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史ⅳ-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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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群众能支持她到加冕的这种希望破灭了，国王在欢呼声中给另一个人加了冕。但他此时的快乐是由于他击退了公众对王后的支持，也是*其不幸妻子的结果。
　　卡罗琳王后事件标志着在最早的公众时期，对婚姻和性关系的新看法在普遍的支持下被表露了出来。英国高尚与荣誉的标志，在约翰？布尔的《乔治四世与妻子卡罗琳颂》中是这样赞美的：“国家的父亲，也是王后的丈夫，享受着人民完全的爱。”人民坚持认为王权就意味着在家中的家庭责任和对人民父亲般的责任。一位出色的国王也就意味着一位出色的丈夫和父亲。没有家庭的安宁，国家也不可能安宁。家庭内的道德是英国文明的实质，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国王能具备这些道德品质时，人们才会有爱。因为摄政王玷污了婚姻的神圣和拒绝了家庭生活，英国人的观点认为他使自己丧失了名誉。在贵族中，不道德的行为很普遍，但这只是反映出贵族生活的腐化程度。人们应该为了爱和伴侣关系而结婚，而不是为了金钱；他们应该严格地承担起为人父母的职责；男子应该关心和保护他的女性家人；家是一个宁静的休息场所，而不是冲突和争吵的地方。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萨德侯爵的革命（5）
“受伤害的王后”让她成为君主制管理的标志。乔治的继任者威廉和阿德莱德被评为最理想的夫妇。维多利亚这朵“英国的玫瑰”，成为了妻子和母亲的典范。1854年，一位广受欢迎的布道者宣布：“我们的君主、尊贵的女王在幸福的家庭中很受欢迎，人民对他们都很忠诚。我们对她的信赖和感情都是建立在其自身的道德品质之上的。她是一位女王，一位真正的女王，但她也是一位真正的母亲和妻子。”维多利亚所拥有的追随者的忠诚和热爱全是因为她能像一个真正的妇女那样去爱。乔治四世因为在家中没有丈夫和父亲的地位而无法得到人民的服从，而维多利亚却用自己的温柔赢得了他人的忠诚，因为这让他们明白她和其他妇女是一样的。每个家庭都应该是一个充满爱的王国，其中父亲是国王，母亲是王后。王室肥皂剧需要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家庭表现出我们所认可的行为和实践，只不过这些都发生在更为尊贵和迷人的地方。很显然，在1820年以后，要想得到大众的欢迎，君主就必须更多地待在家里。婚姻和家庭是必不可少的，而*的性生活却是不可以的。
　　贵族在性关系上的双重标准，比如接受男子的不忠却惩罚通奸的妇女，以及互不关心的婚姻形式都受到大众的批评，而这种批评主要来自中产阶级。1820年，中产阶级激进派指出了一条道路，因为对家庭观念的保护就意味着对国王的攻击。议员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和本瑟姆的朋友詹姆斯？穆勒是王后坚定的支持者，而在英国王室内，王后得到了《爱丁堡评论》的创建人之一亨利？布鲁厄姆的支持。但在这种家庭观念和激进派政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实际上，许多对妻子不满的人也支持王后，并帮助建立一种能联系圣公会与上帝以及托利党与辉格党和激进派的道德优势。这种道德优势是知识分子数十年斗争的结果。在此期间新的方法得到了发展，新的定义被提了出来，而且也通过它建立了良好的男女关系。
　　这种新论述发展的高潮在19世纪末福音派出现后，这是圣公会里的一种变革运动。由于社会低层教友的呼吁，也受循道宗教义的影响，福音派主要通过对富人和上层社会的影响来改革教会。在开始的几年里，变革运动主要依靠落魄贵族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威廉？威尔伯福斯和汉纳？莫尔向上层社会呼吁必须要使英国生活重获新生。福音派主要关注的是原罪、犯罪和赎罪的可能性。皈依，看到光明并了解罪人的本质是必须的。如果人们不了解人类原罪的深重以及赎罪的可能性并通过基督来拯救自己，那就没有希望了。每个人的精神生活是福音派世界观的实质，他们把精神生活质量的下降看作是18世纪社会精神和道德丧失的根源。社会已经烂到了根上，但这种腐烂是宗教虚无的结果。名义上的基督徒会去教堂，会读圣经，但他们从不用心去聆听上帝的福音，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获得拯救。真正的基督徒必须重新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从皈依的那一刻开始，那些把自己当作罪人并寻求拯救的人可以得到灵魂上的净化。他们可以寻求一种真正的宗教生活方式，这包括打破所有的旧习惯，认真检查个人和社会行为，以及以基督徒的方法来思考和行动。
萨德侯爵的革命（6）
这种信仰更多地需要长期坚持。它旨在把每个人本身转变成信仰基督的新人。这就要求有力的支持，包括内在的检查，可以用清教徒的方式，也可以用日记和宗教杂志表现出来。当然这还需要来自牧师和其他信仰者的外部帮助，这样能有助于不停地努力直到成为一个崭新的灵魂。这种努力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包括与家庭和朋友的关系、与仆人和雇员的关系、发出命令和接受命令，以及每餐的进食和追求的快乐，而且不论这种细节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家中，是在教堂还是在马厩。上帝在观察和聆听，而那些全视的眼睛和全听的耳朵必须变成内在的良心。仔细检察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是很有必要的。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每年、每天、每小时和每分钟都生活在精神世界里；每个行动和每个想法都经得起永恒的审判。对自我的了解是获得拯救的基础，就像福音派的诗人，清教徒约翰？弥尔顿所写的那样。
　　能了解自我和自身灵魂的状态是“最有智慧的”。其次重要的职责是把上帝的福音带给其他人，也就是传播福音。福音派从自身开始建立起一种新的生活，然后就是改造整个社会。这种热情不断增加是由于法国大革命的觉醒给英国上层社会带来了恐慌。由于对法国事件的害怕，英国的一些阶层开始就最重要的优先权是保证每个人住所状况良好的问题展开争论。然而，激进派的重建秩序强调重建政府和对旧政权的*进行批判，而对福音派来说，这就是关于原罪和不道德的问题。使社会重新振作的唯一途径就是把福音传给尽可能多的人，从根本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宗教基础。在法国发生的事件是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一个警告。如果国家的行为和道德准则不进行一场革命的话，这样的事件就会在英国重演。
　　而这种革命必须从个人做起。每个灵魂通过基督团结在一起，重获新生的经历是挑战道德*和衰退的基本先决条件。放弃自身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妇女这样写道：“自我必须被放弃，自我必须死亡，基督才是一切的一切。”整个身心都要神圣地服从，就连意志也要学会服从。祈祷者的每个行为都会被考虑。福音派认为个人信仰是宗教经历的实质，并强调阅读、研究圣经和祈祷的重要性。这种通过日记和宗教杂志进行的个人内省需要家庭祈祷的帮助。当宗教家庭每天聚集在一起做祈祷时，他们可以互相检查和指引对方，讨论每个人堕落的具体表现，并会为基督的理解和原谅而一起感到宽慰。
　　这种宗教家庭能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提供最好的帮助。因为这个世界充斥着骄傲和原罪，所以真正的基督徒需要寻求能藏身于基督世界的宁静和与世隔绝。在这里，戏院或者会议室中虚假的愉快，会被了解了救世主后产生的内在宁静所取代。在福音派里，男性对“世界”的抛弃要比女性困难得多，因为他们的商业活动被认为对宗教活动非常有害，而中层和上层阶级妇女的家庭活动被认为更倾向于基督教的实践。对福音派来说，家庭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他们之前的清教徒已经证明了家庭是躲避外界压力的安全避难所和一块宁静的地方，在那里主人和主妇可以自由地指挥他们的孩子和仆人。福音派把家庭当作改革举止和道德实践的中心。家庭可以成为清教徒梦想中的小型教堂，对它的主人来说，它是一个“小型的国家”，而且不论周围的世界发生了些什么，在家庭里都可以追求真正的基督教的实践活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萨德侯爵的革命（7）


强调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就意味着福音派要求改进行为准则。著名的福音派作家汉纳？莫尔擅长描绘基督教的典型人物，那些人物为实际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引导。她的父亲是一位有自己土地的绅士，他的收入微薄，因此他的女儿们开办了一所学校来养活她们自己。在18世纪70年代皈依之前，莫尔是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和知识分子。她是著名演员和经纪人大卫？加里克和著名的约翰逊博士的朋友，她还是“兰袜子”的成员，这是一个文学女性的组织，她们每天在伦敦聚会，谈论当天的出版物。像她的朋友威廉？威尔伯福斯一样，她皈依严肃的基督教不是心血来潮。宗教逐渐从根本上改变了她的态度和价值观。她开始为严肃的基督教服务。在18世纪80年代，她写了一系列的书籍，旨在动摇英国上层阶级的满足感并鼓励他们进行道德改革。
　　就像对同时代的许多其他人一样，法国大革命也为汉纳？莫尔提供了一个分水岭。部分出于政府的需要，她的学说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说服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去相信基督教教义的重要性。她著名的系列书籍是知识分子重要的抵御武器。18世纪90年代福音派试图通过宣传传统的家长式作风与基督教振兴运动相结合来赢得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在为穷人而写的那些小册子中，莫尔鼓吹对当权者绝对服从，并强调进入神圣家园的乐趣。在上帝的眼中，谦卑、恭顺和辛勤工作就意味着快乐。在政治上，莫尔和大多数福音派一样都非常保守，因为他们嘲笑世俗的事物，只关心内在的精神生活。但莫尔在政治上的保守与她在宗教上的激进以及坚持重新生活的主张并不一致。她作品中精神上的热情和道德的确定性使她成为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
　　莫尔最基本的探索就是为了获得宗教拯救。她认为家庭对拯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认为家庭责任对于开始基督教生活是非常有益的。每个人都有独立的灵魂，因此生命才会永恒，但男性和女性的职责是完全不同的。莫尔的早期作品描绘了男性和女性在举止和风格上的恰当行为。这些书中的一部分非常流行。但她后期的作品太急于寻求对她思想的支持，其中既有规劝也有引导，虚构的成分比较多。她最受欢迎的作品是她唯一的一部小说，1807年出版的《科埃莱布斯寻妻记》。这本小说当时立刻成为大都市和小乡村谈论的话题，传遍全国各个角落。这本书是为中产阶级所写的，因为莫尔已经放弃了她对上层阶级的独家呼吁，她当时认为中产阶级是道德重塑斗争的决定性因素。虽然福音派是从贵族的外围发展起来的，但它很快就发现最有力的支持来自中产阶级。商人、制造业主、银行家、农场主、医生、律师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们，还有工匠和新的牧师组成了大多数的教区，在那里福音派得以发展。但它从来没有得到穷人的大力支持，穷人的宗教倾向是循道公会。
　　《科埃莱布斯寻妻记》一书集中体现了莫尔对男女之间适当的关系以及每个人应该如何以不懈的方式来追求精神生活的思想。科埃莱布斯是一个年轻的基督徒，他能从土地财产中得到令人满意的收益。自从父母去世后，他开始为自己寻找妻子。这篇小说寓教于乐，规定了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其中包括对孩子的关心和对仆人的责任；男子的商业地位和妇女在家庭内的职责；花园的养护以及指导穷人如何组建一个家庭。在旅行的过程中，科埃莱布斯首先去了伦敦，他被大都会生活的肤浅所震惊，那里的人们就是永无止境、永不满足地追求快乐。他发现他所遇到的年轻妇女都是思想空洞、举止*的。因此他又回到了乡下，一个与遭到严重腐蚀的城市完全隔绝的地方，按福音派的观点，这对宗教生活是非常有益的。在乡下，科埃莱布斯碰到了斯坦利一家，他们是他父母最好的朋友。他最终和他们一起生活。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萨德侯爵的革命（8）
斯坦利一家是最完美的宗教家庭，他们不仅鼓励同住者恰当的精神生活，而且也为来访者指引道路。这个家庭的创建人斯坦利先生是男性基督徒的典范，他具有福音派认为的新型男性所必需的所有品质。他真正的宗教生活贯穿在他全部的日常生活之中，支撑着他所有的行为。斯坦利先生并不像18世纪传统的绅士那样成天忙着打猎、射击、钓鱼、喝酒和吃饭，他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地主，决定履行对佃户的责任，他把这些责任不仅仅看作是经济责任、道德和宗教责任。他对待家庭职责非常严肃，不论是作为丈夫还是父亲。在斯坦利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爱心、照顾周到的丈夫和父亲。汉纳？莫尔告诉我们，以家为根本，能享受家庭生活，愿意承担对子女的责任是非常有男子气概的，以性生活*、喝酒和生活放纵来表现男子气概是令人厌恶的。新一代的男基督徒必须把自己的职业作为生活的中心，不论这个职业是农场主、商人、神职人员还是律师。不论什么职业，他都需要有敬业的精神。他必须表现出他作为工作和家庭主宰的权威，同样地还要表现出一个基督徒的爱心。
　　福音派男教徒被认为是关心公众世界并有责任感的人，女教徒则被认为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汉纳？莫尔认为男性和女性生来就属于不同的领域，这是自然规律，也是习惯和规矩。大自然对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规定，不同的性别有不同的价值；任何超越各自领域的企图都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莫尔对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憎恶不仅是因为她抛弃了18世纪90年代的佩尼特激进主义，而且因为她认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要求的两性平等是反自然和不道德的。她相信男性和女性的生理结构就显示了他们不同的命运；妇女去追求与男子在同一领域的成功，就是对上帝赋予她的特殊任务和职责的否定。她这样写道：“很显然，鱼拥有鳍，鸟拥有翅膀，这是身体力量上的优势，而男人拥有更强有力的大脑组织，因此他可以主持复杂、大胆的行动或者会议场面，比如，担任复杂的政府职务，进行武力争斗，面对科学的复杂性和深度，陷入商业繁忙之中，或者进行其他需要更强的理解力和更广泛才智的职业。”莫尔详细说明了看得见的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以及她认为是属于男性或女性一系列自然特征。
　　福音派关于女性的观念都是建立在一种假定之上的，而这种假定认为女信徒是与母亲和妻子的职责密不可分的。夏娃的堕落是由于她的公然纵欲，但基督的母亲玛丽亚通过生下耶稣给妇女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包括莫尔在内的所有福音派教徒的指导人——圣徒保罗教导妇女，她们的职责就是管理家庭。妇女的职责就是当好妻子和母亲，家是她的影响力和行动的理想场所，广阔的公众生活舞台并不适合她。她是丈夫太阳身边的月亮，她的光芒可以照耀整个家庭；她是羞涩的紫罗兰，只有有时间和耐心的人才能发现她的美丽。
　　福音派教徒坚信所有人，不论男女，都有获取拯救的权利，但这种精神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社会地位上的平等。男性与女性在行动范围上的差异或者说妇女只能涉足较小的圈子，意味着从社会地位上来说，妇女只不过是丈夫的附属品。圣徒保罗是这样写的：“妻子们，把你们自己交给你们的丈夫，主认为这是正确的。”谁还有权威去挑战它？但这并不是说妇女缺乏影响力。男子拥有所有的权力，但妇女可以影响男子，这是她们的特殊技能。用这种方式来关心男性是她们的特殊职责，这样，男性会去听她们说，注意她们的建议，重视她们的话。在一个受福音派影响的家庭中，精神生活是主要的。妇女因与男性的关系而拥有自身的尊严和地位，但这还需要她们的特有技能的帮助。
萨德侯爵的革命（9）
福音派赋予中产阶级的男子和妇女以新的身份、新的生活方式和对过去经历的新的理解。在面对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时，旧的头衔和土地已远远不够了。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宗教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标准。这个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土地和家长式作风的尊重，但它认为能进入精神生活才是更为重要的。就像中产阶级最喜欢的基督教诗人威廉？柯珀写的那样，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最骄傲的就是能与基督同行。具有这种道德倾向使严肃的基督徒们具有在上帝的葡萄园里辛勤工作的力量和热情。
　　“与其闲死不如忙死”是维多利亚时期卓越的福音派们最喜欢的格言。这句箴言对其他人也适用。他们的力量是取之不尽的，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在为上帝而工作。福音派开始时是针对圣公会的改革运动，但几十年来，它一直无法确立其优势地位，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在圣公会中，福音派的影响已经很普遍了，不论是教会还是在国家中，它的支持机构越来越多。这是辛勤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培训牧师，授权于教区；建立学校和主日学校来讲授福音派的教义；印制传单、小册子和杂志；筹集资金来传播上帝的福音；不论什么时间和场合，只要一有机会就进行宣传。这种四面出击的计划必定会四面树敌。从科贝特的谩骂到狄更斯和萨克雷的漫画，福音派成为了敌对的“笔杆子”们的攻击目标。但另一方面，这种敌意也说明了他们的成功。在新的城区，他们大建新教堂和分部。而在英国乡下的教区，他们换掉了不履行义务的兼职人员，取而代之的是得到有钱人支持的充满活力的年轻牧师。他们逐渐赢得了支持，到19世纪50年代时，他们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了，即使在教会的等级制度中也是如此。
　　19世纪早期，不信奉国教而信奉福音派的教派的兴起有力地声援了圣公会福音派发起的旨在拯救英国免于道德腐化的运动。18世纪不顺从国教的主要派别，如贵格会、一位论派和长老会都幸存了下来，但信徒大为减少，而且连很多中产阶级的上层人物都受到了同样的影响。同时，支持新教的教徒迅速增加，包括像循道宗、独立派和浸礼会。新教和圣公会在关于皈依与拯救和宽恕的力量上的信仰是一致的。另外，它们都认为目前所面临的斗争就是为了赢得英国人的宗教生活的精神斗争，而且圣战军队必须与具有圣灵亮光的敌人进行战斗，不管他们是欧文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还是其他危险的激进分子或者无神论者。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基督教福音派一直在进行不懈的努力。尽管圣公会和新教在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分歧，但为了反击不信仰宗教的威胁，严肃的基督徒准备在上帝的名义之下一起努力。
　　这些基督徒还同意相信关于男子和妇女角色的假定，特别是由汉纳？莫尔表述的关于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的讲道，要求对18世纪晚期的讲道进行重新修订成了他们新的正统的做法。汉纳？莫尔和福音派诗人威廉？柯珀一起写了关于平静的家庭生活的乐趣的文章，为新生的男性和女性问题的出现提供了参照标准。男性基督徒会照料家中或者雇员的家属；他的权力和权威来自于他的精神境界而不是他身体上的强壮；虽然他的生活舞台是在商业和政治领域，但他也热爱他的家。女性基督徒则通过她与其他人的关系而被定义为妻子和母亲，她会从对家和家庭的职责中寻找到满足感。直到19世纪中叶，柯珀和莫尔向贵族和绅士的男子化没有宗教感情的观念以及沃斯通史拉夫特和她的同志们所持的男女平等的危险论点发起了挑战。他们的观点成了严肃的基督徒和英国中产阶级共同的臆断。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萨德侯爵的革命（10）
这个转变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到1820年公众会认定英国国王不应该鄙视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联系？汉纳？莫尔是如何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从而被牧师们引用、为大量课本所赞誉的？为什么关于妇女贪婪的*的早期观点被抛弃了，而转为强调妇女的羞涩和天生的冷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于家庭财政中两性间伙伴关系的臆断被新的认为男人的职责就是为妻子和孩子提供财政帮助的想法所代替了？为什么现在已婚妇女劳动力被认为是适合于家务劳动的？妇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把她们的职责看作是当好妻子和母亲的，而这时男子已发现许多不同的新技能和新工作了？为什么中产阶级会相信并以此来组织他们的生活？
　　牧师为不同职业的男子和妇女祈祷并在教会组织中追随这些信仰。男子发挥着积极的公众作用，而妇女的作用则是维持性的和私人化的。男子可以进入内阁，而妇女却没有这样的权利。在有不同意见的小教堂里，男子开始担负更多的责任。18世纪非正式的小教堂到了19世纪会变成有实力的大教堂。教友的增加、影响的扩大再加上中产阶级财富的增加意味着有新的机会，需要新的设施和认可新需求。
　　伯明翰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工业城镇，其富有是建立在金属工业的基础之上的。下面，让我们以伯明翰市中心的一个独立派小教堂为例来说明。在世纪中叶的时候，卡尔街教堂就已经打下了一个根深蒂固、相对富裕的基础。它有一座建造特别并不断改进的大型教堂，有两位全职牧师以及主要由中产阶级和中下层阶级组成的经常超过千人的星期天教会。从1805年到1851年，那里的主要人物是约翰？安杰尔？詹姆斯教士，他以布道和写作闻名全英国。在他广受欢迎的作品比如《青年男子的朋友和使生命不朽的指导》、《女性的虔诚》、《家庭监视员》或者《对家庭幸福的帮助》中，詹姆斯教育大家，男人应该是家庭中的国王和主人；已婚妇女应该把她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完全投入到家庭中，以及宗教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唯一可能的基础。牧师是由为他的服务付钱的教友们指定的。然而，在选牧师的时候，只有男性教友有投票权；只有男性教友才能成为委托人并对小教堂的财政负责；只有男性教友才能得到教堂中新设的职务。例如，执事的职务是由男性教友来担任的，其主要职责就是支持和帮助牧师的工作。就像圣保罗所说的那样，妇女能成为教堂的教友是因为，“不论犹太人还是希腊人，不论是被囚禁的还是自由的，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上帝面前你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精神上的相同并没有反映在教堂中的社会关系上。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男子和妇女在教堂中占据了不同的领域。在卡尔街教堂的会议中，妇女被允许发表讲话，但并不是所有持不同意见的教堂都赋予妇女这项权利。教堂欢迎她们充当教堂工作的助手，比如说分送宣传册、在女子主日学校教课、拜访穷人家庭、充当志愿者和执行牧师的逐客令等。这是她们作用的延伸。
　　在中产阶级学校中，并不只是宗教学校才试图建立不同的性别领域。基督教福音派对于建立新文化的冒险活动非常积极，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男女活动的区别经常被写入其章程，并被铭记在这些社团的习俗和实践中。以文学和心理机构或者在许多城镇中成立的艺术社团为例，男子和妇女都能得到教友身份，但因为性别不同所发挥的作用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在委员会中男子很活跃，出任各类职务，他们在特殊领域的贡献得到了教堂的承认；他们可以参加各种讲座并使用各种提供的设施，但另一方面，虽然妇女也付同样的教友费，但她们不能加入各类正式的机构。通常她们只能由别人代为投票，而且被禁止参加一些活动，比如说由男性参加的年度晚宴。像许多其他的学校一样，伯明翰哲学学院也不允许妇女使用阅览室，因为人们认为阅览室是一个属于男性的场所，是一个让男人避开女性的聊天能安安静静地看报纸的地方。毫不奇怪，人们认为这些社区主要是男性的地盘。虽然由于与男性成员的关系，比如说女儿、妻子和姐妹，许多妇女能使用一定的设施，但几乎没有妇女能参与这些活动。在19世纪末期，由于妇女获得了自信，并逐渐感到由于她们私人身份的限制并没有融入到男子的公众世界中，她们开始要求设法进入这类俱乐部和社团。然而，在19世纪末期，当中产阶级的男子为他们商业上的成功且因他们的宗教灵感产生自信，开始逐渐寻求以他们的想法来重塑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的想法拉大了男性和女性领域的差异。
　　
卡德伯里家族（1）
同时中产阶级男子和妇女生活的物质条件也正在以增大两性劳动区别的方式在改变。农场主、制造商、商人和专业人员能通过性别来强调家庭中不同成员的不同责任的思想来认识他们生活中物质条件的变化。我们以18世纪末伯明翰的店主卡德伯里一家为例。出生在西部农村的理查德？塔珀？卡德伯里跟一个布商当徒弟。他来自公谊会家庭，而公谊会是一个遍布全国的紧密的宗教、经济和社会关系网。他的学徒生涯是在格沃斯特度过的，而作为一个熟练工的日子则是在伦敦；然后，他找到了一个在伯明翰当绸布商的机会，1794年他在那里安了家。除了为他的学徒生活付费和把他介绍给所到之处的公谊会社区之外，他父亲还为他的小买卖提供了足够的资本。在1800年理查德和妻子伊丽莎白以及他迅速扩大的家庭一起搬到了他在布尔街购买的商店的楼上，那是伯明翰的主干道。在那个时候，中产阶级住在他们经营场所的楼上或者旁边是很普遍的。铁器制造商就住在市场的边上，律师在自己的房子里开办事务所，而小店主就住在商店的楼上。只有非常富有的中上层阶级才会渴望一座独立于家庭企业之外的房子。
　　还是一个女孩时，伊丽莎白？卡德伯里没有接受过她丈夫那样的训练。妇女不可能得到学徒生活，因为传统的假设是她们能从工作中学会所有必要的知识，会学会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来得到帮助。只有富人才不希望他们的妻子去家庭企业中工作。农场主的妻子要负责奶牛，商人的妻子要在仓库或者账房里帮忙，而在丈夫去世后，制造商的寡妇要经营整个买卖。在需要额外的人手时，伊丽莎白就去店里帮忙，而在丈夫外出时，她就会照看买卖；她要负责组织整个大家庭，包括学徒和商店的女店员以及她自己的直系亲属。在婚姻生活的前15年，她一共生了10个孩子，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