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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梅煮酒话西汉文景之治 作者:史杰鹏-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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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爰盎拍马的本事并不高，整段话完全是胡编乱造。他说的三条只有第一条确实可以证明文帝做得不错，其他两条则都是凑数。刘恒当时来长安固然有些勇气，但事前不但中尉宋昌给他分析过，说刘氏宗族强，大臣不敢造反，朝廷外不但有宗室诸侯王，朝廷内还有宗室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肯定没问题。之后刘恒还专门占卜，得到了吉卦。就算这样他还不放心，又派舅舅薄昭专门去长安和太尉周勃接洽，双方交换过意见，确认是真心拥戴他为皇帝，这才出发来到长安的。而且他一入未央宫，马上把郎中令和卫尉换成了自己的人，牢牢控制了京师的兵权，根本说不上有多么勇敢。至于第三条夸他谦让为帝，就更好笑了，既然他冒着危险也要来长安当皇帝，还谦让什么？那不过是一种礼仪，或者说是姿态，不要说他老爸刘邦当初即位时也这样干过，就包括以后强迫汉、魏禅位的曹丕、司马炎哪个没来过这么一套？史书上说袁盎好“直谏”，种种情况分析，他其实是个惯常见风使舵的小人，他曾当过吴王刘濞的相，明明知道刘濞有造反迹象，但怕遭到刘濞暗害，偏偏报告长安说刘濞安分守己得要命，人品显然是有问题的。晁错为皇室计虑，是个不折不扣的忠臣，却被袁盎这个伪善的家伙害死，真要令人长叹一声：“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
但是刘恒听完袁盎这番巧佞之言后，马上破涕为笑，史书上写的是“上意乃解”，真是春秋笔法。他一听自己的名声不会受损，立刻就不悲伤了，可见他对兄弟的死是心不在焉的。他问袁盎下一步怎么办。袁盎说：“把那些沿途不敦促淮南王吃饭的官吏斩了，以谢天下。再以列侯的礼节安葬淮南王。”
刘恒拍拍脑袋：“是啊，我怎么没想到。”他吩咐手下，“你们赶快去办，越快越好。”于是那些沿途的县吏就成了刘恒的替罪羊，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政治斗争的险恶！
过了两年，刘恒又封刘长的四个儿子全部为列侯，表示自己的仁厚。不过虽然如此，民间仍然流传儿歌，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刘恒听到后，叹道：“难道天下百姓真的认为我贪图淮南王的土地而杀害弟弟吗？”又把城阳王迁徙到淮南，统治淮南原来的土地，表示汉朝并不想据有淮南。过了几年，刘恒干脆把刘长还活着的儿子又分别立为淮南王、恒山王和庐江王，搞得忠臣贾谊为此上书劝谏，说皇帝陛下不要因为爱好虚名而为后世留下祸患。因为淮南王的儿子一旦当了王，长大了之后一定会思量为父亲报仇，给天下带来动荡。但是刘恒不听。
第6章 法律权威不可忘
小章：第一集
摆平周勃、干掉刘长，充分证明了刘恒驾驭政权的手腕。但是这引起了他起先的宠臣贾谊的不满。
贾谊凭什么要不满呢？难道因为刘恒为了抚慰周勃等人的情绪，而丢卒保车，把他贬到长沙当太傅？显然不是，我们知道贾谊是个忠心耿耿的家伙，就算刘恒要他死，他也会真心谢恩，不会有丝毫怨恨。他之所以对刘恒有意见，在于刘恒对文法吏的重用毁灭了他心中的政治理想。
虽然贾谊出自汉朝第一代文法吏廷尉吴公门下，深得吴公赏识。但贾谊究竟和吴公不同，他不是纯粹的政客，而是一个有操守的知识分子，是讲究尊严的士大夫，是充满灿烂理想的文人，他的心灵和先秦贵族们息息相通。很显然，这样的人活在汉朝，是生错了时代。
就在淮南王谋反发觉这一年，贾谊曾经被召回了长安，因为刘恒到底有些想他了。他风尘仆仆回到京城，正好是冬天祭完神的那一天，刘恒坐在未央宫著名的宣室殿接受完祭肉，心情很好，但同时也有点疑虑。因为祭祀完毕，他脑子里不免胡思乱想：如此煞有介事地搞祭典，到底有没有鬼神来享用祭品啊？正在这时，贾谊来了。刘恒当即想问问这位大汉最博学的小伙子有关鬼神的问题。
忠臣贾谊立刻认认真真地给刘恒做了最详细的解答，这家伙的脑子简直像台电脑，口沫横飞，旁征博引，一直讲到半夜。刘恒没想到他这么能说，都听傻了，不知不觉身子往贾谊身边移去，生怕耳朵里漏掉了一个单词。唐朝诗人李商隐曾经写诗评论过这件事说：“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责备文帝不明事理，问鬼神之事而忽略百姓疾苦。这真是腐儒之谈，要知道这世间除了政治之外，还有纯粹不计功利的学问，刘恒问问鬼神，想探究自然世界的奥秘，有什么不对呢？我们祖国不就因为一直缺乏这种探究纯粹学问的精神才导致落后的吗？
刘恒究竟是个很有自尊心的皇帝，虽然听得过瘾，但在贾谊走后，仍然目眩良久，怅然若失，叹道：“唉！我好久都没有见到贾谊，自以为学问可以超过他了，哪知道他妈的还是差得远。”虽然很沮丧，但至少透露他一度是把能省的时间都省下来，相当用功学习，企图超过贾谊的。这样等贾谊来夸奖他的时候，就可以得意洋洋地说：“哪里有什么天才，我是把做爱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的。”保持刻苦学习的优良作风，这对一个身边美女如云的皇帝来说，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容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嫉妒的原因，总之在这次谈话后不久，文帝立刻又把贾谊贬到梁国，当梁孝王的太傅，五年后，贾谊死在梁国，再也没有回到他忠心的皇帝身边。有时候我想，如果贾谊能像爰盎那样偶尔拍拍文帝的马屁，不要把才华展露得太嚣张，文帝会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贬到外地做官。
小章：第二集
贾谊的一生事迹已经简略如上所述。但他的牢骚还要详细谈谈。
其实贾谊虽然身在下郡，一颗红心却无时无刻不挂念朝廷。早在流放长沙的时候，贾谊就不断地给刘恒上书，发表政治见解。比如在文帝五年，刘恒下令废除了“盗铸钱”的法令，让天下百姓可以随便自己铸钱。因为汉朝初年仍然沿用秦朝的半两钱，刘邦嫌这种钱分量重，命令改铸荚钱。所谓荚钱，就是像榆荚一样轻便的钱。这种钱既然轻，则很多枚才能当原来一枚的价值，所以造成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一石米竟然要花一万钱，也就是说，扛一麻袋钱才能换一袋米，老百姓怨声载道。刘恒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于是下令铸造四铢钱。按照汉代的换算，四铢大约相当于0。16两，也就是原来秦代半两钱的三分之一，今天的2。5克。比秦钱还是轻多了，可见以前的荚钱还远远轻于四铢钱。
刘恒放开政策，让百姓拥有铸钱的权利，也有他的道理。以前的钱是用铜铸的，铜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东西，不像钞票，是用纸做的，一张一百块的纸币，本身价值远不到一百块。而一枚重四铢的铜钱，它本身携带的铜就和它的面值相当。所以让百姓铸钱，原则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攫取利润是人的天性，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即便在现在，法律严令禁止私人铸币，仍有不少人以身试法。何况法律还允许呢？因此，铸钱的人都拼命往钱里掺杂铅、铁这种相对来说价值低的金属，让这些劣币在市面上流通。只有这样，铸钱才会有利润。否则，花去的铜和钱的面值相当，谁还会去浪费时间铸钱，那不是傻瓜吗？
贾谊在长沙看到这种情况，忧心忡忡，上书劝谏刘恒，说这样放宽政策，不但会导致劣钱成灾，而且百姓看见铸钱有利可图，都会扔掉锄头，去山里采铜铸钱了。这样一来，钱是越来越多，粮食却越打越少。有势力的奸民通过铸钱很快富得留油，老实而忠厚的百姓却越变越穷，对耕田也丧失了兴趣。因此，应该刻不容缓地把铸钱的权力收归中央。只有中央才是最可靠的，因为不是为了追求利润，所用的铜纯度都很高，只有这样的钱流通市场，那些假冒伪劣的钱才无所眩人耳目。
颍川人贾山也这样劝，但他是从政治角度上考虑的，他认为铸钱可以富贵，而富贵应该是君主所掌握的权力，不应该让老百姓也参与。这些话按说都很有道理，可刘恒不知道中了什么邪，一概不听。
这样确实造成了一定后果。就拿吴王刘濞来说罢，因为他自己境内有铜山，所以靠着铸钱发了大财。刘恒的宠臣邓通因为自己铸钱，致使邓氏钱流通天下，富可敌国。
邓通的事迹非常有趣，反映了刘恒这个皇帝作为人的弱点，所以在这里详细说说。
邓通是蜀郡南安（今四川乐山）人，因为擅长摇船划桨，在皇宫里当了个黄头郎。所谓黄头郎，就是头缠黄布的郎官，当时很迷信，讲究五行相生相克，土能克水，所以摇船的郎官都头缠黄布。有一天，刘恒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快要升天，却差一把后劲，怎么努力也升不上去，这时有一个黄头郎在他身后推了一把，终于升上去了。他下意识地回头去寻找恩公，看见那个推自己的人衣服屁股以上腰带以下的部位破了个洞，刘恒惊诧不已，妈的，这个梦怎么做得这么邪门，像真的似的。醒来之后，他靠在床上慨叹久之，忽然脑子里萌生一个冲动，说不定现实中真有这么个人呢，何不到黄头郎官丛中去找找。
想到这里，他一翻身起床，来到未央宫中沧池中间的渐台上，偷偷观看在沧池上锻炼的黄头郎官们，一眼看见有个人的衣服正好屁股以上皮带以下的部位破了个洞，不禁大喜，马上叫到面前来，问其名姓，听说他姓“邓”，更是乐不可支。因为人都讲究口采，“邓”和“登”的音近，象征着这个人正是送自己登天的人（升天的“升”和“登”的古音也很近），于是马上给邓通加官进赏，一天比一天宠幸。邓通这个人也比较老实，不喜欢外交，就算碰到洗沐等轮休的日子，也在宫里侍候，不肯休息。刘恒越发高兴，先后赏赐他总共有十多亿的钱财，拜官至上大夫。
邓通对刘恒也确实忠心耿耿，有一次，刘恒得了痈病，硕大的一个痈，里面全是金灿灿的脓液，晃得人眼睛发花。邓通却一点不在意，二话不说，就趴在刘恒腿上，像喝玉米粥似的，咕噜咕噜，三下五除二，把那些脓汁吮吸得干干净净，再吸下去就该是健康的血细胞了。
刘恒心里又是感动，又是伤悲，在邓通又一次欢快地帮他吸完脓汁之后，刘恒假装随意地问道：“你认为这普天之下，谁最爱我？”邓通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想没人会超过皇太子罢？”刘恒点了点头，后来皇太子刘启进来问疾，刘恒就指着自己的痈说：“过来，帮老爸把这里面的脓汁吸掉。”
皇太子大吃一惊，但皇帝老爸的命令又不敢违抗，否则这个太子估计当不稳，他犹豫了一下，苦着一张脸俯身去吸，但是动作一点不利索，脓汁吸得不够干净，七零八落，汤汤水水洒得到处都是。比起邓通，不仅技术差得太远，态度也极不认真。按理说技术差不要紧，练练就可以了；态度差，这就是立场问题了，说明对皇帝老爸不够热爱。所以刘恒大不高兴，但没办法，总不能因为这种破事废掉太子罢，对着大臣们也说不出口啊！
皇太子总算吮完，一阵风地跑出去刷牙。后来听说邓通曾经屡次给老爸吸吮脓汁，甚至把它当成一种乐趣，心中大怒，对邓通恨之入骨，只是暂时不敢发作。
而刘恒从此对邓通更加宠幸了，自己的亲儿子给自己吮痈很不情愿，而人家邓通却甘之如饴，这该是多大的忠心？有一次，他招来一个相面的，给邓通看相。那相面人说：“陛下，从邓大夫的面相来看，他老人家将来恐怕会因为贫穷饥饿而死啊。”
刘恒哈哈大笑：“有没有搞错？饿死？他对朕这么好，朕怎么会让他饿死。”于是干脆把蜀郡的一座铜山赐予邓通，允许他私人铸钱。从此，“邓通钱”流通天下，成为除了皇帝之外，天下最富有的人。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刘恒死了之后，即位的景帝，也就是当年的皇太子老实不客气，要秋后算帐了，他下诏将邓通免官，接着又指使人告发邓通偷偷跑到境外去铸钱。皇帝要找别人的茬，还能有什么办法，于是邓通倒霉了，被关进监狱拷问，将家产全部没收，还不够罚款的数目，总共欠国家数亿的债务。幸好文帝的女儿馆陶长公主刘嫖比较同情邓通，又送了不少钱财给邓通，但每次钱一送去，就被官吏当场接收，说是抵偿债务。邓通因此穷得家徒四壁，两袖清风，连一根发簪都没有。
长公主刘嫖实在无可奈何，只好耍了个花招，再给邓通送钱和衣物的时候，谎称是借给邓通的，如此一来，官吏也没有理由将这些钱抄走了，邓通靠着这些馈赠继续苟延残喘了一阵。这个可怜的人，曾经富甲天下，最后果然落到了不名一钱的下场，郁郁而死。那个相面人看相还真准，当然，我们宁愿相信这是司马迁编造的。
邓通在古代佞幸史上非常有名气，也被现在很多杂文家拿来当作不知廉耻的例子。其实这对邓通来说，非常不公平，因为他不过是皇权下的一个卑微的牺牲品。他为皇帝吮吸痈疮，在那时的情况下，不但是不得已，说不定还是出自一种真诚的报恩心态。他出身贫贱，大字不识几个，不懂得什么宁死不辱的气节，皇帝对他好，他就要对皇帝好。虽然行为有点不堪，却没有什么可值得深责的。皇帝问他天下谁最爱自己，他回答是太子，也是一种朴素的想法。至于为此得罪了太子，并非他的本意。如果他老谋深算，也许就不会遭到那样的下场了。
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同情邓通就丧失基本的是非观和立场，总得来说，邓通虽然可怜可悲，却并非丝毫不值得谴责。为什么包括丞相申屠嘉在内的士大夫都讨厌邓通呢？《史记》和《汉书》都为什么不约而同地把他写入《佞幸传》呢？因为他破坏了士大夫和皇帝之间的规则。在先秦的封建贵族社会，士大夫也讲究对君主效忠，但这种效忠是遵循一定规则的，所谓“君君臣臣”，它的意思是君主如果像个君主的样子，臣子就应该遵从臣子的职责。如果君主不像君主，那么臣子就可以不遵守臣子的职责。孔子他老人家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就是这个道理。君臣双方之间有一定的规则维系，相互之间有义务，并非下级对上级只能无条件地听从。《左传》里的晋灵公，因为随便杀人，最终被卿大夫击杀，虽然卿大夫的这种行为也被视为弑君，但《左传》叙述此事的第一句却是“晋灵公不君”，可见君主的行为不端，也必须遭到谴责。西汉虽然已经是君主专制社会，卿大夫没有挑战君主的权力，但是君主看见丞相等高官，也必须起立敬礼，这就是传统的遗存。或者可以打个比喻来说，皇帝可以要求卿大夫恪尽职守，如果卿大夫没有做到，可以将他们治罪。但皇帝不能要求卿大夫吃屎，如果这样要求卿大夫，那就是无道昏君，卿大夫也将视之为侮辱。邓通作为一个二千石的高官，虽然是因为佞幸提拔的，但却毫无廉耻到为皇帝吸脓，当然就为正统的士大夫所不容了。这完全是自降尊严和身份，这样的人一多，显然是个危险的征兆，整个卿大夫阶层都有沦落为皇帝真正奴仆的危险。同样，刘启作为皇太子，只要好好履行他本人的职责就行了，如果被逼到要为父亲吸脓，则同样是个危险的征兆，他怎么能不恨邓通呢？
有一个饶有趣味的情况是，史书上说刘恒非常廉洁。有一次想在宫中建造一座露台，都因为要花费百金（百万钱）而放弃了，他的宠姬慎夫人穿的衣服也没有长到拖地的，可见用布料非常节俭，但是他赐给邓通的钱前后多达十几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是什么使一个自奉甚薄，对宠姬也悭吝的皇帝对一个宠臣也变得如此大方呢？这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小章：第三集
上面被邓通的故事打断了一会，这里继续谈贾谊。他的牢骚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1） 削藩问题
（2） 良好风俗和士大夫的身份认定问题
先说第一点。他是这么阐述的：
在权力的光芒面前，任何亲情都是靠不住的，所以东方齐国、楚国、吴国等诸侯国，无一不有着谋反的潜在危险。现在我们大汉之所以还能暂时保证安全，完全在于这些诸侯国的国王大多还比较年幼，权力还基本控制在汉朝派去的太傅、国相手里，等到这些王青春期一过，发育成熟，太傅和国相也大多衰老退休了，新派去的太傅、国相又缺乏根基。这些诸侯王就可以为所欲为，将会像济北王和淮南王一样谋反。试问这普天之下，谁人不想当皇帝？
虽然情势危急，但是，阻止这些诸侯王造反的办法还是有的，那就是削藩。因为造反需要实力，诸侯王的国土越大，掌握的赋税和甲兵越多，野心就会越大。只要把诸侯王的国土削小，他们就算想造反，也会有心无力。
关于第二点，他显得更加忧虑重重。凡是秦汉之交的人，没有人不喜欢把秦朝的覆辙来说事的。贾谊对秦朝大加鞭挞，说它灭亡的原因就是商鞅留下来的后遗症。抛弃礼义廉耻，只讲利益：
秦朝人的风俗是儿子大了就必须分家，如果家里太穷没财产可分，也必须离开家庭，去别家入赘，当倒插门女婿。而秦朝的赘婿是毫无家庭地位的，社会上和政府的法律也看他们不起，不是走投无路，谁也不会去走那步。普通百姓分家之后，如果儿子向父亲借把锄头用用，父亲会像赏赐一样，露出高高在上的神色；反过来，如果母亲向儿子借把扫帚，儿媳妇会公然辱骂，这就是家庭之间没有恩情的原因，如果父母子弟中有人犯法，还必须互相告发，否则连坐，弄得一家子骨肉也像防贼，则这个国家确实没救了。另外，现在家庭中最基本的羞耻礼仪也已经全部丧失。儿媳妇给幼子喂奶，可以公然站在公公身边，丝毫不觉得羞愧。而且这种风俗一直保留到现在，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这些话说得很有道理，如果一个国家风俗凉薄到连亲人之间也像防贼那样，那这个国家确实变成了垃圾国家。就像我们国家的文革时期，在政府的鼓励下，父子夫妻之间也经常互相揭发，不知闹出了多少凄惨的人间悲剧。而儒家一向赞同父子夫妻之间的“亲亲相隐”制度，从表面上来看，这违背了法律的公正，但比起父子夫妻反目这种对良好社会风俗所造成的危害来讲，那又好得多了。
和儒家相似，西方也有“亲亲相隐”的传统。古希腊的宗教和伦理都对儿子告发父亲这种行径表示禁止，在古罗马法中，有更多的禁止亲属之间互相告发的规定，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明确说到：“妻子怎能告发她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竞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法律……为了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而人性正是风纪的泉源。”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法学家、刑法学之父贝卡利亚在他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就明确反对有关出卖、背叛的证词，他认为，出卖和背叛这种极其无耻的行径，连一般犯罪者都看它不起，怎么能用连罪犯都对之鄙夷的行为，反过来对付犯罪呢？在这一论著的影响之下，现在西方很多国家的法律都支持“亲人互相容隐”的规则。总之，法家鼓励告奸的传统确实残害了良好的风俗，违背了人情，秦朝之很快遭到灭亡的命运，这也是原因之一。试问，作为有理想的士大夫，贾谊怎么能不对之切齿痛恨？
除此之外，最让贾谊忍受不了的，是他发现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贵族。所有的官员平时看上去高高在上，牛皮烘烘，可以作威作福，而一旦犯了罪，马上就要被捆成粽子一样塞进监狱，遭受狱吏们的打骂凌辱。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都没有保持尊严的可能。因此，他建议刘恒，一定要尽快从根本上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不要只是嘴巴上说说，要拿出实际行动来。如果士大夫们犯了罪，不能采取进监狱让狱吏凌辱的办法，而应该采用“礼不上大夫”的贵族传统：如果是小罪，可以让他们戴着白帽子，上结牦牛的缨子，用一个盘子装上清水，上面搁一把剑，跑到“请室”去请罪（清水表示尊崇像水一样平的法律，加剑表示君王如果愿意，自己愿意服罪自杀）；如果犯了中罪，就让他们引咎辞职，等待判决，皇帝不应当派狱吏用绳子系在他们脖子上，像系狗一样；如果犯了大罪，则听到命令，就向北面跪下，自杀谢罪，皇帝不应该绑住他们斩首，而应该派使者去对他们说：“子大夫你自己有罪，我对待你算是有礼了。”如果皇帝对待士大夫有礼，士大夫也会觉得自己有地位，有尊严，有荣誉，会更加廉节自励。这样一来，朝廷就会政治一清。如果皇帝对士大夫无礼，士大夫自己也就不把自己当人，做起事来就毫无廉耻，什么坏事都敢做。这样一来，天下就会重蹈亡秦的覆辙。
应该说，贾谊的想法都是很好很好的，却迂腐不实用。汉代没有贵族很正常，因为最后一个贵族项羽已经被刘邦五马分尸了，刘邦自己就是一个地痞无赖，他身边那些功臣除了张良之外，也多是小吏和街霸出身，哪里有什么贵族传统？况且秦国宗室虽然是传统的贵族，可是自秦孝公以来就不断削夺贵族阶层的权力和地位，大力提拔有军功的地主和普通百姓，也早已不欣赏贵族。汉承秦制，贾谊这个不识相的家伙却偏偏想在汉朝寻找贵族，岂不荒谬？
再拿“削藩”的建议来说，见解是对的，可实在不合时宜。在政治上，刘恒不是傻瓜，至少比儒生贾谊更有经验。他经历过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的事件，岂会不知道其他大诸侯国是潜在的定时炸弹？可是这个藩暂时不能削啊，要知道，他之所以能当上皇帝，都是因为东方诸侯王虎视眈眈，长安功臣集团不敢轻举妄动，才平白拣了个便宜。从这个角度上说，诸侯王对自己是有功的，而且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发挥平衡长安功臣势力的作用。这个藩不但暂时不能削，还得好好笼络起来为自己所用。
而且，诸侯王都是既得利益者，哪会甘心让自己削藩。虽说这些王年龄还小，但他们的宗族和外家会甘心吗？贸然削藩，一定会逼得他们义无反顾地造反，内忧外患一起，自己的皇位还能坐得稳吗？这些情况都说明，贾谊是个儒生，只会纸上谈兵，根本不知道政治斗争的险恶，否则就不会被稀里糊涂被贬到外郡了。
再说第二点，那就更是痴心妄想了。先秦时候的儒家，确实很讲气节，但那时有条件讲气节。因为在封建采邑制度下，君主并没有太大的权力，在天子之下，各国诸侯在自己的封地里都可以自行其政，享有绝对的自主权。而诸侯国内，又有众多的卿大夫拥有自己的采邑和甲兵。这些一级一级的贵族，在他们的采邑和甲兵的支持下过着自主的生活，如果君主对他们的要求过分，他们就可以扬起武器，严正地说一声“不”。但到了秦国，在法家的政策下，这些贵族都被剥夺了采邑和权力，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国君手里。国君之下，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视同仁，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虽然这种说法并不严格，各级官吏仍享有一定的多少不等的豁免特权。但这些特权的施与与否，都在君主的绝对控制之下，君主可以随心所欲，予取予求（这里用予取予求的传统含义）。而不像封建时代的君主，不但不敢随便对贵族卿大夫怎么样，自己还经常被卿大夫弑杀。
但是这种贵族民主的政治在秦朝以后终于一去不返，是人类自己给自己带上的枷锁，是罪有应得。托克维尔曾说：“如果说有的民族曾经任凭异族将文明的火把从手中夺走，那么，有的民族也曾用自己的脚踏灭过文明的火把。”这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是完全适用的。
法家政策下建立的专制君主制合理吗？从人类本身文明的进程来说，显然不合理，但它恰恰迎合了人类本身的弱点。商鞅曾说，老百姓都有“好利恶害”和“趋利避害”的本性。比如商人风餐露宿，不远千里地四处贩卖，是因为有利可图；渔夫不畏艰险，浪里翻滚，也是因为有利可图。因此，只要用利益去诱惑百姓，就可以把百姓治得服服帖帖。
当年秦国之所有能击灭东方六国，就在于他是法家政策施行得最成功的一个国家。当其他国家内部还有数不清的靠血统承袭的锦衣玉食的封君和贵族之际，秦国的封君却少得可怜，秦国国君的号召是：只要斩首立功，不管出身如何，都可以获得以前不可企及的爵位和土地金钱。人都是自私的动物，有利益才有积极性，这种打仗分田地的方法引得秦国人纷纷参军。东方六国的百姓听见打仗征兵，都痛哭流涕，邻里相吊，因为很可能会在战场上一去不归；而秦国人则举酒相贺，胸前别着大红花，怀着斩首立功的希望，喜气洋洋地上战场。在这样截然相反的士气下，战争的天平倒向哪一边，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秦朝的迅即灭亡，也说明这种政策很不管用，人活在世上，还是需要一定的精神支撑的，礼仪和道德不可能完全抛弃。刘邦建立汉朝后，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任用儒生叔孙通为帝国制定礼仪，采取儒术作为帝国的信仰，但是政治制度上却完全袭用秦朝。哪个君主不愿意自己有不受控制的权力呢？法家制度为君主的绝对专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理论基础和完美的实践经验。刘邦不会抛弃，刘恒也不会抛弃。所以，贾谊向刘恒建议恢复朝廷士大夫尊严那套，显然是与虎谋皮，完全不合时宜。刘恒不但不想那么做，反而绞尽脑汁地思虑强化君主的权威。任用吴公和张释之等文法吏为廷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虽然贾谊是如此的才华横溢，刘恒心中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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