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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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立刻离开这里，我马上请你们所有人离开教堂！”法比说。
　　“怎么个请法？”红菱的大脚指头勾动一下，又淘气又下贱。
　　玉墨上来拽她：“别闹了！”
　　红菱说：“请我们出去？容易！给生个大火盆。”
　　“陈乔治！”英格曼神父发现楼梯拐角伸伸缩缩的人影。那是陈乔治，他原先正往这里来，突然觉得不好介入纠纷，耍了个滑头又转身下楼。
　　“我看见你了！陈乔治，你过来！”
　　陈乔治木木登登地走了过来。迅速看一眼屋里屋外，明知故问地说：“神父还没休息？”
　　“我叫你熄火，你没听懂吗？”英格曼神父指着壁炉。
　　“我这就打算来熄火。”陈乔治说。
　　陈乔治是英格曼神父捡的乞儿，送他去学了几个月厨艺，回来他自己给自己改了洋名：乔治。
　　“你明明又加了炭！”英格曼神父说。
　　红菱眼一挑，笑道：“乔治舍不得冻坏姐姐我，对吧？”
　　陈乔治飞快地瞪她一眼，这一眼让英格曼神父明白，他已在这丰腴的窑姐身上吃到甜头了。
　　第五章
　　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清晨，威尔逊教堂其实已失去了它的中立地位。我姨妈孟书娟和她的十五个女同学怎么也不会想到，英格曼神父从江边把她们带回教堂，她们被极度疲乏推入沉睡之后，一个中国军人潜越了教堂的围墙，藏进了教堂墓地。这个军人是国军七十三师二团的团副，一个二十九岁的少校。
　　我姨妈向我形容这个姓戴的少校是“天生的军人”，“是个有理想的军人”，“为了理想而不为混饭而做军人的。”戴少校很英俊，这是我想象的。因为理想能给人气质，气质比端正的五官更能塑出男性美。这种男性也更讨女人喜欢，讨我姨妈那样渴望男性保护的小姑娘喜欢。
　　戴少校所在部队是蒋介石用在上海和日军作战的精锐师。像七十三师这样的精锐师，蒋介石有三个，是他的掌上明珠。三个师的总教官是法肯豪森将军，一个不生气也带着轻微德国脾气的德国贵族。在一周内几乎把日军赶进黄浦江的就是戴少校的部队。
　　戴少校在十二日傍晚还打算带半个营的官兵死守中央路上的堡垒。天降黑的时候，大批士兵军官向江边方向跑。从他们的陌生方言里，他大致听得懂一个意思：唐司令官下午召集了高级军官会议，决定全线撤退江边，撤退命令在一小时前已经下达。
　　戴涛认为绝不可能。他的步话员没有接受到任何撤退命令。假如他戴副团长所在的精锐师没有奉命撤退，这些讲着蛮夷语言的杂牌军怎么能擅自扔了武器，埋了军火，先行撤退了呢？
　　接下去是撤退和反撤退的谈判，叫骂以至开火。当然，在军事记载上，它是一场“误会开火”。戴涛手下的一个连长被撤退大军推倒，连长站起身就给了推他的人一枪。所有奉命死守的士兵立刻分化为二，大部分被撤退人潮卷走。剩下的二十多个官兵仗着自己有武器而撤退大军已自行缴械，开始向逃兵们正式开战。打了五六分钟，撤退的大队人马里混进坦克和卡车。坦克和卡车被戴涛的小股阻击部队拦阻了，徒步撤退的士兵们趁机爬上车辆，又被车上的人推下来，几分钟里，戴涛把“溃不成军”这词的每一笔画都体味到了。作为他这样一个军人世家子弟，世界末日也不会比如此溃败更令他悲哀。这就是他下令停火的时候。
　　等他和副官来到江边，已经是晚上十点。江边每一寸滩地都挤着绝望的血肉之躯，每条船的船沿上都扒满绝望的手，戴涛被副官带到这里带到那里，但没人在听到副官报出戴涛的军阶和部队番号时让步，他们走近最后几艘逃生船只。到了凌晨一点，想上船的人远比船的最大容纳量要多出几十倍，扒在船沿上的一双双手以非人的耐力持续扒在那里，一直扒到甲板上的船老大对着那些手指抡起斧头。
　　戴涛决定停止一切徒劳。已经凌晨三点半，江面上漂浮的不止是机动船和木帆船，还漂浮着木头澡盆、樟木箱、搓衣板。人绝望到这种地步就会成白痴，把搓衣板当轮渡搭乘，妄想渡过长江天险，渡到安全彼岸。戴涛估计最先乘木澡盆和樟木箱的人已经葬身十二月的江水了。他和副官调头往回挤。
　　副官跟他走散的时间是清晨四点。一路仍然挤满往江边跑的士兵和市民，一个士兵骂骂咧咧地在扒一个骂骂咧咧的市民的长衫，那市民穿着一身补丁摞补丁的单褂衣裤，赤着脚，冻得浑身冷噤，也不愿意穿上士兵“等价交换”给他的军棉衣。戴少校对那个士兵叫骂，士兵像根本听不见。假如少校不是舍不得仅剩的五颗子弹，这个化装成南京小铺掌柜的士兵就又是一场“误会开火”的牺牲品。
　　戴涛在巷子里摸索着往前走。没有倒塌的房子都紧锁着门。有个院子塌了一半，前门被烧成了炭。戴涛走进去，在一个廊沿下发现一串串没有完全晾干的山芋干。他把它们全部拽下来，塞进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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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按照记忆中的南京地图往东跑。敌人大部分从东边来，假如他能顺利过渡到敌后，进入已经失陷的乡村，就能依靠地广人稀，敌在明我在暗存活下来。从那儿，再打算下一步。当军人不光是靠知识和经验，也靠天分。二十九岁的少校是年轻的少校，是天分让他比他同届的保定军校毕业生升得快。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潜入敌后是天分给他的设想，尽管是大胆妄为的设想。
　　戴涛碰上第一股破城而入的日本兵是在清晨五点左右。这一小股兵力似乎专门进城来找吃的，把每一幢搜不出食物的房子点着。就这样他们进入了戴涛藏身的院子。一直退到最后一进院子的戴涛发现进来的日本兵只有七八个，他的心痒痒了。也许两颗手榴弹就可以把他们解决。放着好打的仗不打就是有便宜不占的王八蛋。戴涛摸摸屁股上别的两颗手榴弹，犹豫这样做是否值当。但好的军人不仅有知识、经验、天分，还得有激情；就是脑子一热便投入行动的激情。在上海跟日本人打仗的那股解恨劲头上来了。
　　他心怦怦跳地埋伏在后院堂屋里。窗外是一条小巷，窗子已经被他打开了，只需两秒钟就能从那里出去。此刻他浑身兴奋，丢失南京城的窝囊感全没了。
　　日本兵进了最后一进院子，进入他视野。他一手拿着手枪，牙齿咬在手榴弹的导火线上，拉开，默数到三下，第四下时，他轻轻把它扔出去。他要让这点炸药一点儿不浪费，所以手榴弹必须落在最佳位置爆破。他扔出手榴弹的同时，已侧过身，然后扑向窗口。基本训练从不偷懒的戴涛在此刻尝到了甜头，他翻窗的时间连两秒都不到，眨眼间已落在墙根下。
　　得承认日本兵的训练也不差，没被炸死的两个兵很快接近了后窗。枪弹在他左边的树杆上、右边的断墙上打出花来，过了一会，他发现自己的左胁挂了花。
　　这时竖在他面前的是一面高墙，不远处的火光照亮墙内楼宇上的一个十字架。他想起来，这是一所美国人的教堂。他马上决定进入教堂的唯一途径是墙外的梧桐树，树干疤结累累，正是他攀登的脚踏，每一步攀登，左胁的弹孔就涌出一股热血。爬上墙头，他看见七八个十字架。这是一片墓地，种着几棵柏树和一些冬青树，戴涛看中了一个小庙似的建筑。他迅速钻到宅的拱顶下，坐下来，解开自己的纽扣，从挎包里拿出紧急救护包。他用手指试探了一下伤口，估计里面没有子弹，比他想象得好多了，现在要想法把血止住。刹那间他已是鲜血洗手，被血湿透的棉衣成了冰冻的铁板，又冷又沉。
　　他把伤口包扎好，冷得牙齿磕碰得要碎了。玩具似的洋庙堂是个考究的墓堡。他心想，死在这里倒也沾了陌生死者的光。
　　到天亮时，他发现自己居然睡了一觉。
　　这时，他听见一群女人的吵闹。心里默默一算，算出这天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怎么这里会有这么多女人？
　　天亮后他决定藏在墓地里养养伤，有吃的捞点吃的，有喝的捞点喝的。
　　戴涛潜伏在威尔逊教堂两天，谁也没见过他，他却见过了这里面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姨妈和她的同学们。他在夜里可是闲不住，巨大的野猫一样悄无声息地在教堂领土上行走侦探。他在秦淮河女人的地下室通气孔外面趴了近半小时，记住了她们的每张面孔。
　　那几串山芋干和洗礼池的水养活了他两天。他已明白这是个山穷水尽的教堂，要没有山芋干他从日本兵枪口下捡回的命此刻也会丧失给饥饿。
　　第六章
　　晚餐时豆蔻走进餐厅。她自己也知道自己不好，很不识相，绣花鞋底蹭着老旧的木板地面，讪讪地笑道：“有汤呢！”
　　女孩们看着她，相信她们这样的目光能挡住世上最厚颜的人。而豆蔻没被挡住。
　　“我们就只有两个面包，好干呐。”豆蔻说。
　　没人理她。陈乔治一共做了四条面包，十六个学生和两个神父以及两个男雇员才分到两个。有干的还想要稀的，她以为来这里走亲戚呢？
　　“你们天天吃面包吃得惯啊？我是土包子，吃不来洋面包。”豆蔻把桌上搁的汤桶倾斜过来，往里面张，汤只剩了个底子，有几片煮黄的白菜和几节泡发了的面条。豆蔻进一步厚起脸皮，拿起长柄铜勺。那勺子和勺柄的角度是九十度，盛汤必须得法，如同打井水，直上进下。像豆蔻这样不知要领，汤三番五次倒回桶里。女孩们就像没她这个人，只管吃她们的。
　　“哪个帮帮忙？”她厚颜地挤出深深的酒窝。
　　一个女孩说：“谁去叫法比…阿多那多神父来。”
　　“已经去叫了。”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自找台阶下，撅着嘴说：“不帮就不帮。”她颤颤地踮着脚尖，把勺柄直向桶的上方提，但她胳膊长度有限，举到头顶了，勺子还在桶沿下。她又自我解围说：“桌子太高了。”
　　“自己是个冬瓜，还嫌桌子高。”不知谁插嘴说。
　　“你才是冬瓜。”豆蔻可是忍够了，手一松，铜勺跌回桶里，咣当一声，开场锣似的。
　　“烂冬瓜。”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两只眼立刻鼓起来：“有种站出来骂！”
　　女孩们才不想“有种”，理会她这样的贱坯子已经够抬举她了。因此她们又闷声肃穆地进行晚餐。但豆蔻刚往门口走，又有人说：“六月的烂冬瓜。”
　　说这话的人是徐小愚。
　　“烂得籽啊瓤啊都臭了。”苏菲说。
　　豆蔻回过身，猝不及防地把碗里的汤朝苏菲泼去。豆蔻原本不比这些女孩大多少，不通书理，心智更幼稚几分，只是身体成熟罢了。女孩们憋了满心焦虑烦闷悲伤，此刻可是找到发泄出口，顿时朝豆蔻扑过来。一个女孩跑过去，关上餐厅的门，脊梁挤在门上。豆蔻原本是反角儿，现在变成了她们的仇敌。门是堵住了，但豆蔻清脆的脏话却堵不住，从门缝传出去，法比老远就听见了。伙夫陈乔治嫌他走得慢，对他说：“打了有一会了，恐怕已经打出好歹来了！”


　　果然如此，门打开时，豆蔻满脸是血，头发被揪掉一撮。她手正摸着头上那铜板大的秃疤，把烛光反射在上面。陈乔治赶紧过去，想把豆蔻从地上扶起来。她手一推，自己爬了起来，嘴还硬得很：“老娘我从小挨打，鸡毛掸子在我身上断了几根，怕你们那些嫩拳头？十几个打我一个，什么东西！”
　　女孩们倒是受了伤害那样面色苍白，眼含泪珠。十几个女孩咬定是豆蔻先出口，又先出手。她们所受的伤害多么重？那些脏得发臭，脏得生蛆的污言秽语入侵了她们干干净净的耳朵，她们一直没得到证实的男女脏事终于被豆蔻点破了。
　　法比叫乔治把豆蔻送回地下室的仓库。不久陈乔治回来告诉法比，说赵玉墨小姐想见副神父。法比说：“不见！”他被自己的粗大嗓门吓了一跳。并且，陈乔治受惊的脸也是一片镜子，照出他的恼怒和烦躁有多么突兀。他转身向英格曼神父的居处走去，走得飞快，心里说：呸，你以为你赵玉墨使了两下媚眼就勾住我了？我就落下什么把柄在你手里了？想见我就见得着？……呸！一定要想法把她们送走，坚决向英格曼神父请愿，把她们塞进安全区，塞不进也塞，日本人在安全区天天找花姑娘，让她们给日本人找去拉倒！……真的拉倒？
　　法比的脚步突然慢下来，他悲哀地发现他的心没那么硬。
　　法比。阿多那多六岁时，父母在传教途中染上瘟疫，几乎同时死去，母亲这词的意义对于他是阿婆。叫是叫阿婆，其实阿婆比他母亲只大几岁，阿婆是从他生下来就抱他、背他的人。阿婆又松又软的大奶子是他童年的温柔乡，只要一靠着它们，他就安然入睡。父母去世后，他的真阿婆来到中国。外祖母是个穿一身黑，又高又大满头卷发的女人，他躲在他的中国阿婆身后，怎么也不敢跟他的亲阿婆行见面礼。外祖母是来带他回美国去的，乡镇上一个中学教员艰难地给双方做翻译，法比听了这个噩耗后偷偷逃跑了。
　　那是稻子刚刚打下的时节，到处都有稻草垛可藏。夜里法比溜回阿婆的草房，摘下阿婆晾在草檐下的老菱干、年糕干，带回稻草垛给自己开饭。阿婆养的十二只麻花鸭在哪里下蛋，法比都知道。法比总是在阿婆去河边拾鸭蛋前把鸭蛋截获，磕开生喝。当阿婆察觉自己的东西不断丢失是因为家贼，心里便有数了。寡妇阿婆何尝没有私心，想留住法比？
　　法比的外祖母清理了女儿女婿的遗产，变卖了能变卖的家具衣物，徒劳地等了法比半个月，最后受不了中国江北村庄的饭食、居住、如厕和蚊蚋，终于放弃了带外孙回国的计划，跟阿婆所在村的族长说，一旦找到法比，一定请乡镇那位中学教员用英文给她写信，她再来接他。
　　但法比的外祖母从此没收到任何来自中国江北农村的信。到了法比成人时，他暗自为自己儿时的重情和任性后悔过，那是他被英格曼神父收为神学院学生的时候。法比的亲外祖母离开后，法比跟阿婆一起去投奔阿婆的一个远房亲戚，这位亲戚是法比父母的朋友，也是他把阿婆介绍给法比父母做帮佣的。阿婆从此便为这个亲戚浆洗打扫，法比和这家的少爷们同吃同住。当十七岁的法比从扬州的教会中学毕业，正逢英格曼神父到学校演讲，神父对法比这个长着西人面孔的中国少爷非常好奇，主动和法比攀谈起来，在英格曼神父离开扬州回南京的时候，替他拎行李的，就是法比。阿多那多，他是在英格曼神父微笑着从讲台上走下来，走向自己的时候才认识到，他十七岁的生命那么孤独，他永远不可能是个中国人。英格曼神父优雅淡定的风度像他的口才和知识一样，在一小时内收服了年轻的法比，他这才悟到自己从来就不甘心做一个中国人。他也明白，英格曼神父对他亲和也是因为他是个西方人，神父暗示他，让法比接着混在中国人里，继续做中国人就糟蹋了他。英格曼和法比交谈着，像马群里立着两只偶遇的骆驼，一见如故，惺惺相怜。
　　法比从南京神学院毕业后，在神学院兼任教授的英格曼神父为法比申请了奖学金，去美国进修三年。法比找到了他在美国的一整个家族，有了长幼一大群亲戚。他在跟他们团圆是把头皮都抓破了；他一紧张不安头皮就会抓满蚂蚁般的痒。这时他发现自己也做不了美国人，他觉得跟美国亲戚们热络寒暄的是一个假法比，真法比瑟缩在内心，数着分秒盼望这场历史性血缘大会晤尽早结束。
　　他轻轻敲了敲英格曼神父起居室的门，英格曼请他进去。神父跟法比的关系一直完好地保持在初次见面的状态，没有增进一度亲密，英格曼神父假如是你的隔壁邻居，他会在头次见面时亲切真诚地跟你说：“认识你真好！”但几十年邻居做下来，他也还是：“认识你真好！”他可以让熟识感凝固，让情谊不生长也不死。
　　“有事吗，法比？”英格曼神父问道。他没像往常一样客套地让座。
　　本来法比是来向英格曼报告女学生和豆蔻冲突的事，催促英格曼把妓女们送往安全区。但他一走进英格曼的客厅，就感到神父满心是更加深重的忧患，他要谈的话在此气氛中显得不合时宜，不够分量。英格曼神父正从无线电短波中接收着国外电台对于南京局势的报道，他看了匆匆进来的阿多那多一眼，又转向收音机。法比陪着他沉默地听着嘈杂无比的广播，眼睛浏览着岁月磨旧了的乳白，原先的色泽暗沉了，一块块大小不等的白色长方和椭圆是各种相框留下的印记。在空袭初期时，英格曼神父怕轰炸会震坏镜框，就让阿顾把它们摘下来，收藏起来了。法比记得每一帧不在场的相框所框着的内容，因为几十年来英格曼神父从未移动过它们，或者替换过它们。最大的垂直椭圆印记是英格曼神父母亲的肖像留下的。这张肖像最初只是一张极小的照片，放在他父亲留给他的一个怀表后面，经过高明的放大和精细的修补，肖像看上去半是科学半是艺术。左下方，那个长方形空白是英格曼的毕业全身照留下的，也是英格曼曾经竟然年轻过的证据。右下方的横卧椭圆形，原先挂着教皇接见英格曼神父的照片。
　　英格曼神父像是跟自己说：“看来是真的——他们在秘密枪决中国士兵。刚才的枪声就是发自江边刑场。连日本本国的记者和德国人都对此震惊。”
　　今天凌晨五点多，枪声在江边响起，非常密集的机关枪声。当时英格曼神父疑惑，是否中国军队还在抵抗。可是据安全区的负责人告诉他，没有来得及撤退的中国军队已全部被俘。把收音机的新闻和今天清晨的枪声拼到一起，英格曼对法比说：“日本竟然无视国际战俘法规，挑衅文明和人道？你能相信吗？这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日本国的人？”
　　“要想法子弄粮食和水。不然明天就没有喝的水了。”法比说。
　　英格曼神父明白法比的意思：原先设想三天时间占领军就会收住杀心，放下屠刀，把已经任他们宰割的南京接收过去，现在不仅没有大乱归治的丝毫迹象，并且杀生已进入惯性，让它停下似乎遥遥无期。法比还有一层意思：神父当时对十几个窑姐开恩，让她们分走女学生们仅有的食物资源，马上就是所有人分尝恶果的时候。
　　“我明天去向安全区去弄一点粮食，哪怕土豆、红薯，也能救两天急，绝不会让孩子们挨饿的。”神父说。
　　“那么两天后呢？”法比说，“还有水，怎么解决？”
　　“现在是一小时一小时地打算！活一小时算一小时！”
　　法比听出英格曼来火了。英格曼不止一次地告诉法比，他希望法比克服“消极进攻性”，争论要明着争，批驳也要直接爽快，像绝大部分真正的美国人。法比的“消极攻击性”是中国的，很不讨他喜欢。
　　英格曼看着法比说：“关于水，你有任何建设性的正面建议吗？”
　　“赵玉墨说，她们逃过来的时候，路过一口塘，南京我算熟的，不记得附近有塘，不过她说她是看见的。”我想天亮前让老顾去找找看。
　　“好的，你这样就很好。你看，办法已经出来了。”英格曼神父奖赏给法比一个笑容，跟他一贯优雅、缺乏热度的笑容完全不同。
　　法比心里一阵感慨，他跟了英格曼这么多年，就在这十分钟内见到神父恼火和真笑。看来这个隔壁邻居多年来成功保持的生疏感，很可能要打破。
　　英格曼神父说：“叫孩子们到教堂大厅去。”
　　法比说：“她们应该都睡了。”
　　“去叫她们吧。”
　　第七章
　　女孩们已就寝，听到法比传唤很快摸黑穿上衣服，从阁楼上下来。她们进入教堂大厅时，看见法比坐在风琴前，英格曼神父穿了主持葬礼的袍子。她们觉得大事不好，不自禁地相互拉起冰冷的手，女孩间天天发生的小背叛、小和解、小小的爱恨这一刻都不再存在，她们现在是一个集体、一个家庭。
　　因为没有风琴手——风琴手和学校其他师生陆续离开了南京，法比此刻只能充一充数。他在神学院修了一年音乐，会按几下风琴。风琴是立式的，平时供女学生们练唱用，现在包着一条旧毛毯，发出伤风感冒的音符。


　　书娟明白，一定是谁死了，包着毛毯的琴音是为了把丧歌拢在最小范围内。
　　整个大厅只点三支蜡烛，所有窗子拉下黑色窗帘。防空袭时，南京每幢建筑都挂这种遮光窗帘。
　　法比的琴声沙哑，女孩们用耳语嗓音唱完《安魂曲》。她们还不知道为谁安魂，不明白她们失去的是谁，因此她们恍惚感觉这份失去越发广漠深邃。南京和江南失去了，做自由国民的权利失去了，但好像失去的不止南京和江南，不止做自由国民的权利。这份不可名状的失去让她们一个个站立在那里，像意识到灭顶危险而站立起来的无助无辜的一群幼兔。
　　英格曼神父带领她们念了祈文。
　　书娟看到英格曼神父和受难耶稣站得一前一后，他的影子投到彩塑圣者身上，圣者的神韵气质叠合在活着的神父脸上。
　　“孩子们，我本来不愿惊扰你们的。但我必须要让你们有所准备，局势并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低沉而简短地把无线电里听到的消息复述一遍。“假如这消息是真的——成千上万的战俘被一举枪杀了，那么，我宁愿相信我们又回到了中世纪。对中国人来说，历史上活埋四十万赵国战俘的丑闻，你们大概不陌生。不要误以为历史前进了许多。”神父停止在这里。他嗓音越来越涩，中文越来越生硬。
　　入夜时分，书娟躺在徐小愚旁边。小愚抽泣不断，书娟问她怎么了，她说她父亲那么神通广大，没有他走不通的路子，怎么这时候还把她扔在这个鬼院子里，没吃没喝没烤火炭盆。
　　书娟耳语说：“我父母这时候在美国喝咖啡吃培根蛋呢！”
　　她在几个月后知道，那时她母亲时时活在收音机的新闻播报中，父亲从学校一回家便沉默地往无线电旁边一趴，只要两人一对视，彼此都知道对方心里过了一句什么话：“不知书娟怎样了？”
　　南京的电话电报都切断了，书娟父亲设法找到了一个中国领事馆的官员，得到的回答非常模糊，南京的情况非常糟，但没有一件噩耗能被确证。她父亲又设法把电话打到上海一个朋友家，朋友说租界已经有所传闻，日军在南京大开杀戒，一些黎民百姓被枪杀的照片，也被撤出南京的记者带到了上海，在租界流传。就在书娟紧挨着抽泣的同学怨艾地设想他们享受培根蛋时，他们正打听回国的船票，他们被悔恨和内疚消耗得心力交瘁，抱定一个中国信念：“一家子死也要死在一块。”
　　“要是我爸来接我走，我就带你一块走。”小愚突然说，使劲摇摇书娟的手。
　　“你爸会来接你吗？”
　　“肯定会来！”小愚有些不高兴了。怎么可以这样轻视她有钱有势、手眼通天的父亲呢？
　　“明天来，就好了。”书娟对小愚父亲的热切盼望不亚于小愚。这时候做小愚的密友真好，真是时候，能沾小愚那么大的光，从日本军队的重围里走出南京。
　　“那你想去哪里？”小愚问。
　　“你们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我们去上海吧。英国人、法国人，还有美国人的租界不会打仗。上海好，比汉口好。汉口土死了，都是内地人。”
　　“好，我们去上海。”书娟这时候可不敢反对小愚，万一小愚把她的青睐投向别人，就沾不上她的光，就要留在南京这座死人城了。虽然她觉得这样依顺小愚有些失身份，但她想以后日子长呢，有的是时间把面子补回来，加倍地补。
　　隐约听到门口响起门铃声。所有女孩在三秒钟之内坐起，然后陆续挤到窗口。他们看见阿顾和法比从她们窗下跑过去。阿顾拎着个灯笼先一步来到门前，法比追上去，朝阿顾打着猛烈的手势，要他熄灭灯笼，但是已经太晚了，灯笼的光比人更早到达，并顺着门缝到达了门外。
　　“求求大人，开开门，是埋尸队的……这个这个当兵的还活着，大人不开恩救他，他还要给鬼子枪毙一次！……”
　　法比存心用洋泾浜中文话说：“请走开，这是美国教堂，不介入中、日战事。”
　　“大人……”这回是一条流血过多、伤痕累累的嗓音了：“求大人救命……”
　　“请走开吧。非常抱歉。”
　　埋尸队队员在门外提高了嗓音：“鬼子随时回来！来了他没命，我也没命了！行行好！看在上帝面上，我也是个教徒！”
　　“请带他到安全区去！”法比说。
　　“鬼子一天到安全区去几十次，搜中国士兵和伤病员！求求您了！”
　　“很抱歉，我们无能为力。请不要逼迫我违背本教堂的中立立场。”
　　不远处响了几枪。
　　埋尸队队员说：“慈善家，拜托您了！……”然后他的脚步声便沿着围墙远去。
　　法比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能让门外的中国士兵流血至死或再上一回刑场，也不能不顾教堂里几十条性命的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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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格曼神父此刻从夜色中出现，仍然穿着主持葬礼的袍子。
　　“怎么回事？！”他问阿顾和法比。
　　“外面有中国伤兵，从日本人枪葬现场逃出来的。”法比说。
　　英格曼神父喘息着，一看就知道，他脑袋里也没一个想法。
　　“求求你们！”伤兵一口外地口音，字字都是从剧痛里进出来的。
　　“现在不开门也不行，伤兵要是死在我们门口，倒更会把我们扯进去。”法比用英文说道。
　　英格曼看看法比。法比不无道理，但教堂失去中立地位，失去对女学生们的保护优势，这风险他冒不起，他说：“不行。可以让阿顾把他送走，随便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阿顾说：“那等于送掉他一条命！”
　　伤兵在门外呻吟，非人的声音，一听就是血快流尽了。
　　从书娟的窗口看，穿着黑衣的两位神父和阿顾像下僵了的棋盘上的三颗棋子。催促英格曼神父开门的也许是“血要流尽了”那句告白。他果断地从阿顾手里拿过钥匙，哗啦一声打开那把牢实的德国大锁，拔开铁制门栓，卸下铁链。好了，沉重的门打开了，女孩们释然地喘口长气。
　　但英格曼神父又以更快、更果断的动作把门关上，把来者关在了门外。他哗啦哗啦地打算上锁，但动作极不准确，法比一再问他，他都不说话，终于，锁又合上。
　　“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