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第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英文课是大课，上课学生约有一百多，本就众目睽睽，那些目光再一束束从阶梯教室的高处掷下，平添了多少压迫？教师极难收场，但也无奈他何，只好很响亮地打了自己两个耳光。

胡秉宸想你爱打就打，然后泰然坐下。

最后校方以换一个美国人教英文收场。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胡秉宸不只是不收敛，几乎还是张扬而刻薄的了。

这样的锋刃，到了延安以后才渐渐收入剑鞘。初到延安，他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成仿吾校长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广东人。”

非常肯定。对校长这个小小的失误，本可一笑了之，他却马上分辩说：“我不是广东人。”

成校长笑了笑，告诉他教室在坡上的窑洞里，让他上课去。

很快地，类似的事情就越来越少地发生了。

桀骛不驯的胡秉宸自己也没想到，突然之间，身不由己地变做了一个肯于接受教训的人。

当他的革命资历，一页一页积累成一部百科全书的时候，回想起这个身不由己的改变，他甚至得出受益匪浅的结论。他受到的教训不多，大约只有那么两三次，可是很看成效。第一个教训缘于他去看望了一位仰慕的朋友。朋友留学德国，很有学识，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时曾被“中统”逮捕，如《四郎探母》那场戏里的杨延辉一样，用了一个假名，假降，方才出狱。

当然他也可以像后来的小说或电影里写的、演的那样：等待党的营救；再不就通过狱中内线，将消息传送出去，静候党的指示等等。可是党并不知道他被逮捕，他也不知道谁是狱中的内线……

《四郎探母》是经久不衰的剧目，除五十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废黜一段时间外，从咸丰年向演到现在。

朋友到了延安自然受到批判。又因性格过于耿直得罪不少人，始终不甚得意。所以说，戏剧是戏剧，和生活不是一回事。而且这并不是最后的结果。如果你的朋友不甚得意，总应该去看望一下，这也是古已有之的规矩，他那时还不懂得一旦什么人不再得意，即便亲爹也要脱钩，最好是投井下石。这一次看望，让胡秉宸做了好长一段时间检讨。古已有之的规矩从那时起，就已成为作不了数的老皇历。

引子却是他用老曲子开了个玩笑：“黄河之滨，冻死了一群中华民族倒霉的子孙……马马虎虎、吊儿郎当是我们的作风……”被人汇了报。

胡秉宸填写的歌词，和原版的歌词“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不但相距遥远，简直就是背道而驰。

背道而驰是什么？是反动。胡秉宸不服地遍查延安的文字，觉得很多都是有章可查的旧瓶新酒，怎么到了他这里连玩笑都不行？

他惊讶，区区小事也能做出这样大的文章。然后他开了窍，“汇报”实在是这里需要学习的重要科目。但他并不懊悔不曾早日得到高人的指点，这种事只能靠自学成才，不能指望他人传授。

如同顾秋水和包天剑将军到了延安，最先遭遇、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汇报”一样。“连咳嗽一声都有人汇报！”顾秋水如是说。后来他们又从延安返回花花世界，不能说与此毫无干系。

后来胡秉宸又总结出，挨“整”，一般都是从这种不起眼儿的小事开始。你以为不过如此的时候，枪子儿可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九四三年，这朋友自然不能逃脱“抢救运动”的：抢救”。

几年后，胡秉宸听到消息说，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中央决定战略撤退，途经永坪镇时，这位朋友与几个在“抢救运动”中被“抢救”，历时四年也不能结案的犯人，甚至还有几个不知到延安来干什么的西方人，被子弹送上黄泉之路，又被效仿慈禧太后，把他们的尸体投入井中。如果不是追击至永坪的胡宗南部从井中挖出他们的尸体并就此大造舆论，他们则会像泡沫一样了无痕迹。然而他们却没有珍妃的运气，日后成为电影或电视剧取之不尽的素材，——那无论如何也算是一种平反。如果不是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如果中央不从延安战略撤退，如果假以时日对他们继续审查……也许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

当时延安干部不过三万多人，外来干部不到两万，这些外来干部在“抢救运动”中很少幸免。保安处关押犯人的窑洞人满为患，约十平方米的窑洞，即便挤进八个犯人也不敷使用，比之那时的盛况，死于永坪的一千人，无论如何，原来也算是执行了毛泽东“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

所以问题还是出在胡宗南的身上。当胡秉宸辗转收到一张不知何人所写、何人所托，大不过巴掌，周边参差缺损的粗麻纸字条时，对那没头没脑的文串已不再书生意气——

“你是怎么到延安来的？说具体的，具体的。”

“先是坐火车，后来又换汽车。”

“啊！我们革命这么多年连火车什么样儿都没见过，你倒是又坐火车；又坐汽车。你说说，什么人才能坐火车和汽车？”“什么人都可以坐嘛，有票就行。”

“你还诡辩！国民党能给你坐火车、汽车的待遇，你还不是特务？”不但不再书生意气，而且随即对一个跟随他多年的地下工作人员说：“虽然我很了解你，但如果组织上说你是特务，我也会马上枪毙你，绝不手软。”他庆幸自己“抢救运动”时已经离开延安，如果还留在延安，肯定不能幸免。不谈火车、汽车，只凭知识分子这一条就够了。

没想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如此坑害了一代读书之人。他沉吟着敲击着桌子，思忖道：知识分子今后恐怕很难做人了。以后每逢“运动”，胡秉宸都会不由自主地想：朋友的在天之灵，说不定会感谢在水坪镇遭遇的那颗子弹。其二是在地下工作时期，有过一场比较严重的、对女人的沉迷，几乎导致胡秉宸和白帆的分道扬镐。一九四九年以前，胡秉宸和白帆有过四次几乎导致分手的冲突，但以这一场最为剧烈。除政权易手之外，一九四九年还将是很多事情的分界线。

除了分道扬镳，恐怕找不到更合适的字眼来说明他们当时的状况，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履行过结婚手续，因而也就无法使用离婚这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字眼。那时的革命者还相当古典，谁和谁同居，或有一段长久关系，或在长久关系之外偶尔有一短暂的插曲，甚至点染着世界大同的色彩，简直算得上是革命的潇洒。手续等等，更是形式主义。

白帆却很传统，她把和胡秉宸的同居看得相当正式，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为和柳彤的偷情，非常自谴。一起工作的同志，不止一次在办公处的地板上、桌子上、床铺上捡到白帆写给胡秉宸的信，信中充满哀怨和乞怜，内容大致相同：“你就不能原谅我偶然的错误吗？”

胡秉宸和白帆非常地不同，他从未对他人说过白帆一再发生的“偶然的错误”究竟是什么错误，也从没对他人说过他为什么不能原谅那“偶然的错误”，只是要求分手。

不过，他为什么把白帆写给他的私人信件这样乱丢、乱放？而在白帆这些信里，又有多少只能说给他一个人听的、需要他通融的尴尬和隐秘？让人不得不猜想，他的大度是真是假。

如果不是组织出于工作考虑进行干预，如果不是地下工作的秘密性质所限，如果他们不是忠诚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他们早就分道扬镳了。

那场沉迷的破绽，则始于一个很小的细节。白帆像研究、破译国民党电台的密码那样——她在这方面有着非凡的才能——对胡秉宸突发的、对交际舞的迷醉进行了破译，果然从中找出破绽，打了一个翻身仗，她的自谴才稍稍得到缓解。

所以就难怪近二十年后，即便在四野无人的雪寰中，胡秉宸也会马上拐人另一条小路，爬上一道小丘，在确信无人发现的情况下，去欣赏一个在风雪中优哉游哉的女人那份“野渡舟横”的情致。

虽然胡秉宸一再对吴为强调他不会跳舞，并且在说到“跳舞”这两个字的时候带着明显的嫌恶，吴为还是在与胡秉宸的一次共舞中发现，他的跳法，与三十年代电影里的跳法如出一辙。那种耳鬓厮磨、相拥人怀，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跳法，自一九四九年后，至“大款”这种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在大陆中国几近绝迹。

她在胡秉宸的舞步里，听到一个遥远的回声，在他往事之湖的深潭里，肯定沉人过对一个女人的记忆，那女人也肯定不是白帆。

那个跳舞的胡秉宸可能很有故事。

吴为只是对他的佯装不以为然。

其三，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抗战刚刚结束，国共双方还处在第二次合作的虚情假爱之中。

一方面，蒋介石想缩编部队。抗战八年，损失惨重，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继续给养四百万军队，财政上负担不起，并可以此为由，要求共产党同时裁军，以稳定国家财政，同时达到削弱共产党的目的。另一方面，蒋介石不想与共产党和谈。他认为日本投降后，所有用于抗战的军队、装备，都可以转向围剿共产党，所以极力破坏国共合作，制造口实，以图消灭共产党。

共产党军队却不足一百万，在如此悬殊的条件下，亟须时间积蓄力量，不能打、不想打，提出开始“和平民主新阶段”、成立联合政府，从而渗入国民党内部，出的是“和平演变”这张牌。决定打是后来的事情。

在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裁军问题之前，中央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全党能够统一认识。

林伯渠老在周公馆召集大家讨论并分别征求意见，胡秉宸自然在列。

抱负的落实需要机遇，没有机遇，任何伟大的抱负只能是“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机遇对胡秉宸似乎格外关照。

当时周公馆周围至少有四十多个特务，连汽车都进不去的江边，还有胡同口小饭馆里的跑堂儿都是特务，专门用来监视周公馆的活动。

可是他们从未抓到过胡秉宸。当然也不好抓，总算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只能继续跟踪，掌握更多线索，一旦需要，立即收网。

胡秉宸的本事就是什么尾巴都能甩掉。他在周公馆对面租了个小院，院子后面就是山，每每从周公馆出来，直进对面的院子，穿院子，出后门，进山。这种办法算不得希奇，甚至可以说水准不高。特务们却始终不知道他是一个比较重要、经验非常丰富的情报交通。

因为住在周公馆外，进去述职也很不容易，谈晚了就留下吃饭、过夜也是常有的事，不但多次有机会和董必武老、林彪一起吃饭，甚至还和周恩来吃过一次饭。有一次董老还邀他一起喝酒，一瓶茅台全喝光了，直喝得二人似醉非醉，进入微醺的最佳状态。关于这次对酌，他认为董老也有寂寞的时候。从“寂寞”的不能消亡，说明彻底丢弃某种教化是非常不容易的。

毛泽东重庆谈判时，初始与赫尔利同住歌乐山蒋公馆，二人各据半壁江山；如到城里公办，则下榻张自忠的桂园。周公馆的人很不放心，认为蒋介石随时可能做个手脚，比如说来个软禁或是在食物中下毒，连周公馆给毛泽东送点什么东西，还要通过蒋介石的警卫检验。大家建议毛泽东搬到周公馆。周恩来说：“大家的建议很好，我负责问毛泽东反映。”毛泽东听取群众意见搬进了周公馆，住在二楼右手最后一间。

毛泽东人住周公馆后，党内首脑人物云集，五行相生，阴阳相协。可人畜两旺、相安无事的周公馆，突然着了两次火。可见哪位也压不过真龙，毛泽东合该是那真龙天子的命。一次是办事处招待所的几间草房烧了起来，办事处所有的人都跑去救火了，只有毛泽东手里捏着一支香烟在二楼走廊上“胜似闲庭信步”，边走边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茅草房烧了正好可以盖洋楼。”

二次是某天上午九十点钟，三楼机要员烧毁密电码时，没等火炉完全熄灭就离开，纸灰余烬又燃烧起来。正好胡秉宸到周公馆接受任务，一头钻进熊熊烈火，第一个冲上三楼机要处，抢救心肝宝贝机要文件箱……他的头发、眉毛都烧焦了，所幸脸上没有留下伤疤。事后，胡秉宸对着镜子一面抚摩自己的脸庞一面想，不如留下一些无伤大雅的伤疤。

当他奋起抢救机要文件箱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在一旁冷眼相看。胡秉宸自诩天降大任于斯，在可能献身的事业上一往直前，从未怀揣“作秀”的动机。多年后，人们还记得胡秉宸在烟火中横冲直撞的样子，一旁冷眼相看的毛泽东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仅仅一个奋不顾身的胡秉宸，怎能让毛泽东略作顾盼？——即便几年之后，这个年轻人为寻找他的儿子几乎丧命。

但其他领导却对此留下深刻印象。可想而知，林伯渠老征求胡秉宸的意见，该是水到渠成。

那一阵子胡秉宸是欢欣的，觉着终于可以了却工业救国的夙愿，又暗自揣度，他的所长也可趁此崭露头角，更有中央的政策为依据……一切似乎万无一失。

他慷慨激昂，侃侃而谈，甚至夸夸其谈：“我赞成建立南北朝，我们可以据北大力发展工业，势力强大之后，自然能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把国民党吃掉；南方不打自灭，也可避免解放中国一战的重大牺牲。“……还可以利用国民党的技术力量，他们虽然集中力量扩张军队，但也注意工业建设，成立了资源委员会，其中大部分成员是留美学生，很有水平，并且倾向我们。抗日期间还成立经济部，日本投降后也由资源委员会接管。还有一个兵工署，都是德国留学生……如果让资源委员会搞建设，可能比我们搞得好，因为他们懂行，在技术方面和世界各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信息也比我们快捷，和西方的技术交流就不会断档，和联合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不会中断，政治上有个互相的监督……只要我们好好干，肯定干得过国民党。”

虽然他为那一次谈话认真考虑了许久，做了很多准备，然而事后推敲起来，还是相当幼稚，尤其“政治上有个互相的监督”之说。就在他侃侃而谈的时候，情况突变。面对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共产党不得不打，中央不得不放弃开始“和平民主新阶段”以及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

胡秉宸也不可避免地从依靠对象成为批判对象。和后来的“反右”斗争相比，倒也算不得“引蛇出洞”，但他此后不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不等于真认为自己有错。胡秉宸一生从未认过错，不管国．事、大事、家事，还是情事……即便暂时失利抽身隐退，一遇风吹草动也会秋后算账；即便不能明算，也会私下算个没完。所以他一直记得那栋土木结构的小楼，那不也是一种意义上的荣耀？这三两个教训不算是多，但基本上涵盖了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对胡秉宸日后改弦更张如何做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回顾这些经历，他总是心领神会地一笑，——“做人”、“做人”，人可不就是“做”出来的！

说难也不难，说易也不易。倒也有了明锐后的轻薄。

这一笑之后的胡秉宸，与从前就日渐地不同。

虽然胡秉宸常常收敛着自己，并且非常过分，几近病态，甚至失于矫饰，骨子里却恃才傲物。

既有恃才的潇洒，也有傲物的虚浮，难免有失从容和内敛——与一字之差的“收敛”可就失之千里——像一张努得太强的弓，很容易折断，伤害着自己也伤害着周边的人。

谁若侵犯了他的尊严，他能六亲不认，至死不悔。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个凶多吉少的晚上，领导“大革命”的一位“首长”，把胡秉宸召到了钓鱼台。根据他在“大革命”里的表现，他知道这个“召见”意味着什么，心中不免忐忑。

虽然开谈之前，“首长”还和他拉了两句“家常”：“你过去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回答说：“很长一段时间在社会部。”

“首长”似乎沉思片刻，再开口就有些熟络：“也算是我的老部下了。”

谁说他们不需要人才！

他又怎能不知道胡秉宸的历史？“大革命”的开场小锣一响，他对胡秉宸就作了一番调查，档案资料说明，由于他的精明强干，完成过很多艰难的使命，难怪得到周恩来的器重。所以呼风唤雨之始，便指派胡秉宸担任一项重要工作，没想到他是如此的不听招呼，连阳奉阴违都不是，简直是和他背道而驰。自延安得势以来，什么时候容下过这样的不从！

胡秉宸听出话里的微妙。在党里做了几十年，他明白微妙之间就是一个人的沉浮乃至生死存亡。以他那时对“做”人的领悟，趁势说些无伤大雅却不失原则的话，诸如“我水平不高，请老领导多多批评帮助”之类，情况可能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而且这么说也能沾上一点边，这位“首长”的确是个老“克格勃”的头头。

尽管心中忐忑，可他偏偏不说，绷着脸，梗着脖子站在那里，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甚至连头都没有点一下。

原因是远在延安时期，胡秉宸就对这位“首长”有了怀疑，虽然不甚明确。首先起始于“首长”的讲话。

胡秉宸是挑剔的。从他少年时自己走不好正步，从而讨厌了军训课、捉弄军训教师，就能看出他的挑剔近乎偏执。他觉得这位“首长”说起话来中不中、西不西，还以假洋鬼子的洋腔洋调自得。一个革命家，有什么必要卖弄这些？而一个喜欢卖弄的人，难免不让人怀疑另有所图。一作报告就是托洛茨基，说来说去就是托派主张由日本人来占领中国，很没意思。中国的托派不过二十八个半，有什么值得这样虚张声势、大书特书？

一个人要是老把什么挂在嘴上，那要么就是他的心病，要么就是除了那个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本在王明极盛时期追随王明，长驻苏联的人，曾几何时，是今何等忠心、膝下承欢的佞臣，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甚至高呼“王明万岁！”

胡秉宸亲眼看到过他和王明在延安城外，惬意地骑着马儿闲遛。马儿踩着细碎的小步，两人在马上有说有笑。他们的欢声笑语，让马儿的小步颠簸得起起伏伏，跳跃着逸豫的韵致。那是一个星期天，他从驻地盐店子到延安去买点日用品。野外没有他人，骑在马上的这两个，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在清心寡欲的革命环境中，在对革命生涯磕头点地的赤诚中，是那样招摇，那样带有背叛革命群氓的意味，让他不满地频频回头。

三十年风水轮转，这位与王明策马同游的人，一九四二年整风伊始，便审时度势，很快靠了过来，转眼成了批王明的得力干将。

那时胡秉宸已远去重庆，没能眼见那份赤裸的精彩。

“整风”于一九四三年转入“抢救运动”，近两万名千里迢迢、到延安投奔革命的干部，几乎全部收审关押，成了特务。他用这些人的政治生命乃至他们的机体，维持了他那个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的位置。有人反映此人阴险奸诈、心狠手辣、陷害忠良，据说都被这样的说法推挡回来：我们就是要用他来杀人，用他来揭王明的老底。

胡秉宸的目光从半掩的眼皮下，急速地在“首长”脸上扫过，试图一瞥那对隐约在眼镜后面，久已不见庐山真面目的眼睛。可他一无所获，只瞥见一团稍纵即逝、不分皂白的浊光。

就在那时，他接上了中断多年的怀疑。人类怎么会有历史？钟情历史？矢志于历史的真实？他突然觉得十分好笑，这岂不是糟蹋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难怪有人一旦登上帝王的宝座，就要消灭历史。

时隔二十余年，其间风云变幻，“运动”迭起，此人却更加飞黄腾达，不可一世，兼而每在“运动”中呼风唤雨，胡秉宸就越发觉得“大革命”的怪诞。

不能不说，对人、对事，胡秉宸具备一对火眼金睛。

经过多年的磨合，胡秉宸“做”得已渐自如，但他知道并非事事都可蒙混，现在终于到了一个不能“做”的关头，何去何从，必得有个抉择。

三思而后，他拒绝了眼前的机会。在手中握有“尚方宝剑”的几个男女蒸蒸日上之时，很有些大风起兮、慷慨就义的意思。

那个拒绝，何止是对他心智、胆魄、忠诚的考验？也是对他根基的考验，对来自他那个家族，那个源远流长的根基——不苛求目的（天上掉馅饼则另当别论）的放达，荣辱不惊的沉毅的考验。

但也不能排除“首长”和他谈话时的那副坐相，那种狐假虎威的腔调，让他觉得深受其辱。这种因素于胡秉宸的作用，并不亚于政治上的权衡。

“情况是这样，戚本禹同志反映对你的来历不甚了解，需要清查一下……”

不提戚本禹还好，一提，就想起戚本禹对他拍桌子的事。胡秉宸更是铁了脸，完全不顾“首长”的话里欲藏不藏地藏着“一箭数雕”，但也可能容他有一隙回旋之地的凶险。

戚本禹是什么玩意儿？竟然向他拍桌子！

胡家那浪漫而躁动的血，在他的血管里不可遏制地奔突起来。“首长”一下就明白了“竖子不可救”的忤逆。“那么你承认不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散布过许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言论？”

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所有的讲话都有录音，领导可以调审……如果非要说我说了，我也没办法。”

胡秉宸听见“首长”用手指弹了弹手里的一张纸，还有“嗖”的一声从指间刮过来的那一窄条阴风。随即他被告知开除了党籍，其因是违抗“中央”的指示，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中央的敌我矛盾。“对于中央的这个决定，你个人还有什么意见？”他直直地站在“首长”面前，说：“对组织的这一决定，我保留意见。我不承认我是反动分子，也不同意开除我的党籍。”说完，他心里反倒不忐忑了，而是横下心来考虑，如何度过根本看不到头的“反革命”生涯，或准备身首两地。

可想而知，在那个回合里也不曾腿软的胡秉宸，白帆的捉弄是怎样激怒了他。他更加冷蔑地说道：“你这股浑劲儿、固执、暴戾、无知，完全源自你的父亲，属于一种遗传基因的作用，是无法改变的了。你母亲一生就这样地活在你父亲的阴影下，你以为我也会这样生活在你的阴影下？”

白帆当即把带去的小菜、羹汤摔了一地，铝制饭盒在光滑的地板上不识时务地旋转着，如没有铆足劲的手摇老唱机，又逢一个老式胶唱片，奏出了一曲沙哑变调的哀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她伸出十指抠着胡秉宸的眼睛喊道：“我非让你睁开眼睛看着我不可，我非让你睁开眼睛看着我不可——”这喊叫在病房了无生气的走廊里游走回荡，沉闷的内科病房陡然变做生动的精神病房，医生护士更觉此人暴戾，还说难怪她一进病房，胡秉宸的心电图就不规则地波动。

任凭风吹浪打，胡秉宸也没有睁开眼睛。

白帆眼瞅那双合着的眼睑倏忽之间不但不再抽搐反倒淡定地层平，也就是说，她眼瞅着胡秉宸在她面前，瞬间筑起了一道比铜墙铁壁更难以攻克的屏障。而她只能一筹莫展、眼睁睁地看着那工程的实施，无论怎样也不能阻挡大势已去的局面了。

锥心的绝望让她又狂号出一句极不理智的话：“我就是要气死你！——”

在她如此败坠深渊的时刻，吴为却明目张胆、厚颜无耻地到医院来和胡秉宸幽会，不是乘人之危又是什么？

为胡秉宸的遭遇哭哭啼啼、柔肠寸断的吴为，与癫狂失态的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有如一个精心设计的对比，居心是何等险恶！

如果和胡秉宸一对一地较量，还只是胡秉宸对她的伤害，而吴为和胡秉宸的幽会，则对她不仅是一个联手的伤害，还是胡秉宸当着她的仇敌对她毫不吝惜的出卖。这出卖把她置于怎样狼狈的境地，不给她留下丝毫进退的余地……这种伤害，仅仅是加倍就可以计算出来的吗？

她的拳脚、诅咒、辱骂、怒吼……难道不是她的正当防卫，不是吴为罪有应得？

谁敢说她残暴！换了另一个女人也许比她做得还过分。

而吴为不肯大打出手，那左推右挡的招架，更让她想到以退为进的佯装，让她又失一招地恨意倍增。

即便她把吴为置于死地又怎样？她仍然被不言不语的吴为杀了个落花流水，片甲不留。胡秉宸早替吴为缴了她的械。

吴为只能左推右挡。

她明知自己夺人所爱，而一个夺人所爱的人，不论遭遇什么，还有什么可说？

可又不能不夺。那时她以为是虎口夺人，很久以后才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

更何况胡秉宸沉疴在身，任何刺激都可能导致他转眼之间一命归天。

她有什么道理像白帆那样翻江倒海、大有作为？

但白帆的打法着实让她大开眼界，原来女人也可以如此大打出手。在那一瞬间，她居然还能想到叶家女人的无能。要是叶莲子有这十分之一的魄力，也不至于落到任人宰割的境地。

至于她自己，面对白帆那十八般武艺的全面出击，也只会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怎么可以这样打人？”

白帆近近地逼着她的脸说：“打的就是你这个婊子，怎么样，你敢到派出所去验伤吗？”

仓皇中，她扭头看了看胡秉宸。胡秉宸绷着脸，一副无视无闻的样子。她被这两个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比她经验丰富、技艺精湛、胸怀大略的人挤在了中间，挤得她无所适从，哑口无言。

胡秉宸一声不响地看着吴为在那摧枯拉朽之力的研磨下，挣扎也无可挣扎，逃遁也无可逃遁，一点点地化为齑粉。吴为不得不原谅他的一声不响，因为他生命垂危，无能无力。

但他至少可以说明一句，她是应他的要求到医院来的。

虽然事后胡秉宸解释道“……当时你默默走开是最好的办法，否则弄到医院院部，成为全体病人的笑料传出去，或到了派出所……派出所一定会找三方机关，那才真会造成以后的被动局面”，吴为也未能全然释怀奇　…書∧　網。考虑如此全面的胡秉宸，对要求她到医院一见惹来的祸事，为什么不置一词？

即便胡秉宸澄清责任，难道白帆就会手软？

白帆不能不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战。而经过长期、多种战斗洗礼的白帆，在解决这类危及切身利益的原则问题上，一派大江东去的浩荡。

吴为从来不是白帆的对手，永远不可能是。

以后发生的事，将会证明这一点。

尽管如此，吴为对胡秉宸还是言听计从——

“你是个小仙女而我是个凡人，多年在行政部门工作中混的老手，相信我处理问题的能力，把处理此事的责任交给我，那实在不是文学家的事。”

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