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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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公司里怎么样，我回答了她。我想起了我刚上班那一段日子，差不多每个周末，玲姐都要来一次例行检查，问问我在公司里工作怎么样，跟同事关系怎么样。她给我定下了“三大纪律”：不要碰公司里的钱、女同事和上司的面子，隔一些日子就问我碰过没有。我有时候故意对她说，某某女同事这个星期是如何如何碰我的，某某分脏给我了，等等，看着她一脸忧虑的样子我心里坏笑不止。这一天我跟玲姐谈得很认真，我把工作上的成绩、难处和解决的方法都告诉了她。看到她几次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心里很明白，她像我一样，都在小心翼翼地回避着一直悬在心上的那个话题。　
　
　　我对自己的平静暗暗吃惊。　　　
　　洗漱完毕，玲姐照顾我上床，关掉灯，她在床边坐了一会，忽然把头埋在我脖子边大哭起来，她哭得简直喘不过气，眼泪扑簌簌地落进我的颈窝里。我摸着她的头，心中如落下滚烫的油滴，剧痛不已。接着我也哭了起来，我不是很清楚我为什么要哭，就像不是很清楚她为什么要哭一样，我们互相抱着头痛哭了好一阵子。记得后来她还一边摸我的脸，一边哽哽咽咽地说过一句：“小天，我总得嫁个人呀！”　
　　
　　那个话题终于出现了。
　　我说：“嗯，正好嫁给我。”
　　她一下子不吭声了。过了几分钟，她回到了她的卧室里。
　　我睁着眼，躺在黑暗里。


　　我知道玲姐这几年一直想结婚，她单身差不多有十年了。每次电视里出现婚礼镜头，特别是教堂里举行的婚礼，她都会停下手中的活，痴痴地看着；像看着自己的梦。有一回电视里刚刚响起婚礼进行曲，她马上跑出了厨房，手中还拎着锅铲。如果在街上碰到结婚车队路过，她会一直站在那里看，直到看不见那些被鲜花、气球和喜字装饰的车子，才会掉头走自己的路。她还给洒水车洒过一身水，因为那辆洒水车播放的音乐就是婚礼进行曲。
　　踩着婚礼进行曲的节奏，穿过花雨，新娘穿着白色婚纱，挽着新郎缓缓踏上教堂的红地毯，在牧师的主持下，两人互赠戒指，宣读结婚誓言……“你愿意吗？”“我愿意！”……“你愿意吗？”“我愿意！”……我也非常欣赏这种仪式。这种仪式有着漫长的历史，但每次都能被两个不同的生命拂去尘埃，放出光彩。我曾对玲姐说过：“以后我们结婚，就上教堂去。”她望着我笑了笑，眼睛里的光一点一点黯淡下来。
　　在老易出现之前，说实话，我一直觉得结不结婚并不是最要紧的事，只要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我就很满意。如果感情不牢靠，结了又离，除了麻烦自己和别人，好像谁都捞不着什么好处，至少我认识的那些离了婚的人都声称没从婚姻中捞着好处。如今离婚的人太多了，十几年来世界离婚率一直保持着上升的势头。这一年北京和广州的离婚率比上一年高出30％，上海共有31207对夫妻离婚，比上一年多了6000对，台湾离婚率是10年前的一倍。
　　但这天晚上，我觉得我愿意跟玲姐结婚。只要玲姐愿意，我就跟她结婚。
　　我裹着被子走进了玲姐的卧室里。　她正坐在床头写日记。看见我进来了，她往里面挪了挪。我上了床，正想把刚刚中断的话题继续下去，她用嘴堵住了我。我觉得这一刻没什么可说的了。
　　不知道我们互相搂抱着亲吻了多久，我能感觉到身体里阵阵扩散的甜蜜和悲伤，也能感觉到她身体里的甜蜜和悲伤。我们的手指在交谈着悲伤，在演奏着悲伤。悲伤主题贯穿了所有部位的交谈和演奏，仿佛我们正在祭坛上完成一个悲伤的仪式。接着她发出了呻吟，那说不清是痛苦还是快乐的呻吟。我越来越用力，希望她的声音大一些，再大一些，最好大到所有的人都能听见，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甜蜜和悲伤。我越来越用力，希望整个身体都进入她的身体，最好呆在她的肚子里不出来，但每一次留在外面的部分都太多了，简直令人绝望。使尽力气拼命冲撞几下后，屋子里一片寂静，我的脑袋里空空的，整个身体里空空的，像死过去了一样感到放松和安全。我知道，成千上万个我已经回家了，回到了那个神秘温暖的故乡。
　　我去冲了个澡，再次走进卧室，发现红色的床头灯已经关掉了，一盏乳白色的壁灯打开了，灯罩把淡淡的光线聚在床上。玲姐正在放音乐，一个女歌手温润的声音从挂在墙角的四个小音箱里流出来，让室内的空气染上了一股奶茶的香味。
　　　　……
　　　　很爱很爱你　所以愿意
　　　　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
　　　　很爱很爱你　只有让你拥有爱情
　　　　我才安心
　　　　看着她走向你　　那幅画面多美丽
　　　　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
　　　　地球上　　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
　　　　做不成你的情人　　我仍感激
　　　　很爱很爱你　　所以愿意不牵绊你
　　　　飞向幸福的地方去
　　　　很爱很爱你　　只有让你拥有爱情
　　　　我才安心
　　音乐在卧室里回旋，我被触动了一下。这首歌以前听到过，路过音像店的时候，或者在公司电梯门口，不过我没有仔细去听。大学毕业后，我对流行音乐不再着迷，我的心情不再需要流行音乐来发现，来定义，来表达。
　　玲姐去冲澡的时候，我靠在床头，对着碟套上的歌词，又听了一遍。这回内心深处有一个地方被渗透了，那个地方只有无形的东西才能抵达。接着，我像个傻瓜把这首歌听了一遍又一遍，整个人像泡在了慢慢变热的奶茶里，慢慢融化掉了。有一瞬间，我觉得歌手温润的声音，比玲姐的声音更像玲姐的声音。可以说，我是因为玲姐才记住这首歌的：　刘若英演唱，施人诚作词，滚石唱片公司出品。
　　不知不觉中，我被那种深情的牺牲感动得眼泪要掉下来了。深情的牺牲，按理说我不应该是这个夜晚才意识到。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这正是玲姐这几年来行为的主旋律。但确确实实，这一切只是偶尔在我的大脑沟回里模模糊糊地响起，直到这个晚上，才被一个歌手捉住，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现在回过头想想，真是悲哀，两个分明心心相印的人，大部分相处的时间却云遮雾罩的，甚至还有些交手的味道。
　　交手……　我忽然隐隐不安起来……　觉得这音乐，这灯光，这整个气氛，都有点不对劲一样。我想到了一名日本武士从玫瑰花丛中嗅到了杀气的故事，我想到了韩信的楚歌和黄老邪的《碧海潮生曲》，毫无疑问，这么联想太夸张了。毫无疑问，交手在继续。我预感到玲姐正在遣词造句，准备在冲过澡后，跟我认真谈一谈。
　　事到如今，也该认真谈一谈了。这几年的交手，应该说互有胜负。中间谈过不止一次，都不了了之。今夜，似乎有点决战的意思。卧室绝大部分沉浸在幽暗里，只有这张大床被一片淡淡的灯光照着。这张床现在看起来很像舞台，同时很像战场。我一点一点亢奋起来，觉得绝对不能不战而屈已之兵。
　　前些日子，工作上的压力和玲姐的反复本来就让我心累，得知玲姐要嫁给老易，无异于晴空霹雳，猝然的打击是让我很灰心绝望。现在，我似乎又看到一点希望了。玲姐若是铁了心要跟老易结婚，这个夜晚我们应该不会在一起。当然，在一起了，我心里也明白并不代表她已经回心转意。但无论如何，她将要跟我进行的一场谈话，既是她的一次机会，也是我的一次机会。我若不争取，她就嫁给了老易。我争取，失败了，也不比没争取有更多的损失。大不了大家又都呕一场气。万一翻盘了呢？虽然渺茫，但值得一搏，能扳回多少就看造化吧。
　　我迅速调整思路：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也可以说是推着你走向更不幸的地方。谁说得清别的地方，是幸福还是不幸？　谁能事先比较？
　　就拿老易来说吧，虽然我不了解老易（我干什么要真正去了解他呢，除了“摸敌情”的需要以外），但我觉得玲姐嫁给他，也不一定会更幸福。这倒不是自我安慰。玲姐跟老易在一起的感觉，大约也就是我和许可佳在一起的那种感觉。虽然许可佳是一个很动人的女孩，可我跟她在一起，更多的时候是外面看起来挺顺眼光鲜，里面却不能做到心脉相通。想起许可佳，我心里多少有些难过起来。但这会儿我已经顾不上她了。决战在即，我只能先解决眼前的主要问题，然后再找机会向许可佳解释和设法补偿。
　　玲姐穿着浴袍走了进来，换上睡衣睡裤，看起来像一个柔道选手或者跆拳道选手。她望着我笑了笑，坐到梳妆台前去梳头发。我注意到她从镜子里瞟了我几眼，发现我在看她，她又朝我笑了笑。按照相扑选手的说法，胜负是在相遇之后、交手之前的那几分钟里决定的，双方都在那几分钟里观察对方的状态，做自己的策略准备。
　　我打算后发制人。玲姐关掉音响，爬上床，闲扯了几句我瘦了她也瘦了那一类纯体重方面的事。我只是笑，嗯嗯着，等着她亮出兵刃切入主题。没想到她说了一声睡吧，就关掉了灯。她轻轻抱着我，把腿横过来轻轻压在我肚子上，把脸挨着我的肩膀。　我楞了楞，睁着眼睛望着黑暗。难道就这样算了？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明天早晨起来，大家照常去上班？然后哪天又找一个碴吵上一场？难道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她嫁给老易？如果我先提出来谈一谈，又该怎么谈？这不是个好谈的话题。要是好谈，我们也不会是现在这样了。


　　我开始做深呼吸，希望控制住自己的冲动。这次谈话如果没把握谈好，就不应该主动出击。我注意到玲姐也在做深呼吸。我们的呼吸心法都是常四段教的，那是一种来自瑜珈的胸腹式呼吸法。我默念着每一个步骤：每一次吸气时，犹如在品尝空气一般，缓慢而深长地吸入气息，感觉到由于横隔膜下降，腹部完全鼓起；随后，肋骨向外扩张到最开放的状态，肺部继续吸入空气，胸部缓缓上提，胸腔进一步扩张；吸满气后，缓缓呼出，犹如蚕吐丝一般，细微而绵长；先放松胸腔，将胸部的气呼出，随后温和地收紧腹部，向内瘪进去，将腹部里剩余的气完全挤压出来。
　　玲姐忽然浑身颤了一下，笑出声来。
　　她说：“你也睡不着呀。”
　　我嗯了一声。接着听见玲姐谈起了刘若英那张碟子，她说：“我买这种音乐，你不会笑我吧？”
　　我说：“怎么会？我知道你是一时心情而已。”
　　她问：“你怎么这样说呢？”
　　“你当然知道这种东西没法认真听。一认真，你就会发现每一样乐器都在冒傻气。比方说吧，什么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谁说得清别的地方，是幸福还是不幸？　要是真的很爱很爱，就不应该那样。除非对方不爱她了。真要是这样……嗯，那也不关我们什么事，就不说刻薄的话了。”
　　“不那么简单吧？别的地方幸福还是不幸，还是可以比较的。”
　　“你这么说我很难明白的。”
　　“我本来想拿咱俩的事做个例子，可又怕说起来你会生气。”
　　“还没说，你怎么知道我会生气？有时候你就是这样，事情还没发生，你就开始怕这怕那的。”
　　玲姐笑了：“我要是你这个年龄，我也就什么都不怕啦。”
　　“你到底怕什么呢？我们的事完全可以敞开谈一谈的，我实在是不明白你到底在怕一些什么。”
　　“我都已经说了。当然年龄只是其中一个。”
　　“年龄这个话题，我们都说了一千遍了。你要是不怕耳朵起茧子，我倒是很高兴把我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就算是谎言，也到了该变成真理的时候了。”
　　“我不是不相信你，这话我也说很多遍了。照你的逻辑，你说将来要怎么对我好的那些话，也算是在说还没发生的事吧。”
　　“我承认你说的，也有一些道理。我们就直接说已经发生的事，好不好？”
　　“唉，已经发生的，有一些是我不好。走到这一步，我也不想标榜那都是为了你好。我还是为自己考虑了不少的。我都是这个年纪的人了，你知道，我一直想要个孩子，现在都有些晚了。”
　　玲姐想要个孩子的事，她以前也对我谈起过。她还没离婚的时候，在同一个月，她发现自己有了身孕，丈夫有了外遇。她悄悄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然后开始了漫长的夫妻冷战。这天晚上她又旧话重提，让我又感觉到了那种曾经有过的心疼。我抱紧了她，她的身体温暖柔软，肚子轻轻起伏，呼吸的气息吹在了我的颈子上。我能意识到我抱着的是一条生命，一条需要也有权延续生命的生命。
　　我说：“这事是不能再拖了，我们还是赶紧去登记吧。”
　　以前谈起生孩子的事时，我没表过态，因为我还没到我所在的区规定的结婚年龄（男方２２岁）。
　　玲姐动了一下，说：“不要说傻话了，我怎么能嫁给你？”
　　“怎么不能？法律规定我们不能结婚生孩子吗？”　　
　　“你知道这不关法律的事。你也从来不为我想想。”
　　“有什么好多想的。在我眼里简单得很，我们像大多数人一样，遵纪，守法，结婚，生孩子。”
　　“又在说傻话了。”
　　“看看，我一说这些，就是傻话。我不说这些，你又说我不为你着想。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
　　我拉亮了灯，坐了起来。玲姐把我拉了下去，抱在她怀里。　她轻轻摸着我的头发，不停地叹着气。
　　“天儿，你别这样任性好不好？你才２２岁，你还是走你自己的路去好不好？我这真是为了你好，为了我好。我知道这些日子你心里不好受，我也不好受。我不好受，只能怪我自己，你不好受，也应该怪我。你要发脾气，你就发吧，只要你觉得好受一些。”
　　我又坐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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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不想发脾气，只想要一句痛快话：你是不是一定要跟我分手，要嫁给那个姓易的？”
　　“你，你一定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我不跟你说了。”
　　“你是不好意思说了吧？要不要我帮你说出来？你干嘛不直接说你就是变心了呢？”
　　“我没有。跟老易的事情一直想跟你说，一直不知道怎么说，所以就拖下来了。早知道你要这么说，还不如干脆让你觉得我变心了算了。”
　　“没有变心啊？真的啊？那我们还争什么？下次那个姓易的还敢来找你，惹毛了我，哪一只脚先进门我就把那一只脚剁了！”
　　“你就会胡来。你就会说这样的气话。你不是说要遵纪守法吗？人家老易也是有这个权利的。”
　　“那好。公平竞争。划下道儿来吧。”
　　“划下什么道儿来？”
　　“文比还是武比？什么条件？多长时间？让我跟老易过过招。”
　　“你不要这么固执和胡闹好不好？”
　　“你要我就这样放手？我怎么会甘心？”
　　“唉，我就知道会这样。算了算了，不说了，睡吧。”
　　“我不困。要睡你自己睡。”
　　接下来玲姐只好也坐起来，陪着我说话。说不得，我只好继续吓一吓她，告诉她我是不会善罢干休的。具体要怎样，我没有说，让她自己去想。她眼睛转了转，好像是有点给吓着了。她答应再想一想，暂时不跟老易结婚。接着要求我不得在外人面前胡闹，继续当她的“表弟”。我忙不迭地答应了。在那一刻，我觉得只要她暂时不跟老易结婚，要我干什么我都会答应。只要争取了时间，就不怕不发生变数。我知道她这一招使的很可能是缓兵之计，虽不是我想要的最好结果，但也算是颇有收获了。
　　她关掉灯，再次拉我躺下来。我乖乖地躺下来了。
第八部分　
　　此后的几个月，我和玲姐的交往可以用平淡两个字来形容。她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一样。也许，她觉得能做的都已经做了，现在只需要拿出耐心和时间来等待变数。我也不敢轻举妄动。虽然她答应我暂缓跟老易结婚（原定春节），但真正怎么样我要等到春节才知道。况且在此之前的折腾，我消耗也不小，也需要休息一下。
　　一些零星的温存和冷漠分布在漫长的平淡里。我努力用工作来对付平淡。那些工作本来就是需要做的，现在变得更需要做了，因为它不仅可以增加我的筹码，还可以转移我的焦虑。有时候，我甚至希望能一刻不停地在这座城市里跑来跑去。但只要有空，我还是会去玲姐那里看看她。我觉得应该保持小规模的浪漫攻势。有时候我会为她写一首小诗，或一首歌词，或几句话，就写在卫生纸上，她的记帐簿上，她常读的电视报上。有一个傍晚，我还把折叠餐桌搬到了阳台上，铺上一张新桌布，拿出葡萄酒和两只水晶玻璃杯，点上了蜡烛。然后我坐在烛光里等着她。外面下起了雪，雪片轻轻扑打着包封阳台的玻璃，像在轻柔地絮语。
　　整个冬天我都很忙。随着互联网投资持续升温，钞票跟雪片一起落进了这个巨大的城市里。我得时刻准备着出门抓几把。公司里多数销售员都不是通信专业出身，对通信系统产品的了解，往往不及客户的技术人员，沟通起来困难比较大。看见我和几个专业出身的同事连连得手，有些人就去销售部经理那里吵闹。经理只好决定，做互联网这一块的，必须一个专业的和一个非专业的组合在一起。我挑的搭档是粘糊小妹。
　　再次见到粘糊小妹的时候，她脖子上围着一条暗红色的围巾。走进了有暖气的办公室，她也不把围巾取下来。后来我才知道她因为和阿伍的事吞过两次玻璃，做手术的时候，医生不得不把她的喉管切开，她的颈子那儿留下了两道长长的疤痕。知道这些后，我每次看见暗红色的围巾都不舒服，像看见了凝固的血一样。粘糊小妹自杀未遂的事件给我震动不小，让我面对许可佳的时候不得不小心翼翼的。我既想把话说清楚，又不想伤着她，结果总是迟迟进入不了主题。
　　这年冬天，我跟许可佳不时见一见面，去各种时尚的餐厅里吃一吃饭。有时候我很不愿意相见，面对她，我心理压力很大。她在那种特定的时候出现在我的门前，像一个火堆出现在一只快要冻僵的动物面前。我生病期间虽然没有跟她怎么样，也没有明确关系，但我不能不承认我跟她已经有了历史遗留问题。要想解决，就必须见面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可一旦见了面，我却又不知道该怎样说才能让她平和地接受我的想法。常常是她问几句，我答几句。我不忍对她太冷，太狠，我深知太冷太狠她受起来是一种什么滋味。如果她因为我而留下身体创伤或心理创伤了，我觉得那真是一桩罪过。
　　有时候许可佳会来我的住处看看我，不过没再在我这里过夜。上次我生病的时候，她在我这里住过两个晚上，她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像要杀了她一样。她父亲还为此跟她母亲吵过一架，两个上了年纪的人都在客厅里蹦蹦跳跳的，据说最后是她母亲赢了。许可佳告诉我：“我妈说，想住在外面尽管住，只要我结婚的时候还守身如玉，家里就多我送一万美金。”接着，她转了转眼珠，告诉我最近她天天思想斗争，盘算着这笔买卖值不值得。虽然我对她母亲顿生敬意，但许可佳的话仍然让我心惊肉跳的。她不用亲密行为紧逼我的时候，我觉得她可以算是一个很令人温暖舒服的朋友，可要是哪天万一不小心，让许可佳在我的床上完成了一个女孩到一个女人的转变，我不跟她结婚我简直就要从人变成不是人了。　我心里非常清楚，这种不小心是很可能出现的。有一次她坐在床上吹一只避孕套（她说是她妈妈从医院里拿回来送给她的），吹成一只气球扎起来，然后一次次抛向天花板，有那么几分钟我差点希望自己不是人。有个声音对我说，可以做点什么，跟这个女孩一起做点什么不正是玲姐希望的吗？几分钟后，我觉得自己这么想太卑劣了。又是几分钟后，我对这种道德的自戕失去了兴趣，因为道德的自戕太容易了，也太脆弱了。幸好那只吹鼓的避孕套及时爆掉了。
　　打这以后，我尽量不让许可佳上我的住处来考验我的意志，虽然每次拒绝都不是很坚决，但也够生硬的。一想到我生病的时候她来照顾我，我就没法子做到很坚决。坚决果断不是我的性格特点。我希望时间能帮我慢慢把关系转化为一般朋友，帮许可佳慢慢明白我的心意。这看起来也像是缓兵之计。可比拖更好的办法我不知道。有时候我真羡慕有些人身上那股快刀斩乱麻的狠劲和利索劲。
　　一天我正躺在床上看书，许可佳突然笑嘻嘻的爬上了床。她抱着我，说要跟我好好谈一谈。看样子她是有备而来，我心里跳了一下。我马上联想到我跟玲姐那天晚上交手的情景：壁灯的灯罩把淡淡的光线聚在床上，四周一片幽暗，让那张大床看起来很像舞台，也很像技击场。
　　很久以后我知道她这一天果然是有备而来，她身上又揣着避孕工具。这次她想把跟我的事明确敲定，不想再不清不楚地拖下去了。
　　我挣脱许可佳，跳下了床，坐在沙发上。我觉得我不能在床上跟许可佳谈她要谈的事情。那次我在床上跟玲姐交手，本来就是一个错误。后来我才意识到那天我应该能取得更好的成绩的，如果换一个交手的地点，如果不是在那张床上。有一本古籍上记载了一种说法：床，天生就是女人占优势的地方。床是女人的庇护所，是女人忠实可靠的同谋。男人要站着说话才有力量。至少得坐起来。躺在床上跟女人交手，男人十有八九得丢盔卸甲。
　　看见我坐到沙发上去了，许可佳噘着嘴溜下了床。她叉着腰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网。不知道她跟什么人聊起了天，聊着聊着她的眼睛就红了。后来她把上网电缆拉到了洗手间里。她坐在马桶上，抱着笔记本电脑，边哭边聊。我在洗手间门口转了转，听见她敲击键盘的声音，听见她鼻子里发出的抽泣声，我有点心烦意乱。我走到楼下的雪地里转了好几圈，第二天出去跑业务的时候，鼻子里不时流出一点清亮的鼻涕。
　　有时候我很想请教一下粘糊小妹，我该怎样做才不会引起许可佳的激烈反应，可一看见粘糊小妹那副憔悴的样子，又觉得自己这么问太过份了。后来，我感觉粘糊小妹苍白的脸色和暗红色的围巾太影响我跟客户谈判的情绪，隔几天我就让她在家里休息一下。粘糊小妹也很乐意，反正我每做成一单，财务部都会自动分成给她。
　　这年冬天，我一连做了十几单。有时候走在街上，望着漫天飘飞的雪片，感觉自己比以前更喜欢北京的冬天了。我本来就觉得北京的冬天比南方小城的冬天好过。赚了点小钱后，我一高兴，就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们来北京过春节。他们从来没有到过北京，一高兴，就提前两个星期来了。没来几天，他们就把楼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连几乎没人扶过的楼梯扶手也擦得干干净净的。
　　望着父母在一起做家务活，有说有笑的，我心里很宽慰。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似乎从来没有如此和睦相处过。离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还像离婚以前一样不停地吵架。现在，父亲心中的烈火似乎已经熄灭了，母亲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样要强了。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觉得两位老人似乎到了晚年才发现了平淡生活的价值，有重归于好的趋势。一天晚上，我跟父亲睡一间房子，问他有没有可能跟母亲复婚。父亲很有点不好意思一样，把头扭向一边，说他没意见，就是不知道母亲的想法怎么样，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提出来。我马上走进母亲住的屋子，告诉她父亲想跟她复婚。母亲的眼睛像少女一样亮了一下，接着呸了一声，让我不要瞎操心，“你把你自己的事操心好就行了。”接着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说没有。我告诉她要想在北京成家，得先挣够成家的本钱。母亲点点头，开始抱怨北京的房价和菜价，接着抱怨我父亲不中用。她说他要是早点混个一官半职，或者挣下一百万什么的，我在北京的亲事也会好办得多。听她这么说，我赶紧打岔扯别的，然后赶紧收住话头去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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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的一个下午，许可佳突然来了。
　　上午，她打电话约过我，我告诉她这几天有事，当时她没说什么，没想到下午她就突然敲门了。我向父母介绍了许可佳，只报了她的名字。许可佳似乎毫不在意我这么简陋地介绍她，她拉起我母亲的手就聊开了，很快又拉起我母亲的手逛街去了。我不知道许可佳是怎么把我母亲哄得那么高兴的，这天母亲给她买了两件衣服，还把祖传的一对耳环从耳朵上取下来一只，送给了她。另一只，逛街回来后母亲悄悄给了我，要我在结婚的时候再送给许可佳。母亲笑着对我说：“这姑娘乖，说话像电视里的人儿一样。”我有点给吓着了，说：“你不要乱来啊，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母亲问：“你生病的那几天，是不是她住在这里照顾你？”我说是，不过不是我要她来的。母亲说：“那我不管，反正我喜欢她。你不讲良心，妈替你讲良心。”
　　母亲这一番话说得我有些羞愧。对许可佳，我心里一直盘踞着一些类似歉疚的东西。我也想为许可佳做点什么，弥补一下，但一直不知道该做什么。母亲对许可佳这么热呼，我就当是替我做了一些吧。做晚饭的时候，许可佳走进厨房里去给母亲帮忙。听见厨房里不时传出她们的笑声，我耳朵里又一阵阵发麻。我真恨自己没本事把我和许可佳的事处理妥当。
　　很久以后，回想起这天的情景，回想起我跟许可佳交往的历史，我闷闷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挤着自己的太阳穴，我问自己：你怎么就这么软弱啊？我真觉得自己不可理喻。除了已经揭示出来的原因，应该还有更复杂的原因，可我就是想不起来。现在，我坐在电脑前，试图看清一个真实的自己，我发现还是有一些地方看不清。也许并不是每一个人具备完全理解自己的能力。
　　晚饭后，许可佳陪我父母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听见她提出来明天可以陪我父母游览北京城里城外的名胜古迹，我父母都很高兴，我心里很不安。他们正商量着游览计划时，我把许可佳叫到了另一间屋子，告诉她我父母年纪大了，一般睡得比较早。许可佳拍了拍自己的脑门，说：“我只顾着傻高兴，把老人家睡觉的时间搞忘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