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人惹谁了-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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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说　赵新兵


第一章　荒诞世界——被丑化了的河南人

一、河南人被丑化了

段子是时下“口舌文化”的主体，在中国传统的曲艺类辞典里，能够独立成篇的说唱文学作品被称为段子。众多的国人眼下正以先锋派画家的天赋，用扫帚、拖把、竹棍，甚至头发为笔，汪洋恣意地以不同的构图和色彩在涂抹着河南人的画像，然后将其装在“段子”这样的包装里。我曾感慨于日本人的想像力，一部系列电视剧《奥特曼》塑造了上百个模样、习性、本领不同的危害地球人的怪兽形象，使得中国的孩子们被震颤得找不着北，而今天领教了大型系列笑话《段子里的河南人》——就其制作、演播队伍据说可以载入吉尼斯纪录——后，方才知道谁是“真佛”。

“河南人的‘仿真’导弹让西方人真假难辨……”

不久前，笔者曾陪同孙中山先生的孙子、孙女到武汉参观打捞出水的中山舰。陈列在湖北造船厂的这艘“功臣舰”曾伴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了平息陈炯明叛乱和护法战争，30年代末期在抗击日本侵略中被炸沉于长江。此舰原本与河南人没有什么瓜葛，但在修补过程中需要的五门仿真炮却是产自于河南。当我心中自豪之情刚刚泛起时，同行的一位“九头鸟”于谈笑间给了我一记当头棒喝：你们河南的“仿真”技术真是不错。

不过我还是从心底里感激他，言语间没有直接用“河南人造假技术不错”的说法。在今天国人的心目中，河南与河南人已成了造假的“圣地”与“圣人”，有民谣为证：“十个河南人九个假，还有一个是盲聋哑”。

河南人造假在段子里的典型体现是两则笑话。

其一说：某中东国家得到西方大国支援的十枚新式导弹，一小国从这个中东国家买来一枚用于研究，而那个西方国家听到风声后害怕“武器扩散”，就派专家组前往中东查实，这个小国需要赶快送回导弹应付调查，但导弹在研究时拆开后再也组装不起来，搞得这个小国人焦头烂额，不知所措，情急之中，一见多识广的大臣献计说，据传中国河南人造假——也就是仿真技术了得，派人前去求助，定能化解此难。果然是河南人最后帮了这个小国的忙，三天之内与真导弹一模一样的东西被运到中东国家摆在了西方大国专家的眼前，假导弹不仅骗过了专家们的眼睛和仪器，还瞒过了这个中东国家，没多久，就又还回一枚真的导弹。

其二说：河南某著名企业家到京参加群英会，有领导在作报告时兴之所至，对特别有名望的与会者逐一点名，叫到河南的那位企业家时，企业家昂头挺胸、声音洪亮地应答说“到”，不想这个老干部在主席台上站起身来，以近视镜换掉老花镜，躬身探头问道：“真的假的？”

有着同样关于河南人造假“中心思想”的大大小小段子很多，内容也很丰富。近亿河南人，也就是好几个欧洲中等国家人口的总和，在国人的心目中，已被重叠为一人——造假人。“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知受了几千年传统中庸思想熏陶的中国人何以如此极端地臧否河南人，河南人已不是“千人一面”，而是万万人一面了，他们脸上都似乎写了同样的两个字：造假。

当然，说河南人的造假是事出有因，上个世纪80年代初河南人在温饱尚成问题时曾出了假丝棉、假蜂蜜，不过那个时候正赶上浙江温州的假鞋和福建石狮的假药在全国上下闹得惊天动地、沸沸扬扬，河南的假货只能算是“小巫”，上不了档次，自然没能弓！起关注。而今天，当昔日的温州与石狮已痛改前非，不法造假之徒已远走俄罗斯发挥才干，充当国际造假的“过街老鼠”被围追堵截时，河南的“猴子”才真正下了山，在国内有了显山露水的机会，也才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我的印象中，一向憨厚的河南人首次登上全国性“造假舞台”是在上个世纪叨年代初，主角是周口一家药厂将生产的兽药当成人药出卖。这一造假案例的确令人痛心疾首，厂家为牟取暴利，大有不把中国人当人的意味，自然是民愤极大。记得正值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在京召开，代表与委员们在会上会下对此口诛笔伐，形成了极大声势，造假与售假者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随后关于河南的造假案例，著名的有巩义的“假电线案”和新近冒出的豫东“假棉花案”，这些事件的确足以引起人神共愤，需要加强监管，严惩违法者，河南面临着尽快整顿市场秩序的重任。但据此来证明河南人都造假，以异样的眼光来审视每一个河南人，这就是一个“以偏概全”的问题了。不少对河南人抱着如此偏见和提防心理的人其实并未去过河南，甚至没有与河南人打过交道，但他们却以个别案例的真实而构织了“整体的虚假”，并以此“虚假影像”来与全体河南人对应，自然是见了河南人都不感冒。

我绝不想否认河南近些年出现的造假事件，也绝没有宽容造假甚至给造假者说情的意思，但既然探究造假案例，就不能不往深层次考虑这样一个事实：河南人在中国既非造假的始作俑者，其因造假而伤人害命也非最严重者，而今天却“赢得”了造假的“桂冠”，这实在值得人们思量。

在造假的省份中，先有浙江温州的假鞋、福建石狮的假药，后来也发生过震惊中南海的山西朔州假酒案，造成数人死亡，全国各地的造假事件时有耳闻，地域遍及大江南北。可是给大家的深刻印象都随事件的处理和时光的变迁近乎荡然无存，为什么对可怜的全体河南人总是揪着辫子不放，耿耿于怀？

在山西假汾酒案曝光不久，也正值“两会”召开，笔者在京西宾馆的餐厅见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山西杏花村酒厂的董事长，他对此事叫苦不迭，声言有人制造假汾酒致人死亡后，“对杏花村酒厂的影响太大了，全国各地到他们厂退货的不断”。往年他来京开人大会都带汾酒请朋友们品尝，但此次却怕别人心有余悸而不敢喝，特意带来了一种药酒招待熟人。他叹息道：“看来山西这一名牌被砸碎了。”但这位董事长和他的企业是幸运的。很快，这件“酒坛大事”被人遗忘了，酒厂仍是财源茂盛达三江。

山西人也是幸运的，国人对山西的印象除了山西的名醋。名酒和“人说山西好风光”的歌曲，也就是西北黄土高坡的相对贫穷了。没有人因为假酒案而会随便指着一个山西人说：“你们山西人就会造假。”

中国今天的“造假者”有两类典型。其一为国际贸易活动中的造假。一批批在中俄边境和独联体国家的中国商人，他们用纸做的“皮鞋”、“皮夹克”，用鸡毛填充的“鸭绒衣”已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的国际声誉，这些害群之马好像来自河南的并不多，倒是头脑灵活的沿海人不少，人们在感慨人心不古、国格受损的同时，却没有想到探究他们是哪里人。也许这些有本事到国际市场去闯荡的造假者层次比起河南人高得多，也许是体认到了同是中国人的亏心事，在内心谴责一番后也就释然了。

第二类造假典型应该就是与国人生活关系十分密切的盗版光盘、假烟和假（甲）B了。我想这样说应该没人提出足够的反驳理由。中国目前购买过盗版光盘的家庭不在少数，中国消除盗版光盘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举措。2001年12月2日国家就集中销毁了2000万张盗版光盘，去年一年全国共销毁9000万张。据报载这些盗版光盘大都出现在东南沿海。假烟也是如此，河南是烟叶大省，由于自身技术原因，大部分烟叶作为初级产品被卖到了四面八方，并没有出现“假烟叶”的传闻，而查出的充斥全国的假中华、假玉溪、假红塔山的制造者也基本上是在南方，可上亿的“烟民”们在饱受假烟之苦的同时却并没有骂南方哪个省是“全民造假”，当然仿制高科技的光盘和高科技的香烟防伪标识的人也许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远没有“土里土气”的河南造假更可恨。

说到假，就不能不提起数亿球迷所关注的假（甲）B了，2001年中国甲B赛场上出现的一出出假球事件使中国足协实在忍无可忍，不得不祭起了“斩立决”金牌，严厉处置了“假（甲）B五鼠”，但也并没有人因为浙江队、四川队、广东队参与了假球事件而说整个浙江人、四川人和广东人都是造假者。

而真实的情况是，数年来在充斥着假球、黑哨的绿茵场上快要跑死的河南队是正而八经的“诚实的苦孩子”，不仅没有造假，反而是假B的受害者。四年前河南队在升甲A前景一片光明的时候，却被一帮球队在“谢天谢地谢人”的弹冠相庆中给“做掉”了，气得河南队来自罗马尼亚的一位外援痛哭失声，发出了“河南就是没钱”的叹息。

由金钱交易而导致的假球在越来越注重金钱的时代，其背后的道德问题却被人们遗忘了。社会上变革中的价值观和人性也造就了诸多国人在对待同样问题上的双重判断标准。与富裕和金钱还有相当距离的河南人自然要背负起沉重的道德包袱，成为不少人在整理遗失得越来越少的道德观时首要的对应目标。

河南有些人昧着良心造假，坑害别人的确遭人唾弃，但那么多人把个别的、在其他省份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的造假的“专利”交给河南一个省的人去承担，这公平吗？

“火车在途经河南时发出的声响是：骗死你、骗死你……”

有一部陈佩斯主演的喜剧电影，内容大概是男主角要继承亲戚的遗产，根据这位亲戚的遗嘱，男主角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必须有一个子女，但此时的他还没结婚，情急之下，他想收养一个孩子，于是就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愿意将孩子给他收养的汉子。

银幕上这个汉子一身农民的打扮，把男主角带到了郊外一个饲养场，在一个低矮的铁笼子里，向他展示了一群蓬头垢面的小孩。当他得知这个汉子是个人贩子时，他愤怒地举报了他。引人注意的是：这个人贩子讲的是一口标准的河南话。

同样愤怒的还有电影院内的观众，他们痛恨这个丧尽天良的人贩子，因为在当代的中国，孩子是最值得同情与付出爱心的对象，而如此残忍地对待儿童自然也使历史上十恶不赦的首恶由“无君无父”变迁为“贩卖儿童”。电影导演有意无意。或多或少的诱导使观众将宣泄的对象转移到了整个河南人身上。

也正是由于种种此类不健康的舆论影响，河南人额头上的“贩卖人口”的标签终于像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上的咒谒一般牢固了。

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拐”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行当。远的有欧洲人往美洲贩卖黑奴，近代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海国”被送到旧金山修铁路、挖金矿。这一丑恶的现象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早已成为流风余响，但在现时的中国许多地方还是时有耳闻，只不过“拐”的对象变成了妇女和儿童。也许是河南的历史太久远，这一江湖中下三赖的做法在这里出了一些，最有影响的事件据说是80年代曾有一名外省女大学生在郑州火车站被人拐卖到了山东。在正逐渐步人文明社会的中国，这类事情最遭人愤恨是很自然的，但利用电影来丑化河南人的形象不能不说是新时期电影工作者的一大发明了。
中原地区历遭天灾人祸，特别是在战乱和饥道之时人命的确就不值钱了，“卖儿卖女”、“易子而食”的典故在历史中常有记载，孩子时常不知不觉间就成为了商品，这也许就是有了“人口贩子”这一“职业”的历史背景。

记得小的时候，河南老家附近总会发现一些操着南方口音的女子在某某家定居下来，成为家庭主妇，有坊间好事者便会向人们发布说：某某从四川买了个媳妇。那时专门从事“卖媳妇”行当的大抵有两种：一者为十恶不赦的“拐卖”；一者为人口掮客，专门为娶不起媳妇的男人或贫困山区想找个好人家的女子解决婚姻问题。到豫西南的四川女子多，重要的原因就是生活在那里的山区终年辛苦劳作但收获甚少，不少女人愿意到平原生活，富裕不求，温饱倒是容易多了。这两者的出现其实都打着深深的贫困的印记，因为贫困的生活和贫困的精神是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

如果从发展的眼光看，随着河南人经济情况的好转和国家长期“打拐”斗争的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的事件在河南已经不多见，笔者也始终相信，这一现象终归会像先前中国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鞋，走进历史的烟尘。

张艺谋的影片很叫响，据说他的影片是专门用以在国际上获奖和捧角儿的。但也有人批评其不少片子是拿中国人的丑陋、揭中国人的伤疤给好奇的外国人看的。“拐”也许就是河南人身上的落后的“伤疤”，在电影中以高于生活的艺术来拿河南人开涮，将这类“伤疤”给身为同胞兄弟的观众展示，就似乎有点相煎太急、歧视河南人的味道了。

对于河南人的“骗”，坊间也流传了不少段子，其中“言简意赅”的要数此段：“火车在途经河南时发出的声响是：骗死你、骗死你……”

另有一则也可算是此类中的代表作：某外国著名魔术师在全世界巡演一生，成为一代名师，从没有人能看透他魔术中的奇巧。不久前他首次到中国表演即到了河南，他集其一生魔术表演的精华登台献艺，谁知从头到尾，他的每个魔术刚一表演，就被观众喊破，最后被轰下舞台。他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观众中一位8岁的小孩儿不屑地告诉他：你这点把戏蒙谁？不知道俺河南人都是骗子的师傅。魔术师闻言，自感白活一生，遂在嵩山下买处宅子，拜这个小孩儿为师，重练河南“新派魔术”。

骗也是历史悠久、很江湖的一种手段，只要是有人的地方，此类恶行就很难绝迹。就骗的种类来说，有大骗、中骗和小骗。在中国的土地上骗的伎俩和规模也在不断变化、增大，奇书网已从古时的骗两个喝粥的铜钱，早已发展到今天骗数额动辄L亿的国有资产和增值税。河南人骗子不少，笔者也不下几次地被形形色色的骗子愚弄，对此也是深恶痛绝，但“骗”就是河南人的特性吗？
从目前社会上流行的段子或其他类型的描绘河南人“骗”特性的“艺术”形式中可以看出，人们“虚构”的河南人行骗的特点大抵有三：一曰层次低。比如有人说河南的城市里“满街都是骗子”，其中便含有河南人行骗的手法很原始和低劣，大都采用江湖千百年来“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的术士手法，地点也都在街市上，这些骗子似乎与路边算命的和玩小魔术的渊源很深，形式也不过是如“上访无钱”、“逃荒无粮”式，或者高级一点搞点“易拉罐获奖”、“路边拾遗与行人分享”之类的骗术，与当今大都市里的高科技行骗形成巨大反差。

二曰规模小。大都是小打小闹，也即河南土话“骗小孩儿糖吃”。比如有段子这样说——“河南骗子胃口小，过去很多人自称逃荒、上访骗取别人一点同情外加一斤粮票，改革开放20年了，现在也还是骗两块钱转身就去买包谷酒喝了。”

三曰胆子大。在流行的段子里，河南人行骗的对象除了商人、工人和农民，还有外星人、美国总统和自己的骗子同行。这一点一句顺口溜可以为证：一个萝卜刻个章，拿上印盒骗阎王。
应当说，段子里所描述的这些特点对于河南少数骗子来说似乎有点“人木三分”的味道，但段子的对象往往都是全部的河南人，这就有点邪了。

人们大概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被真正的英雄打败并不会感到屈辱，以此类推，被手法高明的骗子欺骗也并不表示自己低能。人们宁愿被高科技手段的骗子蒙得一丝不挂，也不愿忍受被自己所不屑的人用为自己所不屑的手法骗走哪怕一文钱。普通人如此，那些自命聪明绝顶却又被“土里土气”的河南人用“土办法”骗过的人，反应肯定是恼羞成怒，失去理智地迁怒于整个河南人，随后在丑化河南人的风潮中宣泄般地推波助澜以获得一丝快意的现象应当是不少的。据此也可以明白许多人为什么会对不同的骗术施以不同的对待标准。

“河南四野皆无赖……”

今天在不少地方流传有这样的说法：山东响马山西贼，河南尽出“流光锤”。“流光锤”者，二流子也，无赖也。但山东的响马和山西的蠢贼在今天已是虚指，而重心却是“河南四野皆无赖”。

酒桌上自然要论酒，但讲河南人酒桌上“赖的故事”的确可以呼应抖包袱的“河南段子”。改革开放后某位据说能喝二两的人士到河南走了一趟，便根据自己的“小人之心‘度了一下’君子之腹”，讲河南人真赖——每次吃饭时喝酒，河南人总爱端出酒来，自己不喝，却让客人先喝三杯，如此不公平地对待客人不叫赖叫啥？

于是去过河南的人便有了同感，更有人会补充道：“不是三杯，是三碟、三碗。”“河南人就是想把外地人灌醉，让人出丑。”

于是没有去过河南的人便视河南之路为畏途，视河南人为赖皮之冠。

其实，关于河南人“酒桌上的赖”本身就是一个冤案——比窦娥还冤。

这也许涉及对一种文化和历史的理解与宽容，产生于古，延续至今的河南式的敬酒习俗源于他贫困的历史。河南人由于穷以至于温饱已是头等大事，但即使农耕之家、贩夫走卒也不奇……書∧網忘孔孟之道，因为他们懂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真谛，遇到贵客驾临才会大方地将平时舍不得用的掏母鸡屁股卖鸡蛋换回的几文钱打酒招待，正如穷人将积累已久舍不得吃用的美食和衣物送给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一样。因为酒太少，自己舍不得喝，总是带着满腔热情，毕恭毕敬地为客人一杯杯斟酒，还要怯生生地说一句“莫笑农家腊酒浑”。

尽管今天的河南人生活早已今非昔比，富裕谈不上，买酒钱总是有了一点，但淳朴的风俗在不少地方一直流传下来，当然这对于许多当代的外地人来说有些不合时宜。河南人怕的不是误解，而是偏见，因为误会可以通过了解和沟通得以化解，而偏见带来的却是“河南人是无赖，是当代的‘牛二”’这样滴血的伤害。

河南在历史上的确出过逼得英雄无奈的牛二，当然也有常去东京对梁相国寺后院偷菜的泼皮，不过牛二被后来上梁山的青面兽杨志杀了。牛二倒真是个“硬骨头”无赖，他说买定了杨志的宝刀，却又说定了不给钱，即使再想苟且的杨志也得冲冠一怒，不杀他杀谁？偷菜的泼皮也没了，不过他们有幸遇到了倒拔垂杨柳的鲁提辖，收他们学武艺、种白菜，倒也算改邪归了正。但翻遍正史轶闻，河南的无赖毕竟是个别的。

另有一则有关河南人赖的段子，是说一个东北的货车司机，大冬天从黑龙江开车到南方，进入河南时穿着棉衣棉裤，进入湖北时便只剩下裤头了，因为这里的公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大路上的乱收费和小路上村民的敲竹杠，以及躺在马路上哭着收“压岁钱”的小孩和将公路扒开然后拿着铁锹收“铺路费”的多如牛毛，将他的钱和衣物勒索一光，若不是已到了温暖的南方，这位司机早冻死了。段子的最后是这样的：那位司机恨恨地说，河南人太赖了，只配让日本鬼子拿刺刀押着修公路，过去哪个敢跟鬼子要钱？

近期网上还有一则点评各省百姓口碑的帖子，其中对河南百姓的评价是：“河南人兼具农民的狡黠、土匪的泼皮、奸商的毒辣、传统官僚的厚黑和流氓无产者的无所不为。”

河南人又一次被段子先生们毫不留情地泼墨了。即使在今天，河南历史上的贫穷与战乱造就并遗留下的某些无赖气质，虽然还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某些人身上表现出来，还会有人在公路上伐木为栅，强收过路费，在一些城市乡村还会有流浪汉在春节时唱着莲花落为多讨些吉利钱而赖着不走。但实际上现实的逻辑也很简单，正是有憨厚、胆小、忍辱负重的大多数，才造就了少数可以呼风唤雨的“无赖牛二”。少数“牛二”毕竟不能成为河南人的代表，无赖也绝不能成为全体河南人的特性。

在不少人的骨子里，会有这样的认知：穷山恶水出刁民。从一个方面讲，这样的认知有其表面的合理性，贫困的地方有着愚昧和蛮悍。但换个角度，这样的认知难道不是从不少人骨子里透出了对于环境恶劣、生活窘迫的人们的地域歧视、文化歧视吗？

受审的“河南贼”——中央电视台的“公益广告”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在一套节目黄金时段展播了全国律师大赛，比赛中所有的律师和原、被告讲的都是普通话，惟有一段虚拟案例表演中的原告——和别人预谋行窃并配制偷盗钥匙的贼是讲河南话的，尽管节目的制作者辩称完全是无意针对河南人的，但可以相信，大多数的观众都能通过这个节目发出会心的“微笑”或者“苦笑”——似乎是典型的河南方言代表了河南人典型的特征：偷窃。这无疑是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为社会“奉献”的一则公益广告。

改革中百花齐放的电视节目也加入了丑化河南人的队伍。

同样攻击河南人偷窃特性的还有数年前就已流传的“全国小偷代表大会在河南郑州召开”的段子。段子的大意是：国内不劳而获的“梁上君子”们深感新形势下偷窃行业面临着一系列诸如行窃对象、手段以及如何面对越来越严厉的社会防范与打击等问题，决定召开“全国小偷第一届代表大会”，就有关问题进行研讨与交流。河南的小偷于是首先成立了申办大会筹委会，并向“行业公会”提交了申办报告书，主要理由是河南郑州位于南北要津，交通四通八达，尤其是这里无论是小偷数量还是行窃事件都在国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申办报告得到全国“同业”的一致通过，于是“隆重”的代表大会“成功”召开并形成决议。目前各地小偷正在具体行动中深人贯彻“郑州会议”的精神。

以上“口舌文学”的产生和传播的确反映了许多人心目中河南人的偷的形象是“何等典型”。

据笔者估计，给不少外地人造成这种印象的始作涌者也许是少数外出务工的河南人的偷窃行为，在北京、深圳的一些小报上时常有关于河南人手脚不干净的社会新闻的报道。从河南人本身的形象塑造上来说，的确需要认真反省，提高自身素质和自尊心，而从外地人来说，笔者不敢以“桔生淮南为桔，生淮北则为积”的借口来苛求当地加强外来人口管理，但也想说，古今中外，任何社会都有孕育产生偷盗的士壤和水分。就中国来说，孟尝君时代就有“鸡鸣狗盗”之徒，梁山泊英雄鼓上蚤时迁是“一代侠偷”，今天的社会哪个地方都有行窃之人，对此应以法治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就事论事，并探讨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办法，而不是不负责任地拿近一亿河南人中部分外出民工里的极个别现象来说整个河南人的事儿。

在中国的历史上，偷的产生实际上也与贫穷和战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形成演化出了一定的规矩，所以有“盗亦有道”的说法。河南由于历史上的灾难与贫穷，又是中华民族较为集中的聚居地带，所以产生了不少甚至是上了史书的“名盗”。但这里又是孔孟之说和程朱理学的重要影响区和发源地，人们崇尚“廉者不饮盗泉之水”和“中规中矩”，倡导仁义礼智信，在不少家族有着“偷盗者不得入宗祠”、“偷窃者死后不得人祖墓”的祖训。即是在战乱时期也产生了抗金英雄岳飞率领的“岳家军”，他们的精神也包括了“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屋”的美谈。

因此可以认为河南一些人的偷窃行为是整个讲究传统礼仪社会总体形态下的一种异类，会为当地社会所不齿，为普通人们所唾弃，在河南不少地方一直流传有这样的说法：不见小偷享福，只见小偷挨打。意谓小偷偷了钱财去吃喝也只是偷偷摸摸地享受，而一旦被发觉就会被周围民众痛打一顿。笔者早先在河南时就时常看到万民争打失了手的扒手的情景，当地民风的淳朴便可见一斑。反而在一些大都市里倒经常出现失窃者不敢指认扒手，见到小偷躲着走的现象，北京的大街上不是也时常发生外地民工见义勇为追捕盗匪碟血，而当地人冷漠观望的事件吗？不正是这些现象导致了“老鼠怕猫，纯属谣传”的伦理错位，纵容了暗偷变明偷，明偷变抢劫吗？

河南“个个都是贼”的印象当然可以说反映了人们对偷窃这一社会丑恶现象的愤怒，但也许与“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传统观念有关。可能在很多人的观念里——有点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称“窃书”不算偷——偷工厂、商店等公家的东西不算偷，偷税不算偷。对于一些靠种种非法手段成为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豪的人总是充满了崇拜，很少有人去考虑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而对一些穷惯了的河南人，只要闻见他家突然飘出肉香，便会认定是做了贼，甚至光从籍贯来判断河南人就长着“贼的样子”。

北京的电车、地铁上活跃着的千百个扒手、每年数万辆自行车的失踪没有人说北京人偷盗——当然北京人可以用“都是包括河南人在内的外地人干的”这样的托辞推得一干二净。不过据报载，北京、上海的不少超市每年要被盗上万甚至十数万的商品，其中包括高档服装、进口化妆品、食品等，有的商场已经因被窃而难以为继。在上海，偷窃者大多是在人们心目中“温文尔雅”、“素质很高”的上海本地人，有干部、家庭妇女，还有白领女性、大中学生。也许北京人、上海人这样干的不叫偷，而是“对美好生活（商品）的追求”，所以没有人说“北京人、上海人爱偷，得防着点”。

一些红得发紫的“明星”演员、“歌唱家”三番几次地偷税数十万，人们不仅“不忍心”让其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还会在其继续举办的演唱会上欢呼、雀跃，用掌声“表达”同情，用呼喊为其“压惊”。

只有像河南有的人那样偷了东家的铁锅或是偷了西家掉在地上的衣裤才叫偷。可见国人对于偷的观念——包括偷的对象与手段——仍保留在上个世纪初以前的认知上，因此落后地区的河南的偷盗现象便正好撞在了这种心态和由此产生的舆论的枪口上。

河南人构想：万里长城贴瓷砖，炸平喜马拉雅山

关于河南人的段子近日又有翻新，笔者在北京的一个社交场合又听到了一则讲河南人吹牛的段子：河南人民为实现新世纪跨越式发展，最近确立了新的四大构想，那就是宇宙装空调、地球刷红漆、万里长城贴瓷砖、炸平喜马拉雅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