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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三部曲之一国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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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找到他们家族的一点影子。不过，自从认识了王瑁黧和她的侄女王佳苇，我心中常常生出一些幻觉，如此漂亮多情的女人，很可能和王伯瀚家族有关。小镇上流传的是，王伯瀚和柳水英，不是遭廖佐煌杀害，而是殉情而死。因女人而死，偷情而死。难道郎天裁、瑁黧和佳苇身上，真流传着王柳两大家族的血液和影子？廖家的后人，是不是已经绝迹？我在涞滩码头遇到喜欢绘画的姑娘柳莎莎，如果她真姓柳，她的身世和廖佐煌、柳如风家族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现在，万年台歇马场上的廖家大院，已被开发出来，成了我们这一带著名的风景旅游区。那里作为通往女儿泉综合旅游风景区的大门。石柱石狮牌坊，雕梁画栋，龙飞凤舞。当年的阅兵台下面，修建了一个的宽阔广场。古老的威严和现代的朝气，都在这里轮番蔓延滋长。虽然，我不知道他的家族，还有哪些人现在还活着，但是，万年台右侧的廖家大院，还保存完好。那是一座透着明清色彩的青砖瓦屋，显现着它昔日的威严与辉煌。万年台背后的那片青松林，挺立着廖家高大气派的祖坟。万年台青松林里修建的革命烈士集体公墓，离廖家祖坟不远。那里安放着牺牲在我们这一带的革命英烈的忠魂。郎天裁镇长正在计划把石达开小妾的无名墓、女儿湖中桃花岛上的红军坟、女儿峡中老商和水灵无法寻找的衣冠冢，都统统迁入革命烈士集体公墓。但究竟是葬在一处好，还是让它们都保存原貌散布山水中，风景区规划办的同志还在犹豫，当然最后也得由他们共同的顶头上司蓝一号定夺。我常常想见蓝一号。虽然，他给我的获奖作品《国色Ⅰ号》系列颁过奖，虽然，我们差不多已经是文化上的朋友，但是，我觉得他无论在我们居住的那个城市，还是在乌溪小镇、女儿山、女儿泉、女儿坪风景区，都若明若暗地游荡着他的影子。
“蓝一号和郎天裁，才是真正的土改工作队！而且，怎么赚钱怎么整，怎么使坏怎么整！”
乌溪小镇上的人们，私下这么评论。唉！我当时并不怎么赞同这种评论。我想，郎天裁镇长和蓝一号，那么努力搞红色旅游文化开发，没日没夜地操劳，为的什么呢？那时，他们的事情还没有败露，我知道蓝一号在乌溪小镇使用的一次唯一的特权，就是不仅在烈士纪念馆列出老商的展位，还在他的家乡，渭河平原上，给老商修了祖坟，叫女雕塑家易安为老商塑了汉白玉雕像，严格地说，这不算腐败啊！我们这片土地养育出来的男人女人们啊，活着，还是死去，都这样影子一般，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晃荡。有时轻若游丝，有时宛如钢针，任何时候不经意地扎进我的心灵，都会不由自主地渗出一摊鲜血。
现在，没有人能记起石达开的队伍，从老君山山垭口那一堆堆青色的岩石后面开过来，路过涞滩码头的真实景象。但红军路过涞滩码头那些天，我们这一带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有不少人能回忆起来。那时被地方军阀首领封为国军营长的廖佐煌，为了围追堵截即将路过的那支被描绘成红魔的队伍，驻扎在涞滩码头前面的军事重镇狮子岭城堡。他们已得到上峰的命令，在城堡中的大草坪上架起大炮，对准老君山山垭口的青色岩石，等红魔的队伍一出现，就放炮猛轰。但这个惊人的战争场面，并没有出现。红军路过涞滩码头并没有打仗。红军先遣部队的领导人，军团长或某参谋长，和廖佐煌死去的秀才父亲是同学，或同事。他们暗地里达成了一项半公开半秘密的协议，红军只是借路走过，并不打算占领这一带的地盘。再说，急待发展的廖佐煌，得到了国军一笔数目可观的军饷后，并不愿意打仗。又有人说，红军还给了廖佐煌的部队好几十条缴获来的洋枪。他们之间究竟做了什么交易，达成了怎样的默契，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我也不一定完全知道当时真实的情况。有档案明确记载的是，红军某一领导机关，在万年台歇马场廖家大院住了一段时间。而且，廖佐煌把他家的粮食拿出来，交给了那支饥饿的部队。金黄的玉米面和炒米，灌满了红军战士肩上的粗布口袋才离去。当然，我们今天要完整讲述红军和廖佐煌的故事，已比较艰难。有记载说廖佐煌根本就不是土匪，而是当时的国军，或者川军。廖佐煌的父亲，因为贩卖鸦片和食盐挣了不少钱，便把他送到当时已散落各地的黄埔军校读书。后来，廖佐煌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从排长到营长，到解放的时候，他已经是某军某团长。战斗中他多次死里逃生，又多次拉起自己的队伍。廖佐煌并不是一部光彩的历史，虽然也可能是一个男人辉煌的历史。在他家万年台廖家大院里，他养了十多个小老婆。柳水英，还有那位少数民族姑娘罗乌支，只是他大小老婆之一，而王伯瀚和柳水英后来遭到谋杀和暗杀，就是因为和廖佐煌争夺大小老婆。这些早已被尘封的往事，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在我面前打开。我没有怎么费力，就在现在的乌溪小镇上，看到了她们当初一个个鲜活的面容。有些人物和故事，今天讲起来，听起来，都还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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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5）
红军路过涞滩码头，他们在大江两岸迷蒙的月光下悄然而至。清澈的流水中，荡漾着他们如豆的倒影。这是我从老一辈口中听来的故事。其实，真实的情况，和我后来沿着红色精品旅游线路采风写生得到的结果，颇有出入。深山猎户驼背老人，围着他们祖祖辈辈守惯了的火塘，吃着萝卜炖蹄膀，喝着乌溪牌老烧酒，青脸微红，两眼幽幽地告诉我，红军的队伍出现在狮子岭城堡对面老君山山垭口的那丛青色岩石前面，不是早上，不是月夜，而是黄昏。农历，阳春三月。一个金色的黄昏。半片通红的太阳，嵌入女儿峡背后高耸而青翠的山峰。乌溪小镇、涞滩码头、乌溪河两岸十里竹海，如云的喜鹊欢快地鸣叫着。老人说，从此以后，好长一段时间，这片山水间，好像随时都隐约溅起那阵阵喜鹊的欢叫声。可是，当乌溪小镇上的农人渔人，第一次看到红军的身影，都吓得往深山里奔逃。他们都以为是廖佐煌又从外地招来一批新的土匪。他们先遣部队的几个疲惫的战士，出现在山垭口，并不如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红军战士，英勇顽强，一个个像下山的猛虎。而是，他们疲惫而畏缩的身影，不知该不该继续下山。他们肩上背着长枪，穿着粗布军装，但都不整齐，显得破旧。扛机枪的老班长，手肘上的军装被子弹划破了一条长口子，还没有来得及缝补。他们也没有在山头上呼口号，或者唱歌。他们匆匆摆开架势，把枪口炮筒对准涞滩码头和狮子岭城堡。看到这些红军战士的镇上农人渔人，那时都没有看到亲人的感觉。他们都以为是廖佐煌的部队来到山头，要趁黑夜奔下山来抢劫码头上的船队，掠取船上的山货和稻米，抢劫乌溪小镇吊脚楼上的腊肉、生猪、鸡犬和女人。所以，真正看到红军战士，来和狮子岭城堡里廖佐煌的部队接洽关系的人，我们小镇上并不多。史书上没有记载，红军先头部队，并没有从老君山山垭口很快下山，因为他们还没有等到廖佐煌部队的回话，究竟同不同意借这条路下山，渡过涞滩码头。后来，经考证，路过涞滩码头的红军，仅仅是红军的一个分队。而红军大部队，则从另一片山水间，正在偷偷穿越彝汉杂居的少数民族地区，向那条决定他们生死命运的大渡河进发。虽然是一个分队，虽然红军战士很疲惫，虽然他们和廖佐煌达成了某种交易或默契，但红军确实在我们这片山水中走过。而且，那个分队，是红军首脑机关，一般首脑机关，都和后勤部队编在一起。因而，后勤部队才有医院和征集军马粮草的先行官。廖佐煌老家万年台阅兵场旁边的那两株古老的洋槐树上，才有可能拴过刘伯承，或者朱德的战马。红军的首脑机关，设在廖佐煌的老家万年台。廖佐煌把他老家廖家大院让给红军总部的首长们开会讨论。黑压压的一屋子红军高级将领，在挂着金灿灿的玉米棒子的房梁下面开会。他们闷着头不说话，狠狠抽烟。因为他们打了败仗，后来，又打了胜仗。而打了胜仗的指挥官，正在清算那些打了败仗的指挥官。他们过来的路，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他们经过开会，经过清算整顿，虽然装备很差，虽然很疲惫，但他们对夺取下一场战斗的胜利，都精神振奋，充满了信心。廖佐煌给了红军不少粮食弹药，红军也给了廖佐煌不少数目的银圆。那些银圆，是红军在通往云南首府昆明郊区的山道上截获来的，足足有一军用大卡车。我想，这可能就是所谓红军和廖佐煌部队的私下交易。无论采访，还是翻阅历史档案，我都没有找到这笔交易的全过程。现在廖佐煌已经不知逃到哪里去了。他究竟死了，还是活着？我们不能再去找他对证。红军终于成长壮大，那支队伍掌握着我们的国家政权，他们未必愿意真实地讲述当年和廖佐煌之间的交易，而且知道的人，也寥寥无几。他们那笔交易做成后，那两个政权之间，还展开过多少生死搏杀？他们都想拼命消灭对方。几十年后，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正在硝烟炮火中随历史烟云渐渐飘去。他们之中某些人已经开始有了良心发现，或者，本来他们就没有泯灭良心。政治的目光、感激的目光、寻找的目光，都不能寻找到不知飘向何处的军阀土匪头子廖佐煌。既然这样，那么，廖佐煌家族现在能够摆在我们面前的，也许就不仅仅是万年台背后青松林里的那一座巍峨的祖坟。那座气派的孤坟，“文革”的时候，早被造反的群众把坟墓掀开，把他们老祖宗的油亮的棺材和白白的骨头，乱扔在青松林里，用砖头石块把它们砸得粉碎。好在，现在为了搞红色旅游开发，又把廖家的祖坟修起来。当时掀开他们祖坟的红某兵小将，发现廖家祖宗居然也和十多个女人葬在一起。当时青松林里激起的仇恨，想来应该有多么巨大。唉！廖家祖坟里的那群辉煌的男人女人，正做着多美的一场黄粱梦！
土匪（6）
当然，这些不是我对红军路过乌溪小镇想要说的全部的话。我想看到红军真实的面容。虽然，他们仅仅是一个分队，而且是打了艰难战斗的分队，但他们毕竟是红军。他们并没有像石达开的队伍一样，在我们的这片山水间，留下一个漂亮而哀怨的小妾的孤坟。老君山桐子坡上留下了红军临时野战医院女军医女护士的坟墓。我不想仔细描绘她们被活埋前，遭受强暴凌辱的全部情节和细节。但历史就是那样发生，而且，发生的时候，远比我们想象和描绘的情景，还要残酷得多。她们遭到灭绝人性的心灵肉体折磨，还是因为廖佐煌。关于廖佐煌的土匪、还乡团，怎么凌辱活埋红军女战士，我还需要仔细考察。红军路过我们家乡，是一支春天的序曲，早春的序曲。和所有红军到过的地方一样，他们唱歌，写标语，宣传革命思想，打土豪分田地成立农会，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他们打草鞋，补军衣，征军粮，这些都有明确记载。他们召开会议扩大队伍，跟随红军队伍走了去的当地农民，大多数已经牺牲，只有很少的战士，现在还活着，而活着的战士也有各自不同的命运。有的成了我们这个政权的高级干部，有的则成了受到我们这个政权某些不公正待遇的老红军战士。他们有的还住在光荣院里，带着一部曲折苦难的历史，和对光荣历史的记忆，享受阳光，安度晚年。
画家柳偃子认为，我的父亲刘正坤，或许，就是这样一位苦难而光荣的战士。
父亲（1）
我父亲刘正坤的经历，又是一段漫长曲折的生命河流。当年乌溪小镇“三剑客”刘正坤、柳如风和廖佐煌，是儿时的伙伴。他们的孩童顽皮时代，和乌溪小镇的山山水水血肉相连。因为争抢那位来自深山山寨会唱歌的布衣族姑娘罗乌支，使他们分道扬镳。和他们青春岁月紧密相连的那把神奇的“翼王剑”，也因此天各一方。阅兵场上的决斗，是他们各自命运的分水岭。那时，春天已经来临。布依族山寨三月的歌会，已经偃旗息鼓。和布依族山寨隔河相望的中药世家刘家祠堂院坝里，正在翻晒川乌草乌当归黄芪的刘家主人佣人，突然发觉晒场上缺少了他们之中一个叫瘦狗的儿子。那个年过十六高挑白净的儿子，瘦狗刘正坤，从头至尾都和来自乌溪小镇的小伙子柳如风、廖佐煌一起，歌会上转悠。整个寨子没有谁知道，就是他们仨小子“掳”去了山寨的女歌王，而此刻，他们正在为这个女歌王的归属，偷偷连夜划船出山，来到乌溪小镇万年台阅兵场上决战。那时，乌溪河两岸，一片葱绿，万年台阅兵场周围的桑树林里，百鸟鸣唱。廖佐煌拉出自家的战马，仨小伙在阅兵场上骑着快马挥舞宝剑，而那个布依族姑娘则站在阅兵台旁边的洋槐树下，娇滴滴地观战。至于这场决斗，有多少人围观，他们的父老乡亲，怎样瞪着欣赏的眼目，看着这群在他们眼中还不懂事的孩子，骑马挥剑，做着成人的游戏，我们没有在历史书上看到任何记载。我想，春天属于少年。为了姑娘而战的阅兵台上的春天，在仨少年心中，其身姿英姿，本身就是一种春天的故事，和生命的完美。也许，他们挥剑决斗的姿势，和他们混进布衣族山寨里去唱歌跳舞，偷偷望着他们心中的歌神美神，一样展现着那个时代的民族风情和生命风情。尽管这场歌会之前，就有土匪要来抢亲的消息，尽管歌会不久，一年，或者两年光景，红军的队伍，就路过了涞滩码头。我想，土匪也好，国军也好，石达开的部队和红军战士也好，他们不过是一些牵动着乌溪小镇人们神经和心灵的符号。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们的行为，仅仅是为了分配女人。这场决斗的结果，现在已经一目了然。眉心上有颗很大黑痣的小伙子廖佐煌取得了胜利，他不仅得到了那把宝剑，还得到了那个布衣族姑娘，作为他第一个正式的女人。对这个结果最不服气的不是柳如风，而是瘦狗刘正坤。虽然他们都又高又瘦，他们合起来围追堵截，也没有战胜矮壮的廖佐煌。瘦狗不仅失去了最该属于他的布依族姑娘，还失去了祖传下的那把“翼王剑”，因此，这个不服输的来自山寨刘家祠堂中药世家的后生，居然追到万年台背后的青松林里，那一片岩石丛中，双方赤手空拳，你死我活，较量了半个时辰，瘦狗刘正坤终于把廖佐煌摁倒在巨大的怪石窝里。廖佐煌挣扎起来，猛地抱着刘正坤的脑袋，咬下了一小块耳朵。逼急了的刘正坤捂着耳朵，奋力夺回“翼王剑”，可惜用力过猛，只夺回了一个空剑盒。廖佐煌举剑向刘正坤砍来，柳如风掩护刘正坤夺路而逃，腋下还捱了重重的一刀。这就是他们当初留下的是非恩怨。刘正坤是柳如风的表弟。他们之间感情很好。经过这场决斗，他俩感情更加深厚。瘦狗刘正坤从小和父亲上山采集草药，已经对常见草药的药性药理略知一二。他们连忙上女儿峡采集治疗刀伤毒蛇咬伤的特效药，敷在自己的耳朵和柳如风的伤口上。还在后来，也是一个明月夜，和柳如风一起，偷偷摸到乌溪小镇对面的桑树林里，用那把宝剑盒勾引了，或说是采取逼迫恐吓的手段，和桑树林里的一位桑家的姑娘成亲。桑家姑娘和柳如风结婚后，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柳水灵和柳水英，这是后话。他们这桩宝剑逼来的婚姻，又引出了另外一些男女的命运。而柳如风的表弟，在这场抢夺女人和逼迫婚姻的战斗中，除了英俊的脸上脑袋上，残缺了一小块耳朵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的刘正坤，后来，带着石达开留下来的“翼王剑”空剑盒，那是凝聚着石达开小妾佘三娘和那个多情的涞滩码头小船工生命与爱情悲剧命运的剑盒，参加了红军。不知那时他知不知道，那把“翼王剑”凝聚着他祖辈的耻辱和光荣。
父亲（2）
作为红色家族，我对父亲的印象，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荣耀和风光。在我记忆中，曾无数次穿过枪林弹雨中的父亲，从来就是一位干瘦而苦难的老人。他身上究竟有多少处伤疤，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他也从来没有向任何人炫耀。我完全知道，如果采访，真实地把他经历的一切记录下来，一定比我们在任何一部党史军史上面看来的细节和情节，要生动得多，形象得多。我不忍心仅仅从绘画的角度，来观察他留给我们的任何一个细节和情节。单就当初在万年台阅兵场上，和廖佐煌决斗的那个高挑小伙子，他那张白净的脸皮，究竟是怎样消失？怎样在一次次战火中熏烤，变成一块坚硬的岩石，灰黑中透着酱红，而且，在我印象中，这种颜色，至死都没有改变。我想，我可能会放弃绘画，而选择带兵打仗。要不是八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回乌溪小镇，在躲避“文革”武斗炮火的同时，又接触了一对画家易安和莫尚，成了我绘画的启蒙老师，我可能还留在某京的某一军队大院里成长，顺理成章去当兵。我知道，父亲的老上级，某某副部长的儿女们，在那场风暴中，父母被关押，孩子们一个个落汤鸡似的，后来都特招到了部队上，其中有一个年长我大半轮的姓吕的小六子，还在部队混出了名堂。现在，已经在某某舰队当上了少将。虽然，我知道这些世事的变幻，和我父亲身上的伤疤，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只要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必然就有自己的道路好走，每条道路往前走一步，都会产生必然的结果。走路者本人，对选择道路走下去的目标和处境，他通过这么走路，究竟会得到什么，往往一无所知。比如，我父亲脸色的变换，大概是过草地的时候，翻越夹金山吧，脚和脸都冻烂了，红肿得使人害怕，咦，大西北的太阳一晒，老痂脱落，又长得细皮嫩肉的。后来上抗日前线，大概是运炸药去炸毁通往太原的一个无名火车站，铁轨炸了，车站毁了，不知是他自己，还是别人不小心点火早了，没跑得赢。父亲他们那个班的同志全部炸瘫，只有父亲和他的班长，满脸焦黑浑身着火地从自己人制造的火海里冲出来。留下命就不错了。从此，父亲的脸色，就再也没有恢复正常。尽管他一直在后勤部门工作，他身边就有担架队医务所，草草包扎之后，他又活了过来。那时战事正紧，他也没有在乎怎样修补自己脸上的伤疤。直到他的脸，十多年后，在上甘岭，或者后来的某某高地，那场著名的恶战中，有人说是因为他运送补充弹药，有人说他舍身救战友，被炮弹轰起来又落进很深的坑道里去，烤得焦糊。我知道，他不在乎特殊的战斗经历给他带来的脸色变换。或者，他没有时间和机会，好生在乎自己。他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不，是和死神紧紧拥抱。他的确记不清身上究竟哪儿中过子弹和弹片，在我心目中，他几乎就是战神。此刻，战神衰弱，或衰老了。他身上最使人感动、激动的伤疤，和酱紫酱红的脸色一样，恢复了平静。虽然，在我记忆中，他从没有像健康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也许，他住在某京东郊某军医学校背后某一风光秀丽的院落，说不定我也曾在这个院落里长大。说不定那样的院落，就是我们任何一个城市，军队或者地方的敬老院或干休所。那栋暗黄小楼，就是我的家，栖身的和心灵的家。几十年征战生涯，我在父亲身上看到的不是金光闪闪的勋章。虽然，那些勋章在我们家的某一朱红木柜和壁橱里珍藏。我记忆最深的是，他一天到晚都在往鼻子里喷着药水。他的鼻梁很高。我知道，那几乎是他唯一留下来的美男子的标志。也许，的确，他曾经是一个美男子。说不定他究竟是不是美男子，还不仅仅只有被廖佐煌抢去的那个布依族姑娘才能证明。可惜他那高高的鼻梁，在我眼里也不对称，有点变形，鼻孔左边大，右边小，而且左边的大鼻孔如刀砍斧削，很是好看。算命先生告诉我，那种鼻子是尊贵和权利的象征。可他们那种战争年代生活经历这么过来的，一次次把脑袋吊在裤腰带上穿过硝烟炮火，拥抱死神，有什么尊贵权利可言？他喷药水总是从大鼻孔里喷进去，然后，侧过脑袋，又让那些讨厌的药水，流到使他觉得舒服的地方。他鼻腔里不知哪个角落，还残留着敌人的子弹或弹片。我不知道那些子弹或弹片，是不是喷了药水，就能稀释、融化。我当然也不知道弹壳碎片残留在身体里，究竟是什么感觉。我也不知道他喷的那些药水，究竟有多少作用。总之，从他没喷药水前，低头痛苦呼吸急促样子，喷了药水后他抬起头把脑袋靠在松软的椅背上，让酱紫色的脸庞，渐渐平静下来，接着，他那干瘪的脑袋一侧，就会从鼻孔里发出破碎的响声，而他也在这破碎的响声中，渐渐入睡。我知道他的入睡，也是似睡非睡。他在表面看不见任何伤痕的内心伤痛中过日子。也许，他所有伤痕，都已埋在了心灵深处，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凭肉眼看见，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慢慢地靠那永远也喷不完的药水来承受。究竟他承受了些什么，可能谁也不知道。我发觉他心底里最喜爱他那身结实的马裤呢军装，以及珍藏在他的记忆里的勋章。他的勋章，有些，偶尔翻出来，戴在身上，有些，则长久地珍藏在他心灵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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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3）
尽管，我诅咒塑造他们生命的战争，但是，我热爱这种生命，歌颂这种生命，并以此为荣。他们的生命在战争中锻打淬火，变得硬朗壮阔而荣耀自尊。这种思想，构成了我《国色Ⅰ号》系列作品的灵魂。
随着对父亲的了解渐渐增多，我也对他的经历发生了兴趣。越发生兴趣，我越觉得对父亲的了解是那样少，说不定更真实的东西，永远都埋葬在了乌溪小镇。当然不是如风老辈告诉我，当年父亲参加红军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万年台阅兵场上的那场决斗，他和如风老辈都败在廖佐煌手下。也不愿意完全相信，迫使他走上那条艰难而光荣的漫长道路，就因为一个女人。虽然布衣族寨子里的那个会唱歌的姑娘，真正喜欢的不是矮壮的廖佐煌，不是高瘦的柳如风，而是那时看起来还文文静静的小伙子，我的父亲刘正坤。当然我们现在宁愿把那场决斗，看成是一场游戏，一场关于少年与女人，春天般的生命游戏。山寨歌会那些天，通过对歌，取得姑娘好感的小伙子，正是刘正坤。他们在山寨竹楼清水塘边，歌了一遍又一遍，那都是现编现唱的乡间歌子。刘正坤那时还清亮的歌喉，吸引了那位眼睛像百灵鸟一样清亮的少数民族姑娘。当然，这些传说，我们现在无法找任何人来证明。我也不知道当年那副文静小伙子的面孔，怎样在几十年岁月风霜、硝烟烈火的磨砺中，带着内伤，带着弹片，也带着他应该得到的荣耀与辉煌，变成了那副酱紫色的面孔和高挑干瘦的身材，终年坐在坚硬的马架椅上，像残破的风车一样，往鼻孔里喷着药水，之后，发出“咕咕”的声响。我想，那也是一首关于战争与生命的歌。
而真正在他心灵中，回响了一辈子的歌声，也许，我们谁都没有记起，记起的，也早已忘却：
哥哥划着渔船远远去了，
妹妹捡起沙滩上的贝壳，
轻轻来了……
这首流传百里山寨、千里水乡的古老歌谣，可能是布依族姑娘罗乌支和刘正坤对唱，也有可能是他们独唱。我不知道，这首初听简朴，细嚼起来意韵深远的歌谣，怎样在山寨竹楼、清水塘边如春风般荡漾溅起，又像悠悠云彩飘然远逝，最终成为红军战士刘正坤和布依族姑娘罗乌支生命的绝响？
当然，如果说父亲因为失去了一个漂亮的布衣族姑娘，就参加红军，画家柳偃子认为，这可能也是对我父辈最大的不敬。因为，深深掩藏在每个人心中的思念和困扰，究竟是爱情，还是心灵的动力，谁也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能准确判断它们的位置究竟在哪里，能量有多大，含量有多深。当初，比武决斗的仨小伙儿，廖佐煌从土匪到国军某团长，经历了几十年的战斗。他身边的女人，妻子妃子和小妾，说得出名字的就有十几个。布衣族姑娘罗乌支，还不是他最早的一位。廖佐煌年龄越来越大，打仗越来越多，而他的女人也越来越多，女人的年龄也越来越小。至于柳如风的爱情，基本上没有记入档案。我们也只能根据传说来寻找柳如风命运的轨迹。原来柳家也曾是乌溪小镇的大户人家，开染坊并烤酒。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乌溪小镇廖佐煌一家，因为土匪因为军阀因为袍哥大爷保安团而发迹以后，柳家酒房染坊和船队，被廖家全部争了去，剿匪抗战、抗战剿匪，廖家的声势越来越大，渐渐统治了乌溪小镇沿线百里山乡，最终柳家完全沦为廖家的帮工。红军过去，抗日来了，直到解放，柳家昔日的风光，也没有恢复的迹象。这些往事，我们还要考察、正在考察。至于已经风烛残年的老人柳如风，住在他家古老的吊脚楼上，和他特殊的外甥郎天裁镇长住在一起，奄奄一息。虽然他没有往鼻孔里喷药水，我想，他如今活得并不十分悲壮。逼急了，他还可以脱去上身，手挥红黄白彩绸又唱又跳。说实话，无论作为画家，还是作家，在他身上去考察爱情，描绘生命色彩，实在不应该。柳如风年近九十，神志不清。他一辈子也许真正只有一个女人。乌溪河对岸的桑树林子里姓桑的姑娘，长得什么模样，我似乎也隐约听父亲讲过，并不漂亮，还是六指。奇怪的是，后来郎天裁的女人，也是六指。柳如风一辈子只有和这个女人在一起的经验。但六指和他生下的两个女儿柳水灵和柳水英，据镇上老人回忆，却相当漂亮。她们在青翠的桑树林里长大，在乌溪河边采集野花野草，在老皂荚树下的河湾追逐嬉戏，看起来像随风吐绿的桑枝，像幽雅蠕动的蚕宝宝。当然，我们现在考察的是他父亲柳如风的命运，这两个漂亮的蚕宝宝，也许早已随风飘去。不知道柳如风那么活一辈子，究竟有多少美好和遗憾，值得回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就只有那位桑树林里的姑娘，桑树林里的姑娘，和他一起也没有生活几年，虚弱秀丽的六指姑娘，生下双胞胎女儿后，不久就得产褥热死去。另一种说法，柳如风后来另娶了妻子，可是，苦命的柳如风的妻子，在我们小镇罕见自然灾害时饿死。柳如风一直单身。他家吊脚楼上，也只有郎天裁结婚后，才又晃悠出了女人娟丽的身影。而郎天裁的婚姻，又是一段很长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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