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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了也要爱-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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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然后，我来到海边，再次坐上老许的小船，在风口浪尖上，乘风破浪。
我来到南京。作家线头又出了两本书，一年之间，他家里便多了一个姿色平平却又涵养极佳的妇人。蔡小田告诉我：“夏雨啊，和她老公去了法国。”浦口区又兴建了不少工厂，而古都金陵的满天繁星，突然间又收拢成一轮皎洁的圆盘。
最后，我来到成都。大哥已经成了主治医师，而大嫂也正怀着小宝宝。竹林间的别墅多了一名小保姆，而老阿婆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依然是：“我家菁儿，人可好啦！”这次，我真诚地点了点头。然后，陈菁带路，我们去了监狱，我终于见到了我最亲爱的杨帆。
现在，穿着囚服的杨帆依然美丽，在征得狱警的同意后，她还专门为我献舞一支。我们就那样傻傻地对望了很久很久，然后，我把一本《天使不说话》递给了她。只见我的杨帆睁圆了眼睛，撅起小嘴说：“你这个坏小峰，竟然抢了人家的创作题材！”
我尽情地欣赏着她的淘气，悠然总结道：“只需要一本《女生日记》，你已经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第41节：遵义 腻腻的乳房（3）
然而就在杨帆为这块废铁抿着嘴偷笑的时候，一个更大的劫难已经来到我们面前。
用特务般的身份搜寻了一上午的垃圾，我们回到了亭子，准备睡上一个下午，晚上好带回那些战利品。杨帆到附近的树林“小解”去了，我饥肠辘辘地转到大树后面拿食物。
然而，箱子不见了！
我的喜悦僵硬在脸上，整个人如遭猛烈一击，脑中顿时一片空白。杨帆急得都快哭了，她后悔莫及地向我数落道：“里面还有两包瓜子、三个面包、半袋方便面、两个苹果，还有二十四个空瓶子啊！”不久，她就意识到丢失的远不止那些食物，我们所有的衣服、笔记本、二十块钱、银行卡以及我箱底的那些琐碎之物全都不翼而飞！这其中还包括夏雨曾经送我的ZIPO打火机和高级剃须刀，当时贵得用掉了她两个月的零花钱。我一直将它们放在箱底，放在我外出流浪的心灵深处，哪怕在最缺钱的时候，都没有动过它们的主意。但现在，除了两条性命、一张身份证、三块两毛钱及一部破手机，我们恐怕一无所有了。
我们的逃亡遇到了空前的困境。没有了箱中东西的支撑，我一点底气也没有！还来不及抱怨或忧伤，我们就迅速地离开了那座亭子——这个偷盗者或许是其他的拾荒乞丐，但也可能是人民警察的正义追捕。
在偏僻的商店买了两个馒头，干咽过后，烈日的灼热让我们的嗓子都生了烟。于是我们不得不走到河边，拣了处稍显清澈的河水喝下去。在无比绝望中终于熬到了晚上，我们重新振作精神，沿着白天的行程一路拾荒。
这个城市的拾荒者似乎很少，我们除了拾起白天已经盯好的垃圾，一路下来还有不少新的发现。每到一个垃圾筒，杨帆总是抢先探下手去，像往抽奖箱中摸奖券一般。每到这个时候，她就会神秘而滑稽地望着我，用手去感受垃圾筒中可能会有的财富，我能轻易地从她眼神里的兴奋或者沮丧，判断出垃圾筒的肥沃或者贫瘠。有时杨帆双眼放光，她快乐的声音在夜色下仿若天籁：“两个瓶子！”甚至有一次，她蹲着木然不动，兴高采烈地回过头说：“小峰，你猜！”在我“破铜？烂铁？塑料？薄膜？凉鞋？瓶子”等的一大串猜测后，杨帆乐悠悠地从里面拿出一本崭新的《读者》。
这本书让我们动力十足，笑逐颜开——我们已经多久没有读过书了啊！只见杨帆倚在垃圾筒上，用纸将小手擦了又擦，这才将书摊开，像捧读《圣经》一样读起了书。橘黄色的路灯沐浴着杨帆满脸的虔诚，我妒火中烧地坐在一旁，牢骚满腹。良久，杨帆才恋恋不舍地走出陶醉，欢呼雀跃地朝下一个垃圾筒跑去……
这晚上我们几乎将遵义城逛遍，来来回回地走过一些“富饶”的垃圾筒，总觉得再走一次，里面又会如肥沃的土地一般，长出我们无法预知的希望。在这么一个晚上，不夜城是属于我们的，遵义城的所有垃圾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感到幸福的酸楚。夜晚的护城河倒映了五彩缤纷的霓虹，桥上的彩灯将河水映照得格外妖娆健美，汽车游弋而过，荡起清晨五点的凉风。我们在河边洗手洗脚洗了头发，再坐回到僻静的巷道，等待着收购站开门。
废品收购站的阿姨为我们的年轻大为感动，故而给我们多结了三毛钱。因此，一个白天加一个晚上，我们辛苦的翻寻，翻找出了这城市二十一块钱的额外价值！
买了四个馒头，早上十点，我们来到一个最荒僻、最便宜的旅馆：一个房间十元，洗两个澡另加三元，借用万能充电器再加五毛。在那个简陋至极的两米见方的厕所，我和杨帆分别洗了一个久违的热水澡，这令疲惫不堪的我们，仿佛又遇到了生活最完美的馈赠。
再来说说我们的房间，大概也就四五平方米，里面有一床一凳。电灯开关是裸露出来的，黑色胶皮大致地包好了黄色的铜丝；插座镶在开关上，一点也不牢靠。窗户对面是同等小旅馆中晾晒的破旧衣服，看来这次的确选对了地方。我与杨帆就那样和衣而睡，躺在这如坟墓般窒息而狭小的空间里，睡过了白天。这一觉睡得尤其香甜，甜得超过我们此前经历过的任何荣华富贵。
黄昏时我们双双醒来。本来年少轻狂的我们准备做点什么，但看到棉被上的黄斑茶垢，我们马上就扼杀了这样的邪念。我们站在床上搂抱了一会儿，杨帆就教我跳起了交际舞。不过在小小的单人床上，这个交际舞跳得更像是变了态的贴面舞。我被折腾得不行，说：“还是你跳给我看吧，你在床上跳，我在旮旯儿看。”杨帆想想也是，就纯情地问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要看什么舞？”我分别装出老头、小孩、男子、妇女的声音喊道：“脱衣舞！脱衣舞！脱衣舞！脱衣舞！”
第42节：遵义 腻腻的乳房（4）
杨帆气得“脱”给我一个肮脏的枕头。
笑过之后，她跳了一支现代舞。之所以说这舞现代，不是她脱了什么，露了什么，而是那屁股扭得真是太艺术了，那胯那腰那腿那手那眼神，其形其速其态简直动感得惊世骇俗。杨帆跳着跳着竟然流出泪来，我也不禁为她这舞蹈坯子沦落到在这么不伦不类的舞台而黯然神伤。
杨帆问：“小峰，你说我还能跳舞吗？”
“怎么不能？只要我们活下去，就绝对会有机会。这种案子至多查几年就冷了，到时你就能在浙江跳舞啦！”我以为自己这样的安慰能起作用，没想到杨帆却大哭起来，她楚楚可怜地告诉我：“小峰，我们跳舞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与青春赛跑，到那个时候，哪怕我能活下来，人也老了，脸也丑了，腰也粗了，腿也短了，骨头架子也都散了……”
杨帆就是杨帆，哭了一会儿她又破涕而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小峰陪我，我还是赚啦，再说我还可以读书嘛！”说着又翻开那本《读者》逐字逐句地阅读，每读完一个小故事，她总会抬起小脸，含情脉脉地对我叹道：
“写得真好。”
在昏黄破旧的旅馆中，在杨帆崇拜向往的赞叹下，我那沉寂已久的文学梦想幡然醒悟。我突然信誓旦旦地告诉杨帆：“我要成为一个作家！”
杨帆也不甘示弱道：“我也要成为一个作家。”
“不行！”我反对。
杨帆吓了一跳，她委屈地问：“小峰，怎么啦？”
“你要成为一个作家夫人！”我笑着说，顿了顿又说道：“不过你要成为一个作家，我成为作家老公也是可以的。”
杨帆嘿嘿地笑，她说：“那我们成为夫妻作家吧，说不定以后市场上就火这个。”
我也色情地笑道：“那我们还是写黄色小说吧，一边写一边做！”我本以为杨帆会哈哈大笑，没想到她却正色道：“小峰，我可不是一个随便的人。”霎时间，我的心曲拨动起往事中的一块硬石，我想起两年前赵一平与她的“先斩后奏”，不禁淡淡地叹了一口气，什么也不想说了。
手机充好了电，我收到了蔡小田的两条信息。第一条是首七言绝句，洋洋洒洒地表达出对我们的愧疚，似乎用诗化的语言就能把他的罪恶洗涮干净。第二条是我们与他分开两天后发出的，他似乎经历了什么事，短信上说：“我们两清了。”此外，我还收到一条大哥的短信，他以兄长的身份询问我现在的情况，并指出了生活的难处，想让兄弟我挣钱后先支援他一把。另外一条是陈菁的，她暧昧地问我在广州工作怎么样，又告诉我赵大爷已经康复，人还继续留在重庆。最后一条是陌生的号码，没有说自己是谁，只是简单地问了句：“小峰你还好吗？”
杨帆在那儿继续品咂《读者》中的笑话，我到楼下电话超市拨打了这个陌生的号码。果然是夏雨！夏雨开口就问：“你见过我表哥没有？他被歹徒伤了大半边脸，又没有报警，哎，好像伤口感染，左边的脸都给毁了！”我有些愧疚，这种愧疚有一大部分源于对夏雨的欺骗。只听她又问：“你现在在哪儿？区号好特别呀，在哪儿工作呢？”我还没来得及一一回答，她又问了我的身体，问了我的父母，问了许多我们之间说不清道不完的小秘密。电话显示屏上的时间不断地滴答，我终于鼓起勇气打断了夏雨，问：“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
夏雨愣了愣，又马上坚定地说：“行呀！”
“可能暂时还不了？”我实话实说。
“没问题，要多少？”她干脆地问。
“四百！”
白天睡足了觉，晚上精神就特别好。打闹游嬉了一会儿，杨帆仰望天花板，突然说道：“我恨我爸爸！”
杨帆的父亲一直是我们之间讳莫如深的话题。我曾经给她讲过一系列与父亲之间的幽默事，杨帆听了笑得肚子疼。扬扬自得的我就不合时宜地问了句：“你爸爸呢？”
“死了。”杨帆突然冷冰冰地回答。“在我心中，他早就死了！”我不知死活地问了句：“为什么呢？”杨帆面如土色，眼睛里却是熊熊烈火，她向我毫不留情地警告道：“你要再提他一个字，我永远都不理你！”
但今晚杨帆却莫名其妙地说出了这两个字。我不敢接口，只能任之发挥，杨帆大约是这么给我叙述的：
“我没有爸爸，那个我本该叫爸爸的男人我只见过两次。一次大约是为了离婚，他从广州回到长沙，当晚就举起花瓶向妈妈砸去。当时我年纪还很小，小得只模糊地记得那男人的气急败坏与妈妈的声嘶力竭。第二次是我八岁时病得快要死的时候，他来给我送终。那次我因为咳嗽而引发高烧，全身像沸水蒸腾般难受，把暗黄的胆液都咳出来了。就在医生也束手无策之际，那个男人来了，他给我买了许多零食，还装作很忧伤的样子过来摸我的头。就在我被感动得快要寿终正寝的时候，我看到他身后那个妖艳女人猩红的嘴唇，以及身旁憔悴母亲深陷的眼眶，我马上告诉自己不能死——为了报答与报复，我不能死。结果我就真的没死，没想到恨能够让人死而复生。
第43节：遵义 腻腻的乳房（5）
“听舅舅说，妈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她是县上有名的舞蹈演员，嫁到省城后仍然有很多人追她。那个男人在妈妈怀着我的时候到广州闯荡，一年后回来突然要离婚，妈妈不离他就死缠烂打，到后来甚至拳打脚踢。直到我三岁的时候，妈妈终于答应了离婚。那时的她还很漂亮，有不少人要介绍对象给她，但都被她拒绝了。再后来舅舅也给她介绍过很富裕又没有儿女的男人，但她还是不同意，妈妈只是抱着我哭。
“我妈也是女人啊，为了一个狼心狗肺的男人守了二十年活寡，她一生的青春全被这个负心的男人给糟蹋了。有时我真想把那个男人杀了，把他泡在福尔马林里让他永远跪在妈妈面前。但是妈妈却反对，她总是拿着那男人寄来的钱对我说：‘他也有他的难处！’——妈妈简直就是太痴情，太懦弱了！
“我恨那个人，但有时又忍不住想他。那次生病时他那复杂的眼神让我心中特别感动，那是一种来自于血液本身的，一种对父性慈爱的需求……特别是在这件事之后，我突然很想见见他，那种既想捅他一刀，又想被他抱在怀里哭的感觉！”
杨帆扑进我的怀里，委屈的眼泪簌簌而下，我只有抚摸着她的长发，轻轻安慰道：“或许，他真的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杨帆平静下来后，我曾几度劝她到广州找找父亲——因为警方只监控了她母亲，他们甚至不知道杨帆的父亲是否还活着。但杨帆却肯定地否定道：“我死也不去求他！”她坚决而颤抖的语调，让我为她心中的矛盾悲剧而深感怜悯。
第二天早晨，我们咽下两个干馒头，喝了两瓶自来水，到招商银行办了张银行卡。随后我把卡号发给夏雨，十分钟后就在自动取款机上收到了四百块钱！杨帆怪怪地问：“给谁借的啊？”
“朋友，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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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杨帆却醋意万千地问：“好朋友，好到哪种程度啊？”
“也就牵牵手！”
“就没有接过吻？”她紧追不舍。
“吻了。”我面红耳赤地摊摊手。
“喔！”杨帆大叫了一声，大彻大悟地总结道：“是夏雨吧！”
我们在附近吃了两碗羊肉酸辣粉，吃得畅快淋漓，辣得不亦乐乎！随后，在地摊上买了墨镜、太阳帽，再买了一袋食品、两张报纸，便速速地登上前往贵阳的汽车。
一路上风平浪静，没有人来搭理用报掩面的我们，也没有警察留意成千上万汽车中这么普通的一辆。到贵阳后我们直接出了车站，马上换乘了前往凯里的客车。车出奇顺利地驶出了贵阳，一路风光无限，苗族的淳朴民风应接不暇。至凯里，我们买了两张最便宜的至杭州的火车票，还吃了两碗风味独特的牛肉酸辣粉。
晚上十二点，混在几个苗族同胞间，我们顺利地上了火车。真可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这趟列车上人烟稀少，空座很多，后面好几个车厢就那么稀稀拉拉地坐着十来个人。我和杨帆毫不费力地找到两排空座，一切悄然无声。
起初每顿饭还有餐车叫卖着驶来，后来餐车也不来了，只有个厨师来回走一趟，说：“要吃饭的到十一号车厢！”但根本没人理他，坐在这后面车厢的稀疏人群，要么带足了食物，要么热得什么都不想吃。乘警倒是来查了一次票，匆匆地没有查出什么弊端，走到十二号车厢就折回去了。这样的环境令我们的旅途非常愉快、安全，硬座的车费几乎享受了包间的特权。
车经镇远、过湘潭、入上饶，又北上至金华西。为了避免在杭州遇到突检，我们在诸暨提前下车，并轻而易举地出了车站。天已大亮。我打电话问刘义梅城的具体所在，并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们只有五十块钱了。刘义在那边琢磨片刻，道：“乘车到绍兴吧，我在那儿的汽车站等你们！”我问：“你来？你不工作吗？”
刘义哈哈大笑道：“哥们儿，我想耍好久就耍好久！”
依计行事，辗转两小时后我们顺利到达绍兴汽车站。
刘义正叼着一根雪白的过滤嘴香烟，坐在护栏上痞性十足地张望。他的身体已经发福，但一瞅见我们，还是像箭一般冲了过来。
刘义先问：“这就是嫂子？”
“对！”我自豪地回答，并且随口为杨帆改名道：“她叫吴双，安徽人。”杨帆抬起头尴尬地对他笑了笑。
刘义四处瞅了瞅，又问：“行李呢？”
“被偷了。”我轻描淡写地说。言罢，两兄弟便搭着肩膀说了许多暖意的脏话，杨帆皱了皱眉头，但仍然举了两张报纸跟着我们走。在车站外面，我们见到一辆八成新的农用机车，一个黝黑矮粗，长相猥琐的年轻人热情地喊道：“义哥，来啦！”刘义点点头，向我介绍说：“这是陈四，×城老乡！”我与陈四打了个招呼，感到了乡音间的亲热。但刘义却对陈四爱理不理，他明确地告诉我：“你不用理他！”
第44节：遵义 腻腻的乳房（6）
我与杨帆钻进机车，陈四的车技不错。似乎为了讨好刘义，陈四将车放到最大码。迎面扑来的风吹得我们心旷神怡，杨帆的发丝在风中轻舞飞扬，不久车就发出了咕咕咕的轰鸣，刘义骂道：“你龟儿好生点开！”陈四马上点头哈腰，车速缓了，我们在宽阔的道路上，如驶向海边的帆船。不久车至梅城，又折向梅镇，再入梅村，人烟稀少，肥沃良田，我们闻到了杂草疯长的芬芳。
刘义所在的“繁华区”是梅城某高速路边的一个村落，但其规模不亚于川中小镇的繁华。高速路旁罗列了一些厂房，厂房背后是一望无垠的良田及星星点点的房舍。路旁有一条乡道，乡道两边是鳞次栉比的三层小洋房，其豪华不亚于山间别墅。另外有些洋房后院有两排木屋，外来打工者就居住其中，奢侈的刘义也不例外。
当晚，刘义为我们接风洗尘。桌上都是些名贵的海参荤食，我和杨帆也不客气，狼吞虎咽的样子把刘义吓了一跳。他问：“你们在火车上没吃东西？”我和杨帆都只是嘿嘿地笑。刘义又叹了句：“嫂子真漂亮，比我那些婆娘漂亮十倍！”饭后我们又去了收费浴室洗澡。浴后，我换上了刘义的衣裤，“吴双”穿的是另一个四川老乡的衬衣。然后她便被带到隔壁老乡处借宿，我和刘义则在屋中促膝谈心。
首先聊起的自然是赵一平。刘义对儿时的死仇劲敌深感怜悯，只听他以一种凄凉的口吻叹道：“他怎么就死了？他怎么就死了呢？”我尽量用客观的语调向他解释了，他对“那个女人”大骂了几句“狗日的”，然后突然降低了音调，暧昧兮兮地问我：“你那婆娘身材还可以，床上功夫应该也不错吧？”
这句话我不爱听。
我不愿意将与杨帆唯美的爱情缠绵，与刘义嘴中的性交相提并论；更不愿意把杨帆身体的隐私，通过大大咧咧的刘义公之于众。于是我淡淡地敷衍过去，但刘义却自顾自地说开了去：“邻镇有个文化宫，每个星期都有艳舞表演。你猜怎么？对！里面天天都在跳脱衣舞，有个女人的东西和足球一样大，你没见过吧？哈哈，不光可以看，花五十块钱还可以摸两下，嘿嘿，有了两百块钱就可以……”
这若搁在年少时的乡下，我肯定会为此面红耳赤、心猿意马。但有了杨帆的我，开始拒绝这种低俗的裸露。
与刘义躺在一起，我再也感受不到儿时在河畔子偷看初中女生游泳时的忐忑不安，没有了幻想女学生上厕所蹲下时的面红耳赤。如今的刘义将“日”、“操”、“搞”等词脱口而出，在他滔滔不绝的描绘中，我突然感受到我们之间的巨大隔阂。起初我还打算将杨帆误杀赵一平的事情晓之以理，但恍然之间，我突然对刘义的理解能力发生了莫名其妙的怀疑。这种怀疑令我分外难受起来：我千里奔走的好兄弟，在灵魂上已经与我背道而驰。
第45节：梅城 曾经的“绿帽子”（1）
第八章 梅城 曾经的“绿帽子”
我一本正经地说：“月经没来怎么会疼？”等话说出口，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便问：“你那个多久没来了？”杨帆面露惊讶，之后变成迷茫，然后成为绝望，到最后她可怜至极地告诉我：“自从那天开始，我一次都没有来过！”
在刘义的帮助与资助下，我与杨帆在另一堆民工棚租下了一个小屋。其构造与刘义的大抵相同：一张小木床、一块矮木板、一张小凳子、一盏小黄灯、一扇百叶窗、一个小插座。泥巴地面，瓦片房顶，中间用木板与另一小间相隔，居住着一对三十来岁的夫妇，依然是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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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打发陈四为我们运来了煤气罐，又替我们在小店中买了一套简单的厨具，小木屋算是有了家的味道。中午逛梅镇，刘义慷慨地为我和杨帆添置了两套衣服，又递给我两百块让我们买些必需的生活用品。于是我又买了脸盆、水桶、毛巾、牙刷、香皂。杨帆买了一支钢笔、两个笔记本，最后又在镇西的旧书市花二十块钱淘了十多本小说、杂志方归。
吃罢午饭，刘义带我去参观他工作所在的电缆厂，进入车间的时候，有好几个工人都转过身来对他谄笑。我们又到保卫科坐了一会儿，没想到那位本地科长与刘义也是一副称兄道弟的样子。在他们半四川半浙江的方言交谈中，我得知刘义为我捞得了一份工作。但当刘义说工资只有八百块时，我有些失望。刘义却说：“小峰你先别急，八百先干着再说，时间长了只增不减，我现在就有一千一了。”我有些不相信地问：“刘伯伯不是说你一个月至少能找两千吗？”
刘义笑笑，说：“哪里才两千？老子运气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四五千！”看着我迷惑不解的样子，刘义笑逐颜开，“但工资只有一千一。”我更为好奇了，问：“那你干的是三份工作？”刘义哈哈大笑，只见他伸手在空中抓了抓，向我解释道：“老子靠的还是这双手！”
“一个月能赢几千块？”我仍然感到不解。刘义笑而不答，带我顺着道路往下走了十分钟，来到了一处新的聚居地。刚进入一家茶馆，一个白面无须的中年男子就大声叫道：“哟，义哥来啦！”刘义呵呵笑问：“今天都有哪些人？”无须男子道：“今天陈四那一拨在加班，张胖子他们到镇上找女人去了，独眼龙说了要来……”刘义高深莫测地点点头，要了两杯上好的龙井茶，叫我坐下陪他。
不一会儿无须男子就摆开了一桌麻将。刘义的牌技果然技高一筹：牌面不用排序，用手辨牌炉火纯青——这都是曾经的我们望尘莫及的。此外，旁观的我不难发现，刘义在若无其事的高谈论阔中进行着高超的作弊。筹码很大，两个小时下来那个独眼龙就输了六百块，脸是绿的；下家的一个输了三百多，脸是白的；对家的那个赢了两百多，脸有些红；而刘义面前堆着一大摞钱，却仍然心平气和，气定神闲。最先“洗白”的是独眼龙，这个刚才还信誓旦旦地要让刘义“倾家荡产”的赌徒，四个小时后就输掉了一千块。但他意犹未尽，总觉得再有一笔钱就能时来运转，就讨好地对刘义说：“义哥，借点本钱？”
刘义不动声色地甩给独眼龙四百块，继续赌。此后的刘义打得就比较稳了，他以一种明哲保身的姿态让那两个人把独眼龙的钱赢干，以至于独眼龙在输钱之际还对刘义极以巨大的愧疚与感激。等到了牌局结束，独眼龙输得垂头丧气，却仍然信誓旦旦地保证说：“义哥，下个月还不清，我就是你孙子！”刘义只是淡淡地道：“好说，好说，要得，要得。”然后又抽出一百块钱递给独眼龙，说：“饭还是要吃的，你先用着吧。”独眼龙自然感激涕零。
我终于明白，原来是赌债给刘义带来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于是便饶有兴致地问：“那到底有几个人欠了你的钱？总共有多少？”刘义清点着钞票哈哈大笑道：“应该有六七万了吧！电缆厂有一半的民工都欠我的钱！狗日的陈四欠得最多，八千七百块！”我咋舌不言，突然感到赌博将这些民工们划分成了三流九等。
在刘义的说服下，晚饭后我又随他去了茶馆。无须男子给我介绍了一个小筹码的赌局，但这仍然阻挡不住我输钱的脚步：两块钱一局的斗地主，一晚上我就输了八十多块。这彻底粉碎了我那颗试图效仿刘义走捷径的心——钱，并不是那么好赢的。
不过闲着也是闲着，在刘义的帮助下我还是顺利地进了电缆厂工作。有一拨赤膊上阵的民工对我这个文弱书生不以为然，他们几乎连半句话也不和我说。也有几个知道我是刘义的朋友，他们凑过来拍拍我的肩膀，似乎要结拜我为兄弟——我就知道他们肯定欠刘义不少钱。六月的厂房内有股胶皮的臭味，挥汗如雨的时候，我常常怀念在教室里看小说，在网吧里聊QQ，在寝室里打游戏，在校园中漫步、亲嘴的日子。
杨帆整天待在家里，将那十本小说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从入住小屋的第一天起，她就有了写日记的习惯。这日记描述得比乳房还隐私，藏匿得比屁股还金贵。有一天我突然很想知道杨帆到底在上面龙飞凤舞了些什么，就趁她炒菜之际翻出来看了。谁知还没看到三行字，杨帆就提着锅铲向我奔来。只见刀光剑影一瞬间，小姑娘就把日记抢了过去，而且还不忘向我连放“三炮”：“流氓！小偷！强盗！”我被她挥舞的锅铲吓得心惊胆战，忙可怜求饶道：“你老人家可不要滥杀无辜。”杨帆看看手中的锅铲也笑了，她说：“小峰是个小坏蛋，你还给不给我留块遮羞布呀？”
经过漫长的“谈判”，杨帆决定将日记分为《女人日记》与《女生日记》。前者可以在征得杨小姐同意后观看，后者则是绝对禁区，像女浴室女厕所一样，男士绝对不得入内。“违者，”杨小姐生动地举起不锈钢锅铲，“我铲掉你的乳头！”——这可的确要人命，比割除我的生殖器还残忍，我是断然不敢想象将自己米粒大的东西放进锅中蒸炸煮煎烧的。
于是在我的纵容下，杨帆的日记写得越来越变态。有时半夜睡得好好的，她就突然跳起来写上两句，而且一般都是写在《女生日记》上。我从梦中醒来瞧她时，她还眨巴着眼睛和我周旋。
当时恰逢禽流感肆虐，市场上的鸡鸭价格低得吓人，我们懂科学就不怕。买上一只七八斤重的公鸡才二十块钱，宰杀洗涤干净，加入花生米、枸杞、党参等补药，再炖上三四小时。肉炖得脱离了骨头，就是有病毒都被煮死了，而汤则变得格外浓稠鲜美。于是在这全世界惶惶不可终日的禽流感下，我的体重硬是增加了十多斤；杨帆的脸虽然还是清癯的，但腰却开始粗壮起来，以至于我以后再买鸡鸭之类的回来，她的嘴都给气歪啦！
第46节：梅城 曾经的“绿帽子”（2）
坚持了两个星期的素食主义后，我的体重倒是降下来了，但杨帆的腰却日渐粗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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