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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史ⅳ-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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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庭（6）
如果主人们不再希望被他们的佣人注视，佣人们也不愿忍受自己的身体和存在被忽视的话，这种封建时代的遗俗将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不再适应社会了。尽管佣人中很少有人公开反叛，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表示抗议。他们会另选雇主，拒绝命令，不接受建议及追求自己的目标。年轻的女佣会把自己的贞洁留给丈夫并希望找到相配的人。19世纪末越来越少的外省人到城里寻求佣人的工作，部分是因为她们担心被感染上“巴黎”病——梅毒。“佣人危机”反映在报纸业为人们提供的许多职位，以及工资水平的提升和佣人职业组织化的发展，还有保护性法令，最根本是源自私人和个人考虑。这标志着私生活开始走向*化。
在19世纪，家庭模式的标准化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影响到制度本身和个人。人们在很多时候是生活在家庭生活之外的，像那些嫌疑犯。在这些时候私生活的原则被模糊化了，甚至连拥有个人隐私的权利也会受到质疑。那些单身和独居的人们，可能是自愿或被迫选择暂时或永久不能拥有家庭生活，他们在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家庭生活的模仿支配着一些人的生活。如那些在剧院跳舞的芭蕾舞女们的“剧院妈妈”，就试图为她们找一个父亲在剧院的“家”里保护她们。在法国图尔附近麦特雷的一个监狱里，囚犯们会组成一个男人家庭，其中两个被尊为“大哥”。为了表示对家庭生活的厌恶，一些单身汉试图发展他们自己的独特理念，“家庭会让人丧失勇气，鼓励各种各样的懦弱，会剥夺掉所有妥协并把你淹没在牛奶和眼泪中。”福楼拜，这位19世纪的花花公子曾于1855年10月5日在给他的朋友路易丝？布耶的一封信中这样写到。福楼拜比安德烈？吉德更早说出了那句话：“我憎恨家庭。”
如果把家庭和它的内部舞台从私生活中除去的话，我们将会看到对立的两端：个体和社会。一个个体，像司汤达观察到的那样，会因个人的好奇心而膨胀，而如果他想探求正在出现的公共社会的复杂性的话，这种好奇心是必要的；有些人渴望那种中世纪贵族式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是属于过时和准家庭社会的；还有一些人追求前卫的生活。
性别隔离是像学校、监狱以及公共福利机构这样一些单位遵循的一个主要原则，它们的目的是为了控制那些未婚和独居的单身汉们。女修道院、神学院或一定程度上的军队都招收那些自愿者们。其他机构虽不这样，但都会利用长久以来被军队和教会使用的有效方式。那些与外面世界隔离的人要处在全面监视之下，这样才能阻止他们之间进行交流。这样的交流被认为是对抗制度的情绪和可能反叛的来源，同时也是对他们交流能力的强烈不信任和对他们生理和性需求的怀疑。晚上，亲热的欲望最强的时候也是他们特别担心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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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能，当局更愿把每个罪犯单独关在一间屋里或者“小格子”里，就像英国的寄宿学校一样，但毕竟资源有限。监狱虽是极端情况，但却说明了总的原则。到了19世纪40年代，要求建立独立狱房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于1875年通过了一项单独关押犯人的法案，但这项法律却从未强制实施过。卫士们利用牢房的窥视孔密切注视着里面，以控制混乱的发生。19世纪以至后来，隔离方法在精神病院和疗养院一直被广泛用于治疗。“疑心的天才已经来到这个世上”，司汤达写道。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家庭（7）
我们必须避免出现类似的疑虑。这些不同形式的机构间的相似点是非常有规律的。一个人自愿或被迫加入某个机构是由于职业需求还是其他原因，有天壤之别。总的来说，那些自由回应召唤的人会接受他们制定的规矩并能把组织的规则内在化。19世纪时，神学院里出现了二元论者。他们认为人的灵魂和肉体是完全分开的，灵魂被认为是邪恶的源泉，应该保持沉默，从记忆中消除或接受惩罚。肉体和道德上的修行则可以帮助一个人取得纯精神的目标。在冥想的秩序中，修行有时需要特别长的时间，这包括要杀死阻碍你与上帝结合的另一个“它”。许多虔诚的少女有时在她们受压抑的母亲的鼓励下幻想早亡。如泰雷丝的早亡被认为是非常荣耀的，然而虔诚并不能排除诱惑。心和肉体的激情被秘密地隐藏在黑暗而巨大的灵魂堡垒里。在修道院里，公共空间和个人隐私有了新的界限。每个细节、每句话和声音都非常明确。司汤达曾不无嘲讽地写道：“在神学院里，吃个煮鸡蛋的方式就能揭示出他们虔诚生活的过程。”以朱利安？索雷尔为参考；司汤达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决定为自己塑造全新性格的人；“他那个时刻的目光让他深感不安”。
对那些被迫禁闭的人来说，维护隐私权是一种不断的斗争。这种斗争有时是为了个人的时和空间不受当局的监控和免受集体的专制暴力。瓦雷在《暴动》中温和地写道：“在宿舍尽头的小房子时，教师们可以在空闲时到里面工作或遐想。”有时人们也会通过建立私人关系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隐私，这样可以减轻孤独感和对抗当局的保护层。人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对策来应对那些规章制度。自由的时间被紧密地安排好了。混乱的时刻是有利于人们交流信息的。一群朋友结伙去一些中立地域，去黑暗的角落或浴室，这些地方在任何机构都属于自由的天堂，也因此成为受怀疑的焦点。
有人曾调查过制度上亚文化群发展的意义：传递纸条，涂鸦，玩笑，以及标记。包括“特殊的”友谊在内，同谋关系和友谊在这些封闭环境中遭到特殊强度的调查。这种环境导致产生潜在或明显的同性恋感情，同时另一种*——遭到禁止的*——被更加热切地*化，或者有升华的必要性。极度的压抑与极度的渴望并存。因为阅读、吃喝和*的愉悦是私底下的，所以人们更加乐于享受。这种感觉如此剧烈，以至于无法抵抗。然而有时候长时间的强制性自我抑制会导致十分强烈的压抑作用，以至于昏厥。西蒙？布福德是许多曾经描写“监狱寒冷”如何消灭囚犯所有欲望和才能的作家之一。欧文？葛夫曼分析过发生于精神病医院和其他公共机构中那些病患的“自主丧失”，他们变得如此热衷于自己的想法以至于使得自己很难重新适应外面的世界。
至此，恰恰因为这些受限人员藏身于不为人知的地方，故意躲开公众以及历史学家的眼光，所以很少有人去关注他们。而且我们未必能够找出所需的微妙差别。虽然波德莱尔、弗莱士和其他加入宗教寄宿学校的人常常将这些设施与监狱相比，然而只有在某些方面这些比较才是成立的。不同公共设施中私人交往的技术和形式看起来可能相似，即使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些设施的差异需要以历史的眼光来检验。哪个是最易受外部因素影响的？比如在学校，学生家长对是否使用体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外界态度如何影响内部事务，比如军营和监狱中的邮件审查制度、休假、假释政策、就寝安排及个人卫生？抵制纪律和渴望改变对最严格和乏味的机构都具有深刻的影响。87book。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大家庭（8）
1860年，法国有5万囚犯，10万修士修女，万寄宿学生，32万住院精神病人，以及将近50万士兵。每一部落都有其自身的私人生活形式；他们不应被忽视。
19世纪很少有人选择保持单身，但许多人，尤其是妇女，常在早年丧偶之后孤独一生。男女双方结婚的年龄都在下降，但并不平均。1851年的人口普查发现51％以上的男人单身，相比之下只有35％的女性处于同样的状况。然而到35岁时，只有18％的男性仍然单身，却有20％的女性未婚。65岁时，只有7％的男性单身，反之各个年龄段女性独身的比例均高出10％。简而言之，男性结婚率要高出女性，即使男性结婚更晚；婚姻生活给男性带来了方便和尊敬。花花公子波德莱尔1854年12月4日在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这样评价道，他需要“不计任何代价的家庭。这是唯一可以做的少花钱的方式”。卡斯蒂夫跟他的朋友唐克维勒一样，为美国婚姻生活的景象深深打动。他在1831年9月25日写给他兄弟阿克勒的一封信中预料美国家庭将很快成为典范：“我担心我们将面临一个情势，那就是单身汉会面对一个无法维持的状态，只有家庭男士才会享受所有安全感。”60年后，佩格向那些同样的“家庭男士”欢呼，称之为“现代社会的英雄”。
独身生活遭到很大的质疑。但教会和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勒？布雷赞成单身生活，认为放弃家庭是被允许的。社会上把未婚人士视为“干果”。福楼拜在书中列出了同时代的格言：“单身汉：所有自私和*的人。他们应该被课以重税。等待他们的将是一段悲哀的老年时光。”单身汉这个名词只适用于男性；描述女性时用了另一个形容词：单身女子或老处女。拉诺斯在一本书中评述道：“一个英国人，对我们语言中的同义词不太熟悉，他把旅馆里的侍者称为独身主义者（侍者，也可称作‘单身汉’）。”独身主义者经常是男性；未婚女性叫做未婚女孩，就是说“还是个姑娘”。这倒没什么，可如果她成了一个老姑娘，一个疯子或像黛丝女爵一样没有地位的人，那就糟糕了。
独身生活，不管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对于男人、女人来说都是非常不同的经历。女性渴望婚姻生活；年轻未婚女子过着一种隔离的生活。相比之下，年轻单身汉过着充实、自由和愉悦的生活，好似一种学徒期。婚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平静，表示一个终结。单身汉生活是一段幸福时光，至少在记忆中是这样修饰的，一段享受恋爱、旅行、友情，与其他男性无拘无束的关系；这也是段“感情教育”和性体验的年纪，这时什么事情都是允许的，年轻男子到处“播撒他们的野燕麦”，“跳出条条框框的束缚”。这一切直到19世纪末才有所改变，当时对梅毒的恐惧使一些男人有所收敛。甚至在贫穷阶级，有一段时间里流浪癖在熟练工人中被制度化了，年轻工人在城镇之间穿梭学习做生意和享受有关安定前的生活。
巴黎的学生经常长年徘徊于法律和毒品边缘，他们组成了一个部落，关于那个部落产生了那样令人坚信不疑的神话，以至于很难对其现实加以批判。其中一个神话是关于拉丁区的，那里永远因政治骚动而不稳定，并且至少直到1815年仍一直处于当局监视之下。另一个是莫格使之名垂千古的波希米亚神话，莫格曾经试图查明波西米亚的界限，识别公民，追踪政治信仰和文学鉴赏力的变化，跟随居民从波米克旅行到马特山，再到腊帕纳塞斯山。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家庭（9）
波希米亚包含几种类型的公民。一种是“业余艺术家”，都是离家出走追求冒险生活的年轻人，但这只是在最终安定前的一段时间。另一种是“艺术家”。大多数波希米亚人——“不为人知的波希米亚”——生活在默默无闻的贫穷、坚忍克己、消极被动之中，从不沾染恶名。“他们大多死于一种疾病——科学不敢叫它真实的名字——穷困”，他们是肺结核的受害者。他们吐唾沫、咳嗽，使邻居很头疼，所以他们前往慈善机构。只有一小部分人康复并得到社会重新承认，“他们的名字被海报张贴”，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画家、雕刻家、作家，但也有与小报有联系的新闻记者，购买漫画、诗歌和幽默故事的小报从业者。
波希米亚人建立了一种与中产阶级模式完全对立的私人生活模式。首先，波希米亚人的时间空间关系与中产阶级的相反。波希米亚人没有手表，生活在黑夜里，而中产阶级人士常常泡在沙龙、咖啡馆，漫步在城市的林*上。没有一个波希米亚人会“在林*上走超过十步，除非是遇见一个朋友”，他们最大的乐趣和主要的时间花在交谈上，他们在酒吧、图书馆、阅览室里生活、写作。波希米亚人在个人使用公共空间时类似于城里的工人，没有固定的住所、家具，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财产，永远被债权人和州长的代理人追捕。莫格书中的一个英雄，萧诺德，用凹陷的口袋装着他所有的财产。经常几个波希米亚人共享一处临时的住房，或者临时搭起帐篷，这样他们很容易就用一些古董艺术品、室内悬挂物或其他装饰品将之改装为一处夜里狂欢的场所。
贫困的波希米亚人将节俭视为有权有势者才有的德行，遇上节日庆典或赌博，一晚上他们就能很轻易地把积蓄、借款或公款花光。他们鄙视私有财产，共享一切，包括女人也可随意转用，通奸可以成为原则。萧诺德收集女人的一绺头发，最后收集了60个女人的。比较随便的年轻女子常常在这种事情上付钱，因为在波希米亚人中，即使两性间的关系不像社会其他阶层那样等级分明，却还是不平等的。在波希米亚人中也一样，就算有些精明的女人取得成功，或至少可以享受生活的乐趣而不用辛苦工作，男人还是主宰着整个社会。有些女人成功享受着舍巴斯泰因？莫希娅所说的一种“男性的自由”。对蕾丝提格纳克丝小姐来说波希米亚只是块垫脚石，她的年轻美貌征服了整个巴黎。“我一直一个人，这是我自己的事，跟别人没关系。”尤金？苏的不可能的危险分子里格里特说道。
在公共生活中，爱情是种要求最低的隐私行为。当两人屈从于欲望的剧痛时，他们会远离众人。对*来说，一个私人房间、一扇关闭的门、拉上的窗帘都是不可缺少的。性亲密是不能共享的，这点类似于婚姻。
莫格对波希米亚的描述更像一种梦幻而不是现实，但是它对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尤其是来自那个地域的年轻人。前往巴黎去做一个作家、诗人或记者，逃离无趣的中产阶级生活——这是后来“书的受害者”们普遍拥有的理想。在书中茹尔？瓦利斯对波希米亚有更为悲观厌世的描述。症状之一有点像那些抗拒的准无产阶级（不想成为中产阶级的波希米亚人）的社会最底层者在私立学校和小报馆周围的生活，他们从未发现寂寞比“受难者的第七日——星期天更加难以忍受，因为在星期天里，寂寞是如此不可抗拒”。各个家庭充斥于所有的公共场所，更使他们觉得自己不管去哪儿，都是遭遗弃的人。书包网 www。87book。com
大家庭（10）
花花公子在反对中产阶级生活时比波希米亚人更为故意和做作，例如传统英国人和所谓的贵族，花花公子们就将身份差别作为其特别原则。在布朗梅尔，巴比？奥利维利、波德莱尔和佛罗门丁等人将纨绔子弟的作风法律化后，花花公子们强调在趋于大同的社会里的不同性。政治上波希米亚人左倾，花花公子则右倾，他们希望重建一种基于气质和风度而不是金钱和血统的贵族政治。花花公子是天生的，而不是造就的。
有位公众人物——花花公子——是个市区舞台演员，他将个性隐藏于外表的保护面具后面，并努力使之难以辨认。他喜好幻想和伪装，对细节和装饰品如手套、领带、手杖、丝巾和帽子等异常敏感。龚古尔兄弟这样嘲弄巴比？奥里维利的外表：“长年在人格街道上*的狂欢节”。卡莱尔将花花公子称作“一个穿着衣服的男人……他为穿着而活”。装饰是他生活中的一个主要部分，波德莱尔声称自己每天花在梳妆打扮上的时间不会少于两小时。然而与旧时朝臣不同的是，花花公子将身体和亚麻布衣服的清洁看得极为重要——这是一种对身体全新态度的标志。巴比每天沐浴，当多病的莫里斯？盖兰不得不返回凯拉时，他姐姐最关心的是缺水和没有更衣室。
如此的习惯需要空闲时间，以及一份不用工作、足以维持生计的收入。虽然花花公子比波希米亚人的境况好些，但他们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对追求财富的轻视、对奢侈豪华和赌博的喜好，愿意冒可能不得不过更为清苦生活的风险——所有这些都是部分花花公子反资产阶级、反中产阶级的品德。花花公子憎恨暴发户（包括犹太人，因为他们是金钱操纵者的象征）、生意和家庭生活。他们认为婚姻是最糟糕的囚禁形式，女人是束缚的锁链。*的享受只能是一种商业行为。男孩的爱是最棒的。“同性恋”一词直到1891年才开始流行，不过当妇女和家庭价值取得显著地位时，花花公子们的同性恋行为也不断变得明显，或者在表示他们意志如此坚定。
“新女性”的出现在整个欧洲引发了一场男性身份危机。1903年，奥托？韦宁格在《性与性格》一书中说道，这场危机或许在19世纪末男女关系苏醒的问题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爱德蒙得？龚古尔在《日记》中以男性角度描述了这种苏醒。1909年马里奈蒂的《未来者的宣言》突显出来的对女性、或在任何程度上说是对阴性的轻视，是花花公子作风的另一个不变之处。在康普夫看来，这不应被看作是厌恶女人的，而是“喜爱女人的”（由拉丁语而来，表示暗讽）。“女人，”福楼拜说道，“是花花公子的对立面。她不做作，所以令人憎恶。”对生殖持悲观和敌对态度的花花公子们也会拒绝要孩子。
花花公子作风是一种道德规范，一种将独身和流浪提升到故意反抗层次的生活概念。“我讨厌人群、规则和阶层。如果愿意，做个*游牧民；要我做公民的话，绝不（1854年1月23日，福楼拜对路易斯？戈莱如是说）！”浪荡子、花花公子，以及后来的流氓都是那位中产阶级典型普律多姆先生的解毒剂。社会容忍浪荡子和花花公子，却压制从贫穷郊区出现并威胁到富人安全的流氓。
不管是自愿、持久或仅是天生逆来顺受，隐居给女性带来了一种不同的境遇，因为以激进的观点来说，在时代的概念性框架中没有一个适合女性隐居的空间。米什莱充满怜悯地评价道：“没有家也没有保护的女人必死无疑。”还有一些说法附和这种观点：“大自然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女人天生应该受保护，在女孩时期和妈妈共同生活；作为妻子时，归她丈夫保护和所有…… 女人天生活在别人身后（朱尔？西蒙，《劳动者》，1861年）。”在家庭和婚姻之外，女人没有其他的救助。
大家庭（11）
一个一无所有只靠魅力生活的绝望女人被认为是水性杨花的。这种单身女人必然招致怀疑、非议和奚落。大龄青年也许显得古怪，但人们只会认为他傻而不会同情他，然而老处女变得不修边幅，她的青春已凋谢，巴尔扎克将之视为可耻的“非生产性生物”。老处女脾气恶劣、尖酸刻薄、诡计多端，甚至歇斯底里、道德败坏，如同巴尔扎克1847年在《贝蒂表兄妹》中所描写的那样，她像只蜘蛛，经常在城市里散布谣言，制造恐惧，以及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直到20世纪在男女平等主义者和莱昂？弗莱皮埃等作者的影响下，我们才看见对单身女子不同描写的出现。只有此时女性才拥有保持单身的权利。
然而许多女性确实发现自己很孤独。1851年的人口普查表明，50岁以上女性中，12％从未结过婚，34％单身。1896年的比例也一样。在中世纪的法国西部，比利牛斯山脉和中央山地的东南角，单身女人的比例极高。后来，地区差异缩小，但是大城市中单身女性的数字在戏剧性地增高。
女性单身的高比例成为中世纪后西欧人口统计学的一个不变特征。这种现象由几个因素造成。首先，家庭的战略考虑决定了哪些女儿该出嫁，哪些不能；年轻女孩通常被认为应该照顾年迈的父母。其次最重要的是守寡，妇女比男人活得长，再婚的很少。民法比以前任何法律都更保护中产阶级寡妇，但许多贫穷的寡妇生活很艰辛，很少有人拿到退休金，因为她们在家里做家务没有收入，她们赚钱的行为断断续续，无论如何不能成为一种“职业”（国家烟草公司雇用的妇女对这个规则是个例外）。只有最早在1910年通过、关注女工和农妇退休金的法律显示出她们处于一个怎样边缘的位置。乡村农舍和市区顶楼，医院和救济所，到处都是穷苦年迈的妇女，只有当女生寄宿学校决定提供慈善救助时她们才被记起。老年 问题是个必须予以仔细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
独身有时是故意选择的结果，比如献身信仰或无私心的职业（护士、社工、教师等），或是个人工作高于家庭的决定。许多邮局女工人选择不结婚。1880年，邮局雇用的年过50的女工中有73％过着单身生活，55％从未结过婚（与之相比，1975~1980年只有10％）。她们的职业史显示她们选择单身是出于财政和职业独立的需要；她们的男同事都找待在家里的妻子，而不是女同事。19世纪时，女性希望通过工作来改善她们的社会地位，而这不得不牺牲她们的私人生活。独身生活是她们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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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许多单身女性的生活是很难的。仍被视为仅仅是家庭预算补贴的女性工资常常比男性的要低。“妇女职业”，尤其在许多女性赖以谋生的衣服买卖上，实际是无需技能的。20世纪初职业办公室（劳工办公室）曾调查了高度合理化的制衣行业中家庭工作者的情况，报告展现了一个由单身女性组成的世界，许多时候是一个母亲带着几个女儿，她们的穷苦隐藏于六层走道之中而不为人知。她们每天踏着缝纫机踏板工作10到15个小时，每天吃的是“女裁缝肉饼”或长条乳酪，喝杯咖啡，或选择巴黎女工药品。在全面考虑之下，许多女人宁愿为了找个男人而披上纱巾或外衣。
吸引力对最年轻的工人来说是个可能的资源。和男人有关系不但使生活更有滋味，而且解决了婚姻以外性的问题。当年轻女孩在某个大百货公司找工作时，经理常会问她是否有“监护人”，若没有的话，看起来她不可能做到收支相抵。与稍早时代的女工不同，许多职务低下的女工和像样的秘书都有“朋友”，他通常会是个来自较高社会层次“值得尊敬的”男人。对每个本应嫁给相恋多年的男人的单身女人来说，有多少女人靠着不要在某天知道被骗后变得苦涩的梦想过活？她们如此热心阅读的浪漫爱情小说非但不能成为一个颠覆性的类型，而且常常让她们得出一个结论：王子绝不会娶牧羊女。
大家庭（12）
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单身女子为了生存共享生活资源，但这个数字肯定很大。每5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统计了完全由女性组成的“家庭”：母亲，女儿，朋友。研究员诸如维莱米和普莱简要描述了全女性家庭。维莱米在1840年说：“没有家庭、不做小妾的妇女通常以2到3人的组合，在小工作室或小房间内生活在一起。”女性竭尽所能应付孤独也许不是有意的选择，而是宁愿不去面对毫无吸引力的婚姻前景。
存在一种类似于花花公子的女性吗？女性有决定要单身、选择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的意愿吗？毫无疑问，在女演员里有这样的例子，她们的私人生活鲜为人知。当女性避免婚姻束缚成为可能时，对她们来说完全避开男人也是不容易的。一些高级*试图视道德放纵为自己的优势。文学作品从各个角度描写她们的生活和命运。有着一帮裙下之臣的娜娜——“一个腐烂的维纳斯”——死于天花。奥德特，战争使之成为盖兰蒙德公爵的女主人（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在她统治神圣的德意志近郊时，只不过是个“蹒跚的遗孀”。
或许20世纪初在女同性恋者当中存在女花花公子，比如像纳塔利？克里福德？巴赫内、勒内？维维安、热尔特律德？斯坦，以及她们的朋友。巴黎上流社会接受了那些创造性的唯美主义者、新艺术或先锋派的拥护者，部分因为她们的外国血统。这些女人要求像男人一样生活的权利。在这个圈子附近，人们发现了其他一些“新女性”：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律师、医师，甚至教授。这些女人不再满足于充当配角，在生活和爱情上不受任何限制。有人崇拜，有人轻视，她们发现没有简单的事情。为克服障碍，她们需要女人和少数男人的友谊或爱情。
在所有单身男女之中，无家可归者在社会上引起了人们很大的疑虑。人们认为住处是公民身份的必要条件，而流浪汉被视为抵制主流道德的人。与熟悉的叫卖小贩形成对比，守护着财产满怀猜疑的农民将流浪汉和吉卜赛人视为潜在的小偷，因此也这样对待他们。在日瓦丹，村民把铁器商扔进沟里，因为他付不出酒钱。受上等家庭男士控制的共和国采取严厉的措施对待那些没用的人。惯犯，通常是那些被称作“不适合做任何工作”的小贼和流浪汉，按照1885年的法律被发配到圭亚那。流浪汉常遭监禁，配发身份证和健康证，他们被指控对健康造成威胁，因为据说他们在传播细菌和肺结核病以及其他疾病。
独身主义者、单身汉和无家可归者生活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外围边缘，其肉体和精神生活是复杂的。他们遭到怀疑或指控，老想着对付那张仍然相对宽松但慢慢收紧的网。
在一个视长寿为现代化标志的社会里，他们过时的地位标志是，他们的生命不但孤独而且短暂。独身主义者常常死于衰老或自杀。涂尔干将这个群体的高自杀率视为与一个社会非交互作用的证明。从乡村涌入城市的工人大量死于肺结核病。在这些人当中，我们发现了在城市北部和东部贫困地区租房的里昂丝绸工、巴黎阁楼女仆、克鲁斯泥瓦匠。实际上，肺结核，经常被公然抨击为独身主义的祸端，只是起到延长其独身生活的作用，因为婚姻对传染病蔓延的恐惧是如此之强烈。
隐居，不仅仅是个人的权利，也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的一种表现方式。它并非这个社会的真实形象，因为这个社会无论如何最重视的仍是家庭的平和、温暖。
对于回忆的渴望（1）
“在费勒维尔的庄园，一派兴味盎然的繁忙景象。”卡米耶、马德莱娜、玛格丽特和索菲为表兄弟们的造访而匆忙地准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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