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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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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说……坐在詹姆士河旁的一个理发馆外面。我是坐下来歇歇脚的，只在这里呆十分钟。我对面有一个旅馆和几家商店；一切都迅速变小，像开始的样子一样而告结束——不为任何理由。我打心底里同情这些在这里出生而后死去的可怜虫。没有世俗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存在。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要穿过街道，刮刮脸，理理发，甚至要一块嫩牛排。人们听着，给你们自己买条枪，互相残杀吧！把这条街从我心目中永远消灭掉——它毫无疑义。
同一天，在夜幕降临以后，继续苦干，越来越深入到南方。我正离开一个小城镇，走一条通向公路的近道。突然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不久有一个年轻人急匆匆从我身边经过，呼哧呼哧喘着气，以他全部力气诅咒着。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听到又一个人急匆匆过来；他年纪较大，还拿着一把枪。他呼吸相当轻松，嘴里一言不发。正当他进入视野的时候，月亮从云里钻出来，我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脸。他是一个追捕逃犯的人。当其他人来到他后面时，我往后站。我怕得直发抖。这是警长，我听到一个人说，他正去抓他。可怕。我向公路移动，等着听将结束这一切的枪声。我什么也没听到——只有那年轻人沉重的呼吸和跟在警长后面的那一群人迅速急切的脚步声。正当我接近干道的时候，一个人从黑暗中走出来，十分安静地来到我跟前。“你去哪儿，小子？”他说，相当平静，几乎很温柔。我结结巴巴地说去下一个城镇。“最好就呆在这里，小子。”他说。我二话没说。我让他把我带回城里，并把我像贼一样移交给当局。我和其他大约五十个家伙一起躺在地板上。我做了一个奇妙的性爱梦，最后以断头台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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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十八章（3）
我继续苦干……回溯同前进一样艰难。我不再有是一个美国公民的感觉。我来自美国的那一部分，在那里我有某些权利，在那里我感到自由，而现在，它在我身后这么遥远的地方，以致它开始在我的记忆中变得模模糊糊。我感觉好像总有个人拿着一把枪在背后顶着我。不要停下来，这似乎是我听到的一切。如果一个人同我说话，我就竭力显得不太聪明。我竭力假装我对庄稼、对天气、对选举十分感兴趣。如果我站住，他们就看我，白人和黑人都看我——他们彻底看透了我，好像我水淋淋的，可以食用。我不得不再走一千英里上下，好像我有一个遥远的目的，好像我真的要去某个地方。我也不得不做出感激涕零的样子，为的是不至于有人会想用枪打我。我既令人沮丧又令人振奋。你是一个被监视的人——然而没有扣动扳机。他们让你平平安安地直接走进墨西哥湾，你可以在那里自溺而死。
是的，先生，我到达墨西哥湾，我直接走进去，溺死自己。当他们将尸体捞出来的时候，发现它标明布鲁克林香杨梅大道，船上交货；它被送回去，货到付款。我后来被问到，我为什么要自杀，我只能想了想说——因为我要电击宇宙！我说那话只是指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特拉华、拉克万纳和西部遭过电击，沿海航空公司遭过电击，但人类的灵魂却仍然在大篷车阶段。我出生在文明当中，我接受文明十分自然——还有什么别的好干呢？但可笑的是，没有一个别的人认真对待它。我是公众当中惟一真正文明化了的人，可至今没有我的位置。然而我读的书、我听的音乐使我确信，世界上还有其他像我一样的人。我不得不去墨西哥湾自溺而死，为的是有一个借口，继续这种假文明的存在。我不得不像除去虱子一样除去我自己鬼魂般的身体。
当我意识到，只要事物的这一体制在运转，我就狗屎不如时，我真的变得相当快活。我迅速失去了一切责任感。要不是因为我的朋友们厌烦了，不愿再借钱给我，我也许还在继续不断地浪费时间。世界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博物馆：我看不到有什么事情好做，除非是吃掉前人扔到我们手上的这块奇妙的巧克力夹层蛋糕。看到我美滋滋的，谁都会恼火。他们的逻辑是，艺术是很美的，哦，是的，不错，但是你必须干活谋生，然后你会发现你太累了，不可能去考虑艺术。但是，当我威胁着要依靠自己给这块奇妙的巧克力夹层蛋糕增加一两层的时候，他们却冲我大发雷霆。这是最后的关键。这意味着我肯定疯了。首先，我被视为一个无用的社会成员，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被认为是一具有着惊人胃口的鲁莽的行尸走肉；现在我已经变疯了。（听着，你这个杂种，你给自己找了份工作……我们和你断绝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令人精神振作的，这种看法上的改变。我可以感觉到风从门厅里吹过来。至少“我们”不再因风平浪静而停滞不前。这是战争，我作为一具新的尸体，还足以让一场小小的战斗留在我身上。战争使人恢复生气。战争激荡着血液。正是在我已经忘记的那场世界大战当中，发生了这内心的改变。我一夜之间结了婚，要向所有人显示，我什么也不顾。在他们心目中，结婚很好。我记得，借助结婚广告，我立即筹到了五块钱。我的朋友麦克格利高尔付了结婚证书的钱，甚至还付了理发刮脸的钱。为了结婚，他坚持要我去理发刮脸。他们说你不刮脸是不行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刮脸理发就不能结婚，不过，由于不用我付钱，我就认了。看到大家都如何迫切地要为我们的生计做点儿什么，这是很有趣的。突然，就因为我流露出一点儿意思，他们就成群结队来围着你——他们能为我们做这，能为我们做那吗？当然，假设的前提是，现在我肯定要去工作，现在我明白生活是严肃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让我老婆为我工作。开头我确实对她还不错。我不是严厉的监工。我要求的一切就是车费——为了寻找神话般的工作——和一点点零用钱，好买香烟，看电影，等等。买重要的东西，如书、音乐唱片、留声机、上等牛排等，我发现，既然我们结了婚，就可以赊账。分期付款是专为我这样的家伙发明的。现付的那部分很容易，其余的我就听天由命了。人必须得活，他们总是这样说。现在，上帝作证，这也是我对自己说的话——人必须得活！先活后付钱。如果我看见一件我喜欢的大衣，我就去把它买来。我还要超前于季节一点儿买，表明我是一个态度认真的家伙。妈拉巴子，我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不久也许就要当爸爸了——我至少有资格要一件过冬的大衣，不是吗？当我有了大衣的时候，我就想到要配上耐穿的皮鞋——一双我梦寐以求却从来买不起的高级厚牛皮鞋。当天气寒冷刺骨，我还要出外寻找工作的时候，我往往会饿得不得了——像这样一天又一天在城里风里来，雨里去，哪怕下雪下冰雹，也不停地奔波，这真是很有益于健康的——于是我时常光顾一家舒适的小酒馆，给自己要一份鲜美的上等牛排加洋葱和法国式炸土豆。我还加入了人寿保险和事故保险——你结婚以后，做这种事情很重要，他们这样告诉我。假如我有一天倒毙——那时候怎么办呢？我记得那家伙那样对我说，为的是要使他的论据更加无可怀疑。我已经告诉过他，我会签约，但他一定是忘记了。我由于习惯的作用，已经告诉过他，是，立即就告诉过，但是我要说的是，他显然忽略了这个——要不然，在你把宣传动员加入保险的话充分说清楚以前就让一个人签约承担责任，是违背准则的。总之，我正准备问他，需要多久你才能按保险契约给贷款，他却提出这个假设性的问题：假如有一天你倒毙——那时候怎么办呢？我对这个问题笑成那种样子，我猜他认为我有点儿疯了。我笑得泪流满面。最后他说——“我并没有说过什么事，会那么有趣吧？”“那么，”我说，变得严肃了片刻，“好好看一看我。现在告诉我，你认为我是那种管他妈的死后发生什么事的人吗？”他显然对此十分吃惊，因为他接下去说的是：“我不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合乎道德的态度，米勒先生。我相信你不会要你的妻子……”“听着，”我说，“假如我告诉你，我不管我死后老婆会遇到什么事——那又怎么样？”由于这话似乎更加伤害了他的道德感情，我另外加上了几句——“就我而言，你不必在我嗝屁的时候支付赔偿金——我加入保险只是为了使感觉良好。我正努力促进世界的发展，你不明白吗？你必须得活，是不是？好，我只放一点点吃的在你嘴里，就这样。如果你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要推销，就请便吧。我买任何听起来似乎不错的东西。我是一个买主，不是一个卖主。我喜欢看到人们高高兴兴的样子——这是我买东西的原因。现在听着，你说每个星期的金额是多少？五十七美分？很好。五十七美分算什么？你看那架钢琴——那是每星期大约三十九美分，我想。看看你周围……你看到的一切每星期都值那么多。你说，如果我死了，那时候怎么办？你认为我会死在所有这些人手里吗？开玩笑！不，我宁愿让他们来把东西搬走——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付不起账的话……”他坐立不安，眼睛瞪得木呆呆的，我想。“对不起，”我说，打断了自己的念头，“你不想喝点儿什么吗？——来庆祝保险契约？”他说他不想，但是我坚持要喝，此外，我还没有签署文件，我的尿必须拿去检查，得到认可，还得盖各种各样的图章和印鉴——我打心眼里知道所有这些玩意儿——所以我想咱们还是先喝两口，以此来延长这严肃的买卖，因为老实说，买保险或买任何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真正的乐趣，使我感到，我就像每一个其他的公民一样，是一个人，怎么样！不是一只猴子。于是我取出一瓶雪利酒（这是允许我有的一切），我慷慨地为他斟上满满一杯，暗想，看到这雪利酒被喝掉真是好极了，因为也许下一次他们会为我买更好的东西。“以前我也推销保险，”我说，将酒杯举到嘴边。“当然，我可以推销任何东西。只是——我很懒。拿今天这样的日子来说——呆在家里，看看书，听听留声机，不是更好吗？为什么我要出去为一家保险公司奔波呢？如果我今天一直在工作，你就碰不上我了——不是吗？不，我认为最好安下心来，当人们前来的时候，就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例如，就像你的情况。买东西要比卖东西好得多，你不这样认为吗？当然，如果你有钱的话。在这幢房子里，我们不需要很多钱。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钢琴每星期付大约三十九美分，也许四十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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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十八章（4）
“对不起，米勒先生，”他打断我，“你不认为我们应该认真着手签署这些文件吗？”
“嘿，当然。”我快活地说。“你把文件都带来了吗？你认为我们应该先签哪个？顺便问一下，你没有一支你想要卖给我的自来水笔吗？”
“就请签在这儿，”他说，假装没有听到我的话。“还有，在这儿，行。那么现在，米勒先生，我想我要说再见了——几天后听公司的消息吧。”
“最好快一点儿，”我说着，把他领到门口，“因为我会改主意，会自杀的。”
“嗨，当然，嗨，行，米勒先生，我们当然会快的。那么再见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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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十九章（1）
当然，分期付款的计划最终失败了，尽管你是一个像我这样殷勤的买主。我当然是尽了我最大努力来使美国的制造商和广告商忙忙碌碌，但是他们似乎对我很失望。每个人都对我失望。尤其有一个人对我格外失望，这是一个真正努力同我交朋友的人，而我却使他失望。我想起他和他雇用我作为他助手的样子——那么痛快，那么宽厚——因为后来，当我像一支42式大口径左轮手枪一样让人雇进来轰出去的时候，我到处遭背叛出卖，但是到那时候，我已经打够了预防针，对什么都无所谓了。然而这个人却不怕麻烦地向我表明，他相信我。他是一家大邮购商社的商品目录册的编辑。这是一年出版一次的一大堆狗屁玩意儿的概要说明，要花整整一年时间做准备。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这工作的性质，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会走进他的办公室，除非是因为我想要找个核验员之类的工作，在码头附近奔忙了一整天之后，想去那里暖暖身子而已。他的办公室很暖和舒适，我向他高谈阔论，为的是让冻僵的身子暖和起来。我不知道要求什么样的工作好——只要是一个工作，我说。他是一个敏感的人，心地善良。他似乎猜到我是一个作家，或想要成为一个作家，因为一会儿以后他问我喜欢读什么书，我对这个作家、那个作家有什么看法。我碰巧口袋里有一张书目——我正在公共图书馆寻找的一些书——于是我拿出来给他看。“天哪！”他喊道，“你真的读这些书吗？”我谦虚地摇摇头，表示肯定，然后像我经常被那一类蠢话触动起来的情况那样，我谈论起我一直在阅读的汉姆生的《神秘》。从那时候起，这人就像我手中的腻子。当他问我是否愿意当他的助理时，他为给我提供这样一个低级职位而道歉；他说我可以用我的时间来学习这项工作的各方面情况，他相信这对我来说将是一项容易做的工作，然后他问我是否能在我拿到薪水以前，先用他自己的钱借给我一些。我还没来得及说行还是不行，他就取出一张二十美元的票子塞在我手里。自然，我很受感动。我准备像婊子养的一样为他干活。助理编辑——这听起来很不错，尤其对我周围的债权人来说更是如此。有一阵子我很快活地吃起烤牛肉、烤鸡、烤猪腰肉，假装很喜欢这个工作。实际上我很难保持清醒。我必须学的东西，我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学会了。而那以后呢？那以后我看到自己在服终生劳役监禁。为了尽量过得好一点儿，我就写小说、随笔，给朋友写长信，以此打发时间。也许他们以为我在为公司琢磨新的想法，因为有好一阵子没有人管我。我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作。我几乎整天都可以做自己的事，写我的东西。我十分热衷于我自己的事，我吩咐我的手下在规定的时间以外不要来打搅我。我像一阵轻风一般飘飘然起来，公司定期付我工资，而监工们做我为他们规定的工作。可是有一天，正当我专心致志地写一篇论《反基督》的重要文章的时候，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人走到我桌子前，在我身后弯下腰，用挖苦的语调大声朗读我刚写下的文字。我不用问他是谁或他是干什么的——我头脑的惟一想法是——会多给我一个星期的工资吗？我狂热地对自己重复着这个问题。我要向我的恩人告别了，我有点儿为自己感到羞愧，尤其是在他，可以说是一下子，说出下面这些话的时候——“我设法让你多拿一个星期的工资，可是他们不愿意。我希望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你知道，你只是耽搁了你自己。说真的，我仍然对你抱有最大的信心——只是恐怕你得有一段艰难时光。你在哪儿也不合适。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大作家的，我相信。好吧，对不起了，”他补充说，热情地同我握手，“我得去见老板了。祝你好运！”
对这件事，我有点儿感到痛心。我真想当场就向他证明，他的信心是有道理的，真想当时就在全世界面前为自己辩护：要是能使人们相信，我不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婊子养的，我情愿从布鲁克林大桥上跳下去。不久我就要证明，我的良心像鲸鱼一样大，但是没有人来调查我的良心。每个人都非常失望——不仅分期付款的公司，而且房东、卖肉的、面包师以及气、水、电等有关人员，每一个人。但愿我能相信起这种工作职责哩！我看不出它能救我的命。我只看到人们拼命工作，因为他们没有更清楚地了解情况。我想起帮我争取到工作的那次高谈阔论。在某些方面，我很像纳格尔先生纳格尔：挪威作家汉姆生的作品《神秘》中的主要人物。——译者本人。不是一刻不停地告诉我要做的事。不知道我是洪水猛兽还是圣人。像我们时代那么多了不起的人一样，纳格尔先生是一个不顾一切的人——正是这种不顾一切，使他成了这样一个可爱的家伙。汉姆生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来理解这个人物：他知道他存在，他知道他不仅仅是一个小丑和使人困惑不解的人。我想他喜爱纳格尔先生甚于他塑造的任何其他人物：为什么呢？因为纳格尔先生和每一个艺术家一样都是那种未被承认的圣人——这种人受到嘲笑，因为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尽管实际上很深刻，但在世人眼里却似乎太简单了。没有人想要成为艺术家——他被迫去当艺术家，因为世人拒绝承认他的真正的领导地位。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零，因为真正要做的工作正在被避开。人们认为我懒惰，得过且过，然而相反，我是一个格外积极的个人。即使是猎取一截尾巴，那也是了不起的事情，很值得，尤其是如果同其他形式的活动相比的话——如制造纽扣或拧螺丝，或者甚至切除阑尾。那么我申请工作时，人们为什么这么乐意听我说话呢？为什么他们认为我有意思呢？无疑是因为我总是把我的时间花得有所收获。我给他们带来了礼物——来自我在公共图书馆耗费的时光，来自我在街上的闲逛，来自我同女人的暧昧经历，来自我看脱衣舞表演消磨掉的下午，来自我参观博物馆和艺术画廊的收获。如果我是个不中用的东西，只是一个老实的、可怜巴巴的废物蛋，为了每星期这么一点点钱就想拼命干活，他们就不会把已给我的那些工作提供给我了，他们也不会像他们经常做的那样递给我雪茄，带我去吃饭，或借钱给我了。我一定有某种可以提供的东西，也许他们无意中对此比对马力或技术能力更为看重呢。我自己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因为我既不自豪，也不虚荣，也不妒忌。大事上我一清二楚，但是碰到生活小事我就很难堪。在我理解所有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以前，我不得不目睹大量这同样的难堪。普通人往往更快地估计出实际形势：他们的自我同针对自我提出的要求是相称的；世界并不十分不同于他们想像的样子。但是一个和世界格格不入的人不是因自我的巨大膨胀而痛苦，就是自我被淹没，乃至实际上不存在。纳格尔先生不得不冒险去寻找他的真正自我；对他自己，也对每一个其他人来说，他的存在是一个谜。我无法让事情那样悬着——谜太能引起好奇心了。即使我不得不像一只猫一样朝每一个碰到的人蹭自己的身子，我也要蹭到底。蹭得够久够狠，直到蹭出火花来！
动物的冬眠，某些低级生命形式所具有的生命中断，长久地躲在墙纸背后的臭虫的惊人生命力，瑜伽信奉者的入定，病人的僵住症，神秘主义者同宇宙的结合，细胞生命的不朽，所有这一切，艺术家都要学会，为的是要在适当的时机唤醒世界。艺术家属于X人种后代；他就好像是精神的微生物，从一代传到另一代。不幸压不垮他，因为他不是物质的、种族的格局的一部分。他的出现总是和灾难与死亡同步；他是小循环过程中的循环体。他获得的经验从来不用于个人目的；它为他从事的更大目的服务。他身上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哪怕是再鸡毛蒜皮的小东西。如果他读一本书被打断了二十年，他也会从他搁下的那一页继续往下读，就好像其间什么也没有发生。其间发生的一切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生活”，在他的前进周期中却只是一个中断。他自我表现时，其功效的永恒性，只是他不得不在其中蛰伏的生活自动作用的反映，他是一个在睡眠之外的睡眠者，等待着宣告降生时刻到来的信号。这是大事，我总是一清二楚，甚至在我否认它的时候也如此。驱使人们不断地从一个词走向另一个词、一个创造走向另一个创造的不满情绪，只是对延迟的无用性的抗议。一个人，一个艺术微生物，越清醒，他就越不想做任何事情。完全清醒时，一切都是合理的了，因而没有必要从昏睡状态中走出来。在创作一部文艺作品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对自动的死亡原则的让步。将我自己溺死在墨西哥湾，我就能分享积极的生活，这允许真正的自我冬眠，直至我成熟而诞生。我十分理解这一点，虽然我的行为是盲目而混乱的。我游回到人类活动流中，直至我到达一切行为之源，我强行进入到那里面，称自己为电报公司的人事部主任，让人性之潮像带白色泡沫的大海浪拍打着我。所有这一切先于最终自暴自弃行为的积极生活，引导我从怀疑走向怀疑，使我越来越看不到真正的自我，这自我就像被伟大而繁荣的文明之明证所窒息的大陆，已经沉入海面以下。巨大的自我被淹没，人们观察到在海面之上狂热地动来动去的东西，是搜索其目标的灵魂的潜望镜。如果我能再升到海面、踏浪前进的话，一切进入射程的东西，都必须被摧毁。这个怪物不时升起，死死地瞄准目标，然后又重新潜入水中，漫游，不停地掠夺，一旦时机到来，它就会最后一次升出水面，显现为一只方舟，把一切都成双成对地放到舟上，最后，当大洪水消退时，它会在高山之巅靠岸，敞开舱门，把从灾难中抢救出来的一切还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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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十九章（2）
如果我想到我的积极生活时就时常发抖，如果我做噩梦，这可能是因为我想起我在白日梦中抢劫和谋杀的所有那些人。我做我的本性吩咐我做的一切。本性永远在一个人的耳朵里小声说——“如果你要活下去，就必须杀人！”作为人类，你杀起人来不像动物那样，而是自动地；杀人被乔装打扮起来，后果无穷，以致你杀人连想都不想，并不是因为需要才杀人。最体面的人是最大的杀人者。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人类服务，他们真诚地这样相信，但是他们是残酷的凶手，有时候他们醒过来，明白了他们的罪行，就狂热地以堂·吉诃德式的善行来赎罪。人的善比人身上的恶更臭不可闻，因为善不是公认的，善不是对有意识自我的肯定。在被推下悬崖的时候，很容易在最后时刻交出一个人的全部财产，转过身去最后拥抱留在后面的所有人。你怎么来阻止这盲目的冲动？你怎么来阻止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推下悬崖的自动过程？
我在书桌上挂起一块牌子：“进到这里来的人们，请不要放弃一切希望！”当我坐在书桌旁的时候，当我坐在那里说“是”、“不”、“是”、“不”的时候，我带着一种正转变为狂乱的绝望，明白自己是一个傀儡，社会在我手中放了一把格林机枪。最后，我做好事和做坏事没有什么区别。我就像一个等号，大量代数式般的人性都要经过这等号。我是一个相当重要、正在使用着的等号，就像战时的一个将军，但是无论我将变得如何胜任，我也绝不可能变成一个加号或减号。就我所能确定的情况而言，任何别人也不可能。我们的全部生活就是建立在这个等式原则上的。整数变成为了死亡而被调来遣去的符号。怜悯、绝望、激情、希望、勇气——这些是从各种不同角度看等式所引起的暂时折射。通过不予理睬或直接面对并写下来，从而阻止这无穷无尽的把戏，这也于事无补。在一个镜子宫殿中，你无法不看自己。我不要做这件事……我要做某件别的事情！很好。但是你能什么也不做吗？你能停止对什么也不做的考虑吗？你能绝对停下，不假思索地放射出你知道的真理吗？这便是留在我脑海中的想法，它燃烧着，燃烧着，也许在我最豪爽、最精力充沛、最具同情心、最心甘情愿、最乐于助人、最真诚、最好的时候，正是这种固定的想法使我豁然开朗，我自动说——“嗨，不必客气……小事一桩，我向你保证……不，请不要谢我，这算不了什么，”等等，等等。由于一天开成千上万次枪，也许我就再也不注意枪响了；也许我认为我是在打开鸽笼，让空中飞满乳白色的鸟禽。你在银幕上看到过的一个假想的怪物，一个有血有肉的弗兰肯斯泰因吗？你能想像他如何会被训练得在扳动枪机的同时却看鸽子在飞吗？弗兰肯斯泰因不是神话：弗兰肯斯泰因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创造，诞生于一个敏感的人的个人体验。怪物总是在不采用人类的大小比例时才更真实。银幕上的怪物无法同想像中的怪物相比；甚至跑到警察局去的现存病理怪物也不过是病理学家所处的怪异现实的贫弱显示。但是同时做怪物和病理学家——这是为某一种人保留的，他们装扮成艺术家，再清楚不过睡眠是一种比失眠更大的危险。为了不睡着，为了不成为被称作“活着”的那种失眠的受害者，他们诉诸无穷无尽地拼凑字眼的药物。他们说，这不是一个自动过程，因为总是存在着他们能随意阻止这过程的幻觉，但是他们无法阻止；他们只是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幻觉，它也许是某个贫弱的什么东西，但是这远不是完全的清醒，既不是现行的，也不是非现行的。我要完全清醒，不议论不写作，为的是要绝对接受生活。我提到在世界远方的古人，我经常与他们交流思想。为什么我认为这些“野蛮人”比我周围的男男女女更能理解我呢？我相信这样的事情是发疯了吗？我认为一点儿也不是。这些“野蛮人”是早期人类蜕化的残余，我相信，他们对现实一定有更大的把握。在这些以消退的光辉流连不去的往昔标本中，我们不断看到了人类的不朽。人类是否不朽我并不关心，但是人类的生命力对我来说确实有某种意义，它是正在发挥作用，还是处于休眠状态，这就意义更加重大。由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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