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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字-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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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一瞬间，“履历”却突现出它的意义。
“履历”是一种记载，记载是为了说明。说明是为了什么？胡秉宸还不甚清晰，但至少应该证明他是这伟大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尤其在革命大告成功的时刻。
他突然开始想，他为新中国的到来做了什么。如果连你自己都没记住自己做了什么，更不要指望他人为你记住。胡秉宸没有站在那里懊丧不已，转身带领他的人马去见更高层的领导。在一栋巨型建筑最为宽敞的一个房间里，他们找到了那位高层领导。虽然门口设有专岗，岗哨却没有十分在意这一群奇装异服的人。
大白天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电灯，隔壁房间不时响起电话接线员的呼叫声和打字机的哒哒声。
领导背着手站在巨型写字台后，看上去很像苏联早期电影里的革命人物，很“地下”地苍白着、瘦削着，嘴唇薄而五色，胡子、头发毫不修饰地蓬乱着，说明着已久没有良好的睡眠和饮食。他表情严酷、目光犀利、拒人千里，少语、精明、警觉地打量着他们，在白日里有些病态的灯光辉映下，如一块可惧而不可亲的坚石。
巨型写字台上，满是纸张、铅笔、报纸、文件、还有一个地球仪和一个插满长长短短烟蒂的烟灰缸。胡秉宸一干人就站在那张写字台前，领导没有请他们坐下的意思，而是一副分秒必争、速战速决的模样。冷傲的胡秉宸到了这时也只能照单全收。而眼前这间办公室的气魄和威慑力，只有多年后，当胡秉宸坐在部长办公室的巨型写字台后才找到感觉。
胡秉宸说：“我们是来转组织关系的。”顺便说到委派他来上海工作的上级姓名，报告了他来上海的任务，汇报了任务完成情况，有关日后的工作安排却一字未提。他十分明白，组织关系就是含金量最高的履历，组织关系转到哪里，工作自然就安排在哪里。
幸亏胡秉宸在解放大军人城之际；立刻与委派他来上海工作的上级取得了联系。革命胜利之初，一切尚未就绪之前，“上级”，就是一张有效的通行证。
领导看了看胡秉宸。以胡秉宸的身份和职务来说，到这里转组织关系应该说是合乎级别待遇的，也就不再多说什么。因为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就用拇指和无名指从一堆乱纸里抽出一张纸条，草草写了几个字后交给胡秉宸，然后就着一脸郑重地思考，一脸郑重地继续吸烟。
出了大楼，胡秉宸展纸一看，与他送到大别山的那条卷烟纸差不多大小，上有胡秉宸等人的名字及行书一行：“均为中共正式党员，现转至你处。”
凭着这条小纸，胡秉宸以及他手下的几个人也就有了新的革命岗位。没人审查，也没人怀疑。
共和国进入经济建设时期，其中一位在填写履历表时请教胡秉宸，这一段历史怎样填写为好。他竟对那位同志说：“就填参谋。”该人从未得到这样一个职务，可也从未有人置疑过这个头衔的合法性。
多少年后，在胡秉宸与吴为那场惊天动地的恋爱事件中，这位“真假参谋”才在白帆对吴为的自卫反击战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参谋，还为挽救胡秉宸、白帆的婚姻，组织老战友成立了一个“白胡婚姻保卫团”。直到政府某年重新核算工龄以确定老干部的离休待遇时，这位“真假参谋”才忽然对胡秉宸声称，因对白帆有个私生子的隐情和他们的婚姻危机不甚了解，才错误地站在白帆一方，今后不但不反对胡秉宸逃离与白帆的婚姻苦海，还要协调“白胡婚姻保卫团”其他同志，劝说白帆同意离婚等等。
为此，胡秉宸平生第一次为自己的私事，违心地为“真假参谋”写下一具证明。胡秉宸苦笑着对吴为说：“……昨天来了十几位‘保卫团’中的一位，因为他有事求我，我签个字他就变成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我不签字他就变成一九五O年参加工作，每年差几百块钱的离休费哪——不过几百块钱而已。”
如果不是胡秉宸当机立断，他和他领导的那些人十多年出生人死、呕心沥血的革命历史，很可能就在那个不知所从的瞬间抹得精光，连他本人也可能湮没在历史车轮的尘埃里。
组织关系落实后，胡秉宸等人很快被派去接管某个单位。被接管的单位其实很近，步行不过二十分钟，但是胡秉宸坚持要上级给他们派一辆吉普车。
一九四九年后直到二十世纪末私人汽车重新出现之前，汽车始终是一种政治地位、行政级别的证明。而当时所有被接管单位，都会举行盛大欢迎式，汽车，尤其是吉普车，在那种场合，不失为展现政治级别、革命威风的绝好道具。
等了很久的吉普车终于来到，却并不是派给胡秉宸的专车，车上还有其他人。那些人胸前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符号，臂上戴着鲜红的“上海军管会”袖标，让身着奇装异服、没有这等装备的胡秉宸，好一阵说不清苦辣酸甜。
浸泡在苦辣酸甜中的胡秉宸，不知为什么突然对一起等了许久吉普车的手下人说：“你们几个就不要去了。”在瞬息万变的新形势下，这句“你们几个就不要去了”，不知对跟随他多年的那些人奇 …書∧ 網；将发生怎样的影响。
9
直到与史峤重逢，才把胡秉宸从赵大锤的枪杆子下解放出来。
早在重庆日寸期，史峤就看出胡秉宸与胡秉寰的不同，胡秉宸能有今日一番作为，可以说是意料之中。只是看到胡秉宸，史峤就会有点黯然神伤地想起过往的一切。
同样，与史峤的相逢也让胡秉宸发出时光荏苒的感叹。
那一年，有人在街上见到出狱后的史峤，大家为此紧张、躲避过一阵，过了很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才放下心来。后来又听说他在重庆略一露面就到香港去了。
史峤到香港后找到党组织，接受上级机关的审查后，又根据党组织的意见来到前线继续革命，实际上是明升暗降。职务对史峤没有什么意义，明明白白的是组织上再也不信任他了。除了长吁一声继续埋头革命，像史峤这种人还能做什么？
胡秉宸在史峤领导下工作多年，也很赞赏史峤的为人，却并不同情史峤的结局。
身处地下状态，随时随地在生死中穿行，怎么能讲人情？你的人情很可能就是同志牺牲、工作受损的缘由。李琳之所以得知那个重要的地下联络点，正是史峤的错误。
地下党人的工作生活极其艰难。当胥德章和常梅结婚时，史峤提出至少在他的住地为他们举办一个简单的婚礼，大家也可趁此机会聚会一下，却遭到胡秉宸的强烈反对：“这样集中起来相当危险，也不符合地下工作的纪律，按规定我们只能单线联系。”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史峤的住地必须绝对保密，如与下面同志联系，只能在约定时间、到指定地点碰头。事实证明，这一套工作原则在李琳叛变后，确保了他们那个系统的安全。所以胡秉宸总是对吴为说：“我是在十多年严格的地下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不习惯于事先马虎放纵，事后懊悔着急。一辈子有过多少千钧一发、独人虎穴的时刻，国民党却从来没有抓住我，原因就是严格。”“秘密工作是严格的概率论关系，要严格按照规律办事，只在非常必要时才冒险，不做不必要的冒险，这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活着。有次周恩来找我谈工作，我掏口袋时顺手掏出一个电码本，那虽是明码而不是密码本，周恩来还是严厉地批评了我：‘为什么身上还带着文件？’到秘密机关接头是绝不许可携带文件的，我从此再也不带。”
“地下工作又是艰苦、平凡、日常、绝对细致严密、万万不能失误的组织工作。这个工作需要的是具有特殊潜质的优秀干部，不管隐蔽多少年都能坚持下来，不论有什么苦闷也能待得住，只待有朝一日也许用得着也许用不着的‘需要’而穷年累月积累着力量。说不定哪天走在街上，从对面走来一个人与你擦肩而过，突然塞给你一张纸条，任务就来了……”
有一次说到这里，胡秉宸停了一停，他想起那个成了叛徒而又不知所终的李琳，如果李琳不是接错了头……
可谁又能说她的确接错了头？……
风雨苍黄啁，风雨苍黄，如此不清不楚的细枝末节，除了忘却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根本不像一般文艺作品表现的那样只有惊险和传奇，可能有一些，但不是主要的。我们那条线上没有出过什么问题，曾有四个人被捕，除了一个叛变之外其他表现都很好。有个联络点上的同志被特务活埋了，却始终没有泄露地下党的机密。”虽然胡秉宸事后花了不少钱，通过关系将那位同志的尸体收回，买了一口不错的棺材将他安葬，但没有对吴为详谈其形其状，这样残酷的事说都难以说出口，只好埋葬了吧。
史峤算是听取了胡秉宸的意见，但也只是将婚礼改到他们那个地下联络点，大家还是聚了一次餐。
果不其然，这次聚餐为李琳的背叛做了铺垫。胡秉宸什么时候回想起来，什么时候都痛心自己没有把意见坚持到底。
如果不是史峤坚持为胥德章和常梅举办婚礼，胡秉宸根本不可能见到李琳。即便在那个聚会上，胡秉宸的行动也很诡秘，以至事后人们回想起来，都觉得他似乎没有参加那个婚礼。
像李琳那种大而化之的人，更不可能注意胡秉宸是否在场。倒是胡秉宸有点惊讶：地下组织里还有这样一个女人！一个让他禁不住有点欣赏同时也感到极不安定的女人。
仅这一面，在暗处观察的胡秉宸就发现了李琳的不妥。
李琳的恋爱有点突如其来。
其实在胡秉宸指示常梅与李琳谈话之前，常梅对李琳的“异常表现”就有所察觉，比如李琳的恍惚。
常梅没有约李琳到新华书店或公园那一类进步青年常常聚会的地方见面，而是约她去听川戏。在尖峭的川戏唱腔中，与李琳谈柔软的爱情和坚硬的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常梅的缜密，难怪日后她对白帆做的那个手脚，也就无人可以看透。
常梅约李琳谈话时，李琳和唐敏之不但同居已久，而且已然有了身孕。
有关唐敏之的情况和背景，李琳却是一问三不知。常梅说：“你不了解他，怎么能和他恋爱？而且这样大的事情也不向组织汇报！”
到了这种时候，李琳还振振有词：“我也不知道你的情况和背景是不是？而且不是组织派我去和他接头的吗？再说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
常梅没有回答李琳那个准派她去接头的问题，只说：“既然我们已经投身革命，一切行为就要对党负责。”“我没有为党的工作负责吗？”
“我们这样的人，是不能随便和组织外面的人建立这种关系的……周围不是有很多好同志吗？”
这还用说？能在如此黑暗看不到光明的时期献身革命的人，肯定都是好同志，李琳想起常梅的婚礼，到场的可能就是全体同志，而那些男人各个都可共事，却偏偏没有一个让她愿意托付终身。
李琳能与代表组织的常梅大唱反调，实在是时间的错误，也是地点的错误，哪怕在革命根据地延安，不听从组织安排婚姻人事的女人电不多见。不论胡秉宸在延安的女朋友还是顾秋水在延安的女朋友，都是由于组织的干预无法与他们缔结良缘。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那一天日本对重庆的大空袭？时隔六十多年，即便有些老人记得，留在心里的恐怕也只是仇恨和恐惧，谁能料想李琳在那一天经历了什么？
按照组织的交代，李琳应在傍晚某时某分到约定地点与某人接头。她走着、走着，突然就看见制高点的旗杆上，挂起了三角形的绿灯笼，知道此时空袭的敌机已经起飞，但还不太紧张，只是加快了步伐。
不一会儿警报开始拉响，旗杆上三角形的绿灯笼换成一个红灯笼，到了该进防空洞的时候。李琳途中不是没有经过防空洞，但首先得完成任务，还是勇往直前，向接头地点赶。
等她到了接头地点，汽笛同时响彻全城，制高点的旗杆上已是两个红灯笼，敌机迫近！可是接头人还没有出现。她看了看表，距离接头时间还有三分钟，她必需再坚持三分钟。
接头人按时出现，已是三个大红灯笼高高挂，汽笛忽起忽落，路上车马行人突然就了无踪迹。紧接着，三个大红灯笼鬼里鬼气悄然落下，汽笛也立时哑然无声，飞机马达轰鸣。即便如此紧迫，李琳也没有忘记按照组织事先交代的特征，将来人从头到脚一一核对，没有发现异常。又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接对，刚接好暗号，炸弹就在很近的地方落下，随后敌机开始俯冲扫射，因接头地点距市中心十八梯附近那个防空大隧道很近，匆忙之中他们跑进大隧道躲避。想不到几小时后，大隧道就因炸弹命中，致使一万多人窒息，轰动全国。
但如果人们冷静一些，就会发现大隧道虽被炸塌却无大碍，既没有炸死也没有炸伤哪一位。
可当炸弹就在头顶开花时，谁还能保持冷静？人们像网中之鱼，拼个鱼死网破地奔向隧道出口，并在出口挤成肉团，以致隧道大门无法开启。许多人死在不断拥来的人群挤压践踏之下，据随后的新闻报道，死伤共有一万多人。李琳他们因为最后进入，地处隧道出口，空气比较充分，又被人群挤在门角之后，那一处“台风眼”反倒使他们免受挤压。更还有唐敏之，用后背和双臂奋力撑挡着汹涌而来的人群，否则像李琳那样一个袖珍女人，恐怕再也不可能从门角后走出。
事后李琳问及唐敏之为什么在那危情时刻奋力救她，他也说不出道不清缘由。
如果那一天没有日本人的空袭，按照地下党的工作原则，他们本可以在交接之后各走东西，不再相逢，也不会知道彼此姓甚名谁。
日本人的空袭把他们挤在了一起，更有唐敏之的英雄救美，他们只好有了联系。
唐敏之没有什么特别引入之处，不过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样子：小分头，白衬衣，西服裤，当然，胳肢窝底下常常夹本书。唐敏之夹的那本书与进步青年常常夹的《土敏土》《母亲》《铁流》什么的无关，大部分是些可读可不读的闲书，不知这是一种更为安全的保护色，还是他胸无大志。
也许李琳觉得地下党的环境太过拘谨，不希望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处在监督之下，哪怕那是善意的，哪怕那是出于革命的需要。她愿意投身革命，却不打算在革命中失去自己，特别是失去自己的私人空间。像她这样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骑一辆英国风头女式自行车，在南方郁郁葱葱的树阴下如一只白蝴蝶般飞来飞去的女子，对革命和个人的位置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合理的摆放。如果让她经历一下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或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政治生活，肯定再不会强调什么私人空间。
他们的爱情模式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比起白帆和胡秉宸的同居或常梅与胥德章的婚姻，多了那么一点情调。比方相对小酌一杯，或手牵手到公园花前月下一番，或唱和几句诗赋，非常地布尔乔亚，——李琳这样的女人就喜欢小情小调，不喜欢大风大浪。
问题的严重性以后才得到暴露。常梅有一天突然对李琳说，唐敏之可能不是她该接头的那个人。李琳想：这到底是谁的错？更不解的是，即便唐敏之在轰炸中的匆忙回答被她错当暗号，为什么接头暗号以及一切细节都与组织的事先交代无异？还有，是不是应该由她来考虑、负责唐敏之根本不是来接头的人，而是紧急警报情况下，一个向大隧道寻求避难的行者？常梅切断了与李琳的单线联系，并将情况汇报胡秉宸。胡秉宸立刻做了相应部署，一旦有情况发生，不会造成更大损失。
像一切患有爱情病且病人膏盲的女人一样，直到被捕，李琳才想到唐敏之的可疑，因为除了他们两个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住所。
难道他早就盯上了她，只是在紧急警报时才得到接触的机会？
可谁能肯定是唐敏之把他们的地址告诉了国民党特工？
她想起常梅在川戏馆的谈话，自己果真错了，她不太喜欢的常梅却是对的。你不喜欢一个人不等于她不正确，这就是李琳靠在牢房墙上想到的，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直到那时，李琳都相信自己不会当叛徒。
然后就是审讯，前两次审讯李琳都挺了过来，到了第三次，特务们开始踢她的肚子。
当那幼小的生命因忍受不住摧残，在她体内翻腾起来的时候，她听到了他或她的哭号。
李琳受不了了，她可以忍受酷刑，但她征得那尚未出生的生命。他或她的同意了吗？她有什么权利代替他或她做出决定，像她那样参与某种事业，为某个主义献身？她没有。
李琳只好交代。到了这个时候，她更觉得唐敏之的可疑。除了他，谁能知道她怀孕的事？
可是又有什么证据说唐敏之是个眼线？
10
李琳终于成了叛徒。
这时党的秘密工作原则起了作用。幸亏胡秉宸从未与她有过直接联系；地下党也从未交给她重要任务，她也就无从知道重要线索；更不可能知道胡秉宸所建立的地下交通网。
不过她参加过胥德章和常梅的婚礼，猜也能猜到举行婚礼的地方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
那个不起眼儿的小饭馆，却是史峤领导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秘密交通站。在胡秉宸胆大心细的操持下，从未引起国民党特工的注意。现在，胡秉宸经营多年的这个联络点就毁在李琳，实际上是史峤的手里。正在此时，联络点通知有个交通来了，并且带来重要情报。
即便情况危急，史峤也不能放过这个重要情报。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领导特征，那个时代的领导就是身先土卒。结果是不但史峤被捕，联络点上的同志也同时被捕，最后被特务活埋，却始终没有泄露地下党的机密。
联络点被毁，说明特务目标十分明确，胡秉宸马上想到是李琳被捕叛变！
史峤怎么样？不管胡秉宸平日对史峤多么崇尚、信赖，他也不抱任何侥幸的幻想。不要说史峤，即便死心塌地爱着他的白帆或他的亲娘老子被捕，也别想让他放弃警惕和设防。
胡秉宸意识到，整个地下情报交通系统处在严重的危急之中，立即通知所有同志并组织紧急撤退。他首先考虑的是电台，迅速将电台工作人员撤至延安。
大体安排就绪，只是还有两件事没有落实。
一个负责电台收发的牧师坚决不肯撤离，一再傻头傻脑地坚持着：“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出卖我的。”
这位顽固坚持“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出卖我的”牧师，让胡秉宸伤透了脑筋。既不能强行撤离又不能放任自流，万一牧师被捕谁敢担保他不出问题？！即使不叛变，这样的傻头傻脑怎能应付奸险狡诈的审讯？于是只好委派牧师一个无足轻重的任务，让他远离重庆，傻头傻脑的牧师才揣着那个任务高高兴兴上路了。
事后证明，牧师对“真正的共产党员”估计不错。
李琳叛变，能出卖的只是那个联络点。国民党特工捕获史峤，应该说是机会使然，如果没有那个突如其来的交通带来重要情报，史峤是不会被捕的。
掌握整个情报交通系统的史峤，显然并没出卖任何机密、任何人。因为自他被捕后，再也没有同志被捕，地下工作也没有遭到任何破坏。国民党特工掌握的线索，只好在他那里中断。
后来上级机关花钱找门路，终于将史峤具结保释。
此外就是胥德章前去执行任务尚未返回，胡秉宸担心胥德章不能及时得到紧急撤退的通知，难免不出意外。眼下情况危急，他决定亲自出马前去拦截。他神速来到另一个地下联络点，一个“鸡鸣早看天”的小旅店，有点像《沙家浜》里阿庆嫂的那个茶馆，老板也是寡妇，能力上与开茶馆的阿庆嫂不相上下。
晚上，胡秉宸刚和几个住店人在同一只巨木盆里洗过脚，就发现气氛紧张起来，说不出什么明显征候，只觉得老板娘看他的眼色有些特别。以他多年的经验来说，“危险”这两个字绝对是一种物质，一种可以嗅得出气味的物质，而不是一个苍白无力的形容词。
还发现有人在旅店门口转来转去，甚至有枪托砸地的声音……
胡秉宸反复回想自己的一举一动，最后认定自己没有暴露身份的可能，沿途也肯定没有人跟踪，当地更不可能有人发现他，于是他断定有人认错了人。这种五色杂陈的地方认错人的事经常发生，这种情况下最好装做什么都不知道，免得把与己无关的事扯上身来。于是他上了那张公用大木床，钻进…余又硬又厚木板样的公用棉被，倒头就睡。不一会儿，两个年轻汉子就睡在了他的两侧，把他紧紧地夹在了中间。这种“鸡鸣早看天”的小店，就是这么个住法。好几个人在同一只巨木盆里洗脚，在同一张大木，床上睡觉，同盖一张被……不论世家出身的胡秉宸多么不习惯这种睡法，他也不能拒绝。
两个汉子有意这里挤他一下，那里挤他一下，显然想摸一摸他身上有没有枪。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在旅店门口转来转去的人和身边两个壮汉却不知去向，好像与晨雾一起消散了。
按照原来计划，胥德章应该在这天早晨到达这个联络点，但他投有如期到达。加上昨夜的情况，胡秉宸紧张起来。
他决定到县城探探虚实。迎面撞上一个翻译官或叫做汉奸的那种人。就像后来在电影上常见的那样，推一辆自行车，上身一件黑色对襟短袄，里衬一件白色对襟内衣，下身是打着绑腿的黑色缅裆裤，腰里别把盒子枪。
那人一眼看到胡秉宸这张陌生的脸，马上将他拦住，盘问有无“良民证”。
胡秉宸说：“有。”
就在胡秉宸慢慢吞吞往外掏“良民证”的时候，突然看到胥德章沿着县城那条街，从对面晃晃悠悠走来。
原来胥德章返回时途经一座历史名城，想着任务已经完成不妨凭吊一番，所以没有按时到达联络点，当然也没想到胡秉宸会前来拦截。
胡秉宸反应异常之快地摸着自己的衣襟，高声说道：“不好了，不好了，我的金砖丢了，那可是我跑生意的本钱！”希望就此引起胥德章的注意，抓紧机会赶快离开。
胥德章听到了胡秉宸的吵闹，一看形势，立刻明白胡秉宸为什么高腔大嗓，但怎么也想不出胡秉宸到这里干什么，又怎么被汉奸抓住。面对此情此景，胥德章判断眼下没有可行的营救办法，痛心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只能装做不相干的样子绕道而去。
胡秉宸回转身去朝来路张望，…副寻找失物的模样，又拔腿向来路跑去，将汉奸的注意力引向自己。见胡秉宸要跑，汉奸喊道：“站住，不然我要开枪啦！”
原本可能是例行公事的盘查，不一定要采取什么行动，但胡秉宸这通不知真假的金砖丢失案以及逃跑企图，让汉奸非常恼怒，果然没有发现背后的胥德章，对胡秉宸吼道：“跟我走一趟厂当胡秉宸被关进牢房时，他想的最多的是胥德章是否安全到达联络点并离开了此地，相信他的情况胥德章会迅速通知组织……然后开始考虑对策，门却砰的一声开了。
先进来一伙密侦队的汉奸特务，劈头盖脸给他一顿乱揍，然后就是搜身。他身上那些蒋管区新发行的，一元等于法币二十元的保值钞票“关金券”，着实让汉奸特务们欢喜了一阵。
随后不了个日本军曹，开始对胡秉宸进行审讯。日本军曹并不坐在桌子后面，而是一边审讯一边绕着他转，出其不意就掀起胡秉宸的长袍下摆，妄图从他的立姿上寻出军人的蛛丝马迹，幸亏他的两腿自由散漫地叉着而不像军人那样绷得笔直；或骤然掀掉他的礼帽，查看他的额头有无戴过军帽的痕迹；或喝令他伸出手来，查看他的手指、手掌，有否使用武器或劳动过的迹象……凡此种种，白脸书生胡秉宸一概全无，始终咬定自己是商人。日本军曹一禾所获，便叫人把他押到牢房关了起来。一直隐蔽在后的寡妇此时只好出面。这女人非但谈不上俊俏，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丑陋，按照二十世纪末的说法还非常骨感，可在那时骨感还，末走进时尚，所以没有任何女人的武器可以凭仗，居然在封锁线上开店、跑生意，而且干得不比男人差，该是何等功夫！说到营救胡秉宸，花钱就是，上上下下打点一番于她该是驾轻就熟。特务汉奸们在日本人面前给胡秉宸来了个形式上的过堂，就“取保释放，随传随到”了。
她亲自来接胡秉宸。胡秉宸刚跨过牢门她便就地烧了一堆纸，又让胡秉宸从火堆上跨过，一直前行不准回头，说是这样才不冲犯狱神，不会再坐牢。胡秉宸一一照办，没有敷衍，诚心诚意。
胥德章还在“鸡鸣早看天”等他，他们一同回到重庆，一同隐蔽下来。
胥德章从未对胡秉宸说过因凭吊历史名城，不能按时到达联络点惹下的祸。
幸亏胡秉宸被营救出来，如果救不出来呢？想想都后怕。越是后怕，他越不敢对胡秉宸说出实情。
很长一段时间内，胥德章对这位老同学充满感激、感动和敬仰，甚至胡秉宸迟迟未能发展他人党，他也没有心生芥蒂。死亡、艰难险阻算得了什么？难的是每分每秒都得提着一口气的日子。这种日子一过就是十几年，什么时候才能松口气？谁也无法回答。
那时连胥德章的梦都是黑的。
楚霸王只不过遭遇一次“四面楚歌”就拔剑自刎，而他们则是长年累月的“四面楚歌”，长年累月地住在无墙的牢房里，且没有一毫屏障可以间隔，一不公心就会赔进他人或自己的生命，或党的事业！这个分量不好掂量啊。
那时候革命前景并不十分看好，也没有必然成功的保证，为革命作出的任何牺牲都不具有“投资”性质，绝对没有打下江山、“股份”升值的指望。
“党员”两个字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结的崇高誓言。除了更多的负担、更危险的工作、更五条件的服从……什么也不意味。
胡秉宸不发展胥德章入党，只能说他胥德章付出的还不够，除了继续奋斗、努力争取，没有什么可说的。
直到一九四九年后，“党员”这个称号才渐渐“增容”，它不仅仅是高度浓缩、高度凝结的崇高誓言，更是信任的基石，由信任而任用，由任用而地位，而待遇，而级别……实非他们当初的想像。那么人不入党、党龄长短，也就凸现出特别的意义。胡秉宸为什么压了多年不批准胥德章入党？胥德章有什么突出的缺陷吗？
按照胡秉宸的说法，一九四二年后中央有个暂停发展党员的政策。
可是这粒不经意掉下、被他们暂时忽略不计的种子，却在当初无法想像的情况下发了芽。不过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冰冻几千年、毫无生命迹象的种子，在适当培育下都能发芽，何况这样一粒种子？
胡秉宸险些为胥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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