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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骑兵-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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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民支队原本是冀中的部队，在大“扫荡”中损失惨重，装备丢失得差不多了。当时他们正准备加入冀鲁豫军区，马本斋（1944年病逝）也调任冀鲁豫三分区的司令员。张鲁集这里是回民区，又恰巧聚集着许多干部开大会，马司令一叫苦，领导们一商量，就决定从骑兵团抽调短枪、机枪和战马，支援回民支队。
王永元参谋长和赖达元主任不服气：“你冀中军区的队伍到冀鲁豫军区去，凭什么叫我冀南军区的部队出枪出马？”两人跑去找马本斋拍桌子，结果就被撤了职。桂干生司令员心肠软，找机会把赖主任调到自己的新九旅二十六团，可是对王参谋长就没办法了。这个王永元，1939年骑兵团太行整军也多少是因为他，这回只好再让他去太行山学习。王永元于1957年去世，最后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一军一八一师五四一团的中校团长。
元城战役后，许多从延安回来的领导都在冀南停留休息。于是，骑兵们每天听首长们做形势报告，从中知道了许多毛主席的指示。
上级也组织大家学习《论持久战》，这是毛主席在1938年就发表的文章，可好多战士以前都没听说过。直到这个时候，刘春雷和战友们才从理论上真正认识到抗日战争是一个长期消耗的过程，认识到“相持阶段”的残酷性，认识到党中央提出“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的重要性。
在严酷的相持阶段，面对困难的局面，面对群众情绪的反复，怎么办？照毛主席的话去做。
从这时候起，根据地党、政、军合而为一，实施了“精兵简政、统一领导”。原先到游击区开展工作，党委派宣传队，行署派工作队，军区派手枪队，各干各的，现在统一组成武工队，效率大为提高；原先和鬼子打游击，民兵听行署的，部队听军区的，情报站听党委的，现在都统一协调起来了，力量更加强大。
先前，为迅速扩大局面，过快地发展了武装力量，导致过度使用民力，伤害了群众的利益。现在，共产党就从走“群众路线”入手，树立军民鱼水关系，通过开展“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运动，减轻根据地人民的经济压力。而与此同时，日伪政权却加大了对占领区的掠夺，中国军民的持久抗战和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使得日本鬼子不得不撕去“亲善”的虚假面具，露出了“以战养战”的本质。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决心面前，冈村宁次的欺骗伎俩破产了。
在抗日战争最危险、最黑暗的日子里，党的指示就像一盏指路的明灯，照亮了根据地军民前进的方向。在当时，毛泽东不愧是中国抗日战场上最为睿智的领袖。
“毛主席真是神人啊！”和许多八路军战士一样，刘春雷对毛泽东的崇拜，是从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从这以后，“咬牙坚持”、“长期抗战”、“拥政爱民”、“为人民服务”，成了共产党人使用最多的字眼。
第十六章饥饿的困扰（1）
《论持久战》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别怕日本的枪炮狠，他们的国家小资源少，只要咱们坚持住，小鬼子磨不过咱们；别看鬼子现在凶，他们的人少底气不足，咱们和他拼消耗，最后还是日本受不了。战争虽然艰苦，可是不要慌，一要靠斗志旺盛，二要靠军民团结，坚持住这两条，和鬼子打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就是咱们的！
“咱们困难，鬼子也困难，豁出命和他们耗上了，看谁熬得过谁！”通过学习毛泽东的理论，战士们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不急躁也不慌张。大家看到，许多部队已经化整为零，换上便衣到各地去恢复县大队和区中队；地方组织提出“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口号，干部们都坚持在乡村发动群众，女干部也深入群众中间“认干娘”、“走亲戚”，重新建立农会、妇救会……军队和政府都在尽最大的努力为恢复局面创造条件。大家明确了胜利的方向，心里又充满了希望。
思想上的困惑解决了，可骑兵团的战斗减员仍然是个大问题。
骑兵的训练周期长，不是随便招人就能补充得上的。冀鲁豫这地方，有乘骑基础的青壮年比较少，连会赶马车的人都不多，就更别提能骑马打仗的了。为了这事，上级领导在骑兵团休整期间作了一些调整。
1942年11月，新七旅的骑兵连被合并到骑兵团，同时到任的还有政治处主任李庭桂（后任贵州省副省长）和参谋长王玉珂（1947年5月在安阳战役中牺牲）。
李庭桂主任原先是新七旅二十团的副政委，是河北人，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反帝大同盟”，有才气，喜欢写诗，高兴起来一会儿写一首，一会儿又写一首。
李主任一到部队就组织大合唱比赛，还搞运动会，跳高、跳远、拔河、赛跑，每次都邀请领导参加。赛场上，首长们讲话发奖，战士们玩得不亦乐乎，附近的老百姓也都来看热闹。一群群的小孩子在队伍里面跑来跑去，欢声笑语，真是军民一家亲。李庭桂还创办了《铁骑报》，这份不定期的八开两版小报专门宣传骑兵团的好人好事，还开展各项评比活动。首长们看到铁骑英姿，知道了战士们的蓬勃朝气，格外满意和高兴。
新七旅的骑兵战士编为骑兵团第五连，他们虽然打仗的技术比较一般，但搞文娱活动的水平绝对顶呱呱，个个能歌善舞。五连的支部书记马书龙是业余剧社的主角，马派老生远近闻名，一曲《王佐断臂》，不仅唱得台上的陆文龙投奔了大宋、唱得台下的伪军俘虏改邪归正，还把扮演陆夫人的女医生吴艺唱成了马夫人。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的“粉丝”真不少。
五连的秧歌队扮相英俊、动作洒脱，能踩着高跷在桌子板凳间跳上跳下。供给处的老舒处长也是从新七旅来的，快五十岁的人了还身段婀娜，翩翩起舞，把围观的群众都乐得不行。
以前，骑兵团的战士很少唱歌，因为骑马列队行军，一张嘴就吃灰。如今在五连的影响下，大家都唱起了《我们的铁骑兵》。
这首歌又名《骑兵进行曲》，是李劫夫在河北慰问演出时为八路军骑兵创作的，经夏风填词之后，在抗日战场流传很广，后来还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演奏过：
快快跨上战马，举起了战刀，
带着复仇的心，勇猛冲向前。
翻过高山越过平原挺进最前线，
侦察警戒步步留神驰骋敌后方。
粉碎日寇进攻，保卫边区，
机动灵活勇敢无敌，我们是铁骑兵。
冀中军区的骑兵战士也并入了骑兵团。冀中骑兵团的技术很好也很勇敢，可惜在大“扫荡”中损失过大，只有七十多人冲出了包围圈。到冀南以后，团长马仁兴调任二十七团团长（1947年6月在四平攻坚战中牺牲），其他人则编入一二九师骑兵团的特务连。
训练参谋边乔（1947年牺牲）也是这时候来到骑兵团的。边乔是东北讲武堂骑兵科的毕业生，东北军出身。他为人沉默寡言，对待军事训练和战马调养却十分严格，战士们既怕他又十分敬重他。
第十六章饥饿的困扰（2）
刘春雷第一次认识边乔是在刷洗战马的时候。当时马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乐意在水边待，老往旁边跳。一个战士急了，拿马鞭子好一顿抽打。边参谋正巧看见，他一下子冲过来抢过马鞭，煞白着脸训斥道：“你凭什么打马，它只是调皮！不爱护马的人凭什么当骑兵？它在枪弹面前陪你玩命，现在却要打它！你真不是个人啊！”他这副气势汹汹的样子，把战士们全吓傻了。
那时候，边乔还不是党员。党员在团部开会，他就出去搬个小桌子小凳子，找块毛巾铺上，把外国怀表的零件拆开，左看右看，东摸西擦，再一件件装上。别人问他：“你老摆弄这玩意干啥？”他说：“这里面有文章。怀表的零件虽然多，却安装精密，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作用，还照样能成为一个运动整体。”大伙也就明白他的意思，笑一笑，不提动员他入党的事了。
政治处组织的文娱活动，边乔只是看看，很少参加。李庭桂主任找他谈了几次话，他才搞了一套马术体操，还分文的和武的两种，训练出来好看极了，弄得以后军区和地方上开大会，都来请骑兵团去表演马术。可表演时，边乔自己却又不去了，叫五连指导员王凤翔去指挥，反正五连的人都喜欢参加演出。可王指导员又客气，每回都要声明：“这是我们团训练参谋边乔发明的体操……”
领导高兴地问：“边乔同志呢？”
王指导员便说：“生病了，没来……”
元城战役之后，冀鲁豫三省的交界地区相对比较平静，许多部队和机关都到这一带来休整。闲暇的时候，大家就打篮球。这好像是延安那边传过来的活动，干部战士都爱玩，骑兵团也转着和不同的对手打比赛。
其实，团里面以前见过篮球的没几个，但政治处李庭桂主任搞过学生运动，有体育基础。边乔参谋在东北军中参加过篮球队，技术不错，这就使得骑兵团球队具备了相当的水平，见了谁都不怵。不过，曾玉良团长似乎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开始的时候，政治处把球赛赢了这个赢了那个的战绩都登在《铁骑报》上，曾团长看了不以为然：“破消息，有什么用处？浪费纸！”宣传干事以后就不写这个了。
篮球比赛的场地很简单。找老百姓借两架梯子竖起来，在顶上用柳条编成“米”字格当篮板，再用柳条圈个篮筐绑上，哨子一吹就可以开动了。不过这种“梯子球架”不容易进球，一场比赛能扔进五六个球就算是大胜利了，搞得篮球赛的比分和足球赛的差不多。
球场大小不一，凹凸不平，边线也不清楚，有时候拍着球跑出去好远大家还在抢。最有趣的是和二十一团比赛，他们输急了，把梯子扛起来就走，害得骑兵团找不到投篮的地方，只好哈哈一笑，握手言和。球赛没有赢，大家也挺高兴。李庭桂主任说：“这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可是，乐了没多久就乐观不起来了。
1942年，华北遭遇了大旱灾。八个多月没下雨，土地龟裂，水渠干涸，冀南近九百万亩耕地未能播种，春苗枯死，夏季绝收，到了秋天仍然是荒芜一片，全区一半以上的村庄成为无苗区。
刚开始，大家还没有感觉到事情有多可怕。冀南这里的自然条件不错，是传统的农业富庶区。俗话说“金南宫，银枣强，叫花子不肯吃高粱”，连讨饭的乞丐都要吃馍馍的地方，饿肚子的情况很少见。
在冀南，八路军不设粮食仓库，公粮就存放在老百姓的家里。如果有“公家人”来到村里，乡亲们就赶紧把麦子磨成面，提供吃喝；干部则如数付给粮票，用粮票就充抵公粮。
军粮是只计数量不分种类的，可老百姓一则爱护八路军，二则也爱面子，如果有馒头，绝不会拿窝头招待子弟兵。八路军吃干的，老乡们自己喝稀的，还要出门去炫耀：“我家今天吃白面馍馍，每个足有海碗大，里面埋着大红枣……”
开始休整的时候，骑兵的定量是每人每天一斤十四两，没过几天就降为一斤半（当时是用一斤等于十六两的老秤）；月初的时候，伤病员的“休养餐”是每天两个鸡蛋，月底就变成了一碗面条。尽管标准降低了，老百姓还是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慰劳八路军。有一天，病号刘春雷和一个伤员到老乡家吃“营养派饭”。进门的时候，人家婆媳正在闹矛盾，原因是家里的一只母鸡好些天没下蛋了，婆婆怀疑是媳妇把鸡蛋偷拿去换了东西。吵着吵着，看见伤员同志进来了，老婆婆转身就把这只母鸡炖成了汤，把两个八路军战士感动得直掉泪。
第十六章饥饿的困扰（3）
开始的时候是粗粮、细粮各一半，接着是粗八细二，到后来连高粱面也吃不上了。进入12月份以后，军队和老百姓的生活用粮都成了问题，部队走到哪里，地方干部都是搓着双手，满头大汗一脸焦急想不出办法。刘春雷他们这才意识到：大饥荒到来了。
这场饥荒，一半是天灾一半是人祸。天灾自不必说，1941年的洪涝，1942年的干旱，1943年的蝗虫……自然灾害接二连三，使老百姓断了收成。可是，往年间也有闹旱涝灾害的时候，日子却从来没有这么惨过。这一次，是日本鬼子的“三光”掠夺加剧了灾难的严重程度。
“四二九大‘扫荡’”之后，日军占领了冀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鬼子在根据地大肆烧杀抢夺，仅元城附近的四个区就有二十六个村庄被烧毁，被抢走粮食一万四千多石、牲口两千多头，直接造成大批群众破产；在敌占区，日伪机构强行征收“户口税”、“牲畜税”、“田赋费”、“电杆费”、“护路费”、“门牌捐”、“居住证捐”……仅1942年4月至8月，每亩耕地平均对敌负担就达二百五十元以上，四个月的捐税超过了老百姓全年的收入；为加强对根据地的封锁，日伪军还强迫群众挖壕沟、建炮楼，全区一半以上劳动力被征调劳役，使得群众失去了进行灾后补救的机会。
另外，由于日军强迫冀南各区多种棉花少种麦子，而抗日政府却没有能够及时察觉敌人的经济意图。结果，收获下来的棉花被低价收走，日军再封锁粮食供应、提高粮价，根据地的老百姓就只好吃棉籽了。
战争的破坏和敌人的掠夺，使根据地民众的社会积蓄消耗殆尽，因而在自然灾害面前完全失去了抗衡能力。冀中和冀南曾经是太行山根据地的粮仓，现在，冀中根据地丢失，冀南不仅不能向太行山供粮，反而需要其他根据地的支援。从各游击区调拨过来的粮食也是杯水车薪，八路军不能眼看着老百姓挨饿，于是就不断降低军粮标准，从一斤半降到一斤，再从一斤降到八
两……
窝头没有了，只能喝稀粥，野菜和树皮也放进锅里煮，有人编了个顺口溜：“一顿二三两，颜色四五样，加水六七碗，八九十日粮。”真是十分形象。
每天喝两碗稀粥，走几步就消化光了。当时，无论步兵还是骑兵都取消了操练，大家闲躺着不动，保持体力，争取让肚子里的一点汤汤水水多保存一会儿。也有人听说延安在搞大生产运动，可大伙都觉得不可思议——当兵吃粮，天经地义，别说新八路，就连老红军也没见过要部队去种地的。
刘春雷问张起旺：“连长，当初你们没吃食的时候怎么办？”
“简单，打地主呗！”
这倒是个好主意。可这办法现在也不行啊，放眼四周，个个饿得眼发蓝，打地主？地主家也没余粮呀！
人饿久了就发傻。出太阳的时候，士兵和老百姓都在场院里坐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木木呆呆的。有的人随口闲侃胡说八道，有的人闭目养神胡思乱想。况玉纯政委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得给大家找点事情做，而且还不能耗费体力。政治处的李庭桂主任就想了个主意：学文化！
把战士们按文化水平高低分成好几个班，学问大的念报纸，学问低的认生字。
人数最多的是文化班，这实际上就是个扫盲班。负责上课的老师是刘春雷班上的新战士——人称“半截秀才”的李大鹏，他还有个外号叫“皮皮”。
大鹏其实并不大，当时才十七岁。他是个烈士遗孤，父亲是顺直军委早期的干部，搞地下兵运时被晋军陈长捷部杀害了。母亲改嫁后，年幼的大鹏就跟着舅舅和舅妈生活。元城战役后，舅舅老舒调到骑兵团当供给处处长，大鹏也跑来参加骑兵。
李大鹏从小就跟着长辈闹革命，颠沛流离，见多识广，特别能说会道，高兴的时候说“笑得不亦乐乎”，辛苦时说“累得呜呼哀哉”，活像个“半截秀才”。有一次聊天，他向大伙比画：地球怎么围着太阳转，太阳又是怎么转，月亮又怎么转，还说星星也都在打转转……在场的人都不相信，心说：天上星星那么多，要是都转圈岂不是乱套了，万一碰到一起掉下来怎么办？于是大家起哄不认账，把“半截秀才”气哭了，直到边乔参谋跑过来主持公道才算作罢。
第十六章饥饿的困扰（4）
“半截秀才”的文化水平也确实是半截。别看他说话挺“文”的，念报纸也能够从头到尾不停顿，可让他写字就完蛋了，很简单的一个字，握着笔半天写不对，他自己说这叫做“提笔忘字”。大家却很怀疑：“不对吧，你念报纸的时候，小嘴皮吧嗒吧嗒挺利索，那些字兴许是瞎蒙着读出来的。”因此，他又得了外号，叫“皮皮”，意思是说就只有嘴皮子厉害。
不管“皮皮”的嘴皮子如何，给“文化班”扫盲的资格是够的。开课第一天，他教的是“大小人，上中下，天下工人是一家”。二连三班长刘长生一听就不同意：“不对不对，我听说人家私塾先生上课，讲的是‘人之初，性本善’。”
“也行也行，那样正规些。”大鹏老师倒是好说话，马上就改学《三字经》。
可是，“半截秀才”就是半截秀才，才念到“苟不教，性乃迁”就忘了下一句，停在那里“苟不教……苟不教……”地嘟囔了半天。刘长生又不耐烦了：“狗都被武工队打死了，哪里还会叫？”
大家哄堂大笑。“皮皮”跑来找大刘说：“班长，你去教课吧，这个老师我可当不了。”
于是只好换成刘春雷当老师，李庭桂主任临时编了课本，第一课是“老大爷、老大娘、大哥、大嫂、小弟弟、小妹妹，我们是人民的八路军”。
认生字难倒了不少人，可战士都很认真。上课时借老乡的门板当黑板，下课后把门板还了，大伙就到人家门口蹲着，歪着脑袋看字迹，还拿木棍在地上学着画。房东老大娘乐了，说：“八路军给咱家派了好些个歪脖子门神。”刘长生一边刷马一边用手指头在马身上写字，写到一半忘记了，于是他的手就这么举着，冲着马屁股直发呆。大家看见了都笑，说这小子魔怔了。
被说成是“魔怔”的还有一连一排长胡彦明。胡排长文武双全，还很爱学习，一张报纸到了他手上，翻来覆去看上一天都舍不得放下。元城战役中，他捡到一本北平陆军大学的小册子，叫什么《航空判读》，高兴得不得了，一有空就抱着书看。
其他人看不懂内容，只认得封面上画着的飞机。大家就琢磨这飞行员是从哪里钻到飞机肚子里面去的，问胡彦明，他也不知道。
“那么，你这书里头讲的是啥？”
“是说怎么在飞机上看地形的。”
大伙都笑：“扯淡吧，连飞机的门都找不到，还看地形呢，简直魔怔！”
胡彦明也不反驳，自己又接着看书。
……（本卷结束） ……
第三部分
第十七章在武工队（1）
1942年12月，刘春雷被抽调到军区参加军事培训。当时，各部队的操练停了，可战斗骨干的素质提高却不能放松，军区因此抽调了部分战士进行轮训。
培训学校的学员来自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分成好几个队，根据队长的姓氏编代号，队长姓张叫“张庄”，队长姓王就叫“王庄”。刘春雷他们的“庄主”是被刘邓首长称为“三军楷模”的郭好礼（1943年牺牲）。
学校里除了射击、刺杀、爆破和工兵作业训练，也学习理论知识。上课时席地而坐，两个人合用一本书，用子弹壳改装的“钢笔”记笔记。政治课学的是《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共产党》，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敌工课，就是教大家说几句日本话；上统战课的时候，请来一个日本人作报告。这人是在山东莘县被刘金魁活捉的日军机枪弹药手秋山良照。刘春雷心想：要是“川老汉”还活着该多好，他的俘虏成了“反战同盟”的书记，他又有牛皮可以吹了……
大刘最喜欢的课程是游击战术和军事教练，看地图、认地形、排兵布阵，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很实用。
有一次搞战术演练，轮到刘春雷当组长。两边各十几个人，比赛看谁先占领一个小村子。大刘心想这还不简单，带着大家数完“一、二、三”就开跑，结果气喘吁吁还是慢了一步。他不服气，说对方的距离比他们的短，不公平。结果教员骂他是“猪脑子”，说：“你们地势高，他们地势低。如果你不急着往村里跑，先在那边坡上架几杆枪，他们还敢跟你比赛跑吗？在战场上哪里有什么公平可讲！”刘春雷顿时觉得这战术里面还真有名堂，兴趣更浓了。
还有一次练习攻城爆破，学员轮流当排长。对面坡坎上站着几个教员当裁判，他们说谁死了谁就算是死了。
有个“排长”设计的是两人组，连续派出了三个爆破组都没有成功，又接着派出第四组。刚冲到一半，裁决教员（现在叫“总导演”）郭好礼的旗子一挥：“把排长撤了，他不及格。”这排长想不通，说：“前面的人派了六组不成功都没事，我才派四组……”教员讲评道：第一，你连续派四组突击，走的都是相同路线，没有总结经验，不动脑子就不能及格；第二，你派出的前三组战士都已经牺牲了，到第四组你还想不到要自己上，不能身先士卒，你就不配当排长！
从此，刘春雷明白了八路军的指挥员应该怎么做。
学习结束时，陈再道司令来讲话。他说：战术理论是死的，人是活的，要多动脑子总结经验，要打得巧才能打得好；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有什么武器就打什么样的仗。机枪、大炮是武器，土枪、长矛也是武器，甚至毛笔、标语也是武器，要发挥我们的长处，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轮训毕业后再去锻炼，实际上就是参加武装工作队。
武工队是实施“精兵简政”、“一元化领导”和“机关工作军事化”的具体措施。在当时，除一部分民兵参加县区武装打游击外，大批民兵在“不丢失一支枪”的原则下回到乡里开展生产自救。而八路军则抽调骨干力量和区干部一起深入敌后，给群众撑腰。
1943年初，冀南共有武工队二十一支，队员四百多人。
武工队里除了刘春雷这样的八路军，还有区干部，一个组七八个人，三个组合成一队就有二三十人。培训班学员组成的武工队是生力军，一般都被派往环境最艰苦的地区，有时候还被冠以这个“支队”那个“部队”的名称，虚张声势。大刘他们要去的是枣南、南宫、隆平、平乡一带。在这些地方，敌人的据点、岗楼、公路和壕沟已经形成了网络，不仅我军大部队进不去，甚至连地下工作人员也撤出来了。
到敌人的腹地去战斗，什么凶险的情况都可能出现（仅仅一个月后，刘春雷的教官郭好礼队长就在敌后牺牲了）。临出发前，每个八路军战士都向党组织发下了誓约：我宣誓，在任何情况下，不怕危险，不怕困难，坚持工作，坚持战斗，有死在自己岗位上的决心，绝不动摇；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服从民族的利益，一切听从组织的决定……
第十七章在武工队（2）
跟随武工队一起行动的地方干部是不用宣誓的，可是，一位中年妇女也站起来举起了拳头。她不识字，对着党旗激动地说：“我也赌咒发誓，情愿牺牲也不投降。我保证努力工作，不泄露秘密，反正死也不屈服，说什么也不中。上有青天下有黄泉，说话不算，天打五雷轰！”
这位女同志是冯大姐，是个刚强果断、办事有条理的妇女干部。她多次和武工队在敌后活动，无论环境多么危险、条件多么艰难，从不示弱，甚至从来不会显得疲倦，大家都很佩服她。
冯大姐的丈夫很早就帮八路军跑交通。有一年鬼子“清乡”，正值河里涨大水，敌人把渡船封锁了。她十四岁的儿子知道父亲水性不好，就抱了一串葫芦泅到对岸去接人。结果这一去就没回来。几天后，在河边见到父子俩搂在一起的尸体，身上除了枪眼，还捆着那串葫芦……
冯大姐原本是家庭妇女，这以后就参加了抗日活动，先是在村里工作，凭着自己出众的能力，逐渐到区里、县里，后来成为地方工委的委员。在敌后的日子里，冯大姐白天黑夜都揣着一颗手榴弹，随时准备牺牲，那种刚强的精神真是让人敬佩。可是，这么一个能力出众的女干部，在抗战胜利后却突然辞职不干了，原因是她仅存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商铺伙计，她要去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当时，许多领导都做了工作，拦不住。
解放后，冯大姐的很多同事都在河南省担任领导，可她住在开封的女婿家里，乐呵呵地当家庭妇女带着外孙，没提任何要求。她舍弃荣耀选择了天伦之乐，非常满足。
或许，历经战争的女人最能明白什么才是自己最大的愿望。身处战火中的女性，以各自的方法追求着自己的安宁。
除了冯大姐，武工队里还有两个编外的女成员，她们是队长张文亭的家眷。
张文亭（1945年牺牲）是冀南、豫北一带很有名的游击队长。他早年当过土匪，参加抗日队伍之后，勇敢顽强，机智多谋，打鬼子真是没得说。可就是有个毛病改不了，爱拈花惹草，每到外面转一圈，总要结识个把相好的。这当然也有好处，由他带队打游击，走到哪里都有个“办事处”接待，十分方便，可细想起来，似乎又对八路军的名声大大的不利。
上级教育了多少次也不管用，张家的女人只好亲自出马，实施贴身紧逼监视。在武工队的这两位老婆，一高一矮，不晓得谁大谁小，也不知是第几房姨太太。反正这两女人很有意思，对鬼子汉奸浑不在意，只为漂亮大姑娘担心。在敌后活动，她们不带枪也不带刀，每天收拾得整齐利索，时刻准备和别人家的小媳妇开战。那张队长也是奇怪，不怕枪林弹雨也不怕领导批评，却很惧内，任凭两个小老婆叽叽呱呱，平时的威风一点也看不见。
刘春雷他们当然不敢招惹这两位“监督员”，私下里给她俩起外号，个子高的叫“磨子机枪”（重机枪），个子矮的叫“二机关枪”（冲锋枪），都是火力凶猛的武器。
武工队活动的区域是相对固定的，队里安排有本乡本土的人，所以出任务时不必事先通知谁，也不用找人带路，说声“出发”就摸着上路了。白天住下研究工作和休息，夜晚行动，路上没人咳嗽说话，连喘气都得憋着点，经过敌人据点旁边才不会被发现。
武工队每次出动的任务不同。有时候是摸情报，就是到了目的地附近的村庄，找个地势比较安全的人家悄悄地进屋，先对房东进行教育，从对方的利害说起，使他容易接受，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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