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命运-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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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商鞅自己在攻城围邑之战中都未曾达到“盈论”标准，哪怕把斩首最多的元里之战算作他的战绩，也还差一千颗首级。

　　　　不过，细心的朋友已经注意到，商鞅在统兵伐魏时已经是军功爵级别最高的大良造了。那时候的秦国还处于爵职不分的阶段，许多爵位也正是官职。比如，商鞅刚变法时担任的左庶长，就是军功爵的第十级爵位。

　　　　大良造是秦国传统官职，秦孝公任命首席执政大臣商鞅为大良造，利于统筹军政，赢得对魏战争。由变法总设计师直接担任统兵大将，这实际上已经跳过了普通士兵逐级升迁的常规轨道，具有特殊。

　　　　至于商鞅后来因战功而得的商君封号，其实不在早期军功爵的序列中，那是秦孝公特赐的诸侯待遇。直到秦统一前后，秦国才在军功爵制了增加了彻侯、关内侯等高爵，把十八级军功爵发展为二十级军功爵。这是后话了。

　　　　新的问题来了，商鞅为什么把攻城围邑的盈论标准定得比野战高那么多呢？既然新军法以斩首授爵为核心，为什么他自己反而更多选择不战屈人的迫降战法呢？

　　　　一切都是战争形势的需要。秦孝公时代最主要的作战任务是收复被魏国占领的河西之地。为此，秦军必须攻克魏国在黄河西岸设置的所有边城。

　　　　在这个背景下，秦魏的军事较量往往是围绕城池攻防展开的。魏军凭借坚固的城防能以一当十，但在野战中，兵力或战斗力占优的一方胜算更大。对于秦军而言，野战比攻城要轻松多了。

　　　　攻城战的盈论标准，连商鞅自己都做不到，野战的盈论标准却相对容易实现。所以，秦军诸将为了立功受赏，会尽可能地选择跟魏军进行野战，将敌人引出城来打。

　　　　比如，前面提到的元里之战，秦军就是先在野战中歼灭七千魏军，然后再北上进攻少梁城。商鞅攻打河西之战，也是先在野战中大破主将被俘的魏军，然后趁胜吞并大片地盘。

　　　　如果遇到了必须攻城围邑的况，比如进攻安邑与包围固阳两个战役，商鞅并不会考虑强攻硬打。那样也许能提高斩首数量，达到盈论标准，但势必会增加己方的伤亡。

　　　　秦孝公时代的秦国地盘偏小，人口也没后来多，以最小的代价来打赢同魏国的边城拉锯战，才能确保变法成果不因战损而流产。为此，商鞅攻城围邑时选择不流血的迫降战术，而不会为了达到斩首八千的指标而强攻硬打。

　　　　商鞅设计了一整鼓励斩首的军法，自己却在实战中采取了流血最少的战法，真是鲜明的反差。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秦孝公时代的战争斩首记录不多，但胜率很高，收益很大，为秦国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商君之法的引导下，秦军越来越注重强化野战能力，涌现出一批擅长打歼灭战的名将，举世皆曰“虎狼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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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0章　时代启发

　　　　商鞅变法的时代启发：新时代的钟声为谁敲响

　　　　秦孝公时代，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孙膑为军师，修建稷下学宫，为诸侯列国培养出大量贤能之才，发动政治变革和军事改革，终于打败魏国。

　　　　商鞅变法横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贯穿秦国数十个州县，彻底改变秦国格局，凡是不迎合变法的，往往受到惩罚，即便是秦孝公的弟弟太子的老师赢虔，也被施以重刑。变法时代的来临，并非起于商鞅。在商鞅之前的魏国，就曾开展严厉变法。李悝著《法经》，魏文侯重用吴起、乐羊等人，魏国盛极一时。魏国之强亦为诸侯列国所知，人才蜂拥云集，集于魏国都城，又自魏国流向列国，变法之势来势之猛，若不主动变法，似乎已无法适应新时代。

　　　　秦献公时代曾经有甘龙、杜挚等人，他们扶持熟知魏国文化的秦献公，本就是在迎合变法时代。但是这些人尚属秦人老贵族，其所秉持的角度，是要稳固家族利益，所谓拉帮结派，支持秦献公改革的目的，无非是要赢得家族的利益。他们长期生活在西陲秦国，受到魏国铁血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弱，即便秦献公在国内推行变革，如废止人殉、迁都、扩大商业活动、编制户籍和推广县制，乃至发动收复河西失地的战争，都是在于私心有所图谋。甘龙、杜挚等辈绝非正儿八经的改革派。

　　　　“只要外部变革的速率大于组织内部的变革速率，那肯定末不远了。”秦孝公继位后，发布求贤令，就是要以外部的力量，加快推动秦国的变法趋势，是以立先破的姿态，改革秦国格局。

　　　　众所皆知的是，商鞅变法的最大政敌就是甘龙、杜挚等人，如果变法的主导者不是商鞅，而是甘龙，他一定会对秦孝公说：“君上，我跟随你的父辈们披荆斩棘，创立如今的秦国，最熟悉秦国的人就是我，要在秦国推行变法，变什么法，我是最有说话权的。”《史记》载：“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这就是彻底的反对商鞅变法。

　　　　秦孝公的时代，中原列国已形势稳固，周王室衰微，诸侯之间以武力攻伐吞并，那些小诸侯国的生存空间已经非常狭窄，常年沦为东方六国的战场，西陲之秦国东进中原，对那些小国的命运深有同感。但秦国之幸运，在于地处中原边陲，且荒地甚多，东方列国争夺肥沃土地，争夺人口，往往对中原的富庶城池展开行动，秦国数年之间，除了过多的与魏国交战外，极少成为列国纷争的战场，这便为秦国发动变革提供机会。

　　　　对秦国而言，若国家不灭，便有机会。魏国曾数次攻到秦国雍州都城附近，但基本上从未攻进都城。这正是秦国即将变法和可能变法的前兆。而且，不管列国愿意不愿意，秦国的变法都将来，而且会以比想象中更快的速度来临。东方列国们应该怎么办？震怒？紧张？恐惧？还是投到变法大势来？

　　　　秦孝公时代，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孙膑为军师，修建稷下学宫，为诸侯列国培养出大量贤能之才，发动政治变革和军事改革，终于打败魏国。楚宣王“广辟土地，著税伪财”，推行休养生息和对外扩张并行的政策，伺机而动，将楚国疆域拓展到当时最为辽阔。魏惠王前期任用惠施为相，庞涓为将，在与齐国前期的称霸战争中占据先机。

　　　　翻遍史书，燕文公、韩昭侯、赵成侯等东方六国，所取得的成绩多半与变法紧密相关，且也因此被称为战国雄霸之国。可见当时之大势，唯变法而已。但，商鞅变法的最终成功，令天下格局发生巨变，所谓战国六雄，终于变成战国七雄。

　　　　真实的商鞅变法，其可怕程度和丧心病狂远不只课本上那么简单！

　　　　历史课本里的商鞅变法，只强调了变法注重耕战，只讲了商鞅变法中对大家提出的惠民政策，真实内容的邪恶却没有讲。历史课中不一样的是，秦孝公继承了君主之后，对当时的现状很不满足，改变现状的想法往孕育而生，于是就把号召发下去了，广招天下大贤之辈来出谋划策。

　　　　就变成了“教科书”中讲的《商鞅变法》，于是中间有个叫商鞅的人就出现了，他从卫国入秦国，官职是左庶长，他是个很有经历也很有想法的人，主要出发点就是加快一下农耕产量。话说当时，大家解决温饱问题，才能达到富民安居。因此，鼓励商业发展是不对的，得抑制！当时，大多数商人都是投机取巧致富的！

　　　　必须重塑，让百姓好好了解农业社会的好。而且在达官贵人手里的特权太大等级制度不明显，所以就分流化，还得让他们去参与农业生产，税的制度最重要，要统筹起来。变法方案早研究出来好了，但商鞅他政策根本没有人搭理。他的打击对象，主要是达官贵人。于是“为了让自己下令的时候大家都照着做，所以他研究了下地想了个方案，大概意思就是在城门口发个大木头让人去吧木头抗到井口，就给你10两黄金，结果大家不信，他就给50两于是有人就去试试了，结果赚到了，于是大家都信了。”上面这一段话就是现在历史教科书中描述的商鞅变法，这让很多人觉得变法相当高大上。其实当时颁发的不但有奖励，惩罚也出了。但是大家都去看甜头了。

　　　　但这其中的局限和实施之后的问题相当多。就比如说《尚》，就是弄一堆恶的人，以治善！坏人管着老实人，一颁发效果明显啊，但非常时期一过去，这非常方法的流言蜚语越来越多。大家要知道，这世界软弱的人不是无能的人，只是你没有触动到他的底线啊！用来迅速稳定局面还行，但这本来就是bī）良为娼么。

　　　　再有就是人不如驴，在商鞅的想法里，人民要做到专心耕战，那眼睛要蒙住，耳朵得堵上，就连嘴巴都要封住。这驴拉磨的时候也不过是被蒙个眼，到了法家这儿，这百姓的五感直接少了仨，也真的是比不上驴了。

　　　　还有，教育一事，在商鞅变法里面那可不是个受重视的事儿。相反，惩罚一事倒非常有细节，即便你只犯了事，都要接受重罚，对百姓的剥削和压迫不是今天我们可以想象的。

　　　　商鞅变法的真实内容是残暴至极的，这也给秦朝覆灭，他有大部分原因，秦始皇一统后，百姓终于受不了这些压迫。平民百姓，各地农民也！

　　　　彻底且持续的商鞅变法，为秦国提供了一整高效兼并机器！

　　　　商鞅变法得以被秦惠文王以后的。，导致了秦国在战国混战中具有远超其余六国的效率，进而把变法不怎么彻底的六国一步步蚕食兼并。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中，涉及维度最全面、执行程度最彻底、后辈延续最深远的一次变法运动，它为秦国从一个“西方强国”走向“超级大国”，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其影响绝不仅仅停留在秦孝公、秦惠文王的时代，而且也贯彻到了秦昭襄王与秦始皇的时代，甚至最终影响到了汉帝国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皇权帝制的重要来源之一。

　　　　商鞅变法最为直接的影响，便是秦国的渐强大：从一个晚于魏、齐、楚称霸的西方霸国，升格为一个能与关东六国对峙的半天下超级大国。商鞅变法得以被秦惠文王以后的秦王所遵循，由此而来的制度惯，又最终为秦国兼并天下提供了最为中坚、最为核心的驱动力。

　　　　商鞅变法的诸项举措之中：

　　　　私斗、赏军功，大幅度提升了秦军的军队战力；

　　　　重农抑商、废井田行阡陌，大幅提升了秦国的农业生产能力；

　　　　推行县制、编订户籍、推行小家庭制，大幅推升了秦国中央对于全国民众的管控能力；

　　　　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大幅提升了秦国内部的经济效率；

　　　　以上全部举措，又会综合促进秦军后勤保障能力的提升；

　　　　质言之，秦国的兼并天下全靠这最为彻底的制度来奖惩推动。是制度的力量把秦国上上下下君臣吏民的一个个单个**凝合了起来，导致了秦国在战国混战中具有远超其余六国的效率，进而把变法不怎么彻底的六国一步步蚕食兼并。关东六国，虽然曾经拥有魏国李悝变法、赵国公仲连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楚国吴起变法、赵国胡服骑、燕昭王改革等多次变法图强，但都因为变法并不全面、并不彻底、并不持续，而无法把一时成果落到实处，这才被秦国这个后起之秀所全面反超。

　　　　当然，我们在一方面夸赞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在战国中后期爆发出来的“制度”优势时，不能忽略掉秦国体制中浓厚的“军国主义”战争机器色彩，这也是秦朝最终败亡的制度惯所在，可谓成也秦制、败也秦制。所以，对于商鞅变法以及后续秦王对于商鞅变法成果的遵从，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既要肯定商鞅变法促进秦国兼并天下的先进，也要看到秦**国主义色彩极其浓厚的黑暗面，既不盲目吹嘘所谓“大秦帝国”，也不刻意贬低秦国、秦军与秦朝的历史功绩，这样才能保持一个客观公正平的心来看待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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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1章　凡人皆贪婪

　　　　商鞅变法为何影响那么深远？看看这些法令就知道了！

　　　　商鞅这个人，残暴少恩，却对大秦有不世之功；未得好死，但终集法家之大成…而他的变法，往近说是始皇奋六世余烈、横扫**之根基，往远说却也堪称泱泱华夏真正进入法治社会之开端…那么，商鞅所制定的那些律法又是什么呢？

　　　　公元前359年，在秦孝公的鼎力支持下，商鞅开始了他的变法大计…而雷厉风行如他，同年便在秦国国内颁布了《垦草令》…算是作为变法的序幕…

　　　　垦草，顾名思义，即开垦荒草，亦即开垦荒地。他的想法其实很简单，要想使秦国强大，首先得大力发展经济，而以当时之社会、当时之生产力，要想大力发展经济，就必须得大力发展农业…

　　　　而为了让老秦人老老实实种田开荒，商鞅也是用尽了心思：

　　　　首先，拔高农业的地位并抑制非农产业的发展，且尤其是商业，如此一来，从商无利，似乎只好种田；在此基础上，整肃吏治，令官员不得拖延公务、不得扰民，以让他们安心务农；而为防止他们心有旁骛，令中特强调农民不得学习诗书、不得同知识阶层接触…

　　　　总之，事无巨细，能想到的商鞅基本都给想到了，他极尽全力地去营造良好的务农环境，同时也费劲心思地不让农民产生务农以外的其他想法…

　　　　当然，在对权贵的处理上，商鞅也不曾含糊，削减特权，加入务农队伍，并施以统一的税收制度…

　　　　令行三年，成效顿显。也在这一年，商鞅被封为左庶长，并在《垦草令》颁布的基础上，正式开始在秦国实行第一次变法。

　　　　而这一次，商鞅主要颁布了早年魏国李俚的《法经》，但补充了一条：连坐法，且轻犯重刑。至于此前的《垦草令》则继续施行，并加以升级，确定以“农”为本业，而以商业为末业，对农耕方面也陆续补充了一系列的奖励措施…当然，也继续“愚民”，干脆直接烧掉儒家圣典…

　　　　在军政方面，废除了贵族的世袭、禄袭制，并以军功授爵，而止私斗，颁布了按军功赏赐的十二等爵制…

　　　　而户籍方面也作了改革，男子一旦成年，必须和父母分家，如此一来，税收及兵源均得以扩张，而秦国的军事、经济实力也更为强大…

　　　　数年后，秦国迁都咸阳，而孝公看着变法大有成效，于是又令商鞅在此进行第二次变法。

　　　　这一次，彻底废除井田制，改土地为私有，并许自由买卖；废除分封制，而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设县令、县尉之职；统一度量衡；户籍方面继续细化，五家为伍、十家为什，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

　　　　变法之后，秦国大治，诸侯毕贺，天子致祚，而后来之始皇，横扫**，一统宇内…

　　　　商鞅功大矣！

　　　　商鞅变法，最后商鞅为何逃跑，又是怎么被捉住的？

　　　　商鞅被车裂后，秦国百姓争啖其，商鞅很快就尸骨无存，这些百姓中有不少人，就是当年商鞅一次处决七百多人的家属和朋友。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在河东岸门取得一场小胜之后，不久便离开人世，太子秦驷即位，是为秦惠文王。

　　　　秦孝公是一个标志人物，在他的坚持下，秦国实行了军国奴隶主义，提高了军力，走上一统天下的漫漫长路。

　　　　秦孝公去世了，有些事必须重新洗牌，有些人不得不重新定位自己。相国商鞅，无疑是首当其冲需要重新定位的人。

　　　　商鞅的封地是六百里商於之地，有十五座城邑。在俘虏魏国公子卬之后，商鞅得封商君，封地在商於之地，名至实归。

　　　　商於之地由商密和於中两个地块组成，早在秦穆公时期，楚国就在商密筑城，晋国在於中筑城，针锋相对。

　　　　到了邲之战，楚庄王击败晋国称霸，晋国将於中献给楚国，六百里商於之地成了楚国一个整体地理单元。

　　　　后来楚国被吴国攻破国都，秦国派大军帮助楚国复国，作为回报，楚国将商於之地赠给秦国。

　　　　商鞅的封地商於之地，号称六百里之大，在秦岭东部，位于秦、楚、魏三国交界地带，战略地位重要。

　　　　商於之地海拔很高，南北两头都依仗险要地形修筑了要塞，如果有几万兵力镇守，绝对可以自成一国。

　　　　不过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封地不如秋时期有完整的自主权。战国的封地多是食邑，战国早期封君可以掌控一些戍守军队，到后期完全与军队划清界限。

　　　　商鞅拥有这么广大的一块封地，表面上风光无限，实际上商鞅入秦这近二十年，一直过得很辛苦。

　　　　商鞅入秦的前两年，不得秦孝公重用，郁郁不得志。等到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变法，商鞅手中有权了，却发现变法的阻力非常大。

　　　　反对商鞅变法的秦人，除了秦孝公，自上而下，几乎所有秦人，都囊括其中。

　　　　秦国的大臣当中，甘龙和杜挚是坚定反对商鞅变法的，他们的理由倒是比较高尚，认为商鞅的军国奴隶主义是愚民苦民之策。

　　　　朝堂之上除了大臣，秦国宗室也极力反对商鞅变法，因为变法削弱了贵族的势力。与其说他们反对商鞅变法，不如说他们反对变法，因为战国时代的变法，首当其冲就是要削弱贵族的利益，将权力集中到国家和国君手中。

　　　　秦国朝堂大臣和宗室一直反对商鞅变法，若不是秦孝公鼎力支持，商鞅变法随时可能被叫停。

　　　　不光是上层，秦国的普通百姓，也对商鞅变法怨声载道。因为商鞅变法剥夺了他们宁静的生活，绝大多数秦国男丁被武装到军队，造成无数家庭妻离子散。

　　　　商鞅在秦国的子一直不好过，朝堂中的大臣没有一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起初秦人只是排斥他，随着变法的深入，想杀他的人越来越多。

　　　　商鞅是非常聪明的人，怎能不知很多人杀他。他的应对办法，便是雇佣一批武力高强的勇士，贴保护自己。

　　　　自从得封商於之地，有了自己的食邑，商鞅府中的金库便非常充足，他出门总有几辆高大战车，数十勇士随行保护。如果要离开商於之地，便有数十辆裹着铁甲的战车，数百勇士手持利刃，前呼后拥地保护。商鞅貌似威武，却是心虚的表现。

　　　　秦国变法之后，贵族的权力被严重削弱，调动国家军队达到五十人以上，便需要秦国国君的虎符。因此只要秦孝公不杀商鞅，其他人要杀商鞅，只能动用自己的私人武装，要在数百勇士严密保护下杀商鞅，几乎是不可能的。

　　　　商鞅在秦国如此不受欢迎，人人想杀之而后快，秦孝公是否在去世之前，给商鞅安排好了一条生路呢？

　　　　答案是否定的，秦孝公不但没有给商鞅留一条活路的打算，他甚至亲手给商鞅安排了一条必死之路。

　　　　秦孝公与商鞅，这一对秦国变法的君臣，在外人看来，是雷打不动的最佳拍档，秦孝公又怎么会置商鞅于死地呢？

　　　　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商鞅的封地与郡县制背道而驰，二是商鞅必须作为变法的替罪羊。

　　　　商鞅的封地，地方六百里，商鞅入秦以来，秦国总共也没有扩张六百里地，然而商鞅却获得六百里商於之地。

　　　　历史发展表明，秦国最终是要实现国君直辖的郡县制，商鞅的封地，与秦国的郡县制背道相驰，这是商鞅最大的死因。

　　　　秦国在统一过程中，不仅商鞅有封地，另有几个大佬的封地，都不比商鞅的差多少。

　　　　魏冉，秦昭襄王的舅舅，封在当时天下最富裕的地方陶郡。这是原宋国一个郡，各路诸侯都想得到这个富甲天下的地方，齐国、魏国、秦国为了争夺陶郡，都付出过惨重代价。

　　　　不过魏冉最后没有善终，他的陶郡被秦昭襄王收归国有。

　　　　秦国历史上得到最多封地的是吕不韦，他的功绩不用多言，可以说没有吕不韦就没有秦庄襄王，更没有秦始皇。吕不韦的封地有三大块，第一块在洛阳盆地，十万户，人口不下七十万。第二块在关中的蓝田，号称十二个县。第三块在东部的河间，由燕国赠送的十个城和赵国赠送的五个城组成。

　　　　吕不韦封地广，最终的命运也不过如此，流放到四川，封地充公。

　　　　嫪毐，秦始皇母亲赵姬的男宠，获封太原郡。嫪毐最后的下场与商鞅一样，车裂而死，封地充公。

　　　　魏冉、吕不韦、嫪毐等人，作为商鞅的后来人，即便知道封地与时代格格不入，还是阻止不了内心的贪，抱有侥幸心理，当然也保不住他们的封地。

　　　　商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有资格得到封地，却不能阻挡历史发展的车轮。

　　　　秦国获得封地的人远不止以上这些，若所有人的封地得以保留，那么秦国统一天下之后，秦朝会变成第二个周朝，秦人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最后还是会被林立的诸侯所瓜分。

　　　　这种局面是秦孝公绝不愿意看到的，只有收回商鞅的封地，秦国的郡县制才能执行下去，否则削弱老贵族，又扶持一批商鞅这样的新贵族，秦人的努力就白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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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2章　替罪羊

　　　　商鞅毫不客气地受封商於之地，这是自取灭亡的第一个原因，而自取灭亡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责骂声一片的变法，需要一个替罪羊。

　　　　在军国奴隶主义之下，商鞅将秦国的百姓，全部武装成了国家的奴隶，男人负责打仗，女人负责农业生产。稍有怠慢或不满，杀之。

　　　　商鞅曾经在渭水河畔，一次处决七百多“犯法”的百姓，当时渭水尽赤，罪犯家属的号哭之声动于天地。

　　　　商鞅的刑法，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披着法律外衣的屠杀借口！如此好杀，商鞅在秦国不得民心，人人喊打，就属正常了。

　　　　不但秦国的百姓，秦国的旧贵族，也对商鞅恨之入骨。秦国的变法，除了商鞅自己发明的这部分军国奴隶主义，其实很大一部分内容是照搬魏国的变法，限制贵族的力量，将权利集中到魏王手上。

　　　　自魏国率先变法之后，秋时期那种公卿势力庞大威胁到国君的事，几乎就不存在了，包括封君和封地，也逐渐不再世袭。这限制了贵族的权利，对国君是好事。

　　　　秦国变法也在做同样的事，在商鞅的严格执行下，旧贵族遭到严厉的打压，商鞅也得罪了一大批权贵，包括被他削掉鼻子的公子虔。

　　　　在民愤汹汹之下，秦国变法必须有一个替罪羊，这个替罪羊不可能是秦孝公本人，他只能是商鞅。也就是说，杀了商鞅，秦人对变法的抵触绪将大为降低。

　　　　可是秦孝公不能杀商鞅，至少他自己死之前不能，因为他当年写的招贤书上明确有这四个字：“与之分土。”秦孝公招揽东方人才入秦，如果他杀了商鞅，谁还敢到秦国来效力。

　　　　秦孝公不能给后来即位的秦惠文王留一个大难题，他必须为秦惠文王继续变法减轻压力，但必须等自己过世之后再杀商鞅。

　　　　那么杀商鞅的重任，就落到了秦惠文王的肩膀上。果然秦孝公刚过世，秦惠文王第一件事就是准备铲除商鞅。

　　　　秦国咸阳，王宫之内的密室。

　　　　秦惠文王与几个秦国宗室重要成员，商议用什么理由处死商鞅。秦惠文王还没有正式即位，他高鼻深目，脸如冠玉，站在密室之中。

　　　　一位秦国宗室成员道：“卫鞅割据六百里地，雇佣勇士，心怀不轨，不如治其谋反之罪！”

　　　　谋反？就凭商鞅那几百个雇佣兵，简直就是笑话。

　　　　又一人建议道：“卫鞅割据六百里地，造成国贫民困，不如治其贪贿之罪！”

　　　　商鞅的封地是秦孝公封的，虽然并非心甘愿，若以这个作为理由，后怕是没人敢来秦国了。

　　　　其他人也陆续发表意见，但他们提出的罪名，都令人觉得有些牵强，这些罪名不足以给商鞅治罪。

　　　　秦惠文王有个异母弟弟，叫公子疾，智计多端，人称智囊。此人与惠文王从小一起长大，哥两亲密无间，他年少老成，深有城府。

　　　　等众人发表完看法，都没了主意，公子疾不慌不忙道：“主公，可曾记得太傅所受之刑？”

　　　　几年前秦惠文王当太子的时候，犯了一些小错误，按照秦法应该受到惩罚，结果商鞅给太子免罪，却把他的太子太傅，也就是叔父公子虔的鼻子给削了。

　　　　秦惠文王咬咬牙道：“怎敢忘记，太傅此后再未出过府门！”

　　　　公子疾问道：“以此为理由杀商鞅如何？”

　　　　密室中立即炸开了锅，众人本来很有秩序，轮番表达意见，公子疾一说完，众人议论纷纷，难道秦惠文王还没有正式即位，就要背一个公报私仇的黑锅吗？

　　　　秦惠文王却没有说话，若有所思的样子。

　　　　等局面稍微平静下来，公子疾接着道：“以国仇而治商鞅之罪，列国人才必远遁。以私仇而治罪商鞅，只损一时之名声尔。”

　　　　话说的很有见地，如果秦国以任何国家罪名来给商鞅定罪，比如谋反，比如割据封地，那么列国的人才都不敢再来秦国任职，害怕最终得到同样的结果。如果以秦惠文王公报私仇作为杀商鞅的理由，那就好多了，谁让商鞅曾得罪太子呢？列国的人才只会认为给商鞅治罪是偶然，而不是必然。

　　　　一阵躁动之后，密室当中每一个人，都在细细品味公子疾的话，若秦惠文王肯背上一个公报私仇的黑锅，确实是给商鞅定罪的一个好办法。

　　　　秦惠文王也是这么想的，他嘴角斩钉截铁地说出一番话：“此事就如公子疾所言去办，众卿一定谨守消息，待国丧完毕，即可发兵捉拿商鞅！”

　　　　商鞅留在自己的封地，秦孝公去世，他不敢去咸阳吊丧。

　　　　商鞅通过各种途径，收到秦惠文王要对付自己的消息，他不知秦惠文王会以何种罪名给自己治罪，但他还是害怕了，恐惧了，于是决定逃亡。

　　　　商鞅究竟犯了什么罪，导致他放弃封地，远走逃亡呢？要说商鞅犯了什么具体的罪，谁也说不上来，或许商鞅犯的罪就是：犯众怒，得罪了秦国所有人。

　　　　既然决定要跑路，商鞅绝不坐以待毙，他一直做着死里逃生，或者胜利大逃亡的尝试。

　　　　商鞅的封地商於之地，地方不小，处于秦、楚、魏三国的交界上。商於之地西北是秦国的关中，东南是楚国的南阳，东北是魏国的上洛，西南是秦岭。

　　　　商鞅如果逃跑，似乎只有楚国方向和魏国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