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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天方夜谭-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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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一年孙觌仅仅五岁（一说九岁）。
这段记载可以见于多种史料，大约是可信的。同时，可能也是孙觌终身极度崇敬苏东坡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传说则大有疑问：
据说，苏东坡曾经将一个怀孕的侍妾赠送给了当地的一位朋友；我们知道，当时风流才子们互相赠送侍妾相当常见，不值得大惊小怪。于是，孙觌就在此传说中成了苏东坡的私生子，其名字也就自然可以成立。这种说法不太容易找到史料上的支持，可能出于时人或后人的附会与想像。
然而，这两个或真或假的传闻，却完全有可能成为那个向蔡京进谗言的小人的口实，从而令孙觌大受其累。
北宋末年，围绕着王安石变法，帝国官场分化为阵线极为鲜明的两大党派，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苏东坡、黄庭坚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被打成“元ND344党”，遭到极其残酷的迫害。我国历史上堪称第一女才子的李清照就受此牵连，而长期无法和丈夫团聚。原因是：这位女才子属于元ND344党人子女，不许在京城居住与停留。而实施这一系列迫害的最主要人物，就是以王安石的支持者自居的蔡京及其撺掇下的宋徽宗。
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2）
使这一党禁被打破的原因有很多，孙觌在其中肯定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史书记载说：崇宁年间，官居翰林学士的孙觌力主毁党人碑，并相当委婉曲折地说服皇帝，终于导致了对元ND344党人之迫害的缓解。应该说，孙觌功不可没。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
徽宗崇宁五年，即公元1106年正月，天空出现彗星，文德殿东墙上的元ND344党人碑遭雷击而裂。一位大臣以“上天降怒”的说辞，劝徽宗破党人碑。徽宗心中害怕，便命人把标志着政治迫害的党人碑毁掉了。对此，宰相蔡京很不以为然；于是，便变本加厉地实施党禁，致使当时“政禁益严”。
到了宣和年间，有一天，宋徽宗单独召见孙觌，孙觌从容委婉地劝导徽宗说：“像苏轼这些人，虽然愚蠢，但实在不是有意祸害国家；而且先帝也特别欣赏他的文才；过于严厉地禁止他们的诗词文章，恐怕影响不太好。”
恰好，此时深受皇帝信任的道士林灵素也对皇帝说：不少元ND344党人都是天上的星宿，比如苏轼，就是在上帝身边工作的奎宿。
由此，皇帝心有所动，开始放宽了对元ND344党人的迫害。
以今天的眼光看去，或许不会觉出其中的意味；若放到当时极度凶险复杂的###的背景之下，应该承认，这位孙觌的作为应该说是很不容易了。
对蔡京等人发起攻击则是孙觌的另外一件事迹。
当时，在宋徽宗、蔡京等人长达二十多年的腐败昏庸朝政下，曾经花团锦绣一般的北宋帝国，已经外强中干，贪官污吏横行，帝国官场卑污到了极点。堂皇庙堂之上，奔走着一群冠冕堂皇的衣冠禽兽。在北宋政权背信弃义，采用联金灭辽的错误决策后，终于招致大金骑兵的猛烈进攻。因此，蔡京、童贯等一干人被时人痛斥为误国祸民的“六贼”，受到抨击。当此时，孙觌带领几位同僚，上书皇帝，言辞激烈地弹劾蔡京，在蔡京及其一批公认的奸臣垮台并受到惩处上，发挥了作用。
然而，事情偏偏有了令人尴尬的地方。原因是：“六贼”之一的王黼当政时，孙觌曾经为这位权臣写过两首祝寿诗，其中颇多谀词，拍马屁的味道很重。而且，孙觌的升迁，很有可能与蔡京之子蔡攸的提携有关；蔡攸倾轧自己的父亲和弟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孙觌与蔡京之间又有过无法言传的恩怨。于是，本来应该是一件可圈可点的事迹，也被官场政治搅成了一团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
就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的文人在帝国官场之上，变得暧昧而又混沌。
真正使孙觌招致长期的批评，并在历史上留下很糟名声的，大约是由他坚定的主和立场所导致。
事情起因于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极其深远影响的“靖康之耻”。
在这次翻天覆地的大事变中，大宋帝国的两代国家元首——宋徽宗和宋钦宗，全部成为金国铁骑的俘虏。孙觌是少数几个陪伴着皇帝来到金兵大营中谈判的臣子之一。
当时，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主战的宰相听信一位江湖术士可用六丁六甲破敌的神话，大开城门迎敌，导致壮丽如画、固若金汤的帝国京城被金兵轻松攻破。皇帝急忙宣召亲王侍从人等，结果，只有三个人奉召前来，其他人全部奔窜逃命去了。孙觌便是这三人中的一个。此后五昼夜，孙觌“独掌书诏，不敢须臾去君侧”——一刻也不敢离开皇帝的身边。
史书记载说：五天后，即闰十一月三十日，钦宗皇帝带着孙觌等数人，来到青城金兵大营谈判。金人强制钦宗皇帝，必须奉上降表——就是乞求投降的文书，才可以放他回城。随后，金人连续四次退回降表，要求帝国皇帝必须使用四六对属也就是骈体文来写作方可。结果，这个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以骈体文著称于世的孙觌身上。
孙觌在《与朱侍御书》一文中，记录了皇帝命令自己写作此文时的情形——
皇帝对孙觌说：“朕归心如飞，烦卿草一表，不可辞！”孙觌回答道：“虽然这不是我的职责所在，可是君父蒙难，不敢辞。”
就这样，孙觌以他出色的文学功底与才华，完成了这项皇帝交待给他的、脍炙了金人之口的工作。从而，给他自己带来了无穷的耻辱，并在此后的八百多年里，始终受到大儒朱熹、四库全书馆臣们和文人学者们的猛烈抨击；以至于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还被一些学者判定为“卖国贼”之属。
国家亡了，皇帝成了敌国的俘虏，这些显然更加耻辱，更加需要批判。然而，在我国的帝制传统与意识形态之下，士大夫们没有人敢于指责皇帝的罪恶，他们轻轻放过了真正的罪魁祸首，却将锋利如刀的口舌文字对准了自己的同类——一个文学侍臣。这无疑表明了帝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所具有的重大缺陷和文化人士们传统的下贱与无耻。
朱熹不愧为一代儒学宗师。他在孙觌死后十六年，写了一篇加上现代标点符号才二百字出头的小文——《记孙觌事》，对孙觌盖棺论定。堪称举重若轻、一字千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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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如下：
靖康之难，钦宗幸虏营。虏人欲得某文。钦宗不得已，为诏从臣孙觌为之。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而觌不复辞，一挥立就。过为贬损，以媚虏人，而辞甚精丽如宿成者。虏人大喜，至以太宗城卤获妇饷之。觌亦不辞。其后每与人曰：“人不胜天久矣，古今祸乱，莫非天之所为，而一时之士欲以人力胜之，是以多败事而少成功，而身以不免焉。孟子所谓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者，盖谓此也。”或戏之曰：“然则子在虏营也，顺天为已甚矣，而寿而康也。宜哉。”觌惭无以应，闻者快之。乙巳八月二十三日与刘晦伯语，录记其事，因书以识云。
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3）
如果说笔可以杀人的话，这篇小文称得上是典范之作了。其深文周纳、罗织臆测，读来令人不寒而栗。从此，注定了孙觌此人的遗臭后世。
而孙觌毕竟在官场上厮混日久，他于此事可能对自己的生前身后产生重大后果，似乎早已心下了然。他写道：“靖康国破，渊圣表降，亟欲援吾君挤陷于不测之危，岂复计此身诛绝于中兴之后？”——为了救援皇帝脱离被挤兑万分的不测之险境，难道还能够考虑自己今后的身家性命吗？
果然，中兴之后——赵构的南宋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孙觌代皇帝草降表一事便受到士大夫们的切齿痛恨，一再遭到严厉抨击。他被视为“负国之贼”，大臣们要求皇帝予以严惩，倒是那位在南宋人口中被颂为“中兴之主”的宋高宗赵构，于此时说了一句公道话：“大臣误国至此，教他怎奈何？”
这位皇帝也真够可以的，虽然是句公道话，却也轻轻一句，便把国破家亡的责任推到了大臣们的身上。
在“靖康之耻”期间和南宋立国之后，孙觌都是一位坚定的主和派。他的诸多表现极其耐人寻味。
譬如：
——金兵第一次打到帝国首都城下时，曾经连续发生了三次太学生陈东领导的“伏阙请命”事件——就是跪在皇宫前请愿。他们要求诛除蔡京、童贯、王黼等“六贼”，重用主战派领袖李纲领导抗金。此后，李纲成功地率领京都军民进行了京都保卫战，迫使金兵撤军。此时，如前所述，孙觌也主张严惩“六贼”，但却态度相当凶狠地要求对陈东严加惩处，并措词激烈地弹劾李纲，认为李纲煽动了这些请愿事件，“意在要君”，就是要挟君主的意思。
——在靖康之变期间，钦宗皇帝第二次来到金兵大营时，金人宣布废黜钦宗皇帝，立张邦昌为帝，逼宋钦宗脱下龙袍。此时，吏部侍郎李若水抱着皇帝痛哭，并痛骂金兵统帅，当场被杀死；随行的宰相等人跪地恳求，挨了鞭打；惟独孙觌，“不争得免”。
——不久，帝国父子两代皇帝作为金兵俘虏，被驱虏北上。离开首都汴梁时，京都臣民涕泣相送。据说，又是惟有这位孙觌不哭，只是站在那里冷眼旁观。
于是，力争惩治蔡京等“六贼”、强硬弹劾李纲与陈东、代皇帝草降表，再加上这“不争”与“不哭”，孙觌以他自己的作为，为自己组合了一幅极其诡谲的画面。
而事情的诡异之处在于：南宋立国之后，偏偏却是一位坚定的主战派领袖帮助孙觌摆脱了尴尬。
这位当时位高望重的人物就是张浚。
我们知道，李纲与张浚同样是坚定的对金主战派。然而，张浚却对李纲痛下杀手，导致当了七十七天南宋宰相的李纲被长期排斥在朝政之外，再也没有能够得到为国效力的机会。有关情形，在拙著《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中已有叙述，在此不赘。就在这一次，张浚捎带着为孙觌辩护，认为孙觌敢于弹劾李纲，没有做错什么，因此不应该受到惩罚。于是，孙觌回到朝中，并一度颇受重用。
这种极度波诡云谲、扑朔迷离的政治形势，是我们解读上述孙觌那幅诡谲画面的重要背景与依据。
平心而论，作为一位重要的政治官员，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政见，这并没有错。若是在健康的政治环境里，毫无疑问，这甚至是应该受到鼓励的。遗憾的是，帝国政治环境远非健康，且具有重大缺陷。这就给后人诟病孙觌留下了并不理性但却充足的理由。
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在时间中发酵后，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造就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传统心理，那就是北宋覆灭之后，力主抗金并战绩辉煌的岳飞被冤杀，形成了一种由痛切的同情惋惜而反弹的民族情绪。人们习惯上不愿也不敢把责任归结到皇帝宋高宗身上，于是，秦桧便被指为罪魁祸首，被看成是叛徒和内奸，是标准的奸臣。在一定意义上，这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到了后来的诸多世代，每当出现或将要出现战争状态时，人们就会特别容易由此生发出联想，从而，进入到一种相当普遍的、失去理性的激情之中。
这种情形大体如下：
在北宋之后数百年间，帝国内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种相当难以化解的刚性思维模式：只有对外采取强硬手段的主张，才能够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并被认为是忠诚与正派的；而希望通过互惠互利来缓和紧张局势的想法，哪怕这种想法纯粹是策略性的，都特别容易被指斥为心术不正或者居心叵测，并使持有这种主张的人常常面临着凶险的后果。他们时常需要冒的风险，就是被指斥为秦桧的同志。由此，在帝国官场形成了一种无药可救的历史后遗症，导致众多的官员不愿担负责任，哪怕错失良机。
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中，我曾经用很大的篇幅叙述了大宋帝国基本国策的形成过程。为了更好地理解孙觌的立场，需要在此援引其中的部分叙述。
——事实上，有宋一朝，在对外主和的人物中，经常有一些人，不论在当代还是在后世都很声名卓著，享有极高的或者文名、或者官声、或者人望；很难用主战还是主和来区分这些人的忠奸好坏。原因就在于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所开创的帝国传统，即偃武修文、重文轻武和以文制武的基本国策。在这种基本国策之下，很难想像人们会鼓励那种好战的态度。这使那些试图以“战”还是“和”来区分所谓忠奸善恶的人们，势必面临着永远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
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4）
大宋帝国执行得相当彻底的重文轻武、偃武修文基本国策，到孙觌生活的时代，早就已经成为帝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风尚，从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秦少游、柳永、李清照、辛弃疾、陆游这些名字里，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种时尚的魅力。可以说，宋朝经济文化的辉煌灿烂，丝毫不逊色于汉唐明清任何一个伟大帝国，甚至可能还要更好。孙觌正是在这一文化传统中培养出来的一位文人才子。
仔细观察赵匡胤开创的帝国传统，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这位纯粹赳赳武夫出身的皇帝，为自己的整个朝代，建立起来一个偃武修文的坚定信念，那就是：必须彻底地防范、裁抑、限制军人武夫们的权势，否则，他们就会骄横跋扈，尾大不掉，为害国家。为此，他的做法称得上是不惜代价。比如，北宋一百七十年间，枢密院长官基本上都是由文臣担任的。个别武将出掌枢密院，很快就会受到猜疑而去职。最有名的当数宋仁宗朝的一代名将狄青。此人出身行伍，担任执政后，遭到文官普遍的、极力的反对，曾经为此掀起过一场真正的轩然大波。而其中反对最力者，就是今天中国人最崇拜、最敬爱的包拯包青天。尽管这位狄青人品正直高尚，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名将。但是不行！武将们耀武扬威为非作歹的时日太久了，给人们留下的恶劣印象太深了。他们必须受到裁抑，不但在皇帝面前要俯首帖耳，就是在文臣面前，也必须保持恭敬。
有了这样的先例，我们再来观察孙觌斥责岳飞“骄横”，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到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时，继续贯彻以文制武的方针。“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听指挥。”就是说，全国各部队的第一把手都由文臣出任，武将的出入战守必须在文臣的督率节制之下行事。这一制度立即成为帝国传统与惯例。这相当令人不安。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毕竟是要伐谋伐智也要伐勇伐力的。不习战阵的文臣甚至要来指挥一场战役乃至战斗，这就未免有点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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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算。大宋帝国的赵家天子沿着真理的道路继续前进，使真理不止走过了一步，而且是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谬误。如宦官督责监军与阵图钳制即是。
宋代宦官监军的陋习，始于宋太宗赵光义。他任用的宦官王继恩，在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时，胡作非为，陷害先锋官马知节的事迹，已经成为历史上相当丑陋的一桩公案。到孙觌生活的时代，即宦官童贯封王时，这种情形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登峰造极。
阵图钳制则是一种相当令人无法理解的做法。其具体做法是：“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意思是，打仗时，由皇帝和几位大臣，在皇宫中制定好作战阵图和战略战术，前线将领不许更改地遵照执行，宦官在旁监视。于是，领兵将领万分痛苦：战争瞬息万变，依从阵图可能有违实际，不从则是违抗上命。即便是彻底的外行，也能看出此做法的愚蠢。这大约是我们翻遍宋代史书，在太祖赵匡胤之后，很少看到宋军打什么漂亮胜仗的重要原因。
就这样，这套东西好坏杂糅，成为了大宋帝国深入人心、坚不可摧的帝国传统。其最大功效，在于从内部使皇家权威不受侵犯的安全系数最大化。对于帝国与皇家来说，这就足够了。与此比较起来，其他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没有人意识到，这样一来，这个曾经强大的帝国就变得不再强大了；在外部的打击面前，已经不堪一击。
我们完全可以想像，这种帝国传统对于孙觌来说，不可能没有重大影响。
另外一个因素，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孙觌的主和立场。
公元1127年，金国骑兵打击宋朝军队时，确实可以使用“摧枯拉朽”这个词来形容。有证据显示，经过金兵的打击，北宋的正规军大部分已经崩溃。公元1125年底到1126年初，宋钦宗登基之后，曾经派遣中央禁军，也就是直属中央的精锐正规军二万人，前去保卫黄河渡口。结果，欢送保家卫国健儿出征的首都市民们开心地看到：这些好不容易爬到马背上的健儿们，双手紧抱着马鞍子或者马脖子，不敢松手。很少有人意识到其背后隐含着的凶险信息：自己的身家性命原来是由这样一些人在掌控和保卫！
史料记载说，金国骑兵的旌旗刚刚露头，数万黄河守军便一哄而散。金国人是用临时找到的小船，一船一船平平安安地把自己的兵马送过天险黄河的。在敌人的国土上，他们不受打扰地花了五天时间，从容不迫地完成了运送骑兵的工作，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始运送步兵。面对此情此景，金国军队的统帅们全都大惑不解，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大宋帝国君臣们到底想干什么。按照一位金国将领的说法：只要有一千兵马守在这儿，想过河都会变得极其困难。
公元1126年下半年，金军第二次大举进攻时，历史资料显示：大宋帝国曾经派出将近三十万正规国防军，前往阻击拦截。结果，无一建树。最典型的一次战例仍然发生在黄河渡口。当时，共有十三万帝国军队守护在黄河岸边，与金国军队隔水相峙。当天夜里，金军并未进攻，只是猛擂战鼓，通宵达旦。结果，第二天早晨，宋军主将发现自己手下的士兵已经全部逃亡，眼前只剩下了一座空荡荡的军营。
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5）
翻开当时的历史记载，几乎每一天都可以看到大宋的文官武将们叛乱、投降、城池陷落、溃败、全军覆没、战死、自杀、逃跑、下落不明的记载。
此后，好不容易站稳脚跟的南宋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当疲惫窘迫。其国土面积大约只有原来的一半多一点，人口则大幅度下降。京西路在北宋神宗年间有八十万户，到南宋嘉定年间，仅有六千多户，不足原来的百分之一；而嘉定年间距离赵构的时代，已经休养生息了将近半个世纪。两淮路和荆湖北路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淮南东路在神宗年间有六十多万户，嘉定时减为十二万户，减少了百分之八十；淮南西路从七十三万户掉到二十一万户，减少了百分之七十；荆湖北路从六十五万户掉到三十六万户，减少百分之四十五。半个世纪之后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南宋初期赵构时，社会经济破坏的惨烈景象。这也是南宋时期后备兵员补充始终相当困难的原因。
北宋晚期，物价一般维持在米每石四五百钱的水平，大约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一元钱人民币；到南宋初年，米价最高时达到过每石三万钱，大约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六百元人民币；绍兴十年南宋政权相对稳定之后，米价仍然高达每石二千钱，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四元多人民币。根据并不精确的推算，当时一个普通五口之家的平均月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五六百元人民币左右，可能还不到。人民生活之困窘，可以想见。
当时，南宋的国家常备正规军大约保持在四十万人。发生战事时人数还要增加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平均在每年四千五百万贯钱左右。供养这支军队的费用，和平时期大约在两千四百万贯，赵构一家皇室的开支大约在一千三百到一千四百万贯左右，其他所有开支只有七八百万贯。这使南宋政权的财政状况始终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最糟糕的是，从赵构开始，终南宋一百五十二年的统治，这个政权几乎没有为缓解这个压力采取过什么像样的建设性措施。我们所能找到的记录，仅仅是不停地用通货膨胀和增加苛捐杂税的方式，将压力转嫁给民间。于是我们在史学家的研究中只能看到，南宋一朝苛捐杂税的科目之多、赋税水平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常超出北宋时期的至少一倍左右。这是南宋时期民间动荡不安、反抗较多的主要原因。
由此，证明了一个老生常谈：任何战争，都不仅仅是武力的对抗，而是交战双方综合素质的较量。
从实力对比等等综合因素中寻找战与和的历史动机，应该不会比完全归咎于个人品质，更远离可能的实际情况。
应用上述事实，我们的确无法过分地指责孙觌的主和立场。
由此，孙觌切齿痛恨领导太学生和京都士民掀起主战请愿风潮的学生领袖陈东，弹劾坚定而忠贞的主战派领袖李纲，为那个在陷害岳飞时不遗余力的奸邪人物万俟ND273撰写墓志铭，并指责岳飞骄横等等，似乎都可以在上述理由中得到解释。
孙觌给秦桧写的一封祝贺信，使他在后世彻底地为人所不齿。尽管今天为他辩解的人们极力将这封信解释成是他对秦桧意存讥讽。然而，这种解释十分牵强，很难说服人。
事情起因于秦桧拜相，孙觌给秦桧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该信题为《上秦参政书》，收于《鸿庆居士集》第十三卷。全文如下：
伏审参政正直，质诣鬼神，忠信行于蛮貊，尽室航海，复还中州，四海传闻，感涕交下。汉苏武节旄尽落，止得属国；唐杜甫麻鞋入见，乃受拾遗，未有如公独状忠义于强敌，劫质之中尽得远情于二江，败衄之后，膺受帝赉，恢复中兴，登进庙堂，参秉大政。某以门墙旧物，未获申贺厦之私；而蒲柳残年，方亟上吁天之请，敢图恩纪，曲赐优容，此生得栎樗之形，则他日敢忘蛇雀之报。
平心而论，这是一封标准的“效忠信”。信中以华美典雅的行文，表达了不少其媚入骨、令人肉麻的阿谀之言和效忠之意。这的确使人有理由怀疑这位才子的人品与为人。或者说，经过几十年宦海生涯，这位当年富有才华的学子，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油嘴滑舌、阿谀取容的老官僚。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知道，秦桧拜相之时，曾经引起满朝文武的欢欣鼓舞，朝野上下一派喜气洋洋，文武百官争相道贺，普遍认为这下子可好了，国家从此有希望了。
我们在史料中只能找到一个人没有参加到欢呼庆贺的人群中，这就是婉约派大词人晏殊的曾孙子晏敦复。或许和从事干部人事工作有关，这位时任吏部侍郎——组织人事部副部长的老先生眼光的确厉害，满朝文武中，只有他，一眼看出这位新宰相不是个东西，喟然长叹道：“奸人相矣，恢复焉能有望。”——奸贼当上宰相啦，收复失地哪里还有指望？
即便如此，我们却没有理由要求孙觌也必须这样做。特别是考虑到孙觌的主和立场与秦桧事实上的主和派领袖地位时，更是如此。
至此，事情还没有结束。
——令人无法想像的是，孙觌这一篇完全可以被视为马屁文章的效忠信，却惹得秦桧宰相勃然大怒，并从此一波三折，彻底断送了孙觌的官场生涯。
在我国，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轻则令人尴尬，重则让人恼羞成怒，怀恨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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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年代里的尴尬人生（6）
我们找不到确切资料证明孙觌究竟是在什么事情上招惹了秦桧宰相，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为后人广泛认可的那个说法。即，秦桧一家不太可能千山万水地穿越金兵层层防线，逃回大宋；他是作为金人的间谍被暗送回来的。由此，才能够解释得通。——秦宰相有心病，因此，把那封贺书看成了孙觌的有意讥讽，从而怒火满腔。
尽管在行文中，我们完全看不出孙觌有此主观故意。
后来，孙觌说：
“得罪于秦公，一至于此。——蒙垢二十六年，窜伏田里，举朝无识面，名迹湮沦，殆将与草木同腐。”
“负天下之大谤，一败涂地，二十六年，谓当赍恨以死矣！”
从此，孙觌归隐于太湖边上的马迹山脚。直到一口气做了近二十年宰相的秦桧死后，又过了几年，方才得以平反，据说，又可以享受官员的政治待遇了。
此时，老先生已经年过八十矣。
就这样，一位充满才华灵气的文人才子，在此后的八百年间，变成了一个鼻梁上涂了一大块白粉的小丑。继朱熹之后，到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的馆臣如纪晓岚者流，无法漠视这位孙觌流传数百年的诗词文章，称其“诗文颇工”，却又说其“秽迹”累累，“怙恶不悛”；直到今日，也还有人将他斥为“卖国贼”、“投降派”、“有文无行”等等。
这种情形，令人黯然神伤，寒彻肺腑。它至少表明：那是一个逼良为娼的时代。而我们的帝国，则是一个缺少容人之雅量、不许人们表达真实情感的民族与社会。
行文至此，我们需要知道历史的另外一个更加吊诡之处了：
我国古代，文化名人众多。他们死后，很少听说他们的故乡有用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地方。偏偏是孙觌，这位背负八百年恶名的文人才子，其家乡竟然有孙觌河、孙觌桥、孙觌小学等。乍听之下，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知道这是真实的事情后，人们大约无法不对历史的诡异充满敬畏之情。莫非，历史在这重重玄机背后，还指示着什么？
潘家园旧书摊与历史写作（1）
——《帝国政界往事》写作自述
潘家园旧书摊相当准确地传达和体现出了首都居民图书阅读中的好恶与淘汰机制。我在写作“帝国政界往事”系列时，如果说遵循了什么写作原则的话，那就是时时刻刻警告自己：不要为潘家园旧书摊提供甩卖的货。
一
我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到北京潘家园去淘旧书。时间久了，发现有两类书时常以一两元钱一本的价钱在那里被甩卖；甩卖者叫喊得很热闹，却少有问津者，估计其不久后的归宿只能是造纸厂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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