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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陷落-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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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红尘陷落
作者：小叶秀子
内容简介：
自古以来，人们对婚姻就不断提出拥护和反对的意见。有这么一个典故：一个青年向哲人征询关于结婚的看法时，哲人答道：“我能说什么呢？你结婚就是了。”
本术收录了三次离婚浪潮、高天上流云、真实的谎言、金币的两面、婚姻：消费与“克隆”、找不回的世界等。
正文
引子 雕花婚床
自古以来，人们对婚姻就不断提出拥护和反对的意见。有这么一个典故：一个青年向哲人征询关于结婚的看法时，哲人答道：“我能说什么呢？你结婚就是了。”
“可是，”那年轻人说，“我觉得做一个单身汉挺不错的。”
“那么，你不结婚就是了。”哲人说。
“是啊！但是，这样我将终生孤独。所罗门经典上说：孤独的人是不幸的。”
“那么天啊！你结婚就是了。”
“但，”年轻人又说，“如果不幸我病倒了，不能履行婚姻的义务，我的妻不耐烦我的憔悴，看上了别的男人，我将蒙羞受辱，岂不完了？”
“那么，你不结婚就是了。”哲人说。
“这样一来，我将永远没有后代……”询问者一脸忧虑。
哲人狡黠地笑笑：“那么，看在上帝的份上，你结婚就是了么。”
哲人的回答其实没有回答任何问题，有点像在玩文字游戏。你有某种被欺骗的感觉，但同时你不得不承认，你可能需要这种回答——因为你问了第三者一个永远无法从第三者那儿得到回答的问题。
哲人的明智来自于他的困惑，其狡黠实则是天大的诚实。
在此以前，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众所周知，他妻子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悍妇之一）说得更直接：“结婚也罢，不结婚也罢——反正你左右都会后悔的。”自然，他的话里多了一份“过来人”的人生况味，有一种隐隐的荒凉感。直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大诗人拜伦还如此这般地大发感慨：“可怕的是：既不能和女人一起生活，也不能过没有女人的生活。”
当然，今天的女人也完全可以这样回击大男子主义者拜伦：“既不能和男人一起生活，也不能过没有男人的生活。是不是？”
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深刻的片面，片面的深刻。
不管怎样，男人与女人之间最平凡也最神圣的关系——婚姻关系，从其原始状态起，便具有了个人与社会的两重性，而且随着较先进的文明不断战胜较落后的文明，一夫一妻制逐渐取代其他婚姻形式，这种两重性越来越明显和复杂。
婚姻，简言之是爱情色彩加伴侣关系。美国伦理学家布罗克指出：“婚姻的建立是罗曼蒂克、性爱和实际需求的奇异结合。”
关于“结合”，希腊神话说，宙斯把四手四足两面的人分成了两半，于是，尘世之中，这一半想念那一半，茶饭不思，辗转反侧，这一半寻找那一半，不畏艰难，天涯海角。
于是，有了爱情苦苦的追求，有了婚姻甜甜的享受。尤其那象征美满的圆形结婚戒指，不管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受到人们的崇敬和祝福。
传说归传说，生活中人们对待婚姻的态度总是矛盾的：肯定赞美者，自不待言。否定贬抑者说：结婚如上锁，甚至如同套上绞索，只有死亡才能解脱之；怏怏不乐者说：结婚是为女人发明的玩艺，男人只能勉强忍受；虚无者说：结婚嘛，年纪较小时还不应当，年纪较大时已无必要……种种种种。
最有思辨意味的说法是：一对夫妇，总依着两人中较为庸碌的一方之水准而生活的。以此为准的许多哲学家政治家艺术家科学家，终生未谈嫁娶，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无论从哪方面看婚姻，肯定也好否定也好，正确也罢错误也罢，人们总是激情依旧，创造力犹在。事实上，自从婚姻问世以来，人们就总想冲破已有的婚姻习俗的制约；而当冲破它之后，又希望以一种新的婚姻法规来约束自己。婚姻就永远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了，一个分析研讨得越深人反而越会引起无穷无尽的争论的问题。
人们对待婚姻的态度不仅是矛盾的，且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具体到个人，就有了著名的“围城说”。但我们也注意到，由“围城说”而发展到今天的“懒得结婚”、“懒得离婚”现象，已不仅仅是个别人婚姻的困惑和失望。而是人类普遍的精神委靡的一种表现了。
爱情和婚姻都是一种生活的联结，但常常是两种不同的联结。不知是哪位外国作家说过这么一句名言：只有完满的婚姻，决无美妙的婚姻。我们也可以说：只有美妙的爱情，决无完满的爱情。即使完满，那当初爱情的炽烈之火，在夫妻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变成友谊的温暖之火。所谓“夫妻恩爱”，终其一生，友谊恐怕比爱情占有更多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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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般认为缺乏爱情的婚姻是没有牢固基础的。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人们就以土地和建立一个大的家庭以及妻妾，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而没有婚姻的爱情更不牢固，所以，如今人们就以频繁地变换情人来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寄托。
如果一个人与妻子或丈夫离婚并和情人结婚，那么这位刚由情人转成合法配偶的人同样会面临一种难堪的窘境，因为从这时起，丈夫或妻子可能开始四处寻找另一个情人了。
就像任何制度不可能是完美的一样，一夫一妻制尽管是人类最理想的婚姻形式，也自有其不足之处。如果我们剔除这样那样的道德因素，以性的力量是人类各种关系的基础这一出发点来看问题，我们可以也应该认为：无论是妻妾，还是“情人潮”、“性大潮”的泛滥，既是对一夫一妻制婚姻的损害，也是对其缺陷的弥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早就指出过：一夫一妻制是以通奸和卖淫作为补充的婚姻形式。
通奸和卖淫，尤其是后者，自然为普遍的社会道德所不容所不齿。人类婚姻的困境之所以比其它的困境更难以解脱，是因为它是一种建筑在本能之上的制度，这注定你无法铲除这些婚姻上的毒瘤，否则，现有的婚姻又将返回到比较落后的形式。今天，靠金钱建立的性关系，比靠其它的东西建立的性关系的增长率要高得多。甚至有人提出：婚姻也是一种消极的卖淫。
作者在采访过程中，就碰到过一个类似鲜廉寡耻的中年“大款”，此人曾是某研究院的研究员，知识水准颇高，直睁着眼镜后面的小眼睛说：“我每年给我老婆1O 万元，得到的是5次差劲的做爱，还不如花这笔钱包一个靓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因为生意上的业务，他经常到泰国，还以研究员特有的理性风格，谈到了泰国的合法妓院：“那里既不是所谓罪恶的场所，也不是小说里描述的充满诗意的地方；而是剔除了性爱的神秘，把性爱当作商品来买卖的商常把人类功能当商品来出卖当然是堕落的过程；但是出卖拥抱，与其它的出卖——比如说政治，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对前者较为愤恨，表明我们对身体比对精神看得更重。在商业化的社会中，希望最有力的人性冲动能逃避商品化的过程，未免太荒谬了。”
他理直气壮地发表了这番“高见”后，我居然怔怔的，一时无法反驳他。我不是不能反驳他，而是一时对爱情和婚姻有一种深深的失语感。
在物质话语霸权迅速统治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也许我们的心灵也迅速物质化了。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个忙忙碌碌五颜六色的世界正在磨蚀我们生命中最可贵的激情，而使我们不再相信爱的价值，甚至不屑于爱。仿佛爱是可耻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分分离离，只是为了满足各自对金钱、权力、地位、性或事业成功的欲望，而感情，只是一个借口。
至于婚姻，更是一道可以随时出人的炼狱之门，难道真如斯威夫特所说：“天堂里有什么我们不知道，没有什么我们却很清楚——婚姻。”
人们常说：爱情可以是盲目的，婚姻则应该是理智的。
爱情的盲目，我们从神话中的丘比特的形象上就可以看出来：相对其他的成年神，他只是一个稚气的孩童；身附的翅膀，象征恋爱的不定无常；手中的利箭，则预示着日后恋爱双方的被伤害。但婚姻的理智，也仅仅是相对爱情而言、不过是一种迟到的有限的清醒罢了。因不了解而结合，因了解而分手。离婚，也就成了别无选择的选择。
有合就有分。
但人类离婚制度的确立，远比结婚制度的确立出现得为迟，中国古已有之的休妻现象，因为毫无妇女的权利可言，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离婚。在英国，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给离婚立法。本世纪初，在美国的内华达州，居然有一条挣钱的新途径，虽然有悖社会常情，但收益可观，即从事离婚业。当时离婚，在美国的其它州要么不合法，要么相当艰难，众多司法审理案中，要判决一桩婚姻的破灭，需经历缓慢慎重、费用昂贵、令人难堪的过程。而内华达州对离婚案却相当宽松，所以婚姻不幸者（尤其是名人）趋之若鹜，称之为“离婚者的天堂”。
内华达畸形发达的离婚业，今天当然已不复存在。哪里可以结婚，哪里也可以离婚。离婚率的不断上升，使各种各样的离婚指导性杂志报纸、电台电视台专栏节目应运而生。
1997年，日本的一家离婚杂志《丽莎》一时卖得洛阳纸贵。杂志取名《丽莎》，是由于著名的好莱坞女明星伊丽莎白·泰勒有过多达8次的离婚纪录。
婚姻已失去了吸引力。社会从来没有面临对传统家庭的如此抛弃：同居者、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的数量之多，在欧洲，大有赶超传统家庭之势。孤独，首先是一种身份，其次才是一种心理状态。
如果说求婚一般是男性主动，大部分情况下，离婚则是由女性提出。这一点，既反映了当今女性较男性的变化为大，也说明女性对婚姻质量的追求较男性为高。男性追求的成就感与女性追求的幸福感之差别，正在于此。
国外社会学家研究大量离婚个案，发现离婚配偶的平均婚龄是7年，因而婚后7年视为“婚姻危险期”。结婚7年，男女双方，在各方面都已趋向成熟，此时离异，既可避免年轻的草率，又没有中老年安于现状的惯性，也易为自己和他人接受，因此较为多见。
当代中国，婚姻家庭的大裂变大解构，笔者称之为“第三次离婚浪潮”。现代性爱关系中，性与爱的分裂，由起初的不自觉状态，几乎变成一条生活原则，爱的意义急剧消解，导致性的操作畸形泛滥，性海高涨，男女沉浮，波及最深的自然是家庭。而婚姻怪胎也层出不穷，最典型的证据是，婚姻的消费特征和婚姻的“克卤现象日益明显。
婚姻呐？！
婚姻最常见的危机来自于第三者插足的婚外恋，以及金钱、权力和地位对人的支配和影响，另外，夫妻之间性生活的不和谐，亲属关系——尤其是婆媳关系——的障碍，结婚的草率，夫妻之间没完没了的争吵，等等，都会使婚姻走向失败。
近年来，在高知识结构阶层的婚姻中，还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一种新的危机征兆，所谓“无过错离婚主义”：外人看起来和睦美满的家庭，夫妻却处在幽闭的冷战状态，彼此之间怀有一种神秘的憎恨，连他们自己也无法确知这种憎恨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它的性质及其目的。让你大吃一惊的是，某天早晨他们突然离了婚，走出法院大门时，像小鸟一样快活。
当然，并不是所有走向失败的婚姻，都得到了法律的验证和一锤定音。事实上，还有更多在婚姻沉重的枷锁里挣扎的人们，虽然手头并未拿到那个小小的蓝皮本，但彼此已在家庭内“离婚”。家庭内“离婚”，已成为困扰我们的一大社会问题。
人性中有十分依赖、不负责任的弱点，常常我们办不到的事，却寄希望别人达成，尤其是最亲近的人。因此，婚姻的失望在所难免；无论大小，婚姻的破裂总有自己的过失在内。当你在婚姻中产生了一生的错觉，摹然回首，即使你充满悔恨甚至怨恨的情怀，你仍将记得新婚时的那张雕花婚床，不管怎样，它总是非常美好的。
第一章 三次离婚浪潮
一夫一妻制的确立，在人类历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随之而来的离婚自由，自然也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20世纪人类的婚姻正面临新的裂变。在婚恋观念相对滞后的中国，本世纪下半叶也经历了三次离婚浪潮的冲刷，且一次比一次迅猛。
历史与现实1997年夏天，我在办公室漫不经心地浏览报纸时，突然感觉眼睛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定睛一瞧，吓了一跳，一个熟悉的朋友麦小姐偕同她丈夫陈先生登了一则离婚广告：“离合皆缘份，聚散两依依。我们结婚3年，在此友好分手之际，谨订于×月×日×时，在××歌厅，举行告别鸡尾酒舞会，恭候新朋旧友光临。”
征婚广告泛滥成灾，这离婚广告却是我破天荒头一回看到。举办离婚礼仪，婚姻“安乐死”现象，是近年在沿海开放城市悄然流行的一种时尚，但如此明目张胆，还是让人感到惊讶不已。
既然知道了，笔者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参加离婚礼仪的机会。
来宾很多，居然还有电视台的记者，场面宏大热烈，甚至是喜气洋洋。一个电视专栏节目女主持人说了一通话，大意是：媒体介入这一离婚礼仪，并不是凑热闹，而是为了探讨一种新的离婚现象，倡导一种新的社会风尚。从通常的角度看，离婚，是不幸的。选择离婚礼仪很自然能冲淡离婚的悲剧色彩，这也是现代人日趋成熟、讲究道德、具有高度文明意识的综合体现。结为夫妻，固然有缘，离不离婚，只是证明这种缘份的长短问题，但离婚决不是、当然也不应该是对夫妻往日情谊的彻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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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话赢得掌声四起。
接着陈先生真诚地说：“如果我们的昨大有一些遗憾的话，今天已没有了，将来也不会有。我们又重新拥有了无怨无悔的日子。”
我的朋友麦小姐也满腔深情地说：“没有离婚礼仪，彼此也许就有怨恨，因为找不到一个醒悟、忏悔、宽容的机会。今宵，我们难忘的时刻，因为有了昨天，才有了这个流光溢彩的今宵，有了这个流光溢彩的今宵，就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互相交换了离婚戒指后，彼此举杯祝福，接下来以朋友的身份，跳了一曲《友谊地久天长》，把鸡尾酒舞会的气氛推向了最高潮。
旁边一个陌生人情不自禁地跟我赞叹道：“这比结婚的场面还醉人埃”笔者也颇有感触：如果普天下离婚之人都能跳出“刀光剑影”的俗套，以这种文明进步的方式和和气气分手，男女之间的婚姻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疑难杂症。当然，话又说回来，不管是结婚还是离婚，其礼仪毕竟是一种形式，人类婚姻家庭的内在矛盾和烦恼，众所周知，仿佛总有一个“魔鬼的奶奶”在作祟。
让我们先回溯一下人类两性关系发展的历史。
最初，男女之间存在着毫无限制的性关系，接着又发展到氏族内部的男女之间不得有性关系，但所有这个氏族的男人是另一个氏族的女人的丈夫，所有这个氏族的女人是另一个氏族的男人的妻子。我们称之为群婚制或杂婚制。这是人类的第一种婚姻形式。
第二种婚姻形式是对偶婚制，也就是说，某一对男女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性关系时期，但并非法律的规定或约束，其稳定情况和形态类似现在的未婚同居。
第三种婚姻形式，即一夫一妻制。
它来源和归功于私有制的产生。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剩余的一点生活资料仅能由部落酋长据为己有，而这些新生的“富有”阶级不愿让其终生聚敛的财富让一个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野种继承，因而提出法律上的一夫一妻制的要求。
一夫一妻制跟对偶婚制的不同，就在于婚姻关系要牢固得多，这种关系已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了。这时通例只有丈夫可以离弃他的妻子，如中国封建社会的休妻；破坏夫妻忠诚则只是丈夫的权利。《拿破仑法典》就明确规定丈夫享有这种权利，只要他不把姘妇带到家里来。如果妻子不忠，则要受到比任何时候都更严厉的惩罚。
这种男女明显不平等的一夫一妻制，连单身汉叔本华也在《性爱的形而上学》中为之辩护：“如果男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和不同的女人交合，一年中可制造百来个子女；但是，不管女人有多少情夫面首，一年间也仅能生育一个孩子（双胞胎例外），所以，男人经常需求别的女人，而女人只有老老实实地守着丈夫……所以，正确的贞操观念，在男人来说是人为的克制，女人则是自然的。不论就客观的结果，或主观的反自然现象来说，女人之通奸比之男人，更难以宽耍”叔本华的言论自然让现代女性不屑一顾，历史事实更令她们愤愤不平。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娜·波伏娃因此呐喊道：“人不是生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
这句话一度成为当代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旗帜。
所谓“男人气”、“女人样”，是一种以男性为本位的文化造成人为的扭曲分化。
进人20世纪的一夫一妻制，变化最大的在于女性的觉醒和崛起。但任何事物的进步，都将以损害其它某一事物为代价，婚姻家庭此前的相对稳定性大为下降，便成为不容忽视的事实。
在欧美国家，离婚率急剧增长，结婚率不断下降；伴随结婚率不断下降而来的，又是同居的快速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比男性更迷恋这一生活方式，她们认为这种结合比婚姻更平等，而约束少；家庭结构出现多元化，私生子家庭、单亲家庭比比皆是。
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婚姻也正受到严峻的挑战，在我们中国，随着离婚率的迅速上涨，单亲家庭也不断增加，不过，由于再婚率明显高于欧美国家，因此单亲家庭的比率远低于发达地区；至于私生子家庭，则比较少见，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思维定势很难接受此种家庭模式。
尽管中国的婚姻家庭观念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大多数人仍然希望有一个和睦美满的三口或四口之家，但循序渐进的变化显而易见：单身一族、试婚、试离婚、合同婚姻、“七减五”家庭、反抗传统生育观的“丁克”家庭，等等，已成为时代的一道新的风景。
在许多大城市，人们见了面不是问吃了没有，而是问离了没有，其中不无调侃的意味，却也真实地反映了一种较普遍的心态。人们对婚姻的自信心不断降低，甚至有的人还没有结婚时，就想到了离婚。
你只能说：“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快。”
本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就经历了三次离婚浪潮的冲刷，且一次比一次迅猛。
第一次离婚浪潮发生在共和国建立初期，在中国革命成功的大背景下，一批进城的干部纷纷跟农村的结发妻子离婚。
同一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一种情况是，曾经相濡以沫的夫妻，但丈夫进城后感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变化，认为土生土长的原配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男人的成功靠女人的陪衬，男人的门面靠女人的装点，遂与妻子离婚。这里还包括，有的人革命成功了居功自矜，又受到城市残留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蛊惑，再加之摆脱不了小农偏安意识、循环意识的影响，认为现在理所当然该轮到自己享福了，于是抛弃农村的妻子，另觅新欢。
另一种情况是，农村来的妻子确实适应不了城市新的生活，继续呆在丈夫身边，彼此都是一种心理上的沉重负担甚至是折磨，结果只好选择分手。
当然，更多的人其离婚原因错综复杂，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影响相互交织。由于丈夫南征北战的军旅生涯，与妻子长期分居，夫妻之间的感情自然日益淡薄隔膜，况且有许多夫妻原本就毫无感情可言，他们之所以结合，要么是战争特定条件下的产物，要么是由父母的包办所致，是童养媳、换亲、指腹为婚等婚姻陋俗的受害者。因此，这类婚姻的失败在所难免。
而部队进城，城市女青年女学生对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的好奇和景慕，为这次离婚浪潮的产生，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契机。
还有一种情况值得一提，当时政府部门也多少介入了第一次离婚浪潮。据说，有些地方还发过公函，允许老干部在城里找一个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
1997年，笔者在广州采访到一个姓罗的退休女士，66岁，解放初期的归侨学生。1951年夏天的某个周末，单位通知她和其他一些未婚的女同志第二天上午到礼堂开会。会上，书记的开场白直接明了：“今天，我给大家做个红娘。有一批老干部，为新中国的诞生赴汤蹈火，立下了汗马功劳，有的老同志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丢失了妻子，更多的老同志，他们的婚姻是封建包办的东西。你们都是进步学生，想必能理解他们的苦处。经过周全的考察，现在，组织上给你们分配一下。你们同意吗？”
大多数人举手，服从“组织分配”。
接下来，主席台上念了一串名字，一女一男，先女后男，倒也体现了对女同志的尊重。下午在妇联办公室相互见面，罗女士的对象比她大27岁，姓赵，祖籍山东，南下而来。家里有一个大他3岁的小脚女人。女大三，抱金砖。但老伴一直没有生育能力。老赵哪能不急？找到罗女士，格外珍惜。两人感情一直很好。小脚女人也同他们一起生活，既当大姐又当保姆。全家和睦，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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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离婚浪潮延续的时间不算太长，大约从195O年至1958年“反右”。其特点是：离婚大多由男性提出，女性十分被动，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根深蒂固，无论与丈夫有无感情，大多不愿意离异。即使被迫无奈甚至糊里糊涂地离了，她们也很少再婚，固守“从一而终”的古训。
第一次离婚浪潮还包括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对其它阶层婚姻的冲击，比如，敌对阵营部分家庭的分崩离析、“三妻四妾”封建婚姻模式的解体，等等，声势其实不弱，只不过淹没在当时浩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中，有人因此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
与第一次离婚浪潮不同，“文革”中的第二次离婚浪潮前期，离婚大多是由女性提出，男性接受，双方都别无选择，是强权政治导致了心灵的扭曲，是一种在变态社会的政治压力下畸形的离婚现象。
众所周知，当时的境况，一个被打成政治异类的人的妻子，极难逃避和承受各方面的压力，甚至是来自亲友的压力。有人发疯，有人自杀。“界线论”甚嚣尘上，为了自身的生存，更主要是为了子女的前途命运，离婚也就成了政治漩涡中人的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丈夫动员恩爱的妻子与自己离异这一现象之普遍，大概可算是人类离婚史上的一大奇观。
稍加考察，也不难发现，尽管当时的离婚案大多数是迫于政治淫威而不得不离，但不应排除少数妻子落井下石、寻找新的依靠的这样一种事实；还有一部分确实死亡了的婚姻，政治运动恰好提供了最有效的解脱的借口。
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及回城，带来的离婚现象，是第二次离婚浪潮后期的热点。
当时，很多在农村结了婚生了孩子的人，由于无法把配偶及子女的户口落到城市，及其它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原因，离了婚。其主要特点并不在于离婚本身，而在于遗留下来的问题之复杂：政府部门千头万绪的安置调解工作、个人恩怨斩不断理还乱的纠葛、理智和情感的冲突、重组家庭的困扰，种种种种。
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及回城，还带来了很多高干子女跟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的子女结婚离婚的悲喜剧。大部分高干千金后来都跟丈夫离了婚，但大部分纨绔子弟倒是没有离婚，因为他们在家里有绝对的权威，在外面有充分的性自由，回家是老爷，出门是公子，何乐而不为！
这里既有许多令人为之动容的爱情婚姻故事，也有不少丑恶的现象存在。无须讳言，人性中有十分善良的一面，也有十分丑陋的一面，善与恶常常互为表里，一个人表现得善良，通常是由于他把恶的一面压抑得很深的缘故。真实的人性流露，往往受控于外因。于是道德问题，这时在婚姻问题中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如果说前两次离婚浪潮中的男女之间，总有一方没有足够的自由权利的话，那么，第三次离婚浪潮的外部环境则要宽松得多，其规模和迅猛程度远远超过前两次，其所依据的《婚姻法》也不同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迄今，前后颁布了两部《婚姻法》。
第一部《婚姻法》是1950年3月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行的；第二部《婚姻法》则是198o年9月10日，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颁布施行。两者之间，时间相差3O年。
在离婚问题上，两者的指导思想存在较大差异，旧《婚姻法》的指导思想是：没有过错就不能离婚；新《婚姻法》的指导思想则是：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
这也是婚姻法学界长期以来的两大流派之争。
第三次离婚浪潮，是在第二部《婚姻法》颁布后渐渐兴起的社会潮流，也是十年动乱后思想解放、个性复苏的表现。
不少“维持会”式的家庭，开始摇摇欲坠，人们要还婚姻本身一个说法，给自己的感情讨一回公道，同床异梦的夫妻纷纷走上法庭，寻求一个并不圆满但可能满意的解脱。
第三次离婚浪潮在8O年代还比较平稳，起主导作用的还是人们感情的不能承受之轻或不能承受之重，所以更富人性的色彩和“正常”的意味。
进入9O年代以来，无论其质还是其量都迥异于以往，商品经济的全方位介入，西方性开放观念及其生活方式的日久浸浮，物欲的膨胀和心灵的空虚，使越来越多的人们，推波助澜或者为浪潮裹挟，乐意或者不乐意，潇洒或者不潇洒，在婚姻“下海”中，走一回或者走几回。
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既然一夫一妻制不是以自然条件、而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我们当然应该更多地从经济方面、社会方面来看问题。
一个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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