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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缺憾 弗洛伊德文集-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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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述途径是否能够引导我们达到极有价值的最终真理，对此大可怀疑。
虽然如此，我们可以承认，精神分析的治疗选择的是一种类似的处理方法。
的确，这种的意图是加强自我，使它更独立于超自我，加宽它的知觉领域，扩大它的组织，以便它能够占领取自本我的新领地①。本我在哪里，自我便将到哪里。这是一种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性的工作——可以比作排须德海的水②。
①弗洛伊德在《自我和本我》最后一章曾说过类似的话。——英译注。
②须德海（ＺｕｉｄｅｒＺｅｎ）原为北海的海湾，在荷兰西北。十三世纪时海水冲进内地，同原有湖沼汇合而成。１９３２年，荷兰人建成长２９公里，宽９０米，高出海面７米的堤坝，把须德海同北海分开，上有公路，下有水闸，可通小型渔船，内部相当大一部分的水已被排干，改造成了圩田。——中译注。
第三十二讲 焦虑与本能生活
有关我们的焦虑和心灵生活中的各种基础性本能的概念（或观点），我将向你们介绍一些新内容。但是，这些新内容中没有一个能够自称为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最终解答，对此请你们不要感到惊讶。我在这里使用“概念”一词是有特殊理由的。虽然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很难解决，不过，难点并不在于观察资料不充分，因为和这些难题一起显现出来的，实际上都是一些最普通的、我们最熟悉的现象；难点也不在于这些问题所引起的各种思辨具有晦涩性，因为思辨性考察在这个领域中无足轻重。真正的困难在于这些问题事实上关系到各种概念，即关系到采用恰当的抽象观念；而只要把这些观念应用于原始的观察材料，就可以使它们变得富有条理性和明晰性。
在我过去的讲演集①中，曾有一讲专门论述焦虑问题（第２５讲）。
我现在应该先来简要地回顾一下那一讲的内容。
在那里，我们把焦虑描述为某种情感状态——亦即焦虑是快乐和痛苦的情感系统（ｔｈｅ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ｕｎ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ｓｅｒｉｅｓ）中的某些情感的结合物。它具有各种相应的释放性神经兴奋作用和对
①指《引论》。——中译注。
这些作用的知觉。但它也可能是某种特别重要的经历的积淀（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ｅ），并通过遗传体现出来。我们可以把它比拟为个体身上的歇斯底里（ｈｙｓｔｅｒｉａ）的发作①。我们认为，这个特别重要的经历就是婴儿诞生（ｂｉｒｔｈ）的过程，它在个体身上留下了焦虑性情感的痕迹。这是因为诞生这一行为对心脏活动和呼吸特征的作用很容易产生焦虑。
因此，这种最初的焦虑本来是有害的。然后，我们开始区分现实的焦虑和神经病的焦虑。
前者是对危险——即来自外部的预料到的伤害——的反应；这种焦虑看来是可以理解的。
后者则完全不可思议，而且似乎也是毫无意义的。
在分析现实焦虑时，我们将它一直解剖到仅仅是感觉注意力的加强和运动肌的紧张这种初始的状态。
我们称之为“焦虑的准备”（ｐｅｒ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ｆｏｒａｎｘｉｅｔｙ）。现实的焦虑就是从这种状态中发展起来的。这里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是焦虑——对早期创伤性（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经验的重演——的产生仅仅是一个信号。
在这种情况下，焦虑反应的结果就可以使自己适应于新的危险情况，并能够进行战斗或防御。
另一种是仍以感觉注意力的加强和运动肌的紧张为主，整个焦虑反应依然停留在产生的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焦虑的情感状态就变成了麻痹人的意志的东西，对于个体当时的意图是极为不利的。
接着，我们又转向了神经病焦虑。
我们观察到这种焦虑具有三种状况。首先，我们发现它是一种自由飘浮的、普遍性的忧虑（ａｆｒｅｌｙｆｌｏａｔ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ｎｅｓ）。它很容易
①详见《引论》第二十五讲。——英译注。
采取众所周知的“预期性焦虑（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ｔａｎｘｉ－ｅｔｙ）”的形式，使自身暂时依附于任何一种可能是新近出现的事物，如在典型的焦虑性神经病（ａｎｘｉｅｔｙ—ｎｅｕｒｏｓｉｓ）中那样。其次，我们发现这种焦虑牢固地依附于某些处在所谓的“恐惧（ｐｈｏｂｉａｓ）”之中的感觉。虽然在这种依附中仍可以辨认出与外部危险的关系，但是我们应当认为这种恐惧被极度地夸大了。最后，我们发现这种焦虑也存在于歇斯底里和其他严重的神经病之中。
在这些疾病中。焦虑或者伴随着各种症状，或者单独出现，表现为一次性发作或较持久的状态，但都缺少外部危险方面的任何明显根据。于是，我们向自己提出两个问题：“人们在神经病焦虑中害怕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把这种焦虑与面对外部危险而感受到的现实焦虑联系起来？”
我们的研究并非徒劳无功，而是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结论。
临床经验表明，焦虑性预期与性生活方面的利比多效益（ｅｃｏAｎｏｍｉｃｓ）具有经常性的联系。焦虑性神经病的最普通起因，就是兴奋尚未达到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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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多兴奋被唤起了，但却未予满足和加以利用，于是忧虑代之而起。我甚至认为有理由说，这种未予满足的利比多直接转变成了焦虑。幼儿身上频繁出现的某些恐惧便证实了这种观点。
这些恐惧中的许多是十分费解的。
但也有一些，例如对独居的陌生人的畏惧，却无疑可以给予解释。
孤独就如同一张陌生的面孔那样，唤起了儿童对熟悉的母亲的思念。他无力控制这种利比多兴奋，也不能使它中止下来；他只能把这种兴奋转变为焦虑。所以，这种婴儿的焦虑不应被认为是现实的类型，而应被认为是神经病的类型。
婴儿的恐惧和焦虑性神经病中对焦虑的预期，为我们提供了神经病的焦虑产生的下述途径的两个实例：这种途径就是利比多的直接转化。
我们不久便会知道第二种产生途径，不过它与第一种途径并无实质性区别。
我们认为，导致歇斯底里和其他神经病的因素是压抑过程。可是相信，现在能够比过去更好地讨论这个因素了，不过必须把受到压抑的观念（ｉｄｅａ）所发生的情况，与依附于这一观念的利比多部分所发生的情况区分开来。观念很容易受到压抑，并被歪曲到难以辨认的程度。
然而它的情感部分却往往转变成焦虑。不管这种情感的性质可能是什么——攻击性也好，爱情也好——情况都是如此。
这种情况与上述利比多变得无法利用的情况本质上没有区别：它或者是由于婴儿期自我的软弱，如在儿童的恐惧中那样；或者是由于性生活中的各种肉体作用，如在焦虑性神经病中那样；或者是由于压抑，如在歇斯底里中那样。
由此可见，引起神经病焦虑的两种途径实际上是一致的。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到，焦虑的产生与症状的形成之间有着一种极为重要的关系，即二者是互相体现和取代的。
例如，一个患广场恐怖症（ａ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的病人，很可能是由于在某条街上突然产生焦虑而开始患病的，以后每次当他再走进那条街道时，焦虑都会重现，于是他就形成了广场恐怖症的症状。症状的形成可被认为是对患者自我活动的一种约束和限制，患者借助这种限制来摆脱焦虑的发作。
如果我们在可能的条件下干预症状——例如各种强迫性观念（ｏｂｓｅｓｉｏｎｓ）——的形成，我们就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况：只要我们阻止病人进行洗涤仪式，他就会陷入焦虑状态。
这种焦虑使他难以容忍，因为他曾经借助症状避开过它。
所以焦虑的产生看来的确在先，而症状的形成位于其后，症状仿佛是为了避免焦虑的突然发作而产生的。神经病在儿童时期的最初表现是各种恐惧状态，我们从中非常清楚地看到最初产生的焦虑怎样被后来形成的症状所取代。这一事实进一步证实了以上观点。
所以我们，应该到这种相互关系中去寻找理解神经病焦虑的道路。
与此同时，我们成功地回答了在神经病焦虑中人们害怕什么的问题，并成功地证实了神经病焦虑与现实焦虑之间的区别——他所害怕的显然是他自己的利比多；而两种焦虑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危险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并且这种危险是意识不到的。
在各种恐惧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这种内部危险转变为外部危险的方式，亦即神经病焦虑转变为明显的现实焦虑的方式。
为了简化通常是极为复杂的事物，我们假定广场恐怖症患者所害怕的始终是一些诱惑的情感，而这些情感是他走在某条街上时被相遇的人们所唤起的。
于是，他就在恐惧中产生某种取代作用，把他所害怕的诱惑情感变成某种外部情形。
通过取代作用，他以为自己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
一个人当然能用逃跑的办法从外部危险中解救自己，但逃离内部危险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在早期关于焦虑的讲演的结论中，曾亲自表述了下述看法：尽管我们探讨所得的这些不同的发现相互间并不矛盾，但不知怎的，它们却不能够彼此配合。这些发现乃是：作为一种情感状态，焦虑似乎是曾带来过危险恐吓的以往事件的重演；焦虑为自我保存的目的服务，而且是某种新危险出现的信号；它起源于在某种程度上已变得不能利用的利比多，同时，也产生在压抑的过程中；它被症状的形成所取代，似乎从精神方面被约束住了。但是，我们有一种感觉，即我们没有发现那种能够把上述一切碎片聚集成整体的东西。
B在上次讲演中，我曾经把心灵人格分解成超自我、自我和本我。
这一分解也迫使我们重新选择在焦虑问题上的方向。
根据自我是焦虑的唯一住所①——即只有自我才可能产生并感觉到焦虑——的观点，我们建立了一种稳固的新立场，按照这种立场，某些事物将会呈现出新的外貌。
的确，当谈到“本我的焦虑”时，或者把忧虑（ａ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ｎｅｓ）的能力归之于超自我时，是很难理解这些说法的含义的。
焦虑的三种主要类型——现实焦虑、神经病焦虑和道德焦虑——可以很容易地与自我的三种依赖（对外部世界的、对本我的和对超自我的〔见第７８页〕）结合起来。
对于这一事实中相应的合乎我们需要的成分，我们已经予以采纳了。
而且，伴随着这个新立场，焦虑作为预告危险情况的信号这一作用（顺便说一下，这种说法我们并不陌生）变得突出了，而构成焦虑的材料是什么的问题则不再引人注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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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现实焦虑与神经病焦虑之间的关系出乎意料地显得明白易懂了，而构成焦虑的材料是什么的问题则
①在《自我与本我》将近结尾处，弗洛伊德用几乎相同的语言，第一次阐明了这个观点。《抑制、症状与焦虑》中也有几处讨论了这一观点。以后关于焦虑比较重要的见解，则是后期研究的结果。——英译注。
不再引人注目了。
人们还将注意到，较之对那些曾经被认为是简单的东西，我们现在可以对产生焦虑的各种显然是复杂的情况获得更好的认识。
我们最近一直在研究从某些恐惧——我们将其归类为焦虑性歇斯底里——中产生焦虑的途径。
我们选择了若干病例，在这些病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施加于从俄底浦斯情结中产生的各种愿望性冲动的典型压抑。
我们本来希望发现，上述情结就是男孩把母亲作为对象所给予的利比多精神专注（ｌｉｂｉｄｉｎａｌｃａｔｈｅｘｉｓ），这种精神专注曾通过压抑转变成焦虑，后者又接着表现为症状，并依恋于作为母亲替代者的父亲。
我无法向你们表明这类研究的详细步骤。
但我可以充分说明，我们的研究得出了令人吃惊的结论，它与我们的期望正相对立。我们发现，引起焦虑的并不是压抑；焦虑早在压抑之前就存在了。相反，是焦虑造成了压抑①。但是，已有的焦虑可能是哪一种呢？它只能是面临具有威胁性的外部危险的焦虑，即现实焦虑。
男孩的确是在面对他的利比多要求时体验到焦虑的——在这种场合，焦虑产生于对母亲的恋爱中——所以，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一种神经病焦虑。
但是，这种恋爱中的利比多要求是作为一种内部危险出现的，而男孩必须放弃母亲这个对象来避免这种危险，因为它莫名其妙地召来了某种外部的危险情况。
我们在研究的每一个病例中，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但是应该承认，我们当时并未想到会发现，对于外部的现实的危险状况来说，
①参见《抑制、症状与焦虑》第四章。其中所考察的病例是“小汉斯”和“狼人”。——英译注。
内部的本能危险本质上是一种决定性的、准备的因素。
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还没谈到作为男孩与母亲恋爱的结果而被男孩所恐惧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现实危险。
这种危险就是被阉割的惩罚，就是失去生殖器的惩罚。你们一定会反对说，那毕竟不是现实的危险；我们的男孩并没有被阉割，因为他们只是在俄底浦斯情结中与母亲相恋。不过问题是不可能这么简单就一笔抹掉的。
首先，这并不是一个阉割是否真实进行了的问题；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种危险是一种来自外部的恫吓，而儿童却相信它。儿童的相信具有某种根据，因为在崇拜男性生殖器阶段（ｔｈｅｐｈａｌｉｃｐｈａｓｅ），在他的早期手淫（ｍａｓ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阶段，人们常常吓唬说要割掉他的阴茎；而且，从发展的观点来看，这种惩罚的暗示一定会在他身上得到强化。我们推测，在人类家庭的原始时期，忌妒而残忍的父亲实际上常常对发育中的男孩进行阉割。那种作为原始人习俗的、在人的青春期如此频繁地实行的割礼仪式①（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就是一种显然可以辨认的阉割的遗风。我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正在严重地背离一般见解；但我们仍然必须牢固地坚持这种观点：对阉割的惧怕，是压抑从而也是神经病形成的最一般和最有力的原因。
在某些病例中，割礼——尽管确实不是阉割——作为对手淫的纠正和惩罚（这种现象在欧美社会中绝不罕见），已经对男孩实行了。对这些病例的分析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我很乐意进一步深入探讨
①犹太教、伊斯兰教的一种仪式，把男性教徒生殖器的包皮割去一些。这种做法在原始人中是一种习俗。——中译注。
阉割情结（ｔｈｅ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但是我将紧紧围绕我们的主题。
当然，对阉割的惧怕并不是压抑的唯一动机。的确，女人身上不存在这种惧怕。
因为她们虽然也有阉割情结，但却不可能形成对被阎割的惧怕。
这种惧怕在女人性活动方面的地位，被对失去的惧怕取代了。这种惧怕显然是婴儿发现母亲不在时所产生的那种焦虑，它一直延续到儿童的晚期。
你们将会认识到，这种焦虑所暗示的危险状况是多么的真实。
如果母亲不在了，或者收回了对孩子的爱，孩子就会不再确信自己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因而很可能陷人种种最悲痛的紧张情绪之中。
不能否认下述观点，即这些决定焦虑的因素在本质上是婴儿诞生时的原始焦虑状态的重演，那些状态当然也表现了孩子与母亲的分离。如果你信奉费伦齐（Ｆｅｒｅｎｃｚｉ，１９２５）所提出的思想，你甚至可能把对阉割的畏惧也加到这些因素中去，因为失去这一男性器官的结果，就是不能再次通过性活动与母亲（或她的替代者）联结在一起。
顺便提一下，回到母亲子宫中去这种非常频繁地产生的幻想，是与母亲发生性交往的愿望的替代物。
在这一方面，我可以告诉你们许多饶有趣味的事情和令人吃惊的关系，但我不能够超出精神分析引论的范围。
我只能请你们注意这一事实：在这里，心理学的研究正在接近生物学的事实。
Ｏ。兰克（Ｒａｎｋ）——他对精神分析作出了许多出色的贡献——也明确地强调诞生行为和与母亲分离的意义（１９２４）。不过我们认为，他从与神经病理论甚至分析疗法有关的这个事实中作出的极端推论，却是不可以接受的。
他那时已经形成了其理论的核心，即诞生时的焦虑体验是以后所有危险情况的原型①。只要用少许时间来详细阐述一下这些危险情况，我们就能够表明，决定焦虑的每一个特殊因素（即危险情景），实际上都被分派给了每一个适应于它的发展阶段。心理上不能自助的危险性适应于自我早期的不成熟阶段；失去对象（或失去爱）的危险性适应于童年期最初几年缺乏自信的阶段；被阉割的危险性适应于崇拜男性生殖器阶段；最后，对超自我的畏惧——它采取一种特殊的态度——则适应于潜伏期。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决定焦虑的早期因素将被摒弃，因为由于自我的加强，相应于这些因素的危险状况便失去了它们的重要性。
但是这种情况只是很不完全地存在着。许多人没有能力克服对失去爱的畏惧；他们从来没完全独立于别人的爱，而是在这一方面仍然表现得像婴儿一样。对超自我的畏惧在正常情况下是决不会停止的。
因为它采取道德焦虑的形式，而这在社会交往中是不可缺少的。
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个体才可能独立于人类社会而存在。
此外，有一些早期的危险状况也一直残留到后期阶段，但作为焦虑的决定因素，已被时代作了修正。
例如，阉割的危险在梅毒恐惧症（ｓｙｐｈｉｌｉｄｏ－ｐｈｏｂｉａ）的名目下继续存在着。确实，一个人进入成年后便懂得，阉割已不再是对放纵性欲望的习惯性惩罚了；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已经认识到，那种本能的自由受到各种严重疾病的威胁。
毋庸置疑，我们称
①弗洛伊德在《释梦》第二版（１９０９）增补的一条脚注中，首次发表了这一评价。但是有理由相信，他的理论则在更早的时候就被他在维也纳的追随者所知悉了。他对兰克出生论的批评主要见于《抑制、症状与焦虑》第八、十两章中。——英译注。
之为神经病的那些人，在对待危险方面仍然孩子气十足，并且尚未克服决定焦虑的早期因素。
我们可以认为，上述内容从事实的角度进一步描绘了神经病的特征。但要说明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则是不那么容易的。
我希望你们并没有失去我的讲演线索。
请记住，我们正在研究焦虑与压抑的关系。我们已认识到两个新情况：首先，是焦虑造成压抑，而非如我们曾以为的，是压抑造成焦虑；其次，被惧怕的本能状况可以最终溯源到外部的危险情况。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怎样描述焦虑影响下所发生的压抑过程？
我认为答案应如下所述。
自我注意到，如果满足正在形成的本能要求，便会招来一种危险情况——它过去经常出现，现在则又被充分地回忆起来了——所以，必须以某种方式约束、阻止这种本能的精神专注，消除它的力量。我们知道，如果自我是强大的，并把有关的本能冲动吸收入到它的组织中，它就能够完成这一任务。
然而在压抑的场合之下发生的情况则是，本能性冲动依然隶属于本我，自我还很弱小。因此，自我通过某种方法来帮助自己。
这种方法本质上等同于正常思维（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思维是一种试验性活动，所用的能量较小，采用的方式像一位将军在调动大批部队之前，先在地图上四处移动小型人像那样①。这样，自我就预先采取措施来防止对有问题的本能性冲动的满足，它允许思维重演由以前所惧怕的危险情况所产生的种种痛苦的情感，于是快乐—痛苦原则（ｔｈｅ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ｕｎA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就自动地开始发生作用，对具有危险的本能性冲动施行压抑。
“停一下！”
你们可能会喊道：“我们不能再继续跟随你了！”
你们当然是正确的。
我应该再作一些补充说明，以便上述观点能够被你们所接受。
首先我得承认，我已经努力把那种实际上应该既非意识也非前意识的过程——它发生于处在不可设想的最底层的各部分能量之间——翻译成了关于我们正常思维的语言。
但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缺点，因为不可能以任何其他方式来研究这个过程。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清楚地区分：当压抑存在时，自我发生了什么，本我的情况又怎样。
我们刚才说过，自我所做的事情是利用试验性的精神专注，并通过焦虑的信号发动快乐—痛苦原则的自动作用。
然后，自我可能
①在上次讲演（见第７６页）中，弗洛伊德就提到了这种延缓的（ｐｏｓｔ－ｐｏｎAｉｎｇ）思想活动，把它作为自我的一种主要功能。作为试验的、小规模活动的思维这一概念，是弗洛伊德理论中最早和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与他关于基本的和第二位的精神过程的区分（见第７４页及脚注３）密切相关。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１８９５年《规划》（ｐｒｏｊｅｃｔ）的第一部分第十六、十七和十八节中。后又在同一著作的第三部分（１９５０ａ）第三节中再次被论述，当时使用的显然是神经病学的术语。但是，在《释梦》（１９０ａ）第七章（Ｅ）中，它又作为纯心理学的术语重现。此外，人们还可以在《论笑话》一书的第七章中，在《精神活动的两个原则》一文的第１９２页，在《无意识》一文的第五节，在《自我与本我》的第五章以及《虚无》一文中一再见到这个概念。它最后一次的出现则是在弗洛伊德的最后一部主要著作，即《精神分析纲要》（１９４０〔１９３８〕）第八章中（诺顿，１９４９）。——英译注。
产生若干不同的反应，或这些反应在各种不同比例中的结合：或者是焦虑充分地产生，而自我则完全撇开那种令人惧怕的兴奋；或者是自我用一种反精神专注（ａｎｔｉｃａｔｈｅｘｉｓ）来与这种兴奋相抗衡，以取代试验性的精神专注。
这种反精神专注与受压抑的冲动的能量相结合从而构成症状；或者这种反精神专注被吸收入自我，变成反作用—形成（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①，变成对某些自我意向的加强，变成对自我的持久性的改变②。焦虑的产生可能越是局限于一种纯粹的信号，自我消耗在各种防御活动——它们相当于对被压抑物〔冲动〕的心理束缚——上的能量就越多，从而这种防御过程也就越接近于对被压抑冲动的一种正常的重新唤起（ｗｏｒｋｉｎｇｏｖｅｒ）③，虽然无疑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一点。
顺带提一下，在这里我们可以略为详细地阐述一个论点。
你们自己无疑已经假定，被称作“性格（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的东西——对它很难下定义——应该完全归之于自我。对于产生性格的诸因素，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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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是超自我，是与
①反作用—形成是一种防御机制，指一个人把使他感到焦虑的冲动隐藏起来，改装成另一种相反的冲动，如用爱来代替恨。——中译注。
②关于反精神专注导致改变自我的观念，很可能在弗洛伊德相当早的几部作品中就已经形成了，例如在第二篇《防御的神经—精神病》一文（１８９６ｂ）的结尾。之后又出现在《抑制、症状与焦虑》（１９２６ｄ）第１１章中。在很晚写的一篇学术性论文分析的有限期与无限期（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ｅｒｍｉｎａｂｌ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ｂｉｅ；１９３７ｃ）中，弗洛伊德进一步阐述了该观念。——英译注。
③作为处理不愉快的精神事件的正常方法的“重新唤起”这个概念，是弗洛伊德的一个老概念。例如，在布洛伊尔（Ｂｒｅｕｅｒ）与弗洛伊德的“初步交往”时期，弗洛伊德在一次论歇斯底里的讲演中说：“顺便提一下，健康的精神机制在对付精神创伤的影响上，还有另外一些方法……——即通过联想重新唤起该精神创伤。”（１８９３ｂ）——英译注。
早期的父母机构的一种结合体，超自我无疑是该结合体中的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部分。
然后，它是儿童在晚期模仿其双亲以及其他对儿童发生影响的人物的自居作用（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以及作为已被放弃的对象—关系（ｏｂｊｅｃｔｒｅAｌａｔｉｏｎｓ）〔参见第６４页〕的积淀所构成的种种类似的自居作用。关于性格的构成原因，我们现在可以再补充一些内容，它们就是自我决不会缺少的各种反作用—形成，是自我在否定不受欢迎的本能冲动时，于首先实行压抑然后采用较为正常的方法的过程中习得的①。
现在我们转回来讨论本我。要想推测在反对本能性冲动的压抑中发生的情况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主要关心的问题是：这种本能性冲动的能量，即本能兴奋的利比多负荷发生了什么情况？
也就是说，这种利比多负荷是怎样被利用的？
你们可能会回想起，我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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