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河南人惹谁了-第1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北京有几个著名的小商品市场。其中一个是“国际著名”的秀水街。秀水街以世界“名牌”服装而著名。所有的名牌一一鳄鱼、阿迪达斯、花花公子、皮尔·卡丹呀，伊夫圣洛朗等应有尽有，并且大家都知道这些名牌全是假的。北京市曾经大张旗鼓地进行过两次打击，各大媒体上都有报道，工商机关表示一定要彻底禁绝假货。但是查过之后，我们专门到秀水街看了看，假名牌依然如故。不知道为什么以北京这么强大的工商管理力量，这么强的警力，为什么不能在这么短短几百米的小街上禁绝假货。
秀水街紧挨着三里屯使馆区，就在外国人的眼皮底下，要说丢脸，可以说在国际上丢尽了中国人的脸。可是至今不知道为什么很少有人说北京爱卖假货。也不明白北京一些人为什么还好意思讲“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的段子呢？
这么说，外地一些人讲“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虽然不好说是“贼喊捉贼”，但至少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从国内外的历史来看，一个地方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或者叫现代化起步阶段，经济秩序总是有点混乱，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不只限于中国。19世纪欧洲几乎所有的诊所医生都自称是医学博士。其实哪有那么多的医学博士呀？10个有9个以上都是假的。现在英语中医生和博士是同一个词，不知道和这段历史有没有关系？
南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假冒伪劣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福建的假药，浙江的各种假冒小商品，广东的假冒电器，不一而足。当时的河南，还没有条件制造假冒产品，因为那时河南根本连制造假冒产品的资金和技术都不具备。
时间到了20世纪叨年代，当沿海地区都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开始摇身一变，致力于创自己的名牌的时候，河南人开始自己艰难的起步。当然，河南人没有足够的资金，没有足够的技术，没有足够的管理和经销技术，而且更重要的是河南的市场很不发达，市场管理欠缺，这是导致产生一些造假现象的原因。
笔者在此不断回顾沿海及河南走过和正在走着的路，绝不是要肯定造假的社会合理性——不管它出现在社会发展的初期还是原始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造假毫无理由地应该遭到法律的惩罚和舆论的谴责。也许这些以“造假”来丑化和歧视河南人的“闲暇之士”应该与河南真心地合作一回，主题就是结合双方出现过和正在出现的造假问题，来探讨如何避免假货的产生与泛滥，而不是拿“造假”来说整个河南人的事儿。
“造假”问题如此，其他方面也是这样，一些河南人身上的毛病，其他地方的人也或多或少存在，河南出的事儿别的地方也在照出不误，既然大家共同的目标是致力于民族的全面复兴，为什么不能共同来改进这些问题？而因为自己经济发达了，就以没有传统劣根性的高尚人自居来丑化和歧视其他发展中的省份，是地地道道的“五十步笑百步”，与己无助，与人无补，与世无益。
下边再看看“百步笑五十步”的问题，如果把脱贫致富的过程比喻成一次征途，那么先富起来的地区可以说是比河南人先行一步，我们姑且打个比方，他们已经走了一百步，而河南人才刚刚走了五十步。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嘲笑河南人，其实可以说是一百步笑五十步。
俗话说：“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邓小平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他紧接着就说最终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注定了要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富起来的人如何对待落后地区的人，目前已到了亟须研究的时候了。一个地区的发展快慢决定于许多种因素，除了地理位置、资源状况、商品意识，还要受努力程度。政策条件等多种条件的影响。比如广东省在地理上紧邻香港。澳门，中央在改革开放初期给予许多包括招商、税收、财政上的优惠条件，使其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加上本地人的精明肯干，使其很快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再以上海为例，浦东在开发之时，中央也是给予很多政策和资金，上海凭借其地理位置与商业都市在经验人才上的传统优势很快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发展同样不能排除包括河南在内的兄弟省市的各种支持。
目前一些人对河南这样经济起步较慢、相对落后的地区的丑化与歧视，还大体局限于街头巷尾的民间层次，但笔者在沿海某省采访时曾听到一位相当级别的官员竟洋洋得意地说：“本省人又精明又肯干，不像北京人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更不像某省人（西北某省，所幸不是河南）是又笨又懒，一块咸菜吃半年。”我对这样一位发达地区领导的言语表示极大的震惊，沿海地区的确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这也是多种因素的作用，并且这样的成果也是与自身和国内其他落后地区相比来说，如果和美国、日本，甚至新加坡、韩国比较，这个省的人均国民产值恐怕是难以启齿的。
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盲目的自傲，而是他所表现出的对于落后地区的冷漠与歧视态度，这句话本身也是一种丑化。先富起来的地方要首先搞清楚自己是如何富起来的，在加快发展自己的同时应该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地支援欠发达地区，动物尚且知道反哺，不少企业尚且知道回报社会，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为什么就因为别的地区发展没自己快而去丑化和歧视别人呢？
在体育竞技场上，我们常看到的是胜利者的自豪与欢喜，失败者的坚毅、沮丧或者无奈，很少见到有冠军对于亚军，或者是最后一名的运动员表现出趾高气扬，这也是一种体育道德，人们为什么不能把这种道德广泛地涵盖于今日的社会生产生活之中呢？
中国古代讲君子厚德载物。一个人如果没有恢宏的气度，就一定难以承担重任。因为承担大业需要调动许多人的力量，许多方面的力量，一个器小易盈的人是绝对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同样的道理，一个城市，一个集体，一个群体如果没有这种气度，也绝对不能想像会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业。如果一群人连自己的同胞都不能以兄弟之谊平等看待，那肯定不会是成熟的、有前途的人群。
从“五十步笑百步”和“百步笑五十步”的现象可以看出，河南遭受丑化与歧视的内层原因就是河南与他们距离（传统文化、经济方面）近，丑化与歧视者认为，河南人缺点毛病比他们多，经济发展比他们落后。
以“丑陋的河南人”来否定国人，自外于国人——丑化与歧视河南人的深层原因。
中国处于大变革的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人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都在发生着变化，旧有的观念与信仰在种种冲击下已经破碎，而新的价值观并未被完全建立起来，甚至出现种种不健康的东西，他们只知道自己“从何处来”，也知道“再也不能那样过”，而何去何从却是一片茫然，即使得到的所谓西方观念也只是一些只言片语的表象式的东西，却如获至宝，以此为本，与中国传统的东西做着毫无理性的对比。于是他们只能不停地全盘地否定自己，否定过去，对于老祖宗的东西一古脑儿地弃若敝履。
记得上个世纪中期，台湾作家拍杨所写的《丑陋的中国人》曾在不少人中引起很大反响，该文将中国传统文化比作一个“大酱缸”，从各个方面论中国人的诸如“虚伪”、“自私”等劣根性之所在。当时的舆论曾将该文与鲁迅先生对中国国民性作过比较，普遍认为，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剖析一针见血，但即使对于像阿Q这样的人他仍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胞心态，他对国人仍旧是抱有满腔希望的。而柏杨先生的文章对一些具体的事例论述应该说也是持之有据，但有冷漠地将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之嫌。
也就是从《丑陋的中国人》流传之始，社会上不少人开始对中国人的品性发生怀疑，“丑陋的中国人”、“劣根性”被无限制地在口语或文章中使用，见到有人随地吐痰，就会不屑地说：“看中国人的劣根性”，谈到社会上种种不良的事情，就会很时髦地发出感慨：“真是丑陋的中国人啊！”同时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得要领地钦慕之至，有的人希望恨不得将自己的皮肤换成白色，恨不得将自己置于外国人的统治之下，一句“要是中国经历100年的殖民地统治，早就富裕了”便充分显示出当时某些人的心态。
没想到时过境迁，到了近年这些人的身上又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其一是随着国门的洞开，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西方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进入中国，这些人已自觉不自觉受到较深的影响，崇尚西方已成为流行时尚。但与此同时，这些人也会觉得一个中国人动辄就骂中国人，于人于己都有失厚道，于是终于发现了一个替代物——河南人。
河南人确实有替代中国人的“资格”，河南人与中国人的密切关系本章已有论述，悠久而源远的中国传统文化便诞生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强烈的传统文化氛围塑造出的河南人就是中国人的典型，中国人有的优点他们有，中国人有的缺点他们也有。于是那些将中国文化与品性说得一无是处的人便可以通过对河南人的批判、丑化和歧视来发泄对传统中国人的愤恨，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因为他们在骂中国人的时候很难自外于中国人——无法改变自己的血统和移换皮肤，而骂河南人的时候便可以悠哉游哉地置身于河南人之外，“享受”着肆意丑化与歧视的“快感”。
一些人说河南人造假、拐骗、无赖、奸滑、土气，就可以向世人显示出自己是多么的诚信、高贵和洋气，丑化和歧视河南的落后就可显示出自己无论是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以及价值观念是何等的先进和时尚，大有君临天下，傲视苍生之势。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述河南人的段子、对河南人的品性表示极大愤慨，可以使听者，也使他自我心灵出现幻觉：我是个上等人，有别于河南人、中国人的上等人。这就是一些人丑化与歧视河南人深层的原因。
第四章 站在丑化与歧视的背后——为什么丑化河南人
三、歧视者的心理素描
所有对弱者的丑化，都是为了借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显示优越，显示高贵。尽管一个人在歧视、嘲笑别人的时候，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动机，但在潜意识中这种欲望一定是存在的。
这是人类天性中丑陋的一面在作祟。这种天性是人类在几十亿年的进化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是从动物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但却不是天性中高尚的部分，而是原始和野蛮的部分，低劣的部分。
还是先让我们看看吧。在猴群中是没有平等的观念的。猴王对于它的任何一个子民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猴后则常常剥夺其他雌猴与猴王的交配权，发现其他母猴试图引诱或响应猴王，便死命地殴打，甚至弄瞎眼睛。猴王总要作出各种显示自己优越地位的举动，而其他猴子则必须表示臣服。
人，有时真的像猴子。当一个城里人欺侮一个乡下的农民时，当一个小贩恣意呵斥一个收废品的民工时，当一个商人在眉飞色舞地讲一个关于河南人的“段子”时，他其实都在向所有的人宣示：我比他优越。人在没有受到高尚情操感染的前提下，总是很容易表现出动物本能的一面。毕竟，几千万年遗传下来的基因，是很强大的。但人之所以是人，正是因为他能够超越动物的本能，将精神升华到崇高的境界。
当然，世界如此之大，人与人的差别如此之大，歧视河南人的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呢？还是让我们分别来看一看吧。
“一览众山小？”——某些大城市居民的心态
每一个地方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地域歧视。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大城市的人看不起小城市的人，我们在县城里就已经能够感受到对农村同胞深深的歧视了。在每一个省会城市和较发达的城市都能够感觉到对其他相对落后的地方的歧视。东部沿海地区不大看得起内陆地区的人，而最大、最发达的城市的居民则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这是地域歧视的规律。尽管这种歧视有时表现得十分显著，有时比较含蓄。有什么样的城市就有什么样的城市人，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成为地域歧视最严重的地方，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先看看北京吧。北京的段子文化特别发达，关于河南人的段子多数来自北京。常常有一些北京人问河南人：“你们那里是不是很穷啊？”被问的往往是刚刚走进大学的学生，当地穷不穷其实跟这些宰宰学子并没有多大关系，他自己也不知道河南是不是很穷。其实问你这个问题的北京人也并不想听你的解释，他只是想把这句话说出来而已，让你知道，你是一个穷地方来的穷鬼。
北京人的骄傲是有原因的，毕竟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千年古都，王气所钟，中国数百年来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有雄伟壮丽的紫禁城，有秀美绮丽的颐和园，奇……書∧網有比比皆是的王公府第。整个城市无处不显示着一种尊贵无比的皇家气派。北京城人精神面貌也和外地人大不一样。他们见多识广，什么事都不放在眼里，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在外地，一个县委书记、县长是何等的威风啊，但县处级干部在北京不过是一个小兵而已。据说，北京军以上的干部就能编一个军，一个县处级干部又算什么呢？
在改革开放以前，北京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可望不可即的地方。能够到北京去，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这种光荣往往只属于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入物或政治上特别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人们怀着崇敬和羡慕的心情目送他们登车而去，期待他们带回可以分享的光荣，比如和中央领导的合影或者和毛主席握过的手。即便没有这份光荣，能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慕名已久的故宫、颐和园，也是令人羡慕的。所有的外地对于北京人来说都意味着基层。不过，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欢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而更多地是称他们为“地方上”。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则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足以让一些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这些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在这种气氛下，产生地域歧视其实是很容易的事。一些北京人大有“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概，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觉得自己比外地人见多识广，比外地人能说会道，自己说话、做事比外地人有派头。我们经常可以在人行道上看到一两个北京青年骑着自行车，大声呵斥一群河南民工，责怪他们挡了道。真是莫名其妙，这是人行道啊，谁挡了谁的道了？北京的一些面向市民的报纸，也是常常一不小心就流露出对外地人的歧视，而且笔者总是怀疑它是故意的。
上海也是地域歧视比较严重的地方。尽管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似乎并没有多少资格自高自大，然而许多上海人偏偏比“天子脚下”的北京人更看不起外地人。上海话中有许多歧视。蔑视外地人的专用词汇和语言，其中又尤以歧视、蔑视苏北人为最，苏北人甚至被称为“江北赤佬”（或小赤佬）、“江北猪秽”（或猪头三）。过去上海滑稽戏（这是上海市民特别喜爱的一个剧种）的主要题材之一，便是讽刺嘲笑外地人、乡下人到上海后的种种“洋相”。上海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观看这些“洋相”，并在哄堂大笑中充分地体验自己的优越感。一来二去，“外地人”在上海人的圈子里，成了显示上海人优越性和优越感的陪衬。
上海的骄傲主要出自文化上的原因。中国的现代化是从上海起步的。1953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他的一本关于上海的著作中，把上海称之为“现代中国的钥匙”，认为现代中国正是诞生于上海。上海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代表。旧社会的上海是十里洋场，中国几乎所有现代的玩艺都是先出现在上海。西服、西餐、电灯、电报、电话、洋房、洋车、马路、汽车、警察、银行、照相馆，无一不是先出现在上海。外地人绝大多数还没有见过报纸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上海已经拿报纸包杂物、贴墙了。在一些上海人眼里，连北京人也还属于乡土气息很重的人。中国文化界的京派和海派之争，其实就是西方文化同中国文化之争。如果说近代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而上海就完全是一个殖民地了。在这个殖民地区域，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殖民文化。上海的“老克腊”，就是一种生活方式非常西化的中国人，他们以西方的生活方式为荣，以与西方人交往为荣。如果没有西方人，他们就相互之间交往。即使在六七十年代那种岁月里，他们还顽强地保留着昔日的习惯，到80年代后更加发扬光大。他们以西方文明的代言人自居，不仅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甚至也看不起其他的上海人。这些“老克腊”，是极端的上海人。
一些上海人总喜欢当着别人的面说上海话。他们是故意这么做的，他们总是要用一种看似漫不经意的东西把你和他区别开来，提醒你，咱们不是同类，所以才把你“晾”在一边。这些上海人自认为是“高等华人”，是全中国最优秀最高贵的人种。上海话，就是这个优秀高贵人种的标志，也是和“低等华人”（外地人）划清界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一定要说上海话，而且要大声地、尖嗓门地、无休止地讲。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也要想办法创造一个，就像暴发户们一定要想办法掏出“大哥大”在众人面前哇啦一顿以示牛气一样。
一些北京人和上海人以贵族自居，追求所谓“贵族气质”。一个以东方的旧贵族自居，一个以西方化的新贵族自居。不过很遗憾，中国是不会有贵族的，将来没有，现在没有，过去也几乎没有。中国从来没有形成类似西方的贵族文化。中国古代的贵族不同于西方的贵族。中国早在西汉王朝就废除了分封制度，贵族只是一种封号而已，没有领地，也不能干涉地方行政事务。说白了，也就相当与一个大财主而已。尤其是中国历代实行爵位递减制度。如果本人是侯爵，儿子只能是伯爵，孙子就只是子爵。请记住，巴尔扎克告诉我们：“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时间。”在中国，等一个家族形成贵族文化，这个家族已经不属于贵族了。况且中国贵族数量极少，满清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只封为侯爵，李鸿章和左宗棠只封为伯爵，曾。左、李以下多数功臣根本没有爵位。所以，在中国，永远不要再做贵族梦了。当然，我们还是承认北京人和上海人还是有一种不同于外地的雍容气度，毕竟与某些暴发户是不同的，他们有一种别的城市没有的从容和自然。
本来，河南同这两个城市的关系并不密切，北京、上海存在的地域歧视问题与河南人也没有什么密切关系。北京的地域歧视者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原也没有专门对着河南人。上海人主要是看不起苏北人，至于河南，那太遥远了，阿拉上海人不晓得。不过，这几年河南人开始漂流四方，与北京人和上海人发生了直接的接触，餐馆里，菜市场上，民工队伍里，到处都是河南人身影，少数北京人和上海人就把对外地人的歧视一古脑地发泄到河南人身上。笔者曾经不止一次听到一些北京人和上海人把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城市环境的脏、乱、差归罪于打工的河南人。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河南人为这个城市承担了多少辛苦、劳累甚至危险，他们做着当地人不愿做的工作。
歧视一旦存在，就会将一切恶行都归于河南人。同样的事别人可以做，河南人却不可以做。北京的几个著名的商品批发市场，笔者不敢说里面全是冒牌货，只能说找一件非冒牌的商品实在是困难。这么说，某些北京人讲“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虽然不好说是“贼喊捉贼”，但至少是“只许北京骗你，不许你骗北京”吧！
对此该怎么解释呢？我们只能说，某些北京人没有把河南人当成自己的同类。自己是高等公民，而河南人是贱民；自己是天上的星辰，而河南人是地上的灰尘！
歧视河南人，本质上是歧视外地人，歧视乡下人，歧视农民。且不说在世界范围内歧视乡下人有没有“道理”，在中国谁都没有资格歧视农民。因为，每一个中国的城市人都欠着中国农民一笔债务，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务。
新中国的工业基础是靠农民数十年的贡献才建立起来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80年代末，中国农民为城市工业化奉献了数千亿元。每一座城市都是靠民工一滴汗水一滴汗水地建立起来的。这一点，不知北京人和上海人是不知道，还是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工业基础是建立在农民的无偿奉献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中国农民几十年的无私奉献，中国的工业化无从谈起。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的人民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洋气”和傲气，中国的农民不会像现在这样穷，勤劳、朴实的河南人也不会像现在这么穷、这么土，为了中国的工业化，中国农民付出的代价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难道换来的却是某些大城市人的嘲笑和戏弄？
我想，在社会上，如果一个人用着别人的，拿着别人的，还在骂着别人，那么世人应该怎么看他？一定觉得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但一个城市呢？一个城市的公民呢？我们中国人曾经举国一致地骂某个国家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可是我们自己又是在怎么做的呢？
不是说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建设靠的全是河南人，也不是说这些大城市的繁荣靠的全是中国农民。我只是说，中国农民为你们作出了重大贡献，河南人也为你们作出了巨大贡献。歧视河南人，实际上就是歧视全体的农民。要知道，在他们默默地作出这些奉献的时候，他们的碗里只有红薯糊糊，他们的身上穿着褴缕的破衣。
所以，我真是想劝劝某些北京人和上海人，虽然你们见多识广，虽然你们已经习惯了看不起所有的同胞，但希望你们能够多想一想那些曾经为你们城市的繁华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农民吧，这样你们的骄傲也许会减少一点。你们的骄傲应该少一点。实际上，无论你有多少骄傲的资本，当你嘲笑一个不应该被你嘲笑的人的时候，显示给别人看的都只是你的浅薄。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那些上海人尽管看不起外地人，但不包括山东人在内。他们对山东人印象相对较好。上海女孩嫁给山东籍男人的事屡见不鲜。我曾经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但却百思不得其解——山东人有什么好，不是和河南人一样土里土气吗？不过是一个爱吃葱，一个爱吃蒜而已，竟能使骄傲得像天鹅一样的上海人刮目相看？后来请教了一个博士毕业留在上海工作的“新移民”，才得要领：原因很简单，因为上海的领导人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干部，而三野的干部多是山东人。山东人沾了子弟兵的光，在上海有一定的地位。——原来那些上海人的骄傲也不是无条件对任何人的。世间的事真是让你捉摸不透，你只好摇摇头，叹口气说：“人啊！”
“我是贵族了！”——某些暴发户的心态
有些省份的人本来是不存在歧视河南人的问题的。本来他们的经济状况跟河南人也差不多。但特殊的历史机遇使他们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而且使他们适时地遇见了河南人——在他们刚刚成为大小业主的时候，河南人开始形成了打工潮。于是他们的刚刚生长起来的优越感便找到适时的渲泄出口。每当听到一些先富起来的地区的人们用那种调侃中带着轻蔑的口气嘲笑河南人的时候，笔者总是想到鲁迅先生的这句话——“人一阔，脸就变”。我由衷地佩服鲁迅先生，先生把人性看得太透了。
一个出身微贱的人，当他突然发迹时，总想否定自己贫寒的过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其中一个可爱的人物是关羽。这位不可一世的大英雄原来的出身并不高，但他成了大将以后就不得了了，看不起出身寒微的黄忠，甚至闹到不接受“五虎上将”头衔的地步，直到诸葛亮亲自写信安慰，才算给丞相一个面子。后来更是骄傲得丧失了理智。孙权派人来求亲，关老爷子竟然轻蔑地说：“虎女焉得嫁犬子？”这个错误是致命的，导致了关羽最后走麦城的结局，更导致了吴蜀之间的全面战争，蜀国在彝陵之战中惨遭失败，国力大损，一统中国的理想化作一场春梦。
其实关羽自己不过是粮贩子出身，也没有什么高贵的。不过当了大将以后觉得自己已经是贵族了，就得有点贵族的派头，高人一等。关公一代英杰，可是在这方面的表现却同小人得志没有什么区别。
朱元璋残杀穷哥们的事是又一个“人一阔，脸就变”的形象诠释。朱元璋当时还没有当皇帝，但已经是吴王了，当年和他一起放牛、一起偷吃财主的牛肉的伙伴们相约去投奔他。对于他们的到来，朱元漳内心并不欢迎，这些人太了解他的底细，而朱元璋的事业正需要他神化自己。不过他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内心当然希望这些人不要乱说乱动。这些穷哥也有点烧包，到处讲他们和吴王的交情，讲朱元璋少年的各种轶事，弄得朱元津大为光火。剩下故事很简单。当风言风语传到朱元璋耳朵里时，朱元璋恼羞成怒，立即下令把这几个穷朋友给杀了。笔者丝毫不怀疑朱元璋当初与穷哥们之间的情谊，穷哥们初来的时候，他对那些朋友还是很好的。但突如其来的成功使他那强烈的虚荣心极度膨胀起来。他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显示自己的优越感，就绝对不能容忍这些穷朋友来瞎八道。
朱元津杀穷老乡的事见诸野史，而他登基后的那些神经过敏的做法则—一见诸正史。他对臣下们的谈话言词奏章文字反复揣摩，注意其中是否有讽刺挖苦他的地方。他早年当过和尚又是起自红巾军，这在封建社会可谓是卑微的出身，因而他不许人家提到他的这些出身经历，对于臣下的言辞文字也特别留神是否犯了这方面的禁忌。甚至吹毛求疵，总把一些成语典故往坏处想。教谕许元为作万寿贺表，其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二句，被疑为讽刺、挖苦而砍头。因为“法坤”与�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