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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筝的人-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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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这个男人认为世界对他来说很美好。拉辛汗说得对:如果我碰巧在街头见到他,一定能认出他来。那个小男孩赤足站着,一只手抱着那男人的大腿,剃着短发的头靠在他爸爸的臀部上。他也是眯眼微笑着。

我展开那封信。用法尔西语写的,没有漏写的标点,没有遗忘的笔画,没有模糊的字词——字迹整洁得近乎孩子气。我看了起来:

以最仁慈、最悲悯的安拉之名

我最尊敬的阿米尔少爷:

亲爱的法莎娜、索拉博和我祈望你见信安好,蒙受安拉的恩宠。请替我谢谢拉辛汗老爷,将这封信带给你。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亲手捧着你的来信,读到你在美国的生活。也许我们还会有幸看到你的照片。我告诉亲爱的法莎娜和索拉博很多次,那些我们过去一起长大、玩游戏、在街上追风筝的事情。听到我们过去的恶作剧,他们会大笑起来!

阿米尔少爷,你少年时的那个阿富汗已经死去很久了。这个国度不再有仁慈,杀戮无从避免。在喀布尔,恐惧无所不在,在街道上,在体育馆中,在市场里面;在这里,这是生活的一部分,阿米尔少爷。统治我们祖国的野蛮人根本不顾人类的尊严。有一天,我陪着亲爱的法莎娜到市场去买土豆和馕饼。她问店主土豆多少钱,但他充耳不闻,我以为他是个聋子。所以她提高声音,又问了一句。突然间有个年轻的塔利班跑过来,用他的木棒打她的大腿。他下手很重,她倒了下去。他朝她破口大骂,说“道德风化部”禁止妇女高声说话。她腿上浮出一大块淤肿,好几天都没消,但我除了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妻子被殴打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我反抗,那个狗杂碎肯定会给我一颗子弹,并洋洋自得。那么我的索拉博该怎么办?街头巷尾已经满是饥肠辘辘的孤儿,每天我都会感谢安拉,让我还活着,不是因为我怕死,而是为了我的妻子仍有丈夫,我的儿子不致成为孤儿。

我希望你能见到索拉博,他是个乖男孩。拉辛汗老爷和我教他读书识字,所以他长大成人之后,不至于像他父亲那样愚蠢。而且他还会射弹弓!有时我带索拉博到喀布尔游玩,给他买糖果。沙里诺区那边仍有个耍猴人,如果我们到他那儿去,我会付钱给他,让猴子跳舞给索拉博看。你应该见到他笑得多么开心!我们两个常常走上山顶的墓地。你还记得吗,过去我们坐在那儿的石榴树下面,念着《沙纳玛》的故事?旱灾令山上变得很干,那株树已经多年没有结果实了,但索拉博和我仍坐在树下,我给他念《沙纳玛》。不用说你也知道,他最喜欢的部分是他名字的来源,罗斯坦和索拉博的故事。很快他就能够自己看书了。我真是个非常骄傲和非常幸运的父亲。

阿米尔少爷,拉辛汗老爷病得很重。他整天咳嗽,他擦嘴的时候,我见到他袖子上有血迹。他消瘦得厉害,亲爱的法莎娜给他做米饭和蔬菜汤,我希望他能多吃一些,但他总是只吃一两口,即使这样,我相信也是出于他对亲爱的法莎娜的尊重。我很为这个令人敬爱的男人担忧,每天为他祷告。再过几天,他就要去巴基斯坦看医生了,奉安拉之名,他会带着好消息归来。亲爱的法莎娜和我告诉索拉博,说拉辛汗老爷会好起来。我们能做什么呢?他只有十岁,对拉辛汗老爷十分敬爱。他们两个很要好。拉辛汗老爷过去经常带他去市场,给他买气球和饼干,但他现在太虚弱了,再也做不来。

后来我常常做梦,阿米尔少爷。有些是噩梦,比如说梦到足球场上挂着腐烂的尸体,草地血迹斑斑。我会很快惊醒,喘着气,浑身大汗。但是,我梦到的事情多数是美好的,为此得感谢安拉。我梦到拉辛汗老爷身体好起来了。我梦到我的儿子长大成人,成为一个好人,一个自由的人,还是一个重要人物呢。我梦到花儿再次在喀布尔街头盛开,音乐再次在茶屋响起,风筝再次在天空飞翔。我梦到有朝一日,你会回到喀布尔,重访这片我们儿时的土地。如果你回来,你会发现有个忠诚的老朋友在等着你。

愿安拉永远与你同在。

哈桑

我将这封信看了两次,把信纸折好,拿起照片,又看了一分钟。我把它们放进口袋,“他现在怎样?”我问。

“信是半年前写的,我到白沙瓦去之前几天。”拉辛汗说,“离开之前我用宝丽莱拍了这张照片。到达白沙瓦一个月后,我接到一个喀布尔邻居的电话。他告诉我这么一件事:我离开之后不久,有个谣言迅速传开,说一个哈扎拉家庭独自住在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豪宅里面,大约是塔利班放出的风声。两个塔利班官员前来调查,逮捕了哈桑。哈桑告诉他们,他跟我住在一起,虽然有很多邻居作证,包括打电话给我那个,但他们指控他说谎。塔利班说他像所有哈扎拉人那样,是骗子,是小偷,勒令他全家在天黑之前搬离那座房子。哈桑抗议。但我的邻居说那些塔利班的党羽觊觎那座大房子,就像——他怎么说来着?——是了,就像‘饿狼看见羊群’。他们告诉哈桑,为了保障它的安全,他们会搬进来,直到我回去。哈桑又抗议。所以他们将他拉到街上……”

“不。”我喘气说。

“……下令他跪下……”

“不!天啦,不。”

“……朝他后脑开枪。”

“不。”

“……法莎娜尖叫着跑出来,扑打他们……”

“不。”

“……也杀了她。自我防卫,他们后来宣称……”

但我所能做的,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低声说着:“不。不。不。”

我想着1974年那天,在医院的病房里面,哈桑刚刚做完补唇手术。爸爸、拉辛汗、阿里和我围在哈桑床前,看着他举起一面镜子,察看他的新嘴唇。如今,除我之外,那个房间的人要么已经死去,要么即将死去。

接着我还看到其他东西:一个男人穿着人字型背心,将他那把俄制步枪的枪口抵在哈桑脑后。枪声在我父亲房子那条街道上回荡。哈桑扑倒在柏油路上,他那不求回报的忠贞生命,像他以前经常追逐的断线风筝那样,从他身上飘走。

“塔利班搬进了那座房子,”拉辛汗说,“他们托词赶走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人,杀害哈桑和法莎娜被法庭当成自我防卫,宣布无罪。没有人说一句话。我想主要是出于对塔利班的恐惧。但也是因为,不会有人为了一对哈扎拉仆人去冒什么风险。”

“他们怎么处置索拉博?”我问。我觉得劳累不堪,精疲力竭。一阵咳嗽袭击了拉辛汗,持续了好长时间。当他最终抬起头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双眼充血。“我听说他在卡德帕湾区某个恤孤院里面。亲爱的阿米尔……”接着他又咳起来。咳嗽停止后,他看上去比刚才要老一些,似乎每声咳嗽都催他老去。“亲爱的阿米尔,我呼唤你到这里来,因为我在死之前想看看你,但这并非全部。”

我一语不发。我想我已经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TXT小说下载:。。〗

“我要你到喀布尔去,我要你把索拉博带到这里。”他说。

我搜肠刮肚,寻找恰当的词汇。我还来不及接受哈桑已然死去的事实。

“请听我说。我认识一对在白沙瓦的夫妇,丈夫叫约翰,妻子叫贝蒂·卡尔德威。他们是基督徒,利用私人募捐来的钱,开设了一个小小的慈善机构。他们主要收容和抚养失(W//RS/HU)去双亲的阿富汗儿童。那儿又干净又安全,儿童得到很好的照料,卡尔德威先生和太太都是好人。他们已经告诉我,欢迎索拉博到他们家去,而且……”

“拉辛汗,你不是说真的吧?”

“儿童都很脆弱,亲爱的阿米尔。喀布尔已经有太多身心残缺的孩子,我不希望索拉博也变成其中之一。”

“拉辛汗,我不想去喀布尔,我不能去!”我说。

“索拉博是个有天分的小男孩。在这里我们可以给他新的生活、新的希望,这里的人们会爱护他。约翰老爷是个善良的人,贝蒂太太为人和善,你应该去看看她如何照料那些孤儿。”

“为什么是我?你干吗不花钱请人去呢?如果是因为经济问题,我愿意出钱。”

“那和钱没有关系,阿米尔!”拉辛汗大怒,“我是个快死的人了,我不想被侮辱!在我身上,从来没有钱的问题,你知道的。至于为什么是你?我想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你去,是吗?”

我不想明白他话中的机锋,但是我清楚,我太清楚了。“我在美国有妻子、有房子、有事业、有家庭。喀布尔是个危险的地方,你知道的,你要我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就为了……”我停住不说。

“你知道吗,”拉辛汗说,“有一次,你不在的时候,你爸爸和我在说话。而你知道他在那些日子里最担心的是什么。我记得他对我说,‘拉辛,一个不能为自己挺身而出的孩子,长大之后只能是个懦夫。’我在想,难道你变成这种人了吗?”

我垂下眼光。

“我所哀求的,是要你满足一个老人的临终遗愿。”他悲伤地说。

他把宝押在那句话上,甩出他最好的牌。或者这仅是我的想法。他话中带着模棱两可的意思,但他至少知道说些什么。而我,这个房间里的作家,仍在寻找合适的字眼。最终,我吐出这样的句子:“也许爸爸说对了。”

“你这么想让我很难过,阿米尔。”

我无法看着他,“你不这样想吗?”

“如果我这么想,我就不会求你到这儿来。”

我拨弄着指上的结婚戒指:“你总是太过抬举我了,拉辛汗。”

“一直以来,你对自己太严苛了。”他犹疑着说,“但还有些事情,还有些你所不知道的事情。”

“拜托,拉辛汗……”

“莎娜芭不是阿里的第一个妻子。”

现在我抬起头。

“他之前结过一次婚,跟一个雅荷里来的哈扎拉女人。那是早在你出生之前的事情。他们的婚姻持续了三年。”

“这跟什么事情有关系吗?”

“三年后,她仍没生孩子,抛弃了阿里,去科斯特跟一个男人结婚。她给他生了三个女儿。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

我开始明白他要说什么,但我实在不想听下去了。我在加利福尼亚有美好的生活,有座带尖顶的漂亮房子,婚姻幸福,是个前程远大的作家,岳父岳母都很爱我。我不需要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阿里是个不育的男人。”拉辛汗说。

“不,他不是的。他跟莎娜芭生了哈桑,不是吗?他们有哈桑……”

“不,哈桑不是他们生的。”

“是的,是他们生的!”

“不,不是他们,阿米尔。”

“那么是谁……”

“我想你知道是谁。”

我觉得自己好像堕入万丈深渊,拼命想抓住树枝和荆棘的藤蔓,却什么也没拉到。突然之间天旋地转,房间左摇右晃。“哈桑知道吗?”这话仿佛不是从我口中说出来的。拉辛汗闭上眼睛,摇摇头。

“你这个混蛋,”我喃喃说,站起来,“你们这群该死的混蛋!”我大叫,“你们全部,你们这群该死的说谎的混蛋!”

“请你坐下。”拉辛汗说。

“你们怎么可以瞒着我?瞒着他?”我悲愤地说。

“拜托你想想,亲爱的阿米尔。这是丢人的事情,人们会说三道四。那时,男人所能仰仗的全部就是他的声誉、他的威名,而如果人们议论纷纷……我们不能告诉任何人,你一定也知道。”他伸手来摸我,但我推开他的手,埋头奔向门口。

“亲爱的阿米尔,求求你别走。”

我打开门,转向他,“为什么?你想对我说什么?我今年三十八岁了,我刚刚才发现我一辈子活在一个他妈的谎言之下!你还想说些什么,能让事情变好?没有!没有!”

我扔下这些话,嘭嘭冲出公寓。

第十八章

太阳已经快下山了,天空布满紫色的、红色的晚霞。我沿着那条繁忙而狭窄的街道步行,将拉辛汗的寓所撇在后面。那条街是嘈杂的小巷,和那些迷宫似的深巷里闾交织在一起,挤满了行人、自行车和黄包车。它的拐角处竖着各式各样的布告牌,粘贴着可口可乐和香烟的广告;还有罗丽坞(1)的电影海报,展示着一片开满万寿菊的原野,卖弄风情的女演员和古铜色皮肤的英俊男人翩翩起舞。

我走进一间烟雾弥漫的茶室,要了一杯茶。我朝后仰,让折叠椅的前脚离地,双手抹着脸。如坠深渊的感觉渐渐消失,但取而代之的是,我好像睡在自己的家中,一觉醒来,发现所有的家具都被重新摆设过,原先习以为常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处裂缝,现在全然陌生了。我茫然失措,只好重新审时度势,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

我怎会如此熟视无睹呢?自始至终,迹象一直都在我眼前,它们现在飞回来了:爸爸请库玛大夫修补哈桑的兔唇。爸爸从来不会忘记哈桑的生日。我想起我们种郁金香那天,我问爸爸他能否考虑请新的仆人。哈桑哪里都不去!他勃然作色,他就在这儿陪着我们,他属于这里。这里是他的家,我们是他的家人。当阿里宣布他和哈桑要离开我们时,他流泪了,流泪了!

服务生把一个茶杯摆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桌脚交叉成X状的地方有一圈胡桃大小的铜球,有个铜球松了,我弯下腰,把它拧紧。我希望我也能这般轻而易举地拧紧自己的生活。我喝了一口数年来喝过的最浓的茶,试图想着索拉雅,想着将军和亲爱的雅米拉阿姨,想着我未完成的小说。我试图看着街上过往的车辆,看着行人在那些小小的糖铺进进出出。试图听着临桌客人收音机播放的伊斯兰教音乐。任何东西都可以。但我总是想起我毕业那天晚上,爸爸坐在那辆他刚买给我的福特车上,身上散发着啤酒的气味,他说,要是哈桑今天跟我们在一起就好了!

这么多年来,他怎么可以一直欺骗我?欺骗哈桑?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抱我坐在他的膝盖上,眼睛直勾勾看着我,并说,世间只有一种罪行,那就是盗窃……当你说谎,你剥夺了某人得知真相的权利。难道他没有亲口对我说那些话吗?而现在,在我葬了他十五年之后,我得知爸爸曾经是一个贼!还是最坏那种,因为他偷走的东西非常神圣:于我而言,是得知我有兄弟的权利;对哈桑来说,是他的身份。他还偷走了阿里的荣誉。他的荣誉。他的尊严。

我不禁想起这些问题:爸爸如何能够面对阿里的眼睛?阿里倘若得知他的妻子被他的主人以阿富汗人最不齿的方式侮辱,他如何能够每天在屋子里进进出出?爸爸穿着那身棕色旧西装、踏上塔赫里家的车道、向索拉雅提亲的形象在我脑海记忆犹深,我如何才能将它和这个新形象结合起来?

这儿又有一句为我的创作老师所不屑的陈词滥调:有其父必有其子。但这是真的,不是吗?结果证明,我和爸爸的相似超乎原先的想像。我们两个都背叛了愿意为我们付出生命的人。我这才意识到,拉辛汗传唤我到这里来,不只是为了洗刷我的罪行,还有爸爸的。

拉辛汗说我一直太过苛求自己。但我怀疑。是的,我没有让阿里的右脚踩上地雷,没有把塔利班的人带到家里,射杀哈桑。可是我把阿里和哈桑赶出家门。若非我那么做,事情也许会变得全然不同,这样的想法不算太牵强吧?也许爸爸会带着他们到美国。也许在那个没有人在意他是哈扎拉人、人们甚至不知道哈扎拉人是什么意思的国度,哈桑会拥有自己的家、工作、亲人、生活。也许不会。但也许会。

我不能去喀布尔。我刚才对拉辛汗说,我在美国有妻子、房子、事业,还有家庭。但也许正是我的行为断送了哈桑拥有这一切的机会,我能够这样收拾行囊、掉头回家吗?

我希望拉辛汗没有打过电话给我。我希望他没有把真相告诉我。但他打了电话,而且他所揭露的事情使一切面目全非。让我明白我的一生,早在1975年冬天之前,回溯到那个会唱歌的哈扎拉女人还在哺乳我的时候,种种谎言、背叛和秘密,就已经开始轮回。

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他说。

一条终结轮回的路。

带上一个小男孩。一个孤儿。哈桑的儿子。在喀布尔的某个地方。

我雇了黄包车,在回拉辛汗寓所的路上,我想起爸爸说过,我的问题是,总有人为我挺身而出。如今我三十八岁了,我的头发日渐稀疏,两鬓开始灰白,最近我发现鱼尾纹开始侵蚀我的眼角。现在我老了,但也许还没有老到不能为自己挺身而出的地步。尽管最终发现爸爸说过很多谎言,但这句话倒是实情。

我再次看着宝丽莱照片上的圆脸,看着阳光落在它上面。我弟弟的脸。哈桑曾经深爱过我,以前无人那样待我,日后也永远不会有。他已经走了,但他的一部分还在。在喀布尔。

等待。

我发现拉辛汗在屋角做祷告。我只见到在血红色的天空下,一个黑色的身影对着东方朝拜。我等待他结束。

然后我告诉他要去喀布尔,告诉他明天早上给卡尔德威打电话。

“我会为你祷告,亲爱的阿米尔。”他说。

【注释】

(1)Lollywood,指巴基斯坦拉合尔的电影业。

第十九章

再次晕车。当时我们驶过一块带着弹孔的标牌,上面写着“开伯尔隘口欢迎你”,我的嘴里开始冒水,胃里有些东西翻滚绞动。司机法里德冷冷看了我一眼,眼里毫无同情。

“我们可以把车窗摇下来吗?”我问。

他一只手抓着方向盘,另外一只手仅有的两根手指夹着点燃的香烟。他黑色的眼睛仍望着前方,弯下腰,拿起放在脚边的螺丝刀,递给我。我把它插进车门的一个小洞里面,那里原先有个摇柄,把我这边的车窗摇下来。

法里德又鄙夷地看着我,眼中的嫌恶不加掩饰,然后收回目光,继续抽烟。自从我们离开雅姆鲁德堡垒以来,他跟我说的,只有寥寥数语。

“谢谢。”我低声说,把头伸出车窗,让午后的寒风猎猎吹过我的脸庞。马路穿过开伯尔隘口的部落领地,蜿蜒在页岩和石灰岩的悬崖峭壁间,一如我记得的那样——1974年,爸爸和我曾驾车驶过这片崎岖的地带。那些贫瘠而壮丽的山脉坐拥深沟大壑,峰峦高高耸起。峭壁之上,有座座泥墙砌成的堡垒,年久失修,崩塌倾颓。我试图让眼光盯牢在北方兴都库什山脉(1)白雪皑皑的峰顶,但每次我的胃稍微平息一些,卡车便来个转弯,让我又是一阵恶心。

“吃个柠檬试试。”

“什么?”

“柠檬。对晕车很有效。”法里德说,“每次开这条路我都会带一个。”

“不用,谢谢你。”我说。光是想到要我吃下酸的东西,就够我反胃的了。法里德冷冷一笑,“它不像美国药丸那样灵妙,我知道,不过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古老药方罢了。”

我后悔白白放过这个和他套近乎的机会,“要是那样的话,也许你可以给我一些。”

他从后座抓起一个纸袋,拿出半个柠檬。我咬一口,等上几分钟。“你说得对,我感觉好多了。”我说谎。身为阿富汗人,我深知宁可遭罪也不可失礼,我挤出孱弱的微笑。

“古老的土方,用不上玄妙的药丸。”他说,语气不再乖戾。他弹去烟灰,自我感觉良好地从观后镜看着自己。他是塔吉克人,皮肤黝黑,高高瘦瘦,满脸风霜;他肩膀不宽,脖子细长,转头的时候,人们可以窥见那长长的胡子后面突起的喉结。他穿得跟我一样多,但我想附近的人应该不是这样的:他穿着一件背心和灰色的棉袍,外面还罩着粗毛线织成的羊毛毯。他头戴棕色的毡帽,稍微斜向一旁,好像塔吉克的英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塔吉克人称之为“潘杰希尔(2)雄狮”。

在白沙瓦,拉辛汗介绍我认识法里德。他告诉我,法里德二十九岁,不过他那机警的脸满是皱纹,看上去要老二十岁。他生于马扎里沙里夫,在那儿生活,直到十岁那年,他父亲举家搬到贾拉拉巴特。十四岁,他和他父亲加入了人民圣战者组织,抗击俄国佬。他们在潘杰希尔峡谷抗战了两年,直到直升机的炮火将他父亲炸成碎片。法里德娶了两个妻子,有五个小孩。“他过去有七个小孩。”拉辛汗眼露悲哀地说,但在早几年,就在贾拉拉巴特城外,地雷爆炸夺走了他两个最小的女儿;那次爆炸还要去了他的脚趾以及他左手的三个手指。在那之后,他带着妻子和小孩搬到白沙瓦。

“关卡。”法里德不满地说。我稍稍瘫在座位上,双臂抱胸,暂时忘却了眩晕的感觉。但我不用担心,两个阿富汗民兵朝我们这辆破旧的陆地巡洋舰走来,匆匆看了一眼车内,挥手让我们走。

在拉辛汗为我准备的清单中,法里德是第一项,清单还包括把美元换成卡尔达(3)和阿富汗尼钞票,我的长袍和毡帽——讽刺的是,真正在阿富汗生活的那些年,这两件东西我统统没穿过——哈桑和索拉博的宝丽莱合影,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一副黑色假胡子,长及胸膛。表示对伊斯兰教——至少是塔利班眼中的伊斯兰教——的友好。拉辛汗认得白沙瓦几个精于此道的家伙,有时他们替那些前来报道战争的西方记者服务。

拉辛汗曾要求我多陪着他几天,计划得更详尽些。但我知道自己得尽快启程。我害怕自己会改变主意。我害怕自己会犹豫不决,瞻前顾后,寝食难安,寻找理由,说服自己不要前去。我害怕来自美国生活的诱惑会将我拉回去,而我再也不会趟进这条大河,让自己遗忘,让这几天得知的一切沉在水底。我害怕河水将我冲走,将我冲离那些当仁不让的责任,冲离哈桑,冲离那正在召唤我的往事,冲离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所以我在这一切都还来不及发生之前就出发了。至于索拉雅,我没有告诉她我回阿富汗并非明智之举。如果我那么做,她会给自己订票,坐上下一班飞往阿富汗的客机。

我们已经越过国境,触目皆是贫穷的迹象。在路的两旁,我看见村落一座连一座,如同被丢弃的玩具般,散落在岩石间;而那些残破的泥屋和茅舍,无非是四根木柱,加上屋顶的破布。我看见衣不蔽体的孩子在屋外追逐一个足球。再过几里路,我看到有群男人弓身蹲坐,如同一群乌鸦,坐着的是被焚毁的破旧俄军坦克,寒风吹起他们身边毛毯的边缘,猎猎作响。他们身后,有个穿着棕色长袍的女子,肩膀上扛着大陶罐,沿着车辙宛然的小径,走向一排泥屋。

“真奇怪。”我说。

“什么?”

“我回到自己的国家,却发现自己像个游客。”我说。路边有个牧人,领着几只干瘦的山羊在赶路。

法里德冷笑,扔掉烟蒂,“你还把这个地方当成国家?”

“我想有一部分的我永远会这么认为。”我说,我的戒备之心出乎自己意料之外。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之后?”他说,打着方向盘,避开路上一个海滩球那么大的洞。

我点点头:“我在阿富汗长大。”

法里德又冷笑。

“你为什么这样?”

“没什么。”

“不,我想知道。你干吗这样?”

借着他那边的观后镜,我见到他眼里有神色闪动。“你想知道?”他嗤之以鼻,“我来想像一下,老爷。你也许生活在一座两层或者三层的楼房,有个漂亮的后院,你的园丁给它种满花草和果树。当然,门都锁上了。你父亲开美国车。你有仆人,估计是哈扎拉人。你的父母请来工人,装潢他们举办宴会的房间,好让他们的朋友前来饮酒喝茶,吹嘘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游历。而我敢拿我大儿子的眼睛打赌,这是你第一次戴毡帽。”他朝我咧嘴而笑,露出一口过早蛀蚀的牙齿,“我说得没错吧?”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呢?”我说。

“因为你想知道,”他回嘴说。他指着一个衣裳褴褛的老人,背着装满柴草的麻袋,在泥土路上跋涉前进。“那才是真正的阿富汗人,老爷,那才是我认识的阿富汗人。你?在这里,你一直无非是个过客而已,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

拉辛汗警告过我,在阿富汗,别指望那些留下来战斗的人会给我好脸色看。“我为你父亲感到难过,”我说,“我为你女儿感到难过,我为你的手感到难过。”

“那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他摇摇头说,“为什么无论如何,你们总是要回到这里呢?卖掉你们父亲的土地?把钱放进口袋,跑回美国找你们的妈妈?”

“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死了。”我说。

他叹气,又点一根烟,一语不发。

“停车。”

“什么?”

“停车,该死。”我说,“我要吐了。”车还没在路边的沙砾上停稳,我就吐了出来。

接近黄昏的时候,地形变了,从烈日灼烤的山峰和光秃秃的悬崖变成一派更翠绿的田园风光。大路从蓝地科托下降,穿过新瓦里地区,直达蓝地卡纳。我们从托尔坎(4)进入阿富汗。夹道相送的柏树比我记忆中少多了,但在经历开伯尔隘口那段乏味的旅途之后,再次看到树木,还是神情一振。我们正在接近贾拉拉巴特,法里德有个兄弟在那儿,我们会在他家过夜。

我们驶进贾拉拉巴特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这座城市是楠格哈尔省(5)的首府,过去以温和的气候和水果闻名。法里德驶过市中心的楼宇和石头房子。那儿的棕榈树也没记忆中多,而有些房子已经变成几堵没有屋顶的墙壁、几堆杂乱的泥土。

法里德驶上一条土路,将陆地巡洋舰停在干涸的水沟旁边。我从他的车上溜出来,伸展拳脚,深深吸了一口气。从前,和风拂过贾拉拉巴特富饶的平原,农民种满甘蔗,城里的空气弥漫着甜蜜的香味。我闭上眼睛,搜索香味,可是没有找到。

“我们走吧。”法里德不耐烦地说。我们踏上那条土路,经过几株光秃秃的白杨和一排残破的泥墙。法里德将我领到一座破落的平房,敲敲木板门。

有个用白色头巾蒙住脸的少女探出头来,露出海蓝色的眼睛。她先看到我,身子一缩,然后看到法里德,眼睛亮起来。“你好,法里德叔叔。”

“你好,亲爱的玛丽亚。”法里德回答说,给了她一种他整天都没给我的东西:一个温暖的微笑。他亲了她的额头。少女让出路,有点紧张地看着我随法里德走进那座小小的房子。

泥砖屋顶很低,四面泥墙空空如也,赖以照明的是屋角两盏提灯。草席盖住地面,我们脱掉鞋子,踏上去。三个年轻的男孩盘膝坐在一堵墙下的垫子上,下面铺着卷边的毛毯。有个留着胡子的高个子男人站起来迎接我们。法里德和他拥抱,亲吻彼此的脸颊。法里德介绍说他叫瓦希德,是他哥哥。“他从美国来。”他对瓦希德说,翘起拇指指着我,然后丢下我们,自行去跟那些男孩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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