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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之夏作者:佩奥特-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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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也没理过,看起来就好像真是个因为酗酒而丢了工作的蓝领工人。每次都会人们都会轮流传递一个蓝色的玻璃碗来募捐,我会放上几块零钱,但有一次它被递到我手上,对方没有等我接好就松了手,我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没有知觉也几乎不能动,就这样碗被摔碎了,好多人盯着我任由它从我手上滑落、摔到地上。这是打球时左手骨折造成的,那两个手指要我费很大力气才能移动一些,手腕也因此变得很不灵活。于是我编造了一个因为酗酒而发生车祸,终生不能再打橄榄球而导致失去奖学金来源的辍学生故事。这被我说得十分悲情,于是我接受了互助会的轮流安慰,他们眼里带有真正的理解和同情,他们都因为酗酒而失去过很重要的机会,这让我觉得自己真的是个酗酒退学的失败者。
初夏来到时,去年我种下的许多花都开始绽放,我在布法罗的图书馆借了几本厚重的植物图鉴,散步时辨认四周的花草树木,还试图在笔记本上画下它们的模样,但我毫无绘画天赋,撕了几页之后就放弃了。我发觉花园里那棵极其高大的树木是一种濒临绝种的珍稀树木,美国栗树,二十世纪初被引入美国时一度繁盛至极,但因为疾病传播而大片死亡,而这一棵栗树高耸入云、粗壮茂盛,寂静地藏身于这一处被忘却之地,我修好了一张躺椅,清晨和傍晚时树下读书,在它的阴影中我感到莫名的安全,似乎自己也完全隐藏了起来。我在邮件里仔细地描述了这些植物,也拍了些照片发给他们。在第一封邮件后,我知道维布不大愿意谈论私人问题,所以把信写给维布和埃德温两人,埃德温还会给我评判建议,他说我现在是他唯一的学生了。
我到附近山上散步时,在偏远的一处山坡看到一大丛紫色的灌木花丛,是珍珠枫,我想起在纽约家中花园也种有这种植物。。当我看着这些紫色的花瓣,的确引起了一种思乡情绪,已经两年没有回过纽约了,没有见过我的家人。在社交网站上我看到凯瑟琳很好地融入地大学生活,她加入了一些社团,在照片里她显得比往时开朗得多,我还能在报纸上偶尔看到我父母的消息,他们也过得很好。回去的日子被我一再拖延,逐渐地我不再为此挂怀,我的父母有凯瑟琳这个女儿就够了,或许我父亲希望她是个儿子。
越到夏天,蚊子就越多,去年我已经忍受过了两个月,找出了各种奇怪的药草配方焚烧以驱逐蚊子,可没什么作用,电器也没有,被叮习惯了又没什么感觉了,每到晚上就用被子把自己盖紧,还好纽约州北的夏天气温不高。过了一个月,蚊子又变得异常凶猛,想来我是这片地方少见的一个活物了。又到了周五,我去参加戒酒互助会,由于被蚊子烦扰得一夜未眠,我需要花很大努力才能在开车时抵抗睡意,而在戒酒互助会上我还是没忍住睡着,我坐在角落,已经是夜里了,屋子里暗沉沉的,没有别的人。
于是我离开了那个被临时用作聚会场地的音乐教室,在下楼时看到一个醉酒的女人坐在楼梯上。我把她扶了起来,问她是否需要帮助,她只是反复地说她又迟到了。她常来参加戒酒互助会,也尝试到,进来时总会非常紧张地道歉,因此令我印象很深,她叫南希·巴林顿。我在戒酒互助会的资料里查到了她的住址。
门被打开时我没有看到人,朝下看时才发觉有个不过四尺的小女孩。“你好,先生。”
她的头发和南希是一样的褐红色,更浅一些,应该是南希的女儿。“晚上好,还有别人在家吗?”
“没有,吉娜姑妈这周要出门。”
“这是你妈妈?”
她说是的。她似乎对南希这种状态习以为常,我只好把南希放在卧室的床上。女孩看起来还没到上学的年龄,正需要人照顾。我想起南希说过,她的丈夫死在中东,不禁对她有些同情。
“你吃晚餐了吗?”
“没有,妈妈说今天要给我做牛扒,吉娜姑妈把牛扒准备好了,都放在了冰箱里。”
当我说要给她做牛扒时,她露出了非常开心的笑容。我猜我不会令她失望,因为这半年来我终于无法忍受自己的厨艺,而开始努力练习,做得最好的大概就是牛扒了。其过程牺牲了许多块牛扒,特别是在找不到木锤而不得不用玻璃罐去捶松牛扒的过程中,我几乎打破了厨房里所有的玻璃罐。牛扒已经被捶打腌制过,剩下的就更加简单,我切好蒜和洋葱,煎融了黄油,很快地煎好了牛扒。
牛扒分量很少,我把全部给了她。她拿不好刀,又让我帮她切成小块。她要分我一半,我说不用了。尽管我真的很饿。她又问我,“你会做纸杯蛋糕吗?”
我说不会。她很失望,“每到周五,吉娜姑妈总是给我做纸杯蛋糕。”
也许这是她每周的期待了,“我会烤杏仁曲奇,杏仁曲奇怎么样?”
于是我去买了材料,出于谨慎我还买了一罐杏仁曲奇。事实上我从来没有烤过曲奇,只是在波士顿时,我公寓附近有家面包店,每天早上七点和下午四点会有新鲜出炉的杏仁曲奇,我去晨跑时会给乔舒亚买上一袋,冬天时起得早也不愿意去跑步,就在店里等曲奇出炉,在闲聊中知道了配方,还看过他们的工序。
最后的成果和我记忆中的不太像,由于我的手腕僵硬,挤出来的花型是在难看,至于格特鲁德怀着好奇心帮我挤的就更加糟糕了。但曲奇的味道足够令她满意了。“很好吃!”她说着,曲奇很烫,她不得不使劲呼气。“我本来以为你不会烤曲奇,因为你大得像头熊,你还有熊的肚子。”
她踮起脚拍我的腹部。冬天之后我终于下决心开始锻炼,重新练出了腹肌,我感到非常无奈,但也没法纠正她古怪的概念,“我不是熊,我叫尼尔。”
“噢,我叫格特鲁德。”她说完又继续吃起杏仁曲奇。
“这听起来像个战士的名字,很不错。”
她抬头朝我一笑,“你的名字也好听,尼尔!”
她带有一种儿童常见的重鼻音,这让我想起了乔舒亚南加州式的鼻音,当他念我的名字时就会特别的明显。“怎么啦,是我念错了吗?”
“没有,你没有错……很少人能像你一样念对。”
格特鲁德露出了那种被表扬的学生的表情,“啊,真的吗……你真好,你要和我们住在一起吗?我真希望你永远不要走。”
“什么……?不,我就要回家了。”
“为什么?这里太小了吗?”
我忽然明白她误会了什么,“不是的,格特鲁德,我不是你妈妈的男朋友,我今天只是恰好遇上她,所以把她送了回来。”
“她的男朋友很坏,所以我和吉娜姑妈住了一段时间,但他走了,我又能和妈妈住了,我很讨厌他,我很喜欢你。”格特鲁德失望地沉下脸。
“好吧,格特鲁德,我有时间会来看你。”
她让我晚些走,于是我留下来陪她看了部老电影,是丽塔·海华兹演的歌舞片。我们坐在沙发上继续吃杏仁曲奇,我又去给她买了她喜欢的那种苏打水,那玩意甜得要命我从来不喝。
等我离开时,她在沙发上盖了毯子准备睡觉,我问她需不需要留灯,她摇头。我回到自己的车里,想到回农场的那段路没有路灯,开回去十分麻烦,再想到还有一屋子的蚊子等着我回去给它们做晚餐,我就决定在车里过夜了。
第二天早上我的车窗被敲响了,我以为是交警,但是事实上是格特鲁德。“你看起来就像只熊躲在树洞里冬眠。”
我承认我的姿势非常扭曲,车厢对我来说太小了,我怎么躺着都不舒服,最后干脆缩成一团趴在储物格上睡了。我不喜欢她用熊比喻我,我不想理她。
“起床啦尼尔,夏天不该冬眠。”她特别强调地念出冬眠这个超出她年龄的词汇,语调像是播音员一样。
“早啊,格特鲁德。”我摇下车窗,看见她穿了一身夏装,背着个装得很满的背包。
“我们要去伊利湖游泳,你去吗?”
“我不想去,你妈妈好些了吗?”
“她醒了,我们吃了你做的曲奇,她说很棒。你今天要做什么?”
这实在是问住我了,我每天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当然我可以说要去照料花园,要去晨跑,还要读书,但这些在一个五六岁小女孩眼中,大概比不上去伊利湖游泳更重要,于是答应陪她去五大湖游泳。我发觉因为我的陪伴,她在一行人中才不显得突兀,她的朋友都有家长陪同。
对我来说和一群小孩子游泳真的没什么意思,太太们讨论着照顾小孩和如何烤出一个完美的馅饼也不在我的知识体系内。到了晚上吃完饭,我觉得自己累得像绕着伊利湖跑了一圈。之后他们在院子里做游戏,我坐在露天卡座和麦卡劳林先生喝冰啤酒。他年纪很大,有种祖父般的慈祥,他问起我的年纪家乡,又问我从事什么职业、对将来有何计划、为什么要从纽约来到布法罗。他像是在和他刚毕业的孙子闲聊,充满了真挚的关心,而在温妮之后,很少有长辈这般关心过我了。
在酒精和倦意的作用下,我的头脑失去了清醒。为什么要从纽约来到布法罗呢,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说起了我的过去,我的父亲拥有全球性的企业,一心要把我培养成合格的继承人好接受他的伟大成就,我的母亲是教科书般的社交名媛,关心我的方式就是告诉我当晚晚会该怎么搭配衣服。我倒是很喜欢我的妹妹,但她不喜欢我,她像足了我的父亲,而我不像。我觉得在亲人中只有我的外祖母真正喜欢我,她是个画家,她给我推荐小说和传记,她和我一起修改我写的小说与诗歌。好吧,我为什么来布法罗,因为在两年前的暑假,我违背了父亲的意志、和家里断了联系,而在文泽斯拉夫·里普科去世的那天,我溜进一家罢工了的电台播放了里普科的《夏夜》,我没想到半个纽约都听见了,那群示威者把我当做了他们的象征。这简直气疯了我父亲,我本来打算向他澄清道歉,但更糟糕的是,有个记者半夜来我家、要和我聊聊我去世的外祖母,我喝了太多,被她录了音,写了篇报道,全他妈是胡言乱语。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就去找我的高中英文老师,但是呢,当晚他男朋友的养母被人谋杀,刺激他男朋友精神病发作。天知道那是什么病,我没什么地方可去了,就去迈阿密的一所疗养院找到他有同样疾病的亲戚。可我还没有搞明白那是什么问题,他就去枪杀了一位议员。后来连他那亲戚也死了,没人告诉我接下来该怎么做了,我就在基维斯特住了九个月,写了一本书。当我决心回到纽约,回归我原本的生活,我和我的妹妹吵了一架,当时我只想着弄死自己,就一路向北,买了座据说闹鬼的农场。说真的我以为我活不过上一个冬天,不过现在我们又好好地在这里喝酒聊天。
他听了笑起来,喝了口酒,对我说:“小伙子你知道吗,我年轻时是个飞行员,我进过达豪集中营,可我逃了出来。战争结束后,我帮他们挖了条用于窃听东德的地道,我帮助一些人去到西德。我还避过雷达低空穿越了苏联,最后通过白令海峡去到阿拉斯加。我最正确的两笔投资,一是加拿大的一座铜矿,一是微软。”
“那真是很有趣的故事,我也希望等我到了你这年纪时有故事可以回忆。”
我说完,他看着我愣了几秒,爆发出一阵大笑。他喝了酒,脸有些红,笑起来就涨得通红,我先是被他这副模样逗笑了,随后反应过来他为何发笑,我也像他一样疯狂地大笑了起来。我撞倒了桌子,在地上蜷成一团笑得剧烈咳嗽。
有些人以为我是醉得厉害了,合力把我扶进了旅馆的房间里。旅馆里没有蚊子,床垫柔软,加上我十分疲倦,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下午,醒来时竟然觉得难得的幸福。他们已经吃过午餐,准备返回市区,格特鲁德到房间里叫我。
“你昨晚怎么了,尼尔,他们说你喝醉了,可我妈妈喝醉时不会像你笑得那么厉害。”
“我没有喝醉,只是我和麦卡劳林先生聊到一些非常好笑的事情。”
“什么事情?”
我本想对她说,你太小了还不懂,但又想到这是我小时候最讨厌的一句话。“我给他讲了个真实故事,他却以为我是编的。我想了想,它的确像是编的。”
“我不觉得这好笑。”
“那大概是我太容易被逗笑了吧。”
我送她回家,然后去加油站给车加油,回到农场里。路上有几位夫人给出了很好的驱蚊建议,在夏季余下的日子里我终于不必为蚊虫所扰。往年我受媒体宣传误导,总以为州北非常严酷,事实上布法罗的气候温和,在没有蚊子清除干净之后,那个夏天我度过得非常愉快。到了冬天,我没再生病,于是在布法罗附近短途旅行了几次,由于伊利湖,这儿的冬天美好得出乎意料。
转眼间又到了下一个春天。在我生日的那天清晨,我在花园里不知疲惫地走了许多圈,这天阳光明媚,我种下的花终于依照我的期待一般盛放、填满了整个花园,像是自动筑起的鲜花之墙,在不久之后将会生长出穹顶和飞拱。旁边的砂石屋子有如霍桑笔下的七尖角阁楼之屋一样阴沉,四周树木高大繁茂、带有一种阳光无法驱散的森冷,还有那些荒废的田野、永远不会修起来的乡间公路,使我觉得我在一片荒凉之地里创造出了一个自己所期望的世界,就算不如半个球场大,也足以使我感到满足了。
我坐在栗树下的躺椅上,没有读书,仅仅是注视着这个花园,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痴迷与快乐。最终我起身去把每种花都摘了一朵,束成一束放在我的书桌上,还附上一张卡片,写着“生日快乐,亲爱的尼尔”。这样幼稚的举动使我心情更加愉快,我驱车到市区买了一盒榛子浆蛋糕,找格特鲁德在她学校附近的小公园里一起分享。这近一年来,我有时间都会去看她,就像我答应的一样,大多时间都在她家里,陪她玩棋类游戏,给她讲《睡谷传说》里的故事,教她拼写单词。我从不觉得她无聊,和儿童在一起我感到一种童年之后就再也没有过的轻松。
吃完之后,格特鲁德问我今天是不是因为生日所以买了蛋糕。我说没错。她又问:“那么你这么开心,是不是收到了很多礼物?”
我想了想,“是的,我收到了很多礼物,将近十件,我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好这么多的生日礼物。”
“我不知道你生日,不过我有块糖,是布莱恩小姐奖给我的。”她递给我一块糖。是块蜂蜜夹心的果汁软糖,我吃掉之后,格特鲁德突然拍了拍我说,“你真的是头熊吗,你喜欢吃蜂蜜。”
我听了哈哈大笑,太高兴了无法纠正她糟糕的逻辑。我们等到她的吉娜姑妈来接她时才道别。我坐在车上时打开手机,收到了维布的一封邮件,在那个破旧的农场里没有网络,我只能到市区里收发电子邮件。
作者有话要说:
☆、09
09
尼尔:
这次我单独给你回信,埃德没有看过。我终于发觉每个人都需要倾诉,但埃德不是一个正确的对象,我不想被同情,我知道他为我做的一切都不是出于同情,但无论如何,这是我最不想要的。
我见过总统先生,他授予我荣誉勋章。我看报道说这一届的连任选举中,你父亲为他举办了筹款晚会,威尔森先生从他还是候选人时就支持他,我想也许你也见过他。有时人之间就会有这样宏大却无用途的联系。或许你没有见过他。勋章我之前放在一叠衬衣下面,现在我把它放在书架上。藏起来也无济于事,我身体的残疾已经无可改变,而我只能期望完成精神的复健。
你看我只会写出这种废话,所以我真的很害怕写一封长信。请原谅我之前的信总是太短太乏味。我还要感谢你的耐心。
好啦,我要从何处讲起?我缺乏对我父母的印象,很久以前他们死于一场车祸,大概只活到了我现在的年纪。现在,我非常了解那种状况,我逐步走向幻觉的控制中,前些日子埃德温和我开车到市区里。我们听着一档朗读节目,念到一句法文时他说发音不对,我们为此开起玩笑,又说到我在沙漠里和一群法国士兵用石头煎鸡蛋的事情,就在我大笑时,夜幕中的路灯和车尾灯突然融合在一起,各色的汽车忽然拼接起来统统变成黑色,变成了一条巨龙。后来他说他花了很大努力不让我下车,但还是被我敲晕了拖去一处我认为非常安全的地方,我在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便利店里买了青柠朗姆预调酒和一次性手机时刻准备着对抗恶龙。如果他没有早些醒来,我大概已经被送去警局了,要保释我,的确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我已经很多天没有离开过房间了。多数时候,我都坐在一把旧得随时可能散开的木椅上读圣经。它是埃德温的祖父留下的,由于字体偏大,厚得像一本百科全书。我隐约知道这是我祖祖辈辈最终的归宿,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会选择它。似乎是一种自负,好像自己能跳脱出这种宿命中,但更多地,因为我从没觉得自己能活到三十岁,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夜里醒来,总惊讶于我还活着这个事实。
当我第一次听到圣诞老人一词,我就知道这是不存在的虚构之物,我知道是我的养母在我的床边放下了圣诞礼物。但大概是在八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我不记得名字的姑娘和我谈论圣诞节时,用一种随意而天真的语气谈起圣诞老人送给她的贝壳形巧克力时,她使得我相信圣诞老人是真正存在的。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同年级的男孩吹嘘他和女朋友上过床,但她不一样,她还送给我一本圣经。
这段回忆说服了我像我的祖辈们一样打开圣经。像是雅夏·梅休尔*一样将自己关进小小的房间里不停忏悔、祈祷。埃德温和我说起治愈的可能性,他不相信什么宿命。只是一种遗传病,导致某种化学物质的失调而已,可以被药物控制下去,甚至治愈。我不想令他失望,他父亲是个心外科医生,他一向比我更了解,所有疾病都强大得令人生畏。但有什么能阻止他怀有这种信仰呢,这种信仰并不是因为出于渴望我病愈而临时随手捡起的,而是他自幼建立起来的。
我继续写着这封信,这么几段话我已经写上了一周。和你一样,我对我的未来也没有什么预知能力。我只是坐在这把木椅上,无声地等待着它的到来。而他正在积极地为我寻求治愈方案。这使我感到自己的无能,不在于身体上的残缺或精神上的疾病,而是我的意志。
而意志有时会非常强大,也许是当一个人不能拥有身体的自由时,他就会紧抓着头脑的自由,于是云霞和羽毛一样飘渺稀薄的意志就会迅速聚集起来,变成了一种活动的岩石般的古怪之物,压得所有人都喘不过气来。审讯我的人和我一起被这种意志逼疯了,他在酷刑中加入简短而尖锐的提问,我总是知道他最不想要的回答,在那种岩石般沉重压抑的气氛中,我已经分不清究竟是谁试图无限期地延长这场双向的折磨、期待着一同走向崩溃。最终我被救了出去,但我非常同情他,你要明白一件事,审讯事实上是一种对于双方的酷刑,在心理上,它伤害审讯者也许不少于被审讯的人。
同时,审讯这种能力并不是人人都有的,也许它先天形成,也许是青少年时期的家庭环境,但等到某个人想到“我要当个审讯员时”,他已经错过形成这种能力的时机了。于是我们从一个功利性的、或者说冷酷的角度来看,一个有价值的审讯对象,大部分时候是难以被一个有相应能力的审讯者匹配的。
说回来,那天我被施以多次水刑,最终我失去清醒的意识,当我的脸被压入水面,冰凉而混着泥沙的水扑在我脸上,我以为我正沉入玻璃海中,流动的液体正来自耶稣渗血的心。近期之前,虽然我经常陪伴娜狄娅去参加教会活动,但我是个无神论者,并不是出于某种对宗教的厌倦和叛逆,我只是非常清楚地明白科学的真实性,这也许与我这种几乎超自然的天赋相悖。所以你看,非常滑稽的是,他们想逼我开口,但却给予我一种他们自己也难以得到的宗教体验,一种超凡神圣之感。我想说的是,这么做,我更加不会向他们泄露机密了。
回想起来,以那种冷酷的角度来看,我就像一块上好的神户牛肉,被他们绞碎了混合黑胡椒和豆蔻粉做成了牛肉饼陪配他们糟透的面饼和薯条。我没有做过什么严谨的调查,但我真的相信只有极少人具备审讯的能力,同时他们的能力也有高下之别。
你得原谅我,我不具备什么写作才能,我不是在写自己的自传。我不明白怎么才能向你讲明白我所经历的事情。当然,也许最终在你看来只是个简单又无聊的故事罢了。只是我要写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好了,我想说的是,他们极端地追求读心机器是能被我所理解的。这使得我抽离出来,能过接受我本来就不多的亲人都被他们的实验逼死这个事实。毕竟,为了避免浪费上好的神户牛肉,必要的损失是可以被接受的。是的,我只见过迪梅克,但是我相信,或者说我更愿意相信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人。也许可以从遗传学或者别的什么角度来看,如果你不够好,你根本不能在那个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的山村里生活下去并留下子女,你必须是发自内心地善良虔诚,丝毫不容得伪装。也许短暂的历史还不足以产生这种自然选择的效果。好吧,好吧,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迪梅克,但你应该不会认为他是个罪有应得的坏人,生活在那种逼仄的环境中,他那种恶劣的性格是后天的。
我要说的是,在我父母死于那场车祸之后,克拉克·希尔和娜狄娅·费提索夫收养了我,娜狄娅不知道,而克拉克是当年参与巴比伦计划的心理医生。说到这里,我有点羡慕夏洛特,她的祖父出于一种理想主义者的狂热参与了阿波罗计划,就算他的名字被淹没在那三十万人中,他也的确为了他的登月梦想进行过千百次枯燥繁杂的运算,而他可以问心无愧地仰望月球如同仰望他永不死去的梦想,夏洛特就算可能对他总是谈论当年登月的情况感到稍微厌烦,但我知道她很自豪于她的祖父。不管怎么说,阿波罗计划是真的,他们真的登上了月球,这无疑是值得自豪的。而巴比伦计划是掩藏于其下的一个邪恶项目,制造着不存在的计算机,使得对读心机器的研究拨款不为人知。对我来说,我养父的事业简直是世界上最丑恶的事业,他参与屠杀我亲人的行动,而我每天和他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接受他对娜狄娅说的心理治疗——虽然巴比伦计划被停止了,但他对读心机器的渴望从来没有熄灭过。
你不要责怪娜狄娅,我不是没有向她抱怨过这种情况。但是我从来没有克拉克能够把开山采煤说成平常人不能理解的保护生态的理想手段那种政客级别的口才。他使得娜狄娅相信,她为了我将来的幸福、我如同正常人那样能拥有的正常精神,她必须配合他,狠下心来说服我不要抵抗他的好意。而且他很懂得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称职、受人赞美的养父,他们没有子女,他给那些上流人士开西酞普兰药方而得来的收入从不吝啬花在我身上,他还很擅长用一种赞赏、自豪的语气谈起我。但娜狄娅的确很好,我不喜欢社交,她就陪我做那些两个人的游戏,她给我买书、和我打网球、教我做菜,是的,我很会做那些俄国菜式。人们很容易把我们当做亲母子,大概是由于我们共同的斯拉夫血统。
好了,愿他安息,我不应该继续谈论他的过失了。事实上,我非常善于折磨一个人,也许看起来伤害力不太大,但是我总是不停地说他最讨厌听到的,我让他难堪至极却又无法反驳我一句。长久以来,我们让彼此都生活在地狱中。至于其他人,他们对我的评价大多是,内向但却是个很好的人。我非常懂得如何让自己散发出善意和真诚。
但他没有放弃过,如果他的研究对象不是我,我大概会被他这种百折不挠的学术精神所感动了。公正地说,他有他的优点,就是这种坚定的意志。然而他用在了最糟糕的方向。
诚实地说,我恨他。这两年来我经历了很多事情,心境有了很大的改变,但这种恨意大概会伴随我一生。我不能选择报复,娜狄亚爱他,甚至崇拜他,把他当做一个善良、睿智、品格高尚的学者。除了对精神世界过于狂热的探索以外,他的确是这样的一个人,因此我当年总是感到深深的无力,我找不出任何证据使娜狄亚相信他曾经对我的亲人进行过罪恶的人体试验,他以一种高超的伪善写下了他的手稿记录。
我能想到的只是逃离克拉克,申请大学时,我选择了那些离纽约极为遥远的学校,在加州、华盛顿州,最近的也是马里兰州。但令我震惊的是,最后我被纽约的一所大学录取了。在长时间的研究中,他已经掌握了瞒住我的技巧,他甚至发动娜狄亚劝说我留在纽约。
原本我会在纽约读完大学——如果这样不会导致我在二十岁就精神分裂。但就在我开学不久后,一堂关于美国开国史的大课被骤然打断了。那件改变美国历史的事件发生了,同时它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们看不见烟雾,很快同学都离开了,他们去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或者需要他们的地方。而我在食堂大厅里看电视上的报道。随后两周,我跟随同学一起做了许多对恢复可能有帮助的志愿工作。
那天是九月十一日,在十月之前,我找到了我该去的地方。我只给娜狄亚留下一封信。
在时报广场的征兵处,我志愿加入陆军。我去到南卡罗来纳州杰克逊堡,等待了一段时间,就开始接受由志愿者转变为职业军人的训练。那传说中的魔鬼九周对我而言并不痛苦,它反而令我非常激动快乐,就像是初入大学校园的学生一般的兴奋,队列训练、体能训练、野外训练,它们比历史和经济学更适合我。等到难得的假期,我和新兵朋友们到哥伦比亚市吃牛扒,蹬着军靴装成超过二十一岁的样子去酒吧里买酒,远比在大学里的迎新晚会要愉快。
长官只向我下达命令,纠正我的错误,要求我不断提高,就算偶尔态度粗暴也比克拉克好得太多。当时我能感受到自己的体能在不断增强,好像有一种神圣的力量不停地注入我的身体中,最终它溢满了我的头脑,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自由。
不需要多长时间,我就发觉自己是个天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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