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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案录:民国那些奇案-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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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茂新面粉厂日益发展的同时，荣氏兄弟根据“发展实业，应从吃着两门入手”的指导思想，于1905年8月又集资创建了振新纱厂。开工初期，因经营管理不善，亏蚀巨大。后来荣宗敬亲任董事长，荣德生亲担经理，兄弟二人齐心协力，振新纱厂才一改经营落后的局面，扭亏为盈。到1910年时，振新纱厂生产的棉纱在市场上已能与日纱“蓝鱼牌”相匹敌。
此时的荣德生兄弟算是成功地从金融转向实业，再从面粉业发展到纺织业，在实业界站稳了脚跟，在创业的道路上迈出了很好的第一步。随后，他们又抓住辛亥革命及一战中民族工业发展环境相对宽松的有利条件，采用设立新厂、租办和收买旧厂等办法，接连扩大生展规模。
面粉业方面，他们在无锡新建了茂新二、三厂，在济南开设茂新四厂，在上海创办福新一、二、三、四、六、七、八厂，在武汉开设福新五厂。这12家面粉厂生厂的面粉约占全国面粉生产能力的23。4％。
纺织业方面，添机至3万锭。他们提议在上海、南京、郑州增设三家新厂，却遭到一部分股东的强烈反对。因为振新部分股东只想分红，不愿将赢利用来扩大再生产。荣氏兄弟只得毅然退出振新，去上海新办申新纱厂。他们买下恒昌源旧纱厂改名为申新二纱厂，在无锡筹建申新三纱厂，在武汉创建申新四纱厂。至1922年，这四家申新纺织厂成为当时我国棉纺织行业的巨头。
从1914年至1922年，荣家产业发展迅速，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非常罕见。
1932至1933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列强纷纷向中国倾销剩余产品，其中棉布占到进口货物的将近一半；“九？一八”事变后，日商又相继操纵我东北、华北市场，荣氏集团的棉纱纺织业遭到巨大的损失。“一？二八”事件之后，申新各厂曾一度停工。
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中国的民族危机交织在一起，我国的民族工业遭受到很大的打击。加上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倍增，人民购买力骤降，国内市场不断萎缩，荣氏企业连年亏损，债台高筑，产生了创业以来最严重的经营危机。到1934年6月底，申新的全部资产是6800万元，负债6300万元，光利息支出就超过500万元，后来连利息也付不起，银行不再放款，申新一至九厂都全部抵押出去了。
面对危机，荣氏兄弟一面呼吁政府给予支持，一面求助外国银行继续发放贷款，结果不但都未如愿，反而引祸上门。国民政府实业部和陈公博、宋子文等人企图趁火打劫，扬言要把申新收归国有，一举吞并申新；英商汇丰银行和不法日商相勾结，公开以低价拍卖申新七厂。在这种局面下，荣氏兄弟拼死抵抗，上海和全国各地实业界同行和社会公正舆论也声援荣氏，申新广大职工更是奋起反抗，全力支持，这样才使国民党政府和帝国主义的阴谋没有得逞，申新勉强维持了下来。但是，到1935年4月，申新各厂的负债总额超过了全部资产的总额，出现资不抵债的局面，荣氏兄弟日日忧愁，千方百计要让荣氏企业恢复元气。
幸运的转机在1936年出现了，申新各厂年终赢利高达308万元，这使得荣家两兄弟精神大振。但是没有料到，刚准备还清债务图谋大发展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了。
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大力抗击日军，但日军有备而来，狂轰滥炸，野心勃勃，荣氏企业所在的济南、上海、无锡、武汉等城市很快便相继沦陷。厂房设备绝大部分都遭到日寇破坏、抢劫和强占，损失惨重。其中上海申新八厂和无锡茂新一厂全部被毁；申新三厂库存的棉花、棉纱、棉布、煤，连同部分厂房和机器设备，有的被日军抢走，有的被浇上柴油，放上硫磺、炸药，纵火焚烧或炸毁；茂新二厂库存的小麦、面粉、麸皮，也被洗劫一空，直接经济损失按战前币值计算为5281万元。
尽管损失惨重，沦陷区的一部分设备仍在内迁的途中，但是抗战一开始，荣氏兄弟就投入了抗日救国的伟大洪流之中。他们在一个多月内，先后捐助国民军面粉5万包和其他许多慰劳品；还把申新三厂装运棉花的船只交给荣永记轮船公司到上海接运难民回无锡，费用全部由荣氏兄弟负担；公益铁工厂奉政府之命，停止生产纺织、面粉机器，专门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军需品，支援前线；还把济南茂四积存的几万包面粉和数千包小麦，用记账方式转交给第三集团军充作军粮。
1937年11月，荣德生避居武汉，全力支持他的女婿李国伟加紧生产。他们将申四、福五的生产设备通过水陆两路，运往四川、陕西。根据荣德生“报效国家社会，在荒僻创建事业”的指示，李国伟等人经过多次实地勘察，先后在重庆、成都、宝鸡、天水等地建立新厂，规模虽然不大，但开工很足，获利丰厚，为支援抗战和发展内地工业做出了贡献，也为荣氏企业清偿战前债务、恢复战后重建积累了资金。
1942年5月，汪伪政府进行“币制改革”，荣德生抓住这个新旧货币交替、黄金价格暴涨的机会，利用抗战以来企业的赢利，一举还清了战前积欠的几千万元债务。好不容易喘口气，这时候，日本人又找上门来。
日军曾提出要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二厂“合作经营”，或者签订租约租用这两家工厂，荣德生都严词拒绝。日商丰田纱厂企图强行收买上海申新一厂和八厂产权，荣德生也不答应。汪伪政府的“外交部长”大汉奸褚民谊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专门在国际饭店设宴招待荣德生，企图迫使他做出让步。
面对日伪势力多次威逼利诱，荣德生说：“我是中国人，决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他还正告大汉奸褚民谊：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荣德生眼看着日军把企业搬空、摧毁，也丝毫没有屈服之意，铁骨铮铮，为整个家族作出榜样。结果，没有一个荣氏子侄或亲属向日伪屈服，也没有一家荣氏企业愿同日商“合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荣德生满怀喜悦的心情，立即投入到旧企业的修复和新事业的创建中。他曾真诚地希望政府能向日本索取赔款，以补偿荣家企业在战争中遭受的重大损失；并希望得到政府的扶持和借款，以便有足够的资金致力于企业的恢复和发展。
然而，残酷的现实把荣德生的理想化为泡影。蒋介石政府一意孤行，坚持独裁、卖国、内战三位一体的反动政策，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更是巧取豪夺，变本加厉地压制民族工业。荣家企业既没有得到日本的赔偿，也没有得到政府的借款，还在收回被日伪强占和搬走的设备时，多次遭到接收大员的无理刁难和公开勒索。
抗战胜利后的几年里，荣德生除了在无锡创办了天元毛麻棉纺织厂、开源机器厂等几个规模较大的新企业，修复了申新三厂，重建了茂新一厂外，原有的纺织、面粉企业几乎都没有得到新的发展。还有些毁于战争的老厂，如上海的申新八厂，始终没有恢复。战后荣家企业的规模和产量都没有达到战前的最高水平，而且逐年缩减。
在企业不断遭到惨重损失的同时，更令荣德生悲痛的是，自己和家人接连发生意外。荣氏家族的成员接连遭到劫难。1937年底，荣宗敬为了维持企业生产，曾参与以工商界人士为主体的上海市民协会的活动，不料这个组织的幕后操纵者是日本侵略军。真相被揭露后，他毅然脱离关系，为了躲难，只好于1938年1月4日秘密离开上海。年老不堪周折，2月10日，这位荣家企业的创始人在悲愤抑郁中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终年66岁。1939年7月20日，荣德生的长子荣伟仁因患鼻咽癌在上海去世，年仅34岁。1940年，次子荣尔仁被匪徒绑架，在魔窟关了58天。1942年，三儿子荣一心又被日本宪兵队扣押。
而荣德生自己被绑架一事，鉴于事发过程中的危险、无奈，和事发后的迷团百出，更令他深切体会到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性。否则，纵有再多资产，也有一朝尽失的可能，纵使再有雄心抱负，也有难寻施展天地的时候。
绑架案发生在1946年4月25日，荣德生已值71岁高龄，在上海的家中吃过早饭又休息了片刻后，大约10点钟，他和三儿子荣一心、女婿唐熊源一起乘福特轿车去江西路的总公司办公。轿车刚驶到高思路转角处时，突然从马路斜处解角落里蹿出三个身穿军装的人，双手一横，拦在汽车前面。司机猛一惊乍刹住车，那三个已挥舞着手枪向车里的人吼道：“下来，赶快下来！”荣德生和儿子、女婿都愣在原地。坐在司机旁边的保镖把头伸出车窗，略微壮胆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
为首的一个军官取出一张红色逮捕证，在他们所有人面前晃了一晃，荣一心眼利，看到那张纸上面盖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还有淞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的签字，不禁目瞪口呆。保镖顿时吓得失了神色，面对不法匪徒还好，面对军府人员，他们就不知该怎么办了。军人们见势，乘机将荣一心和唐熊源拉下车来。其中一个军官大声宣布：“荣德生是经济汉奸，请他到局里去一趟！”另外两个人不由分说，硬把荣德生拉下福特轿车，强行将他架上了早就停在旁边的小汽车。三个军人紧跟着钻进了汽车，引擎立即发动，风驰一样开去，整个过程还不到3分钟。
荣一心这时才醒悟过来，猜到是遭到了匪徒的绑票，不禁失声大哭。事出突然，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细心的唐熊源一边劝慰荣一心，一面告诉他，看那汽车的牌照，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二人当即乘车赶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询问逮捕之事，哪知淞沪警备司令部却矢口否认有逮捕荣德生的事。荣一心和唐熊源只以为绑匪神通广大，设法盗得警备司令部大印，蒙混过关，顿时捶胸顿足，懊悔不已。
而此刻，坐在军人车里的荣德生，正坐在车里不明所以，思忖着近日发生的事情。他从车窗中望出去，看见汽车转了几个弯后，沿着中山路直直向上海西郊驶去，马上意识到这并不是去警察局的方向。荣德生年纪虽老，但头脑仍十分清醒，他心中很快掠过一个念头：绑票！他不禁想起当年他儿子荣尔仁被绑票的事情，也是在上班途中被人劫持的。而且，最近上海一再发生绑票案，被绑者都是有名的大富翁，像号称“钻石大王”的嘉定银行总经理范回春、号称“五金大王”的唐宝昌等。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也先后遭歹徒绑架，被勒索去巨额赎款……吓得富商大贾们终日惶惶，胆战心惊。荣德生一向做事谨慎，认为自己平时乐善好施、待人宽厚，没有什么仇人，所以才不太有防范，谁知道灾祸现在竟落到了自己头上。事到如今，只好省下气力，再伺机而动。
开了很久之后，汽车转入了一条小路，又开了有好几里路。车开到一处小河浜时，那里停着一只小船，显然是匪徒预先安排好的。那几个人把荣德生拉下汽车并塞进窄窄的船舱里，不许他活动也不给他吃喝。荣德生只能蜷缩在船舱中。直到第二天晚上8时左右，才有两名绑匪将小船摇到距荣德生的申新一厂前约有半里路的小河边靠了岸，把荣德生架出小船。上岸走了一段之后，又乘上一辆小汽车，开了大概15分钟，才停下。
两个匪徒让荣德生下了汽车，又改乘三轮车，几翻周折，最后来到一扇石库门前。荣德生被推进门去，借着烛光被推上一折三拐的楼梯，最后被关进一个四面无窗、漆黑一团的小屋里。
整整受了两天惊吓的荣德生，此时疲倦不已，他在黑暗中摸索，摸到一张床刚想坐上去休息一下，却碰在了一个人身上。荣德生吓出一身冷汗，哑声叫道：“你是什么人？”那人从床上坐了起来，哈哈大笑说：“我是专门被派来看守你这个财神爷的。”荣德生听着那阴阳怪气的声音，不寒而栗。
第二天，匪徒开始给他水喝，给他饭吃，这使荣德生有些安心：看来，匪徒并不打算要他的性命，只是求财。
荣德生被绑架的消息像台风一样，迅速刮遍了整个上海滩。蒋介石得知后极为震怒，觉得上海已经“光复”半年多，接二连三发生绑架案，对政府的威信造成极大损失，就严令上海当局限期侦破案件。然而上海警察局和淤沪警备司令部对破案却一筹莫展。
荣家为了营救荣德生紧张奔走着。荣尔仁和荣一心全力以赴。但是，他们既不知道绑匪的来历，又不知道荣德生的下落，唯一的线索，就是荣一心亲眼看到的那张逮捕证，那颗“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大印和毛森的签字。可是这些都是惹不起的角色，人家矢口否认，他们也不敢再继续追究。荣家人只得在担惊受怕中急切地等待着匪徒来主动联系。
27日荣德生吃过早饭后，有两个男人走进了关押他的黑屋子。其中一个胖子有40多岁，满脸横肉，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自称是“司令官”。另一个是个瘦子，30来岁，笑嘻嘻的，自称是“参谋长”。“司令官”守住门口，“参谋长”挨到荣德生身边坐下，皮笑肉不笑地说：“您老不用怕，我们请您来，只是想交个朋友！”
荣德生明白，绑匪要的是钱，不破财是不可能的了。他小心翼翼地开始摸绑匪的“价码”，说：“办实业也不容易，经常拆东墙补西墙，靠借债过日子。不过，长官和弟兄们看得起我，我荣德生不会不谢大家的。”
参谋长又笑道：“您老可真会哭穷。满上海滩谁不知道您的家底？弟兄们要求也不高，100万美元，您老一个喷嚏就打出来了！”100万美元是个大数目，荣德生吓了一跳，连忙说：“我实在没有这个力量。”一直没有开口的胖司令这时说话了：“你跟他罗嗦什么！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拿钱咱就‘撕票’！”荣德生听得心惊肉跳。那参谋长仍然笑嘻嘻的，说希望荣德生能识时务，早拿主意。总之，钱是一定要的，而且要得不少。
一连几天，荣德生都被关在那黑屋子里，除了有人送饭送水外，再没有人过问他。这使得荣德生的心情越来越紧张。他甚至在想，无论绑匪再提什么条件，他也一定要答应下来……
直到荣德生被绑架的第7天，申新九厂的经理吴昆生突然接到绑匪打来的电话。因为吴昆生在日伪时期也曾被绑架过，到现在还后怕，他不敢和绑匪谈话，就让一个叫陈品三的人代接。陈品三战战兢兢地拿起话筒，对方问清了他的姓名，就指定他为今后的接洽人，不准再另换他人。从这天起，绑匪先后打了10多次电话给陈品三，索要100万美元的赎金。
荣家兄弟看破案希望渺茫，不再寄希望于警方能够破案，只得自己设法营救。他们聚在一起商量，最后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荣氏事业的开创人。可是，100万美元不是个小数目，一时间他们真的是凑不出来。
为了防止警方窃听电话，绑匪后来又改为用信件来联系赎票事宜。5月13日，绑匪逼荣德生写下亲笔信，然后将信放在亚尔培路样生饭店下层厕所里的洗脸盆下面，打电话叫陈品三去取。陈品三取到信马上交给吴昆生，吴昆生不敢怠慢，当即又送到荣尔仁手中。信上写道：“司令”已同意将赎款减少到80万美元，要儿子们尽快准备好，切实答复绑匪。
荣尔仁等既担心父亲的安危，又心疼80万美元，而且短期内确实筹不足，就继续和绑匪讨价还价。绑匪惟恐时间拖延过久会走漏风声，于是又在5月15日从邮局寄出一封恐吓信，信由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转交给荣尔仁。信中威胁说要将荣德生“判处死刑”，同时还附有荣德生的亲笔信，说明绑匪已同意将赎金降到50万美元，并决定由各厂分担，将各厂分担的数目也确定下来，要荣尔仁等去落实。
宋尔仁看见父亲的亲笔信，相信父亲还是安全的，便接受了绑匪的条件，按照绑匪的意思，他派了申新二厂厂长詹荣培作荣家代表，去与匪徒谈判付款方式、地点、时间等“技术性问题”。匪徒方面的代表是吴志刚。荒谬的是，吴志刚的公开身份竟是华大企业公司的总经理，而且实际上还担任着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副处长。詹荣培之所以被绑匪指定为荣家代表，荣家只以为他与绑匪方面的人相识，却没料到詹荣培早已同绑匪勾结，做了绑匪的内线。所以谈判的结果当然完全是按绑匪的意思，不但50万美元赎金分文不能少，而且荣家提出的一部分以黄金支付的要求也被拒绝。荣家救人心切，没有办法，只得在市场上高价收购美元，好不容易才凑足50万美元。
钱凑齐了，但交款的时间、地点还得等绑匪的通知。眼看着绑匪规定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荣尔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荣家人终日愁云惨雾。
这时，在外面打探消息的几个人跑回来报告说，绑匪在南京大戏院、静安寺等热闹地点公然贴出了红色招贴广告，广告后面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5月25日下午，长乐路1210号附近，携款赎回肉票”。荣尔仁和荣一心看了，心中都大为疑惑。因为，这个地点正是淞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住处的隔壁！绑匪竟敢在这种地方进行交接，莫非真是警匪一家了？可是疑惑归疑惑，事情也不敢耽误。荣尔仁兄弟怕有再多荣家的人被绑架，再三考虑之后，决定请申新二厂的协助经理顾鼎吉带着赎金款前往指定地点。顾鼎吉思索再三，最后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当天下午，顾鼎吉亲自用汽车把巨款送到指定地点，却不见有人来接款。周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动静，汽车只好慢慢在这一带兜着圈子。没想到绑匪没来，警察却来了，他们拦住了顾鼎吉的汽车，搜出他所携带的巨款，当即把顾鼎吉带回警备司令部审问。
警官们动手就打，打伤了顾鼎吉的眼睛，还威胁说要送他坐老虎凳。顾鼎吉只得说出了交款赎人的真相。警官大怒，指责荣家不能和绑匪私下作交易，还说要按规定没收这笔钱。顾鼎吉只得苦苦哀求。后来警官才改变了态度，同意把巨款发还给荣尔仁。
这时绑匪又来了通知，说赎款不必再送，由他们到詹荣培处直接领取。果然，当天下午，一辆标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连喇叭都不按一下，直接驶到厂长办公室门前停住，车里只有一个司机。会计帮司机把两只皮箱装上汽车，司机说了声“谢谢”后，就不慌不忙地把车开走了。
绑匪顺利拿到50万美元，高兴之余，就决定释放荣德生。28日晚10时左右，一辆三轮车将荣德生送到了他的女婿唐熊源家。唐熊源立即打电话通知家人好友，众人纷纷赶来相见，欢喜万分。荣德生老泪纵横，哀叹不已！
荣德生虽然脱离了虎口，但这桩绑票案仍然被人们议论纷纷。因为在案发过程中留下了太多警匪勾结的痕迹：绑匪怎么会有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为什么绑匪能使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来绑架人和领取赎款？据查该汽车是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王公遐的，司机是来连生。不管怎样，司机来连生都直接参加了绑票、移票和释票活动，警方却为什么不加以追究？还有，绑匪怎么会选中警备司令部的吴志刚来作他们的谈判代表？这一系列的疑点，使得淞沪警备司令部受到很大的舆论压力，成为众矢之的。
人言可畏，外界正沸沸扬扬之际，淞沪警备司令部不得不认真侦破这一案件。松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立即将二处处长毛森从无锡调到上海，主持此事。但同时，他又对警备司令部和上海警察局采取保密措施，禁止侦破消息外泄。
到8月4日，警方终于公布了荣德生绑架案的真相，承认参加这起绑架案的有中美合作所，和毛森的部下组长，劫人和领取赎款的那辆汽车确实是从淞沪警备司令部借来的，匪徒方面的谈判代表吴志刚也是案中的重要人物。
但是根据了解内情的人所说，下令逮捕荣德生的，正是负责破案的毛森自己！而且从案情的处理上看，警方确实没有把这个大案弄个水落石出的决心和诚意，只是捉住了底下的几个小喽罗，不能让人信服。看来他们或许只是为了缓和一下舆论压力，才开了杀戒。破案过程中他们先后逮捕了15人，杀了8人。民间有着生动的流传，说这是：“藏起了一窝老虎，打死了几只苍蝇！”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破案之后，荣家之前送出的50万美元赎金，警备司令部只发还了13万美元给荣家，发还时警方又是拍照又是登报，大肆渲染道：“全国震惊之棉纱兼面粉大王荣德生绑票案，昨日始告全部结束，赃款已为荣家领去……”可实际上大部分赎款都被当局扣留了。其中有5万美元由蒋介石奖赏给了破案的毛森。犯案参与者吴志刚之前用分得的赎款所买的两部汽车，也被官方留下使用。而且，在此之前，荣家还分别送给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警察局各4万美元，作为对警方人员破案出力的酬谢。
其实在警方发还十几万美元赎款给荣家的第二天，警备司令部就派人到申新总公司公然索要所谓“破案赏金”，一而再再而三，直到把发还荣家的那十几万美元都要走了为止。荣家无可奈何，只得又高价收购了十几万美元，作为“酬金”给了他们。各地官员见荣德生这位大财主向上海当局“慷慨解囊”，分外眼红，纷纷趁火打劫，要荣德生将领回的所谓“巨款”捐献出来。仅上海一地，要求荣德生捐款的机关团体就达50多家。此外，还有一些个人，也一再纠缠，要“借”钱，弄得荣德生苦不堪言。能推脱的他只好婉言推脱，但对于“党国要人”，不便得罪的，也只好忍痛解囊。
风波既是冲着钱财来的，钱财散尽了，风波也就平息了。荣家确实在这张绑架案中损失惨重。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场绑架案中，警匪到底是不是一家呢？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荣家人估计心中有数，但在那样的乱世中，政府、警备处都不成体统，向他们索要公道就好比缘木求鱼。荣家人大概也是明白了这一点，才忍气吞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汤恩伯对警备司令处采取保密措施，历来史料上也未确切提及，今天，我们就只能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来做大胆猜测了。
先说松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是浙江省江山县人，和军统头目戴笠是同乡，是戴笠的得意门生，又和保密局头目毛人凤是同乡同宗，还有汤恩伯做后台。抗日战争时期，军统派先是他到上海活动，他被日本宪兵队抓获后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被戴笠、毛人凤庇护下来，戴笠还派他任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处长。
再看荣德生脱险回来以后，毛森又气又急，督促部下加紧破案。毛森估计，绑匪肯定不是一般的绑匪，一者绑匪没有司令部的印章这个“红色硬卡”，二者一般的绑匪没有能力动用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色轿车。这样一来，毛森便指示手下，首先着手侦查他手下在上海行动的人员。果然，原来绑架荣德生时打扮成军人模样、出示“红色硬卡”的人确实曾经是毛森的部下。毛森一听，又气又喜。气的是，作案的就是他的部下，全是党国的行动人员；喜的是荣德生绑架案终于有了线索，这线索是他毛森查得的，蒋介石肯定会对他另眼相看，这就能给自己的份量增加筹码。
经过严刑审问，知道匪首可能潜逃到了杭州。毛森便速令三个侦探立即去杭州追捕匪首。后来，绑架荣德生的匪徒8人无一漏网。案破后追回了荣德生先生的所有赎款，8名作案匪徒全部被枪决。
这样看来，绑架荣德生的是毛森的部下，毛森又把他们辑拿归案。再看看这起绑架案得益最大的人，是毛森！侦破案件后的功推第一，蒋介石亲自召见他，又是嘉奖，又是提升。毛森从此一路青云直上。
从这里，明眼人大致可以窥探到荣德生绑架案的一斑。不妨做这样的假设：毛森指使部下绑架荣德生，索要钱财，然后再指使别的部下侦破案件，拿来赎款。这样，赎款可以变相地以酬金的方式纳入口袋，破案的声名也当仁不让，一举两得。
或者也可以再往深层去推敲，毛森代表的是第三方面军势力，第三方面军的幕后，便是庞大的国民政府集团。荣氏家族出身寒微，且做的是实业，脚踏实地，根深蒂固，与国民政府庇护下的的官僚资本企业集团的运营模式相去甚远。面对荣氏企业这样资力雄厚的财团，国民政府应该是会有所行动的。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在被绑架的这场磨难中，荣德生不仅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身心健康也遭到严重摧残。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一个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1948年9月4日，上海市警察局根据蒋经国的旨意，以涉嫌私套港汇为由，将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逮捕，关押77天，经特别刑事法庭审判，处以六个月徒刑，缓刑三年，荣家先后被勒索去棉纱、布、面粉、栈单、黄金、美钞，总价值折合5000件棉纱。1949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又以所谓“军粉霉烂案”的莫须有罪名，对荣毅仁控告起诉，原定于5月25日开庭审理，由于上海迅速解放，才避免了更大的厄运，但已被敲诈去黄金10条、美金5000元。
至此，荣德生终于认识到国民党当局“视民力若牛马，待民意如敝履，剥尽民脂民膏，终至自弃于民”；这个政府“比之日本，不相伯仲”。这也是后来上海解放后，荣德生不愿迁台的原因吧。
因为国民政府倒台前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渐趋瘫痪。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荣德生父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感。这件事的直接结果是，荣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荣毅仁“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得来。此后，荣氏企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不断调整政策，发展壮大。
纵观荣氏兄弟一生作为，确实具有很大的社会功绩。因荣宗敬逝世得早，荣德生的功绩更大，大体体现在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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