几声玲姐，才算把自己完全唤醒。坐在床头一天一天的回忆着那一星期：第一天，我在阳光中劈柴，她抱着劈好的木柴眯起眼看我。第二天，我们散步回来，她只带回了一枝野花，插进花瓶里。沾染在手上的浆汁结成了一层薄壳，她像脱掉手套一样脱下来。第三天，我们呼吸着松树的气味，互相扔松果，地上满是松果。第四天，我帮她剪手指甲和脚指甲。差不多三年，我的指甲都是她给我修剪的。第五天，又是散步，脚步的回声在绿树繁花的山谷里传送着香气；我看见阳光到达她的额头之前，经过了无数树枝的挽留……然后是第六天。第六天。第六天。
第六天早晨我就感觉到这一天将会不一样。
我们沿着湖边散步，玲姐搂着我的一条胳膊，我的肩膀能感受到她胸部的压力，我能看见湖水在她的眼睛里闪亮。到了晚上，她在壁炉前铺了一块毯子，席地而坐，梳着头发。我看见壁炉的火光在她的眼睛里闪亮，进一步印证了早晨的感觉。接下来的联想让我双腿发软，但我还是走近了她。
我走到她背后，坐下来，帮她梳头。以前她不让我给她梳头。她老家有一种风俗，一个女人允许一个男人给她梳头，就意味着这个女人把自己的身体，把青丝一样多的日子全部交付给这个男人。
梳完头，我轻轻环抱着她，手臂压在她两只乳房上。她轻轻一颤，让我所有的骨头都动摇了。这种感觉有一点陌生和振奋。这种颤动，跟她打摆子时偎在我怀中的颤动完全不一样，跟她以前被我抱住时所有的颤动都不一样。我的身体完全苏醒了。
屋子外面流水的声音一下子变响了，还有屋子里面火焰的声音，也变响了。流水的声音与火焰的声音融汇在一起，将我们轻轻托举起来。她轻轻松开我的双臂，轻轻挣脱出来。她解开了我身上的一颗扣子，我也解开了她身上的一颗扣子。她脱掉我的毛衣，我也脱掉她的毛衣。她脱掉我的一只鞋，我脱掉她的衬衣。她脱掉我的一只袜子，我脱掉她的裙子。她脱掉我的另一只袜子，我脱掉她的一只鞋。她光着脚走到壁炉边，往壁炉里扔了一块劈柴。我也光着脚走到壁炉边，往壁炉里扔了一块劈柴。两块劈柴慢慢燃着了。两股火焰互相舔了几下， 缠在一起化成了一股火焰，再也分不出彼此。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最后一课。
截止到这一天，我们正式认识已经３年９个月１７天。我们在床上比较用力的撕扭不少于８次。她的睡袍被我扯烂３件。她一共给我介绍女朋友６人。她在我面前流出眼泪发出声音的哭泣不少于１３次。
现在也许可以这样分析： 她已经挣扎累了，她向自己妥协了，不再和自己较劲了。这里，远离人群，一切烦恼都可以留在山外；甚至时间也可以留在山外。我们之间暂时抹掉了时间的深渊，也许还抹掉了未来。
窗帘轻轻鼓动着，像一片裁剪下来的波浪。几乎一整夜，我们互相轻轻地抱着，轻轻地说话。然后是第七天。第七天。第七天。
最后一课，是漫长的一课。我学习的主要是无声的交谈。她告诉我身体和身体怎样缓慢、轻柔地交谈之后，我们的身体就开始了交谈。手和手在交谈。脚和脚也在交谈。鼻子和鼻子交谈了一会儿后，我的鼻子开始与她的脖子、她的头发、她的肩膀、她的肚子交谈。我的膝盖找到了机会，赞美她的膝盖。我的舌头找到了机会，与她的舌头默默地呆在一起，第一次用没有音节的语言交谈。有时候我的舌头也与她的腹部交谈，它们好像很高兴互相认识。我的手与她的乳房开始交谈的时候，她的手正在与我的胸脯交谈。她的手与我的腰背交谈的时候，我刚刚长出来的胡子正在与她的大腿交谈。我的胸脯免不了要跟她的胸脯交谈。能深入交谈的地方，我们都免不了要深入地交谈。接通交谈热线后，我的身体内部与她的身体内部也开始了交谈。肝脏与肝脏在交谈。胃和胃在交谈。心脏和心脏很可能是率先开始交谈的，但也有可能是肺和肺率先开始交谈。交谈，交谈，交谈。交谈理所当然变得越来越盛大：我们的每一条血管每一个细胞都加入了交谈，并引起了共鸣。然后是空气加入了交谈，这是免不了的。还有森林湖泊星群加入了交谈，这也是免不了的。还有白天，还有夜晚。
令我惊讶的是，我一开始就适应了这种缓慢、无声交谈的节奏。我没有像从前那样过份亢奋和急切。仿佛我们无数次做过这件事。仿佛身体与身体在毯子上的交谈，只是模仿了黑棋与白棋在棋盘上缓慢、无声的交谈。
据昆德拉在一篇小说中的说法，“慢”，是一种正在失传的乐趣。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尚速度的时代。人们匆忙远离“慢”的同时，把自己也匆忙丢在了身后。昆德拉还在这篇小说中写到了慢与记忆、快与遗忘之间的秘密联系，他举例：一个人在路上走，突然要回想什么事，但就是回想不起来，这时候他放慢脚步。相反，要忘记他刚刚碰到的倒霉事，不知不觉就会加速走路的步伐。我从这段文字中联想到了慢与珍惜。
女人似乎天生就懂得这一点。中世纪悠闲的贵妇们，甚至把性爱发展为一门缓慢的造型艺术。她们把完整的过程细分成一块一块，让每一块都有内容和质量。一次性爱就有了一幢精致的时间建筑。
没有形态的东西无从捉摸，也难以记忆。多年以后，我读到昆德拉的文字就想到了湖边小屋壁炉前的最后一课。是的，我看见了我和玲姐从虚无中共同创造出来的时间纪念塔，它矗立，它发光，它无法拆毁。后来的日子里，我每次回到这座塔中，能呼吸到甜蜜的同时也能呼吸到苦涩。
真希望时间在第七天停止。像人们有时候会感叹的那样：让时间，停止。
太阳照常升起。
第八天理所当然地到来了。我醒来，发现玲姐不在床上，也不在屋子里。心里一阵模糊的恐慌。我拉开窗帘，看见玲姐站在湖边，倚着一棵松树。心里立刻踏实了。
我估计玲姐在看日出。她一直仰着头。太阳从东山之巅一点一点冒出来，山谷里响起细微的涨潮般的声响，空气中桔黄色的光在加强，山的阴影迅疾收缩，阴影的边缘掠过窗前的花丛、草地、小溪，掠过玲姐的脸，掠过湖水和山林。
一切是那样鲜亮，整个世界仿佛刚刚从光中出浴。我知道，我这样描写，注入了太多的主观感受。可是，我已经无法把纯粹的客观从回忆中分离出来。在刚刚过去的夜晚，我经历了一个男人一生中的大事。我进入了生命之门。拿大学同学的话来说，我已经由一个男孩变成了一个男人。湖边小屋壁炉里的火，见证了我的成年仪式。
在此之前，我听很多人谈起过他们的初夜，有男人，也有女人。还在许多书上读到过。女人撕裂的痛楚不用说了。男人们互相矛盾的叙述，让我脑子里一片混乱，更增添了这种事的神秘感。有人说妙不可言，有人说一塌糊涂。说妙不可言的，我现在已经知道，极有可能是在一塌糊涂之后吹牛。说一塌糊涂的，也极有可能是故意吓唬我。但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我的好奇心与想象力一次次被撩拨起来，膨胀到极限。
写这一节的前一天，我在网上查到了一份统计资料，上面说９７．６３％的男人在第一次后，沮丧，空虚，茫然不知所措。剩下不到３％的人，感觉良好。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比例：感觉不好的人能从中得到安慰，感觉好的人觉得幸运。我对这种让所有人满意的统计数据深感怀疑。当然，我很乐意不去弄清它的真实性。
另有一份相对权威一点的精神分析杂志，里面有篇文章提到了第一次性爱留下心理创伤的概率，作者说：“虽然不能准确计算，但可以肯定它不小。它在所有人的初夜里盘旋。”
故事进行到这里，我相信读者朋友已经理解，我那样描写，我引用那些初夜数据和文献，并不是要炫耀我的幸运，而是想表达我对玲姐的感激之情。她以一个成熟女子的经验和智慧，让我的第一次比我原先想象的更美好，几乎称得上完美。
我站在窗前，注视湖边松树下的女人，心中的爱意像阳光在漫溢。我是一只横越大洋的飞鸟，已经降落在陆地；我是一颗熬过寒冬的种子，已经进入春天的泥土。我想写诗赞美玲姐，可惜我不是一个诗人，写出来的诗句趣味有点过时。我想打一个滚表达喜悦，我就光着身子跑到她面前的草地上，打了一个滚，身上沾着露水和草叶。
她说：“唉，真是一个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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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就是一个疯子。”
她说：“我怎么就碰上这么一个疯子呢。”
我说：“一个疯子一高兴，就让你碰上了。”
她说：“我也很高兴。”
我说：“我比你更高兴。”
她说：“这个也要比一比呀？真是一个疯子。”
我说：“我就是一个疯子。”
我笑了，抱着她在草地上又打了一个滚。我们都高兴得像疯子。时间变得稀薄。世界变得不真实。我变得虚妄。我对我认识的人和不认识的人生出一种莫名的同情。我对第八天来到湖边的哑巴农妇生出了深深的怜惜。脑袋一发热，我决定教哑巴农妇说话。不是手语，而是真正的开口说话。
哑巴农妇并非天生的哑巴，刚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阵高烧，加上医院一阵胡折腾，她的嗓子只能发出啊啊的声音。我教她的是一种电报语言。这种语言，可以由同一种音节的长短组成。经过笔谈后，她很快掌握了字词和短语的编码技术。虽然说起来和听起来都有点麻烦，虽然日常生活中不是很实用，但哑巴农妇学会后高兴得也像一个疯子。她在山谷里奔跑，喊叫。听着那长短交错的啊啊的回声，不用查解码表，我知道她在说：我——又——会——说——话——啦——我——又——会——说——话——啦——
一种类似自豪的东西来到了我身上。我不知道在此之前是否有人这样教过哑巴说话。我能想到电报编码，我觉得是因为情爱激发了一种特殊状态，让我产生了诗人们常说的那种灵感。我和玲姐把编码整理了一下。我打算带一份给阿伍的弟弟，也许他以后给哑巴农妇打电话时能用得着。玲姐还把一首流行歌词编上了码，自己啊啊地唱了一遍，然后教给了哑巴农妇。哑巴农妇唱着那首歌蹦蹦跳跳地下山了，身后跟着一群蝴蝶。
４年后，阿伍和一个女孩在湖边小屋里被一群蒙面人绑架，哑巴农妇拨通了阿伍弟弟的手机，正啊啊地说着话，两个蒙面人走了过来。其中高个子笑了，说：“你看，这个弯脚杆（四川话：农民）吓傻了。等她说，等她说，随便她说啥子，不要管她。”两个蒙面人就站在哑巴农妇身边嘻嘻地笑着，哑巴农妇打完了电话，两个蒙面人让她再打，“我们哥子还没见过哑巴打电话咧。”不用说，阿伍获救了。这是后话。
这天下午，玲姐坐在小屋旁的溪边，唱着她教给哑巴农妇的那首歌，突然容光焕发。她拉着我走进小屋，从旅行包里掏出了一台小音响，开始了最后一课的最后一部分。她轻声哼唱着她学过的一支钢琴曲，对我讲解了其中的节奏是如何奇妙变化的。然后是另一支钢琴曲。然后，她打开了小音响，我们试着把那些节奏引入性爱的过程。玲姐短暂的示范后，我的手指开始在她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她的手指也开始在我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能演奏的当然不只是手指。照玲姐的说法，无论用身体的哪一部分演奏，这种音乐的秘密都是来自被控制的力量，来自愉悦对方的同时愉悦自己的愿望。
如果我不是亲身经历那一阵阵感觉风暴，那一缕缕缠绵，我会说那是一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玲姐再次带我进入一个奇妙的世界。我真的领会其中的奥妙，当然是在以后。经过多年的练习和反复摸索，现在，我已经了解：性爱的乐趣主要取决于创造性。仅仅有体位的变化还不够。仅仅有情话的变化还不够。在一些音乐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曾经有不少人尝试过把音乐引入性爱，可惜那些经验现在快失传了，确实应该找回来。维也纳曾经流传过一句谚语，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女人是一架钢琴。”其实在维也纳音乐辉煌时代普通市民的性爱生活中，男女都是乐器，也都是演奏者，几乎都擅长不同的指法，不同的引子，不同的第一乐章，不同的变奏、复奏、柔板、快板、回旋……渐强……渐弱……不同的速度……每一次的结构也不同，或采用经典的交响乐模式，或采用牧歌或民谣模式。前者有一些过于庄严，后者有一些过于活泼，据说，根据个人特点稍加改变和组合，效果会更明显，更容易一起进入振动……关于结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很有研究。法国宫廷乐师就曾把巴赫赋格的秘密教给了皇帝，那是一种可以让人着迷、高潮叠起、无限循环的结构。意大利人马莱尔巴为了方便他的同胞查阅各种音乐模式，甚至汇编了一本枕边音乐手册。他写道：小快板——行板，自由节奏——非常活泼——温和的小快板的模式，取自西贝柳斯的Ｄ大调交响乐第２号作品或第４３号作品，凡是取自西贝柳斯的各种模式都易于实现，而且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为了快速而不失其男人的权威感，应该采用莫扎特的降Ｅ大调第Ｋ．３６４号作品……诸如此类。我记忆最深的是后记中的这样一段话：“在各种音乐模式上建立起来的关系中，至关重要的是两个人都得集中精力，如果其中一个人走调，那么就意味着失败。相反，则意味着狂喜。”至于他个人，他很可能偏爱博凯里尼式的幻想曲和突然的变奏，以便了解自己和女方的潜力。不过，大多数时候他的各乐章都有固定的速度，有时候让他高奏凯旋曲的也有可能是维也纳的小进行曲，激变后再来一点德沃夏克式的终曲，或者像１８世纪弥撒曲般的模式：缓慢——行板——小快板。
玲姐的手指在我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我的手指也在玲姐的身上或轻或重、或疾或徐地演奏着。能演奏的当然不只是手指。全身几乎没有一处地方不能演奏。头发、睫毛、鼻子、嘴唇、舌尖、耳朵、上半身和下半身等等，都能变成演奏者和乐器。有的是古典风格演奏者，有的是流行风格演奏者，有的则是这种风格那种风格混合的演奏者。有的变成了弦乐乐器，有的变成了管乐乐器，有的变成了键盘乐或打击乐乐器。音乐在皮肤上流淌，在血管里流淌。音乐在胸膛里激荡，在细胞里激荡。
演奏完毕，我们互相搂抱着小睡了一阵。 我先醒了过来，坐在门口，越过湖水眺望落日。山谷上方的空气越来越红，飞鸟在两山之间不停往返。有几分钟我的脑子里浮起了一幅巨大的广告牌，那是亲水别墅的销售广告：水边林前的别墅，停在私家车道上的小汽车，在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和狗，坐在门廊里的男人和女人。我觉得我看见了我和玲姐的未来，我知道我脸上浮起了微笑。
玲姐走过来的时候，我把这幅广告向她描绘了一遍。
然后，我说：“将来……”
玲姐在我嘴唇边竖起了一根手指。
第六部分
玲姐说她只有８天假，我们不得不回到了城里。
工作上的挫折在城里等着我。
星期二我去公司销假，一走出电梯，就看见几个人站在走廊白板前指指点点。我停下来，看见白板上贴着一份销售员名单。Ａ５打印纸，共３页。每页上都有几个名字被人拿笔或涂改液涂掉了。盖着公司印章的地方，有人吐了一口痰。我找到自己的名字和配属后，赶紧走开，怕有认识的人过来搭话。我担心有人会向我表示同情，更担心有人会向我表示祝贺。
这件事在看不见的地方悬了一个月，我一直没管它，按理说，我不应该指望名单上没有我，但看见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我还是有点希望自己看错了，或办公室打字员打错了。当然，我也知道我不会遇到那样幸运的错误。我已经够幸运的了。到此为止，工作上的悬念实实在在落到了白纸黑字上，我觉得我摔得也不算太痛，毕竟有从湖边带回来的快乐在心里垫着。
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动，我觉得应该马上让玲姐知道。得到消息这么久，没告诉她，已经对不起她了。前些时没告诉她，也许还可以勉强解释为我有这样那样的顾虑。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觉得我们是一个人了。我这方面的事情，无论好坏都应该告诉“另一半”（我喜欢人们有时候爱用的“另一半”这个词）。 况且，我已经不认为去做销售员完全是一件坏事。稳定的收入是失去了，至少千篇一律的日子也结束了。在这样的公司里做技术也做不出头。做销售，我要面临的除了动荡和艰辛，也许还有一本励志书上讲的神奇时刻，那种能改变命运的神奇时刻。
我走到露台花园里，打算给玲姐打电话。露台花园建在一幢附楼的楼顶上，玻璃天棚，半个北京尽收眼底。面对敞开的城市，我的胸中意气翻涌。目光正从玫瑰色的天际吸取词汇，脑袋里正琢磨着怎么跟玲姐说这事，忽然听到有人喊我。我转过头，看见阿伍和粘糊小妹站在一丛美人蕉后面，朝我招着手。阿伍指着哭哭啼啼的粘糊小妹告诉我，名单上也有她，阿伍说：“我都跟她说好几遍了，在这哭没有用，要哭就上总经理办公室去哭，可她一定要躲在这里哭。” 粘糊小妹说：“在那里人家哭不畅快嘛。”接着，粘糊小妹笑起来，说其实她知道上哪儿哭都没有用，她只是自个儿哭着玩的，觉得不哭一哭，好像对不起正式开始冒险的日子。我笑了笑。 粘糊小妹抹抹眼睛望着我，说：“小天哥带着我跑销售好不好？”
这好像不是一件小事。我想了想，说：“我可说不上好不好。我长这么大，只会买东西，还没卖掉过一样东西呢。”
阿伍说：“别说那么多了，搭个档，算是互相有个照应吧。客户是男的，她就上。是女的嘛，你们不知道怎么办就给我打电话。”
我笑了，“这么一说，我们成卖什么的了。”
阿伍严肃地说：“卖服务。这年头，只卖东西，不卖服务，什么都卖不掉。”
我说：“那倒也是。”我没心思跟他们多扯这些事，谢了谢阿伍帮我借房子，就走开了。见在露台花园里不能安安静静打电话，公司大楼里别的地方也不够私密，我觉得不如先去找经理袁大头销假和告别，然后再下楼给玲姐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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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袁大头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里面隔了一会儿才有人说：“请进。”袁大头即使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闲得无聊，你去敲门，他还是要隔那么一会儿才吭声。我很烦曾经在衙门里流行过的这一套。记得哪一本书上见到过有关这种行为的心理解读：这一小小的延宕，能迫使人把节奏放慢，迫使人持重。知道了这一点，我经常反其道而行之，一敲门就推开，推敲一气呵成。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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