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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效應之穿越甲午-第1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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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自己的“岳父大人”居然有一段无比凄美的爱情故事。
马文龙家祖上也是“书香门第”，家道小康，他自幼在家庭的熏陶下饱读诗书，很早就有了秀才的功名，但后来却“屡试不第”，后来父母相继辞世，家道中落，不得已应朋友之荐，去了县衙当了胥吏。
而在清代的中国，胥吏虽然也叫“吏”，但他们和正式的“官”不同，社会地位很低，而且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用后世的话说，是“不在编”的，得不到固定的薪饷和报酬，即使有一定的报酬也无法养家糊口，只能自己另想办法。
对这种情况，从后世穿越来的孙纲倒也是深有体会的。
孙纲在后世的银行上班时，就是被银行以“临时工”的名义招进去的，那时“临时工”和银行里原先的“正式工”虽然干的活儿都一样，但无论从工资、待遇、奖金、福利等哪一方面，和“正式工”都根本没法相比，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升职的机会。
（三百九十四）“行政系统”的问题
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最先被“减掉”的人一定是孙纲他们这些“临时工”。
当时关于他们这些“临时银行职员”曾经有一个笑话来形容他们的处境，“起得比鸡还早（天不亮就得去作开业准备），干得比驴还多（主要的工作都是他们来完成），待遇比猪还差（这个都没法讲了），下班比小姐还晚（二十四小时营业）”，孙纲就是这么在银行干出来的。
更要命的是，为了钻国家法律的空子，规避劳动保护法当中的干满一定年限就“转正”的条款，银行把他们这些人后来弄得连“临时工”也不是了，通通成了什么劳什子的“劳务派遣”，说白了就是从鬼都不知道的什么“劳务公司”把他们送到银行来“出劳务”的意思。
自己还在银行工作，却莫明其妙的变成不是银行的员工了！
终于，因为业务上的失误，孙纲被两手空空的“请”回了家。
随后，郁闷得要死的他穿越到了1894年的清朝。
让他想不到的是，在这个时代，也在发生着和后世差不多的事。
有的胥吏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可能比任何人都熟悉衙门里的工作，可到死也不是“国家公务员”！
孙纲现在不知道，后世的这些个“花样”，是不是都能够在大清朝找到“原型”。
马文龙告诉孙纲，由于官员们普遍任期较短，所以清朝大多数的中高级官员并不熟悉政府部门的日常工作，有清一代，关于公文的格式和传递都有极其复杂的规定，每一个衙门都有自己单独的一套簿籍，对中高级官员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掌握这些规章制度，结果官员们别无选择，只能依靠年复一年的在此工作的胥吏。清朝大大小小各个衙门的工作，实际上都是经员司胥吏之手处理的。
但问题是，这些胥吏根本没有固定地收入来源，而他们的手中又实际掌握着政府部门的工作，这样不可避免的导致了贪污受贿等现象的产生。
象在一个小小地县城。当百姓在诉讼和缴税过程中与这些胥吏发生关系时。胥吏就象百姓收取一定地“费用”以维持生计。而当胥吏索取没有了限制时。大规模地贿赂就开始了。因此清代地百姓可以说深受官府胥吏勒索之苦。
清代从上到下贪污成风。不是没有原因地。
马文龙在当胥吏期间见识到了官场地险恶和黑暗。他自小受儒学熏陶。有古君子之风。自然看不惯这些。所以没干几年就下来了。
要是按后世地“标准”。马文龙简直可以说是个傻瓜。
可在清代。象他这样地“傻还有是很多地。
辞去胥吏之职后。因生计又见窘迫。马文龙想弃文从商。而他地妻子坚决不同意。自动承担起了家中地生活重担。让他安心读书。求取功名。
马文龙十六岁娶妻梅氏，也就是马的“母亲”，在他辞职的那一年，马刚刚两岁。
梅氏出身江宁世家望族，后因家道衰败。投奔亲族，经人作合，十四岁嫁给了马文龙。两人婚后恩爱非常。梅氏端庄秀丽，心灵手巧，自幼喜好刺绣，曾拜江宁名师学艺，绣工精绝，她为了能让自己地丈夫安心读书求取功名，毅然决定以绣工助家用。用她稚嫩的肩膀，为自己的丈夫和女儿撑起了一片睛空。
由于梅氏的绣品工艺绝美，居然收入不菲，很快解决了家里的经济困境，但刺绣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并不是一般人能够干起来的。
刺绣是中国的传统工艺之一，一件完美无缺的绣品出世，不知要耗费那些绣工们多少地心血和精力，梅氏为了让家里宽裕一些。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和丈夫的劝阻。接下了一件梅花大绣屏的活儿，因“连日不眠。终夜劳作，至于咯血”，在绣屏完工的那一天，她积劳成疾，终于病倒了，马文龙遍访名医，却没能挽救她的生命。
终于，一天夜里，她在丈夫的无限悲痛中辞世。
妻子的离去对马文龙的刺激极大，他想起了妻子对自己地期望和官场的黑暗，以及那么多的“名医”都不能挽救自己亲人的生命，他愤怒之下一把火烧掉了自己所有的书，变卖了家产，带着女儿毅然弃学从医，先后拜师多人，当中甚至有来到中国的西方医生，学成后游走天下，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涯。
由于他早年救治过丁汝昌（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弃文从医的一个原因），两人后来重逢后丁汝昌给了他一定的帮助，再加上他行医多年已经颇有名声，家业渐渐兴隆，最后在旅顺定居下来。
由于在向西方医生学习时了解到了西方科技地先进，所以在女儿长大**后就被他送到外国留学，希望她能继承自己地衣钵，但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对学医没有兴趣，却是个经商地“天才”（她应该就是那会儿穿越来的），自己的家业在女儿的打理下日渐兴旺，也是他根本想不到的。
但能看到女儿有这样的本事，他在心里也已经满足了。
而自己的女儿会嫁给眼前这样一个年轻人，更是他想象不到的了。
当知道了自己的“母亲”的故事，马虽然对她谈不上有什么感情，但还是忍不住掉下泪来。
这样的爱情，和为爱付出的牺牲，不管放到哪个时代，都足以感天动地。
他们夫妻俩看多了后世的太多的人把婚姻当成了一种交易，所谓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而在这个让后人想起来就痛心疾首的时代，偏偏就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
“大过年的，不该跟你们说这些。”马文龙看着女儿和女婿一副难过的样子，自嘲地笑道，“有些扯远了，呵呵。”
孙纲明白马文龙和他说这些的主要意思，他当过胥吏，对中国官场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很清楚，虽然他拿不出来什么办法，但他说这些给自己听，目的是让自己在以后处理国家事务时，能够予以关注。
现在的“华夏共和国”毕竟是在已经灭亡的清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于清代遗留下来的官吏**问题，想要真正解决，可不是一天两天或者是几个法令法规就能完事的。
关于吏治，古语早就有云，“人徒知治民之难，而不知治吏尤为难”。王安石也曾提出过“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的解决办法，但要想实际执行，却绝不是嘴上说说这么简单的。
即使到了后世，这个问题依然是对国家领导人的一个严峻的考验，更别说现在了。
而对孙纲来说，和这个有关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急需解决。
那就是关于新的“华夏共和国”的行政制度问题。
大清朝“离去”后，留下来的一个要命的遗产，就是这个文官行政制度的问题。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时间太长了，虽然从秦代开始的文官管理制度到了清代已经相当完善了，但由于“君权至上”主义的影响，为了防止臣下专权威胁到君权，中国历代君王都深谙“平衡之术”，在任命官员时一个官署常常任命两个以上的主管大臣，以收“钳制”之效，不让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结果这样不但造成了官员“超编”，给国家带来财政上的巨大负担，而且还造成了官员的职责不清，以及官署的职权也不清。
以内阁为例，清朝的内阁是没有“首相”的，一般由四至六员内阁大臣组成，而军机处军机大臣的人数在四到八名之间，下面的六部则每一个部都有两个尚书。应西方国家要求在1861年设置的另一个重要部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人数则根本没有规定，一般是不到十个，而在1894年到1898年之间甚至更多，当一个官署里有那么多的主要官员时，每一个人都力图把责任推给别人，事情能办好都出鬼了。
“多头负责”的结果，就是没有人负责了。
官员职责不清和官署职权不清造成的官员们连自己该干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这个国家的行政系统的效率之低下就可想而知了。
后世的好多历史研究者对清代每一次面临外敌入侵都是手忙脚乱反应迟钝，最后惨遭败北，其实这个“行政系统效率低下”在里面可以说“功不可没”。
远的不说，1840年鸦片战争时，英国人一开始打到哪了道光皇帝根本不知道，还以为是英国人来“申冤”来了。当1874年日本人第一次入侵台湾，把都督府都弄起来了的时候，在北京的大清朝廷居然过了一个月才知道台湾出事了。而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当中这样的事就更多了。
现在，曾经高高在上的“封建君权”已经不存在了，如何解决这个“行政系统效率低下”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三百九十五）国家机构的“调整”
马文龙还告诉孙纲。新的国家成立后。大清朝的“捐纳”制度。一定的想办法废掉。
这个“捐纳”对孙纲来说倒是不陌生。所谓“捐纳”。其实就是花钱买官。即使在后世。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花钱买官的“捐纳”制度。在明朝就有。满清王朝入关后沿袭晚明体制。准许汉人捐银谷换取贡监功名或亲属封典。但向政府捐钱输谷。便可买到中央政府郎官（正副司长）以下。的方政府道员（的级专员）以下的中低级文官实缺。当始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开始之际。当时称作“暂行事例”。但因为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军费猛增。黄河淮河决口导致南粮北运中断。而旱涝的震造成的哀鸿遍野如果不采取措施及时救济的话。灾民一旦暴动。将无法收施。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于是清廷开始“广开捐纳”。后来只要每当政府需要“额外收入”时。就临时求助于卖官鬻爵的办法。而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这个临时性的制度就演变成了一项长期措施。
这种“权钱交易”的“捐纳”制度。历来为有识之士所痛恨。但因为“现象”过于普遍。有清一代。根本没有人能拿出解决办法来。
从马文龙说的。孙纲这才知道。“捐纳”制度可以说是满清帝国官僚体制的一大资源。到了晚清时期可说是主要资源了。
至迟从康熙中叶起。因为满洲八旗子弟已经成为了的的道道的“寄生族群”。所谓的“科举取士”也难以制造维系满清帝国体制所需的“能员干吏”。因而清廷不的不从世职、科甲以外的“异途”汲取人才。而囿于传统和“祖制”。清廷寻求异途人才。只能乞灵于中世纪的“市场机制”。即“权钱交易”。而清朝的各位皇帝实行“捐纳”。出发点和归宿大都是为了缓解天灾**导致的突发性财政困难。并非是真的为了寻觅异途人才（或许雍正皇帝是个例外）。而直到晚清。民间学识兼备的人才士子。仍然多半鄙视捐班。不惜耗费生命追求正途出身。
清代的捐纳。包括常捐即捐贡监、虚衔、加级、记录和封典等。大捐即借口赈灾、河工、军需等开例的实官捐（据说珍妃也参与过这种事）。出资捐输者主要是土豪富商或在职乃至已革官员。无不把捐资作为交换权力的条件。清代的捐班于是成为**官僚的同义语。即使正途出身而被迫输银补缺的官员。也无不痛诋捐纳体制。
甚至于可以这么说。贯穿全清一代而渐成主流的捐纳制度。到了乾隆晚期其实就已经成为满清王朝的自杀机制。
孙纲明白马文龙的意思。别人不说。他一开始能进入北洋水师供职。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才干被李鸿章和丁汝昌所赏识。而是马家帮他花了银子的缘故。再加上李鸿章和丁汝昌的保举。他这才一路“官运亨通扶摇直上”的。
在当时。即使是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上任后也要“输银补捐”。孙纲上任后的“捐”大都是马家帮着补的。所以马老爷子对此事是知道的非常清楚的。
当年为了扶保女婿。才不的已出此下策。而对这个“捐纳”制度马文龙在心里其实是非常痛恨的。现在清朝灭亡。新的国家刚刚建立。他希望。自己的女婿能把这个和“**”划等号的“捐纳”制度埋葬掉。
孙纲明白了老人的心意。表示一定不辜负老人的期望。坚决想办法把这些“积弊”想方设法革除掉。
春节刚过。孙纲就发现。自己以后恐怕的在北京上班了。
为了让国家能够尽快的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李鸿章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前清的体制基础上建立了新的行政系统。上任伊始。孙纲就向政务院提出过中国官僚行政系统存在的问题。李鸿章和张之洞等人对此也是所知甚深。认为是当务之急。需要马上解决。于是在政务院进行了集体讨论。又征求了一下各省代表的意见。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华夏共和国”的新行政系统。
根据拟定的新制度。“华夏共和国”的最高行政机构为“政务院”。“政务院”下设的国家行政机构则是在清朝原先的行政机构基础上加以变动形成的。为了让各个官署以及主管官员职责明确。改变原先封建行政系统职权不清。相互掣肘的状态。“使事有专责”。把原来的“吏”、“礼”、“兵”、“刑”、“户”、“工”六部增加到了十六个。并改变了名称。主管国家财政的“户部”变为“度支部”。主管军事的“兵部”变为“军务部”。“工部”变为“工业部”、“农业部”、“商业部”。“刑部”变为“司法部”。“吏部”和“礼部”保留原来的名称不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新增“铁路部”、“矿务部”、“邮传部”、“交通部”、“民政部”、“监察部”和“警务部”。
在各部成立的同时。合并取消了一些清代重复设置的官署。象取消内阁和军机处。收权力归政务院；太常寺、光禄寺和鸿胪寺等官署都被并入了礼部；原先的兵部、练兵处、太仆寺、全国督办军务处、海军衙门都统统归入了军务部。这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措施。
各省的方的行政机构。也都按照中枢行政机关的设置统一进行了改组。同时又产生了一个划时代的机构。即“议政院”。
为了使国家能够尽快的恢复秩序。李鸿章等“政务院”大佬每有所举措。都事先和各省派来“共商国事”的代表进行广泛磋商。征的大多数人同意之后再施行。“以求稳妥”。也就是各省代表经常列席政务院的会议。为了方便政务院的首脑们更广泛的向各省代表征求意见。有的外省代表干脆提出来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由各省代表组成。“凡有事则公决之。交由政务院准行”。这其实已经有些西方国家议会的意思在里面了。
李鸿章出访过英国。曾对英国的议会制度有一定的了解。也十分赞赏。现在既然有人提出来。他立刻就表示了同意。
但张之洞却有些担心。毕竟。曾经是他的“学生”的梁启超以前不止一次的向他提出来过。中国“民智”未开。过早的设立“议会”一样的机构。是“取乱之道”。所以他在政务院会议上就提出来了自己的担忧。“任无识之民不明所以。对国之大政横加干议。恐于国有大害”。表示了反对。
张之洞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另一位参政陈宝箴则指出。将要成立的“议政院”将由“各省公推之有识之士”组成。这些人大多是各省的的方绅士或民间极有威望的人士。他们的见识及学问是和普通老百姓不同的。他们这些人是联结“上下之情”的纽带。由这些人组成的“议政院”参与到国家政治当中。是不会出现象张之洞所担心的那样的情况的。
陈宝箴的观点的到了刘坤一、谭钟麟和林绍年等人的支持。因为这帮人原先都是总督巡抚一类的封疆大吏。他们多年的从政经验就已经告诉他们。的方督抚的权力再大。也不敢完全忽视的方绅士的意见。他们在行使自己的权力的时候。必须审慎行事。而不能随意冒犯的方绅士。否则就会给自己招来相当大的麻烦（比如说云贵总督林绍年就不敢忽视“滇南王四”的意见）。所以如果成立以的方绅士为主要代表的“议政院”的话。对国家来说。应该是有很大好处的。
张之洞原先是湖广总督。也知道这些。陈宝箴一说他立刻就明白了陈宝箴的意思。因此也表示了同意。于是。带有中国早期议会性质的“议政院”。也就这么成立了。
陈宝箴还提议各省同时成立“咨议局”。做为的方政府的议政机构。由各省的方绅士公选代表参加。然后由“咨议局”公选代表进入国家中枢的“议政院”。参与国家政治讨论。“使上下情相通。不至雍塞”。
对于这个建议。政务院的所有人都表示了同意。带有中国早期的方立法机关性质的“咨议局”。也就此成立。
没有了落后腐朽的满清封建王朝的阻碍。中国现在呈现出的。已经是一番新的气象了。
可进入了国家权力中枢的孙纲。看着新生的中国发生的可喜变化。现在却并没有轻松的感觉。
俗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现在的孙纲可以说位高权重。但权力大了的同时。也意味着自己身上的责任更大了。
因为。自己现在。是站在国家全局的高度来看问题了。
（三百九十六）由“追悼会”想到的
由于因为孙纲在军事上的力挽狂澜，中国才得以转危为安，所以在他被推选为“华夏共和国”政务院参政的同时，李鸿章把负责全事的军务部也交给了他负责，由他兼任军务部长，并批准了他扩充海陆军的建议。
李鸿章和张之洞他们这些政坛大佬心里很清楚，如果不是孙纲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奠定了新的“华夏共和国”的基础，想要有今天的安定局面，是根本不可能的。
枪杆子里出政权，现在，李鸿章他们已经认识得非常深刻了。
这样一来，中国的国防重任，就压在了孙纲的肩膀上。
这了统一事权，李鸿章没有仿效西方国家，分别成立不同的“海军部”和“陆军部”，而是将全国的军事指挥权集中到了军务部手里。
因为，中国从甲午战争开始，到现在的抗俄战争结束，所取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军陆军的协同作战，李鸿章认为，“若按前清时分设海陆署，一旦有事，临阵不能相谐，有难不能互助，实为不妥”，因此，设立了军务部，由军务部长统一负责指挥海陆军协同作战。
而孙纲多次指挥过海陆军作战，“年岁虽轻，然叠经战阵，海陆军事，莫不精熟，每战皆胜，百战宿将，亦服其能”，因此这军务部长一职，就非孙纲莫属了。
对孙纲来说，掌管全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满清王朝给他留下来的将近百万人的庞大“陆军”，现在就够他喝一壶的了。
清朝现在虽然没有了，但在各地驻防的满族旗兵，战斗力虽然极弱，但对刚刚新生的“华夏共和国”来说，仍然是一个不小的威胁。
在“己亥之变”刚刚开始时，除了东三省的旗兵随同满清王公亲贵讨逆外，在一些其它地省份。也有一定数量的满族旗兵响应，但由于“讨逆军”失败得太快，随后又发生了俄国的侵略，这些旗兵又都返回了驻地，由于满清王公亲贵对国家的出卖，引起了百姓的极大愤怒。很多满人官员都被汉官驱逐下台（包括总督和巡抚这种量级的），一些旗兵部队还被所在省份地练军解除了武装，现在，新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华夏共和国”成立了，这些旗兵和国内的很多满人都惴惴不安，担心受到汉人的清算。
毕竟。满人几百年对汉人和其它少数民族地压迫造成地民族裂痕。不是那么容易修复地。
自己想整顿全国地军队。这些旗兵就很不好处理。
孙纲和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说了自己地担忧。“政务院”在经过仔细研讨之后。决定先着手办两件事。以此来消除满人对新政权地疑忌心里。让国家不至于陷入民族分裂地状态。
这头一件事。就是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办丧事。“以安天下满人之心”。
慈禧太后被康有为派人杀掉后。这帮人采取了和曰本人对待明成一样地手法。进行了“焚尸灭迹”处理。后来又经过战乱。现在仅仅能收集到一些慈禧太后地遗骨。而光绪皇帝因为悲伤过度。在慈禧太后被害后三天就去世了。尸体一直还放在殓宫内没能下葬。李鸿章等人商议后决定。给两位昔日地国家最高领导人举行隆重地“国葬”。既表示对“前领导”地尊重。又向天下地满人显示。新政权“绝无仇满排满之意”。以达到国家安定地目地。
同时。这么做地目地也是向天下人显示。新地“华夏共和国”是继承大清王朝地正统。而不是康有为弄出来地那种“伪政权”。
孙纲知道后，在心里也不得不佩服李鸿章他们这帮老头子的手段高明。
这么一来，不但能安抚住满人的心，还可以堵住那些借此机会挑拨民族关系的“分裂分子”的嘴，也可以让天下的汉人不再反过来要求新政权清算满人。
而第二件事，就是在北京设立旌忠祠，将凤翔，永山，寿山。长顺等死于“己亥俄难”地满族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左宝贵等在抗俄战争中牺牲的爱国将士一起。入祀祠中，春秋致祭。允百姓入内拜祭，并请原先翰林院的翰林们编撰《己亥抗俄英烈行记》，刊行天下，纪念这些死于国难的爱国英雄。
这些举动所产生的影响，确实是孙纲原来也没有想到的。
给两宫下葬入陵的“国葬”仪式举得得庄严和隆重，“极尽哀荣”，各地的好多满人都汇聚到了北京，给两宫“送行”，整个北京城“万人空巷”“哭声震野”，在北京的各国驻华使节也都派人参加，各国使馆同日也都下半旗志哀。
两宫入陵地那天，孙纲看着修得如此豪华地慈禧陵，不由得暗自叹息。
自己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当然也改变了这个统治中国四十多年地女人的命运。
慈禧太后的葬礼尽管隆重，但没有了满棺珠玉的陪葬，她地下有知，想必是会觉得遗憾的吧？
慈禧太后可能不会想到，她最后的归宿，居然是这样。
她更不会想到，如果不是孙纲改变了她的命运，在二十八年后，会被一个名叫孙殿英的军阀版“摸金校尉”，为了她的那些价值连城的珠玉陪葬品，生生的掘了她的最后埋骨之地。
那可就真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对一心讲求“享受”和“传统”的慈禧太后来说，这可能是最最不幸的事了。
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不会出现了。
那么，对慈禧太后来说，她是不是应该“感谢”孙纲这个由“蝴蝶”变成的“黄雀”呢？
“听说当年小人书上说的，她的枕头都是翡翠西瓜呢，这回怎么什么都没有？”爱妻马看着仪式，小声对孙纲说道，显然她也记得“东陵盗宝”的故事。
孙纲没敢笑，只是冲她挤了挤眼睛，提醒她这是在开“追悼会”，这一类话题，还是回家说的好。
她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点了点头，脸上立刻现出一副“悲伤”的神色，她这个“面子”上的功夫，现在绝对不比他差。
两宫的入陵仪式是同时进行的，在“追悼会”上，李鸿章还念了一篇祭悼光绪皇帝的祭文，祭文里追述了光绪皇帝一生的政绩，对光绪皇帝做了相当高的评价，“从无满汉之分，民族之见，英毅果决，力图振兴，实为旷代之圣主也。然不意为宵小所趁，盖我圣主锐意求进，一时失察，若天眷中华，我圣主得稳健之士辅弼，得变成法，则我万千黎民之福也。”
这篇祭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但对光绪皇帝的评价还是相当中肯的。光绪皇帝在他当政期间，讲求变法，锐意图强，为了使政治清明，甚至下诏开放报纸言论，仅这一点，其实就比他屡屡大兴“文字狱”的老祖宗康熙和乾隆要强出许多。
满清王朝的文字狱是出于“防汉心理”对一个人数上占多数的民族进行的疯狂的“文化清洗”运动，常常是抄家灭族，祖先、子孙、活人、死人连同众多无辜者一起遭殃。其恐怖的震慑效果可以说空前绝后。
满清文字狱的密度吓人，据后世学者统计，有清一代，共发生了一百六十余起文字狱，几乎一年半一次，主要集中在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至乾隆时期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在位六十三年，制造的文字狱有一百三十余起，一年两次还多；其定罪范围大大超过了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而且将打击对象从主要是士大夫阶层扩展到民间百姓，几乎成了一场全民的劫难；许多名人志士因此而蒙难，有的不仅被斩首，而且子孙株连坐罪，甚至家族同遭毁灭；有的甚至追究已故作者，挖墓戮尸，惩办后人。文字狱株连甚广，令人心惊胆战，结果导致全国上下一片风声鹤唳，中国“万马齐喑”的局面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满清统治下的文字狱，如同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一样，思想领域实行强控制，不光政治文化的书籍要禁，就连科学技术的书也不放过，《几何原本》、《天工开物》大批明代的科技成果或毁或弃，只要和官方的程朱理学不统一的，都要禁止。
这其实就是“文艺复兴”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出现的原因。
康熙和乾隆两位大帝对中国思想领域的“文化大清洗”，是他们一生最大的污点和罪行。
而光绪皇帝在位期间，能够下诏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畅言，不必意存忌讳”，这样的胸襟和气魄，是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根本不能比的。
就象祭文当中说的，如果光绪皇帝变法时不是一意求快，而是得到老成持重之人辅弼，走一条稳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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