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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大明-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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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护卫左右的时候，他就更加的小心了。
除此之外几乎就全是便利了。毕竟有如狼似虎的锦衣卫负责打前站，一路之上各地官府着意趋奉，曲意迎迓，食宿的优渥自不在言下。徐光启虽然对于舒适的待遇感到有些不太舒适，可毕竟是人家锦衣卫在出面张罗，因此就不好过于苛刻。
徐骥的眉头也就此舒展开来，对于老父偶尔的轻斥也应之以咪咪的笑脸。
如此一番折冲，也令人感到路上的行程快了许多。
在路上随着相处时日渐多，徐光启对锦衣卫、或者至少对随扈自己身边的这两百多名锦衣卫的观感大为改变。
也不怪徐光启看着这三名锦衣卫千户、百户年轻，直到此次受命出行之前，三人才加官进爵。马麟原为百户，王、赵两位百户原为总旗，他们都是因为在查抄阉党的行动中表现优异，皇帝陛下对骆养性奏报上去的有功人员封赏名单悉数照准，并且委以重任。
行前皇帝陛下竟然亲自召见了三人，一方面闻言鼓励，另一方面也告知他们这趟差事的重要性，朝廷的一些举措也大部都详细告知。马麟等人没想到自己只是小小的锦衣卫低层军官，竟然也受到皇帝陛下的如此重视，心中自是感激莫名。
此次觐见自然是由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带领，结束之后骆养性又把三人带到承天门外锦衣卫驻地进行了一次非常严肃的谈话。骆养性先是详细地给他们布置了任务，最后告诉他们，如果这趟差事办好了，加官晋级不在话下，他一定在皇帝陛下那里为他们请功。可如果因为他们的原因出现纰漏，那他们也就……
其实，就算骆养性没有后面的威胁之语，他们三人也会勤勉办差。
在三人的约束下，随行的锦衣卫恪守着本分，只要提供食宿并无过度需索的事情发生。而此前饱受骚扰的沿途地方官府啧啧称奇，视为百年不遇的咄咄怪事。
一路行来，马千户将“扈从”二字诠释的玲离尽致。他始终不离徐光启左右，与徐骥一起悉心照料着老大人的饮食起居。
徐光启知道，马麟肯定是受了皇帝陛下的嘱咐，所以才这么小心侍候。
他已经有三四年没有出现在朝中，自然也有多年未能参与朝政了，因此对于这位刚刚登基的新皇帝从未谋面，除了几次往来的函商陕西灾情的文牍，其他谈不上有所接触。
可从新皇登基以来，不仅很快就起复包括自己这个被贬老臣的众多大臣，而且竟然毫无保留地倚重如斯，这让即将古稀之年的徐光启唏嘘不已。
更为重要的是，除了铲除阉党势力，陕西赈灾可以说是皇帝陛下登基以来的第二项大政。
什么“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什么“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至理名言差不多人尽皆知，可真正能够做到、真正能够付诸实际又有几何？！
除了太祖，有明一朝还真是难找第二人。可是，太祖的很多做法未免过于血腥，毕竟还是留下了杀戮过重的诟病之处。
感念至此，没有什么好说的，徐光启唯有宵衣旰食以慰君王。不管是白天在摇摇晃晃的车上，还是晚上刚刚安顿下来，他都抓紧时间，拟定或完善将要在陕西施行的计划措施，几乎每个步骤都谋划到了。
而看到徐老大人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依然废寝忘食操劳国事，马麟就找个机会对他说：皇帝陛下早有口谕，如果徐大人在路上太过劳累，就告诉他，“朕要仰仗徐大人的地方多多，让他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切莫熬坏了身子。陕西的灾情只是皇帝陛下登基以来的第一件大事，以后还有火器制造、军事训练、天文历法、水利农桑等等诸多方面，都要仰仗老大人襄助……”皇上还说，如果徐大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他宁愿减缓甚至停止自己的大政。
虽然这些话都是由马麟转述而来，可徐光启却坚信这绝对是皇帝陛下的原话，绝对不是马麟杜撰。他不禁老泪纵横，就在车里双膝下跪，朝着京城的方向叩了几个响头，嘶哑着嗓子高呼了数声“吾皇万岁万万岁”。
皇上体恤老臣，未雨绸缪体恤天下苍生，实乃大明百年难遇的圣主。尤其是与前几任，简直犹如儿戏般君王相比，实在无法分说。如果不是当今皇帝陛下横空出世而任其延续下去，大明王朝就真的无可救药了。
皇上的知遇之恩，令老迈的徐光启也不禁豪情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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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被低调的大明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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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陛下的隆恩无以为报，徐光启只有竭尽所能了。首先自己要有一个尽可能强健的体魄，多多陪伴皇帝陛下几年。
次日一早出发之后，他并没有像以前那样一直坐在车上，而是徒步跟在了马车的后面。
他并没有跟在过紧，而是稍稍拉开了一些距离，以躲避车轮带起的尘土。他时而双臂快速摆动快走行走，时而小步慢跑，同时也不停地伸展活动着上肢。
徐骥也从车上下来，随在老父身后亦步亦趋。
马麟开始以为徐大人嫌车子坐着不舒服，过来问他需要对车子做哪些改动。徐光启看他是误会了自己的意思，六十多岁的徐老大人也不禁因此莞尔。他告诉马千户，自己是在锻炼身体，好以强健的体魄报效皇帝陛下。
众所周知的是，徐光启是入了洋教的，平时的举止也就与国人的习惯有些不同。马麟虽然还是有些不明所以，可随即也就释然了。
而且马麟也从马背上下来跟随着尝试了一番，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他们锦衣卫平时练习的多是马上骑射，因此对徐光启大人的锻炼方式自然倍感新鲜。跟着徐大人锻炼了几天，只在开始的时候感到甚是气喘，之后却浑身舒泰，感觉比骑在马上缩着脖子忍受着北风舒服多了。
在大明王朝初年，陕西行省就成为明代封王建藩的主要地区之一。
有明一代，先后封了五十个藩府，其中陕西布政使司境内就有七个，仅次于湖广、河南两省。这7个藩府中有3个封在今陕西省境内，第一个是洪武十一年（1378年）封于西安的秦王，第二个是宣德九年（1434年）封于凤翔的郑王，第三个是天启七年（1627年）封于汉中的瑞王。
在经济方面，大明藩王不仅终身有俸禄，而且待遇很优厚。岁禄中单是米一项，即达5万石，是正一品大臣的50倍。此外，还有册封、宫室、婚姻、丧葬等费用，并给予厨役、斋郎、铺陈等等众多的杂役人员。
到了洪武朝后期，藩王虽有藩号，但已是列爵不治民，分封不锡土，食禄不治事；王国文官由朝迁选派，犯法时依律审判；大明王朝的百姓有侮慢藩王的，亦要解京审问明白然后才能治罪，以防止王对封地内官民的控制；在经济方面，则删除了王府若有兴建工程，有司即时由王所居的城中市户差付，不得稽延这条。那意思，并不是藩王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了，“有司”可以想一想是否要那么着了；另外，亲王的岁禄亦由五万石大规模地减为万石。
到了明末，由于宗藩的厚禄给朝廷带来的严重负担，相当多的中下层宗室已沦为贫困户，于是强烈要求弛松藩禁、请田自给、试官自效的呼声越来越高。
万历年间，更定的《宗藩事例》，准无爵的宗室自便生计，准奉国中尉以下宗室参加科举考试，选授京师以外地区的官职，但实行时又加以限制，如对于县令等“亲民官”的职位，朝廷不能放心授于宗室，而只授于中书舍人等一些较为闲散的职位。这也算是一个比较的进步了，总算是能够允许他们自食其力了。
藩王在封地也有许多限制，如二王不得相见；不得擅离封地；即使出城省墓，也要申请，得到允许后才能成行；如无故出城游玩，地方官要及时上奏，有关官员全部从重杖罪，文官直至罢官，武官降级调边疆；藩王除了生辰外，不得会有司饮酒；王府发放一应事务，地方官要立即奏闻，必待钦准，方许奉行，否则治以重罪。王府官亦改用高年不第举人、落职知县等担任，成了位置闲散之地。
此外对宗室的约束还有：不得预四民之业，仕宦永绝，农商莫通。不得到京师，如有出城越关到京师的，即奏请先革为庶人，然后发往凤阳高墙圈禁，同行之人，发往极边的卫所永远充军。宗室不得擅离境外，有居住乡村者，虽百里之外，十日必三次到府画卯，如果一期不到，即拘墩锁，下审理所，定罪议罚。从郡王至仪宾以下，不得与文武官员往来交结及岁时宴会。请名、请婚也很严格，未经请准，只能呼乳名，不得婚嫁，以致走京游棍以请名、请婚为由乘机勒索宗室钱财，导致许多宗室壮年以后都未能请到名字、成婚。由于宗藩条例多，宗室动辄得咎，被废为庶人的不少。藩王势力经过多次、多方面的削夺之后，已绝对不能与皇权对抗，皇族内部武力夺位的可能性在正德以后已经消失。那些好饮醇酒、近妇人的藩王，因其对朝廷没有威胁而被称为“贤王”，受到奖励。宗室成了不农不仕、啖民脂膏、被软禁于封地内的典型寄生阶层。
总之，大明王朝前期的王爷都是管吃管喝管花钱，富得不止是流油。后期有些疏远的宗室已经沦为与平民无异。而且还因为有着不许参加科举之类的限制，甚至还不如平民，生活也根本难说优渥富庶。能够吃成三百多斤的大胖子的福王殿下毕竟只是少数，而太祖的后人据说可是有十万之数。
这是经济方面，人身自主方面却在某种程度上连平民百姓都不如，几乎等于“圈禁”，是绝对不允许他们乱说乱动的。
这陕西境内的三个朱姓王爷，与大明境内其他四十多个王爷一样，每家都获封逾万顷良田。另外，陕西境内还有几家世家大族，其中尤以赵府为代表。这些世家大族也同样占据着大量良田。他们都是地方豪强，一般官府也根本看不到眼里。
皇帝陛下已经下旨，要这陕西境内的三个王府以及陕西布政使司境内的另四个王府都要拿出至少一半的分封土地，交由钦差组织农户耕种，以助朝廷解救陕西灾情。
另外皇帝陛下还授意陕西布政使司衙门向各世家大族发出布告倡议，希望他们在此危难之际，能够“公忠体国”，上下一体“共度时艰”。具体就是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地出地，有种子牲口农具等也都贡献出来，朝廷会一一登记在册，一俟度过灾荒，朝廷必定加倍补偿。
但是，豪强之谓豪强，当然有其依仗做为奥援，并不是空口白话就可以迫其就范的。涉及到他们的利益，皇帝陛下的圣旨和官府的一纸公文同样起不到实质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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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大生产运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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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没有徐光启隐讳的提醒，皇帝陛下也不会简单地以为仅仅凭借着自己的圣旨就可以令他们就范。要想此前的圣旨“生效”，恐怕还得从圣旨之外另辟蹊径，否则绝对不会轻易收功。
而且在没有充分的把握之前，皇帝陛下并不打算触其锋芒。采取强硬措施是不明智的，那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肯定会串通一气顽抗到底。如果造成那种局面，影响绝对不会限于一家一里，县乡两级都要受到波及，到最后甚至都有可能影响整个陕甘地区的救灾措施的实施。
在此前的往来奏对之中，君臣之间已经形成默契――皇帝陛下专啃皇亲国戚世家大族这些“硬骨头”，钦差大臣徐光启专心干收拢流民垦荒种植这些琐事实事。
这倒不是徐光启有畏难情绪，而是因为考虑到藩王和世家大族都有强硬的后台，即便是有钦差的身份也不是可以轻易降服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徐光启根本没有闲工夫去弄这些夹缠不清的事情。
因此，徐光启一行到达陕西之后，只是与布政使司衙门、按察使司衙门和都指挥使司衙门这三司衙门打了个招呼，根本没有进行什么往来酬酢，而是直接深入到府、县甚至乡里等最低层的组织机构。
汤若望先是派人、后来又亲自来与徐光启晤面，可两人并没有机会深谈。一则是因为徐光启的事务繁多，每天恨不得十二个时辰连轴转。二则因为人来人往的也根本无法会商机密。
将这一切看到眼里，汤若望只好有些悻悻地返回。
按照事前计划，徐光启第一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收拢流民，垦荒整地，以备来年开春种植粮食作物。
到了大明王朝末年，北方地区的荒地、无主地是非常多的。究其原因，是因为赋税从无到有，后来甚至越来越沉重。
从南宋偏安南方直至蒙元彻底退出中原，期间两百四五十年，北方都是在异族统治之下。那些蒙古人、鲜卑人什么的可从来不以种植粮食作物为立身的根本，他们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或所擅长的是以游牧为安身立命之本。
再加上北方本来雨水远比南方稀少，土地因此而贫瘠，基本是看天吃饭。在那个缺少有效肥料的条件下，即便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自给自足都稍嫌吃力。况且还要经受连年的征战、兵匪难分的军队的往来耙梳，最起码的安定的生活都成为奢望，更惘论从事稼穑。
因此，在汉人重新统一之后，为尽快恢复北方地区的民生，太祖朱元璋就采取了移民、军屯和永不起科的三大政策。但是，后来那些“永不起科”的土地，景泰时已全部征收赋税。正统元年（1436年），朝廷把江南诸省的田赋大部分折征银两，叫作“金花银”，规定米麦每石折价二钱五分。成化时又增为一两，这就使农民的负担比以前增加了三倍。
在土地日益集中和赋税徭役日益加重的过程中，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农民打一石粮，交给朝廷的赋税达到八斗。一些农户，今日缴税，明日借贷，已经无法生存。交不起税，就得卖儿卖女，但更多的人选择了流亡。宣德时，许多地区已经出现了较多的流民，正统时，从山西流亡到南阳的人不下十余万户。天顺成化间，流民的数量超过一百万。有的地区人口“逃亡过半”，甚至“十者只存其一”，所抛荒的土地“少者千百余亩，多者一二万顷”。
有数据说明，在明初，官府登记在册土地有八亿五千万之多，到万历六年，仅仅只有五亿一千万亩，整整蒸发掉三亿多亩良田。这只能说明全国将近40％的土地，已经落入皇亲贵戚、豪门富户和贪赃自肥的官吏手中。而且家有良田千亩者，无须纳粮当差，家徒四壁者却次次不落空，一些小户力薄难撑，只得举家逃亡。
这大批的举家逃亡的流民，冲击着帝国其他地区本来就已经非常脆弱的经济和秩序，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成为不可收拾的局面。其实已经无需假设，很多受到流民冲击地区的地区已经出现混乱局面，只是因为地方官府刻意隐瞒，朝廷之上才没有出现这方面的奏折。
其实，其他大臣也并非一无所知，只是因为顾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官场规则，几乎全都选择三缄其口，剩下的一两个敢于发出“不河蟹音”者，也多半以“居心叵测”、“用心险恶”等等罪名所威吓。
可是，皇帝陛下虽然同样端坐朝堂，却能见微知著，这就不能不令徐光启佩服了。
似乎还并不止于此，“以工代赈”尤其是一步妙招。此一措施的提出，困扰徐光启的所有难题几乎全数化解。
徐光启编纂过《农政全书》，对农事的了解和应对措施不可谓不了然于胸。但是如何将流民问题一并解决，此前一直无法想出一个完全之策。
现在好了，以工代赈，收拢流民，垦荒植田，朝廷出一份资金，就几乎可以解决面临的所有难题，实在是目前情况下事半功倍的不二法门。
至于开垦出的天地种植何种作物，皇帝陛下与徐光启也是不谋而合。
红薯，这种耐旱的作物实在是老天爷赐给大明王朝的宝贝。
当万历年间商人陈益冒险从安南引进红薯之后不久，就引起了农学家徐光启的注意。此后他一直给予关注，多方了解。后来辗转引进了少量的种子，一度在自家后院种植，因此对这种高产作物的习性有了一定的了解。
红薯是高产稳产的作物，而且具有适应性广，抗逆性强，耐旱耐瘠，病虫害较少等特点，在水肥条件较好的地方种植，春天种植的话，一般亩产可达四五千斤。在北方地区，即便亩产减半，收获也是相当可观，足以令人振奋。
别的可以忽略，单这每亩一两千斤的产量，给予多大重视都不为过。尤其是在大明王朝的灾荒年景，推广红薯的种植更是刻不容缓。
徐光启早就有意大力推广红薯的种植，但是因为只靠他一人的力量显然不能见功。现在有了皇帝陛下的财力人力物力的全力支持，在北方大力推广红薯的种植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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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大生产运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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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时期的“陕西省”在后世应该称为陕甘地区，因为那时的陕西本来就是陕西和甘肃两省合并而来，地区行政首脑称为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只不过所辖区域扩大之后，习惯仍称陕西省。
其实，大明陕西省的辖区还不止，它囊括了后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区及青海省海晏、共和以东地区。治所倒是没变，还是设在西安府。
陕西省领8府、2直隶州，属州21、属县95。洪武二十六年（1393）有户294526，人口2316569；万历六年（1578）有户394423，人口4502067。
陕西省的灾情，实际上从天启年间就有所显现。
那几年的降雨量只是万历早期年间的一半，这对于基本看天吃饭的大明王朝农事生产的影响几乎就是致命的。
实际上也不止陕西一省，大明王朝的北方地区几乎都是如此景象，只是三秦地区的民风向来彪悍，皇帝陛下才格外重视。
徐光启到达陕西之后，并没有试图一下子就在全省推开皇帝陛下的赈灾之策，而是经过审慎的考量之后，选择了延安府做为试点。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总结经验，找出不足并予以改善，然后再向全省推广。
这也是君臣事先商量好的步骤。
徐光启早已过花甲，差不多可以到达“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况且佐以一向低调的为人处事的风格，做事稳妥当为必然。但是，皇帝陛下是一个年仅十六七岁的少年，如何能够率先提出“试点”这样好点子。没办法，只能用天纵神明来形容了。
殊不知那一世的政府，对于所有的影响范围比较广的国计民生方面的大政方针，在正式向全国范围内推广之前，几乎都要在小一些的范围内进行试点。
说起来，还有一件更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君臣二人的往来函商中，皇帝陛下曾叮嘱徐光启到达陕西之后，必须立即着手进行的数项措施之一，就是准备一定数量的地窨子，以备储存即将运至陕西的红薯种子。
当时徐光启看到皇帝陛下的此一指令时，竟然不由自主地惊出了一身冷汗。
南方温暖，自然不用考虑冻馁，可陕西的气候是绝对无法与云贵等地相比的。种子下地，是要在三四月份。之前红薯种子的输送，开始必定是比较零散的，等朝廷真正兑现早已宣传的承诺，才会逐渐有大批的商人或贩夫走卒加入到轰轰烈烈、浩浩荡荡的向陕西输送红薯种子的大军中去。因此，中间必定要有一个陆续的过程，不可能在三四月份一起到达陕西的指定地点。
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居民也向有掘窑洞而居的习俗，农家中地窨子肯定也是屡见不鲜，稍事修正和加固就可以利用。
徐光启感到后怕的，皇帝陛下做为一个不知稼穑的弱冠少年，是如何想到还要为红薯种子准备储存之所的。
这又是一个根本无法解释之处，徐光启也只有再次将此归结为天纵神明了。
其实，两世中皇帝陛下都没有从事过农事生产。可在那一世中，红薯白薯已经是“风靡”东西南北，因此对于有关的事情，很多都是耳熟能详。
一天，在乾清宫的暖阁中，皇帝陛下批完了一些奏章之后，接过王承恩端来的香茗，一边喝着，一边看着铜盆中冒出的蓝色火苗，“要是有红薯就好了，”这个念头一出现，鼻端就似乎马上闻到了烤地瓜那浓浓的味道。
于是，将那一盏茶喝尽之后，皇帝陛下又重新回到御案之后，在给徐光启信件的最后，又添上了几句话。
因此，说起来，皇帝陛下也只不过是条件反射而已。当然了，要说皇帝陛下有剽窃嫌疑也不为过，只是这一世绝不会出现有人出面“维权”现象。
陕西省延安府在宋、元时期称延安路，大明洪武二年（1369）五月改为延安府，治所设在肤施，领肤施、凤翔、安塞等9县、另有绥德州等3州，州领7县。
绥德州下辖只有一个绥德县，境内有黄河、无定河和大理河，编户只有十里，因此有足够的荒地可供开垦。
因为时间紧迫，徐光启也无法仔细考察，只能在粗粗检视一番之后，即将绥德州做为此番试点的区域。
所谓试点，主要还是人员的培训。按照君臣事先的筹划，参加培训的人员，一部分是从各地官府调集来的吏胥，一部分就是随同徐光启一路而来的锦衣卫。
吏胥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等情况，可廉洁和忠诚方面大有疑问；锦衣卫的忠诚度无可比拟，可昧于当地民情。两者结合，实在是最佳的组合。
对了，皇帝陛下将这称为“搭档”。
到底是时间实在紧迫，很多事情也只能不得已采取权宜之计。
几天之后，徐光启就从吏胥中挑选了一些看起来人品比较可靠的人员，搭配上锦衣卫就派往了延安府各地。他们的任务，是去组织流民，在划定的荒地开始简单的修正土地。
因为皇帝陛下的圣旨早已经通告陕西全境，大批大批饘粥不继之人已经开始在当地官府附近聚集，要求参加皇帝陛下的“以工代赈”。
而有着皇帝陛下“以工代赈”的护身符，地方官府不能驱散他们的。不仅不能强行驱散，而且还要小心伺候。
为了避免生变，地方官府只好一面好言抚慰，将他们临时安置到早已划定的待开垦的地块，一面又每天安排人维持秩序，并且开设了粥场，让他们勉强果腹，再去做些力所能及的简单劳作。
另外还有更加令人心惊胆战的事情，陕西周边地区也有很多很多的流民闻听了信息之后，逐渐向陕西境内的官府所在地聚拢。如果不立即着手开始疏导的话，不定什么时候就很有可能发生民变。
在这种状况下，“民变”二字是足可以令人闻之色变的。
要是在自己的治下发生民变，地方官府的罪过可就大了。而且这流民都是被皇帝陛下的圣旨招来的，搭上笑脸和粥场也就罢了，如果还有搭上官帽的风险，那他们可就感到冤枉哀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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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大生产运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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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陕西各地官府承受的压力也是非常巨大。不要说财物方面的付出使他们穷于应付，只说这食不果腹的流民聚集一起，就如同身边放置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一般，令他们寝食难安。
更令他们难以言表的是，此次陕西赈灾，钦差徐大人直接行文知县衙门，调集的低层吏胥甚至良善民壮占了绝大部分，对于他们这些朝廷命官却是一副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
虽然给出的“不敢骚扰地方政务”理由看起来冠冕堂皇，可鬼都知道，他们这些地方官府对赈灾事宜是极其“感兴趣”的，也很想代行其劳。可徐光启如此做派，实在与断人财路无异。这种行为尤其不能令他们接受。
他们是不敢对皇帝陛下有任何抱怨情绪的，因此所有的火力就几乎全集中到了徐光启身上。
平凉府、凤翔府以及商州、同州等几乎所有的府、州衙门一面向陕西都指挥使司衙门请调卫所兵丁帮助维持秩序，一面向陕西承宣布政使司衙门请示处理办法，其中的牢骚满腹自然毫不避讳。
现在陕西的“话事人”是布政使张秉武张大人，其官名全称为陕西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可不要小瞧了这位张秉武张大人，他可是出自安徽桐城张家，后人中更是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官拜清礼部尚书军机大臣的张廷玉。就是在大明，安徽桐城张家也是属于巨宦之家，祖上张英做过陕西参政，族兄张秉义做过山东按察使。
但是近几年，这位家世显赫的张秉武张大人却有些流年不利。先是衔皇命巡抚陕西的乔应甲颐指气使，很有些越粗代庖甚至取而代之的意思。
因为对方是代天子巡行，张秉武张大人自然不敢触其锋芒。为避其锋芒，只好托病不出，一省大政就悉听乔巡抚摆布。
“巡抚”之名即起于明代，其官也属于“行官”，而不是像按察使和布政使之类的非常固定的“坐官”。
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辛未，太祖令皇太子（即懿文太子）巡抚陕西地方，巡抚之名，始见于此。”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遣尚书蹇义等26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此后，逐渐派一些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去巡抚各处的边境腹地，办完事情就回朝廷复命。
这样的官员，当时称为“巡抚”，或名“镇守”。巡抚兼军务的加提督，有总兵地方加赞理或参赞，所辖多而事务重者加总督。以尚书、侍郎任总督军务的，皆兼都御史，以便行事。
由于总兵、宦官也可称为“镇守”，容易造成混乱，所以后来凡是文职官员奉命出朝，就一律称为“巡抚”，以与“镇守”相区别。
此外，明代还派监察御史巡视各省，以资监察，称为“巡按”。“巡抚”、“巡按”略有不同，但这些都是大明王朝才设置的差务。
好歹去年乔巡抚终于结束了“巡抚”，回转了京城另有任用，布政使张秉武总算可以从容展布自己的施政方针了，没想到今年又来了位钦差徐大人。
而且这位钦差徐大人比那位巡抚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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