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之夏作者:佩奥特-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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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阿波罗之夏
作者：佩奥特
文案
一只文青的奇幻漂流
内容标签：　西方罗曼
搜索关键字：主角：纳撒尼尔·威尔森，乔舒亚·温特伯恩　┃　配角：维布·格雷格，夏洛特·林奇，道格拉斯·温特伯恩，凯瑟琳·威尔森　┃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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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上帝会保佑白痴、酒鬼、儿童和美国。　　——奥托·冯·俾斯麦
　　01
　　那场由金融危机和反战潮流引起的抗议运动最终成了我这一代人的狂欢。
　　经历过这场运动的人们都会记得——里普科之夜，正是出于我的一时冲动，我当时没有预料到它会成为这个世纪初里最广为人知的象征之一。那天声名卓著的钢琴家文泽斯拉夫·里普科于纽约家中逝世，当时天近垂暮，乔舒亚在电话里告诉我：“里普科先生去世了。”
　　他说他必须即刻动身，陪他的祖父从洛杉矶赶赴纽约，为里普科送行，两位老人曾分享了超过半世纪的友谊。我本打算到拉瓜迪亚机场为他们接机，但我却在两个小时后改变了主意，我决定要让电台播放里普科的唱片。
　　也许是因为那个暑假实在太无聊，我从波士顿回到纽约，我父亲要我到公司里实习，但我从假期开始就和家里断了联系。我回到纽约找了一份化妆品店的暑期工作，住在我从外祖母那儿继承来的位于拉蒙奇的宅子，每天我下班之后就搭莱辛顿大道地铁五号快线，从曼哈顿下城到布朗克斯的终点站，然后从在九十五号高速公路上赶最后一趟大巴回拉奇蒙，往返交通花去了近六个小时，每天午休时我去我高中的英文老师，埃德温·波顿先生家里借书，我读了海明威全集中的八册和几本约瑟夫·海勒，有时我读完了书而他恰好不在家，我就在去地铁站的路上买本两块钱的侦探小说。直到我一位朋友去瑞士度假，把他的车借给了我，交通时间才终于压缩到了三小时以内，但我并不觉得之前那六个小时是不能忍受的，因为那时对我而言，最不能忍受的是在我父亲身边的时间。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希望乔舒亚来到纽约后，在车上打开电台能听见里普科的琴声，除此我不知道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这个时节里年轻人们不会有心思去倾听里普科优美的琴声，何况电台早已罢工。
　　有家电台所属的大楼是一座待保护的纽约地标，我想到了我的高中同学，奥利弗·罗德里格兹，他是个狂热的纽约迷，据我所知他至今没出过纽约，他是我高中里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却凭着他在纽约地标保护委员会里的工作进了纽约大学的历史系，他那个在墨西哥做铁路和矿场生意发了财、后来到纽约投资地产的家族倒是很支持他。虽然我不承认，但我事实上非常嫉妒他。不过我决定只要他能帮我进到电台里去，我就原谅他，包括他当年把校长的车喷成粉色之后推我出去顶罪一类的破事。所以我一直知道，他是个好人，但不是什么正经人。他先是装模作样地说：“你一定是疯掉了，尼尔，我不可以把钥匙给你——事实上我根本没有钥匙。”
　　我让他找个借口去找来大楼的负责人，让我悄悄溜进去。他想了想也就答应了。我想打动他的并不是我们深厚的友谊，而是我含糊地谈起这次计划的口气听起来非常邪恶。我没告诉他我要去播放什么东西，我觉得这听起来太傻，但天知道他以为我要去播放什么，金融危机的内幕还是哪位议员的性‘爱录音。
　　当晚他打电话给负责人，说自己要确定一些楼里的细节，完善一份报告。他和负责人在楼里转了几圈，还刻意问了播音室在哪儿，给我留了门，然后离开了。我在大门边的前台下面藏了很久，把他给我的建筑图纸看了几遍。从拉奇蒙来曼哈顿的路上，我顺路到我高中时最喜欢的那家复古唱片店买了里普科的唱片，是他和波士顿交响乐团在五十年代初灌录的《夏夜》，里普科稍作调整，去掉了人声，只有钢琴和管弦乐。事实上我还找到了他和一位百老汇女高音合作的《夏夜》，但我思索了一下还是选择了前者。
　　我在学校电台里工作过一段时间，这里的设备更为复杂，但我最终还是成功地打了碟，让电台播放了音乐。然后我找了把椅子坐下，悠闲地欣赏起里普科的《夏夜》，想着乔舒亚不久后就能抵达纽约。这唱片我是放给他听的，我有种错觉，只有他会在今晚打开电台，去寻找里普科的琴声，我借助电台这个广阔的平台只与他一个人交流，很浪漫不是吗。
　　事实上，半个纽约的人都听到了。事后人们总说它格外浪漫，格外诗意，而我向上帝保证这绝不是为他们准备的。一个小时后我付出了一点代价，警察找到了我。虽然找不到什么罪名，还是以非法闯入之类的理由把我扣在了局子里。我一开始根本没想到他们会管这事，不，我根本没想到这也算个事，但是呢——这是他妈的里普科之夜。
　　后来乔舒亚到第三十二警区分局把我保释出来，告诉我这事已经被刷上了推特热门，要是他再晚来一点，估计那些示威者结束了静坐就会来这儿截住我。“一定会非常热情地把你当做他们这代的鲍勃·迪伦，也许会把你举起一直抬到时报广场去。”他这么说。
　　“那可是个未申报的游行。”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时他们还讲不讲究这些程序了。我上车前犹豫了一会儿，我非常想告诉他我根本无意参加这场运动，我只是想放张里普科的唱片给他听。
　　“他们大概不会管这些了。”我看得出他在努力地朝我微笑，可他已经很困倦了。
　　“我来开车吧。”我提议。他点头说好，我们换了一边。他告诉我地址，我发动了汽车。然后我说：“你介意吗？”
　　“介意什么？”
　　“我不是他们。”
　　“不是……我不介意，尼尔，虽然说我下飞机时在手机上看到你的照片有点惊讶——是你从电台那里出来时被人拍到的，我估计你很快就会被人认出来。说不定现在你的名字已经被发布到网络上了。”
　　“我对他们游行还是静坐不感兴趣，我只是……我只是认为里普科先生应该得到应有的尊敬，我认为今晚全国的电台都该致哀。”
　　“……你真好。”他叹了口气，“我听说他们今天在纽约几个主要广场和街道边静坐，我路过一处时稍微停了一下，那儿没有别的声音，只有《夏夜》。我从没在这么开阔的环境下听过钢琴曲，说真的非常动人，琴声像海浪一样，我很遗憾你没能听见。”
　　我又想了一会儿，不必说《夏夜》是为谁而放了，这不重要。乔舒亚又说：“我想道格拉斯也听见了，他一定会很喜欢你的。”
　　是了，道格拉斯·温特伯恩，乔舒亚的祖父。虽然我们已经交往了近三年，但他祖父并不知情，而作为他的大学同学，见他祖父一面也不算奇怪。比我想得好一点，我们走进套间时，道格拉斯已经处理完了里普科在医院里的事务，在他的房间里先睡下了。
　　第二天乔舒亚叫醒我时，他已经换好了衣服，手臂上挽着一套黑色套装，又放在床边，“你太高了没法穿我的衣服，我给你买了一套……不过好像有点宽了。”
　　有点宽过于轻描淡写了。这几年来我母亲每次去欧洲度假前，都会认真地给我量一遍尺码，像是寄明信片似地给我寄一两套套装回来，做工就连外套露出的袖口也分毫不差。我带了几套回纽约，也许有几分出于感动，不过更多的是因为我没法在商店里买到合身的套装。
　　我拿乔舒亚的剃须刀仔细地刮了脸，离开‘房间前我想起那条本来系在牛仔裤上的腰带并不适合套装，于是从乔舒亚的行李箱里找了一条换上。乔舒亚已经向道格拉斯大致解释过。我见到道格拉斯时，他倒是很亲切地对我说：“来吃早餐吧，尼尔。”
　　当人衰老到一定程度，他表面上就不会再有变化，乔舒亚说过他祖父已有九十三岁，我判断不出他的年纪。他神思清醒，但此刻很倦怠。餐桌上摆着标准的早间全餐，他问我需不需要别的菜式，然后自己喝起了麦片，没再和我谈其他话题。
　　他又吃了一点面包，用餐巾擦着手，对我说：“但是，我想威尔森先生不会乐意看到这样的新闻，你大概得费心向他解释一下了。”
　　他真的非常体贴，也预见准确。下一刻我父亲就打电话来把我劈头盖脸地训了足有半个小时，我躲在浴室里听着，把手机丢在储物格上，拿着份报纸半靠在盥洗台边做填字游戏，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他说“我很抱歉”。他的确需要发泄一下，有一部分示威者占领了华尔街，让他在半个月来上下班极为烦扰，而他的儿子却给示威者们放了音乐、鼓舞了他们——就算上帝作证他也不会相信那不是我的本意，他已经默认了我暑假一直没有回家是和那群新世纪的嬉皮士混在了一起。他的儿子选择了他的对立面，那阵琴声是和他的彻底决裂——我要怎么扭转他的认识，我从来不能顺应他的期望，他希望我能去商学院，我却逃了大部分的课去听文学史和写作课。我不禁要认同他的想法了，我几乎怀疑我昨晚去电台时，在心里最隐秘的一处真的是藏着对他的反叛。
　　他朝我大吼大叫了许久，总算是累了，沉默了一会儿，他低声说：“说点什么，尼尔。”
　　在暑假开始我就决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再与他见面、不再与他说话，我有点忘了我以往是怎样和他交流的了。大概是面不改色地听完，向他道歉、保证下次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或者提出弥补措施——但这次不是，我拿起手机，尽量用平静而不偏激的口气对他说：“你一直了解我，爸爸，但你不承认它。我但愿有一天你能原谅我，我也能原谅你。”
　　我说我很抱歉，然后拔了手机卡把它丢进了垃圾桶里。接着我握着门把手停顿了一下，转身拿起浴室里的电话打给了奥利弗·罗德里格兹这该死的叛徒。奥利弗倒是干脆利落地承认了，“对不起，真的，你骂死我吧尼尔——但是你爸真的太恐怖了。”
　　我和我父亲除了长相和热衷橄榄球以外没什么共同点，还有我们的名字都是纳撒尼尔·威尔森，不过他们叫他纳森，叫我尼尔。我可以想象他诘问奥利弗时那番汹汹气势，措辞礼貌也能吓得他心惊胆战，而我从来没法用严厉一点儿的口气和别人说话。我最终只得气结地说了句“你欠我一次”就直接把话筒甩回了墙上的电话座机上。我猜这种时候他应该不会计较昨晚算不算我欠他一次。
　　最终我没有参加里普科的葬礼，将出席的名单中除了两位温特伯恩先生都是我这段时间根本不想见到的人，我的父母和诸多纽约城名流，还有那些已经把我当做旗手的示威者们。我看过新闻和“里普科之夜”的一些录像，纽约街道上那些彻夜不熄的灯火暗去了，他们聚集在街道两边捧着原本是为那些不会从战场归来的灵魂而点亮的蜡烛，街道明明被他们填满了却显得空旷无比，如同乔舒亚所说的，里普科的琴声像是海浪。
　　文泽斯拉夫·里普科活了一百零三岁，也许在他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他有关注这场运动，但他不会想到他的名字竟然成为它的一个象征，他以这样奇特的方式与这场年轻人的运动联系在了一起，仿佛他枯竭的生命因此得以延续。他们找出了他在越战时期发表过的反对言论，还有他的同性伴侣，作家杰克·海斯写过的小说《奥哈勒伦的沉默》，关于一个家庭在越战中如何分崩离析、走向疯狂。因此他们认为里普科作为这场运动的代表，实在当之无愧。我不知道里普科会不会因此感到欣慰，至少我不想出名，特别是以这种方式出名。
　　就在这几天里，那些狂热的愤怒的意气飞扬的年轻人们都学会了英文版《维拉涅拉*》的第一段，他们唱着：“新季将至/寒风散去/去林中吧亲爱的/山谷里百合绽放/脚边露水凝为珍珠/晨光下闪耀/我们将听见画眉唱起新歌。”他们不会像那些女高音一样唱歌，但当他们每一个人都唱起来、歌声充满街道，他们赋予这首婉转轻柔的歌曲全新的气象。于是这场令我感到混乱而愚蠢的狂欢节居然有了一点诗意，他们的歌声感染了我，当他们反复唱那句“我们将听见画眉唱起新歌”时，我流下了泪水，我独自坐在拉奇蒙的宅子里空荡荡的客厅中的冰冷瓷砖地板上。我无法再憎恶他们，无法再为自己被当做其中一员却无处辩解而感到愤怒，我不可抑制地回想起，那些在拥挤的酒吧或是宿舍里与同学分享的威士忌与香烟，那些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的诗集与小说，我在冬夜里对着飘落着的茫茫大雪自问自答地喊道：“大地上可有尺规？绝无！*”
　　那段时间我在拉蒙奇的宅子里几乎没出去过，乔舒亚在回洛杉矶之前来看我，带了一盒在东村那边买的意式乳酪蛋糕。“我听你说过那家店好几次，不过找起来还真有点麻烦。”
　　他把盒子放在了厨房的料理台上，我正准备做个意大利面——好吧，微波炉意大利面，没料到他会来。事实上他也联系不上我，我把手机卡给丢了，宅子里的座机早就停了，我的社交网络账号和电子邮箱里充斥着那些示威者的热情洋溢的支持和赞美、还有想要采访我的记者，让我根本不想打开它们。那几天里我简直是个隐者。
　　“在纽约我可以做你的向导，不过要等他们对我不那么感兴趣之后。”
　　“别担心，人们的忘性总是很大。”他笑着说。“我今晚就要回洛杉矶了，不过在此之前我可以至少让你少吃一餐微波炉食品。”
　　于是我把那盒意大利面丢在炉灶边。并不是我懒得做菜，只是我会在微波炉食品和自己做的晚餐之间选择比较不难吃的那一种。乔舒亚拿了几个马铃薯洗干净，划了十字、放了盐、裹在锡纸里——这还是他去年买的，丢进烤箱里烤了，然后用冰箱里仅有的莴苣、番茄、金枪鱼罐头和剩下的半包薯片做了个类似凯撒沙拉的菜式。
　　乔舒亚问我论文写了没有，我诚实地说大概写了六七百个词。有不少大学生参与了这次运动，但它并未波及波士顿，还有几天我们就要返校开学。他起身去碗柜里拿了两个白瓷盘，稍稍冲洗了一下，分了两块蛋糕。“我回去洛杉矶还有点事要做，但我还有时间，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一下。”
　　事实上他说帮我一下的时候，意味着他可以替我写了。在大学的几年中，他经常帮我写作业写论文，经济学专业课我没听过几节，我尤其讨厌计量经济学那一门课，以至于在那位教授的课堂上我看完了《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有时我还逃课去参加自由写作一类的课程，乔舒亚总是给我讲解课本，学期末帮我复习。好在本科里人文类的课程不少，最后的成绩大体上不算太难看。我有时很好奇教授们究竟是不想拆穿还是真的看不出来，但我认为最有趣的是，乔舒亚和我一起创造出了一个纳撒尼尔·威尔森。他模仿我的行文习惯，我又反过去模仿他的写作风格。而他认为最有趣的是，他在作业里刻意犯错、让“威尔森”的水平一直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波动内。所幸教授从不点我回答问题。
　　“我不打算写了，事实上，我不想再回波士顿了。”
　　他没有评论，只是问我：“那么你打算……？”
　　我不知道，这又勾起了我刚平静下去的烦躁心情，我舀蛋糕时太用力，勺子撞在瓷盘上发出铛的响声。我向他露出了一个试图使他放心的笑容，“我没想好，也许我还会回去上学……我这几天在想这个问题。等你回到洛杉矶，我们在电话上再谈好吗？”
　　乔舒亚点了点头。
　　*维拉涅拉：柏辽兹的《夏夜》中第一首歌，戈蒂埃作词，原作是法语。此处译自英文版。
　　*“大地上可有尺规？绝无！”：引自荷尔德林，《人，诗意地栖居》。
作者有话要说：　　

　　☆、02

　　02
　　我没有给他打电话，我给他写了一封十二页的信，然后我撕了它，重新写了一页。我在一家位于基韦斯特的小旅馆里写了个通宵，把信寄给乔舒亚，之后我在那美国最南端的小城里住了大概九个月。没有任何人能找到我。
　　一开始我并没有打算离开纽约，也没有去基韦斯特隐居的念头。在乔舒亚离开后，我又把里普科之夜的录像看了几遍，然后去睡觉。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决定第二天动手写论文，然后回家向我父亲认错，再回波士顿读完本科最后一年。我一向是个随性的人，又容易犹豫、难作选择，但当我下定了决心，通常是不会改变的。
　　这次不同，这个夏天一连串意外接踵而至，随即改变了我的人生轨道。先是文泽斯拉夫·里普科，再到格丽塔·萨夫。也许后面这个名字你也听过，在这场运动末期，她写过一连串冷静而又切中要害的报道，随后的二十多年里，作为记者她一直保持着灵敏的新闻嗅觉、无畏无惧的勇气和强烈的同情心，从而声名卓著——我这么写着，我明白我已经原谅她了。
　　在将近零点多时，她按下了我的门铃。起初我以为是我父亲，他知道我继承了外祖母的宅子，如果他真想找我，他能够找到。我已决定要面对他，于是在门铃声响中，我不紧不慢地换上衣服，洗了脸、整理好头发，以稍好的状态面对他。但并不是我的父亲，老纳撒尼尔·威尔森。她站在门边，抬起头看我，好像很吃惊似的。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小姐？”那时我不认得她，以为她是半夜路过拉奇蒙，因为汽车抛锚之类的事故来求助。
　　“我会非常感激你的帮助，威尔森先生，不介意请我进去？”她也许是猜到我并不乐意被采访，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说辞。她朝我扬起手上的照片，是我外祖母年轻时在拉奇蒙这栋宅子大门外拍的。我半俯下‘身看清了些，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她说：“我一直非常喜欢温妮·吉尔夫人，当我知道你是她外孙时，我就猜你可能住在这儿。”
　　“看来你很了解她。”我倚在门框边，并没有露出邀请的意思。
　　她撇了撇嘴，“好吧，我打听过，你没有回家，也不在你那几个朋友家，所以我就找到这里——我找了整整十二个小时，我走遍了整个拉蒙奇。你不会在凌晨一点让一个女孩子独自回城里吧，威尔森先生？”
　　“尼尔，谢谢。”我想了大概五六秒，侧身打开门让她进屋。
　　“我叫格丽塔。”她热情地朝我伸出手，没有半分疲倦的样子。我只得象征性地握着她的手指轻轻一摇，然后关上门。后来我知道让她一个人走回城里也没有问题，估计她路上还能解决两起入室抢劫案。我看过关于她在战地的报道，她主动代替了一位年轻的女翻译员做人质，最后还成功逃生。
　　我们走进连着客厅的开放式厨房，我跟她说冰箱里还剩啤酒，或者我可以给她煮咖啡。她说啤酒就好，于是我去打开了冰箱门。这时她突然说，“你真是太高了，我一开始没想到。”
　　“是吗，我倒是很喜欢这点。”我打开啤酒盖，递给她一支。
　　“就像托马斯·沃尔夫，你可以趴在冰箱上写东西。他多高来着，六尺六？”
　　“那么我比他还高一些……好吧，身高而已，但我并没有趴在冰箱上边写边吃的习惯。”她提起了沃尔夫，我就想起他笔下那些带着滚烫粘稠果汁的油煎苹果、金黄的牛油炸牛排和用黄油加鸡蛋煎制的方形煎饼，饿了起来。
　　于是我找到炉灶边的意面，丢进微波炉里热了，问她要不要，她说好，我分给她半盘。我们就坐在厨房的料理台边，一边吃微波炉意面，一边谈论着我外祖母，温妮·吉尔的画作。因此她深夜冒昧前来，也不那么讨厌了。
　　“我一直很崇拜她，我想像她一样，先锋女性，这场运动像是六十年代重演，但却没有琼·贝耶兹……所以我很感激你为我们播放了《夏夜》。”
　　并不是为你们播放的，但此刻我不想说穿，“我没想到那么多人会听，事实上，我现在还背不下《维拉涅拉》的歌词。”
　　她惊讶地说这不可能，她说她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唱到我记得为止。我们喝完了啤酒，有些遗憾，于是我拿出了威士忌问她喝不喝，她欣然答应，我拿马克杯满满地倒了两杯。我在大学时早上总要喝一杯威士忌才清醒，我常喝酒，但不是酒精上瘾，这是我在这个暑假里第一次喝威士忌。
　　我们喝着威士忌，唱着那首《维拉涅拉》。她被威士忌呛得咳嗽，把酒撒了一地，我又倒了一杯喝得喉咙发烫，眼前仿佛有百合和露珠闪过，反复地唱着“我们将听见画眉歌唱”仿佛置身于千万人的游行队伍中。
　　等我能完整唱下整首《维拉涅拉》，我已经喝得大醉，她和我谈起六十年代，又从卡米洛特*聊到激光枪先生*，她问我的名字是不是来自尼尔·阿姆斯特朗，我说我们的名字拼法不一样，我手上沾着威士忌在料理台上划了起来。他的是N…E…I…L，我的是N…I…E…L，他们在网上都拼错了我的名字。于是我们说起阿波罗登月，她问我信不信登月是伪造的，又扯了一通阴谋论和对政府的怀疑，“也许只有阿波罗13号*是真的发射了，一次不错的尝试。”她说。
　　我说我相信尼尔·阿姆斯特朗真的跨出了那一小步，我相信那十二位宇航员都真的踏上了月球，因为这是二十世纪最诗意最具有想象力的事。不管他们是为了拖垮对手，还是实现人类恒久以来的梦想，我都愿意相信他们真的做到了。
　　她又问我越战的事，问我温妮怎么和我谈论它。而事实上温妮从不和我讲这些，她更多地和我说那些画家们的故事，讲她的亚马逊森林旅行，讲她在阿拉斯加春季时看过漫山遍野的金色野花，讲她在佛罗里达划船去远海域钓鱼。我的外祖母温妮本姓林奇，是战后的一代，家庭富裕，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中崭露头角，后又以画作闻名，三十多岁才从纽约嫁到了费城去。但她和我在一起时，从没有那样的锋芒，只是我温柔而智慧的外祖母，她几乎每年都来拉奇蒙和我过暑假，她给我画过许多肖像，我们一起去找纽约城里各种各样的旧址，晚上我们一起听怀旧电台，开着关于奥逊·威尔斯*的电台玩笑，模仿着播音员的口音语调说：“我们要打断一下本次广播”。她也是我的第一位读者，她给我每首诗、每篇小说都提出了诚恳而有效的建议。而那样愉快的日子结束于一场车祸，我在十六岁那年的暮春到费城参加了她的葬礼，然后独自开车回到纽约，路上树木枝叶繁茂，花正在凋谢又正在盛开，我直接去到拉奇蒙，在这座宅子里喝完了她留下的白葡萄酒，就在这厨房的地板上睡了一整天。
　　我是喝得太多了，说了许多的话。我还记得我告诉她，我在后两年里没写新的东西，把她看过的那些诗和小说反复修改，最后我留下了诗，在大一的感恩节假期投给了出版社。那些故事生于我年少时，多少有些稚气去不掉，加上怀念温妮，我不自觉地把它们写得更为温情一些，有评论说我“一定不做不到看三页以上的奥康纳”，那时正是春假，乔舒亚和我不打算去旅行，就留在波士顿，在我租来的公寓里无聊地把那些评论念上一遍又一遍。事实上我很喜欢奥康纳，我以为乔舒亚不会喜欢，他祖父是个电影商人，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营得非常成功。但他却说他看过《善良的乡下人》好多遍，一直觉得这个故事编排得非常高明。我问他难道那些故事不会令人感到难受吗，辛苦工作一整天的人晚上怎么会愿意看到这种故事。
　　他说，你知道好莱坞干掉艺术是靠那些令人舒服的故事，但是薇薇安就算像凯瑟琳一样难产死了，也不会让《风月俏佳人》变成《永别了，武器》。
　　有时他的回答十分巧妙。我学不会那样，就算我滴酒未沾也做不到，我和格丽塔聊了两三个小时，我们聊了很多很多政治，而我从来不懂也不关心。最后她说要给我拍张照片，从她的背包里拿出了她的单反相机。她先是拍了一张，说拍得不好。
　　“靠近些，尼尔，我拍的不好一定是因为我靠得不够近。”她像罗伯特·卡帕似地说。
　　“我们又不在西班牙的战场上。”我这么说，却还是起身靠前，胳膊支在料理台上撑着下巴，让她拍了张满意的照片。然后我醉得太厉害了，醒来时发觉自己躺在沙发上，格丽塔已经不在了。冰箱里什么都没有，我只得去附近超市采购，我买了麦片和谷物棒，又拿了一瓶牛奶打开直接喝了大半，依旧是头疼得难受，于是到超市里的药房买醒酒药。
　　那差不多该退休了的售货员认得我，从我五六岁时温妮带我来买止咳药水时就认识了我。他给我拿了醒酒药，说：“你那张脸就算被酒精泡过也还是那么帅，尼尔。”
　　我说闭嘴吧，你这把年纪不适合我。他把报纸拍在我脸上说：“你是同性恋，我他妈又不是。”
　　我的脸在封面上，我半垂着眼帘，手支着下巴，那副笑容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如此不可一世。我才知道，格丽塔·萨夫是个记者，她录了音，她写了一整篇报道。她写了我对我那位资本家父亲的厌恶，我那位典型上流社会的男朋友并不关心我的信仰，我已经从名校辍学因为腐朽的教育几乎扼杀了我的灵魂。我相信我的父亲和乔舒亚，都已经看到了。
　　我根本无意参加这场运动，而他们需要一张好看的脸、需要一件出格的事迹，于是我去电台里播放了《夏夜》、我让格丽塔·萨夫给我拍了照片。他们创造出了一个尼尔·威尔森。
　　这篇报道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从不感激它，它几乎毁掉了我。我克制地把报纸折好，放在前台上。那瞬间之后我彻底清醒，我走出超市后跳进车里，直接开去了曼哈顿。很久以后我不再为此事愤怒，我开导自己也许格丽塔真的是个投机者，但是她足够聪明、足够有才能，她能在拉奇蒙找到那栋宅子、她能博得我的好感和我聊得投机、她还能在两个小时内写出一篇非常工整漂亮的稿件，就算不借助我，她也迟早会成名，不必再去写些第六版的八卦绯闻，考虑到她后来的人道主义工作，她并没有我原本认为的那样下作。但直到二十多年后，她公开向我表示歉意，她说她所有那些光辉伟岸的工作都不足以掩饰她对我的欺骗和曲解，我才非常艰难地原谅了她。
　　去曼哈顿的路上没有发生意外，我把车开得很慢，因为我没有想好去哪里，我想起车上还有一本关于内战史的研究著作我还没还给埃德温·波顿先生，于是我去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