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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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作孚自己却没敢去……

朝天门码头坡坡坎坎上，站满了重庆民众，议论声不断：“范旭东是气死的！美国银行借给他1600万办他的十厂计划，都说好了，政府只消作个担保，偏不干！活生生把‘永久黄’的范旭东气死了！……太无道理，这种做法，民生公司的卢作孚怕也要气死！”

关怀也挤在人群中，听得这话，脸色大变。

卢作孚在民生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内听着民本轮的汽笛声。他想关上窗户，终于没关。他对顾东盛道：“范旭东为国人留下一句警世通言——中国事难做。”目送范旭东远去，卢作孚无声一叹，从年度报表下抽出几份议案，是民生总公司拟定向乡村建设学院捐款150万作为该院基金，向北碚科学博物馆捐款300万元作为该院基金的公函议案。并有协助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在北碚中山路附设高级会计职业科和函授部的建议……均有总经理卢作孚签名。

门猛地被撞开，关怀冲进来，叫道：“卢先生，范先生气死了，您不会也气死吧！”卢作孚愣了。

顾东盛沉下脸说：“什么话！”

关怀指着窗外说：“不是我说的，码头上，人人都在说！”

卢作孚见关怀急得要哭，上前，笑开说：“关怀，你看我，像是能叫人气死的人么？”

卢作孚顺势将亏损2200万元的年度报表下面的几份捐款议案抽出，递到顾东盛面前。卢作孚说：“我想提请公司第20届第3次常董会批准。”

顾东盛一看，“中国事这么难，作孚你还要……”

“不做，难道等死？”卢作孚望着民本轮消逝在川江尽处……

门“砰”地被打开，李果果惊慌地冲进办公室叫道：“民惠轮在小南海沉没。”

“民惠轮，原名合川轮，1938年7月3日民生公司由合川轮船公司收购，改名，行驶渝合线。”当天，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赶到重庆上游的长江小南海，望着浊浪中飘摇的沉舟，如数家珍地说。

随行股东中有人叹息：“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被打头风！民生的命，怎么这样惨淡？”

顾东盛将一张报纸递给卢作孚，上写：“民死公司沉船事故”。顾东盛又递上另一张报纸，上写：“民生乎，民死矣”。卢作孚沉思着翻到两张报纸的报头，分别是《国民公报》和《时事新报》。

顾东盛说：“两报都属孔系。赶上这种时候，孔公向我民生、向你作孚射冷箭了！”

卢作孚不语，却指着报纸上下面一行话，读出：“‘安全舒适迅速清洁’乃民生公司二十年一贯鼓吹之广告——人家这话说得对，若连安全都做不到，谁还来赶民生船？东翁，你觉得今日的民生，比二十年前如何？”

“当初一条小船，充满朝气。今日多少条大船，却暮气沉沉。”

“东翁，我这个总经理当的！”

“这怎么能怪作孚你？——中国事难做。”

沉舟一声巨响，整体沉入水下。卢作孚盯着冒出的巨大水涌说：“难做的事，没做好，不怪总经理，怪谁？”

胜利后的第一个春天，1946年2月26日，在民生公司礼堂天棚巨大的民生航海图下，卢作孚向常务董事们提出辞职：“作孚自民国三十一年经营国家粮食问题后回到公司以来，奉职无状，入不敷出，连年亏折，致同人穷苦，股东无息，若干孤儿寡母文化事业，今皆断绝生计或经费之来源，轮船则逐年减少，债累则逐年增加。初以为抗战胜利之后，营业可以自由，收入可以调整，股本可以扩充，政府顾念战时之努力，可以给予若干助力，职工生活可以由此稍舒，战时损失可以多少弥补，股东可以多少分红，今皆大谬不然！民生公司上海船员因战后物价飞涨、工资不足生活全体请长假，卢作孚亲往恳切挽留无效……我连自家人的生计尚不能办好，怎能办好国家的民生？……此外所感环境之牵掣，日甚一日，险象环呈，将使事业陷于绝境。此皆由于作孚应付无能，实应引咎辞去总经理职务，最近作孚累夜失眠，精神亦难支持，自二十七日起，无法再照常办公，务请大会另拣贤能接替。实为公司前途之幸。”文静默默将卢作孚发言记在《民生实业公司第20届第5次常务董事会会议记录》中。卢作孚郑重地将辞职书递交顾东盛，含泪向程、李众常务董事鞠躬，离去。

回到家中的卢作孚，保持沉默。记不清今生第几回辞职了。可是以往，辞去的都是官方委任的官职，这一回辞去的，却是自己创办的、股东们选举的、自己心甘情愿担当的公司总经理的公职，辞去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回家后的卢作孚怎么样？战前便迫不及待画在公司天棚上的那幅要让中国船开遍五大洲四大洋的航海图、战后正踌躇满志要大展宏图，今后怎么办呢？中国的事难做。可是，就因为难做，就不做了么？要做，在此现状的中国，该怎么做？范旭东去了，卢作孚终不能像范旭东那样，也被气死。既不想被气死，又想再做事，卢作孚会不会想到该在什么状况的中国之下做事？换句话说——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针见血的一问，卢作孚的同龄人毛泽东就毫不隐讳地向全中国的国人提出过。这一问，毛泽东不止于语文笔墨，他甚至为此亲赴重庆，去问蒋介石。更敞开喉咙，向全中国人一问。可是，这一问，卢作孚想过么，怎么想的？这些，未见卢作孚的亲友故旧回忆过。对自己的事业，至今为止，说到自己的内心感受，他都只说过极俭省的一句——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关于中国的时局，他无疑投以了极大的关注，可是，他内心是怎么想的，他从来不说。

辞职回家后，卢作孚无疑想了很多，却很少说。失眠害苦了卢作孚，陪都名医蒙红参立即为他诊治。完了，他疲倦已极，倒在床上，闭上眼，脑壳又像跟枕头两个有仇一样。

“姑父身体太虚，耳鸣，他说像打雷一样响……”蒙红参退到一边开方子。

“红参，你知道你姑父耳里鸣的什么声音？”守在一旁的蒙淑仪问道。

“小姑，我不知道。”

蒙淑仪正要开口，窗外传来一声汽笛。蒙淑仪望着卢作孚。蒙红参随之望去——

听得汽笛，卢作孚已经睁开眼睛，循声望去，轻轻一叹，又闭上眼睛。外间，客厅里坐着民生公司同仁，见状，也相对苦笑。唯有顾东盛趴在窗前，此时一叹：“作孚耳鸣，鸣的就这一个字。”窗外，川江上，一只轮船逆流而上，不看船号，就知一定是民字轮。众人望去，谁都知道，顾东盛说的是什么。

程股东低叹：“他这辈子，无数回被陷死地，每回都绝处逢生，不晓得这一回与死挣扎，他还能不能……”

李股东问：“你说的是他的人还是他的民生？”

程股东反问：“这是两回事么？”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顾东盛、乐大年与几个中青年民生干部似有所动，一双双眼睛却始终望着床上的卢作孚，开始商量什么事。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小声地说着，乐大年点头，掏出笔来，整理记下：“民生公司是一个私人企业，私人却没有什么好处，自抗战以来股东没有红利，职工分红，向为上下一律，除二三银行股份外，没有任何大股东。公司董事与监察均为代表事业，没有一个是代表自己资本的。”

1946年3月3日，卢作孚递交辞呈几天后，民生公司各处室负责人联名向国民政府呈送报告：《与死挣扎，急待救济的民生公司》。这报告辗转送到了宋子文、张群等人手头。

“自创办以迄于今的总经理，亦至今是一个穷汉，没有置得任何私产，商场没有他任何私人的生意，银行没有他私人的任何存款或往来。”读到此，张群抬眼，望一下对面的张公权，一叹：“当真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大亨。”

张公权向他手头报告一指，意思是，请接着往下读。

“他现在就是为了亏折得太厉害，没有方法可为弥补，环境的困难太大，没有方法可以克服，被迫得辞职了。如果终于无法挽留，让他离开了这个事业之后，便立刻显示出他只是一个净人。”读到此，张群将书信向桌面上一拍：“书生意气！”

张公权问：“这一句写错了？”

张群说：“大错特错——让他离开了这个事业之后，便立刻显示出他只是一个死人！民生公司是他的舞台，逼他离开这个舞台，那不是要了他的命？”

张公权又问：“怎么才救得他不死？”

“围魏救赵！救得他的民生，他就得生！”

张公权道：“岳军的意思是说——船！”

“对，为民生公司加拿大贷款买船作担保。”

“可是，行政院的印把子，眼下还握在别人手中。”

张群向天一指说：“绕道。”

张公权问：“找他？”

“对，气死一个范旭东就够他难过的！这事，他自会掂量。”

张公权怪样地看着张群。

张群问：“唔？”

张公权说：“原来岳军兄并非只图围魏救赵，还想一箭双雕！”

张群默默地望着张公权。

张公权说：“好，我便与岳军兄联名告姓宋的一个御状。”

“是活是死，民生公司面临了生机立断的最后关头！迫使他不能不最后哀鸣，不得不向政府呼号求援助了！……万望政府在他尚有最后一息的今天，给予可以起死回生的援救；再拖延片刻，只有立刻全部崩溃了。”

宋子文办公室，徐地九读完这份报告，作不屑状连连冷笑。

“有什么好笑的！”徐地九听得一声断喝，他被震得一愣。抬眼望去，办公桌对面，宋子文情动于心，久久不语，似乎连眼睛都有些湿润。

报告送出次日，顾东盛董事长，民生公司董事会用公函形式复函卢作孚，请照常任职。卢作孚此前大半生，一经辞职，从不回头。这一回众愿难违，众望所归，卢作孚重新回到总经理岗位。他这一回来，民生公司得以继续惨淡经营……

1946年这天，歌乐山青云路2号金城银行那栋青砖屋外，通山下的石阶上，坐着蒙淑仪，正在拾掇一筐青油油、还沾着晨露的蔬菜。她听得屋内传来电台广播英语新闻。她知道，是丈夫在听收音机。重新恢复民生公司总经理职务的丈夫在此借居养病，同时工作。清晨的松涛鸟语中，妻子听得丈夫的声音像学生一样逐句译出：“……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将战后重建作为本国当务之急——当务之急！”

一阵咳嗽声传来。蒙淑仪忙放下菜，站起来，转过身望去。就在她身后十来步外，青砖房的大门框下，坐着卢作孚，痴情地望着树林上的天空，还在念叨着：“当务之急，当务之急。”

妻子见丈夫这样子，也有些急了，指着屋内收音机说：“人家急，你急啥呢？”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我就知道陪着作孚，养好病，事最大。”

英语新闻仍在播出：“……苏联俄国更是将建设现代工业国家当成一切大事中的重中之重……”

卢作孚的笑脸收敛了，“若是在加拿大国的买船的那笔贷款还得不到中国政府担保……”

“别想了，我就要你好好活着！”

屋内的挂钟敲了九下。声响刚落，李果果与文静从上山石阶口冒出头来，将一份电报交到卢作孚手头。

“加急！绝密！”字样，以下电文只一句：“火速赴宁面谈”。

“谁啊？就一句话，叫作孚你火速去南京？人都病成这样！”蒙淑仪嘀咕着。

谁知卢作孚一跳起身，咳嗽也止了，身形也轻了，说话也爽了，道：“马上派民享轮，送我去朝天门。另派民风轮，在朝天门等候，专轮送我去南京。”

因为卢作孚有病在身，蒙淑仪坚持陪着他去南京。坐民享轮赶到朝天门，卢作孚一行人立即上了升火待发的空舱等候的民风轮。一上船，卢作孚也不进舱房，顾自走上船头，望着下游，蒙淑仪望着精神很爽的丈夫背影，嘀咕道：“谁啊？几个字，他就变了个人？”

她身边的李果果与文静递上那封电报，蒙淑仪看电报落款：“丘冖”。

蒙淑仪疑惑着：“丘……？他朋友多，有姓丘的，可是，丘什么名儿呢？”

她指着第二个字符问：“这个字，是中国字么？还是他学的英文？”

李果果摇头说：“给小卢先生的时候，他只瞄一眼，就说，‘我知道了’。可是，我们跟他身边十几年，怎么半点不知道？”

蒙淑仪也说：“我也跟他几十年……也没听说过这人。”

一路顺风顺水，赶到南京，下关码头下船，卢作孚在船上通过电报预先安排好的小车到码头来接，上车后，卢作孚只对司机说了一句：“国民政府行政院！”

到了行政院院长办公室门外，李果果与文静站下，望着卢作孚直奔院长办公室。

李果果说：“两艘专轮跑一趟，闹半天，还是奔这道衙门！”

院长办公室门开了，迎出的，是张群。

李果果问：“几时行政院长换了马？姓宋的换了姓张的？”

文静嗔道：“报上早登了！你啊。越来越不问国事。”

李果果憨憨地望着文静肚腹说：“我只问家事。”

文静把肚腹一捂，羞涩地冲李果果一笑。

张群说：“作孚兄，一路辛苦。”

卢作孚说：“岳军兄，我接到加急电报，就赶来了！”

文静忽然明白过来，“果果，快把那电报给我。”

文静再看电报落款：丘冖。“我懂了！”

李果果木呆呆地看着她一脸困惑。

蒙淑仪就更看不懂了。

文静说：“张群字岳军，这不就是岳军二字的上半截么？”

1946年，国民政府宣布张群接替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历时一年多之后，民生公司加拿大买船贷款获政府担保。

有一种说法：卢作孚命大。其人一生，总能在最需要最关键时遇上转机，化险为夷，绝处逢生。持此说法者举例论证——比如：辛亥革命后逃出成都在大足龙水湖被捕，居然在刑场前得大足士绅出手相救。又比如：上海回合川后，遭人诬陷，身陷死牢，又得合川民众联合相保。再比如：宜昌大撤退，需要四十天时间，那四十天内，近在咫尺的日本兵当真就没有直接打到宜昌而是扭头转向其他战场……

又有一种说法，说是前面这种说法不对：就说龙水湖被捕，若是面对军阀的鬼头刀，十九岁的卢作孚脸孔上露出一丝心慌恐惧心理神色，还会有大足士绅援手么？再说合川被诬，若是二十出头的卢作孚那一夜只会抓着铁窗喊天，还会有合川民众联合相救么？更不要说宜昌，若是卢作孚当断不断，不敢担当，如果卢作孚算错一个数，就是日本鬼子再“给”四十天，荒滩上的那十万吨铁，也将化作十万吨铁锈……于是这种说法认为：所谓天赐良机，就好比天上掉下来的一个馅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这人绝不放弃生存希望，一直巴望着一个馅饼；其二，天上掉下这个馅饼时，这人一直在场，摊开双手便能接住。否则，馅饼落地，陷在泥里，也等于天上没掉。

种种说法，看人怎么说。怎么说怎么得法，要不，怎么叫“说法”？

获政府担保后不久，文静与李果果送卢作孚到机场。目送卢作孚所乘的飞机升空，文静咕哝道：“只带一块美金，出国他怎么办啊？”

李果果说：“他说，带再多也没用，出国后自有办法。”

这些日子，受到总经理情绪影响，文静也很开心，她掰着几根手指说：“能只带一块钱闯世界，回来时便拥有世界的人，这世界上能数出几个？”

李果果掰下文静竖起的一根手指，“能数出几个，我不晓得。我就晓得，我们小卢先生肯定是当中的一个。”

“你不是卢作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机场海关，一个华裔官员，用略带上海腔的汉语对卢作孚说。

“我不是卢作孚，是谁？”他对面，正要入境的卢作孚一愣。

“你是王开！”华裔官员望着手头的护照上卢作孚照片，照片依旧是当年去美国时穿民生服、留光头的卢作孚。

卢作孚顺势望护照，明白过来，一笑，“你是华人？”

华裔官员摇头一笑，礼貌，却不失公事公办的姿态，不答卢作孚的话。

卢作孚笑容不改又问：“上海人？”

华裔官员笑道：“拉老乡？国外不吃这一套。”

卢作孚依旧笑容可掬，“出来没几年？”

华裔官员反问：“问这个，有什么意思么？”

卢作孚道：“你乡音未改。上海有家老字号照相馆，王开照相馆。”

华裔官员再看照片，哑然失笑，原来照片上“王开”二字，印的是照相馆的字号。华裔官员是个称职的海关官员，一丝不苟，不讲情面：“你虽然不是王开，但你还是不是卢作孚，卢作孚留的是光头。”

卢作孚说：“哦，我怕外国人把我当成和尚，留了发。入乡随俗嘛，你不也是？”

华裔官员再望卢作孚，大笑，让开了通道。只带一块美金的卢作孚一步踏上加拿大国国土。

1946年10月30日，卢作孚在蒙特利尔与加拿大3家银行正式签订借款协议。签字后，卢作孚一叹：“活生生拖了一年多，战后物价上涨，原本能造12艘轮船的借款，眼下只能造9艘了。”

卢作孚决定建造门字号江海客轮。合同规定其中6艘中型客轮于1947年夏秋交货，3艘大型客轮在1948年夏季交货。

在加拿大，卢作孚见到了民生公司派来学习造船开船的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有卢作孚的长子明贤。抗战打赢后，明贤从青年远征军回来，读完大学，即被父亲派往加拿大。明贤终于可以回到自己在大学本科学习的船舶机械专业。此后一生，他一直在民生公司从事这一本职工作。直到1966年，在重庆江北青草坝民生船厂，因抗战期间参加青年远征军而被戴上白底黑字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袖套，他仍始终没有离厂……

1946年8月28日，民众轮首航基隆，开辟上海到基隆航线，成为民生公司由江河驶入海洋第一船。

同年10月31日，民众轮由基隆首航天津，开辟北洋航线。

同年10月10日，梁漱溟赶到上海马思南路，与周恩来长谈，11日坐夜车返回南京，为和平奔走。上海到南京，路不远，夜发晨至。连日奔走，梁漱溟在车厢内睡着了。火车汽笛拉响，梁漱溟才醒。推开车窗一看，火车头喷出的热气与清晨火车站升腾的雾气交融成一团，汽笛刚停，梁漱溟便听得报童卖报声。隐隐听得“张家口”三个字，梁漱溟心头一紧。这正是这一年这一个月来，中国两党两军，所有关注中国的国人最关注的一处地方。9月下旬，周恩来刚通过马歇尔把一份紧急备忘录递到蒋介石手头，称：国民党军队倘不停止进攻张家口，就是中国和平的全面破裂。早在今春梁漱溟由延安返回北碚，蒋介石便已经让梁漱溟震惊，发起内战，撕毁了与毛泽东的协定。梁漱溟从车厢门的小铁梯上一脚刚踏上南京地皮，便叫来报童，读到了关于“张家口”的最新消息。守候半夜的众多记者涌向车厢门，将梁漱溟团团围住，纷纷抢先提问，问国共两党和谈有望否。梁漱溟盯着报纸，一叹：“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梁漱溟再也无可奉告。次日，中国各地的人们起床后，买到的各家报纸都登了这句话，一时间，梁漱溟的一句话成了国人的口头禅：“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梁漱溟去意已坚，他与老友卢作孚有一点共同的个性，说做就做，说去就去。同年11月6日，梁漱溟离开南京，退出和谈。辞去民盟秘书长职位，后来，甚至连盟员都辞去。国共和谈破裂后，梁漱溟便退回到老友卢作孚多年建设的北碚，在金刚坡的勉仁国立专科学院，即后来的勉仁文学院讲课，一面埋头撰写《中国文化要义》这一部“因战事、国事而时时辍笔未能及时写出的书”，“阐述我对老中国之认识”。

金刚坡在北碚城外，去北温泉公园半路上，再向上，便是缙云山。1948年底的一天，难得的晴天，斜阳将半坡染金，清风奏起满山松涛。梁漱溟没工夫去赏这山景，他忙着著述《中国文化要义》，而这勉仁学院的书斋，也确实是个难得的好地方。偏此时，门被敲响，一听便知不会是卢作孚，卢作孚敲门可不会这样急迫难耐。不消见面，梁漱溟便知来者是谁。果然，来访的是《大公报》记者王文彬，一个急国人之所急的难得的记者。

“蒋介石即将下野！”一进门，王文彬就说。

“换谁？”梁漱溟问道。

“蒋下李上。”见梁漱溟拂开书稿就问，王文彬赶紧答道。

“李宗仁上台主政？”尽管王文彬只说了两个人的姓，梁漱溟马上听懂。

“早知道，梁先生年轻时便是学界泰斗，可是，自年轻时起，就不是一个为学问而学问者。人在金刚坡，对坡下时局变幻竟如此熟悉！”王文彬一叹。这也正是这两年来，他是新闻界跑梁漱溟家最勤的记者的原因。

“我人虽然穿往于课堂，静坐于书斋，但对打得热火朝天的内战，却仍然关注着。两年前那个春天，我跑延安去见毛泽东，问和平，问中国前途。谁知刚回来，蒋介石先生便吓了我一大跳。”

“发动内战。”

“万牛莫挽，气势汹汹，大有三月半年消灭共产党之势。但局面的发展，却事与愿违。国民党一步步由优势变为劣势。而在这场席卷全国的战火中，中国的老百姓再一次经受磨难。时至这1948年底，国民党退守江南，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国民党是这场内战的发起者，又是东北、淮海、华北诸大战役的失败者。但尚有数百万兵力，又有长江天险，共产党要获全胜，怕还要打几个战役的。这样中国老百姓则还要跟着经受几年的战火之灾。怎么办呢，我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只有呆在书斋里静观默思了。”窗外，夕阳斜照，农人牵着老牛，荷着犁头，显然是刚犁完了冬水田，要回家去。梁漱溟望去，不再说话。

“这，才是梁先生埋头著述的真正原因吧？”王文彬翻着桌上新写的《中国文化要义》。每回来，都见书稿增厚。

“那，王先生跑上金刚坡我这寒舍来的真正原因？”梁漱溟望着王文彬。

“李上台，要再次呼吁和谈。共产党那边，反应会怎么样呢？时局急转直下，在现今情况下呼吁和谈，共产党恐怕不会像两年前那么好说话了吧？”

梁漱溟沉默着。斜阳收敛了最后一抹金色，昏鸦噪林，又有无数只叫不出名的鸟儿结了阵在山影中盘旋，鸟声伴着牛铃声，嘉陵江边，远远地有川江号子加入了这黄昏山水间的大合唱，又赶上一声汽笛，几年来寄身小三峡山水之间的梁漱溟一听便知，是民生轮船拢了北碚，正趁着天黑前向合川赶……梁漱溟脱口而出：“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便有真意，也不知如何辨，更忘了该如何说……”

“可是，此时此地，在重庆，只有梁先生您站出来，最合适。为百姓说话，仗义执言，公正执言。”

“我一个书生说话，说给谁听？”

“听与不听，在他们了。”王文彬热诚地望着梁漱溟，“只要先生写出文章，我《大公报》负责发表。”

“我愿为新出现的和平谈判局面说话，”梁漱溟沉吟道，“不过，我的言论很可能国民党方面听了不满意，共产党方面听了也不满意，国共双方都不满意。”

王文彬不再劝梁漱溟，他知道梁漱溟想说什么了，他也知道，梁漱溟一旦开口，肯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全然不顾对方好恶，全然不顾自身安危……

梁漱溟最后道：“就这样，我只以个人身份出现，只呼吁和平，绝不奔走和平。只言论，不行动。”

隔年元旦，梁漱溟听得山下传来爆竹声，北碚人也开始学会过公历新年了。这个从一破土建设便在街道旁种下法国梧桐的西部小城镇，早就可以见出它的缔造者放眼世界的目光。想来和自己一同到北碚，在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任教务长的四弟梁焕奎这阵子该是正在和同事们同学们一起放爆竹，或者在北碚城中心的人民会堂演出话剧《雷雨》？听四弟说过，他们立信的几个同事老师，张甸、黄婉如，排了一台戏，公演后颇得好评，四弟还给梁漱溟看过演出后的合影。

接下来，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

中国是一个戏剧的国度。数千年来，演戏看戏，几乎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文化与娱乐，而且无论元剧昆剧京剧川剧，最爱演最受看的，总是历史剧。究其根本，在于中国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剧。冥冥之中似有一双手在担任编剧，无巧不成剧，戏剧的“巧合”这一技巧，被这双手运用到极致，其编造与夸张的程度，往往令人世间的编剧们黯然失色，叹为观止。蒋介石下野后十天，北平和平解放。蒋介石悄然离开六朝古都、本朝首都之时，毛泽东大张旗鼓进入北平。中国历史上担任首都最频繁、次数最多的一南一北两座城市，到了这一年，同时敞开两道门，像似戏台子上一左一右敞开的“出将”、“入相”二门，一出一入，分别迎送了当今正在交替中的两朝元首。不过眼前这戏台子比往常的大些，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当时，有的人把中国的版图看在眼里，已经不再像是过去百年那风雨飘摇的一片海棠叶子，却更像一只昂天正要开叫的公鸡……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

重庆市市长杨森上了金刚坡，受李宗仁之托，给梁漱溟送来刚买好的机票，请梁赴南京“商谈国事”。梁漱溟不去。李宗仁到重庆来了，程思远上了金刚坡，受李宗仁之托，带来一大笔钱，并邀梁漱溟去重庆见面。李宗仁与梁漱溟是广西同乡，交往已久，北碚就在重庆郊区，近在咫尺，可梁漱溟就是不去。人虽不去，却把钱留下了，梁漱溟说：“至于这笔钱，我收下了。目前我在这里办学，包括勉仁文学院及中学，都是私立的，经费正十分困难，这些钱就算是德邻公对学校的资助吧。”梁漱溟恪守自己的诺言，“只言论，不行动”。从而恪守着不国不共不偏不倚的第三者态度。

1949年，就从蒋介石下野这一天起，到二月间，梁漱溟在《大公报》上接连发表文章《内战的责任在谁》、《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

“内战的主要责任在国民党！”梁漱溟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

国民党政府求和，共产党提出若干条件，其中之一便是惩办挑起内战的战争罪犯。

“别的什么都还可以商谈，唯独这一条不能谈！”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道。

“这一条必须谈！战争打了几年，死了这多人，祸害了国家民族，究竟谁主张打？战犯是谁？为什么不受到惩办？内战是国民党方面挑起的，现在不能逃脱责任。为什么普通官兵和老百姓在内战中可以死，而在这场战争中主谋决策的人不能死？孙科凭什么说惩办战犯这一条不能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