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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兵在1917-第7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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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新约中前后矛盾和错漏的地方太多太多，很多东西都是似是而非让人摸不着头脑。历史上的彼拉多可不是什么好人，其对犹太人和耶稣犯下的罪行是洗不干净的。
比如这位彼拉多刚刚上任的时候，就做了这么一件事：他命令他的军队举着画有罗马皇帝肖像的盾牌挺进耶路撒冷，这很显然是耀武扬威是给犹太人一个下马威（犹太教传统是禁止崇拜偶像的，罗马皇帝肖像肯定不适合出现在耶路撒冷）。
面对这个新上任的二百五总督，连罗马人的狗腿子希律。安提帕斯都有些无语，只能亲自带领代表团面见彼拉多，恳求这位总督移去这些画像。
面对犹太人的抗议，彼拉多是怎么做的？他将自己的卫兵派了出去，准备抓人。但是让他想不到的是，犹太人也豁出去了，代表们干脆趴在地上将自己的脖子亮出来，意思是要么你杀了我们，要么就移去画像。
面对犹太人的强烈反弹，这位总督不得不妥协让步，移除了画像。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犹太人和新总督的摩擦才刚刚开始，正式上任之后，这位彼拉多四处镇压犹太反叛者，在加利利大开杀戒，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当中”。
总而言之，这位总督在犹太人中的风评很坏，用犹太人的话说“贪赃枉法、暴力、偷窃、殴打他人、滥用职权、大肆处决异议者和野蛮凶残”。甚至连希律家族的都说他报复心很强脾气暴躁。
要知道彼拉多代表的是罗马，是罗马委任统治以色列的代表，作为儿子的希律家族这么评价老子的代表，可见彼拉多有多么糟糕。
彼拉多当总督的那些年，可以说是犹太人生存状态相当的糟糕，类似耶稣和约翰这样的反抗分子是越来越多，整个犹太族群都处于风雨飘摇当中。
那么彼拉多当犹太行省的总督是哪几年呢？大约是公元26年到公元36年。好吧，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年份，在公元36年彼拉多就下台了，下台的原因很简单，一个撒玛利亚“先知”给了他沉重一击。
这个撒玛利亚先知向心潮澎湃的犹太人宣称遭到了摩西的骨灰翁，要求犹太人接受其领导。而彼拉多则立刻做出反应，派遣骑兵杀了撒玛利亚先知及其追随者。
这项行动看似维护了罗马的权威和统治，但却激怒了撒玛利亚人，连撒玛利亚人都指责其残酷无情，一时间是民愤滔天。这么说吧，彼拉多的铁腕并没能让犹太人屈服，反而将犹太人逼迫到了公开反叛的边缘。以至于罗马驻叙利亚总督都不得不亲自出手干预，罢免了彼拉多，将这个货遣送回了罗马。
这项举措是如此的受犹太人欢迎，差一点这群人就将叙利亚总督奉为救世主。
圣保罗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做出转变的，虽然不可能有人知道其转变的真实原因，但是我们可以进行大胆的猜测。之前说过保罗是法利赛人，遵循犹太律法的法利赛人怎么会走上全面否定和推翻犹太律法的道路？恐怕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保罗对犹太律法和犹太传统彻底的失望了。他恐怕认为坚持传统已经不能改变犹太人的生存条件了。
看看犹太人面对彼拉多的反应，处死耶稣的时候，犹太人上层几乎是一致喊打喊杀，但是面对彼拉多时却完全无能为力，竟然只能依靠罗马爸爸大发慈悲。而对于那位驱逐了彼拉多的叙利亚总督，犹太人竟然感恩戴德，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不是恩赐，而是那位总督的职责，那位总督也根本不是在帮助犹太人，而仅仅是维护罗马的统治而已。
那一刻，恐怕圣保罗的内心被狠狠地撕裂了，同胞的反应恐怕是让他感到了耻辱，也让他进一步认识到犹太律法和犹太人的圣殿真心是什么用都没有。既然它们没有用，那么还要它们做什么？
那么保罗的觉悟对李晓峰有什么作用呢？从后世华夏的经验看共产主义在改善国计民生似乎确实是一点用都没有，华夏的崛起是纯粹资本的作用。那是不是说苏联应该学习保罗将共产主义的条条框框丢开呢？干脆学华夏挂羊头卖狗肉算了，或者干脆连这张皮都别要了，华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去吧。
这是相当严肃的问题，很可能造成的就是天崩地裂，苏联这个基本盘是列宁这一带人好容易才拼下来的。没有毁于敌人之手，毁在了自己人手上，那才是叫可惜。
而且在李晓峰看来，全面否定原有的路线和道路一点儿好处都没有，苏联过去二十年的经验说明原来那条路在某些情况下还是有用的，至少帮助苏联完成了部分原始积累。现在将其否定，老百姓都不一定买账。
怎么样在不动摇本身的基础上完成改革，这就是学问了。那么历史上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借鉴吗？****那一套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功利主义的态度肯定是有问题的，说是物质和精神两手都要硬，实际上是一切向钱看。结果是动摇了党的基础，等发现问题的时候抓思想建设，顶多算亡羊补牢，至于晚不晚那只有时间才能证明。
可能有同志要说了，那一开始就抓思想建设不就行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思想建设哪怕是华夏改革之后也是年年讲月月谈，嘴炮就没停过，但是在资本的冲击下，效果如何？
这个世界上圣人总是少数，面对诱惑的时候，能有几个人不动心？思想建设的嘴炮是屁用没有的，仅仅靠几句空话就让人广大党员干部抵制糖衣炮弹，不能不说太天真了。人类历史上出了几个包公几个海瑞？
还有同志说制度建设，靠制度来约束。提法倒是不错，问题是制度这个东西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而且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只要是人类制定的游戏规则，就总能找到漏洞。更何况制度这个东西，总归要人去执行。
没有能落实制度的人，再好的制度也是三胖家的所谓民主，三哥家的所谓人权。那么究竟有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呢？还是看历史教训吧。
圣保罗的宗教改革成功了，基督教以其不可思议的包容性在罗马帝国蔓延。从最初的异端邪教变成一统天下的国教。应该说这恐怕连圣保罗本人都没有想到。
那么基督教成功的关键在哪里呢？实话实说这个宗教的教义是有硬伤的，什么硬伤？就是耶稣的地位。
按照圣保罗的说法耶稣是“人子”（也就是上帝的儿子），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从后来基督教主流教派的做法来看，一直都在想方设法的加强耶稣的神性，千万百计的抹除一切耶稣是人的证据。
但是耶稣的降临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如果他是救世主，那就应该拯救世界，至少拯救当时过的很凄惨的犹太人。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一点。犹太人在耶稣诞生和殉道前后的生活并没有显著改善，反而还极大恶化了。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这一次耶稣降临是洗涤罪恶来的，也就是发个信号，告诉世人要侍奉他，只有侍奉他才能脱罪，才能在他第二次降临时通过最后的审判得以进入天堂。
实话实说，这有点掩耳盗铃的意思。按照犹太旧约的说法，弥赛亚降临就是开启最后审判的时候。如果耶稣是弥赛亚，那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世界末日就将来临，死人将复活，然后一一接受审判，没有罪的上天堂，反之下地狱（是的，多提一句，不少同志以为按照三大一神教的教义，人死了就会上天堂或者下地狱，这是不对滴。正统的说法是，人死了是去不了天堂也下不了地狱的。只有到天启来临开始最后的审判之时，所有死去的人将复活，然后接受审判，那时候才能决定你最终将去哪。）。
很显然，耶稣并没有应验这一切，对此新约的作者们必须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就没办法自圆其说了不是。而他们给出的说法是耶稣这一次降临是帮助世人洗涤罪恶的，也就是说在给大家伙一个机会，只要信基督一心向善，末日来临就能通过审判然后上天堂。
然后圣保罗和基督的其他门徒还告诉世人，当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那就真是末日了，所以千万别犹豫，赶紧向主靠拢，这样才能得救。
从基督教的教义看，上帝他老人家真仁慈，总是要给人类一个机会，当年发洪水灭世的时候，通知了义人诺亚。这一次又派自己的儿子在世间走一回，再发警告，再给机会。
但是，这个解释实在是牵强。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圣子就是圣父，也就是说是上帝亲自降临人间给了人类福音和启示。但有人要问，至于这么麻烦吗？圣父何必变成圣子走这一遭？全能的圣父要洗涤人类的罪恶说不定弹弹手指就行了，要不然就像上次发洪水时再来个异象吓唬吓唬也挺不错，那效果比耶稣钉十字架好得多。
所以在基督教早期，对于耶稣的神性是有争论的，认为耶稣不具备神性的教派不在少数。按照这些教派的理论，耶稣的身份是先知，是圣父的代言人。这样角色再结合他的殉道就合理得多了。
比如说******教其实就尊奉耶稣是先知，是和穆罕穆德一个层次的。用穆罕穆德本人的说法，耶稣和他都是先知，都是来代替上帝（或者真主）传递福音和救世的。
从客观的角度说，穆罕穆德的策略更加的高明，他向后退了一步，不说自己是神子或者什么救世主，因为这个牛皮很容易被拆穿。之前基督教已经玩了一把二次莅临的把戏，他再来一次效果就差得多了。
他干脆宣布自己不具备神性，也不懂得什么神迹和神术，他仅仅是上帝的使者。当然，他很聪明的将耶稣从神坛上踢了下来，将其拉到了和自身一个档次，还宣布他穆罕穆德是上帝派来的最后一位也是最大能的先知，以后人类再不觉悟，也不会有新的先知来启迪他们了。
在教义上说******教没有什么新东西，基本框架还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延续下来的那一套。但是穆罕穆德却成功的完成了旧瓶装新酒的工作。而且从后来******教的发展来看，穆罕穆德非常的成功，完全不亚于圣保罗对犹太教的改造。
实话实说，李晓峰也很想完成一次类似的对苏联的改造，在保留旧有瓶子的前提下给换点新酒，让其重新焕发活力。
那么李晓峰想要的新酒是种什么样的酒呢？从经济上说就是摆脱计划经济的桎梏，加强市场的作用。在政治上说摆脱********的束缚，用更合理的手段处理国际关系。
先说前一项吧，要想摆脱已经实行了十几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确实有难度，尤其是这个体制还没有表现出明显问题的时候将其推翻，这肯定不会让既得利益者高兴。
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其实就属是苏联的特权阶级，这一批人包括相当一部分老革命，以及类似苏斯诺夫一样的本本主义者。他们对老的教条墨守成规，不希望也不认为需要改变。
这一批特权阶级在苏联数量还是相当广泛的，具体来说包括大特权阶级和小特权阶级，大特权阶级自然是那些高级老革命，比如说中央委员这个档次的高级干部。因为苏联独特的分配制度，他们能享受华丽的超国民待遇。
当普通苏联公民为了仅仅能容身的住房、自行车和基本生活而烦心的时候，他们拥有华丽的别墅、高级小汽车和大资本家的生活待遇。而且这批人的特权还延续到了他们的下一代身上。红二代们能依靠父兄的支持轻易的取得成功（比如说米高扬就是个典型，没有他的局委老哥，他能混那么好？）。而这样的父死子承的“传统”阻碍了其他“寒门”的晋升之路，拼爹的苏联将失去活力，将变成死水一潭。
李晓峰要做的就是改变这种局面，说实话很难。或者说基本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要么就像斯大林一样，直接将所有的老革命和老走狗都干趴下，换一批新人取代他们。这种办法倒是简单直接，红二代之所以是红二代，特权之所那么特殊，根子就在权力上，没有权力这就是个屁。
老革命死光光了，其后代还想子承父业恐怕是不可能的。但是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能算铲除了旧的特权阶级，而新的特权阶级恐怕又会很快诞生。所以我们能看到斯大林在生命的最后那几年突然对那些忠心耿耿的走狗出手，将包括卡冈诺维奇和莫诺托夫在内的走狗都打倒了。很显然，这就是斯大林想出的解决特权的办法，是准备将老头子干光给新人腾位置。
很可惜，这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在斯大林末期，苏联的特权阶级已经相当强大了，强大到一旦没有斯大林，就再也没有任何人能限制他们的。所以一旦有人想要妨碍他们的利益，他们就能联合起来让那个人滚蛋。
看看赫鲁晓夫的改革，客观说改革是对的（但是方法有问题），可一旦赫鲁晓夫触及到特权阶级的利益，这帮人就联合起来让其“退休”了。
对李晓峰来说唯一的好消息是，因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存在，近二十年内党内斗争虽然激烈，但是特权阶级却并没有历史上那么强大，处理起来稍微容易一点。
不过这并不是说这些特权阶级就好对付，参考犹太人的经验，旧的特权阶级（圣殿祭司和希律家族）是怎么扼杀施洗者约翰和耶稣的改革的，只要有利益存在，这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么李晓峰究竟准备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咱们往下看……（未完待续。）
424消化不良
特权阶级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利益分配的问题，从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以来，这个问题始终就是最核心的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分配制度总体而言是趋于公平。
当然，这种公平也是分对象和分国家。投胎在三哥那个地场就不要指望获得北欧的人权待遇。能投胎在发达国家不管怎么说还是比投胎在发展中国家要幸运。
换句话说，不同时期的俄国，这种公平也是不一致的。比如投胎在沙皇时代，除非你是贵族或者资产阶级，那真心不要指望享有多好的人权。苏联时代的老百姓不可避免会遇到很多生活问题，但整体而言还是比沙皇时代要强。
不过，苏联时代的普通生活水准和发达的西欧平均生活水平比起来，就又要第一个档次了。而这种差异就是导致所有问题的根源。没有比较，就无法显示出差异，如果全世界都是老子崇尚的那种小国寡民的生活状态，估计很多老百姓当牛做马还觉得有幸福感。
苏联的问题就在于同时代的对手们太强，让国内的老百姓一对比就显示出了极大的差距。再加上少数特权阶级的腐朽生活又放大了差距以及拉了仇恨，自然是千夫所指。
这种情况要么就学“曹县”，跟金家父子的那一套闭关锁国的愚民政策，将老百姓都当二傻子忽悠。不让他们发现真实的差距，这样能混一天是一天。但是哪怕是曹县也有多不胜数的脱北者。可见封锁和禁锢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套用马克思他老人家的话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出更多的物质产品以满足老百姓的需求，将大家伙的需求都满足了，一切问题自然是迎刃而解。只不过那种大同社会连老马都加了一个前提——生产力空前发达。
这个空前发达究竟要到什么样的程度，说实话，就跟有关部门是一个路数的，都是一个很模糊的指标。反正哪怕是到了21世纪，世界一哥美帝的老百姓是还没过上老马梦想中的生活的，至于比美帝还要壕的中东油霸和北欧圣母，虽然日子是过的不错，但是要说彻底的实现了大同，也是扯淡。
反正到22世纪看看老马的预言能否实现都是个问题。而且在李晓峰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物质的丰富程度，而在于人心没有止境。这么说吧，一百年前，华夏人普遍在贫困线以下挣扎，那时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能不打仗有安宁日子还能吃上饱饭就是大同社会了。
而一百年后呢？华夏老百姓的欲望还仅仅是吃饱肚子吗？恐怕顿顿有肉吃有衣穿都算不上啥天堂。找老婆都得有房有车，而要实现所谓的幸福感恐怕代价更高。
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一百年前顿顿有大米白面就算幸福，而今天有房有车都是最基本的。生产力的进步真的能跟上人类欲望的拓展吗？这么说吧，人类的眼睛总是只盯着生活比他们好的那个群体，人家有的他也想要有。
客观上说这促进了竞争有利于人类发展生产力，但与此同时随着欲望的膨胀，当这些欲望无法实现的时候，问题就产生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凭什么你丫开汽车老子就得蹬三轮？凭什么你丫住着豪华别墅，老子就得租房？这种比较在正常范围之内，是有益的，但是当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时候，这种比较就会放大人心中的负面情绪。
苏联的情况就是如此，你想想，如果特权阶级仅仅比普通老百姓强一点，负面情绪还会那么强烈吗？当你丫一个堂堂中央委员都只能踩自行车上班，那普通老百姓还会觉得走路坐公交不公平不合理吗？
可能他们依然对生活不满意，但发泄的矛头恐怕不会对准高层或者制度。这就是华夏太祖那个时期，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是没有多少人觉得上面的都是狗官，都是敲骨吸髓的王八蛋。因为大家的差距没有拉开，都在过苦日子。
但你要说太祖那个时期的官员都是廉洁奉公，都是人民公仆，那狗都要笑了。普遍的贪污受贿可能没有，但是占小便宜官僚主义作威作福什么，绝对是还是广泛存在。甚至越是芝麻绿豆大点的小官这种现象就越普遍，当年一个街道主任都是土皇帝，说你们家哪个小子姑娘下放那就得下放，说你不能参军上大学那就是一点儿戏都没有。要找他们办点事，一样是事难办面难看。总而言之，他们一样会“合理”的捞好处，只不过这种好处不是后来的几十万、几百万和几千万的大交易，可能是一匹布、一盒烟或者几斤肉。
反正说穿了，有利益的地方就会有私心，永远也不要指望所有人都公正廉洁，尤其是官僚，手握权力的他们，想要变坏实在太容易了。
这么说吧，哪怕李晓峰是个仙人也解决不了人心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始终坚持理想和信念，更多的人和普通人一样，有七情六欲有三姑六舅有摆脱不了的人情。
指望通过教化和灌输让所有人都变成捷尔任斯基是不现实的，这个世界上捷尔任斯基总是少数，更多的是善于钻空子的普通人。所以想要靠理想解决现实问题，就等于是画饼充饥。
李晓峰绝对不是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很清楚，暂时来看特权阶级是无法根绝的，他能做的是将特权阶级的特权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不至于贫富差距悬殊，导致越来越的仇恨和不满。
所以李晓峰想要做的不是彻底的消灭特权阶级，那是纯粹天真理想主义者才会去做的蠢事，是费力不讨好。如果他真那么做了，恐怕不比历史上赫鲁晓夫的结局好多少，立刻就会被群起而来的大小革命闯将们打翻在地。
李晓峰想要做的是限制特权阶级的规模和特权的大小。将其控制在社会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也就够了。更何况，有差距才会有动力，如果举国上下都是苦哈哈的，恐怕也是人心离散国将不国了。
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改革的目标也就有了，那就是消灭那些比较过分的大特权阶级，将这些不受约束的特权装进笼子里。比如第一条就是领导干部终生制，第二条就是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这两条太坏了。
第一条等于是给了特权阶级铁饭碗，反正无论如何都不会丢饭碗，做不做事、怎么做事就不重要了是吧！至于第二条，官只会越当越大，那还怕什么，反正犯了错误也不会丢掉乌纱帽，搞一点权钱交易不是很方便。
作为组织部长，李晓峰在这个方面发言权还是颇大的。反正先在党内施行这两条，卡住了党员也就卡紧了苏联的干部队伍。从卫国战争爆发以来，打着一切为了保卫祖国的由头，李晓峰和鲁祖塔克可是对干部队伍下了狠手，凡是官僚主义气息严重的，凡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只要你犯在他们手头，妥妥的要丢官。哪怕你丫的老子兄弟是老革命也不行，在卫国战争这个大前提下，没人敢为他们说好话。
至于老革命，老革命办事不力一样要被追究责任，那些资历老但能力低的也在这次战争中被清扫了一遍，要么退二线要么离休养老，总而言之能者上不能着滚粗。
说实话，一度压力颇大。也就是李晓峰和鲁祖塔克联手才能扛得住。而且也得感谢这场战争，在生死存亡的威胁下，没人敢打马虎眼，而这也无形中减少了相当的阻力。
总而言之，干部队伍的净化是有成效的，虽然没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是着实给党的中基层充实了一批有能力而且愿意做实事的年轻干部。就连列宁和托洛茨基对此都相当的满意。
当然，李晓峰很清楚，这并不意味着改革就成功了，实话实说，这算个屁的改革，根本就还没开始改革好不好。某人真正在意的还是经济制度这一块，这一块不作出改变，意义不大。
动这一块才是改革，前面那个仅仅算是完善了用人制度，算不上设么改革。按照李晓峰从后世学来的经验，计划经济在国家一穷二白的时期还有点用，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生产。但是过了这个时期，其负面效应就会爆发，会越来越僵化越来越不合时宜。
而在李晓峰看来1960年对苏联来说就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一年以前，计划经济还能维持和有所发展，而在此之后，基本就只能算一年不如一年了。
为什么呢？这还要从苏联的经济形势说起，十月革命之后就不用说了，算是一穷二白。在此之后的二十多年里都必须集中国家资源搞建设，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可以完全体现出来。如果没有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在1950年左右应该能最初的原始积累。
不过因为二战的爆发，惨烈的战争吞噬了不少之前的努力，再算上后面恢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以及不景气的世界大环境，很有可能苏联在1960年前后才能完成这个积累。
而在此之后，问题就要开始爆发了，什么问题呢？缺乏更多的动力了。计划经济中全国的一切国计民生都要靠计划，一个工厂、一家企业生产多少商品完全靠国家的计划，国家说你生产多少你就生产多少，而且销售什么都不用管。
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和消费群体是完全脱节的。对企业来说，国家命令它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缺乏创新的动力。而对于消费群体而言，所有的消费品都是既定的，压根就没得选择。
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企业根本不关心顾客的反馈，反正他只对国家的计划负责，实际上生产什么企业也完全没得选。这就是相当呆板了。如果是封闭的经济圈能够完全自足自足还好说，大不了关起门过自己的小日子。
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自给自足，哪怕是美国和苏联也必须进口相当数量的工业原料和其他物资，也有一堆穷亲戚和小弟要打发。而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得用本国的产品去交换。
而计划经济的体制很难应付其他国家的竞争，仅靠国家的统筹计划很难对抗其他对手的市场经济。毕竟后者更加灵活、更加面对消费市场。而结果就是要么关门过小日子，要么就只能靠出口初级原料被剥削。
看看苏联解体之后的那一票加盟国（包括俄罗斯在内），因为工业缺乏竞争力，迅速从国际市场消退，而随着苏联时期的老企业一家家的完蛋，被动的完成了去工业化的道路。最终一个个沦落到靠卖石油过日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要知道苏联时期的重工业还是相当牛逼的，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全完蛋了。说白了就是计划和实际脱节了，苏联时代的计划经济实际上就是一个封闭的市场，没有外部竞争的时候，还能在社会主义圈子里称王称霸。而一旦苏联本身消亡，不能在维护这个经济圈，丢掉了大部分市场，自然要完蛋。
更何况苏联的计划经济是国家主导一切的经济形势，说白了就是一国最核心的那几个人决定一切，他们的意志代表了一切。而我们都知道，是人都会犯错误，一旦这几个人的决策出现问题，那整个国计民生都要受到影响。一切都全凭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他说要生产多少原油、煤炭、钢铁就得生产多少，哪怕不合理也得这么干。
再加上冷战期间，为了应对北约的威胁，苏联是疯狂的扩军，这又挤占了大量的计划份额。然后加上一大票找老大哥打秋风的小兄弟，最后的结果是苏联的计划完全不符合实际，导致民生领域的投入在六十年代中期就基本停滞，结果自然是生生憋成了小儿麻痹，不垮台才怪。
要改变这一切，其实重点很简单，那就是明确苏联未来发展的目标。说实话，苏联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简直是一锅粥。从他们的逻辑看，美帝是邪恶的敌人，敌人绝对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所以要保证苏联的生存就要不惜一切代价的跟美帝对着干，要在所有的领域跟扬基别矛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想法是对的，苏联和美帝确实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确实是你死我亡。后来美帝不就给生生给老毛子和平演变了？但是，苏共的领导人忽视了一点，苏联当年的国家安全实际上是有保证的，不管是作为五常还是世界数一数二的核大国，美帝想要通过军事手段消灭苏联是不可能的。其国家安全的紧迫性其实没那么强。
对苏联开说，如果保持战略防守态势，维持一只较为合理的军事力量，继续相持下去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而老毛子比较奇怪的是，完全是冲着同美帝争霸去的，而更奇特的是这种争霸实际上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没有多少好处。
简单的分析一下，作为一个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苏联几乎不需要多少其他国家的原材料，不像英国那么依赖殖民地的供应，作为一个基本封闭的经济圈，他又不需要什么海外市场来倾销商品，这也就决定他不需要太关注海上利益，甚至不需要去争夺海权。
这种情况下，苏联对英美等传统赚剪刀差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不具备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说非要有矛盾的话，那也是********上的，完全出于世界大革命的理论构想。但实话实说，这对苏联真的有好处吗？
支援穷兄弟闹革命，固然是可以拓展地盘和地缘影响，让苏联从此不再被孤立。但是在经济上完全是赔本的买卖，苏联几乎不需要这些穷兄弟家里的初级工业原料，反而还要源源不断的给予支援，这怎么看都是赚了面子赔了里子。
而这些穷兄弟对于英美等外向型经济体意义更加重大，苏联这是自己赔本还要断人财路，你说他们能忍。
总而言之，苏联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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