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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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哐艄猓揖突岣谩！癙ourri avant d'etre muri（法文：成熟以前就已腐烂）！”
正在这明亮的加利福尼亚阳光中腐烂的真是我吗？我的一切，我至今所是的一切都没留下吗？让我想一下……有亚利桑那。我现在记得，当我踏上亚利桑那的土地时，已经是夜里了。只有足够的光线来看最后一眼正消失的方山。我走过一个小镇的主要街道，这个镇的名字我记不清了。我在这个镇上，在这条街上干什么？嘿，我爱上了亚利桑那，我徒然用两只肉眼寻找的一个心灵中的亚利桑那。在火车上，仍然是我从纽约带来的亚利桑那同我在一起——甚至在我们越过了州界以后。不是有一座横跨峡谷的桥把我从沉思冥想中惊醒过来吗？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一座桥，一座几千年前由地壳激变时的岩浆喷发天然形成的桥。我看见有一个人从桥上走过，一个样子像印第安人的人，他正骑着一匹马，有一只长长的鞍囊悬挂在马镫子旁边。一座天然的千年之桥，在落日时的清澈大气中，看上去就像可以想像的年份最少崭新的桥。在那座如此结实、如此耐久的桥上，天哪，只有一人一马经过，再没有别的东西，那么，这就是亚利桑那，亚利桑那不是一种想像的虚构，而是乔装打扮成一人骑马的想像本身。这甚至超过了想像本身，因为没有一点点模棱两可的味道，只有生与死将物自体隔离开，这物自体就是梦和骑在马背上的梦者本人。当火车停下时，我放下脚，我的脚在梦中踩了一个窟窿；我到了时间表上有名字的那个亚利桑那小镇，它只是任何有钱人都可以访问的地理上的亚利桑那。我提着旅行袋沿主要街道行走，我看到汉堡包和不动产办公室。我感到受了可怕的欺骗，竟哭了起来。现在天黑了，我站在一条街的尽头，那里是沙漠开始的地方，我像傻瓜一样哭泣。这个哭着的是哪一个我？为什么这是那个新的我，那个在布鲁克林开始萌芽，现在在无垠的沙漠中注定要死的我呢？喂，罗依·汉密尔顿，我需要你！我需要你一会儿工夫，只是一小片刻，在我崩溃的时候，我需要你，因为我不十分乐意做我现在已做了的事情。我记得，你不是告诉我不必作这次旅行，但如果我必须去，那就去的吗？为什么你没有说服我不去呢？啊，说服从来不是他的方法，而请求忠告从来不是我的方法。所以我到了这里，垮在沙漠里，那座现实的桥在我身后，不现实的东西在我面前，只有基督知道我如此为难，如此不知所措，以致如果我可以遁入大地消失的话，我就会这样做的。
我迅速地回顾，看到另一个同家人生活一起、平静地等死的人——我的父亲。如果我追溯到很远很远，想起莫杰、康塞尔依、洪堡……等街道，尤其是洪堡街，我就会更好地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这些街所在的地段离我们居住的地段不远，但是它不一样，它更富有魅力，更神秘。我小时候只去过一次洪堡街，我已不记得那次去的理由，除非是去看望卧病在一所德国医院里的某个亲戚。但是这条街本身给我留下了一个最持久的印象，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在我记忆中仍然是我看见过的最神秘、最有希望的街。也许我们准备要去的时候，我母亲像往常一样，许诺给我一件很了不起的东西，作为对我陪她去的报答。我总是被许诺一些东西，但从来没有实现过。也许那时候，当我到达洪堡街、惊奇地看着这个新世界时，我完全忘记了许诺给我的东西，这条街本身成了给我的报答。我记得它很宽，在街的两边，有高高的门前台阶，那样的台阶我以前从未见过。我还记得，这些怪房子当中有一幢一层楼，是一个裁缝铺，窗户里有一个半身像，脖子上挂着一根皮尺，我知道，我在这景象面前 大受感动。地上有雪，但是阳光很好，我清晰地记得，被冻成冰的垃圾桶底部如何有一小滩融雪留下的水。整条街似乎都在明媚的冬天阳光下融化。高高台阶的栏杆扶手上，积雪形成了如此漂亮的白色软垫，现在开始下滑、溶解，露出当时很时兴的褐色砂石，像打了一块块黑色的补丁。牙医和内科医生的玻璃小招牌藏在窗户的角角上，在中午的阳光里闪闪发亮，使我第一次感到，这些诊室也许不像我知道的那样，是折磨人的拷问室。我以小孩子的方式想像，在这个地段，尤其在这条街上，人们更友好，更豪爽，当然也极其有钱。我自己一定也大大舒展了一番，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孩子，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一条似乎没有恐怖的街道。这是这样一条街：宽敞，豪华，光明，柔和，后来当我开始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我就同圣彼得堡的融雪联系在一起。甚至这里的教堂也有着不同的建筑风格；它们有着半东方的色彩，既壮观又温暖，这使我既惊恐又着迷。在这条宽敞的街道上，我看到房子都盖在人行道上很靠后的地方，宁静而高贵，没有夹杂商店、工厂、兽医的马厩等来破坏气氛。我看到一条只有住宅的街道，我充满畏惧和赞美。我记得这一切，无疑我大受其影响，但这一切中没有一样足以说明，只要一提起洪堡街，就会在我心中唤起那种奇怪的力量和吸引力。几年以后，我又在夜间回去看这条街，我甚至比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更加激动。这条街的外观当然变了，但这是夜间，夜间总是比白天较少残酷。我再次体验到那种宽敞感、那种豪华感所带来的奇妙愉悦，那条街上的豪华感现在有点儿消退了，但仍然给人以回味，仍然以隐隐约约的方式显示出来，就像那次褐色砂石栏杆从融雪中显示出来一样；然而，最与众不同的，是那种正要有所发现的近乎激起情欲的感觉。我再次强烈意识到我母亲的存在，意识到她的皮大衣的鼓鼓囊囊的大袖子，想到她多年前如何残酷地拽着我飞快地走过那条街，想到我如何固执地要看那一切陌生的新事物，以饱眼福。在第二次去那条街的时候，我似乎朦朦胧胧地想起我童年时代的另一个人物，那个老管家，他们管她叫一个外国名字：基金太太。我记不起她得了什么病，但我似乎确实记得我们到医院去看她，她在那里奄奄一息，这个医院一定是在洪堡街附近，这条不是奄奄一息，而是在冬天中午的融雪中容光焕发的街。那么我母亲许诺给我，而我后来再也没能回想起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像她那样能许诺任何东西，也许那天，在一阵心不在焉当中，她许诺了十分荒谬的东西，尽管我是一个小孩子，十分容易轻信别人，但我也不会完全轻信她的这种许诺；然而，如果她许诺给我月亮，虽然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还是会拼命给予她的许诺一点点信任。我拼命需要许诺给我一切，如果在反思之后我明白了这是不可能的，那我还是要以我自己的方式，设法摸索一种使这些许诺可以实现的方法。人们没有一点点兑现许诺的意图，竟然就做出许诺，这在我看来是不可想像的事情。甚至在我十分残酷地受了欺骗的时候，我仍然相信；我认为许诺之所以没有兑现是因为非同寻常的、完全超出了另一个人的能力的事情参与进来，才把许诺化为乌有。
这个信念问题，这种从来未被兑现的许诺，使我想起我的父亲，他在最需要帮助时遭到抛弃。到他生病的时候为止，我的父母亲都没有表示出任何宗教倾向。虽然总是向别人提倡教会，但他们自己却在结婚以后从来没有踏入过教堂。那些过于严格地定期上教堂的人，在他们眼里似乎有点儿傻。他们说“如此这般地笃信宗教”，那种样子足以流露出他们对这样的人所感到的嘲笑、轻蔑，甚至怜悯。如果有时候，因为我们孩子们，教区牧师意外地到家里来，他们对他就像对一个出于礼貌不得不尊重，然而却没有一点儿共同之处的人那样，事实上，他们有点儿怀疑他是介于傻瓜和江湖郎中之间的那类人的代表。例如，对我们，他们会说他是“一个可爱的人”，但是他们的老朋友来了，一聊就不着边际起来，这时候，人们会听到一种截然不同的评语，通常还伴随着一阵阵响亮的嘲笑声和捣蛋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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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十一章（2）
我父亲由于过于突然戒酒而病得很厉害。整个一生，他都是一个快活的老好人：他的肚皮不大不小，他的脸颊圆润，像胡萝卜一样红彤彤的，他的举止从容不迫，懒懒散散，他似乎命中注定要健健康康地活到高龄，但是在这种平稳、快活的外表之下，事情十分不妙。他的情况很糟糕，债台高筑，他的一些老朋友们已经开始在抛弃他了。我母亲的态度最使他担忧。她把事情看得一团漆黑，而且一点儿也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她时常歇斯底里大发作，扑到他身上又打又掐，用最恶毒的语言骂他，砸碎盘子，威胁要永远离家出走。结果，他有一天早晨爬起来，决心绝不再沾一滴酒。没有人相信他是当真的；家里其他人也发誓戒过酒，他们管戒酒叫上水车，但他们很快就从水车上下来了。家里人在各种时候都试过，但没有一个成功地彻底戒了酒的，而我父亲则不然。他从哪里，又是如何获得力量来坚持他的决定，只有上帝知道。我似乎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如果我处于他的地位，我自己也会喝死的。可是，老人却没有。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对任何事情显示出决心。我的母亲感到十分吃惊，她就是这么一个白痴，竟然拿他开玩笑，讥讽他至今一直如此薄弱的意志力。他仍坚持不懈。他的酒肉朋友很快就不见踪影了。总之，他不久就发现自己几乎完全孤立了。这一定触到了他的痛处，因为没过几个星期，他就病得死去活来，于是举行了一次会诊。他恢复了一点儿，足以起床，来回走走，但仍然是个重病号。他被猜想患了胃溃疡，虽然没有人十分有把握他到底哪里不舒服，但是，大家都知道，他这样突然发誓戒酒，是犯了一个错误。要回到一种有节制的生活方式中去，无论如何已为时太晚。他的胃如此之弱，竟连一盘汤也盛不下。几个月后，他就剩下了一把骨头，而且十分苍老。他看上去就像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拉撒路拉撒路：《圣经》中提到的乞丐。——译者。
有一天，母亲把我拉到一边，眼泪汪汪地求我到家庭医生那里去，了解我父亲的真实病情。劳施大夫多年 来一直是家庭内科医生。他是一个典型的老派“德国佬”，在多年开业以后已相当疲惫，有许多怪癖，然而还是不能完全忍痛舍去他的病人。以他愚蠢的条顿方式，他试图吓退不太严重的病人，好像要证明他们是健康的。当你走进他诊室的时候，他甚至不费神看你一眼，不断地写，或者不断地做他正在做的任何事情，同时敷衍了事地以侮辱人的方式，向你开火似的提出任意的问题。他的行为如此无礼，如此挑剔，以至于尽管听起来可笑，却好像他期待他的病人不仅随身带来他们患的病，也带来他们患病的证据。他使人感到自己不仅肉体上有毛病，而且精神上也有毛病。“你就想像一下吧！”这是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他说这话时斜眼看人，带着恶狠狠的嘲弄。我很了解他，也打心底里讨厌他，于是我有备而来，也就是说，准备好了我父亲的实验室大便分析。如果大夫要求进一步的证据，我在大衣口袋里还有父亲的小便分析。
我小时候，劳施大夫有点儿喜欢我，但是自从我那天到他那儿去看淋病，他就丢弃了对我的信任，当我把脑袋探到他门里的时候，他总是露出一副愠怒的面孔。有其父必有其子，这是他的座右铭，因此，当他不但没有给我想要的信息，反而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同时教训起我和我父亲时，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你们不能违背自然，”他扭歪着脸，庄严地说。他说话时眼睛不看我，只管在他的大本子里作些无用的记号。我悄悄走到他桌子旁，不出声地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当他带着他平常那种愤愤不平的怒容抬头往上看时，我说——“我不是到这里来听道德教诲的……我想知道我父亲有什么问题。”听到这话，他跳了起来，显出他最严厉的样子，说：“你父亲没有机会康复了，不到六个月他就会死掉。”他说话的样子跟他那类愚蠢、蛮横的德国佬一模一样。我说：“谢谢了，这就是我要知道的一切。”说着就朝门口走去。这时候，似乎他感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就迈着沉重的大步追上我。他把手放到我肩上，试图哼啊哈地改变刚才的说法。他说：“我的意思不是说他绝对肯定会死。”如此等等。我打开房门，打断了他的话，以最大的音量冲他吼叫，以便让在他接待室里的病人都能听到——“我想你是他妈的狗臭屁，我希望你早点儿死掉，再见！”
到家以后，我稍微修改了一下医生的结论，说我父亲的情况十分严重，但是如果他好好注意，他会好起来的。看来这使老人振作了许多。他主动开始吃牛奶加烤面包片的饮食，无论这是不是最好的东西，肯定对他没有害处。他保护一种半伤病员的状态大约有一年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内心越来越平静，在表面上他也决心不让任何东西来打扰他心灵的宁静，不让任何东西，哪怕天塌下来也罢。由于他更加有力气了，他就开始每天到附近的公墓去散步。在那里，他会坐在阳光下的一张长凳上，看老人们在坟墓周围闲逛。接近坟墓不但没有使他精神萎靡不振，反而使他显得很高兴。他似乎已经同最终死亡的念头妥协了，无疑，这是他至今为止一直拒绝正视的一个事实。他经常拿着他在公墓里摘的鲜花回家，脸上流露出宁静、清澈的欢乐，他会坐在扶手椅里描述那天早晨他同一个人的谈话，这个人是其他那些常去公墓、为自己健康状况而发愁的人当中的一员。一段时间以后，他显然真正喜欢上了他的与世隔绝，或者更确切地说，不仅喜欢，而且深深得益于这种经验，这是我母亲的智力无法理解的。他变懒了，这是她的看法。有时候她甚至说得更加极端，一讲起他来就用食指敲脑袋，但她不公开说任何事情，因为我的妹妹无疑脑袋有点儿毛病。
然后有一天，有一个每天给儿子上坟的老寡妇，照我母亲的说法是“她笃信宗教”，她殷勤地介绍我父亲认识了属于附近一所教堂的一位牧师。这是老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他突然容光焕发，由于缺乏滋养而几乎萎缩的心灵海绵般惊人地膨胀起来，以至于他变得都认不出了。使老人发生这样巨大变化的人自己一点儿也没有什么特别；他是一个公理会牧师，属于我们毗邻地区一个不起眼的小教区。他的一个优点是把他的宗教留在不显眼的地位上。老人很快就陷入了一种孩子气的偶像崇拜；他谈论的只有这位他视为朋友的牧师。因为他一生中从未看过一眼圣经，至于其他书，他也从未看过一本，所以就是听他在吃饭前作一段祷告也会令人惊诧不已的。他用一种奇怪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小小的仪式，很像一个吃补药的人那样。如果他建议我读圣经的某一章，他会非常严肃地加上一句——“这对你有好处。”这是他发现的一种新药，一种骗人的药，它保证可治百病，人们没病也可以吃，因为无论什么情况下，它肯定不会有害处。他参加教堂举行的所有礼拜和集会，有时候，例如在外出散步的时候，他会在牧师家歇歇脚，同他小叙一阵。如果牧师说，总统是个好人，应该再当选，老头就会对每个人精确重复牧师说过的话，敦促他们为总统的再次当选投票。牧师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公正的，没有人可以反驳他。这对老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教育。如果牧师在布道中提到金字塔，老人立即会开始了解什么是金字塔。他会谈起金字塔来就好像每个人都是由于他才开始了解这件东西的。牧师说，金字塔是人类最高的荣耀之一，因此，不了解金字塔就是可耻的无知，近乎有罪。幸好牧师没有细说罪恶的问题；他是现代型的布道者，他靠唤起他的羔羊们的好奇心来使他们信服，而不是靠诉诸他们的良心。他的布道更像夜校的业余课程，所以对老人来说，就十分有趣，十分有刺激性。教区全体男性教徒时常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小型宴会，宴会的目的是要表明，这位好牧师像他们大家一样，只是一个普通人，偶尔也会香喷喷地美餐上一顿，甚至还会喝上一杯啤酒；而且，人们还注意到，他甚至唱的不是宗教赞美诗，而是欢快的通俗小调。根据这种快乐的举动推断，他有时也会喜欢操屁股玩玩——当然，总是适可而止。这就是使老人支离破碎的灵魂感到滋润的词——“适可而止”。这就如同在黄道圈中发现了一个新宫。虽然他已经病得不可能再尝试回复到一种哪怕适中的生活方式中去，但这仍然对他的心灵有好处。因此，有一天晚上，当不断戒酒又不断喝酒的耐德叔叔到家里来的时候，老人给他上了一课关于适可而止的好处。那段时间，耐德叔叔正在戒酒，所以当老人被他自己的话所感动，突然走到餐具柜跟前，拿起一只盛酒的细颈玻璃瓶来时，每个人都大吃一惊。耐德叔叔发誓戒酒的时候，没有人敢请他喝酒；冒险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严重违背了相互间的忠诚。但是老人以这样一种信念来做这件事，没有人敢出来冒犯他。结果耐德叔叔喝了一小杯酒回家去了，那天晚上没有再跑到酒馆去喝酒。这是一个非常事件，几天之后还在被人议论纷纷。事实上，耐德叔叔从那天起，行为就有点儿古怪。他第二天似乎去了酒店，买了一瓶雪利酒灌到一个盛酒的细颈玻璃瓶里。他把玻璃瓶放在餐具柜上，就像他看见老人做的那样。他不是一口气把它干光，而是满足于一次喝一满杯——“就一点点儿”，他是这么说的。他的行为如此引人注目，我的婶婶都不敢相信她的眼睛了，有一天她到我们家来，同老人作了一番长谈。她尤其请他邀请牧师哪天晚上到家作客，以便耐德叔叔有机会直接受他仁慈的感化。总之，耐德不久便浪子回头，像老人一样，似乎在这种经验之下越活越兴旺了。情况一直很好，直到出去野餐的那一天。很不幸，那一天非常热，随着娱乐、兴奋、狂欢，耐德叔叔口渴得要命。直到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才有人注意到他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往啤酒桶那儿跑。那时候已经太晚了。一旦到了那种状况，他便无法控制了，甚至牧师也无济于事。耐德突然悄悄离开野餐聚会，横冲直撞了三天三夜。要不是他在沙滩上跟人动拳头，也许他还要这样走下去。夜间的巡警发现他不省人事地躺在沙滩上。他被送到医院，发现是脑震荡，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老人从葬礼上回来时，眼中没有眼泪，他说——“耐德不知道什么是节制。这是他自己的过错。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过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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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第十一章（3）
就好像为了向牧师证明，他不是像耐德叔叔那样的材料做成的，他更加勤奋地尽他的教会义务。他让自己被提升到“长者”的地位，他对“长者”要尽的职责极其自豪，因为有这个地位，他被允许星期天做礼拜时帮着收集募捐款。想到我的老爷子手里捧着募捐箱在一所公理会教堂的过道上行走；想到他拿着这只募捐箱肃然起敬地站在圣坛跟前，而牧师则在为捐款者祝福，这对我来说，几乎是难以相信的事情，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对比之下，我喜欢想我小时候的他，我会在一个星期六的中午，在渡口遇见他。在渡口入口附近，当时有三个酒馆，一到星期六中午就挤满了人，他们在免费午餐柜台上歇一下，吃点儿东西，喝上一大杯啤酒。我现在对三十岁的他仍历历在目，一个健康和蔼的家伙，对每个人都笑眯眯的，说些俏皮话来打发时光。我看见他胳膊支撑在柜台上，草帽歪到了后脑勺上，他举起左手，把冒泡的啤酒吞下肚子。我的眼光当时大约和他沉重的金链子在同一水平线上，它横跨在他的背心上；我记得他在仲夏时节穿的黑白格子西装，这使他在酒吧的其他人当中显得与众不同，那些人都不够幸运，不是天生的裁缝。我记得他如何把手伸到免费午餐柜台上的玻璃大碗里，递给我几个椒盐卷饼，同时还说，我应该到附近的布鲁克林时报的橱窗里看一眼记分牌。也许，当我跑出酒馆去看看谁在赢钱的时候，有一帮骑自行车的人紧挨着人行道经过，他们严格遵守规定，在专门留给他们用的狭长地带或沥青路面上骑着。也许渡船正进入码头，我会停下一会儿来看那些穿制服的人拽那些挂着链条的大木轮。当大门打开，木板放下的时候，一大群乌合之众就会冲过棚子，朝装点着最近街角的酒馆跑去。那是些老人知道“适可而止”意义的日子，当时他喝酒是因为他真的渴了，而在渡口喝下一大杯啤酒是男人的特权。麦尔维尔麦尔维尔（1819—1891）：美国小说家。——译者说得好：“用适合于各种事物的食物来喂各种事物——也就是说，如果食物可以弄到手的话。你灵魂的食物是光和空间，那就用光和空间来喂它；但是肉体的食物是香槟和牡蛎，那就用香槟和牡蛎来喂它；因此，如果快乐的复活是值得的，那就应该有一次复活。”是的，我似乎觉得，老人的心灵还没有枯萎，它受到光和空间的无限限制，而他的肉体，不问有没有复活，正以一切方便的、可以搞到手的东西为食——如果没有香槟和牡蛎，起码也有上好的淡啤酒和椒盐卷饼。那时候他的身体还没有被宣布患了不治之症，他的生活方式，他的没有信仰，也没有受到谴责。他也还没有被秃鹫所包围，包围他的只是他的好伙伴，像他一样的普通凡人，他们既不向上也不向下看，而是一直往前看，眼睛始终盯着地平线，满足于看那里的景象。
现在，他成了一条破船，却使自己成为教堂的长者，他弯腰驼背，白发苍苍地站在圣坛跟前，而牧师则在为那些微不足道的募捐祈神赐福。这些募捐来的钱将用于建一条新的保龄球道。也许他必须体验灵魂的诞生，用公理会教堂提供的那些光与空间来喂养这海绵般的生长物，但是这对于一个知道肉体渴望的那种食物滋味的人来说，是多么可怜的替代物啊！那种食物没有良心上的极度痛苦，甚至使他海绵般的灵魂也充满着光与空间。这光与空间是荒唐的，但是光芒四射，是世俗的人生。我再次想起他那匀称的小“肚皮”，那条粗粗的金链子就横跨在肚皮上，我想，随着他肚子的死亡，幸存下来的便只有那灵魂的海绵了——他自己死亡肉体的一种附属品。我想起那个牧师，他像一种非人类的食海绵动物，像挂有人的精神头皮的棚屋的主人一般，把我父亲吞掉。我想起随之而来的东西，一种海绵中的悲剧，因为虽然他许诺光与空间，但他刚一离开我父亲的生活，整个空中楼阁就立刻倒塌。
这一切都是以最普通的生活方式发生的。有一天晚上，在人们的例行集会之后，老爷子带着一副伤心的面容回到家。那天晚上他们知道，牧师要向他们告别。他在新罗歇尔区接受了一个更有利的位置。尽管他很不愿意抛弃他的羊群，但他还是决定接受这个位置。他当然是在再三考虑之后才接受的——换句话说，作为一种职责。无疑，这意味着更好的收入，但是这无法同他将要承担的重大责任相比。他们在新罗歇尔需要他，他服从他良心的声音。老爷子叙述这一切的时候，用的是牧师使用的那种动听语言，但是十分明显，老爷子受到了伤害。他不明白为什么新罗歇尔找不到另一个牧师。他说，用高薪来诱惑牧师是不公平的。我们这里需要他，他沮丧地说。他如此悲伤，使我几乎想哭出来。他补充说，他打算找牧师谈心；如果有人能说服他留下来，那么这个人就是他。在随后几天里，他当然尽了最大努力，无疑这使牧师十分狼狈。看到他从这些谈话后回来时脸上茫然若失的样子，是很令人痛苦的。他的表情，就跟一个试图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溺水者的表情一样。当然，牧师已拿定主意。甚至老人在他面前情不自禁地哭起来，他也没有被打动，从而改变主意。这便是转折点。从那个时刻起，老人经历了急剧的变化。他似乎变得很痛苦，并且爱发牢骚。他不仅忘记在餐桌上做感恩祷告，而且再也不去教堂了。他恢复了去公墓，坐在长凳上晒太阳的老习惯。他变得难以相处，然后变得很忧郁，最后在他脸上渐渐出现了一种永恒的悲伤表情，一种包含着幻灭、绝望、无用的悲伤。他再也不提那人的名字，不提教堂，不提他曾经结交的那些长者。如果他碰巧在街上遇见他们，他就问他们一声好，也不停下来同他们握手。他勤奋地读报纸，从背面读到正面，不作评论。甚至广告他也读，每一个都读，好像要设法填满一个始终在他眼前的窟窿。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笑过。最多他只会给我们一种疲惫而无望的微笑，一种转瞬即逝的微笑，留给我们一种生命之火已经熄灭的景象。他像死火山一样，已经死了，没有任何复活的希望。就是给他一个新的胃，或是给他一个强健的新肠道，也不可能使他恢复生气。他已经超越了香槟酒和牡蛎的诱惑，超越了对光和空间的需要。他就像把脑袋埋在沙子里，屁眼里发出嘘嘘声的渡渡鸟一样。他在莫里斯安乐椅里睡着时，下巴掉下来，就像一个松开的合叶；他一向鼾声如雷，但他现在打呼噜比什么时候都响，像一个真正全无知觉的人。他的鼾声事实上非常像死亡前的喉鸣，只是不断被有间歇的、拖长的嘘嘘声所打断，就像在花生摊上吹的那种哨子声。他打呼噜的时候就好像在把整个宇宙砍成碎片，以便我们继承他的人好有足够的引火木材来维持一生。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可怕、最迷人的打鼾：鼾声如雷，可怕而怪诞；有些时候，它就像手风琴掉到地上，有些时候又像青蛙在沼泽地里呱呱地叫；在拖长的嘘嘘之声后，有时候是一声可怕的喘息，好像他正在断气，然后打鼾又恢复到正常的一起一落，就像在不断地砍啊劈的，仿佛他光着膀子，手中拿着斧子，站在这个世界像疯了一般大量积累起来的所有小摆设面前。他脸上的那种木乃伊般的表情，使这些行为带有一点儿疯狂的色彩。脸上只有突出的大嘴唇活了过来，它们就像在安静的大洋面上小睡的一条鲨鱼的鳃。他极乐地在大海的怀抱中打鼾，从不受一场梦或一杯酒的干扰，从不是一阵一阵，从不为一种不满足的欲望所折磨；当他闭上眼睛倒下的时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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