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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之美-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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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散归来，翻出《 中国海洋大学报 》，上面报道说3月28日范氏在敝校礼堂为广大师生做了题为“老庄心解”的学术报告。从中摘出范曾先生以下几句话：
2500年前的老子、2300年前的庄子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他们都不赞成人类智慧的过度发展，提出零度发展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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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的智慧是大智慧，人类的智慧只能算是小智慧。人无论做何种工作都应对宇宙怀有敬畏之心。
我对自己有24个字的定位：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每个人都要客观地看待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只有正确认识自己，有正确的定位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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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大在哪里
晚饭后我喜欢散步。但不在本校，专门去兄弟院校。为什么呢？因为怕有损教师形象。你想，讲台上我可以西装革履道貌岸然，纵然胸无点墨，看上去也蛮像那么回事。而散步时往往背心短裤同贩夫走卒无异。走在自家校园一会儿给自己教的女孩子来一声“林老师好”，虽是半大老头也心里不大受用。何况若在花间树阴里撞见班上一男一女做零距离接触状，大家都够尴尬的。而去邻校就没这个麻烦，因为互不认识。也巧，从南到北，我所任教的大学必同另一所大学隔路相望。讲学我心虚不敢去，散步甚觉理直气壮。春季桃红柳绿，夏天合欢婆娑，秋日满树金黄……“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但不那么乐的时候偶尔也是有的。一日，刚进彼校侧门，即被门口保安员拦住，叫我出示工作证。我拿不出，他便不放：“学校有令，今天省教育局来检查，学生不许走动，外人不许进入。”往里面看，果然安安静静，空无一人。正迟疑间，但见若干辆黑色轿车斯斯然鱼贯而来，两名保安即刻挺胸收腹，举手敬礼，神情肃然，俨然缩微仪仗队。轿车们当然不予理睬，径自消失在暮色中。保安员这才放下手，示意我进去散步。我当然没了散步心绪，默默扭头折回。
既是省教育局，顶大官无非局长了。局长毕竟稀客，好好接待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用得着“坚壁清野”吗？用得着举手敬礼吗？此时此刻，较之气恼和嫉妒，我感到的更是诧异和悲哀。
时过不久，我去北京大学开一个学术研讨会暨季羡林老先生九十华诞庆贺会。听完季老关于东西文明“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进一步高谈阔论，听完###的贺词，听完李肇星（ 季老的学生 ）的讲话，看完敦煌飞天舞（ 同季老的东方学有关 ），我和北大一位我所敬慕的学者及其他几位同行一起在未名湖畔散步。这位北大教授极健谈，而谈得最为绘声绘色的是北大如何“架子大”——###司局长来校，北大只由副处长接待（ “处长太忙” ），副部长来校难得见到副校长（ “副校长上课去了” ），校长找部领导时让秘书打电话（ “校长正和李政道交谈” ）……总之就是说北大基本不把“官儿”看得神乎其神，能在权力面前保持学者、学府的尊严。我听了，不由想起前不久目睹的向局长（ 或副局长 ）敬礼的滑稽场面，心想北大到底不同，北大就是北大，北大就是大。
记得美国思想家加尔布雷恩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而教育，最后当然聚焦于大学教育。可以说，大学之大，不取决于其校区面积之大，不取决于其师生数量之大，不取决于其设施规模之大，不取决于投资款额之大，而在于是否大气——是否具有藐视官本位意识和世俗价值观的孤高之气，是否具有引领国民人格和民族精神走向崇高的浩然之气，是否具有敢于追求真理和高擎理想火炬的凛然之气。有此气，再小亦大；无此气，再大亦小。大学之大，惟在气大而已。试想，一个在校期间看了向局长致敬表演的学生，毕业后能够向真理致敬、向学问致敬、向人民致敬吗？幸好校方来个“坚壁清野”，没让学生瞧见。这至少说明校长们毕竟不好意思，晓得这玩意儿不是大学应有的光彩表演——“知耻近乎勇”，大学还有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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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教授
日前搭出租车回家，路上司机跟我聊了起来。由天气聊到暖气，由暖气聊到采暖用煤，进而提起频发的煤矿事故。这位大约年过五十的司机显然有些激动：“这样子下去怎么得了啊！那不是别的，可是人命啊！烧暖气的煤有的可是人命换来的啊！煤矿工人太惨了！事情太不公正了！”车进校园，他转过脸很认真地说：“看来你是教授，是知识分子，写文章把这个写一下！”
回到家，我像往日一样走进书房，但没能像往日一样马上工作。我对着桌面沉思良久，心情很不平静。身后就是暖气片，书房像往日一样煦暖如春。
我下过煤矿，下去参观。井下，矿工们不出声，不说话，不笑，脸是黑的，四周是黑的，惟独白眼珠和偶尔闪露的牙齿格外白，头上矿灯如萤火虫。参观之间，有的地方须爬洞而过，稍不小心就会把煤渣石渣哗啦啦碰落下来，甚至落进脖领里……给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和死贴得太近了，简直听得见死的喘息。出井后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矿工一个月挣一万我也没意见”！第二句话是“我再也不想下去了”！都是肺腑之言。
多少年过去了。我成了教授，有了福利住房等种种城里人待遇。至于野外的矿工们一个月挣没挣到一万元，有没有类似待遇，我不太清楚，也从没把书房的暖气同矿工们的血汗以至生命联系在一起。
是的，煤矿作业未必需要我这个教授，但我这个教授一定需要煤矿。没有煤矿和矿工们的劳动，冬天就没有煦暖如春的书房，甚至因为没电而拧不亮台灯发不了传真上不了网。可是我为矿工们做了什么呢？任教二十多年来没教过一个矿工子女，大量读者来信中没有一封来自矿山……文章固然写，但没有哪一篇写到矿工，而和许多教授一样，写的是论文——为了提职称保岗位拿津贴写的据说包括自己在内平均只有4？郾5个人看的所谓学术论文。
于是我不能不质询自己：我是教授吗？我是知识分子吗？我是教授兼知识分子吗？我一时无法回答自己，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角色产生困惑和怀疑。
应该说，教授一是专业人士，一是知识分子。作为专业人士，他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教授给学生同时进行专业领域的研究；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必须体现社会和时代的良知。也就是说他要对“太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写文章和发言。如果他对此视而不见、麻木不仁，那么他就放弃了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责任、义务和使命，从而不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尤其在现阶段“效率优先，公平滞后”的发展模式下，在经济效益和人文情怀这对矛盾之间，作为知识分子更应自觉地为弱势群体诉求公正、诉求正义，更应表现出昂扬激越的人文情怀和与时俱进的社会良知。毫无疑问，良知是知识分子、更是教授的灵魂。失去良知，知识分子无非是有知识的俗物，教授无非是有教授职称的市侩而已。
所幸出租车司机们还没有舍弃我们，还期待我们“写文章把这个写一下”！魏晋文人尚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等教授岂宜一味标榜学术一味自我陶醉！古之士大夫犹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而先忧后乐，今之知识分子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脸面先乐后忧甚至只乐不忧！
或许，我身为教授又不是教授，身为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呜呼，吾谁与归！
教师头上日益黯淡的光环（1）
不知是因为迟钝还是敏感，身为教师，我忽然发现教师头上的光环黯淡了——教师好像不怎么受人尊敬了。就说搭出租车吧，聊天中司机知道我是当教师的，以前每每感叹“当教师挺不容易的，挣的都不一定有我这开车的多”！如今则往往这样感叹：“当教师挺好啊，挣的不少，有的都自己有车了”！同是感叹，但听得出，前者未必羡慕，但有些许敬意；后者明显羡慕，但敬意基本没有，为之欢欣鼓舞好像也谈不上。
如此说来，教师因挣得不多受人尊敬而挣得不少就不受人尊敬了不成？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
我当了二十多年教师，深知挣钱不多对人的伤害。当时我在广州一所主要对外招生的大学任教。班上的学生多是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子女。我的学生上街往往坐出租车，而我只能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我翻译的日本电视连续剧开始播放的时候，因为自己没有电视，只好跑到学生宿舍去看。我有什么办法呢？自己一个月71？郾5元工资，甚至不如所教学生一天的开销。我知道学生们是尊敬我的，至少不至于因为穷而瞧不起我这个老师。但我也知道，穷所带来的伤害远远不止物质生活上的，更是对自尊心的挑衅和拷问。没有自尊，教师这个职业就无以成立。而没有钱，自尊又很能成立——我想，一般人恐怕很难想像在那样的环境里当一个囊中羞涩的穷教师心里有多么苦！哪怕人们再对我怀有敬意。
在这个意义上，穷不应该过多地同教师连在一起，教师应该多挣一点儿。即便为了自尊，为了这个职业本身。我想，这无疑也是社会上善良人们的共识。因此，司机们当下似乎对教师缺乏敬意理应有其他更主要的原因。
曾几何时，夜半窗口女教师批改作业的瘦削身影成为教师这一职业的经典场景，男教师衣襟上的白粉笔灰和两鬓的白发吸引了多少尊敬的目光。人们把“辛勤的园丁”、“滴泪的蜡烛”、“灵魂的航标”等美好字眼慨然献给教师。教师是奉献、高尚、博爱的象征，是知识、学问、良知的化身。人们是那样信任老师，信任校园，向往校园。校园里，书声朗朗，书香馥馥，书海茫茫。一排婀娜的垂柳，两行挺拔的白杨，三面镂花的院墙，把校园同叫卖声隔开，同霓虹灯隔开，同写字楼隔开，校园因之得以成为同世俗社会相对保持距离的一方净土，教师因之得以潜心于教学和科研，学生因之得以埋头于学业，呵护纯净的心灵和燃烧的理想。
然而，现在杨柳少了甚至不见了，围墙矮了甚至没有了，学校开始同世俗社会接壤，滚滚红尘扑面而来。从此，教师被抛入一个个困惑的漩涡之中——不知道应以灌输崇高的理想为天职，还是以传授专业技能为使命；不知道应把学生打造成只晓得趋利避害八面玲珑的小市民，还是培养成为具有批判视角和独立精神的时代精英；不知道应保持对形而上的“道”的向往，还是甘于对形而下的“器”的屈从；不知道应作为专业人士默默钻进纯学术的象牙塔，还是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往来驰骋激浊扬清；不知道应在主流评价体系内循规蹈矩亦步亦趋，还是在个性开发的荒原上披坚执锐特立独行；不知道应黄卷青灯十年磨一剑，还是剪刀糨糊十天成一宗；不知道应满足于冠冕堂皇的宏论，还是勇于吐露求真务实的心声；不知道应蹲下来精耕细作培育一园桃李，还是一窝蜂挤上飞机气昂昂漫山撒种……
君不见，教育腐败、学术腐败正作为新的腐败品种日益为世人诟病。十几年前，囊中羞涩伤害了我的自尊；十几年后，教育腐败、学术腐败不仅深深伤害了我的自尊，还正在冲击教师的职业尊严，削弱教师头上原本为出租车司机等世人尊敬的光环。是的，学术腐败乃人世间最后的腐败。试问，学术都可以腐败，还有什么不能腐败？斯文都可以扫地，还有什么不能扫地？尤其令人尴尬的是，在教育腐败学术腐败面前，作为置身其间的教师竟不知道应口诛笔伐还是默默忍受，不知道应自我净化还是同流合污。停杯投箸，午夜梦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倏然，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先生的名句如一道闪电划过脑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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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头上日益黯淡的光环（2）
呜呼，当教师真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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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名片
在东京大学待了一年，加之日本是名片王国，自然接得若干教授的名片。近日略加整理，无意中发现日本教授的名片特别简单，头衔一般只印“教授”二字，不似中国教授的那么繁杂。为了确认我这个小小的发现，我随意拈出十枚日本教授的名片，又从日前去外省参加一个小型研讨会议时接得的名片中抽出十枚，分别排在桌面左右两侧。结果证实，十枚日本教授名片中仅一枚加印“国际比较文学会会长”，其他只印教授或“助教授”（ 副教授 ）字样。而中方这边除了一人，九人均堂而皇之地印有行政职务：副校长、校长助理、院长、副院长，最小的也是系副主任。其中一人竟把××市政协常委、××评委会副秘书长等头衔加印上去，密密麻麻竟有七行之多，而本应最有含金量最具实质性或最可炫耀的“教授”却小小地尾随名字之后，一副低眉垂首大气不敢出的样子。
于是我面对左右二十枚名片默然良久。
我无意就此小题大做节外生枝，更无意挖苦国内同行的做法，何况并非假冒伪劣，再说也是工作需要。但不能不说小小名片中的确含有大约不算小的某种信息。据我所知，名片上的日本教授中有几位实际上是有行政头衔的，而且作为名校教授，其社会兼职也可想而知。可是他们不屑于把这些一一罗列在名片上。为什么呢？无非因为他们最看重“教授”二字。社会似乎也是这样。在日本看电视读报纸，国内外每有重要事件发生一般都请有关教授评论一番，其“出镜率”甚至高于各部大臣，但介绍时一般只称某某大学教授，并不提其行政头衔。校内亦是如此。“学部长”（ 院长 ）和“学科主任”为教授之间互选，不少人极力推辞而不得，甚至有人为逃避“当官”而辞职换一所学校。实际上“官”也只起协调作用，稍微大一点的事便提交“教授会”集体商议表决。也就是说，人家日本一般只在意教授这一专业技术职称。
当然不是说中国就不甚在意教授这一称谓。坊间众生忽闻某某是教授，即使不马上作揖打拱也还是要用黑眼珠多瞧上一眼的。就连政府高官据说也以自己是某某大学客座教授而兴奋得多喝半杯。校内就更不用说了，每年一次的评职称，甚至对做人的尊严都是不小的考验。得之者如释重负庆幸不枉吃寒窗之苦；未得者纵然德行再高也难免怃然良久。然而评上之后，“教授”在一些人的名片上却又谦恭得甘当陪衬，而让“官职”闪亮登场。不言而喻，大学是学府不是政府，是考场不是官场，是搞学术不是搞权术，也就是说最敢于藐视和拒斥官本位意识和世俗价值观的净土——如今莫非净土也不怎么净了不成？着实令人费解。
不管怎样，我还是比较欣赏日本教授或日本教授式的名片：简洁、干净，可以从中读出教授以至读书人特有的清高和傲骨。
教授的银两
说起教授，在坊间善良的父老乡亲眼中，想必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士，故而所赚银两亦当论斤计磅盘盈盆满。笔者既忝居教授之列，难免有时被人问起工资几何。诚实乃美德之一，遂据实以告。首先道出基本工资：一千刚刚冒头。对方摇头不信，甚至恼我戏他；继而念出工资条的实发数：三千挂零，对方仍面带困惑——“可是真的？”于是我只好亮出底牌：尚有浮动性业绩津贴若干，总共约有五千之数。对方这才信以为真，但还是说不多不多。
欲壑难填，我也觉得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不过偶尔也觉得不少，毕竟乡下的弟弟在地垄沟滚爬一年才挣这么多，还得靠老天关爱。而我一星期才屈指可数几节课，并且无非道听途说摇唇鼓舌，绝无顶风冒雨之忧汗滴禾下土之苦。晚间爬格格，抓耳挠腮的难堪固然不少，但顾盼自雄的快乐亦非没有，何况所得银两并未交给学校财务处而进了自家荷包，别太不知足。
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大学教员阵营的最高职衔，所得工资——准确说来应为收入——恐不为多。不过若以为天底下大凡冠于教授之称者都挣我这么多或这么少，那就未免落伍了。A省与B省不同，A校与B校有别，甚至同校同院同系的ABCD教授之间，也森森然分出三六九等。诸多模式，诸多规则，诸多依据，诸多计算公式，五花八门，神出鬼没，比英语不规则动词还不知繁琐多少倍，且动不动就变本加厉花样翻新。有时就连我这个圈内人也一头雾水。空口无凭，容我试举一例。
春夏之交，南下广州开会。有一场学术报告会在我曾任教一二十年的大学举行。会后在校园漫步湖畔之间，迎面碰上当年极要好的老朋友。久别重逢，分外欢喜。对方当即邀我去参观他的第二套居室，我自然乐于从命。其新居位于校园旁边的某某花园，步入俨然宾馆大厅的轩敞明亮的公用门厅，乘电梯忽悠悠悄然而上。听得一声“到了”，换鞋入室，但见宽大的沙发差不多就有我青岛居室的整个厅大，书房里古色古香的大写字台迎窗而立，齐人高的转椅刚碰一下就乖觉地转过身来，节节攀高的玻璃书橱光闪闪三面拥立，甚是威武雄壮，气势非凡。午间吃请，我问他第二套居室莫不是按揭，对曰Yes，“每月几多？”“五千。”“可有压力？”“No。”“No？”“月入一万六也。”“此非戏言？”“何戏之有！”听得我惊诧之余，一时不胜感慨。所以惊诧，因为无论我怎样细细叠加，“月入”也还不及人家的零头；所以感慨，因为我俩学历、资历大体相同。大学同是“工农兵学员”出身，研究生同是所谓“黄埔一期”，在各自疆场的战绩也当在伯仲之间。想当年出入同一校园门之时，我因搞外语热门可以“创收”，他因属历史专业无收可创，经济收入显然我多彼寡，聚饮大多由我解囊，如今我竟沦落到不及人家零头的地步！“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也巧，喝罢出门，又路遇学校党委书记。此君当年和我在同一学术团体当理事，亦是熟人。当官说官话，他开口就宣布要把我“重新引进”，我笑问莫非还让我入住故居不成？他慨然许诺“房子重新安排”。与他同行的外语学院院长闻言，即刻拉我去“饮茶”，具体落实书记旨意。
5000 ∶ 16000，孰多孰少，判若黑白。月入一万六，意味一个月即可买一万斤白花花的大米，足够一家三口吃三十年；或者买十台纯平彩电，可以连看两三代人。或者一天消费五百元月底仍有结余。借用年轻人的话说，那才叫爽，才叫酷，既爽且酷。可是非我自吹，我还真没动摇。平时优柔寡断的我，此时表现得异常坚定，颇有钞票于我如浮云的浩然之气。原因其实十分简单：若干年前挂印而去，今天若再挂印而归，去留取舍，惟利是图，岂不沦为世间笑柄！而若沦为笑柄，一万六何爽之有何酷之有！
于是我仍在此地拿朋友的小零头。
也怪，久而久之，恍惚觉得五千未必比一万六少，一万六未必比五千多。甚至，那已不是钞票，不是银两，纯属数字而已。
彼时的导师
非我炫耀，我是1982年毕业的研究生。彼时似乎尚无博士点，硕士点亦寥寥无几，偌大东北仅我的母校有研究生院。物以稀为贵，当时的硕士似乎比今天的哈佛北大博士后还抢手。当然，抢手未必意味水平高。不才如我，二十年间人世沧桑巨变，而我仍止于一介平民。两年前好歹混上个研究生导师（ 乃硕导非博导 ），或用伊妹儿跨海遥控或围坐一圈面授机宜，效果如何另当别论，表面上倒也不无风光。两年导将下来——正导也好误导也罢——觉得有若干今昔不同之处。
其一，彼时导师面对的多为男生，今时多是女娃。不是说女娃有什么不好，莫如说作为男老师面对含羞带笑侧耳倾听（ 或侧耳倾听状 ）的如花似玉女孩子，但觉赏心悦目文思泉涌，纵使平时口讷的我也能滔滔不绝两个小时。问题是学问这东西和我等男性教员不同，一般不大钟情于如花似玉的牛仔裤女孩而宁选形容枯槁的布衣书生为伴。君不见，如今女硕士女博士多如栈桥游客，而学术会议上语惊四座者却多是运交华盖的男士。女性或可德艺双馨，才貌双全则非易事。我一向以为女性长于感性而逊于理性，长于艺术而逊于学术。在此务请立志考研的男孩子多多加油。
其二，彼时导师请吃，今时导师吃请。别人如何我不敢乱说，至少鄙人如此。当年我的导师王长新先生无儿无女，视我们两男一女三个“开山弟子”为自家儿女，每每叫去家里，耳提面命之余，老两口亲自下厨鼓捣出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我等也不客气，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师母但笑不语。这回轮到我当导师了，却是一回也不曾请过弟子，倒是弟子请了我。例如教师节那天弟子们便在堂而皇之的场所备下堂而皇之的酒席辅以堂而皇之的衣着把我请入上座。酒过三巡，二十几年前导师请吃的场景倏然掠过脑际，心中顿生感慨：前者请吃，后者吃请，同为导师，又何其不同也！
其三，彼时导师多为一方名流，今时一言难尽。如恩师王老乃国内第一部日文版《 日本文学史 》的撰著者，《 源氏物语 》如数家珍，中日古诗出口成章，讲演用词之优雅，纵日本学者也自叹弗如。以至八方学子，不畏北国严寒，趋之若鹜，一时将才云集，军容整肃，极斯界师门之盛。嗣后兵发四野，镇关守隘，挽斯时疲敝之势。吾国倭文教育，先师功莫大焉。而今我这个导师则每每捉襟见肘——至今未能构筑自成一体的学术大厦，如何能为弟子们遮风蔽雨！自己尚在茫茫学海中左右彷徨，如何能为弟子们指点迷津！当然，彼时日语硕士点全国不过三家，如今遍地开花，不想滥竽充数也难。毕竟，学位授予点可以两年通过一批，而学问绝非两年就能收割一茬。
其四，仍以我们师生为例，人格魅力亦不可同日而语。吾师作为“满洲国”精英留日八载而归国即从事反满抗日活动，被关东军抓进监狱；光复后为国民党接收要员而暗中帮助共产党，又被国民党投入牢中；十年浩劫期间拒绝“检举揭发”不屑与龌龊小人为伍。一生以追求正义与真理为己任，温文尔雅而铁骨铮铮。而每有地震水灾之时，必去邮局汇款相助。临终对一直守候在床前的我的留校师弟（ 师母已经去世 ）立遗嘱曰：住房交还学校，藏书赠与图书馆，存款捐给“希望工程”。开学术会议时同门师兄弟相聚，每次提起恩师，即使聚饮欢笑之时，亦无不正襟危坐，满座肃然，心驰神往，高山仰止，导师之人格力量，乃至于此。人格光度，师乃中天皓月之辉，吾辈无非萤火之光。每念及此，深感愧为人师、愧为导师，愧为先生弟子。
恩师于1994年4月乘鹤西归，尔来十余年矣。黄海夜雨，灯火阑珊，四顾苍茫，音容宛在。惟追思先师之恩德以自勉，不入于俗流，少误人子弟，如此而已。
课堂上的眼神
大半生过去了。大半生的大半都在上课。七岁上学开始上课，上到研究生毕业；毕业后又上课，上到现在。准确说来，前者应为听课，后者应为讲课或授课。但汉语大多一词多义，都叫上课。也好，师生一样：上课、上课。这么着，没有人没上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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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老师给自己上过课记不清了，但闭目凝神，他（ 她 ）们的音容笑貌竟那般真切，恍若昨日。老师不同，上课风格也不同。有的条分缕析头头是道，有的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有的起承转合首尾呼应，有的腾空而起绝尘而去；有的学富五车旁征博引，有的才华横溢顷刻万里；有的温文尔雅语重心长，有的雄姿英发所向披靡。听之如坐春风，如饮甘泉，如醉初醒，如雷贯耳。自己于是得以启蒙，得以积学，得以长大。可以说，没有老师上课，就没有自己。
后来轮到自己登台上课了。我当然也想来个什么风格，来个一鸣惊人。岂料，第一次登上一尺高的讲台，但觉台下几十双眼睛竟暴风骤雨一般朝自己横扫过来，脚下的台板犹如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左右摇晃，险些栽下水去。总之课没上好。后来上得多了，上得久了，台下的眼睛便不再是暴风骤雨，并开始觉得台下的眼睛其实蛮有讲究。例如本科四年，年年不同，犹四时风物，依季而变。大一新生的眼睛尚有中学生的稚气，好奇、无辜、鲜亮，如明媚的春光中初绽的花蕾；大二的眼睛专注、执著、深邃，时而划过疲倦的荫翳，如夏日正午苍翠的丛林；大三的眼睛机警、明澈、聪慧，偶尔透出一丝狡黠，如秋日晴空下的湖水；及至大四，眼睛倾向于沉思、安谧、清冷，倏尔流露些许恍惚和寂寥，如冬季万木萧萧的远山。面对这样的眼睛上课，心情也像季节更迭一样变幻不定。尤其面对大一新生，心间不由泛起欣喜和兴奋的涟漪，而教到大四毕业班，自己也往往变得寂寞和感伤。迎新和欢送毕业生之际，人们大多注意校园的彩旗和横幅，其实变化更在老师心里。这怕也是教师这一职业的宿命。
另外，作为男老师，我还必须坦率地承认，男生的眼睛和女生的眼睛、漂亮女生的眼睛和一般女生的眼睛，也会给人以不同的感觉。我有幸教过一个几乎全部由如花似玉的女孩子构成的班级。上课时，但觉秋波潋滟，星光闪烁，彩霞明灭，灯月交辉。原本口讷的我顿时文思泉涌，口若悬河，声情并茂，神采飞扬。不用说，教学效果简直好上天了。因此，一次书记去外省招生前问我有什么特殊要求时，我直言不讳：女孩子多招漂亮的来！书记是老太婆，笑道：瞧你瞧你，还教授呢！
不过也怪，如今回想起来，真正留在脑海里的却不是漂亮女生的眼睛，而是一个男生的眼睛。那是我在广州时教的一个学生，来自澳门，年龄偏大，总是坐在最后一排。他是第三次听我这门课了。大概有了临时性工作，一两个星期才从澳门跑来听一次。眼神乖顺、恳切、不安，隐隐漾出自卑。一般看桌面，偶尔怯怯地看我一眼。期末考试到了。阅卷时，我特意把他的放在最后。不出所料，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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