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及其身后的人们-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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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期也同样存在着表现疯癫主题的作品。这里作一个简要的概括。福柯认为，尼采、梵高、阿尔托等人的艺术作频频出现，这一情况既体现了现代世界的矛盾和痛苦，也使世界无法证明自己的合理性。

　　《疯癫史》要讲什么

　　上文所述的内容也就是《疯癫史》的大体内容。当然，它遗漏了一些历史片段。不过，就笔者判断，上文所介绍的那些内容已经可以说明问题，所以有意遗漏了一些历史片段。那么，《疯癫史》究竟要讲什么呢？这里说的是它的主要思想，而不是枝节处的观点。

　　正如某评论家所说，福柯从未界定疯癫，它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按照福柯自己的话来讲，疯癫不是一个自然的事实，而是一个文明的事实。也就是说，不把这种现象说成是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举个通俗点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前一段，82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娶了一个28岁的女人翁帆结婚。如果按照精神病学的说法，翁帆就是一个恋老癖患者。她在感情方面不正常，嫁了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而按照福柯的观点，翁帆就是个正常人。老人可能给人带来温馨、和蔼的感觉，对老人产生爱慕很正常，是正常的感情。

　　疯癫在不同历史时期被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人们对疯癫的观念也是不断改变的，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认识过程。而在这些过程中，疯癫本身却没有变化。所以，人们对疯癫者的观念是受到了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不是一个自然的事实。按照福柯的话讲，这是一种文化建构。

　　于是，在这里，福柯批判了西方的文化。他指出，一种文化用划定边界而得以谴责边界之外的某种东西。比如划分异性恋与同性恋，社会便开始歧视同性恋。巧合的是，《疯癫史》发表之前，西方精神病学普遍认为同性恋是精神疾病。而《疯癫史》发表后不久，西方世界开始逐渐认为同性恋是一种自然现象。这一过程的发生，大概与《疯癫史》有着很大的关系。

　　也就是说，这部作品改变了人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伸张了他者的权利。

　　
　　
　　简短的结语

　　以上内容是笔者对于《疯癫史》的理解。我虽然费了一些工夫，但还是有可能存在一些谬误。另外，由于自身学识的限制，比如我没有学过精神病学，所以不知道福柯关于精神病学的讲法是否正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至多能做个转述者，而没有资格做评论者。

　　不过，笔者仍对书中的一些思想感到着迷。比如福柯谈到，一种文化用划定边界而得以歧视边界之外的某种东西。我读到这句话时，被福柯的洞察力所震惊。同时，毋庸讳言，本书某些章节的写作也是受到了这句话的启发。这也是我选择《疯癫史》来介绍的原因之一。

　　最后，《疯癫史》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广泛了关注。或许《世界报》的书评最能恰当地说明这部作品的地位，《疯癫史》是一部惊人的杰作，所有的人都值得一读。

　　
　　
　　
　　4，部分主要思想

　　如果说福柯的作品精彩，那最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其作品里的思想了。福柯是一个善于思辨的人，你从他那里总能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不同的结论。因此，我们很有可能从他的思想中受到启发，甚至会把他的某些思想当作自己的精神资源。比如我自己就有这样的切身感受。因此，笔者在本节中收录了福柯的部分思想（不是全部），与各位分享。

　　关于社会建构

　　疯癫不是一个自然的事实，而是一个文明的事实。

　　
　　关于凝视惩戒

　　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

　　权力与话语

　　话语是权力的一种运作过程，话语的使用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表达权力的方式。话语即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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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真理

　　真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等待人们去寻找并发现的东西，而是人创造出来，甚至为了权力意志的需要创造出来的东西。

　　
　　关于人的科学

　　现代关于人的科学……如心理学、精神治疗学、教育学、犯罪学等，不但不是真理，反而是宰制人的权力工具。

　　权力与真理

　　真理与权力结构相连并且成为其中的一环，这个权力结构产生真理并坚持它是真理，权力导出真理，延伸真理。这就是一个‘真理’的制度。

　　
　　权力问题

　　权力并非集中在国家机关那里，它是分散的、星罗棋布的。它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层次、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际关系中运作。

　　关于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通过他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分析，对那些自说自话的规则质疑，去打扰人们的精神习惯，他们行事与思想的方式，去驱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来的东西，去重新检验那些规则和体制，在这一重新质疑的基础上（他在其中完成知识分子的特殊任务），去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

　　新的人际关系

　　我们生活在一个制度相当匮乏的关系世界。社会和制度限制了人际关系的可能性，因为一个具有丰富人际关系的世界管理起来太过复杂……事实上，我们生活于一个法律的、社会的和制度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中，人际关系的可能性极为稀少，极为简单，极为可怜。当然，存在着基本的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但是还有多少其他关系应当存在啊……！

　　什么是革命

　　政权的更迭并不一定不是真正的革命，个人的快乐上升才是真正的革命。

　　革命的目的

　　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所谓的理想王国，而只是‘去中心’，‘反规范’，‘反权威’，解放人的潜在意志和欲望。

　　关于反抗

　　反抗出于自身感觉到的压制，它应该随时随地进行。这样，它才不会是无病呻吟或事出无因的。

　　关于个人

　　不要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一成不变。人活着就不断地改造自己。

　　关于未来

　　不要再做设计社会蓝图这样的蠢事。未来的社会化将出自于体验。

　　我读福柯的思想往往有一种十分感动的心情。因为在我看来，福柯的一系列探索揭示了这样几个问题：我们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为什么会受苦难；以及斗争和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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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福柯简评

　　从上面笔者的行文用语中，您可以看出，我是一个十分钦佩福柯的人。我觉得这个人很伟大。当然，持有相同看法的不止我一个。无论西方、东方，福柯都有一批追随者。本文的主人公李银河就是其中之一。然而，本节并不是要把对福柯的溢美之辞再重复一遍。福柯的思想究竟怎样，各位自有公断，用不着我在这废话。

　　要对福柯的思想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并给出恰当的评论。这里显然不是合适的地方。那应该在专门研究福柯的作品加以探讨。另外，毋庸讳言，笔者现在也不具备那样的能力。但我想在这里表达一个理念：福柯再伟大，他也是人，不是神。是人就有可能犯错误，有可能缺点。所以，即使是福柯的思想、观点，我们同样应该持审慎的态度，应该有怀疑的精神。

　　我这句话既是说给自己的听的，同时也是说给李银河听的。当然，她是否能听到那就另当别论了。

　　说句不太好听的话，李银河对福柯的感觉很不对劲，已经达到了非理性的地步。更可怕的是，她把这种感觉带到了她的学术研究中。读李的作品，你会有这样的感觉。李在论证某一个观点正确时，她会说，因为福柯认为这个观点正确，所以这个观点肯定正确。这里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李曾进行过有关中国性法律方面的研究，她的一个研究结论是，性不应该成为立法惩罚的对象。她的其中一个论据是，据福柯的考证，法国拿破仑三世的法典上根本没有任何关于性犯罪的条文。

　　然而，笔者却对这一点持怀疑态度。拿破仑三世时期，法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已经不是远古的荒蛮时代。一个现代的国家里，怎么可能没有关于性犯罪的条文呢？尤其是，怎么可能没有强奸罪的条文呢？难道当时在法国强奸不算犯罪吗？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前往法律图书馆。后来笔者在一本关于外国刑法大全的书中⑦，看到了法国1810年的刑法典。之后，笔者又比照了一下时间，发现1810年与拿破仑三世基本属于一个时期。然而就在那部法典中，不但有强奸罪，奸淫幼女罪这样的普通罪名，甚至还设置了通奸罪，强奸男人罪这样的特殊罪名。有关性犯罪的法条与今天相比，可以说是只多不少。

　　那么，连笔者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这样的小人物尚且知道怀疑权威，为什么经过多年学术训练的李银河却忘了起码的学术准则呢？而且考证资料这件事对李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她本人在社科院工作，那里的法律研究所是中国法学研究实力最强的科研单位之一。如果她向研究外国法制史的有关专家请教，我想，对方是会给她提供相关方面的资料的。

　　她如此粗心大意不能不说是与她对福柯的疯狂崇拜密切相关。她或许认为，连福柯都这样说，那还错得了吗？于是，虽然李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题目（有关性的刑法），但由于其不讲究学术规范，致使其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另外，福柯虚构事实的习惯由来已久。早在《疯癫史》的写作中，他就犯有这一毛病。美国学者曾询问福柯有关《疯癫史》中愚人船的历史依据。福柯对此吱吱呜呜，躲躲闪闪，最终也没说明愚人船的来源出处。

　　所以，不论是对谁，我们都应该抱有怀疑精神，这是使人保持清醒的必要手段。而且怀疑也是使人走向伟大的金钥匙，这一点对文化人来说，尤其如此。

　　我在这里不想列举世界历史上那些伟大科学家如何地有怀疑精神，又如何因此发明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理论。就本章的主人公福柯而言，他本人就是一个极有怀疑精神的人，这是他走向伟大的第一步。我想，如果福柯在天有灵，他也不希望他的信徒们毫无创造精神。本文的另一个主人公李银河，原本也是一个有怀疑精神的人。她的一部力作《生育与村落文化》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在那本书中，李银河批判了贝克尔和费孝通这两位学术大师在生育文化上的观点，并给出了自己的结论，使本书成为社科院的精品著作。如果李能把她的怀疑精神坚持到底，那她可能就真的是一位学术大师了。然而，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她更像一个转述者。

　　
　　①“性究竟有多重要……访李银河”，《南方周末》，1998年3月20日

　　②参见《福柯与性》

　　③参见《福柯思想肖像》

　　④参见《福柯思想肖像》

　　⑤参见《福柯思想肖像》

　　⑥参见《疯癫与文明》

　　⑦参见《性的问题》

　　⑧参见《世界著名法典选编·刑法卷》萧榕主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
李银河与王小波
1，王小波的另类求爱

　　读不懂我的人不配做我的女人

　　……王小波

　　
　　王小波去世以后，有许多记者问李银河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王小波为什么会喜欢她呢？王小波喜欢她什么呢？

　　然而，对于这一问题，李银河却总是回答不出来。①另外，据李银河所说，王小波在认识她没多久，就向她表示了求爱。王小波为什么会这样做？

　　当我仔细地考察了王小波求爱的前后过程之后，我觉得自己能够回答上面的问题。那就是，王小波使用了另类的求爱方式。从这种求爱方式中，我听到了他的一个原则，不懂他的人不配做他的女人。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个人观点，是否正确，还需要进一步确证。

　　王小波出生于1952年，在他成长的前30年里，他周围的环境是这样的。社会要求千人一面，看到所有的人穿同样颜色的衣服，全部是蓝的；所有人都说一模一样的话，绝没有一个人敢说有一点特色的、有点趣味的话，一说就会被打右派，被批判，被贴大字报。小波的父亲大概就是在文革中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因此被打成了“右派”。

　　小波的成长过程可以说是充满艰难，他从小体弱多病，还经历了文革、下乡、家庭变故等许多艰难的岁月。但是，他并没有失掉生活的信心，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可以拥有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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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波是个热爱文学的人，同时他相信自己有文学才能，会在文学方面有所作为。除此之外，他也是个离经叛道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特立独行。因此，即使是他的求爱方式，也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1973年，小波返回北京，在一家工厂里做工人。与其他的工人不同，他知道自己的一生不可能就这样荒废在工厂里，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他想写小说，但他知道这并不是一件想做就能做的事。他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需要时间、需要一定的写作环境。而这些显然还并不具备。

　　此外，小波还是个渴望爱的人。他需要有一个人能理解他，需要一个能够真正交流的人，需要一个能给他提供写作环境的人。然而，这样的人到哪去找呢？

　　他觉得这件事不是仅用言语就能够表达清楚的。不如自己写一篇小说，把自己想说的话隐藏在小说的背后。通过这篇小说，表达这样几层意思：1，自己是一个有文学才华的人，是有写出好作品的潜力的；2，自己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阅读过不少作品；3，自己是一个懂得爱的人，与自己结合会享受到诗意的爱情。

　　因此，真正欣赏小说的人，才是自己想要的人；而真正欣赏小说的人，也一定是想要自己的人。

　　他的这部小说就叫《绿毛水怪》。他让这部小说在朋友手中传阅，并希望更多的人读到它。他把自己的婚姻大事交给了老天爷安排，希望上天能为他寻找到合适的伴侣。

　　这部小说传啊传，终于传到了李银河的手里。当时，李与小波还未曾谋面。李银河看过《绿毛水怪》之后，就立刻产生了一种心弦被波动的感觉，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共鸣。她明显地感觉到，她迟早要与这位作者发生点什么。

　　李银河说，虽然小波那时的文笔还很稚嫩，但是一种掩不住的才气已经跳动在字里行间。她时不时地从中读到许多充满诗意的句子。比如文中的陈辉（男主人公）说：“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等。从这些美丽的句子中，李感受到了小波的诗人气质。

　　此外，《绿毛水怪》中还有几段陈辉（男主人公）和妖妖（女主人公）谈读书感受的情节。从那里，我们就能瞥见王小波读书之广泛。然而，巧合的是，那里提到的几本书，李银河也读到过。更加巧合的是，李在其中找到了相似的感觉。在此之前，李把这些感觉当作自己内心的秘密。而今天，这些秘密则被一个即将到来的男人全部看穿了。

　　另一头的王小波也开始有了心灵感应，他知道自己苦苦寻觅的知心爱人已经找到。自己不愿再等，想立刻前去表达爱意。

　　他知道李已经看过了《绿毛水怪》，自己无须再多说什么了。他来到李银河工作的地方，光明日报社，与李单独聊天。没多久，他便突然问到：“你有朋友吗？”

　　“没有”。李银河如实相告。

　　小波单刀直入地问：“那你看我怎么样？”

　　李银河当时感到震惊和意外。他没想到小波竟是这么的直率。②

　　当时小波不过是个工厂的工人，父亲的“右派”问题还没有解决，他本人的相貌也非常一般；而李银河当时已经是大学毕业，而且是大报社的编辑。两人的社会地位如此悬殊。小波在面对爱情时，却非常自信、从容。因为他知道，真正懂他的女人是不会在乎这些的。

　　李银河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人，她没有用世俗的眼光看待小波。她接受了小波，因为她是一个“慧眼识珠”的人。

　　
　　
　　2，事业上的相知

　　王小波不是帅男，李银河也不是美女。然而，他们却都是才智超群的人。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能感受到彼此之间难以言传的吸引。王小波回忆说，他有个朋友智商特别高，老婆也特别漂亮，而且还是贤妻良母。但那个朋友老有一种感觉。他扔一个球，老婆总是接不住。也就是说，那个人很难和他老婆做精神上的交流。而小波却没有这方面的遗憾，他扔一个球，李银河还是能够接住的。他称李银河是“无价之宝”。

　　王小波与李银河之间的这种无障碍沟通，对他们双方的事业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有过学术研究经历的人，尤其是开创性研究经历的人，很可能有这样的感觉，虽然自己已经对某些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和研究方法，但由于某个（或某些）材料的缺乏，导致无法动笔。这时候，如果旁边有个高水平的人帮着提供一些信息，那将是莫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许多学术作品的作者，会在序言中感谢其他人，这并不是礼貌上的客套，而是这些人确实对这本书的完成有贡献。我记得当年费孝通先生在做社会学研究时，需要一些古代的文献资料时，往往就会向附近的潘光旦先生请教，受到了很大的帮助。另外，即使是小说家，也往往会对某些细节感到难以把握。这时候，他也会希望有人给他提供这方面具体情况。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机会，那些人的探索过程，将会变得更加艰难。

　　王小波与李银河是幸运的，他们之间没有嫉妒的心理，都希望对方的事业能够不断提高。于是，他们之间的沟通促进了各自事业的发展。毕竟，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相当重要，是会传于后世的。　

　　李对王事业的帮助

　　在我看来，李银河对王小波事业上的最大帮助是为其提供了一个写作的环境。

　　想要写作与真正能够写作是两码事。

　　王小波想要写作的愿望可以说是一直就有。直到他到美国留学时（赴妻子就读的匹兹堡大学），这种愿望开始无法抑制了。如你所知，美国是一个高消费的国家。在那个国家，没有钱是生存不下去的。小波到美国是去留学，而不是去做生意。因此，他是有挣钱的压力的。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的做法是到餐馆等处打工。然而，这样做势必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再加上平时的上课时间，想要写小说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而这时候，是李银河帮助了他。李在美国读书时，成绩优异，拿了不少奖学金。她赢得的奖学金足够二人吃饭、租房等日常开销。因此，王小波可以不用出去打工，把经历更多地用在他的文学写作上。他的小说《黄金时代》就是那个时候完成的。为此，小波常把李银河比做资助巴尔扎克写作的贵族女人。

　　留学回国的王小波顺利地进入北京大学做教师，讲授社会学。然而，此时的他对小说的热爱已经进入痴迷的程度。虽然大学里讲课时间并不很长，但王仍不愿自己因此而分散精力。他想做出一个大胆的举动，从北大辞职，在家专心做自由撰稿人。

　　在常人眼里看来，王是疯了。自己有那么一个令人羡慕的稳定工作，工资丰厚，享受医疗保险等等，却不想做了。这不是疯了是什么？就连王的家人，也对他的做法表示反对。王的哥哥劝小波，文学不当饭吃。王的母亲觉得儿子没日没夜的写小说对身体不好，而且弄不好还要遭到迫害。历史上受此遭遇的文人不少。但王觉得，人活着还是应当有些追求的。这才是他存在的意义。

　　于是，他辞职了，他回家了。给他坚定支持的，依然是他的妻子李银河。当时中国，人们还没有听说“自由撰稿人”这个词，也几乎没人做这件事。即使是现在，这样的人也不多。另外，做这件事是否能赚到足够的钱养活自己都很成问题。而且王小波希望写出高质量的作品，而不是符合市场要求的流行读物。因此，对于王小波来说，他随时面临着被饿死的危险。如果没有李银河的物质帮助，王即使有写作的愿望，恐怕也无法实现。



　　然而，李对王的帮助不仅仅在金钱方面。李本人的工作甚至还为王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如你所知，李银河进行过同性恋研究。在做这项研究时，她找来王小波帮忙。于是，王有机会接触了不少男同性恋，了解了他们的交往方式，内心活动等等。而这为他后来创作同性恋题材的小说《东宫西宫》打下了必要的基础。王小波通过《东宫西宫》获得了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成为国内获得此类荣誉的第一人。而《东宫西宫》之所以能将同性恋者的心理活动描写得细致、入微、准确，是与王进行过同性恋研究分不开的。

　　李对王的支持还体现在她的宽容。读过王小说的人都知道，王喜欢用第一人称写作，作品里的男主人公往往是王二。小波在家里排行老二，他与作品里的王二很像是一个人。于是，读他的作品，感觉象作者在写自己的经历，或者作者想象自己有过哪些经历。而且，王的作品中并不回避对性的描写。他一会儿想与陈清扬做爱；一会儿又想与二妞子做爱，甚至还有他与女人之间性爱过程的描写。于是，问题就来了。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问题并不大，顶多也就觉得这个王二挺好色的。不过男人嘛，都好色，正常。我这话还不全面，其实女人也挺好色的。对于李银河来说，事情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她是王二的夫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当事人，而且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做什么。他通过写小说，与各种不同的女人意淫。虽然这并不是真实的，但至少也应该算是精神上的不忠。然而李银河没办法，她无法阻止丈夫，因为她知道丈夫在做有意义的事情，写作伟大作品。于是，李只好容忍，任王二在小说里“胡作非为”。这难道不是超越世俗的宽容吗？

　　最后，难能可贵的是，李还能看出小波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杂文）的价值，这一点我将在后文具体说明，这同时也是李支持王的根本原因。另外，王、李两人经常交流，话题广泛。他们俩又都是非常聪明、博学的人。因此，我冒昧地揣测，王作品中的某些情节、思路等等，是在与李的讨论中形成的。

　　总之，李对王的帮助是难以量化的，但可以肯定是，如果没有李的帮助，王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王对李事业的帮助

　　李对王事业的帮助很大，王对李事业的帮助也不小。

　　许多人一听到李银河这个名字，第一反应是，她是一位研究同性恋的专家。其实，李的研究范围很广泛，除了同性恋之外，异性恋、虐恋等，她都研究。不过，这应该能够证明她在同性恋问题上取得的影响力更大一些。那么，她是如何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呢？这其中离不开王小波的帮助。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李银河在北京进行婚姻家庭问题研究。在研究“独身”问题时，李遇到了一个特殊的研究对象，他是李银河进行同性恋研究的直接导火索。李当时询问他不结婚的原因。那位青年开始很不好意思说。于是，李给他提供若干原因。他说，既不因为这，也不因为那。李沉默了，等待青年说出真相。那位年轻人看到了李银河的真诚，又看到王小波的朴素。于是说，我看你们也不像坏人，我就实话实说了吧，我不结婚是因为我是同性恋。

　　那个时候，中国还没出现网络。王、李二人感到这个线索真是太难得了，想通过这个人，对同性恋人群做一番调查。幸运的是，这位青年是一位十分热情的人；同样幸运的是，他还认识不少同性恋者。于是，一项关于同性恋者的调查成为了可能。

　　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没有网络。同性恋者的活动空间十分有限，往往是在公园和公厕。然而，为了了解他们的交往方式就必须到这些地方调查。我们还知道，李是女人，让她去男厕所搞调查不太雅观、也不大可能。因此，这个重任自然就落在了王小波的头上。

　　其实，如果按照世俗的眼光，一个女人进行同性恋研究已经是不务正业。她的老公本应对其加以训诫，更别说支持、帮助了。然而，王小波却坚定地支持李银河的研究，并加入到研究中来。王小波经常来到同性恋者聚集的厕所，拍摄一些墙上的文图标记，了解同性恋的接头暗号。有趣的是，王每次进厕所时，都有许多人探出头来，看到他后又都缩回去。王向旁边的人询问，这是怎么回事？人家告诉他，就是没看上呗。王听后还感到很失落，觉得自己没有魅力。

　　闲话少述，在王的帮助下，同性恋研究得以顺利完成。李、王二人发表了研究报告《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这是中国有关同性恋问题的第一部专著。

　　许多同性恋者看到了这部作品后，纷纷与李银河联系，自愿提供自己的感情经历。这也使得李银河后来的相关研究能够不断深入，并于1998年发表另一部重要作品《同性恋亚文化》。因此，李之所以能够在同性恋问题上取得今天的成就，是离不开王的帮助的。

　　王小波对李银河的帮助，还体现在李银河的另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上。李有一部作品，在学术界评价很好，它是《生育与村落文化》。而这部作品的完成，也与王的帮助有很大关系。

　　王小波在大学时学的是理科，而读的却是文科硕士。因此，他的学科背景很复杂，这也导致他对什么都了解一些，比如高等数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等。因此，有什么不懂的，不用查资料，问问小波就差不多了。李银河就有这样的感受。

　　她说：“我写《生育与村落文化》时，自始至终得到小波的无私帮助。他们共同讨论了每个章节、每个思想，其中不少最为新颖犀利的思想来自他。此外，宏观分析一节的统计分析及其解释也得益于与他的共同探讨及他在统计学方面的造诣。”③最后，李银河不无感叹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