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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陷落-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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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临下班，车间主任突然说：“朋友给了我两张舞票。
一家新开张的豪华夜总会。想去玩玩吗，麦子？“
她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两人跳了舞，喝了酒，也谈了心。
车间主任问：“麦子，知道我为什么帮助你吗？”
麦子摇摇头。
“因为你当初拒绝了我。”
“就为这个？”
车间主任点点头：“请原谅我的坦率。你长得确实不大好看，我原以为随便追一追你，满可以到手。不料你把我蹬了，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当你那天来找我，我就觉得弥补自尊心的机会到了，所以给了你一份一线女工们梦寐以求的工作。”
麦子有点难堪：“谢谢。但既然是这样，我明天就回到锅炉房去。”
说罢，起身离去。
不料，第二天，车间内外谣言四起，盛传麦子跟车间主任有染。连细节都说得有声有色有板有眼，不由你不信。
狂暴的潘佑安不由分说，把麦子打了个皮开肉绽。
麦子受此大辱，到处向人申诉。尽管她清清白白，可她越苦苦申诉，人家就越认为她不清不白。世界上什么都可以哀求得到，唯有信任常常是越哀求，它就跑得越远。
有一次，我回到老家惠州，在街上散步，偶然碰到麦子。
她连忙紧握我的双手，神经质地摇了又摇，且没完没了地笑，说：“好久好久没见到你了，小叶。你又写了什么新书吗？在那个该死的夜总会，我只跟他跳了几个舞，喝了几杯酒，别的什么也没干。真的。请你相信我……”她疯了。你一眼就看得出。
差点忘了，麦子是我表妹。
“我得不到自己的确认。”
——采访录音之一。笔者稍作整理。下同。
（刘英，女，29岁，大学毕业，家庭主妇。）我跟丈夫是校友，他叫彭子民。那时大学流行辩论赛，你知道，那是一种很能激发一个人活力的形式。在一次比赛中，我注意到对方阵中一个穿红衬衣的男孩老盯着我，一副老谋深算的阴谋家派头。我不甘示弱，把有限的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结果被评为最佳辩论员。
过了几天，在食堂排队买饭，忽然有个人挤到我身边，大声问我敢不敢跟他约会。我扭头一瞧，正是那个穿红衬衣的家伙，不过这回穿的是白衬衣，确切地说，是那种好像从来就没有洗干净过的白衬衣，还好意思打了一根领带，让人见了忍不住想笑。
“去就去。有什么不敢？”我大声回敬他。
我们约好晚8点在校门口见。
但左等右等，不见他的人影。我又气又恼，第二天，跑到他的宿舍去讨个说法，发现他正在看一本滥俗的琼瑶小说，用一支钢笔煞有介事地画着条条杠杠。
我想这样的大学生倒是少见，觉得他特没劲，不免有几分轻视，把原准备大声质问的腔调降低到随随便便的样子，问他为什么失约。他反过来问我为什么失约。问来问去，才弄清我们去的不是一个门，他去了北门，而我等在南门。
当他知道我给了他面子赴了约，很高兴，立马冲了楼，爬上一棵最高的梧桐树，摘下一片叶子，递到我手里，嬉皮笑脸说是什么信物。我就问他这一招是不是从琼瑶读物里学来的。他骄傲地打了一个夸张的手势：“纯属个人发明，可申请专利。”
我就喜欢上了他。
我们的关系迅速升温，3个月后达到了白热化，除了上课，几乎整天泡在一起，晚上去图书馆自习，也要互递纸条，写一些通常是神志不清的人才会说的疯言疯语。很显然，我们幸福得有点过头了，结果期末考试时，我有一门功课亮了红灯，而彭子民因为三门不及格被学校勒令退学。
我们一下子懵了。彭子民的父母在农村，年过花甲，含辛茹苦挣钱供他上大学，容易吗！他沮丧得甚至想要自杀！可把我吓坏了，想方设法安慰他，并对天发誓，不管怎样，我这辈子一定嫁给他，叫他回去好好复习，争取重新考上大学。
但他决意南下广州打工，把退学的消息瞒着家人。每月从广州寄一封家信到学校，再由我转寄给他的父母。
他在一家公司应聘做了推销员，一干得非常卖力，好不容易挣了几千块钱。我一再鼓励他重新参加高考。第二年，他又考回了北京，上了另一所著名大学的金融系。
1991年，我毕业分回杭州。他送我时，一副很脆弱的样子，很伤感地对我说他害怕失去我。我内心的那份眷念就没说的了，我对他说我会挣钱供他读书。在站台上，在午后的阳光中，我似乎真的把他当成了一个可怜的孩子，吻了他的嘴，又吻了他的前额，好像这火车将把他亲爱的“妈妈”，带到遥远的不可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去。
我们为自己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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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雁传书，饱受相思之苦，过了一年。
一天，他突然发来一封没头没脑的电报：“如果你还爱我，就辞去工作。限你一个星期内到北京。”
当时我确实非常爱他。可让我辞去工作，这是不是太过分了？思想了几天，犹豫了几天，最后横下一条心，收拾行李，跳上了北上的火车。
转弯抹角，在一间10平米的出租民房找到他时，我还来不及放下行李，就被他搂吻得喘不过气来。我环顾一下简陋的四壁，开口的第一句话，就问他我们将来的生活怎么办。
他很神气地告诉我，近半年来，他在各高校组织了几次大的商业行动，挣了不少钱，足够我们花十年八年的了，以前不告诉我，是为了今天让我大吃一惊。
我喜出望外，搂住他的脖子，撒了一娇又一娇。从前，那个爬到高高的树上摘梧桐叶子的男孩，经过一场变故，已迅速成熟起来了。我对他的爱慕中又多了几分敬佩。
1992年底，他从朋友处得到消息，去海南炒了一把房地产。他的财富发疯一般上涨。我对他的崇拜一下子无以复加。
你也许会认为我崇拜的是钱。我并不否认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我想强调的是，会挣钱的男人有一种力量感，我更看重一个男人获取金钱的机智和勇气。这是符合时代精神的。
1994年，他大学毕业，申请成立了一家公司。我们紧接着结了婚。我们买了自己的小楼、小车，经常出人星级饭店豪华娱乐场所，以前对我来说也许属于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现在却轻而易举地实现了。
那一阵子，我完全陶醉在优越的生活享受所带来的浪漫情怀中。像大多数女人一样，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一个甜蜜的。
不负责任的小东西。不过请注意，这个“不负责任”，指的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以前我做辩手时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从此在他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管他说什么，我都会附和，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民，你真棒。我听你的。”
尽管他在物质生活上充分满足我的一切需求。但坚决不让我涉入他的生意圈。他认为女人一旦跟生意有了瓜葛，人就会变味。他永远需要一个比纯净水还纯洁的妻子。
我放弃自己的职业，放弃同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以及与各种有价值的人打交道的机会，甚至还放弃了自己的种种爱好，一切听从他的安排。为了什么？为了一段女儿梦时辉煌的憧憬，它怎么结果变成了笼中之鸟富贵的啁啾？花开花落，你突然间变成挽髻的深闺妇人，有了这如许没来由的闲愁，每当午夜梦醒，四壁仿佛朝我挤压过来，我是那样害怕寂寞，尽管我并不觉得特别孤独不幸，但却不断地被一种失落感所侵蚀，在不为男人所知的痛苦中，又多了个会让你同她一起哭一起笑的精灵。
我渐渐感觉到，夫妻间的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生活的丰富性中去，只在一个窄小的空间翻来覆去地温习，是绝对不会天长地久的。正当我做着他所谓的那种“比纯净水还纯洁的妻子”，没滋没味，乃至心烦意乱时，他变成了一个不纯洁的丈夫。
他聘用了一个看起来相当纯情、既少不更事又十分骄傲的女秘书，有时还大大咧咧把她带回家来。我看不惯，跟他理论。他轻描淡写说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他自己都没认真，别人还认哪门子真呢？好像我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你瞧气人不气人？直到有一天，我偶然碰见他们在床上红红火火地演戏，一下子便气得晕了过去。
醒来时，在医院打点滴。
彭子民见我睁开了眼，慌忙扔下烟头，抓住我的手，神情非常夸张，乞求原谅，说他已让那个女秘书滚了蛋，并不厌其烦地赞扬我是一个好妻子，一再发誓他永远爱我。
都说女人喜欢听好话，经不住男人的哄爱。然而，他越是这样说，我就越反感，就联想到他对别的女人也一定是这样花言巧语的。假如他客观一点，比如说，男人的生活与女人的生活不同，他需要多种兴奋剂，在公余之暇，做点越轨的事来调剂他的疲乏、烦恼、未完成的壮志，他应当被宽耍我反而会在理智上接受，当然，在感情上肯定会有一个疙瘩。
一个丈夫，做了对不起妻子的事，还对妻子奢谈什么爱情，显然极不明智。我不知道彭子民心里是怎么想的。后来一段时间，我好好反省了一下自己的爱情误区：作为一个女人，我如此渴望被爱，以致按照男人喜欢样子改变了自己，从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女变成了一个来顺受的小妇人。我失去了自我，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撑点，因此不仅得不到现实的确认，而目更惨的是常得不自己的确认。如果你问我叫什么，我还能够回答我叫刘英；如果你问我是谁？我除了说我是彭子民的老婆，还能说什呢。是不是？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我为自己无力摆现状感到惭愧。我不是没动过离婚的念头，但已怀上了他孩子，一想到孩子生下来便失去父亲，就不寒而栗。
现在，我跟他的生活更趋于烦恼的境地。我虽然争取到了外出工作的权利，但以前我的附庸身份使他形成的大男子主义作风，一点没变，他动辄指责我对家庭不负责任，有时甚至无端猜度我跟某某男人怎么样了。有一次，我忍不住大声吼道：“如果我真的跟外面的男人怎么样了，那也是你逼的！”
接下来，我质问他：以前那个从农村来的男孩，那个从来就没有把白衬衣洗干净过的男孩，那个读琼瑶小说的好笑的男孩，以及那个爬上高高的梧桐树摘叶子的男孩，他哪去了？！
彭子民笑了那么一笑：“如果那男孩还在的话，一定是乞丐。”
“你说我该怎么办？”
——采访录音之二
（谭丽丽，女，39岁，工程师。）
我这是第一次接受采访，想说的话好像有点儿说不出来。
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事儿，就随便扯一扯吧。
我这人很传统，可能跟我的家庭有关。父母是大学里的正、副教授，一向洁身自好，饮食起居也一丝不苟。22岁那年，我从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了一家国营中型企业技术科。在这里，我爱上了厂办公室的一个秘书。他来自郊外农村，高中好像都没毕业，但文章写得特棒，人也长得蛮潇酒。我们在一块，彼此觉得有一种实实在在的默契。可是我的父母坚决反对，知识分子都差不多，表面上清高，骨子里其实非常世俗，他们很讲究门当户对，堂而皇之死抠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学历。
那个年代，猛刮文凭风，我也不是没有受到影响，人要战胜习惯很难。父母抓住我的动摇心理，迅速托人给我介绍了好几个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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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面夹击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跟那秘书摊牌，为了安慰他，我希望把我们之间的爱情转化为友谊。他一脸苦笑，告诉我：尽管友谊距爱情只有一步之遥，而如果爱情破灭了，要想回到友谊，那几乎没有可能。彼此分了手。
很快，我投进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这个男人就是我现在的丈夫，比我大5岁，“工农兵”大学生，另一家大型企业的处长，虽然其貌不扬，但总算满足了我潜意识里对社会地位看重的心理。
婚后，我一直努力做一个贤妻良母，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从照料孩子到照料丈夫。
每天下班后，我总是急急忙忙买上菜，手脚麻利地做出来，然而心情激动地等他回来。但常常是，左等右等，从7点等到8点，从8点等到9点，肚子饿得不行了，我还坚持着。
直到1O点，他还没回来。我想他肯定已在外面吃过了，于是懒心无肠地扒拉上几口饭，黯然神伤地将菜饭撤去。可当你刚收拾完毕，他回来了，只说还没吃饭，却没有丝毫内疚的表示。于是我又急急忙忙为他热上。最初，我还以为他工作忙。后来，我才发现主要是由于他家庭观念淡薄，从不考虑别人，性子疲疲沓沓，干事磨磨蹭蹭。
尽管他是这样一个人，我也没有表露出什么怨气，可人不能老是“一厢情愿”呀，你说是不是？男人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就容易麻木。久而久之，我丈夫就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他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安之若素，别说体贴我，连一句暖人的话也不说。
你也是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一个女作家，你肯定比我更清楚：女人单靠个人努力，也能享有优越的物质生活；她们真正需要的是情感上的支持。我情感上得不到慰藉，就很失望，开始后悔嫁给了他。我想当时要是跟那秘书结婚，他绝对不会这样对我熟视无睹。
后来有一件小事更令我七窍生烟：有一次宿舍停水，因急等着做饭和给孩子洗澡，我请他下楼提一桶水上来，他无动于衷。我只得自己咬着牙把一大桶水提上了6楼，竟被他没心没肺地冲了厕所，还说什么屋子里的味道难闻死了，质问我是怎么搞卫生的。我再也忍受不了，跟他大吵一场，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一个月，他只打来两次电话，有气无力地说要我回去。我没有理他。
当年那个秘书，如今做了厂办主任，有一回在走廊上碰到我，问：“丽丽，你气色很不好。怎么啦？”
自从分手之后，我们也常碰到，在一个厂嘛，只是打一声招呼，或点点头。他这样问我，关心我，还是第一次。我没回答他，当时的感觉只是想哭。他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坐一坐。我去了。
我们相互对视了很久。我眼里有泪，他眼里好像也有泪。
我们什么话也没说，就相互紧紧拥抱在一起。
我把自己所受的委屈，尽情地向他倾诉了出来。
他告诉我，这些年来，他一直想着我。即使在跟他妻子做爱时，他也常常把妻子臆想是我谭丽丽。
然而，当我一听到“做爱”两个字，感到是那样刺耳，一把推开他，还顺手打了他一个耳光。
他目瞪口呆。
我也愣了一愣，跑了出去。
虽然我跟丈夫的关系已是如履薄冰，但我又唯恐自己一失足就成了“坏女人”，我并不是不知道初恋的情人他是真心爱我，我自己同样也一直念着他。很大程度上，我害怕自己心理脆弱，承受不了偷情的负担；还有所受的教育，成长的环境，都使我难以接受婚外恋。也许，这是我们这些4O岁左右的女性难以摆脱的思想禁锢吧。
话又说回来，我内心是很矛盾的。当时，我回到家里，很快便后悔了，后悔不该打他，后悔没有跟他鸳梦重温，哪怕有一次也好埃又过了一个月，丈夫终于大驾光临，把我从娘家接回去了。
生活仍然是老一套。
为什么不离婚？
你知道，每一个失败的婚姻都会带来大量的疑难杂症。对我来说，主要的困难是住房。离婚后，我总不能带着孩子去住集体宿舍吧。再说，这几年我们厂的效益也差了，我每个月才拿不到300块钱，勉强养活自己，就谈不上给孩子过好日子了。而他毕竟有一官半职，钱也来得容易些。
另外，我也算人到中年了吧，社会交往的圈子越来越萎缩，已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认知结构和思维定势，心理上缺乏开拓新生活的素质。
你问那个厂办主任？他好像过得也不怎么样，听说他妻子有外遇。最近我们碰见，还是一个星期前的事了。
对了，他当时对我说，他妻子有外遇是出于一种报复心理。半年前，我跟他在办公室长时间拥抱的那一次，让他手下一个人看见了，告诉了他妻子。他妻子没跟他大吵大闹，也没找过我的麻烦，就径直到外面找了一个男人，据说那男人也是她的初恋情人。
真是的。我感到很内疚。
你说我该怎么办？
“疲惫。”
——采访录音之三
（鹿一鸣，男，35岁，伦理学博士。）
我跟江薇是老乡，我是扬州人，她是镇江人。她很漂亮，有一种江南女子典型的柔美。这大概是她最初吸引我的原因。
那时，我正在山东大学读硕士，她是法律系四年级的学生。在一次老乡联谊会上，我邀她跳了一曲国标，后来约她散了几次步，看了几场电影，慢慢熟悉了。我发现她不多说话，但一开口，便能让你感到她思维敏捷，言辞有力。这正是我喜欢的女性。
她毕业前夕，我给她写了一封长达10页的求爱信。但她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约我到操场上走走。我们默默地围着跑道慢跑了3圈。透过树叶的缝隙，我发现那晚的月色挺美。第二天，她离校走了。我的心一片惆怅。
没想到两年后，我在北京读博士，突然收到她的来信，说她考虑好了，愿意嫁给我，并问我身边有没有人。
我长叹了一口气，心想：你考虑得也太久了，足够让人去坐一回牢。
当时，确实有一个叫虹的大一女孩在追求我，热情浪漫，也不免幼稚天真。我是做学问的，怕她跟着我受不了寂寞，况且她年龄大小，就拒绝了她。薇的来信恰好给我提供了摆脱她的机会。于是，我邀请薇到学校来谈谈。
薇比做大学生时更加妩媚，浑身散发出成熟女性格外动人的魅力。我很快做出了选择，把自己的决定坦率地告诉了虹。虹非常难过，退而求其次，提出要我认她做妹妹。那时大学校园里正流行这玩艺。我虽有点不以为然，但还是接受了虹的一腔真诚。
第二年夏天，我跟薇在扬州结了婚。薇不喜欢热闹，所以我们基本上没请什么朋友，婚礼很简单。不期然虹来了，穿着一袭红色的石榴裙，捧着一束郁金香。我很高兴，但薇的脸一下子就暗转多云了。
当晚入了洞房，薇对我很冷淡。我感到不可思议，有朋自远方来，送一束郁金香，你犯得着这么闹别扭吗？
有人说：夫妻和睦与否取决于初夜。这话很有道理。我们的蜜月过得毫无甜头可言。夫妻应该是一对很感性的人际组合，可我跟薇就像被谁乱点了鸳鸯谱，给一张结婚PASS硬拴在一起的陌生人。
我心灰意懒回到北京不久，收到婚后薇的第一封信。她说她怀孕了，要求流产。我慌忙赶了去，百般劝说留下孩子，她才勉强同意，并要我写下一份保证书，保证一辈子爱她，随时接受她爱的考验。
我就觉得她有点可笑，要么是心理不正常了，也依了她。
接下来，在她怀孕期间，我饱受了她所谓“爱的考验”的折磨。她常常半夜三更打电话来把我吵醒，诉说她的孤独和痛苦，并提出一些近乎无理的要求，比如，让我每两天给她写一封信，每封信不得少于10页，以我最初给她写求爱信的篇幅为准。
老天爷。我只好整天什么事也不干，而且还要到作家班去进修，才能做到这一点呐。
这还不算。她曾经在7个月之内，3次用加急电报把我召回，每当我火急火燎地赶回家，却瞧见她在悠闲地看电视或织毛衣。
她多次半真半假地对我说：“只要你受得住考验，我会为你付出一切。”然而，每次相见都极不愉快。也许她有点过意不去，又为自己的任性辩护：“你不在眼前，我很想你；可一旦你出现在我面前，我又感到没劲。这是为什么？”
我暗示她可能需要某种心理治疗，试图用自己掌握的心理学知识给予诱导。她觉察出来后，当即表示抗议，说这是对她人格的侮辱，怀疑我压根儿就不爱她，只想利用她，并且义正同严地指出她是我的妻子，而非性伙伴。我简直哭笑不得。
1994年，女儿出世了。我替她取名鹿敏。江薇不同意，说姓鹿很难听，要改成她的姓，叫江敏。什么都能让她，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让步，因为这并非是女儿跟谁姓的问题，而是事关一个男人的尊严。我的态度很坚决，她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1995年，我拿到博士文凭后，南下深圳，一方面挣钱养家，一方面寻找发展的机遇。
1996年，通过艰苦的努力，我又替妻子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一份临时性的工作，终于结束了两地分居的生活。我想这是彼此加深感情的机会到了，谁知厮守在一起，非但没有拉近我们心灵的距离，反而使情感的裂痕越来越大。
一次在整理书籍时，我在箱子夹层偶然发现了一个蓝皮日记本，出于好奇，翻了一下。
上面记载着薇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情史：她曾跟南京的一个男人爱得昏天黑地，那人许诺带她出国，骗取了她的贞操，但他走后泥牛入海无消息，让她悔恨不已。出于无奈，她想起我曾经给她写过一封长达10页的求爱信，为了找一个情感上的依托，她通过我的同学，打听到我在北京读博士，跟我联系上了。她一度努力说服自己爱我，往爱情小小的口袋里一天天一点点装进自己的梦想，就像往银行活期存款一样，然而，当她回过头来清点的时候，才发现“利息”是那样少，不过是一些零碎的好感罢了。最后，在日记中，她不得不承认，那个男人比我可爱得多。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她为什么一直对我这么冷淡，她为什么神经质地要对我来一番所谓“爱的考验”。
尽管我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我也受不了她的日记，就把那个蓝皮本儿摔在她面前，质问她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欺骗我！
她先是一声不吭，冷不丁嚷道：“我是在欺骗自己。你知道吗！”
“你卑鄙。”我的声音很低，但很有张力。
“你更卑鄙。”她回敬道，“你为什么偷看我的日记，像一个贼？”
我本想给她一耳光，可又怕相互打起来不好收场，只好独自到外面喝酒消愁去了。
我们开始了冷战，一连几天不发一言，每当有事就写小纸条儿摆在桌上。
偏偏在这个时候，那位曾追求过我的虹到深圳来找工作，联系好几个地方都没有着落。为难之际，她不找我找谁呢？我把她推荐给了一个在三资企业做副总的朋友，经过考核，公司很满意，同意聘用她。于是，由我作东，请朋友吃顿饭，虹当然在场作陪。不料，江薇幽灵似的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一改往日的淑女形象，指着虹的鼻子破口大骂。我忍无可忍，冲上去给了她一巴掌。
这是我第一次打她，也是最后一次。
往我的左脸，她狠狠地啐了一口。要不是保安及时来制止的话，我敢说我会把她揍成一个肥胖的女人。
说句笑话。我哪能那样没修养呢是不是？事实上，我还让她往右脸啐一口。她也毕竟不是一个疯子，扭头走了。
自此，我们的关系完全僵了，下班回家，胳膊碰胳膊的，也懒得看对方。我提出离婚，她又不肯。我知道，在她拿到深圳户口之前，她是不会同我谈这个问题的，还有，她之所以能进那家名气响亮的律师事务所，完全是靠我的面子，如果离了婚，她极有可能被人家解聘。我体谅一个女人的难处，就没有向法院起诉。
当然啦，我跟薇达成了分居协议，迄今已有半年。
你说什么，希望我总结性地谈谈对自己婚姻的看法？不错，我是一个伦理学博士，如果你让我就别的婚姻个案分析一下，发表点意见，我可能会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供别人参考。但是，眼下我正是“当局者迷”呀，我能说的不过是两个字：“疲惫。”
家庭内“离婚”
陆雅妮是我的好朋友，N市晚报的名记，责任感强，笔头犀利，常无情揭露剖析社会丑恶现象，在N市拥有一大批读者，知名度甚至远在其丈夫贾奎龙——N市常务副市长——之上。
尽管她事业有成，在外面风风光光，但一回到家里就闷闷个乐。最近，她跟贾副市长签订了一份家庭内“离婚”协议。
事出有因，还得从头说起。
3年前，“中大”新闻系才女陆雅妮来到报社，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采访刚荣升常务副市长的贾奎龙。初出茅庐的雅妮一点也不怯场，提出了许多相当尖锐的问题，让年富力强的副市长稍稍恼火的同时，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贾副巾长的自信、从容和敏锐，还有那略显心不在焉的领导风度，也让陆雅妮心仪。
雅妮后来告诉我：一个男人的神态太专注于某件事，绝对没有魅力；而一个成熟的、有点心不在焉的男人，无论他在街上走，还是在办公室里坐着，都是非常性感的。
不久，贾副市长到报社检查工作，特别表扬了雅妮，中午在食堂吃饭时，两人单独交谈了一会，他还笑她有一张“铁嘴”，让她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他。也许贾副巾长是说者无心，可雅妮却是听者有意，后来在采访中遇到几次阻力，她就径直去找贾副市长。后者一怔，想这女记者也真是的，倒也执着，还是不错的。一个两个电话打过去。一般能立竿见影，让雅妮如鱼得水。
有了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后台”，雅妮的追踪报道，就比许多老资格的报社同仁采访到的东西，更新更快更吸引人，对内幕的挖掘也更深，在社会上的影响更大，即使捅了一点漏子，也有人暗中替她担待。很快，她成了晚报的金牌记者。
雅妮自然很感激贾副市长，有事没事，渐渐往后者的家里走动。贾副市长刚过不惑之年，与雅妮有不少共同爱好，比如足球，两人都是意大利尤文图斯队的球迷，在一块聊天就十分相投。
头几回去他家，不经意间看见有个保姆模样的女人总是在不停地收拾东西，后来才知道那是贾副市长的夫人，肃然起敬之余，又不禁犯疑：堂堂副市长的夫人，怎么会是她那副灰头土脑的样子？
贾副市长当年还是某中学一贫如洗的贾老师时，贾夫人给了他爱情，给了他一个家，唯独没给他生儿育女。结婚不到一年，贾夫人不幸患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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